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明代文人得了性病不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写入诗文大事宣扬。今天中国文化界以暴露无耻为卖点，如出一辙。

汉语中“裤裆”一词来自满语，也就是东北话的“卡布裆”，中国明朝以前的小说提到那个地方都是说“胯下之物”，裤裆的叫法是后来才流行的。

说到“胯下之物”，可不简单，它是会要人老命的。明朝的屠隆就是一例，然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唯一的一例。

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当时处在病中的屠隆。汤显祖的这组诗题名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了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在今天，汤比屠的名声大得多。可在万历年间，屠隆的声名，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的戏剧，也要比汤的卖座一些。因为屠隆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屠比汤要风流倜傥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对每个人来说，裤裆里存的那点积蓄是人生来就有的，死也将带走的。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心、肝、脾、肺、肾都是一种文化，都能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来而作为是研究的对象、或公开讨论的课题。这本来好像没什么，比如明朝的汤显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公开写诗评论。但偏巧就这裤裆里的东西就必须藏着掩着，对它的功用更是不能提之，提出来即为可耻的，即为下流和卑鄙的，好象本没有干什么事却赋予了已经干了什么事的涵义。这本来好像也是对的，但很多人却不管，堂而皇之的公开，不仅不掩藏，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

遮羞布就是用来遮那“胯下之物”的，如果，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屠隆的情况，至少因为其是个才子，一个风靡一时的剧作家。

时下，很多所谓的作家打着“先锋”的幌子，再挂一块什么“新新人类”、什么“私人化写作”、什么“身体写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羊”头招牌，都是趁着这风头一拥而上的势头，带着很大的媚俗性，功利性，其实是矫饰有余，多的是女子气或裤裆气，宣扬的不是个人精神的操守，甚至根本没有精神可言，纯粹是肉欲的放纵。将现代人精神无家可归状态表现得极为苍白、无力，甚至忘记了人是有着精神生活的一面，物质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精神却被贬到了极远处。

充斥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文化作品，大多是些赤裸裸的肉欲，大鸣大放，让人虚汗淋淋的情欲，都是些裤裆文学。这些新潮或者先锋，都是过分地渲染男女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感情的铺垫的情况下就钻进被窝大搞性的技巧什么的，使得作品成为房中术展示一般。或者纯粹地描写肉体，耽于肉欲，也不知道描写这些东西为了说明些什么，或者超越些什么的。

一提笔就比妓女还要放荡，越写越往裤裆里钻。人们说这就是先锋，这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们宣扬的是“肉体放纵”，而不是“精神放逐”，是挑逗人们的邪念而不是发掘生命的内核，是沉沦于兽性的快乐而不是弘扬了人格的力量。这完全是偏离先锋文学的，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玷污。是中国文化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这种自私不是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狂热，而是由于生存恐惧。其中，权力恐惧作为最大的生存恐惧产生了最大的生存自私，权力自私能够将一切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消灭在萌芽状态”。

罗素先生对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文化没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过这样的描写：“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的道德的败坏更甚于知识的衰退。”这描写使我们生似曾相识之感，这段深刻的文字对理解生存型自私是有启发的。

不管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普遍混乱”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自然，上述种种道德状态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性的道德状态。生存自私泯灭良知和人格尊严，它鼓励人不择手段地活着，客观上表现为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甚至不管他人之死活。“达则专政天下，兼济亲友；穷则独骟其身，没事偷着乐”。

屠隆尚是为了一己的自私，为了“卡布裆”的自私，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他不算多大的罪恶。现在的这些“裤裆文化”的推崇者，确是为了一己和团体的自私，就成了一锅汤里的那只老鼠，对社会危害极大。生存自私的的恶果首先是责任感的丧失，在这里，责任感完全是奢侈。生存自私还意味着对“缺德”事件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当中国人说你“成熟”了，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道德割礼”而“成年”了。这里没有对道德的尊重，更多是嘲笑或因道德自卑而攻击道德，然后是卑贱猥琐的贪婪。

因此，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文化，即使是“裤裆文化”，也不能去取悦人的感官，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它需要一种牺牲精神，时尚或者病态的叫喊，最是要不得。这种的“裤裆文化”并不是去建构什么，并不是存在着一种社会良知与道义，表现出来是苍白、无力，特别以欲望化姿态作为自己描写的契入点，对性爱的颠覆带着一种病态的反抗。许多话语在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以及性交往的自由化大量展露中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化的渲泄物。人性在这里被梳理为最简单的生理满足。他们的观点也许就是谁放逐欲望，谁性暴露走到了前沿，谁最无耻也就谁最牛逼，当然也最赚钱。

