怀昭:野蛮之诗:一场25年的裸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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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六四之后的血色黄昏中,让诗继续朦胧下去也是野蛮的。25年来,中国的诗歌只可能是在“我哭豺狼笑”中演绎着存在。我作为一个也算有诗忝列《北大诗选1978-1998》的“八九文青”,不读、不写诗也整整25年。

今天,出于文学编辑的一个职业转身,我试图拼凑起这25年不读诗形成的断代。从源头的廖亦武的长诗《大屠杀》开始,我随波顺流而下,伸手捞到王藏的一纸《没有墓碑的墓志铭》。

……

这不是荒原不是恶之花不是嚎叫而是墓园

墓园是舶来品,群尸在此处杂交生根发芽

这是一棵能与天地斗争的铁树,分秒开花

果实能把土壤成片饿死暗疮一挤就出黄脓

生活有滋有味,什么都显得不匮乏且臃肿

铃铛叮当叮当,赶尸者如今提防着抢尸者

煞气冲天但习以为常,天象久未异常变幻

判贡虫尸畜,虚实贼微正,五邪复加五邪

五浊恶世化身五浊盛世,从韶山阴沟升土

腰间的草绳从湘西出发,直奔天安门广场

……

风将骨头穿针引线,为了集体化宏大叙事

没有瞳孔能选择观望蜡烛也不能脱离其中

人世间再没有残酷之事,时间能照暗伤口

杀机重重,弹孔构建的是宠幸不是大屠杀

……

(王藏:《没有墓碑的墓志铭》,2014)

这首属于新生代的长诗,其实毫无任何“新”时代感可言,而引起我注意的也正是它的自暴自弃,它的字里行间看不出25年变迁,它的把诗的涂抹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这位可能是六四后才出生的诗人,试图用他搜集到的所有用于控诉和揭露的字眼,来堆砌一块真实的墓碑,并要让它具有碑的形状、体积、份量和质感。

这让我很自然联想到廖亦武那首著名的《大屠杀》

… …
开枪!开枪!向老人、向儿童、妇女开枪!向学生、工人、教师、摊贩开枪!扫射!扫射!瞄准那些愤怒的脸、惊愕的脸、痉挛的脸、惨笑的脸、万念俱灰和平静的脸扫射!尽情地扫射!那些潮水般涌过来又转瞬即逝的脸多么美丽!那些即将上天堂和下地狱的脸多么美丽!美丽,把人变成怪兽的美丽!引诱人去糟踏去诬蔑去占有去玷污的美丽!干掉一切美丽!干掉鲜花、森林、校园、恋爱、吉它和过于清纯的空气!干掉那些想入非非的念头!扫射!扫射!好过瘾啊!就像吸一次大麻、上一次厕所,在兵营里乱搞一次叫老婆的玩意!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啊!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支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多好玩啊!人类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云上去!追到地缝和皮肉里去扫射!把灵魂再打一个洞!把星星再打一个洞!穿红裙子的灵魂!系白腰带的灵魂!穿球鞋做广播体操的灵魂!往哪里跑!我们要把你从泥土里挖出来,从肉上扯下来。从空气和水中捞起来。扫射!… …我们没有家了。谁都知道,汉人没有家了。家是一个温柔的愿望。让我们死在愿望里!扫射吧扫射吧!让我们死在自由。正义、平等、博爱、和平这些缥缈的愿望里!让我们变成这样一些愿望。站在地平线,引诱更多活着的人去死!下雨了,不知是雨滴还是透明的灰烬。妈妈你快跑!儿子你快跑!哥哥你快跑!弟弟你快跑!小兔崽子,你快跑啊,咱们哥俩只能死一个。刽子手不会手软!刽子手,仁慈的仁慈的刽子手,放过这些妇女和孩子,放过这个妇女和孩子,给汉人留下一个种,就一个种。求您啦,刽子手!你不会手软吗?更可怕的白昼要来了。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好过瘾呵… …

(廖亦武:《大屠杀》节选,1989)

这相隔25年的两首诗之间可以衔接得多么自然。从这两代份属父子辈的诗人之间,看不出时代变迁的“代沟”,看不出他们已经相隔了25年。这种感觉,被崔健——六四天安门广场上的摇滚乐教父——最近在纽约接受采访时一言以蔽之:“只要天安门还挂着那张脸,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同代人。”

又该如何形容这样的感觉?

