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香港的政治生态，越来越大陆化。由於一时没有直接影响到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一般人未有强烈的感觉.这就是所谓「温水煮青蛙」：水温慢慢热，青蛙是一时不会感觉得到的；当牠感觉到时，已不能跳出沸腾的水而死了。在种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中，传媒的受控和自律，是最堪忧虑之一。

中共靠两根桿子起家：一是枪桿子，二是笔桿子。在香港不必用到前者，后者则靠传媒的受控和自律，掌握在手中。传媒受控和自律，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就受到限制、窒息、剥夺以至最后死亡。这时候，普通市民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就受到了威胁，也难於反抗而悔之已晚。

新闻自由度香港排名大跌

国际的观察者，反而对此较为敏感。上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佈全球各国各地新闻自由度的最新排名，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三十名，下跌至五十八名，降了十九名，远远低於南韩（二十一名）和台湾（四十三名）。香港记者协会就此发表了声明，呼籲社会人士关注。

收购、利诱、限制採访和拘禁

香港传媒为何受控和自律？

（一）有些传媒被大商家收购了，不再是公器，而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他们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中国是他们的利益提供者。其中一些还有官方背景，而且是很敏感的部门，如国安部。

（二）容许电子传媒在大陆落地，报章杂志可让国内机构订阅。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受众扩大了，广告来源也多了。这就是以利引诱.

（三）对与中方有密切关系的商户，提示给某些传媒广告，抵制某些传媒，这也是一个以商业利益的引诱和威吓。

（四）禁止某些未能受控和自律的传媒，遣派记者返大陆採访，限制了它们有关大陆消息的来源和报道。

（五）打压、拘捕、监禁一些记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海峡时报》的记者程翔，竟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不公开审讯而被判处五年徒刑，杀鸡儆猴。

（六）除了对传媒的老闆以利相诱外，对主管实际编务的高级人员，也以高薪收买.在最近一家传媒的年报中，发现有人的年薪竟达五百万、三百万等。这些高薪的人，过去在别的传媒任职，立场是比较开明而有专业道德的，现在完全转悀F.这家传媒，业务并不旺盛，甚至可能亏蚀，为什么竟能这样阔绰慷慨呢？

（七）一些过去有左派背景的新闻从业员，脱离原来的左派机构，走到一些外貌中立的传媒去担任高职，掌握或影响了编务方针。这些传媒的老闆说：任用这些人，就是要搞好与中方的关系，他们才可揣摩得准中方的意图.（八）过去，站在传媒最前线的记者，「初生之犊不畏虎」，而且还有年青人的理想和纯真，大多不受到受控和自律的影响。但他们受制於编辑和採访主任，写了的报道，往往被删改歪曲。最近一两年，这些最前线工作者的队伍中，也渗入了一些中方派遣的人。

受控和自律的因素，在传媒中自上而下都存在着。

造谣、不报道、小骂大帮忙

传媒受控和自律的现象，怎样反映出来呢？由於香港还有一个传媒的自由市场，太露骨一边倒的受控和自律，不会被受众欢迎而被唾弃，这样不但会亏本，而且受众很少不被中方重视。所以，手法是五花八门的，甚至各显神通，针对自己特定的受众而採取不同的方式。

（一）捏造事实造谣，抹黑打击某些特定人物。最突出的事例，程翔被捕时，造谣说他收取台湾金钱，指他在深圳包二奶（有名有姓）。后来该妇女来港，要起诉该传媒诽谤，该传媒只好赔款作庭外和解。又例如，指称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派钱叫人去示威请愿。又例如，说○三年的「七？一」大游行，每个参加者可获派五百元。五十万人的大游行，要派钱，怎样派呢？造谣伎俩太低劣了。

（二）不报道某些事件或人物的消息。最明显的是，法轮功的消息全部封锁，有关的游行、集会、记者会，不论电台、电视、报章都绝迹不见。尤其是最近摘取活人器官移植以牟利。这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但香港的传媒却提也不提。

（三）对大陆的负面新闻，不报道、淡化报道或轻描淡写，不引起受众注意。近年来，大陆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是很值得注意的社会形势，传媒却全没有相关的报道。

（四）小骂大帮忙，对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採取这样的态度。为了欺骗受众不能不「小骂」，以示其中立；另一方面对某些事却大吹大擂，为中共和特区政府争取群众，点缀昇平。

抹黑民主派，佔据专栏地盘

（五）无中生有，小事化大，譁众取宠，去抹黑泛民主派，打击泛民主派的声望。对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只报道一方面的言论，诬衊主流派，对民主党的声望产生负面的影响。

（六）让某些左派人士佔据专栏的地盘.明知写得不好，不受读者欢迎，也长期刊出。其中的一些，甚至是直接由中联办供稿的。一些未合乎受控和自律的作者，则被逐渐剔除减少。为了掩饰，虽然一时不是由左派人士取代，也由一些只谈风花雪月的作者填补.

（七）所谓「公信力」的真相。一些传媒自诩其「公信力」，但细心去观察这「公信力」，最多只是没有造谣报道假消息，并非公正地去报道一些应该报道的消息。这样也是剥夺了受众的知情权，不让受众知道应该知道的消息，这样算什么「公信力」呢？

怎样突破传媒的受控和自律

香港传媒的受控和自律，因为还有一个自由市场在牵制着，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情况正在深化，到了有一天，传媒之间再没有自由竞争，受众越来越麻木而不计较传媒的受控和自由程度，便会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通讯科技越来越发达，在一些地区，互联网络和手机短讯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香港在这方面还是很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去抗衡传媒的受控和自律。特区政府一直不肯开放大众电波，最近不但不发给民间电台牌照，还加以封闭和检控，这就是害怕传媒的受控和自律被突破。香港市民应该支持民间电台的设立，越多越好！

 

