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媒体同声”陷害政府不浅

近来每次回国讲学,我都会强调“媒体杂声”比“媒体同声”的制度优势。因为像中国这样超巨型的社会,每日都可能出点问题;频繁出现局部的、小的乃至中等程度的危机,都属于常态。持续的处于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政府欲提高执政能力,笔者认为信息是关键的——它在大系统的运转中起着调节器的功能,决定着该系统里其他类的资源能否在适当的时刻被适当地调动到适当的部位,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决策者不可能在低素质的、更不用说错误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当代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中国的超级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信息扭曲的状态实在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大事。信息扭曲对于上层或其他的部门来说,至少会导致第一,他们得到信息太晚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第二,他们准时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不足以适时作出正确决策。不来的、迟到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决策,削弱整个国家体系执政的能力。

有人会反驳说:不下达广大民众的信息,会及时地上报给领导高层。但是问题在于:信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被持续地对比、检验和辨识。把在国际上多半公开流传的信息置于严密封锁的互不相通的保密管道里向上传递(此乃国内的惯常做法),至少会导致四种负面后果:第一是信息持续地扭曲失真,因为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知情者没机会及时指出这类信息中的哪些是全假或半真半假。第二是帮助特殊利益小集团或少数人垄断高层领导的耳朵,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第三是促使本国的专业研究素质的整体退化。 第四是搜集信息的低效益和浪费,因为各个秘密传输的管道之间互不相通,一定会有大量的重複搜集和过时搜集。

有选择的保密的信息体制有其必要性,对於大国来说它的价值尤其不可否定(因为大国的政策中国际安全的比重超过小国)。然而,有些人往往过高估计秘密信息体制的素质和效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国家高层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严重决策错误的具体事例,有三个可以在这里提及。

第一例,1986年4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样规模的核事故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有关核电站的信息是被垄断着的,向政府高层的汇报一直把安全问题描述得几近完美无缺。灾难发生后,苏联的信息系统晚了几个小时才报告给总统戈尔巴乔夫,而且报告时也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灾难,这使得戈氏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灾难,结果严重影响了政府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定,其不可补救的悲惨后果,永载史册。

第二例,2003年春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为什么连连出现严重失误而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战之前,萨达姆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在他治下,那些凡是敢於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辞职了,要么坐牢了,要么被处死了,结果他的情报系统只拣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向他报告,即所谓的“报喜不报忧”。这就导致在战争过程中,他经常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命令,最后他当然成了他一手造就的那种体制的受害者。

第三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森(Amartya Sen)对印度的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的经济作比较,发现中国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印度40年里饥荒所造成的死亡总数,原因就在於印度的信息系统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饥荒或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媒体(异於“媒体同声”)送出的信息有助於纠错的机制及时启动,不致造成全面长期的错误决策。而当时中国只有惟一的一个信息渠道,信息被长期扭曲,导致发生长期大面积的饥荒。

跟四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发生了诸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权化、地方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地方分权有其长处,容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有其严重的短处,它造成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导致信息扭曲又多了一个利益动机。唯一能抵抗这种负面趋势的,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媒体杂声”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发生问题的部位尚未被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连续呈现给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资料被加工过,所有上层的或其他部门、地区的人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被无意或有意扭曲了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决策者、行动者可能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形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单元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单元在发声。政府误判了,还有民间和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具备这样持续互补的性质。它能弥补被人忽视的部分,弥补被人砍掉的部分,弥补被人作出错误判断的部分。优越的机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常规工作中是可悲的状态,在危机时刻是可怕的状态。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内,政府和社会接触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到来之际,警报器就不至於全面哑声。这样,不仅是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整个社会都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你要想陷害你的国家,就维持媒体同声。你要想你的国家少栽大跟头,就推动媒体杂声。

不畏权势的中国大律师张思之

在中国司法不独立的现实中,却有一位律师被广泛誉为“中国法律界的良知”、“黑铁时代的黄金”;有人评价他“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这位与众不同的律师就是刚刚庆祝完八十大寿的张思之先生。但是,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总结自己的律师职业生涯时却说“没有建树,问心有愧”。下面是申铧的采访报道。

