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不过，驾车出行，即便在日本也难保畅通无阻，尤其逢年过节，高速路“涩滞”几十公里开外是常事。涩滞，我们更常说堵塞，是到处可见的现象。囤积居奇是商品流通的堵塞，肠梗阻、脑血栓是人体的堵塞，电梯阻塞、飞机堵塞、网络堵塞都叫人堵得慌。对于广告业，堵塞就变成好事，人流越不畅的地方张贴广告才越有人看。交通堵塞通常指塞车。网络被堵塞，术语叫“辐辏”，用丢弃邮件的方法来缓解。但塞了车，却只能在路上枯等，除非有警车开道，否则，任何人都在劫难逃。东京大学副教授西成活裕也不例外，但他从十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冷眼观察有流必堵的现象，用学业所专的非线性数学解析起因，最近出版一本书，名为《涩滞学》(新潮社2006年9月)。

　　日本人口总数为1.27亿，其中7700万人持有驾照。年间塞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2兆日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1/7。可见，研究发生堵塞的机制并予以解决是重大课题。西成教授把人及其车看作粒子，这是些自己能够动的“自我驱动型粒子”，形成集团则出现堵塞。比方说，用软管喷水，捏细了出口，流量不变，速度加快，但道路变细，因为人或车不仅受制于外来力量，本身还要按周围的情况行动，所以会堵塞。

　　塞车的原因首位是上坡，特别是那种走100米升高或降低1米的缓坡，不易觉察，驾驶者不加大油门，车速一点点放慢，后续的人踩刹车，连锁反应，越靠后的人踩得越猛，车距缩短，便带来“自然堵塞”。在高速路上，1公里之间大约有25辆车是“临界密度”，就是说，车距低于40米，塞车乃发生。这个车距大致相当于正常行驶急刹车的制动距离。40米车距是塞车临界点，这时谁踩一下刹车，足以造成大约10分钟的堵塞，一旦堵塞就不易消解。此外，塞车的主要原因还有事故、会合，大致与坡道三者各占1/3。

　　西成活裕在此书中报告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

　　看见前面两台车比只能看见眼前的车驾驶速度快，近来车身比较高的车增多，易发生堵塞。

　　在速度、间距不充分时往卡车前头插车，迫使卡车急剧减速，而卡车难以急剧加速，这也是堵塞起因。

　　正常行驶超车线速度快，但塞车时行车线的平均速度快一些。

　　波兰作家奥尔嘉·朵卡萩(OlgaTokarczuk)的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或许让人联想到魔幻主义小说杰出代表作《百年孤独》，如果说《百年孤独》像一棵树的枝叶枝干，盘根交错，而《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则是一溪流水，波澜不惊，时间在太古这个地方成了故事的主题，而人物、事件成了从属。

　　故事以太古这个虚构的村落中心，以人、上帝、天使、动物、植物、超自然事物等等的时间为叙述的形式，在同一个空间中，每个个体有各自的时间，或者对他们来说，时间根本没有意义。

　　读这部小说，正像画家顾恺之吃甘蔗从尾部吃起，谓之“渐入佳境”。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节，只能像咀嚼草根一样才知道小说慢慢清甜的味道。从1914年开始，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古的人们也受到战争的波及，其间也有过平凡安定的生活，有人死亡、有人离开，没有大起大落。只是淡淡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么多的意欲在苦难之际，记不了；也无法记忆，只是图像，一种被实现的等待。生死都化作图腾，在另一个世界微笑。

　　太古只是一个平凡的小村庄，也可能只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精神家园。放大来看，太古也许正是一整个世界的缩影。书中一位看得到太古隐形边界的女孩子鲁塔，当他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保护他的村庄到外面的世界过生活，离开以后的生活就是如他当初所想的吗？正和《百年孤独》书中唯一鲜亮的人物，与尘世间格格不入的俏姑娘雷梅苔丝消失在太空中。我们无法破解她的升天之谜，生与死都同样被轻易地消解，不动声色地凝结在恒亘土地上。

　　奥尔嘉·朵卡萩曾说，这部小说的书写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寻找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根，好使她能停泊在现实中。这是她寻找自己在历史上地位的一种方式。理解她的创作初衷，也知道了书中人物的生存、生活、婚姻、死亡只是生命悲剧意识和历史的轮回。像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句:“所有的名字是一个名字/所有的面孔是一个面孔/所有的世纪仅是一个瞬间。”

　　陈衡哲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16.00元。

10年之后，中国北京，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一举杀出个二十世纪世界25个最重大历史事件（CNN）之一的“六四血案”。