十七大之前的胡锦涛陷入空前的困难，困难来自於内政、外交与人事三个方面。首先，胡锦涛的向左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外界觉得他没有带领中国走出困境的眼光与格局。事实上，劳民伤财的先进性教育反而增加了党内的悲观情绪，以及中国社会走投无路的心理。为此，胡锦涛悄悄向中间路线调整，强调左右都能接受的「和谐社会」理念。但问题是，胡锦涛拿不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更没有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如此一来，胡锦涛的权威与地位都不稳固。

其次，胡锦涛的对朝政策完全失败。原本希望用向左转来协调与金正日的关系，并加大物资援助，但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重创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让中国在国际上蒙受耻辱。虽然胡锦涛压制国内政策检讨的声音，但是其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前段时间，中共对於港台政策的灵活手段大多来自於曾庆红，体现一种向右转的思路，与胡锦涛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在中国逐渐崛起的特殊背景下，胡不能掌控外交主导权如同一个船长失去了舵手权利，因此带来的困扰，非同小可。最近，胡锦涛希望开闢新的外交空间，如非洲外交等，但效果还有待观察。

再者，十七大人事问题的核心是曾庆红的去留。从胡锦涛的权力要求来看，曾庆红退休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因为胡锦涛在内政与外交上的失误，独撑大局几乎不可能。当然，胡锦涛可以霸王硬上弓，但将导致中共精英层的分裂，加速政权的解体.但是，曾庆红不退休也有问题，哪怕曾庆红留在第二线，对胡锦涛都是实质威胁，如同当年华国锋让邓小平保留一个副总理的位子。华国锋虽然靠邓的能力稳住大局，但不可避免的结局是自己边缘化。华国锋为了中共的整体利益，牺牲了自己的权力利益。胡锦涛能做到这一点吗？可以说，这是胡锦涛的天人之战。因之，胡锦涛留下曾庆红，自己将走向边缘化，但不留曾庆红，自己的政治路线不得人心，而领袖魅力又十分缺乏，这个局面显然越来越难维持。

或许，胡锦涛的唯一希望是时间，但中国恐怕不给他这个时间了。胡锦涛指望年龄优势的共青团系的支持，终将成泡影，如同华国锋指望革委会的支持一样，因为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抗拒。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台湾福升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时间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将于十九日在墨尔本市艺术中心大厅演讲，讲题是：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大家引颈期盼这次盛事。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坐庄，多不胜数的新歌涌现，我天天歌唱“解放”，时时学习革命道理，这个八岁孩子的脑子，一下子装满了政治──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当然就要爱属于我们的台湾，它们三合一。这些早期的认识是从唱歌而来。

学唱的第一首有关台湾歌曲

五四年底，我学会了第一首爱台湾的歌曲：“在祖国蓝色的海洋上，有一个太阳最先照耀的地方，她是祖国最大的海岛，形状像美丽的石榴叶子一样。啊，啊，啊，台湾啊，我的蓝色的海岛啊，你是这样富庶美丽，像宝石在闪着霞光。如今啊，如今啊，玉山的高峰上飘着星条旗，马场日夜有杀人的枪声。蒋介石把台湾变成地狱，美国鬼子到处屠杀中国人民。啊，台湾啊，我亲爱的土地，你的血不能再流，你的苦难已到了尽头。。。。。。”

这首歌，曲调极尽优雅，歌词温情脉脉，是我头脑“解放”五年后唱的第一首抒情歌曲。每当唱这首歌时我总是深受感动，眼前浮现出那片石榴叶子，心升腾起对它的爱意，这份情从此存放于心。

五五年开始，有关台湾的歌多起来了，歌词似乎还是一片深情，什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但接上去的就是要解放台湾，用武力──“怒火熊熊，炮声震天，要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圪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已发出了庄严号召。。。。。。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一首歌比一首歌强硬，一首歌比一首歌充满火药味，恨不能马上打过去，把台湾打个稀巴烂，“解放”台湾。

以后是有关台湾消息的一大片空白，那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革文化的命的时期。偶而传来“九股蒋帮特务乱窜犯中国大陆”等新闻，一晃而过，大陆自顾不暇，大概是忘记要“解放苦难的台湾”了。

文革后，七八、七九年，在重庆市政协上班的原省二监犯王抡轩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向台湾作统战宣传不要再提中国人民生活美好，家里已有自行车、收音机这样的话了，要多宣传祖国的锦绣河山，血浓于水，欢迎台湾同胞回国观光等等。后来才知道，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人生活富裕，汽车、电视机已经很普遍。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大陆有点像叫化子向富翁炫耀自己的破背心，很丢脸。

八七年来澳洲后，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的议员们打架，耿耿于怀了好几天，难以解释。朋友说，打架总比一致举手好，打架至少说明他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这话很新鲜，真还点在穴位上了。

数年前听说美国一个叫辛灏年的学者写了本书，讲“谁是新中国”，结论是已经走向民主的台湾才是新中国。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就这样，在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我可以获得各种资讯，对台湾的认识点滴积累，逐步全面。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我还是耳听为虚，直到我交了几个台湾朋友，那才是眼见为实了。

一个台湾人给我的政治启发

台湾朋友，除了待人接物平和寛容，重视文化礼貌道德修养，事无钜细遵从法律秩序外，令我吃惊的是台湾人的民主素养，那是近几十年来台湾人不断改进的结果。

我只从他们当中举一个人为例，简昭惠，她发给我的email说：我是个“彩色”的台湾人。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是永远的“文学在野党”，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政党忠诚和信仰。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去监督他们有没有犯错才是真的。做为一个知识份子要争取自由，但也不要忘了寛容，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一直是我所乐见和捍卫的。

德国哲学家康得曾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很贴切的政治本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政治是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妥协的产物，也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不变的真理，完美的社会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认知里，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应具有理性面对的思考能力，才不至于被催眠，而将政治理念当成宗教信仰，或把太高的道德期望寄托于领导阶层或把政治人物神化或偶像化。