甲午战争中清朝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大溃败的原因，如果系统说那就是大清腐败，但除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开枪不瞄准”。

据参加过甲午战争的日本士官回忆说，在朝鲜战场上，日本军队一碰到中国军队就立即卧倒，准备战术冲锋。这时候，中国士兵就开始胡乱地放枪，一枪接着一枪，直到子弹打光。等到枪声渐渐稀少，日本军队就开始冲锋，结果可想而知。

1860年，一位英国军官来华访问，他看到淮军士兵开枪的姿势很奇特：朝前放枪，眼睛往后瞅，他推断这可能是放惯了手铳、鸟铳的原因。

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动用兵力20万人，消耗子弹几千万发。可几个回合下来，双方死了200多人，真正在战场上被枪打死的也就几十人。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逊报纸上发表文章，建议中国政府恢复使用弓箭。一来弓箭比较便宜；二来可以对敌人造成真正的杀伤。

后来，蒋介石挡任黄埔军校校长，亲自编写步兵操典。他他特别强调了“开枪要瞄准”这一关键性的动作。后来北伐军一路挺进，“开枪要瞄准”是起了一定功绩的。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中国人买来了洋枪洋炮，却没有注重“开枪瞄准”的关键步骤。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时起步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日本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中国人却是稀里糊涂，得过且过。甲午战争结束至今，时间又过去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年中，我们学会了“开枪瞄准”。但其他东西却依然学得糊涂：我们引入了足球联赛的制度，却忘了足协主要是足球运动的服务者的角色而不应该是想统揽一切的家长角色，结果中国足球越走越颓废；我们想让国企具有活力，却忘了西方企业最根本的是存在对管理层的全方位监督体系，结果我们让国有资产白白被私吞；我们放权给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却忘了西方的地方政府的一切操作都是透明的，而且西方普通老百姓享有充分的监督权。我们……

日本的教师给高中生布置了这样一道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了两次仗，19世纪打了日清战争（我们叫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们叫做抗日战争）， 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火，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的远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赢了，是赢在什么地方？输了是输在什么条件上？分析之。”从这题就可看出，日本人注重的是挖掘本质，而不是浮在表面的东西，日本人学了西方的东西，然而却非常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的继承乃至比我们还好，传统文化与西方有益东西的结合，造成了日本人的经济比我们强大得多，这就是学得实质！然而我们中国人呢，有些人学得连祖宗都不要了，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叫嚷着取缔中医，在国际上徒增笑柄而已，而韩国人却郑重其事地以中医申请世界遗产……

都在嚷嚷京剧是国粹，可是现在有多少人看京剧？于是，章诒和写了一本有关京剧但又是给“不看戏的人”看的书《伶人往事》。

不看戏看什么？看京剧大家、名家的“八卦”！可这些“八卦”又是“往事”，老掉牙的事儿，谁还有兴趣？再出名再有造诣的京剧大家、名家比得过现在的超女和天王巨星吗？当然比不过！但是总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要了解一下京剧！何况，章诒和写这些“八卦”的时候，出发点狠人性，文字狠有穿透力，内容狠有历史的厚重感，还有不断的反思！在看这些往事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京剧的很多事儿和知识，很多时候，她的文字简直就是一部浓缩的京剧史。

仅书中如雷贯耳的大师名字，就让你目不暇接，就感觉到京剧在那时的昌盛繁华、那时的莺歌燕舞和那时的精彩纷呈。但就这些人里面，很多人的结局十分悲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只有一个感觉：欲哭无泪！

因为这些京剧大家坚信“哪个当官的都要听戏”的原则，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走向了人生的悲剧：尚小云从家财万贯到最后死得居无定所、言慧珠上吊自杀、杨宝忠被红卫兵关起来后被活活饿死、叶盛兰和杜近芳的爱恨情仇……其中，言慧珠的老公是昆曲名家俞振飞，王晓棠是她的弟媳妇；杨宝忠比现在央视的模特大赛里的那些模特还要帅几倍！马连良被批斗的时候跳得狠厉害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一个京剧名家……这些，够“八卦”吧！

法国的H.Lacordaire说：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富的不光彩的宝藏！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章诒和在这本书里写得十分到位：