亚洲和中国的政权，都非常善于用屠刀制造自己的仇人，把中间或中立属性的群体逼成反对派，在台湾有蒋介石的“二二八”，在越南有吴庭艳的“镇压佛教徒”。

历史上看，对比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反对派，由于缺少了议会、宪政，中国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绝大多数的反对派都是被镇压、被屠杀后苦大仇深、冤家路窄的群体或组织，与其称其为政治反对派，不如称呼他们为“抵抗运动”更合适。

“清党反共” 清出了个“新中国”

1900年清政府起先容忍、放纵、利用、煽动“义和团”，之后兵败八国联军又挥起屠刀屠戮、镇压义和拳民，活生生的把民众的仇恨压到了心头、膨胀到极点，数万拳民的血染红了孙中山兴中会“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的标语。暂且不论义和拳是否愚蠢和盲目，政府在拳民发展之初没能按大清律例治理，造成其膨胀壮大，利用其攻打使馆之后，又使其充当替罪羊，怎能服人？砍了拳民的脑袋，还有拳民的家庭、亲属、邻居，还有经历过这场事件的旁观者，他们可能不敢哭诉、上访，但这戾气终会爆发。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焉有孙中山的功劳？成绩和荣誉其实都属于大清的屠刀。

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不管有没有我们现代所说的法治，都有它一定的规则或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约定；在规则范围内，政权缉捕大盗、查禁烟花柳巷或其他社会管理行为，其实都暗含社会共同的授权或背书，因此不会制造大众的怨气。但当政权超出了这个范围，任意按政权的意愿处置尤其是未加审判的镇压、屠杀，则只能制造自己的仇人和反抗者，或按文人的说法叫“掘墓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为革命党兄弟的国共内讧，蒋介石以军队的暴力对一个政治组织及其相关群众团体，发动了一场史称“清党反共”的镇压，成千上万的左派民众、工会成员、共产党员遭到了枪毙、逮捕或投入牢狱。愚蠢的镇压者以为干掉了一个组织、一群人，就能够消灭一个理想、一种社会思潮和倾向。

本来正与国民党“同志加兄弟”两党合作、协力北伐的共产党，遭此巨变，正如夫妻反目、其恨愈烈、其仇更深。遭遇灭顶之灾的中国共产党及左派组织受到了海内外社会的极大同情，即便那些以前并不欣赏左派或共产党思想和行为的人们，也因蒋介石蛮横粗暴的武装镇压，转而欣赏、同情或支持中共或其左派了，恐怖当头或许不敢表达出来，但至少在内心中很多人会这样思考。

镇压必然引起反弹，历史上无数的先例可以验证。虽然不是每一个被镇压者都能反抗成功，但万中有一，或许就能成事。尽管不能说当年中共完全无辜，但这场镇压毫无规则的手段和盲目扩大化的惨烈后果，既罔顾了民意中天生具有的社会平等的理想化倾向，又把“以暴易暴”的丛林思维强加给了被镇压者。

中国共产党经此一难，迅速从一个左派温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治团体被压制并堕落为地下暴力组织，创党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言的左翼社会思潮和政治理想，则成为燃烧的地火，既帮助了中共的逆势成长，也铺就了革命和灾难的温床。

“反对邪教”反出个“黄巾军”

中国的历史书，往往是一本当政者愚蠢无知的陈列馆，前有大清，后有国民党，今日共产党；暴力崇拜、固执己见、罔顾民意，都是其愚不可及的表现。而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国民愚昧盲目的展览室，把同情当支持，汉贼不两立，黑白分明，爱恨对峙，也是造就政权愚蠢、家国灾难的根源。

“清党反共”62年后，政权在手的中国共产党，像他的党大哥国民党一样，愚蠢的对着那些充满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举起了屠刀，制造了1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抵抗组织——民主运动。

“四一二镇压”72年后，政权因自我恐吓祭起超越法治的专政手段，愚蠢的镇压了那些充满信仰的宗教群体，亲手催生了最具颠覆性的抵抗运动——信仰抗争，更为中国的未来制造了无法估量的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讽刺的是，无论被镇压的早年共产党，还是民运诸公、宗教社群，在被镇压前，都是镇压者曾经的盟友、同志或同伙。中国的反对派往往诞生于政权的怀抱，而其力量则源自于政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近百年来，从袁世凯反出清廷、联手孙中山建立民国，到孙中山以护法战争、自组广东国民政府反击袁世凯，及至蒋介石建政、国共反目、挥刀相向，中共建政，国内恐怖统治，以镇压为维护手段的政权固然没有善终，而因被镇压而形成的反对派在最终获取政权之后，却往往继承了镇压的手段，成为新的镇压者，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苦难的走了过来。