台湾目前政治体制的可贵之处在于：政治人物太烂人民有权利用选票让他下台。识人不明选错人顶多忍受几年。。。。。。

我对政治不太狂热，但觉得民众需要有些基本常识，可以避免被政客误导和操弄。

这个台湾的知识人，一位普通的龙应台的“粉丝”，她的看法体现了台湾人的平均认识水平。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她对政治、政党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评价，颠覆了我们──大陆中国人的全部认识，这是一种根底概念的大颠覆。龙应台说“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从台湾人民身上，我看到了民主，触摸到了民主，他们配有一个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

我惊喜，台湾之所以可爱，原来是这里有民主！至此，我才能说我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片美丽的石榴叶子，她在我心里变得真正可爱，一种扎实的可爱，是从真实的生活中了解体会认识的，并非是嘴上唱得好听。

我爱民主的台湾，我爱爱民主的台湾人，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小，学习民主ABC的历史不长的大陆中国人，愿意做龙应台的新“粉丝”。

首发开放11月号

当人们面临和进入政治这遍领域时，他们应该怎样直面功利、道德、责任以及正义所呈现的诸多问题。政治不是抽象的道德伦理和茶余饭后的无聊清谈，也不可能为了自己的私欲和极端功利的获取，而耍弄邪恶及其愚蠢的聪明所形成一番大业的渡河的木筏。政治哲学的理念以及政治的行为，都将进入到公共社会的实践中去。其面临和遭受到的一切并不是功利的辉煌，还有私欲的满足。它所要做到的是：为了极为负责任的正义行为和申诉，去实现宪政自由民主的信念和联邦自治共和的架构。在极权主义邪恶而残暴的镇压和迫害下，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义凛然的精神而直面人生的苦难，以及在政治实践中的精神的火焰。同时帮助并不完善的公民社会寻求宪政自由民主的理论和联邦自治共和实践的支撑点。自人类反抗来自极权主义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之时，自由民主的精神和信念，就象一座横跨邪恶政治之河的木桥。这座木桥虽然简陋，但是却能经得住暴风骤雨的摧残而屹立不动。它使人类看到那彼岸的安全地带；而不惜付出极沉重的代价，从这座岿然屹立而毫不动摇的木桥走向辉煌的彼岸。

然而，从这座木桥通过而走向彼岸的政治人，并非都是圣人。恶棍就是恶棍，流氓就是流氓。在这类人中也有相当的一批政治恶棍和极端功利的政治流氓，这类人也有思想、行为和责任。这就是说，他们的思想是为了满足其如何攫取现实功利而思想，其行为和责任都是为其私欲的扩张而行动和负责。这类人即便思想、思想再思想，但是其行为和道德伦理在为满足自己的极端功利和私欲的扩张时，都脱离不了恶棍的性质以及流氓的德行。

在现当代政治的搏击中，宪政自由民主、联邦自治共和与专制暴政、独裁恐怖的冲突、取代和转换，其抗争的形式是极其残酷和惨烈的。

这就需要政治人普世的价值观来揭露和批判当代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自由民主的镇压和迫害。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政治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哲学的思想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就需要发动公民社会中一切具有上述观念及其思想者的参与。政治哲学的思想者其应该履行的政治行为，是以道德正义的批判，在运用其所积累的知识和政治的经验；形成一种政治领域中的知识性的语境立场。在这基础上，既要直面来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又要面对来自政治恶棍及其流氓似的攻击和污蔑。这就需要我们以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去权衡、回避以及直面这些带有极端攻击性的邪恶势力。

当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以公民的身分积极地参与到公共社会的政治变革中时，这本身就是对形形色色的政治暴徒、恶棍及其流氓的行为、以及悲观懦弱、犬儒似的吹捧、自我流放的弃世作风、精神似的孤芳自赏的彻底否定。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些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公民性参与，是不可能从恢弘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境界中获得一劳永逸的政治正确性。每个人对现实社会所呈现的暴戾和恐怖势力的抗争，都是有其局限性。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利，但是也要随时随地的用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来权衡斗争的度量。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经过人生的苦难和精神火焰的铸造后，而形成关注时代重大政治的趋势和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奋力地超越现有的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限制。坚持自身所经过理性的思维和感性的考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经验及其政治智慧，以及普世的道德价值和正义感。同时对自己以生俱来的私欲扩张及其极端功利的索取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识和警觉的态势。只有这样，在形成当代政治人的同时，才能具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和实践政治信念的思想与行为。从而明确了对不适应于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和进行彻底政治变革的目的。拒绝将这些批判与实践，变成政治赌徒的私欲的扩张与极端功利的掠夺似的政治游戏。而那些政治上的流氓、恶棍、街痞的愚蠢而耍小聪明的政治杂耍，在当代的所谓的政治学术专门化、学院化的精神象牙塔的环境中，以精致思想的无聊和政治杂耍似的倾向，正在削弱和瓦解对邪恶意识形态的批判的社会作用。

自由民主的政治行为，是建立在政治人负责任的道德伦理和正义的基础上。在当代的公民社会中，宪政自由民主是凝聚联邦自治共和架构的主要力量和思想理论的主要源泉。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受到来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镇压和迫害时，公民社会不仅需要在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中，呼吁公民们保卫上述的思想和实践，而且还需要诉诸整个公民群体所认同的感情力量。尽管如此，那些政治上的恶棍、流氓和街痞的极端狭隘的邪恶行为；以及极权主义和暴力革命的原教旨主义依然造谣、中伤、污蔑和迫害着具有正义和责任感的政治人。

专制暴政动辄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国家主义动辄以“党和国家”的利益要求每个公民为其作出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每个自由的公民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质疑：这样的“党和国家”值得我们为之拥护而与之认同吗？政治人的道德责任与正义之精神就是要批判和揭露与公民社会相违背的邪恶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凶残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倡导建立适应于公民社会的宪政自由民主的制度和联邦自治共和的国家构想。