如今关注中国政局的人对“维权律师”这个词耳熟能详。这个词最近几年才出现。其实,早在1990年代,甚至1980年代,中国就已出现了一位敢于坚持正义、不向权势低头的律师,他就是张思之先生。张思之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恢复律师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律师之一,曾是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中国律师》杂志的创办人。

1980年,张思之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李作鹏作辩护律师。张思之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当时中国司法部对辩护工作有严格的指导原则:一是不能涉及案子的定性,二是不能碰事实。但是,在当时中国政治仍然处于极左状态的情况下,张思之却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原则去做:

“事实方面我们还是要讲的,比如说李作鹏南下广州成立所谓第二个中央,这个事情我们就否掉了。比如说李作彭要谋杀毛泽东这我们也否掉了。”

尽管张思之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最后李作鹏还是被判了17年徒刑。

张思之所经办的案件中,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大兴安岭火案”。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发生特大火灾,损失巨大。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为他作了无罪辩护。他在法庭上的辩论引来观众阵阵掌声,还有群众呼喊“人民律师万岁!”但是,最后庄学义还是被判三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一判决已于去年被推翻。张思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他的最终胜利是因为他用事实说话,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我们做的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是得民心的,所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老百姓想的是一致的。为什么我们的想法能到老百姓的欢呼雀跃呢?因为这个人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是一个好官,一个清或者说是一个好人。”

张思之另一个敢为人之所不为的举动是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从1990年代到现在,他为中国知名的所谓的“政治犯”魏京生、王军涛、鲍彤、高瑜以及维权律师郑恩宠等作过无罪辩护。1995年,直言批评政府的魏京生被中国政府指控犯有“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张思之承受各方的压力,为他作了无罪辩护。魏京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张思之是一个非常坚持正义的人:

“他对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很公正的判断,不是说为你辩护就完全倾向你,而总是在一种公平的角度上看问题。”

不仅仅魏京生认为张思之是坚持正义的人。北京的维权律师浦志强说张思之已经达到一种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张老师从来不考虑律师费的收益和风险的有无,完全就是从该不该做的一个角度去考虑。他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不需要考虑是非之外任何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江平评价张思之时也说“一身胆气、不畏权势,只向真理低头。”张思之在谈到他为什么有如此的勇气时说, 全是信念给他以力量:

“我觉得我在执业过程中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向强权低头。依法办事就完了嘛,为什么要向强权低头呢?这是我不能干的,我也不会干。这是信念问题。”

当被问到他自己如何总结几十年的律师生涯时,张思之的回答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没有建树,问心有愧。”

张思之继而解释了他为什么觉得“问心有愧”。他说,1979年他出任北京律师协会付会长,主管业务工作。他说,他本应该在争取律师独立办案方面做些工作,但是他当时没有做,现在感到很遗撼:

“我就很佩服湖南岳阳律师协会的那些朋友们。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在1987年,他们召开一个常务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对岳阳检察院对待律师的不公待遇,他们决议从今天开始全体律师不再办刑事辩护案件。我当时就没有这个胆识和魄力。”

张思之说,中国司法不独立是他最痛心的问题。他说,一党专制不改变,司法独立就不可能。不过他说,这不意味着现在人们不能一步步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主张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扎扎实实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个别的诉案去推动、去影响这些法官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张思之现在虽已退休,却仍然关注着中国法律界的新发展,尤其是维权运动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的维权运动还处于混乱时期,还没有在原则方面达成共识,尤其是维权的目标还不清楚.