政权的更迭，艺人可是见多了。他们地位卑贱，但都心存傲气，反正谁上台，他们都得听戏——这是艺人傲气的来由！……经过几个政治运动的锤炼和一番思想改造的洗礼，他们已能迅速地把传统表演艺术和政治压力下的应变结合为一种智慧！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章诒和在书里不断发出这样的诘问。

说功底，奚啸伯练功的时候，可以把“安定门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喊得凹进去一块”，他能不红吗？今儿的不管什么样的明星，还有这样的勤学苦练和这样的功底吗？论排场，现在的明星都在娇淫奢侈地活着，但他们都抵不过那时这些京剧大家的派头：一个京剧大家可以有自己的戏班，一个戏班几十人呢！

所以，章诒和是见过这些大市面儿的人，她始终坚持称这些明星是“伶人”或者“艺人”，我想她的潜台词是：甭晃点我们，也甭管你多风光，你们还是人，只是活在了一个好时候而已！

但“好时候”究竟意味着什么？和理想、精神、纯粹相矛盾吗？娱乐至死吗？

著名女作家虹影昨天在博客中“喊冤”，自曝自己的新作《上海魔术师》因封面“暴露三点”而被北京某书店拒售。

据作者本人介绍，这本新作的封面取材于塔罗牌里的LOVERS，很具“艺术性”。而北京某书店却因“三点都暴露，没有办法向读者交代”，要求重新更换封面，否则就拒售。对此，很多网友在其博客上留言，认为这本新作的封面根本没有问题，北京某书店的说法让人无法理解。

新民网就此事电话连线了《上海魔术师》的出品方——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负责市场宣传的曹小姐向新民网证实了虹影博客里面的说法。

曹小姐告诉新民网，虹影的这部新作计划在12月初正式出版，由于之前在某杂志上登过连载，所以读者都很期待。据曹小姐介绍，新作的封面有好几个“设计版本”待用，书店提出这样的要求，出版社会考虑选用其他版本。同时，她也否认了网友关于“炒作说法”的传闻。

截至新民网发稿时，虹影的博客的相关内容已被删除。

虹影简介

虹影，著名小说家、诗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上海王》、《饥饿的女儿》、《K》、《孔雀的叫喊》、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现居北京伦敦两地。上述四部长篇被译成25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曾获“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奖新诗奖、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被大陆权威媒体评为十大女作家之首，称为“脂粉阵里的英雄”；被新浪网等评为2002、2003年“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配图：徐洪慈4幅/胡思升提供）

荒原中的一面旗帜！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折磨他人，以折磨人为业，以折磨人为生，并以此为荣，以此为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是这一类人的圣旨。尤其专与人斗者，更是乐此不疲。所谓“斗”就是残酷的折磨，就是血腥的折磨；从肉体到精神，从个人到亲朋，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谁对谁呀？怎么仇得如此不共戴天，怎么恨得这样咬牙切齿！他们已经不是人，是兽；而人一旦变为兽，比兽还凶残！（右图：作者沙叶新）

有些人，虽善良，但软弱；虽忠厚，但糊涂；虽不幸，但不争；虽无辜，但无悟。他们是被折磨的，是被批斗的，是被蹂躏的，是被奴役的，但他们一辈子也不敢说个“不”。含垢忍辱，逆来顺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和压迫者之间构成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生态，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互动关系。可以说，是千万顺民成就了嗜血暴君，是犬儒化了的懦夫孱头营造了虎狼似的极权社会。他们虽然没有助纣为虐的罪恶，但却有听之任之的过失。

可也有另一些人，他们在沉默中爆发，在屈辱中站起。他们甚至以一己之力，抵抗极权帝国的铜墙铁壁；以血肉之躯，挑战专政机关的绞肉机器，即便粉身碎骨，碾为齑粉，亦在所不惜。他们为的只是人的自由，为的只是人的尊严，为的只是认一个死理：我没罪，就是不服！他们的抗争大多起于个人的不幸，并非为了普救众生，但这悲壮的以弱对强，这惨烈的以卵击石，其意义大大超过抗争本身，其影响重且大，深且广，因为这类人太少，成功的更少；也正因为少而又少，他们就成了荒原中的一面旗帜！虽然这面旗帜布满弹孔，沾满血污，残损如破碎的布条，但它仍然是旗，仍然在风雨中矗立，猎猎飘扬，给还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人们看到抗争的希望。