（2006-11-15）

民主论坛

【导语：韩国总理李海瓒，仅仅在韩国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和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而且还是在休假，可是人家在受到 “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的批评时，便知荣知耻地引咎辞职了。与李海瓒相比，对中国矿难负有失误、失职和领导责任的 胡锦涛、温家宝们，便显得脸皮便太厚了。】

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由胡锦涛亲自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自 2006年1 月1 日起正式生效。其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据此，我建议对中国矿难—-当然还有贪污腐败、污染、教育、医疗、房地产、领土领海丧失、计划生育、钳制舆论、践踏人权、特务专政、滥杀无辜 ……负有失误、失职和领导责任的胡锦涛、温家宝、于幼军等人引咎辞职；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他们拒绝自动辞职时，责任他们辞职，甚至提出弹劾。

矿难是中国的国难之一，矿难早已不算是什么新闻了。尽管如此，海内外人士还是本着对生命的尊重，向北京当局提出不少批评的同时，也提出不少的建议；我去年就写过《胡锦涛先生，请为死难矿工下半旗吧！》(214期《议报》 )，后来又改写成《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胡锦涛先生，你还不肯为死难矿工下半旗吗？》；但是，胡锦涛及其利益集团竟充耳不闻，一意孤行。

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独裁者、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分赃集团、一个吝于对死难矿工下半旗的无荣无耻政权，你可以指望它对矿难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吗？一如所料， 今年一月至五月，仅贵州省毕节地区便发生煤矿事故51起，死亡112人。一至八月份，北京市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14起，死亡20人，死亡人数是去年同期的四倍。十月份以来，全国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１日至 12日，全国煤矿连续发生八起重特大事故，死亡和失踪55人；其中一次死亡十人以上事故二起，死亡和失踪23人。

山西省自11 月以来至少又有四次特大死亡事故：3日吕梁市临县煤矿发生井下爆炸，至少 8名矿工遇难1 人下落不明；5日原平市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 35名遇难者，12 人下落不明；７日太原市王封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0人遇难； 12日，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发生爆炸，25 人遇难，９人下落不明。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些年来，中国每年矿难的遇难者大约在六至七千名。2005年1月至12月11 日，全国共发生煤矿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矿工人数达到五千四百九十一人。国家安监总局发布2006年8月份安全生产简要情况称，今年8月份，共接到全国各类事故快报50,263起，死亡8,371 人。这都是被缩小了数字，例如河南省济源煤业公司两年内曾瞒报７起死亡事故。

2005年中国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2.811，而美国则为0.03。但中国也有重点煤矿可达到 0.931，神华集团煤矿只有0.02，神东矿区更仅为0.0098。可见非不能而是不为。

安监总局组织专家对54个重点煤矿、462个矿井进行安全技术”会诊”后，查出 5,886条重大隐患，治理费用需要689亿元。689亿元，就难住了胡锦涛、温家宝了吗？可是胡锦涛、温家宝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可把几十亿、上百亿的往古巴、朝鲜这些流氓国家和非洲朋友身上 砸，以收买人心，为自己铺后路，而置中国人民的死活于不顾。

唐朝先生在《中国危机公关网》和其它众多网站连续发表了《左云矿难该问责谁？》、《市长该不该引咎辞职？》之后，又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会怎样？

韩国总统卢武铉上任以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引咎辞职，甚至选择了自杀。如果 56人死亡的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省部级主管官员早就应该鞠躬下台了！

2003年山西省吕梁市四个月内发生三起重大事故，死亡人数达 141人，中共吕梁地区行署党组成员、行署副专员金建中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这是目前山西省因煤矿而受到处罚最高级别的官员—-副厅。

5月27日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 “对左云矿难的调查，不但要查处事故责任人，还要查清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充当后台保护伞的人，不管涉及哪一级的干部，都要依据党纪、政纪严厉查处，决不姑息迁就。”煤矿”矿工最基本的防护用品都要自己花钱购买，包括矿灯、防水鞋、工作服等，矿灯平常也是自己拿回家充电。更别说工伤保险，一分钱都没缴过 “的讲话中，居然没有承担一点责任！唐朝先生质问于幼军：你是否考虑过像解振华承担”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那样引咎辞职呢？

然而，于幼军很有 “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修炼，”硬着头皮顶住了”(毛泽东)。经常流眼泪的温家宝更有此等功力，他一边说：”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我这三年的工作，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一边恋栈不去。既然解决不了也不肯想办法解决，那为什么还不下台呢？看人家韩国总理李海瓒，仅仅在韩国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和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而且还是在休假，可是人家在受到 “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的批评时，便知耻地引咎辞职了。

与”在不适当的时间和不适当的人士打高尔夫球”就引咎辞职的韩国总理李海瓒相比，温家宝们的脸皮实在太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胡锦涛、温家宝、于幼军们，你们作为一名政府公务员，你们难道不应该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引咎辞职吗？

是否选择引咎辞职，并不是你们的自由。而且我以《公务员法》和你们吹得天花乱坠的《八荣八耻》、”三个代表”、”两个务必”来要求你们，同时要求你们与韩国和国际惯例”接轨”！

官员敢于承担相应责任，是中国经济强大和政治文明的最有效办法，(唐朝：《如果左云矿难发生在韩国》，《 光明网》、《人民网》)请你们看在”人民”、”死难矿工”、《党章》、国法的份上，选择鞠躬下台，为承担责任率先垂范！

2006年 11月14 日

附：今年以来的煤矿事故记录

(有遗漏和错误之处，请朋友们补充更正 )

1月 23日，贵州省毕节市阴底乡路朗顾家湾小煤窑瓦斯爆炸，一死，三失踪。副市长李吉华在三名矿工还未救出的情况下，于 2月10 日下令以120公斤炸药炸封煤矿。而山西省仍是重灾区， 5月18日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56人全部死亡；7月 15日，晋中市灵石县蔺家庄煤矿煤尘爆炸，53人死亡。