我感到时间停滞,我感到了涅槃;我感到在几代人的跨度内,
仿佛几秒钟,我的祖父、父亲、我儿子,竟成为同代人,
互相僭越,称兄道弟;我感到的两个世纪仿佛两小时,
才死的又生了,才生的长出胡子;
我感到时钟在午夜、四十年前我出生的那一刻停摆,
我老家的那台座钟,早已散架忽然又响起来,
像骷髅长出血肉;我感到已消失的从未离开。
… …

(李知行:《涅槃之歌》, 2014)

一句话,除非你不打算尽你语言的责任,除非你扔笔不写,否则作为一个诗人,诚实的诗人,你的诗歌超越不掉这25年。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小说家的廖亦武,25年来他一直不断在重复一个六四主题,绕进去出不来的那种,从形式到内容。他没有像一般意义上成功的专业作家——比如阎连科——那样,在写作形式上时时出现超越自我的焦虑——后者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他必须时时留意和阅读不断涌现的名作,为的是对新的文学流派和风格样式有所把握,好在创新和超越的同时,避免鲁迅《狂人日记》或韩少功《马桥词典》那样被人诟病的对前人的重复。

廖亦武何尝不曾是一个“成功的”诗人、“专业的”作家。在六四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中,无论在官方的诗坛上还是在民间,他都已经是一位因不断自我超越而饮誉的先锋诗人。是六四枪声中完成的长诗《大屠杀》,才使他正式走上了政治反抗的道路。

1993年,当六四的国家囚徒廖亦武仍在狱中服刑的时候,加拿大作家戴迈河(Michael Day)写了一篇长文介绍和梳理廖亦武的诗歌探索之路。末尾他极有预见地说:

廖亦武在中国作为一名诗人的前景将是极其黯淡的。… …除非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暴乱”定论被彻底推翻,否则他绝不会再被中国官方文化部门认可了。当然,那些主要的和极其保守的文学诗歌杂志也无法或者不会愿意刊发他的诗作。他也将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下,以防他再次卷入地下诗歌刊物中。
天安门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前卫地下诗人全然放弃了诗歌。许多诗人得支撑家庭,而且也被来自官方的重重压力和搔扰弄得疲惫不堪了。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物价的上涨,人们对物质和金钱的欲望也在上涨。必然使他们整天繁忙在工作中,加之通俗文化和电视文化占据了人们极大多数的时间,给诗歌创作和阅读留下的时间也就极少了。
然而,仍有极个别顽强的人坚持着,同中共为愚民而灌输的物质主义和政治上认可的文化(即那种不用置疑的、粗俗浅陋的精神食品)进行斗争… …虽然,他们完全知道在可见的将来,他们能获得出版或者得到工作的机会是多么的渺茫。但是,他们起码忠实于自己和祖国而在自由地写作。
我相信,廖亦武在1994年3月16日重获自由时, 他的选择必将属于那一群不屈不挠的灵魂。

(戴迈河:《廖亦武在<死城>中》,1993年)

事实的确如此:后来的岁月里,六四发生至今的25年来,廖亦武的写作一直死死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他似乎不在乎他超越不了、不避讳整天写些旧的东西,甚至他也没心思为翻来覆去不断写出来的老调子起个有点新意的题目:

《六四悲歌》

(题记:2007年秋日的一个黄昏,我在云南接刘晓波电话,特别消沉。他说,难道死难者都被人们忘记了吗?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吗?我哭了。通夜难眠,于是有这首歌)