徐洪慈“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徐洪慈1933年生于上海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受马列主义书籍和班主任老师的启迪，1948年15岁便加入中共地下党。1951年18岁在华东局团工委统战部工作，并先后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两人的赏识和重用。1954年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冰雪聪明，是公认的高材生。1958年中“阳谋”毒计，被打成“极右分子”。从此，徐洪慈的命运陡转，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服刑期间，他曾四次越狱逃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以顽强的意志、坚定的毅力、超凡的勇气、过人的智慧，得以在1972年9月越过国境，潜入蒙古。后又以非法入境罪，被蒙古政府判处一年徒刑。释放后，又在蒙古流亡近10的年。1984年始获平反归国。（右图：1957年的徐洪慈）

正是：三十年来家国，三万里地山河，命运坎坷，岁月蹉跎，斗志何其巍峨，威武不屈奈我何！

徐洪慈入狱时，翩翩年少，归国时，青春不再。亡命3万里，流放27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终于使打翻在地的自己重新直立行走，因为他是人！而在一个极权社会里，人在精神上的“直立”，比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躯体的直立更加艰难，以此而言，徐洪慈乃是大智大勇大无畏的大英雄。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是他一生的成就。他说：“不被征服就是胜利！”

上海知名记者、作家胡展奋2005年在上海的一个“资深右派聚会”上结识徐洪慈，震动其际遇之非凡，感动其精气之浩然，于是对他深入采访，写出了一部口述实录作品《永不服罪》。我阅读此书时，忽而落泪，忽而长叹；终卷后，竟像傻了一样，半晌无语，黯然神伤。

1981年的徐洪慈

该书不仅实录了徐洪慈个人的悲惨遭遇，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令人恐怖、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只要是极权社会，就一定是全控型的社会；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监狱的主要作用是让人失去自由。在社会的大监狱，亦无自由。有言论自由吗？有出版自由吗？有迁徙自由吗？有出国自由吗？有在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不做自我检查和不揭发他人的自由吗？住旅店要证明，去餐馆要粮票，亲友投宿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结婚登记要单位批准并开具介绍信……个人空间全部丧失，个人自由寥寥无几。在专制主义的话语系统中，自由是和个人主义、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义的贬义词。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

1991年的徐洪慈

为虎作伥之“伥”乃专制基础

该书还写了另一类人，作者称之为“伥”，为虎作伥之“伥”。“伥”即“伥鬼”，自己被虎吃，又帮虎去吃别人。作者以此专指那些落井下石的帮凶，如监狱里的告密者，如学校中的批斗者。“伥”是极权社会制造的，是批量生产的，是从不匮乏的货色。虽然他们的为虎作伥或出于被迫，或仅为自保；但也有大批甘心效忠，邀功求赏者。他们狐假虎威，鸱目虎吻，同样能张开血盆大口吃人。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伥”的大国，他们寄生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这是政治中国的一大特色。因为有了“伥”的存在，对人的控制便无孔不入，使得人人自危，相互间失去任何信任，只能“视他人为监狱”。徐洪慈之所以能逃出天罗地网，是得力于他对“伥”的透彻了解和高度警惕。

“伥”之为患大矣！正因为当时有各类大“伥”小“伥”形成的专制基础，“反右”运动则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胜利”。也正因为至今“伥”们还没最后绝迹，所以“反右”运动尚未根本否定，“右派”也未能彻底平反，甚至连纪念或研讨一下已经过去50年的这场“反右”运动也无法举行；这就使得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场灾难让人遗忘，历史教训得不到深刻总结，大小“伥”们还可能继续作祟；这也就为未来留下可怕的隐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妖雾又弥天，“反右”又重启，“伥”们再登台！

徐洪慈1984年返国后，曾经重返斗过他、关过他的伤心之地。他发现当年那些“伥”几乎都无好下场：校园里的那些“伥”在文革中被后起的“伥”残酷批斗，备受折磨，或自杀身亡，或老年痴呆，皆无善终；狱中的那些“伥”，因作恶多端，不敢露面，最后竟大多死于癌症，痛苦不堪。这亦有其必然，徐洪慈说：“我是学医的，知道人的情志对健康的影响极大。整人的人，因为’应力’的作用，也使得自己的情绪极坏，而且成年累月的坏，它会在人体内产生一种剧毒，这种毒素现在已经被公认为’致癌因子’.链子是锁人的，但它也被链桩锁住。”

一个劳改干部对徐洪慈说：“囚犯是有期的，我们才是无期的……”