2月 24日，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陶庄煤矿发生煤尘爆炸，死22 人。

3月 2日，河北省邯郸市磁县黄沙镇煤矿火药爆炸，6 人死亡，25名矿工被困井下。

2月 14日，湖南省宜章浆水乡荣福煤矿发生冒顶事故， 3人死亡。

3月 12日，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香梅乡高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1 人死亡。

3月 13日，内蒙古鄂托克旗旧洞沟荣盛煤矿瓦斯爆炸，33 名矿工被困井下，死亡人数上升到20人，仍有一名失踪。

3月 14日，江西省宜春市一煤矿发生渗水事故，6名矿工被困。

3 月18 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胜利煤焦有限公司樊家山坑口透水事故，目前已经发现3 名遇难矿工遗体，井下还有25 名矿工生死不明。( 据中广网报导，在这人命关天、分秒必争的时候，临县招贤镇政府办公楼里，工作人员却在打牌赌钱)

3月 2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纳雍县五轮山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一人死亡，9人受伤，十四人下落不明。

3月28日，北京市周口店龙山煤矿顶板事故，死亡一人。

3月 29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舍窠煤矿发生瓦斯爆炸,5 人死亡,11人受伤。

4月 1日，重庆市奉节县汾河镇大兴煤矿瓦斯事故， 5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4月 3日，辽宁省辽阳公安大黄煤矿瓦斯爆炸，二名矿工死亡，27 人受伤。

4月 6日，湖南冷水江市一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6 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 (事故发生时，共有包括四名女工在内的九人在井下作业。陈善铁的母亲赵平姣长期以来，靠在井下拉煤供他读书、上大学)

4月7日，北京市大村煤矿，运输事故，死亡一人。

4月18日，北京市柿子树沟煤矿顶板事故，死亡两人。

4月2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黄道乡叶沟自然村原田大刘山煤井发生瓦斯爆炸，造成１１人遇难、１８人受伤 (有关人员刻意隐瞒事故、销毁证据、转移遗体，省政府只对大刘山西井矿长、副矿长以及调度员追究刑事责任)。

4月29日，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2人死亡、 7人伤。

5月２日，贵州省威宁县东风镇非法采煤瓦斯燃烧，15名矿工死亡。 （武宜三注：每个死者获赔偿五千元人民币加五百斤粮食！ 毕节地区行政公署一位领导—-不知是不是中共 毕节地区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黄家培—- 说出了贵州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贱的奥妙：毕节经济比较落后，威宁更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果按照国家规定赔偿二十万元，不但当地财政难以运转，而且执行这样的规定，对于家庭年收入只有四五千块钱的农民来说，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故。”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担心矿工为了这二十万元赔偿款会去主动送死？”安全生产万里行副总指挥、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护部部长张成富拍案而起，”我在这里拍四十万，有谁愿意死！”可惜像张成富这样有血性的官员太少，多的却是像胡锦涛、温家宝专会做戏、虚情假意的冷血”公仆”！ )

5月 5日，河南省汝州市小屯镇商酒务煤矿炸药爆炸，7 名矿工遇难、1人失踪。

5月 7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靖安乡煤矿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9 人死亡。

5 月10 日，四川省兴文县一煤矿发生矿难，9 人遇难，2 人失踪，9 人受伤。

5月 16日，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钟山乡桂箐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9 名工人下落不明。

5月18日，山西省大同市左云县张家场乡新井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井下当班工人266 名，其中210人安全升井，56人被困井下全部死亡(事故发生后，矿主瞒报贻误最佳抢险救援时机)。

5月 19日，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莲花庵第六煤矿发生塌冒事故，5 人死亡。

5月21日，重庆市綦江县赶水镇煤层瓦斯爆炸，3人死亡。

5月22日，河南省渑池县陈村乡一无证煤矿瓦斯爆炸，8名矿工遇难， 1人受伤。

6月2日，北京市房山区大安山煤矿因非法采煤发生塌冒，造成3名工人遇难。

6月7日，贵州省威宁猴场镇非法采煤瓦斯爆炸，５名工人遇难。

6月10日，重庆市南川后山煤矿透水，7名下落不明。

6月11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峙联煤矿煤壁塌落1名死亡。

6月 12日，《博讯自由发稿区》报导，最近湘西花垣矿山崩塌, 百余人被困于其中,矿山老板和当地政府不顾工人死活 ,对外封锁消息!

6日 22时，河南省义煤（集团）孟津煤矿瓦斯突发事故，８人遇难。

6月25日，重庆市万盛区关坝镇煤矿瓦斯，4人死亡， 8人受伤。

6月28日，辽宁阜新五龙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人数现已升至27人， 36人受伤。(国家安监总局调度统计司透露，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十人以上特大事故十六起，致使三百二十五人死亡 )

7月 1日，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勃湾区温明矿业有限公司乌兰布和煤矿冒顶事故，３人被砸死, １人受轻伤。

7月５日，山西省吕梁市中阳县煤矿发生透水事故，８人被困井下。

7月 8日，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矿瓦斯爆炸，至少8 人死亡。

7月8日，云南省富源县大河镇金晶煤矿透水事故，7名被困井下的矿工无生还可能。

7月13日，内蒙古准格尔旗金利煤矿发生山洪灌井事故，12 名矿工被困，至今生死不明。

7月15日，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偏坡院煤矿透水，15名遇难， 3人下落不明。

7月15日，山西省 晋中市灵石县蔺家庄煤矿煤尘爆炸，53人死亡。

7月15日，湖南省耒阳市沉家湾煤矿因暴雨洪水引发事故，造成至少14 人死亡。

7月24日，张家口市蔚县水东煤矿发生爆炸。１人死亡，６人下落不明。

7月29日，河南省义马煤矿瓦斯事故，井下８名施工人员生死未卜。

8月4日，山西省宁武县西马坊乡大辉窑沟煤矿塌陷，18人死亡。

8月５日，河南省南召县白土岗镇煤矿发生透水事故，正在井下工作的８名矿工被困死亡。

8月13日，新疆阜康市广源煤矿发生顶板事故，13人遇难， 1人重伤。

8月14日，山西省朔州市怀仁县煤壁塌落事故，1名矿工死亡。

8月17日，江西省丰城矿务局煤与瓦斯突出事故，５人死亡。

8月31日，湖南省涟源市联谊煤矿瓦斯爆炸，9人死亡。 (今年前 8个月，中国总共发生煤矿事故 1,824起，死亡 2.900人)