曾经有一句名言：对共产主义者，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具体到中国历史和现实，其实，对每一个政权或反对派组织都要这样，毕竟，中国人经历的欺骗和背叛不仅仅来源于共产主义者。

培育忠诚的政治反对派

1975年西贡陷落和1979年中越交战，分别酿成了两波大规模的越南难民潮 ，数百万的难民（包括华人）乘坐大小不等的渔船逃往南中国海，在经历了苦海余生之后，却遭到了东南亚诸国包括中国的拒绝，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或敌对势力进入本国，一大批的难民在接近这些国家的公海上听天由命、直至死亡。

与亚洲国家相比，一百年多来，英国收留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拥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流亡者和难民，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遭到颠覆或灭亡。奠基于宪政和民主体制上的联合王国，因言论自由，宽容并催生了各种政治思潮，但基于法治治国的理念，各种政治思潮和势力并没有超越社会及法治的约束，因而也没有造成政权的镇压或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也就没有产生“以暴易暴”的国内政治反对势力。绝大多数的政治反对派代言于社会或政治理想，通过议会斗争方式一步步的推进英国的演变。

这或许就是“忠诚的政治反对派”，没有了历史上的血债深仇，执政党和反对派都能够深入民间，倾听百姓和选民的呼声，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政治底线，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样，由于国家财政通过议会和政党组织方式对政治家的生存提供了保障，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不再以“你死我活”斗争方式通过攫取执政权力而竞
争国家资源，双方都能够相得益彰的尊严和体面地进行政治活动。今日英国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自1904年赢得大选之后，100年来从来没有执政的机会，而他们仍然兢兢业业扮演者作为政府监督者的政治反对派角色。

与国内执政党与政治反对派能够在一张桌子谈判相近似，英国在其殖民地的治理和独立的历史进程中，也尽量通过教育培养殖民地国家潜在的政治反对领袖，使其最终能够在民族解放风卷云涌之时，把反对运动建立在政治的谈判桌上。这里边最为着名的就是新加坡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东姑阿都拉曼，这两位都毕业于着名的剑桥大学。其实顺着“牛津剑桥俱乐部”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领袖的名字。英国人用教育培育了他们未来的反对派，使反对运动往往建立在能够彼此对话并具有相近价值观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平台上。

面对中国残缺不全的宪政和言论自由的现实，我们今日并不期待中国的执政党与反对派能够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但是政权是否值得考虑首先在自己的执政党内部培育起“忠诚的反对派”，以完善政党自身的良性化建设，反之亦然，反对派只怕也要学会面对自身组织内部的“忠诚的反对派”。但是，执政党和反对派也很有必要超越自身政治组织的利益，以民众的福祉为共同的底限，把国家治理或反对运动始终建立在政治层面上。这样，未来中国也许就不会是“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穴”。

2006年11月12日下午传出“现年49岁的女作家铁凝以161票，继茅盾和巴金之后,当选中国作协第三任主席”消息后，大陆主流媒体一直没敢发表异见，直到三天后（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才“敢为天下先”，以不显眼处转载一篇博客文章《铁凝能否将中国作协凝聚成钢》，委婉地表达了众多作家和公民对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质疑——主流媒体这种不能遵照新闻规律自由发表公众关于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不同意见的“超级谨慎”，证明民间传闻可能属实：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并非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官方事前钦定。

据深圳《晶报》11月14日披露，此次参加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的作家代表有“900余名”，但铁凝却能以区区161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161票”说明什么呢？

我想，第一，此选举严重违反了“得票必须过半数才能当选”的选举常规，创造了以17.8%的得票率当选的世界奇迹（可入迪斯尼纪录）；在中国作协历史是，无人能以如此之少有选票当选——铁凝是在有人破坏选举法后非法当选。

第二，官方关于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理由是谎言——官方报道说，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是因为她 “人缘不错，文学地位也可以，反对的人最少。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如是评论铁凝──具备良好亲和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许多作家也普遍认为，铁凝人品好，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试问，只有17.8%的得票率，怎么就是“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有网上消息说，铁凝的许多书，皆是市场上“半价出售”也卖不出去的书。如此，“半价作家”当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作协能凝聚天下文人？