月夜穿过丛林,
想起我的爱人,
长眠在寂静的黄土,
远方传来枪声。
当年热血沸腾,
肩挑祖国命运,
如今空空的双拳,
岁月折断了刀刃。
月夜穿过回忆,
想起我的爱人,
生者我流浪中老去,
死者你永远年轻。

(廖亦武,2007)

25年来,如此重复的写作一直以地下文学的形式重复出现,以确保每一个应该读到的读者终不会错过。

我是在2009年,即廖亦武写出这首《六四悲歌》的两年后、六四20周年的时候读到它的。那个时候我不仅早就不是文青,而且对国内的地下文学也整个缺乏了解。我回北京探亲,在周舵老师家做客时,他递给了我一本刚印出不久的非法出版物。在目录页我看到了八九那年离开校园后再未谋面的一位校友的名字。

我跟这位校友的关系还挺不一般的。那时我们一起办校园文学刊物,我是他创办的蓝太阳文学社的成员。那时他是活跃的北大文青,专门写些海明威式的硬汉小说。那时我们是天之骄子,所到之处,路向我们敞开。我们有理想,社会阴暗面也吞噬不掉我们,因为我们拥有怒放的生命。但他的文学探索显然在六四后停止了——20年后难得读到他写的东西——却是一篇欲哭无泪痛彻骨髓的回忆文章,回忆的是六四那天死去的弟弟。

这篇文章一上来便是援引那首《六四悲歌》,但没有提作者廖亦武的名字(好像是断定读者应该知道出处,就像我文章一开始引用的那句“我哭豺狼笑”一样无人不晓)。我只是过目难忘地记住了那句“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远年轻。”又过了几年,直到我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在网络社区聊天提起那篇文章中引用的那首诗,老廖才出面“认领”了自己的作品。

三我是在去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后,才比较“系统”地读到了廖亦武1990-2000年代写下的《古拉格情歌》等狱中诗,但大抵上都是在这样一种场合:笔会的网络社区里,当笔会诗人们咏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的当口,老廖闯进来了,他送上的诗总是野蛮的。

如《鸡奸》:

这是仿造生殖器构造的刑具
刮光阴毛,充足电把握在政府手中… …

我们的屁眼儿
被一届届政权搞过多少次?
五千多年啊,从灵魂上
这个蚂蚁般繁殖的古老种族已经
没有男人
… …
天哪
说黑就黑的天哪
遮羞布呢?

又比如《死刑犯讨论死亡》:

一个星夜就是一个枪眼密布的头盖骨
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
在永恒的日光灯下
讨论死亡… …

《犯人的祖国》:

… …我要消灭你的脸
让一个练过铁沙掌的抢劫犯
与你公平地对扇
百把个耳光
祖国啊,当你的脸肿得
什么也不是的时候
你愿意从具体的现在回到抽象的从前
让人民以嫖客的方式爱你么?

就这样一首接一首地上,直到刘三姐斗歌一样,下里巴人把阳春白雪冲个片甲不留。

去年(2013)老廖再次抛出了一首诗:《与六四亡灵一起裸奔》,时值他流亡德国两年后,写的是他伙同诗人贝岭等另外三位流亡者跑到斯德哥尔摩的广场上裸奔:

斯德哥尔摩的广场
去年是雪,今年是雨
夜幕降临很早,还有来自北冰洋的阴风
我们突发裸奔,犹如被六四亡灵附体……

裸奔的缘起,诗中有提及:“那个单纯的艺术家,叫孟煌”。2012年,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斯德哥尔摩被媒体问到怎么看仍在羁狱的“六四黑手”刘晓波,莫言一句应酬的话:“我希望刘晓波尽快的、健康的出狱”激起孟煌的无限联想。