9月１日，新疆阜康市金龙煤矿生中毒事件，井下２人死亡，８名正在医院抢救。

9月 2日，贵州省纳雍县一采煤窝点发生瓦斯燃烧，造成8 人死亡，4人受伤。

9 月3 日，湖北省大冶市还地桥镇振兴煤矿发生透水事故，6 人不幸遇难。

9月 11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矿井一氧化碳中毒事件，5 人死亡。

９月１3日，山西省大同市大南沟煤矿一氧化碳起火，１人遇难，另外23人仍困于井下，大约都活不成了。

9月13日，吉林省通化市煤矿透水事故，15名矿工被困井下生死不明。

9 月14 日，吉林省通化市煤矿透水事故，被困的 15名矿工中， 8人获救， 7人生死不明。

9月 18日，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２人下落不明。

9月22日，四川省万源市竹坪口煤矿瓦斯爆炸，４人遇难，有２人下落不明。

9月25日，黑龙江省七台河煤矿发生冒顶，６人遇难。

9月30日，黑龙江省鸡西天龙煤矿事故，13名矿工遇难。

10月 5日，黑龙江省方正县宝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9 名矿工被困井下，一值班矿井领导下井察看也下落不明。

10 月6日，四川省宜宾芙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 13名矿工死亡。

10月 10日，安徽省谢桥煤矿冒顶，８人被困生死未明。

10 月15 日，河北省张家口金能集团宣东矿发生瓦斯爆炸， 4 人死亡。

10 月16日，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和隆鑫煤矿发生火灾事故，死亡 13人， 22人受伤。

10月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2师八一煤矿爆炸， 14名矿工全部遇难。

10月31日，甘肃省靖远魏家地煤矿瓦斯爆炸，29人遇难， 19人伤。

11月 3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煤矿发生井下爆炸，至少造成8 名矿工遇难，1人下落不明。

11月5日，山西省原平市焦家寨煤矿瓦斯爆炸，35 名遇难者，12人下落不明。

11月７日，山西太原市王封乡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10人遇难。

11月８日，湖南耒阳市泗门洲镇新坡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５人遇难，８人下落不明，矿长逃逸。

11月 13日，山西省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发生爆炸，25 人遇难，９人下落不明。

 

djy

郁郁与我提了几次，让我写一写当年编辑《八面来风》、也即是《大陆》第三期的过程。对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我觉得当回子事去说把它并无多大趣味。但郁郁是老朋友了，情面难却，那就把陈年往事拿出来翻晒翻晒。

80年代初中期，在一些文学青年中开始盛行油印地下刊物，受此风气影响，85年的时候，我也产生了编一本诗歌刊物的想法。当时，有些青年诗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还写过一些简短的评语。所以，最初我并不想简单地编一个诗歌合集，而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点评本。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自量力了，要点评这些才具颇高的诗歌作品，实非我当时的能力之所能及。

我当时找了郁郁，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写诗的人里，郁郁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郁郁当时在我的眼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作风干练，自信、热情，而且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就是郁郁当时给我的印象。

其时，郁郁正在编《大陆》第二期。听了我的想法，郁郁觉得点评本并不那么容易做好，而且吃力不讨好，他因为正在忙于第二期的编组工作，所以希望我能支持他把《大陆》第二期做了，然后我们再来做这本当时尚未定名的青年诗选。

那时候京不特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在向东中学当数学老师。向东中学距我家甚近，所以我们的交往就开始密切起来，编诗集的事自然也就少不了他的参与。

《八面来风》这个题目是郁郁的贡献。我们最初选定的名单是八个人，所以郁郁说可以取名叫“八面来风”。不过，后来名单扩充了，尽管增加到12人，但叫它“八面来风”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个名称就保留下来了，也为这本诗集增色不少。

在编《八面来风》之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一、上海地区没有一本集中展示本地区诗人实力的诗歌作品集，我编的这本东西应该能弥补这一缺憾；二、在确定作者的基础上进行组稿。这个想法，在与郁郁商量后被确定下来。

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们分头去做各自的事情。这个“我们”指的是我、郁郁和京不特。在这本诗集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稿子是由京不特组来的，其余是我和郁郁各占三分之一。郁郁在编刊物方面很有经验，所以在这本诗集的整体把握方面，郁郁起了关键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在作者的安排和编次上，郁郁都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然后经我们商讨后确定下来。另外在诗集的扉页插入12位作者的照片（复印），也是郁郁的创意。当然，这个不错的主意却给了我这个具体执行人的工作增加了难度。那时候，要找到一个复印的地方可不象现在这么容易。幸亏有一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使这本诗集得以如期装订。

说到这儿，自然就说到这本诗集的封面上来了。本来这本诗集就叫《八面来风》，并没有和《大陆》沾上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编这本东西是我的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行为。真是因缘凑巧，郁郁在编《大陆》第二期的时候，多印了很多封面。郁郁说，干脆我就不要再去印封面了，就把那些没用完的封面拿来用了。虽然我不太情愿这么做，但郁郁力陈利弊，说服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使我无意中上了《大陆》这条船。为了与前两期《大陆》示别，我特地去刻了一枚印章，在封面的显要位置摁上了“特刊”两个字。而这本“特刊”最后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大陆》第三期。

