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汪建辉《中国地图》及其症候分析(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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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
——兼答“我的悲观失望由谁造成?”

作者在台湾版《时间的重量》后记“只说时间”中写:
在小说里,作者是一个最大的独裁者。他要谁死,谁必定得死。他让天上掉下一砣金子砸中谁,就会砸中谁。一切全凭作者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爱与恨,镜像着这个世界另一端的真相。
——对这些话,我有保留。毕竟知道,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像他那样论述、那样“独裁”的。不过我承认这儿,有很大的诱惑:
“……这本书是我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这本书的上帝。”
我想泼冷水说,作者也该反省,在发问前问自己。
刚才说了,一方面我们的恶意有正当性;另一方面不该成为恶意的俘虏。再怎么怒火满腔、义愤填膺,都不该使我们迷失。正如卡夫卡提醒,“没有人能过一种未经辩护的生活。”奥威尔说过差不多的话:“所有的圣人,在被证明清白之前,都应当被判定为有罪”。假如认识不到这一层,压根不承认或者认识到了做不好,哪怕我们再怎么标榜自己“独立写作者”,我都想说“独立”起来很难。
已经有人在反省。比如许多独立写作者,表现出“拒绝的姿态”,像周伦佑先生倡导的:“……拒绝他们的刊物和稿酬,拒绝他们的评价和承认,拒绝他们的出版社和审稿制度,拒绝他们的讲坛和各种不学术会议,拒绝他们的‘作家协会’、‘画家协会’、‘诗人协会’等等些腐败艺术、压制创造的伪艺术衙门”(周伦佑《拒绝的姿态》)等,可对极权主义后果的消极承纳仍会伤害我们,我们很难做到拒绝这种伤害。正如唐晓渡具体而微发现的,“伤害不仅可以成为某种集体无意识,而且可以像文化一样遗传”。因而精神自治不会一蹴而就:
……尤其是考虑到,一个积极的反抗者,同时也可能是其后果的消极承纳者。这种后果有些已经为我们所充分意识,有些则还没有,尤其是它对我们思想、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暗中支配。……内化的制度具有较之外在制度远为长久的生命力。它使自身即便在被迫改变其外在形态、甚至其外在形态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有效性,而这种有效性的更有力的证据往往不是来自那些驯顺的臣民,而是来自其对立面,来自那些确实是、或自以为是的反抗者。(唐晓渡《精神自治与公共空间》)
所以,不能太过自信。对此《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有所觉察:“在我们的大地上,并不存在任何人,不会怀着一颗相对轻松的心,打发他的邻人去死。……从这一观点出发,假如人们有一天会改变,他们就将丢弃人类的基本品质。”他跟养女讲:“我要对你说一说我一生中最悲愁的发现:受迫害者并不比迫害者更高贵。我完全能够想象角色的置换。”布罗茨基更快人快语:“受害者的纯洁是强做出来的、人造的纯洁,它不值得我们哪怕以最小的自由去换取;我们对于受害者的文化准则的吸引本质上是哀悼性的,因为它是属于过去文明的,只是被意识形态的暴政放入了冰箱里。活鱼永远是带腥味的,冻鱼只有在煮的时候才会出腥味。”(《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
做起来确实难。更普遍的情况是,人们不愿承认这些,到处可见真理在握、自信满满的人。“在现代社会,虚幻仍在滋生,并且茁壮成长”,C.S.路易斯指出,人们在缺乏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把“仁慈”纳入自己的品德列表。因而“尽管人具有种种邪恶的本性,却极容易自我安慰,……我们认为自己很善良,其实我们不过是在自得其乐。”比如,比较常见的一种逃避真相的方式是:
我们觉得自己身陷邪恶的社会之中,因而萌生了社会犯罪感(corporate guilt)。这是事实;不过,仇敌恰恰利用某些事实来欺骗我们。我们应当警醒,恐怕自己因过于注重社会犯罪感而忽略了单调、老套的个人犯罪感,个人犯罪感跟‘社会’扯不上任何关系,对付个人犯罪感根本不必等到千禧年。……其实,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用社会犯罪感当作借口,以此来逃避真相。”(《痛苦的奥秘》)

建辉在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中讲,这个体制让人心生愤怒: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上原因,我的生存态度始终都保持着悲观,也正是因为这,我笔下的人物大都很悲惨。我常说,我是“充满着恶意”写作。我承认,我笔下人物的悲惨命运是我一手造成的——在这里我应该对他们道歉:“对不起,是我的悲观造成了你们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我要反问一下:我的悲观失望又是由谁造成的呢?