这都是警世之言，更是警“伥”之语，还在害人的大“伥”、小“伥”、武“伥”、文“伥”们请深思、再深思！

徐洪慈的被平反、“伥”们的遭“天诛”，虽然都是“迟到的正义”，但不论早迟，正义谁也无法阻挡，它是永恒的太阳！

徐洪慈说：“历史正被迅速改写着，我只是篝火边的一个资深的讲述人而已。我必须尽快地讲述，把一段’永不服罪’的故事保留给后代。”

作者最后写道：“一粒小麦落地，很孤独，但如果它坚持着，就会孕育无数的小麦……”

说得极为含蓄，但都懂了。

2006、3、28上海善作剧楼
首发动向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跑？”书摊上的十年如一日热卖，电视节目里的刀光剑影，校园和街头孩子们嘴里的“嗨、嗨”声……我何尝不知道金庸是现代某些人的偶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再给别人的心里添堵，当然是让人十分生气的。所以，这次我说金庸，请他的“粉丝”朋友们放心，本人乃一介平民，再怎么“诋毁”他，也丝毫不损伤“大师”的形象，就像当年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斥责莎士比亚“极端荒唐”，也没有改变人们对莎士比亚的推崇。金庸固然不足以与莎翁比肩，本人又哪里敢望托翁的项背？再说，虽然中国文人向来自诩“以笔代刀”，如果没有政客的暗示，就算是所谓的“口诛笔伐”，也不过是小孩子过家家，断然没有任何影响力。

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捡别人的剩饭吃，对于金庸，讨厌他就不读他，完全没有必要加入“声讨”他的行列。只是拙文《由王朔骂俗说开去》（《南风》杂志）发表后，激怒了一些“金丝”（时髦用语）。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了我的邮箱，曾经连续几天收到很多“大侠”的来信，可谓铺天盖地。他们谩骂声讨，即便中国的大使馆被炸、看街头杀人强奸，都没有见过谁这样歇斯底里，那劲头似乎被人掘了祖坟一样。又知道我不过是介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所以，一个个杀气腾腾，他们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掌门人”发表不同的观点，言语中的“侠义”口吻，让我怀疑他们和金庸的小说一样是不是搞错了年代。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向来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们既不委身豪门，也不结交官府，讲的是“仗义疏财、不贪不吝、与世无争”，此为所谓的“江湖”。不过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到底有没有，连金庸也说不清楚，在北大授课时，被人问的一脸尴尬。倒是“金丝”们有创意，动辄把那些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的人说成“不够江湖”，似乎只有从金庸的小说中才能悟出为人之道，才能找出匡扶正义的办法，才能体验出那些大侠们的侠肝义胆，否则就是冥顽不化。

不否认自己曾经说金庸的小说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因为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强盗就是江湖好汉，追溯他们的祖宗，就是所谓的武侠。近代以来，他们跻身于官府，与社会上的流氓、土匪合流，不过是从小说里走到了明处。我最恨的正是这样的强盗——他们靠强取豪夺、盘剥平民发家，却以执法防暴、红顶商人之名掩盖，直到现在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横行霸道。

众所周知，金庸是位叫査良镛的文人，“金庸”是他写小说用的笔名。人们习惯于叫他金庸，可见其小说影响力之大。既然他是人，自当有人的习性，不管他的作品多么凛然大义，也不管他有多么大的知名度，我们要明白的是，他本人也无非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的名利，这本与“江湖侠义”没有任何瓜葛，至于后来被谁看出了“价值”，也和查良镛没有多少关系。但中国自古有“文如其人”之说，所以论及金庸就不能不谈查良镛。

大概是1996年，我到杭州参加“报刊副刊言论研讨会”，到西湖风景区游览，导游见我们都是“文人”，便兴致勃勃特地带我们去一个写着“游客止步”的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将是金庸（查府）的私家地皮，占地面积共4亩地。说金庸要在这样的寸土寸金的地方建造一处休闲的别墅，居然被当地政府批准了。有同行慨叹：“谁让人家是金庸呢？”

我当时惊讶莫名，作为国家一级风景区，是全国纳税人的血汗供养之地，国家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建筑私宅的。就是有地方长官“厚爱”，我当然也没有资格责备他们不维护国法的尊严，况且中国这些年的现实状况也与武侠小说里的“江湖”相似——强者大于国法。他们即便杀人也和捻死个臭虫一样简单，又何况区区几亩地皮？我只是不明白，天天红口白牙说自己淡泊明志，到北大、浙大授课都以佛教徒自居的金庸，怎么也像他笔下的武侠一样如此蔑视法律呢？