不过，在编辑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与郁郁的意见也有许多相左之处，但是郁郁的大部分意见最终还是被我采纳了。这一切都基于一点：这本集子越编到后来，越让我觉得这不是纯粹我个人的事，我不想让这本逐渐成型的诗集中途而废，于是个人的得失必须先放在一边。而事实上，最后证明在许多方面郁郁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这本诗集在当时对于报道上海前卫诗人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人们通过这本诗集，较为集中地看到了上海地区的诗歌面貌，同时为这些诗人日后获得更为广泛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到1986年底，诗集终于印出来，我与京不特一起来到了位于南市区的某誊印社，将飘着油墨香的诗集取回来。此时我的心情甚为复杂，我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结果，大半年来一系列琐碎的工作所带来的疲累和繁闷终于还是被欢乐所取代……

民主论坛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在2006年11月11日举行的例会上批准”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名，将本年度开始设立的首届”狱中作家奖”授予本会会员杨天水，并在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正式宣布（附颁奖词与奖状）。此外，理事会已批准杨建利、赵岩、程翔、蔡卓华、李建平、李长青、李元龙、郭起真、努尔莫哈提亚辛等9位狱中作家或记者为本会新的重点营救的荣誉会员，上报国际笔会。

至今为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重点救援的27名荣誉会员中已有6人获释，包括罗永忠、姜维平、喻东岳、姜力均、罗长福、朱虞夫；目前系狱者还有21人：黄金秋、杨子立、张宏海、徐伟、靳海科、高勤荣、徐泽荣、拖乎提吐尼雅孜、喻华峰、李民英、李志、哈达、胡石根、郑贻春、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孔佑平、吴义龙、何德普、赵常青、陶海东、毛庆祥。此外，因言获罪系狱的本会员有师涛、张林、杨天水，会员力虹、严正学已被正式逮捕起诉。

独立中文笔会郑重宣告，言论自由包括写作自由是不可侵犯的人权，维护作家自由是国际笔会宪章的明确规定，本笔会将为恢复上述系狱写作者的自由而作出不懈努力。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11月15日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

附：2006年度首届”狱中作家奖”颁奖词（2006年11月15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

“狱中作家奖”不论颁给哪位作家，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这个奖的存在，就意味着还有作家关在监狱，忍受没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我们希望，在每年国际笔会”狱中作家日”颁发这个奖，能够不时提醒世人：作家这被许多世人看作是上天眷顾的具有另类才华的人，却因发挥自由写作的才华，失去了写作自由乃至人身的自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并尽早使这个奖的颁发再无必要。

在众多的中国系狱作家中，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根据狱中作家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将本年度的”狱中作家奖”颁发给被重判十二年徒刑的南京作家、本会会员杨天水（本名杨同彦）先生，以表彰他为表达自由所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杨天水，一位具有独立人格、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位捍卫言论自由、呼唤宪政民主的中国公民，刚从漫长的十年”六四”牢狱经历中走出，又步入更漫长的十二年监禁生涯。这位被中国当局判处”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辜作家，遭受了如此残酷的刑罚，不能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感到悲哀与愤慨。我们知道，世上任何一个奖项都无法治疗狱中作家被禁止写作的心灵创伤，无法弥补他失去的自由。可是，我们希望，这个奖能带给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面对强权与暴力的作家些许精神的慰籍和鼓励，并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敬佩之情。我们将继续关注他在狱中的安危，并为此呼吁，直到他被无条件释放为止。

（杨天水简介：杨天水，本名杨同彦，汉族。1961年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一个农家，1982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学士。此后，主要居住于南京，任教三年，研究四年。1990年至2000年，以”反革命罪”被监禁十年。2000年5月31日出狱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当局传讯、软禁难以计数。2004年5月28日至6月12日被行政拘留半个月，警方理由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损害国家荣誉的以及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文章”.2004年12月24日至2005年1月24日又被刑事拘留一个月，警方理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保外候审一年”获释。2005年12月23日再遭受拘捕；2006年1月25日被逮捕；5月16日上午9时至12日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审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2006年11月16日狱委讯】今天下午21点，六四天网与严正学先生夫人朱春柳女士取得联系，朱春柳女士告诉我们：下午14点，接台州国保的通知，她前往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签署了《严正学逮捕通知书》，该通知书全文如下： 台公刑捕通字[2006]19号 朱春柳： 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2006年11月15日 台州市公安局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著名画家严正学10月18日被浙江台州国保抄家绑架，25日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星期三(11月15日)收到严正学被正式逮捕的通知书。

该通知书全文如下：

                                                    
                     台公刑捕通字[2006]19号

朱春柳：

   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

                                      2006年11月15日

                                      台州市公安局

朱春柳曾于11月10日收到台州市公安局的通知称，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

朱春柳于8日委托李建强律师为严正学辩护。律师表示，公安说案件涉及国际机密，因此在侦察阶段不同意律师会见，等移交到检察院起诉后才可以介入。

朱春柳表示，我丈夫只不过说说真话，做做正事，怎么可能“颠覆国家政权”呢？实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理说，涉嫌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应该都是公开的，不应该涉及国家机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种托辞。

朱春柳强烈呼吁外界关注严正学的遭遇。她说，“我现在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如果这么一直脱下去，恐怕只会越来越严重。严正学在里面多待一天，只会多遭一天的罪。”

严正学，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1944年生于中国浙江。1962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90年在有中国“SOHO”之称的圆明园艺术家村，被推选为村长。曾经在中国和很多国家展出其艺术作品，特别其因言获罪被投入牢狱后在狱中创作的绘画作品。

自1994年开始，严正学打了40多宗民告官的官司，为弱势群体说话，揭露中共当局的暴政，揭露中共司法的黑暗。在对椒江公安局、台州市建设规划局、国民党民革椒江委员会、台州检察官的多起民告官的诉讼中，据理据法力争。也因此数十次被公安抓捕、毒打，身体多处受伤，无数次失去人身自由。