我想难免会扫朋友兴的,回答一下他的提问。
一个人悲观,有很多原因。体制原因可能是一条,但不是全部。我想除了“一小撮人”,目前国人基本认识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说来说去在体制。正是这个体制,造成了很多人为的问题和麻烦。但是我们是否要“毕其功于一役”地考虑,有朝一日转型成功了,就“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我们是否要设想,如果一夜间“转型”成功了,我们作为作家的使命就完成了,甚至我们的作品就活该“速朽”?可能不是那样。怎么会那样呢?文学有它永久存在的道理。或者用亨利·菲尔丁的话,“文学只是一个便饭馆,不卖山珍海味,只卖一道菜,就是‘人性’。”(《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关注人性才能永恒。何况一时的政治正确,不能代替心灵体验的真实。人心是活泼的、也是难测的。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宣称:“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穷人的美德》)埃里希·弗罗姆说,“人类自由的敌人打什么旗号并没多大关系:反法西斯或直言不讳的法西斯旗号同样会威胁自由。”(《逃避自由》)切斯特顿发现:“时下的虚构小说和新闻报道惯于披露人类在过去的专制政治下受苦的光景。然而,事实上,人类差不多无时无刻不活在新的专制政治下;今天的专制政治管辖着二十年前还属公众自由的领域。可不是吗?”(《回到正统》,三联书店2011年5月)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在过去的一百年,人类心灵多次迷失在制度更迭的泥泞中。比如巡洋舰阿芙乐尔号炮轰冬宫,曾被人们认为是超出现实的终极关怀。在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中,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说,“这儿把某种肮脏的、无关紧要的次要东西抬到它所不应有的、并不属于它的高度。”“当这件事成为现实的时候,它会使我们在很长时期内怅然若失,一旦清醒之后,也就永远不能追回已经丧失的那一半的记忆。”于是人们又反过来企盼:“这世界什么时候才能清醒过来,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定而有秩序的生活?”另外一个作家C.S.路易斯七十年前,针对那种憧憬人间天国的热情,在《痛苦的奥秘》一书中写:“我不是在讨论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是好是坏;我只是想提醒读者,不能把某一种药当作长生不老的金丹。”

“我的悲观失望又是由谁造成的呢?”
——或许你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所谓拯救又是那般无望?你说的当然有依据,但也要实事求是讲。普遍存在的倾向是,一方面过甚其辞,一方面失却公正。尤其有一种虚张声势的悲观主义,把很多问题简化或者扭曲了。为了说更清楚些,还是引用C.S.路易斯。
他的《痛苦的奥秘》一书,提出“没有疼痛总和这回事”:
我们绝不应该把痛苦描上更为阴惨的色调,就像有些人信口所言——‘人类的痛苦加起来是不可想象的’。假设,我闹牙痛,疼痛强度为x,而你恰好坐在我身边,并且也受着牙痛的折磨,疼痛强度同样为x。你可能会说,这个房间里的疼痛总数是2x。不过,你必须记住,没有人在承受2x的疼痛: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找不到一个人经受几个人的疼痛。压根没有疼痛总和这回事,因为没有人经受过它。如果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无疑,这疼痛非常可怕,不过,这也已经是天下最大的疼痛了,另外一百万人的疼痛并不会使这疼痛增加。”
他批评那种虚张声势的悲观主义:“为别人的痛苦义愤填膺,固然是一种慷慨的情感,不过,我们必须好好把握这种情感,否则,它便会偷走受苦者的忍耐和人性,同时在受苦者心中种下暴怒和愤世嫉俗的根苗。”他提醒人们,“我们不可能高枕无忧,但是,我们拥有许多乐趣,有时候甚至是狂喜。要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困难。”他并提醒人们,“苦难存在的必要性固然可怕,却是不容否认的。”“如果试图排除痛苦发生的可能性,你会发现你不得不排除生活本身。”

“我的悲观失望又是由谁造成的呢?”