“既聚积财富，言行不一，岂不伪善？”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台湾作家李敖当面问金庸的，据说金庸当时顾左右而言他。（参见《李敖作品精选》第四辑153页）依仗着自己的名气，肆意盘剥中国大陆纳税人的钱财，他有什么颜面标榜自己“淡泊明志”？我在这里怎么也看不出他自己标榜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倒是看到他的圆滑乖巧、阿谀权贵。一个如此伪善的人，再怎么翻云覆雨，也只能骗骗小孩子，可惜的是，时至今日仍有那么多成年人陶醉其中并乐此不疲！

我坚持自己的观点：金庸的小说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流行无可厚非，谁喜欢谁就去读，本人无权干涉。消极遁世也罢，张扬侠义也罢，就算把它吹捧得天花乱坠也不过是小说，再让人拥趸也无非是业余消遣之物。退一万步说，就算把谁麻醉到不谙世事，又与我何干？但是，现代文明毕竟不会接纳什么江湖义气，崇尚法理、推进民主、反对个人复仇等已成为这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至于有人把社会的公平寄希望于“侠义”，甚至想借此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并口口声声说什么是“人间正道”，这正如有些人到现在还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在某些“清官”身上一样荒唐之极，而历史却无情地告诉我们，无论成王的刘邦还是成寇的李自成，“清官”都没有挽救他们因腐败而灭亡的命运。

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逆社会文明潮流而行，用所谓的“侠义”作掩护，骨子里却是对生命的无情蔑视和对法律的肆意践踏；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表里不一，玷污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义哲学；我讨厌金庸，是因为他用伪善养大了一批“白眼狼”，他们天天咒骂自己国家的孱弱和国民性的堕落，却从来无视社会公德。也许，大部分读他作品的人是动机是单纯的，但可曾想过另一些人却是别有用心？他们以“江湖”为教化，让人们沉溺在花红柳绿、情爱恩仇的虚幻空间里，自己却时时处处和武侠一样，蔑视和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和话语权。

金庸为什么这么红？是谁让他这么红？如果说这是大众的需求，那么，“文革”时期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不是也算大众需求？谁又敢说当年的人们不是为了消遣？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这所谓的“消遣”背后，又哪个不是掩盖着愚弄麻痹，让人们失去对大是大非的判别力，所演绎出来的都是倚强凌弱、民怨沸腾、怨声载道……这难道仅仅是个“俗”字能概括的吗？

我觉得好滑稽，揭露贪污腐化没人应和，痛斥愚民教育无人理会，仅仅说了句金庸俗，就惹来了“金丝”们的“无影掌”，并正告我“没有读过金庸就没资格对金庸指手划脚”。对此，我仍然是那句话：难道必须去吃完一颗腐烂的桃子后才能说它是烂的吗？

在大陆，关注经济形势的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投资增长的速度依然高居不下，而居民消费的比例还在下降。对于百姓来说，最容易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政府试图抑制房价的努力完全失败了。11月 5日，大陆建设部房地产司副司长姜万荣在一个报告会上不得不承认，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效果“成效还是初步的、不稳定的，部分地区房价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大胆地出现在媒体上。一周来，一向敢说话的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再度成为媒体的宠儿。任志强此番言论的中心，就是从根本上挑战温家宝抑制房价上涨的合理性。任志强的核心观点是，房价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温家宝把抑制房价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大陆经济的问题，不是房价太高，而是工资太低。

几乎与此同时，在精英阶层中颇有影响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在最新一期上发表了“‘房地产新政’方略需调整”的社评，也加入了批评当局的合唱。胡舒立批评温家宝“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坚持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行政手段，结果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房地产价格“且调且涨”。胡舒立还特别指出了温家宝房地产新政下出现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房价全线上涨远超中低收入层负担能力，另一方面是有权有势的中央机关、事业单位继续盖房、分房，且标准越改越高，以“经济适用房”之名对本单位员工行福利分房之实。而且，盖房和购房资金其实都来自银行，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体系，政府调控的难度成倍放大。