胡适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民主气质，而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体现出了民主风度的人。如果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文人和学者分成左和右两面，这样分是很简单的，未必准确，但为了人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姑且沿用这种简单的分法。如果我们再从这两面各找出一个人来做代表的话，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鲁迅算一个代表，把胡适也算一个代表。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我们把左联算一群，把《新月》文人算一群。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从整体上来说，他们当中哪些人更具民主风度。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的民主风度，最重要的不是看他们在大事上的表现，而是要看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如何待人接物。我们过去研究历史人物，是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的评价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我们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就以鲁迅和胡适这两个人来说。我们先不说他们在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就从做人这一点上来说，我以为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还是要顾及一个人和他周围同事朋友以及亲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对于鲁迅和他弟弟周作人的分手，我们现在多是指责周作人，而且还有人将兄弟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其它方面去，这都不是知人之论。他们兄弟的失和，我以为我们还是要持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的态度，那样的事，是很难说清谁是谁非的，也没有必要说清。

左联和《新月》文人群体，在做人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说《新月》文人更好一些。就以婚姻来说，我们也可以说左联不如《新月》，左联文人的婚姻，不客气地说，好的并不多。还有最简单的例子是《新月》文人能说左联文人的好处，而我们过去很少听见左联文人也能对《新月》文人说句公道话的。就同道来说，左联最后的分裂，我们不能说就完全是政治和思想的不同而没有个人道德的问题。贾植芳先生就说过，左联同人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他们一直在斗，最后就是胡风和周扬那样的结局。而《新月》文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但他们一生都是好朋友。《新月》文人能对左联文人有持平之论，而后者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冯雪峰的命运那样悲惨，而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懒寻旧梦录》，还不放过他，说了那么多贬斥冯雪峰的话。

鲁迅骂过的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还有《新月》的叶公超，他们对鲁迅都有过很高的评价。苏雪林骂了鲁迅，胡适就批评她。那时鲁迅对胡适早已没有一点好感，但胡适还能说，鲁迅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小说史研究都是上等的工作。有人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抄了日本的盐谷温，胡适还能说：“真是万分的冤枉”。梁实秋晚年就不赞成把鲁迅的书列为禁书，他对鲁迅的态度是“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鲁迅去世后，林语堂在《人间世》上还写了悼鲁迅的文章，里面有许多持平之论。叶公超晚年对鲁迅的文章也有极高的评价。做了就是真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新月》文人对鲁迅的持平之论，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虚伪的。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见过左联文人也对《新月》文人虚伪一回？当年徐志摩遇难后，我们就没有见过和他政见不同的人出来表示过一点悲伤。

左翼文人或学者不要说对外人了，就是对自己当年的朋友也多数表现得很不近人情。最近我在《百年潮》杂志（2000年3期）上看到一篇徐庆全说胡风和乔冠华的文章，读后让人感到胡风一生的悲剧不能说与他早年的朋友没有关系。

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在无奈之下，给他当年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他如不是在万般无奈之下，是不会向他的这些当时身居要职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象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悲凉。但他重庆的朋友们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他在给乔冠华的信中说：“明日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当时乔冠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是统战部部长，胡风向他们求救，可以说已是绝望中的悲鸣了。胡风给乔冠华的信由乔冠华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

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

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

他了。

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伤，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为基本特点的，那么这样的文化精神就是可耻的。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过不了多久，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同样的命运。也许胡风当年的朋友那样对待他是有他们的难言之隐的，他们也身不由已。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的品质，也有一个时代整个的文化精神。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在他的成员身上清一色地体现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征，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最残酷的，最没有人性的。

由胡风我又想到了胡适。六十年代初，雷震下狱后，胡适和他周围的朋友们至少在道义上是绝对支持雷震的，胡适不仅自己当面向蒋介石提过抗议，还在请求总统特赦雷震书上签过名。虽然胡适没有能从根本上解救雷震，但在道义上我们不能说胡适没有尽了他的努力。雷震六十五岁生日的时候，胡适还亲自抄了杨万里的诗《桂源铺》送给狱中的雷震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些几乎是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却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精神。历史不是抽象的，雷震的下狱和胡风的下狱相比起来，我们难道能不产生一点对历史的反省？

胡适在学术上也是很有民主风度的。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了史学家陶元珍先生写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胡适之先生的民主风度》。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常举行研究报告会，由研究生提出研究报告，所主任及导师加以批评。有次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之后，他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即把他批评错了的地方指出来，他毫不动气，立刻停止批评，请韩君导师佛学权威汤锡予先生（用彤）对韩君报告继续加以检讨，报告会刚结束时，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象我这次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批评啊！”陶元珍先生对胡适的民主风度非常感慨，他在文章中说：“他并未因此怀恨韩君，对韩君反而特别重视。他的民主风度，应用到学术上，实足奖掖后进的学者，促成学术的进步，与藉口维持师道遵严，压抑后进，僵化学术者，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样的事在胡适一生中并不是个别的。陈桥驿先生最近也有一篇文章《我说胡适》，他在文章中对胡的一个评价是：“他是个正派人物，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物”。他认为胡适听得进不同意见，包括针锋相对的尖锐意见。他举了胡适的好友洪业（煨莲）劝胡适不要对全祖望责备过甚，还有杨联陞对胡适的一次考证失误的批评。陈桥驿先生说：“对于这类尖锐的批评者，胡适当然不会一棍子打死他们，因为他没有这种权力；但在胡适思想上，也并无一棍子打死他们之意，因为他绝不具有这种‘品质’。后者是有证据的，他和洪业始终朋友如故，二人间通信有长逾万言者。他和杨联升也始终师生如故，他身后的《手稿》还是杨写的序”。（《新知》第4期第9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12月）像胡适这样的风度，我们在左翼学者身上就很难看到，比如郭沫若，他在学术上的风度是不可以和胡适相比的。

我们说一个人也好，说一个文人群体也好，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风度和气质，实际上都映现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文化精神。《新月》文人最后的选择虽然是我们过去很不认同的，但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不能不说他们的那些气质和风度成全了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