——或许天性?或许遗传?或许遭遇打击?
有没有想过,也许是时尚?像奥威尔《在巨鲸肚子里》所感慨:
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著名作家都那么悲观。为什么总是有颓废感、头骨和仙人掌,为什么要追求失去的信仰和不可能的文明呢?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人都身处在一个极端舒服的时期吗?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宇宙的绝望”才有可能蔓延。饿着肚子的人,从来不会对宇宙绝望,甚至对宇宙连想都不去想。1910年至1930年间,是个史无前例的繁荣期,即便在战争年代,假如你没有参军,在物质上也很过得去。……“幻灭”成了时尚。每个年收入稳定在五百英镑的人,都把自己训练成了“厌世”派。……对生命的绝望发展成为无以复加的自恋。……我们突然之间摆脱了世界末日的情绪,转而进入了光着膝盖、高唱集体歌曲的童子军状态。
他的话说起来不够哲学,可能事实还真是他说的那样?我当然不会“一言以蔽之”讲,你我是受了“宇宙的绝望”影响,被一种精神气候裹挟而难以自拔。前面已经说了,会有多种原因。但是多种原因里,我们是否“不能排除”地说:你的悲观主义害了你?
甚至我不妨,讲得更“痞”些:就是前面提到那么多文学名著,你的《中国地图》是向它们致敬的书。那是往好的方面讲。往另外一个方面讲,则我们浸淫其中,已经足以沦丧。(此处咽下若干字)

我能够理解却不赞成,“心里的敌人太强大”。
那是丑化了、固化了对手,同时美化了自己。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世界的产物。我们的行动,说好说歹都映照着世界的全体。怎么可能不警醒?怎么可能不努力诚实?果真那样,许多苦真就白受了。请记住我们身上,那么多“精神奴役的创伤”。请记住我们不可避免地,深受这个世界的戕害。甚至世界找到了代理人,驻在我们心灵里残害我们。就像年轻写作者刘荻(不锈钢老鼠)所写的:“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恐惧别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中国人的权力主义人格》)
所谓“心里的敌人太强大”,未免是我们自己反对自己。应该剥离、应该辨析,应该做艰苦卓绝的努力。比如从“自我”身上,看出一个“他我”;又从“敌人”身上,看出一个“鄙人”。这就是“洗涤”的工作,正如雅斯贝尔斯诊断的:“有罪过感才能接受责任,罪过感是人为实现政治自由而在心里奋起反抗。”“洗涤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永不停止。”这就是“清洗”的工作,正如卢跃刚所意识到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史,简要说,就是一部不断清洗血管里狼奶特征的历史。……我们必须认这个帐。我们如果不认这个帐,我们就永远不会长进。”他在2013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中指出,我们有太多毛主义、党文化的基因,至今常在“集体无意识”的陷阱里: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就常用“同构”一词。是说我们一样参与了历史,身心正深陷一种不自觉:用专制反专制,用虚假反虚假。虚妄的目标,虚假的历史,像是一个“黑洞”,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跌入虚无。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被解构的虚无感当中,“自我”被自己解构了却不自知,在虚无感上叠加了更大的虚无感。在我看,这才是真正致命的。(卢跃刚《虚构国度里的非虚构写作》)
对此不可掉以轻心。否则表面上激烈“反抗”,甚至“时日盍丧、予及汝偕亡”的样,却在“你死我活”的思维定势中,无意中从反面“巩固了这个制度,实现了这个制度,创造了这个制度,是这个制度”(哈维尔)。假如你足够留意,经常发现类似故事。正如崔卫平女士《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一文所提到的: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在文章里,她甚至“矫枉过正”地反躬自问: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崔卫平《思想即处理自身黑暗》)
记得《v字仇杀队》的对白,但愿我们经常以之为提醒:
V:再没有诡计,再没有谎言,只有事实。事实是,你让我明白了,我是错的,明白了扳下这个开关的决定,不该由我来做。
女:为什么?