在此两年前,即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2010)那年,孟煌曾为身陷囹圄、缺席领奖的晓波制作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作品“空椅子”。如今听莫言领奖时这么一说,“愚蠢的老孟信以为真,想了一个办法:”再做一把椅子,这次寄到瑞典文学院的诺贝尔奖评委,请文学院转给莫言,然后再由莫言带回中国转交刘晓波。‘“

在即将出版的孟煌插画集《斯德哥尔摩裸奔记》中,这位艺术家回忆说:“寄完椅子的老孟并不踏实,心想万一有误呢?于是约上了老哥们儿作家廖亦武一同前往斯德哥尔摩。”

但二人到了斯德哥尔摩之后,送上去的空椅子被退回。孟煌很绝望:“面对诺贝尔评委这个傲慢的权势,最后觉得要想继续这个空椅子作品,就只能用裸奔这个行动艺术形式来告知这个势利的世界。”

于是,2012年12月10号下午5点(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孟煌在廖亦武陪同下,跑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音乐厅前脱光衣服裸奔了一次。

那一次裸奔,廖亦武还只是孟煌的“三陪”(陪去、陪跑、陪被捕),并没有脱。但当时围绕莫言获得诺奖,廖亦武就已经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德高望重的汉学家马悦然撕破了脸,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骂骂咧咧一直持续到一年之后,2013年度的诺贝尔颁奖礼,廖亦武真的跑到斯德哥尔摩领衔裸奔,基本上是一路跑一路还在跟马悦然继续对骂。

我翻查到一些文字记录。在跟中国人民眼中德高望重的、九十高龄的诺奖唯一汉学权威马悦然的对骂中,文学出身的廖亦武在辩论的修辞上有失严谨,显得过于夸张,因用力过猛而被马老“借力使力”,交手中一开始廖亦武就处于下风。

要知道,在偷渡出境之前,廖亦武虽然为了《大屠杀》、《安魂》等几首六四诗歌而坐牢吃尽苦头、虽然出狱后混迹底层写小说继续吃尽苦头,但作为一个专制制度下的受迫害者,他面对独裁的反抗者形象,使他不容置啄地处于政治道德的制高点上。相较之下,流亡出来后,被自由世界热烈拥抱的廖亦武,他在与诺贝尔文学院对峙的时候,虽然仍是一枚鸡蛋,却不再具有那种道德上的先天优势。

相反,在西方学术权威机构貌似天衣无缝的“程序正义”面前,廖亦武的质疑和挑战很容易地就被视为“老土”、沦为笑柄——无论在他的敌人还是朋友的眼中。在廖亦武担任荣誉理事的独立中文笔会,他为此受到的嘲讽绝不比来自外面的少。

从六四事件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中逃出来,廖亦武这回算是走到了天边,再也不可能有其它去路,或再找其它可以讲理的地方。面对诺贝尔文学院这一终极话语权威,他明显没有了像在中国面对迫害时那样矜持的本钱。

在给马悦然的公开信中,廖亦武虽然还懂得抬头要尊称马悦然为“先生”,但一开口就沉不住气地开骂了:

马悦然先生:
你怎么能够像众多中国官方文人那样,在独裁中国和民主西方之间,游刃有余呢?
你德高望重,可作为汉学家的底线呢?
以下是六四见证人廖亦武对你的公开质疑… …

这好歹还算“骂人不吐脏字”,但这并没维持多一会儿。三句话不离本行的诗人廖亦武接下来开始给马悦然献“诗”,就真的是骂人了,而且骂得很难听:

人活脸,树活皮,
灯泡放光要玻璃,
文学院发奖凭良知。
妓女挣钱靠身体。

刘晓波在坐牢,
莫言在拿钱;
高智晟在坐牢,
莫言在拿钱;
师涛在坐牢,
莫言在拿钱;
谭作人在坐牢,
莫言在拿钱;
李必丰在坐牢,
莫言在拿钱。
野鸽子亚辛病死监狱里,
艾未未坐牢又罚款,
莫言他妈的还说还说——
监狱没有关作家,
言论审查像安检。

中国就是个大牢房,
你们看不见?
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你们要不要脸?