张思之对某些人把维权活动“私欲化”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只有在弄清了维权运动的发展方向之后,维权运动才能健康发展。

北京律师浦志强一直把张思之视为律师的楷模。他说他深感张思之说自己“没有建树,问心有愧”时的无奈,他说,这也是对像他这样的晚辈律师的激励:

“应该说张老师的这种评价是给他自己的,更是给中国所有的律师的。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对子孙和前辈交待我们这一代在这样一种社会矛盾无比激烈,这么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群体为社会做了什么?这句话是张老师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但更是对我们这些后辈律师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采访报道。

刘晓竹:胡锦涛的红茶菌

最近,中共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我觉得值得纪念,因为在那个屠杀年代,死的不管是“红匪”还是“白匪”都是中国人,但胡锦涛先生的这篇讲话,我认为不合时宜,味道不对,起码没有老红军的味道,虽然很慷慨激昂。那胡锦涛是什么味道呢?我觉得有点像红茶菌,俗称海宝、胃宝,有点酸,又有点甜。此物八十年代曾经风行中国,据说具有强身、益寿、美容的三大功能。但胡锦涛以红军为包装的红茶菌能够强共产党身、益共产党寿、美共产党容吗?

说不定可以。不过要说清楚:红军毕竟是红军,红茶菌毕竟是红茶菌,尽管两者都有一个红字。从红军到红茶菌,这个衰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大致说来,应有三个阶段:第一是红军阶段,其实是老祖宗的东西,俗称揭竿而起。起码从毛泽东看,马克思主义是假,农民起义是真。列宁主义是皮相,秦皇汉武是本质。当然,为有牺牲多壮志,人豁出去的时候,大多如此,因之,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革命理想高于天,我觉得红军伟大。

第二是红贵阶段,打天下者坐天下也,也是中国国情。但必须指出,从红军到红贵,从张国焘到毛泽东,从理想到现实,精神气质已经发生巨变。换句话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与农民意识的伟大专横相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无非两个字:奴与役。首先,凡是不心甘情愿做奴才的,统统要赶尽杀绝,其次,凡是不小心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都要洗脑,劳动改造,劳役也。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如出一辙,鬼迷心窍的时候,大多如此:红贵不怕运动难,万水千山都为权,绝对权力高于天。因之,红贵是光荣的,在众奴中显得特别尊贵。

第三是红茶菌阶段,坐了天下还想延年益寿,俗称加强执政能力。但必须指出,从红贵到红茶菌,从毛泽东到胡锦涛,从肮脏现实到虚幻理想,精神气质再一次急遽衰变,不是红鼠狼下耗子,而是红鼠狼下跳蚤。因之,胡锦涛再红,也不过是一只红色的跳蚤,再慷慨激昂,也不过是一只慷慨激昂的跳蚤,当然,在红茶菌的微生物中,也算异常高大。红茶菌的关键是,本小利大,技术简便,可批量生产,胡锦涛的确找到了一个好项目:红菌不怕说教难,万水千山只为钱,死皮赖脸高于天。因之,在目前普遍腐败的情况下,红茶菌也有正确性。

总之,从红军到红贵到红茶菌,从张国焘到毛泽东到胡锦涛,从红色大象到红色老虎再到红色跳蚤,从伟大到光荣到正确,中国历史完成了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方式,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后人抚今追昔,不乏浪漫色彩。美国有个畅销书《飘》,后改编成电影,雅俗共赏,怀念那个已经飘逝的南方奴隶制社会,不错,那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精神方式,也是一个伟光正,但是,电影小说毕竟是电影小说,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们来真格的,恢复奴隶制吧,就不对劲了。然而,这正是胡锦涛这篇讲话不对劲的地方。他想说:让我们动真格,恢复那个随风飘逝的伟光正吧。如果你去好莱坞做这个事情,开历史的倒叙,完全可以,但要开历史倒车,我只能说,锦涛同志,还是少来这一套吧。

廖陵儿:任仲夷与廖冰兄的生命挽歌

原汁原味的共产党人——任仲夷逝世一周年祭

去年11月16日清晨,打开报箱,《南方都市报》头版,一张任老的大照片赫然入目。一个一生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一个晚年仍然竭尽全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共产党人走了!这天上午,我照例要去医院看望父亲廖冰兄,带着沉痛、带着报纸。读报历来是父亲的第一需要,我犹豫着,该不该把这个消息让父亲知道。想了一想,报纸还是要给父亲看的。父亲接过报纸,瞪大眼睛看着任老的照片,再看到标题,忽然哇哇大叫。声音传到病房外的护士服务台,一个护士急忙冲进来:“廖老,廖老,什么事?”父亲指着任老的照片,断断续续地说:“好人呀┅┅很好的官啊┅┅很少有的好官啊┅┅”父亲哭了。