V:因为这个世界,我是其中一部分的世界,我帮助塑造的世界,将在今晚消亡,而明天,将是不同的世界,该由不同的人来塑造,这个决定应他们来做。

八、因为要歌唱,所以他歌唱
——关于“为谁而写”

当然我的朋友,对于上面提到的,他早有觉察。
在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中,他注意到了:
每一个人选择的对象不同。每一个人也都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要在自由这两个字上加上引号?这是因为我认为在专制的篱笆之下,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被注入了“功利”的激素。(《时间的重量——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
看到了“自由”中可能注入的“功利”,就是一种觉察。而且在动笔的时候,他注意到自己的“心”与“思想”分裂,“我的笔不听我心”。因而对于笔下人物,表达了自己的愧疚:
“我一直想让兰花花生活的好一些,但是我的笔不听我心。思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好人没有好报的世界;心告诉我:好人必将有好报。最后,我的笔服从了我的思想。不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小说外,我一直对兰花花有着无比的愧疚。”(陈家坪: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可见普鲁斯特是对的。他说“作品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以及在恶行中显现的那个自我并非一回事。”可见昆德拉是有道理的,他说“小说家绝非任何人的代言人,并且我要将这个话说透:他甚至不是他自己想法的代言人。”如果对小说理论、叙事学有点基本了解,就会承认,写作者跟他笔下人物不等同。我们不会把塞万提斯跟堂吉诃德等同,不会把纳博科夫跟那个中年男人等同,也不会把潜伏特务与文学特务等同。对于《中国地图》及其作者来说,作品中的人物“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廖亦武《床下作家汪建辉》)说明不了什么。所有的人都会死,人的肉体不堪一击,问题是写作何为?问题是精神出路在哪里?看到邱良君先生敏锐指出:
难能可贵的是,与毫无内心价值选择与坚守的大多数当代中国写作者不同,老汪并没有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沉沦为“自我写作”的对象。(邱良君《一幅中国人的文学“精神”画卷》)
存在的问题是,许多作品发不出去,许多声音因为失去媒介而传达不到倾听者那里。“再回过头来说一说那些在时间中躺着的文字。它们因为种种原因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表面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死了一样。使它们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文字躺的不是地方,它们躺的这个位置是有史以来最严格、最专制,同时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审查制度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它们也只有像死了一样躺着。我一直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时间的重量——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显然我的朋友是忧虑的,他说在文学中没有位置:
我在文学中没有什么位置。对于写字,我是越来越没有自信。一开始写字时,是想通过写字救人、救国——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后来觉得有朋友喜欢就行了——是写给朋友或即将成为朋友的人看的;再后来写字就成了自己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了——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现在我总是在看自己写的东西。我夫人常说我:“你怎么只看你自己写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文字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呀。”(陈家坪:历史与文学创作——再读汪建辉长篇小说《中国地图》)
不管情不情愿,都沦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所倾诉的:
“整个一生我都想和大家一样。/但是世界,披着优美的衣裳,/却不来倾听我的痛苦,/于是我只想,像我自己那样。”

不能不郁闷。没办法不郁闷。你知道写作,是为了自己。正像当年鲁迅指出的,易卜生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娜拉走后怎样》)在目前情势下,你也认同布罗茨基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表示的,与其在暴政下做牺牲品或做达官显贵,毋宁在自由的状态下一无所成。可我们还是,没法不郁闷。