(据廖亦武介绍,这是六四流亡艺术家高源写给流亡的盘古乐队的歌词——盘古乐队在流亡后,每年六四都有纪念作品推出。)

独立中文笔会中号称“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之一的廖亦武,跟同他一样身兼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的诺奖权威马悦然这么一“闹”,闹成了里外不是人。他还不听劝,愈挫愈勇,变本加厉,从跟马悦然的对骂发展到跟笔会的会友对骂:见有笔会诗人去内地主持诗会,他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人家,给人家起外号“两头吃”,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一点听不进解释,人家只要开口,他总有更难听的预备着,彷佛有些事没理可讲,彷佛逃到海角天涯后他已经理屈词穷。

接着就发展到去年(2013)斯德哥尔摩的高调聚众裸奔,寒冬腊月里脱光了,高喊着狱中的晓波和软禁中的刘霞的名字,“射了出去”——

… …婴儿如水
渴望回到母亲胎宫
婴儿如草
渴望如春日覆盖大地
在泥土之下,躺着另一些了不起的祖先
庄周、屈原、李白、刘伶、阮籍
还有被流放到海南岛的苏轼
都曾裸奔于远古的河岸,在昏聩的世道
高贵的肉体如眩目的闪电
刺穿权贵把玩的历史
然后如歌如泣地远逝

泥土之下,还躺着这个时代
被打死、饿死、运动而死的数千万亡灵
至今得不到安息
如果“六四”近三千亡灵还活着
和我们的年纪差不多

他们被解放军射杀了
波涛般起伏的弹洞

在我们的胸膛渐渐生锈
天老爷啊天老爷啊。他们的惊呼

至今在我们的舌尖打转
他们脱下躯壳,如脱下血衣
他们的亡灵发白

如雪花纷纷飞扬… …

(廖亦武:《与六四亡灵一起裸奔》,2014)

脱光了的廖亦武显得很vulnerable(好欺负?):没有人替他摄入镜头的私处打马赛克处理一下,一张正面全裸的裸照就这样被网站们照直拿来使用。好诗不出门,裸照传千里,网站只顾无动于衷地转发,借此赚够了点击率,但对裸奔悲从何来,却罕有附带给予正视和严肃的讨论。可以说,这场以六四亡灵为名的裸奔行动,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尊重。

甚至裸奔的诉求本身也遭到怀疑:什么“为六四亡灵裸奔”,是为你自己作秀吧?是因为得奖的是莫言不是你的酸葡萄心理吧?好哇,你就破罐破摔吧,但别带上刘晓波和刘霞。人们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不少旧识也认为廖亦武出国后“变了”:他放荡不羁顶撞权威的作风到了西方,就格外显出狷狂与堕落来。

“老廖的人格有许多缺陷,”一位跟廖亦武曾经惺惺相惜、走得很近的作家对笔者说,那是因为“老廖长期在黑暗底层生活,被黑暗伤害很深。”他强调现在仍然“欣赏他的才华”,但就觉得还是“保持距离好些”。

赤裸裸的廖亦武被人赤裸裸地嘲笑。一言九鼎的马悦然就揶揄廖亦武裸奔是“为自己”(self-seeking),并把玩他的私处说:

廖亦武奔跑着,两腿之间那活儿晃来晃去,他边跑边嚎叫着:‘刘霞,我来了’,这一幕简直感动死我了!一想到你们的裸奔会把中国当权者吓个半死,你们肯定感到特安慰吧。

(摘自马悦然致另一位裸奔者、流亡诗人贝岭的信)

马悦然一边嘲笑着廖亦武的裸体,一边挑剔着被激怒的廖亦武“缺乏幽默感。”