在胡舒立看来，温家宝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把“供需两方的实力导入市场”，因此不能借助市场的力量来恢复失衡的经济。事情果真如胡女士想象的那样简单吗？在旁观者看来，大陆的现实，不仅是政治上官权远远大于民权，而且在经济上，官家财富的实力也远远大于民间的实力。这是因为大陆的经济转型，不仅没有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也没有经历私有化过程。国家控制的资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力量对比之下，彻底释放市场力量的结果，最大的可能是把小民逼上绝路。遗憾的是，以胡舒立为代表的一批大陆精英，至今看不到这一点，仍然沈溺于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之中。

最近，北京大学的宋国青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大陆主张市场化的主流经济学家当中，终于有人开始认识到，大陆官肥民瘦的现实，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宋国青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当前消费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个人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行了8年刺激国民消费的政策，然而这8年中个人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而且在继续下降。”

宋国青文章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给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大陆老百姓的消费上不去，并非因为他们有钱不愿消费，而实在是因为钱太少。宋国青指出，在总体上，大陆的储蓄率确实很高，但国民总储蓄中，居民的个人储蓄仅占30-40%，而国家控制的政府和企业储蓄，占了大半边。

自1978年以来，大陆的国民收入在官府和民间之间的分配，经历了一个U字型。先是放权让利，走向官瘦民肥，然后是宏观调控，走向官肥民瘦。从官瘦民肥到官肥民瘦的大逆转，起自朱鎔基上台，尤其是94年的税制改革，这个趋势越来越强，目前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最明显的表现，就是4年间，大陆财政收入从2万亿直逼4万亿人民币。温家宝宏观调控，调来调去，官越调越肥，民越调越瘦。不知温家宝自己是否认识到，这决不是什么好兆头。温家宝，也包括胡锦涛的麻烦在于，不从根本上改变官民资产实力的对比，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都只能是越调越官肥民瘦，从而加大官逼民反的危险，但要彻底扭转官民资产的实力对比，胡温能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吗？

杨振宁原本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可是这几年，他却越来越象个娱乐圈的名人，且不说他的跨世纪婚恋，只听听他关于中国教育的几番高论，就觉得这老人家的确与众不同。去年他宣布“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今年又放出话来：“清华学生平均素质比哈佛好！”前不久，更声称“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一连串的言论使得中国教育瞬间“焕发新颜”。他贵为美国公民，有如此高尚的爱国情怀，不能不让土著的国人叹服或汗颜！然而，在杨振宁的一系列言论背后，是中国教育界的质疑和羞愧。

日前，网易发布了一份调查：“您认为中国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在2,420票有效投票中，有1,912票认为“完全失败！中国教育如果再不加大整改力度，十分危险”。担任Google中国区总裁的著名计算机专家李开复在《给中国高校的一封信》中写道：“创办大学的目的或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名和利，而在于是否培养出了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否获得了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科研成果。”

但是中国的高校大多陷入了追名逐利的漩涡中，始自上世纪末一哄而上的、不注重质量的大学扩招，虽然学生数量明显增多，却没有达到多培养人才的目的。有些学生学习四年后才发现在学校学的知识根本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导致就业相当困难，甚至发生了大学生毕业后为了就业再去重上中专的事情。

更为恶劣的是，为了金钱和名利，高校普遍存在着造假现象。学术造假，论文造假，项目造假！最著名的就是上海交大的一个陈姓教授，居然将从美国买回的芯片上的标志打磨掉后，再刻上自己的logo，说成是自己研制的芯片，大肆骗取科研资金和学术声誉；一些高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屡次发现抄袭现象；少数大学教师为了评职称，大量发表粗制滥造、生拼硬凑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老师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公司而让博士生成为免费劳工；学校为了赚钱开过多的ＥＭＢＡ或软件学院课程，让老师把精力都花在那些“高学费”的“高龄生”身上而忽略了真正的大学生……

上个世纪初，胡适曾在《归国杂感》一文中感叹：“依我看来，中国的教育，不但不能救亡，简直可以亡国。”感叹过后，便列举当时教育的种种弊端，虽然间隔数十年，现在看来，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仍有警醒意义。但是就是这种“简直可以亡国”的中国教育，竟被杨振宁吹捧为“中国大学对国家的贡献比美国高校大”。美国高校对国家的贡献有目共睹，杨振宁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是他为什么一而再地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唱赞歌呢？显然他是中国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住着清华的别墅，在现有体制下安享晚年，屁股决定了脑袋。可是，我们并不需要为现有高教体制大唱赞歌的“喜鹊”──有教育部大言不惭就足够了──我们缺少的恰是对着现有体制不留情面、鸹噪不已的“乌鸦”。杨振宁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说话时理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信息中心理事，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十五日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曾任美三所大学全职教授

