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左右，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淼，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秘书，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清算，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而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惑。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居文坛要职，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只等到高岗出事了才有所明白，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们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像不出这样的细节，想像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肖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就说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多人，周扬就能说二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肃反时受到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密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人。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小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二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45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5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已是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