俗话说,一怒你就输了。但惯于嘻笑怒骂的廖亦武在裸奔这件事上宁愿保持弱者、无权者才有的愤怒:“我作为在西方有影响的流亡作家,一旦和他‘幽默’,道义和行为艺术的质量就会降低,就会将我们裸奔抗议的意义降低为个人恩怨和妒忌。”他在给笔者的信中说。

想借裸奔而昭告天下的诉求没有得到预期般的关注,反而眼球更多集中在了他的“私处”,就连认同他行为的人也难免感觉他的裸奔行为有些失败。

但即便失败是一种宿命——如马悦然说的,裸奔无非是一场“风车大战”——廖亦武的失败也绝不是草率的。在诉诸裸奔之前,他并不是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上访”渠道。在他的《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公开信》一文中,他系统地梳理了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文学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然后他针对性地分析了莫言的作品,他提醒说:

各位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你们肯定知道“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麽对应当代中国,1989天安门大屠杀之后,避开见证的写作也是可耻的。况且莫言的所作所为,还不仅仅是“逃避见证”——

为了佐证他的观点,廖亦武认真地写了一篇毫无文学性可言的、更像学术论文的充满考证的文章,并老老实实为这篇文章附上了三篇附录资料。

不知有多少人认真读过,这将是一份见证诺贝尔文学奖历史的“上访材料”。有它的石沉大海,才有了后来的裸奔。“权势就是一个笑话,终极权势就是终极笑话,”廖亦武在信中承认,“裸奔的确是下下策,在这儿也是唯一的下下策……赤裸、透明、公开,脑子一片空白,冲过去。”

… …为了被囚禁的记忆
为了九岁的吕鹏、十七岁的蒋捷连、十九岁的王楠
二十二岁的夏之蕾。他们都死于1989年六四凌晨
为了刘霞和刘辉,他们因刘晓波而精神崩溃

为了李必丰、高智晟、刘贤斌、许万平、郭飞熊、许志永
谭作人、陈西、陈卫、王功权和新疆的亚辛
数不清的政治犯
也是被囚禁记忆的一部分

一切都太老
如同裁判道德和文学的
挪威和瑞典
一切又太新
如同为囚禁的记忆而裸奔
… …
非如此不可?
非如此不可!
… …

(廖亦武:《与六四亡灵一起裸奔》2013)

如果你有心去倾听那种“但凡有办法我何必出此下策”的悲愤,那么你其实并不需要自己也曾仅仅因为写过几首诗而入过狱、受过刑。在祼奔这件事上,马悦然要多么缺乏同理心,才会说出“我建议你准备好两个热水袋,表演完了好捂热你的屁股。斯德哥尔摩的冬夜很冷哦”这样冷嘲热讽的话来(I suggest that you prepare two hotwater-bottles to warm your bum after the performance. The weather in Stockholm is rather cold late at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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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孟煌)

廖亦武也不是天生硬汉。戴迈河文中提到六四前,廖亦武跟他谈话时还曾劝他不要乱讲话,“说太率直会连累他和中国其它地下诗人。他还谈到他对中共监狱的恐惧。他说宁死也不愿去坐牢。”在戴迈河1989年11月和廖亦武的最后一次通信中,他“感觉到他(廖亦武)对被捕是极其地恐惧。”廖亦武自己也多次在写作中提到,他“不懂政治”、直到六四时他还“对政治不感兴趣”。

那么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六四,今天的廖亦武会是什么样?“如果能找出答案,就一定能打通一条通向人的本性之路,”廖亦武的成都作家哥们汪建辉说。

“有一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汪建辉说,他曾经问过老廖这个假想性的问题。“老廖说,六四前他们几个诗人正准备拍文艺电影,就是六十年代在欧州流行的艺术家拍的那种电影。后来因为六四事件,就直接改变了他们拍片的方向。”

“如果没有六四,也许他们会搞出一个中国的‘新浪潮电影’时代,就成为了中国的戈达尔、伯格曼了。也许就没有张艺谋什么事了——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偶尔假设一下也满有趣的。”