一位学者评论余英时获奖这件事时说，余英时能被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三所大学选为全职教授，这份殊荣已足以证明其崇高地位。然而要谈及他的终身成就，他的学识远比这类生涯方面的成功来得更重要。

现年七十六岁的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一九三○年一月廿二日生于天津，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学院第一届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余英时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一九九○年代初他还获邀出任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同侪誉为当代最伟大中国史家

余英时著书逾卅部，其内容涵盖范围超过两千年，重要作品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史学与传统》（以上为时报出版）、《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等，最近的作品，为二○○三年出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同侪形容余英时是「我们这个世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他是同时在中美两个世界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余英时说他还不知道要如何运用奖金，仅开玩笑表示「有一部分要缴税吧」。

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九十一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二○○三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

下月初赴美国会图书馆领奖

克鲁格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二○○三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二○○四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去年则没有获奖人。

本届克鲁格奖的得奖人遴选工作从今年春季展开，国会图书馆邀集馆内外学者从两千多位人选逐一过滤。十月，国会图书馆馆长召集一个由知名学者组成的小组，就最后九名入围人选进行讨论，再由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余英时和弗兰克林两人将在十二月五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今年一月，由哈珀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在大选中击败马丁领导的自由党上台执政，从而结束了长达一三年的加拿大自由党执政时期。

在自由党执政的年间，加拿大的两任总理克雷蒂安、马丁都强调在外交上摆脱美国的阴影，因而与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到去年马丁与胡锦涛共同宣佈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夥伴关系，可以说是把加中关系推到了顶峰。

哈珀政府上台后，由於在国会是少数政府，反对党随时有可能会联手把保守党赶下台，因此哈珀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内政方面。在外交上，哈珀走出的最重要一步棋就是修补自由党多年来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在对华关系上则迟迟没有动作。

今年春天，加拿大外长麦凯在电视上首次公开提到中国，内容是中国工业间谍在加拿大的活动给加拿大造成重大损失，加拿大政府准备正式向中国提出交涉；接着，总理哈珀本人也出面支持麦凯的说法。同时，哈珀却阻止了一名保守党国会议员以私人提案的方式向国会提出台湾事务法草案，转而把草案交给国会外交委员会由专家评估，并在专家认定草案会极大刺激中国之后，无限期地搁置了草案。在贸易方面，加拿大与欧美一道，指责中国在进口汽车部件方面违背承诺，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就此进行磋商。

到了夏天，加拿大国会四个政党一致通过决议，授予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但授予仪式却不是在首都渥太华的国会举行，而是在温哥华一个佛教活动中心由移民部长出面颁发荣誉公民证书。

更值得一提的是，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力排众议，於六月二十二日，在国会就历史上向华人移民徵收人头税的种族歧视行为正式道歉，并向直接受害人及配偶道歉、赔偿，解决了自由党政府多年迟迟没有解决的问题，受到加拿大华人社区的讚扬。

此前有报道指，加拿大外交部长麦凯自上任以来，一直没有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树民进行会晤。外长麦凯月底出现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中国国庆庆祝酒会上，也让不少人喜出望外。接着，加拿大农业部长斯特劳赴北京，成为哈珀政府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内阁成员。随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在访问加拿大期间，邀请哈珀本人尽快访华。哈珀办公室则证实，哈珀希望在十一月於越南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上，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晤。外界估计，届时，加拿大总理哈珀一定会向胡锦涛当面提出加拿大籍维吾尔人塞利尔被从乌兹别克斯坦引渡回中国被判无期徒刑的事件。

同时，哈珀政府的高级官员证实，哈珀政府考虑寻求更加有效的方式取代加中年度官方闭门人权对话会，让这种对话能够真正为促进中国人权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走过场。这位官员还表示，哈珀政府重视发展加中两国的经贸关系，但同时也会履行竞选承诺，重视推动中国改善人权，把原先自由党政府只重经贸、忽视人权的政策向经贸与人权并重的方向调整。

有研究加中关系的专家认为，加拿大的对外贸易是与美国进行的，美国是加拿大的第一大贸易夥伴，也是加拿大的近邻，保守党政府需要通过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来推动加拿大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华关系方面，双方不大可能重新回到自由党执政时的黄金时期。去年成立的加中战略夥伴关系工作小组在哈珀执政之后从没举行过任何会议，目前已经陷於停摆状态。

首发动向１１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