那是《诗经》里发出的千古之问,千载之下历历如新: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人对成功成名的期盼,写作者对阅读的希冀,或者说人对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渴求,那是无可非议的。尤其对一位付出很多的人,“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怎么会无空虚、落寞感?包括我自己都有,强烈的倦怠和无力感。哪怕写这些文字,都有点力不从心。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岂是那么容易说的。就此而言,我们一样。要说有不同,就是你做得好。你说“对于我,写作是一种必需付出的劳动,而又不一定会有收获的消磨时间与经验的过程”,一切都是事实,可你没有放弃。虽然带着羞辱,虽然带着焦虑,你依然从容不迫写,像每天按时上下班,像农夫“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带着犹疑也带着坚定,带着恼怒也带着微笑,以西西弗斯推石头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写下那么多触及生命私处、痛处的文字,一个人战风车般挑战着空虚、荒谬的中国城堡。让人想到《1984》中主人公讲的:“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
不,还是郁闷。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坚持下去?既然有很多倦怠,既然有很多能看见的原因,会使我们的独白有一天枯竭。就像文章前面,作为题辞而抄下的《1984》中的温斯顿的犹豫:
他突然想到,他是在为谁写日记呀?为将来,为后代。他的思想在本子上的那个可疑日期上犹豫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新话中的一个词儿“双重思想”。他头一次领悟到了他要做的事情的艰巨性。你怎么能够同未来联系呢?从其性质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可能的。只有两种情况,要是未来同现在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是未来同现在不一样,他的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那是“万古到今同此恨,闻琴泪尽欲如何”,不独我们当代人面临。尽管如此,每一代人遇上都会“闻琴泪尽”。你会鼓励自己,朋友们也相互打气,说“失败者的胜利是充满风景的,路在四面八方……要学会被人忘记,也学会忘记这个世界:铭心刻骨的敌人和朋友。”(周伦佑)或者一遍遍温习书上的话语,从中汲取支持的力量:
“你记得吗,”他问道,“那第一天在树林边上向我们歌唱的画眉?”
“它没有向我们歌唱,”裘莉亚说,“它是在为自己歌唱。其实那也不是,它就是在歌唱罢了。”
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但党却不歌唱。在全世界各地,在伦敦和纽约,在非洲和巴西,在边界以外神秘的禁地,在巴黎和柏林的街道,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的村庄,在中国和日本的市场——到处都站立着那个结实的不可打垮的身影,因辛劳工作和生儿育女而发了胖,从生下来到死亡都一直劳碌不停,但是仍在歌唱。……你是死者;未来是他们的。但是如果你能像他们保持身体的生命一样保持头脑的生命,把二加二等于四的秘密学说代代相传,你也可以分享他们的未来。(《1984》)
是啊,我们唱、我们唱。在一无人处轻轻唱。

尽管这样,还是郁闷。“忧来无方,人莫知之。”
人都是软弱的,哪怕战士也有扛不住的时候。
你在自由写作奖受奖词中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这是《1984》中,温斯顿常说的话,不知不觉就到了你的嘴边。你愤怒“在审查者的眼里开不出玫瑰,而只有棘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棘刺清除,而使玫瑰的生命转向苍白、凋零……”面对这样的重压,我们的文字像死了一样。我当然有体会。不光你我,肯定有太多的人被压着。我想太多的人会认同野夫兄的判断,他说中国的文学是被压着,太多的高人在民间没路,一方面因为写作有可能犯法、犯罪,另一方面是觉得写了也出不了,在这个时代老子不跟你玩了。——
但要有个远景,或许是你我都能看到的:
……但是一旦中国进入真正的自由出版的时代,自由办报的时代,自由办杂志的时代,中国的文学必将绝对是人类文学的一道奇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太多可写的东西了,被压了太多年的那种,一个巨大的油田在下面,这个油田一旦喷发的时候绝对是非常壮观的。(野夫《伟大的作家无法不书写黑暗》)
仅就写作而言,我想你会同意,“这是一个最能锻炼作家的时代”(裴志海)。威伯福斯曾讲:“因为在黎明之前,黑暗本来就最深。”
今天未必是最黑暗的时期,最黑暗的时候是文革中。那时的人们被普遍割断了喉管,即使有些静悄悄的歌吟,还不能说是写作最好的时期。我想对写作而言,今天是时候了。“在这个浮躁的、物质的、沉闷的、僵硬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把审查当成是留给我们的时间,来仔细磨砺、完整手中的作品。”(《时间的重量》)
我们且怀着一种,偏执与清醒交织的心情,自己跟自己打气:
我看见了开放在山间的花我便笑了,周围没有其它的人,只有我在望着山花笑,犹如一个白痴眼里望着他所能够看见的东西,思想却空无一物。没有人看见我,没有人看见我的笑。世界竟还是如此地可笑、可爱。在这没有人的地方,只有一枝山花在我的眼皮前摇摆。山在我的脚下,在我的周围,忠实地不肯离去。它们站在这里,几个世纪来,就像知道了我会在今天来到这里。……(汪建辉《记忆:快乐或绝望》)
不,还是焦虑。“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我想跟你说,人是软弱的。
什么时候,人都只是芦苇。哪怕会唱歌的芦苇。而且反抗者也会寻求权力。像《逃避自由》一书揭示的,渴求权力并不植根于力量而是软弱。“它是个人自我无法独自一人生活下去的体现,是缺乏真正的力量时欲得到额外力量的垂死挣扎。”有时你再热爱自由,也难免想“加入”什么。我们同样看到,许多人降生到了人世,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史诗。他们得到的或许,只是充满谬误的生活。这是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开篇所讨论的。可另一方面,假如我们不以成败论人,则不求闻达的多萝西娅,同圣女德雷莎一样圣洁:
“她那高尚纯洁的精神不虞后继无人,只是不一定到处都能见到罢了。她的完整性格,正如那条给居鲁士堵决的大河,化成了许多渠道,从此不再在世上享有盛誉了。但是她对她周围人的影响,依然不绝于缕,未可等闲视之,因为世上善的增长,一部分也有赖于那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而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
当然我知道,跟朋友说这些,几近“阿Q精神”。什么是阿Q精神,既然你挺胸做人、既然你诚实不欺?真是词汇太贫乏、视野太偏狭。骨子里还是,精神没底气。或许是我们错了,或许是中国语境。问题还在于,中国不是世界,现在并非一切。所以我愿跟我的朋友,以及凑巧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分享阿兰·德波顿的一段议论:
“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将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成功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着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会随之丧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身份的焦虑》)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正是《约伯记》提出的:
“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

还是回到开头:后极权时代的卡夫卡。
后极权时代,卡夫卡何为?记得克里玛如是评价:
“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者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这些话,接近《日瓦戈医生》中,主人公对普希金和契诃夫的议论。他说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最喜爱普希金、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心灵得救这类高调忧心忡忡。他们“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说得真好啊!又何必哀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摆脱受控经验,寻求精神自治,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何况,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正如米尼奇克讲,我们活着而且努力,“不是为了美好的明天,而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奥威尔传记的作者迈克尔·谢尔登不求艰深却不失剀切地写:“如今,我们需要一些东西,它无涉权力,无关事业,不带铜臭味,更不会强求他人的意志。我们需要一些空间,来安放一个镇纸、一根鱼竿、一盒糖果,抑或儿时玩耍的锤子。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在旧式庭院里闲庭信步,煮一壶地道的咖啡,瞅着毛毛虫在细杆上爬行,抑或坠入爱河。……”
想起了切斯特顿,这位“欢笑的先知”。他说“与虚无相比,任何事物都显得壮丽动人。”他说面对信仰和变革巨大的目标,我们要的,不是冷漠地接受一个妥协了的世界,而是一种使我们能全心全意地憎恨和热爱世界的方式。我们不乐见欢欣与愤恨互相抵消而成为一种乖戾的满足感,而要一种强烈的欢愉,以及一种强烈的不满:
“我们必须同时感受到宇宙万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是吃人妖魔的城堡,有待猛攻;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小别墅,静候主人晚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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