但六四后,“坐牢使他有了自己的敌人,”汪建辉说。

有了敌人的写作。包括这里提到的小说家汪建辉在内:“如果没有六四”——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冠在很多人头上的命题——他“也肯定不是现在的写作方向。”六四时汪建辉并未深度介入事件,跟普通市民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很倒霉地被随机抓捕,稀里糊涂地被判了“反革命煽动”罪,荒诞地坐了一年的牢。在汪建辉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失去自由时的本能恐惧,及入狱经历如何使他逐渐产生了明晰的对抗意识,一句话,如何无意中被制度选中培养成它坚定的敌人。

“如果没有六四”,汪建辉肯定地说:“我还在写爱情诗。”但现在不同了:“我的写作走上了‘正途’——我有了写作方向——有敌人的写作。”

出狱后,还在祖国流浪时,廖亦武就曾写信劝已经流亡海外的他的同行们,出去后不要去玩“纯艺术”、“纯文学”,因为“人们从中看不见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文化处境。”而他自己在出狱后也更明确了自己的定位:“一个作家,或哭、或笑、或冷眼旁观,总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或毁灭过程的见证人。”(廖亦武:《给<倾向>编者贝岭、孟浪的信》,2000年)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在逃离纳粹、流亡美国后,曾说过一句跟阿多诺那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同样著名的话——

我身在何处,何处就是德意志。

正如学者夏明在为余杰的新著《萤火虫的反抗》所作的序《肉身流亡,灵魂归家》中说的,“在一个常态社会分工条件下,”文学家本应是一群“占领人们的闲暇、在闲暇的时间与空间里拓展影响力”的人,他们的文学创作原本不是用于赤裸裸的政治反抗,而是用来“享受和升华”,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应该不是透过社会学的语言和直接的政治纲领。

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制造荒诞的政权和充满怪异的社会”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大景观竟是:文学家纷纷走上了社会批判和宪政探索的路径。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真正有担当的中国文学家最后差不多都是“不务正业”的——

文学起家的刘晓波被六四彻底击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梦,结果其最著名的作品成了《零八宪章》,并阴错阳差成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一部长篇爱情小说《香草山》而成名趁早的余杰,因与刘晓波的结识而导致他从此告别了“纯文学”,走上了评论家的道路。同样地,诗人出身的廖亦武在六四被镇压后,从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变成了一位批判现实的作家,笔下源源不断的是底层访谈和纪实文学。

不知廖亦武在斯德哥尔摩的冬夜裸奔的时候,是否想到宿命,或者天道轮回什么的:

请问流亡者,你为什么归来?
情敌已老,看门狗目光呆滞
你疲惫的琴声对谁倾诉?
是什么东西使你充满怜悯?
请问周游世界的过客
是谁的爪子将你一点点掏空?

(廖亦武:1990?)

写这首诗后不久,廖亦武入狱坐牢。然后,

事隔多年,我又把这些诗句送给了六四流亡者刘宾雁。他死于2005年,享年81岁。… …还有王若水、王若望和戈扬等等,死于异乡的年迈的六四流亡者们,会在天上见到幸运抑或不幸的孔子么?

(廖亦武:《中国人的生存之术》,2011)

写这篇文后不久,廖亦武自己也加入了流亡的大军。再然后,身在柏林的他写道:

……比墙高的是山
比山更高的还是山
你在梦中越狱
翻过墙、翻过山、翻过云……

(廖亦武:《老和尚在监狱冥想和平》,2013)

“他们迫害不停,我们裸奔不休”,这便是廖亦武们25年来共同走过的心路,也是这场始自1989年、从天安门广场起步的裸奔的由来。一场为反抗明确的敌人而发起的裸奔,一场彰显“无权者的权力”的裸奔,25年后,裸奔者仍然奔跑在#重回天安门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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