“铁凝特色”有三

为何有人要制造谎言保送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与“铁凝特色”有关。

据介绍，“铁凝特色”有三：

其一，继承“荷花淀派”，只写“新和美”——“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小放评价铁凝说，她善于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新，发现美。”“她的眼睛总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现那些迷人的‘秀色’”。铁凝自称：“作家应该表现美，这种美不分民族种族，是全人类的！”她说，“这是我向往第三性写作境界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可能需要我一生的时间。”

其二，铁凝从不批评人，既不与同行争鸣，更不批评现实与政府。铁凝说：“晚年孙犁也搅进了文坛中文人间的一些是非争论，那也不是我这样的后辈所能评说的了”她连恩师的名誉也不愿澄清与维护，为了避免学派之争，她干脆声称：“我也不认为河北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荷花淀派’”。其堪称一个“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好好女士”，这极其符合当今“新核心”的“和谐社会”需要。

其三，铁凝“政治可靠”无人可比。她在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任上就是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省级作协分会副主席当候补中委，这是大陆作家五十七年来从未有的宠幸。可见其虽然写作平平，既不“德高望重”，也非有佳作“洛阳纸贵”，但与官场“和谐”的手段却远胜同行，非同寻常——能具备“三重身份的和谐：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

王蒙等三人竞选败北

网上有文说这次有三人竞选中国作协主席，即前文化部长王蒙、反腐作家张平、老诗人贺敬之，但这三人皆不为当局放心：王蒙在作协副主席中排名第一，曾为中央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又出身团干，机智伶俐，一向巧于回旋于官民之间，本是中国作协主席的较佳人选，但王蒙“六四”期间以“思想解放”闻名，曾以拒绝看望“戒严部队”获取民望，后虽然表态赞同“三个代表”，依然在“新核心”中留有阴影；至于反腐作家张平，其作品虽然有不小影响，但艺术上无高度，更因执政者深知，若真的鼓励作家大写反腐败，社会定难“和谐”；而老诗人贺敬之，虽然有现代舞剧《白毛女》闻名，也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但“左”的历史太深，“左味”太浓，让其当选，不利于“新核心”保留退路。于是当局以“年轻化”为名——年过七十者一律退出中国作协领导层，不但不让王蒙等当主席，连原有的“副主席”也拿掉了，并由此轻松地将白桦、邵燕祥等“右派”老作家排除于“中国作协主席团”之外。可以说，中国作协中的“思想解放派”，在此次选举中全军覆没。

“十七大”的缩影和预演

从铁凝当中国作协主席，可见，中共曾给予中国作协的“特区政策”全部取消——虽然毛泽东1942年就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化人全部纳入党的严厉领导之下，但一直还是将作协文联与党政部门略有区别，选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没有像其他行业，用外行领导内行，前两届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巴金，两人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领军人物，皆是多数作家认可的文坛“精神领袖”，皆有公认的流行巨着。可此次产生第三任中国作协主席，则完全抛弃“祖制”，仅仅以“政治过硬”、“年轻化”为中国作协主席标准，与选任党政官僚的方法毫无区别。

这就预示，今日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实则大大倒退——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虽然屡兴文字狱，但总还是给文化人一点“特殊奴隶”的优待，如明太祖朱元璋，错杀了才女苏妲妹，会立个“罪己碑”；对入朝的名士刘伯温，会在其“逆鳞”之时想到其文人性格，稍予宽容，任其永葆文人心志。就是毛泽东，虽然一再大抓“反右”，但也知道要树一个永远批判执政者的鲁迅来笼络文化人，知道文学的本质是批判现实，古今中外的名着皆是“悲剧文学”，因此只能用“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巧名来悄悄限制作家们不越“红线”。可而今，“新核心”却敢于去掉一切“面具”，直接钦命一个绝对听话的“美女作家”来当全国文人的“奴隶总管”，赤裸裸地要求作家们只能赞美“和谐”，不顾这一事件将使民间关于“中国作协是二奶”的传说更加形象化。这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叶知秋。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其实就是中共明年十七大的缩影和预演。从中国作协第七届领导人的平庸保守，可以预见中共十七大也只会产生一个保守平庸的新领导层。未来几年，中国文学不会有什么自由写作的新希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有什么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的“共生主义”新建设。

铁凝啊，你升官加薪换大房当然是喜事，但你可曾想到，你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笑话与悲剧的帮凶？！

(注：本文中铁凝自述引自《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记者夏榆、实习生纪冰冰报道《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

据境外媒体报道，北京近一个月来所展开的强力捉狗行动，引发爱狗人士于06年11日在北京动物园前的抗议，警方驱散人士。过程中，警方陆续带走部份抗议人士及多名记者，并和抗议人士发生口角冲突。

尤其当笔者看到颇为宏大壮观场面的彩色图片时，深深感觉到，这来自人民群众的浩大力量实在太震撼人心了。

本应该，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严格说人权至上才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只要每个公民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至于其它任何权利，即便作为一般动物的权利，也许才能得到切实保障。但在中国，由于继承的是中世纪的君权至上所演变而来的党国统治，即党权大于国法，党委书记大于整个党。所以，亿万人民的人权首先就无法保障，而作为同样是生命，所有动物的权利，就根本无从谈起。

虽然狂犬病及“违法养犬”问题近年来日趋严重，但不至于就发展到了北京市政府随意发布限狗令和大规模杀狗的行动吧。固然，当北京警方出动警察展开大规模捕狗、杀狗的实际行动时，便立即招徕众多养犬爱犬人士同仇敌忾、一鼓作气的坚决抵制与强烈抗议。

很明显，在互联网极其发达的今日时代，任何只要是违反民心民意的事情，最终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为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管制的北京警方无疑提出了新的执法考验。

但是，如果养犬爱犬人士把此主题升华一下，就可以由此而迅速发展到保护每个公民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毕竟养犬爱犬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时下的有资闲情一族，否则，穷人连混饱肚子都极为艰难，又哪来这等闲情过上养狗的逸致生涯哩？

而作为这些养犬爱犬人士，也许根本就无人权基本思想和概念，毕竟作为他们，当混到这样一种地步时，一般情况下，其自身基本人权由于金钱和地位的作用，也许得到充分保障了。而在眼下的中国，属于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以及所有下岗失业人员，大概这些人就占整个社会的80%左右，而在中国所经常发生人权不保的事件中，往往属于这些人群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作为这类人，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即便遭遇人权迫害了，也想不到，或者根本就无法自卫。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权利遭受来自政府或某官员强力威胁与迫害时，一般都选择退缩或甘心认命。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在这被金钱完全腐蚀并同化成极为冷酷如同钢筋水泥般的冰冷城市时，每当他们受到来自强势群体的直接威胁与赤裸裸的迫害时，他们都仿佛处于漆黑夜晚中的一盏柔弱的油灯，由于本身无如同团伙的强有力的保护与帮助，无便利渠道的正当申诉出口，无金钱作为依托的长期奔波与辛劳，也无很多时间长期泡磨其中，何况还知识有限，信息闭塞，等等等等，便限制了其作为受害者的当事人，面对本该维护的神圣人权，果真就软弱无力，极其无可奈何，固然就得不到及时、切实、高效的任何维护与保障。所以，这中国人的人权远远不如狗权，也便成为当下中国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困惑与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这种仅仅通过有资有闲阶层维护狗权的运动，即便广大民主人士全部都参与其中，给其着重启蒙、开导、培训和扶持，也无法让这类仅仅只沉浸于狗感情的类似纯粹动物式的人们彻底把其动物思想完全转化到人性上来。虽然有民主人士说这种维权也是民主启蒙的一种契机，但笔者以为，这绝对不可能。比如那些因多年上访无果的职业上访户们，就成千上万地长年游走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并且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频繁遭受所谓”人民”警察的威胁、驱赶、恐吓与关押等，而真正同情者又有几人？又有多少有资闲情之人确实为之伸出援手了，而给予其最实际的关怀和帮助？实际就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立刻组织与此类似的大规模的集会、声援、游行与抗议行动了。关于在这一方面，在眼下中国，狗权绝对大于人权，也便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以此说来，由于党权大于国法，并高高凌驾于人权之上，所以，便在实际生活中，这狗权也自然而然高高凌驾于普通百姓的人权之上。这实际就是把中共党权高高凌驾于国法与人权之上的最大恶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则真正才是恒久不变，伴随其一生的大灾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当狗权大于普通百姓的人权时，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民还会享受到本属于他们的神圣尊严、人格、自由和充沛人权吗？固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绝对没有这种保障的。除非，只要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跟风突进者，即所有根本就不讲究任何道德和法理，仅仅只向往通过非正常渠道巧取豪夺者，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兽欲望，在眼下一党专制大黑窝中，他们利用非人道的方式投机钻营其中，果真就获得巨大收益与至高地位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这些人，仅仅只能也是极少数，便果真过上了属于他们这类人的悠哉悠哉的天堂生活了。这实际还依然充分证明了，在当代中国，仅仅只是罪犯的天堂，正义人士的地狱，广大普通百姓的大监牢。难道现实不正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