父亲与任老心心相印,关注社会民生的父亲一直关注着任老的言论行动,对任老总怀着崇高的敬意。他们第一次有机会交谈是在1990年初的一个公众场合。父亲早就要戴助听器,任老看到了。

“你这个人一定很长寿。”任老说。

“为什么?”廖老说。

“你耳朵聋,好事,最好就是耳又聋、眼又花,或者瞎了。听不着,看不见才好啊,所以长寿。”

父亲为任老这句话感到一种悲哀,感慨良多。父亲知道,以任老所处的位置,知情比他多。父亲说,这句话出自一个从“一二九”学生运动就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之口,多么震撼!多么痛心!一个为民主、为自由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耄耋老人,纵观今之现实与理想仍然相去甚远。现实中不忍闻,不忍睹之事太多太多,怎能无动于衷。任老说是“耳不闻,眼不见”最好,其实这两位老人的心同样是一刻也不离中国人民,总关注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忧国忧民。

他们继续交谈着:

“有三件事我看不到,我死不瞑目:一、天安门广场那座庙不拆(毛纪念堂);二、共产党不为张志新烈士树碑;三、邓小平说反右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这句话应该收回。张志新平反时,你在辽宁,有没有阻力?”父亲说。

“省委全都支持为张志新平反,当时陈锡联已离开辽宁。”

“文革时你被整过吗?”

“我被斗了2400场。”

“哈,居然记得这么清楚。”

任老说:“有时一日三、四场,有时一场斗三、四个小时。我们这些人整过人,又被人整过。我整人,人亦整我。有什么办法,有时所做的事,明知不对也得做,不做不行。不过,我是个变电站。两三年前中央批变通,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变通辩,发在《羊城晚报》上。上头来的电压是2200伏,我把它变成220伏。不变不通,变则通。要尽可能不电死人。”

父亲笑了,说:“你这个变电站不合格,按正常做官的应该是上头电压是220伏,下面把它变成2200伏。以往多年来是,上头一吹风,下面就冲锋。叫你把东西移一下,你一移就是离天百丈远。这是过去下头对上头指示的执行法。我问你,你认识那么多的高干,省委书记中像你这样的不合格的变电站有几个?

“有呀,有呀。”

“有就好,说明共产党里还有为老百姓着想,‘不电死人’的好官。共产党最忌讲‘文革’,如写党史,写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写一万次也不怕,写抗战、解放战争也是写多少也不怕。好比关公什么都好讲,就是不能讲关公走麦城。巴金说,要建立一个文革纪念馆,我一百个赞成。”

任老说“我也赞成。”

“我记得在反精神污染运动时,你说要‘排污不排外。’你做的好事,我们都记得。我想送你一本我的画册,请你这个前省委书记作个政治鉴定。我做过许多坏事,我是一个非党员的统战部长,我把香港许多朋友都统过来了。他们一心回来为新中国效力,可是回来以后,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我很愧疚。我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当年周总理还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更有利于做工作。真不知是对还是错。”

1992年,父亲从艺60周年,任老为父亲题字:”讥笑怒骂,妙笔漫画”,表达了任老对父亲的漫画艺术的评价。

父亲衷心敬佩任老在辽宁任职时为张志新烈士平反。1995年《新三字经》出版了。一次父亲遇见任老,父亲跟任老谈到《新三字经》提倡学英雄,学习从古至今的英雄人物。父亲对任老说,学习英雄应该补充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张志新,任老微笑认同。父亲说:“我知道你也说过的。”两个老人是心有灵犀。而父亲仍要把话说穿:“《新三字经》为什么没有提倡学习彭德怀、张志新呢?他们都代表着真理,但他们都是‘犯上’啊。当权者不可能提倡学习‘犯上’的人啊!怎能学习‘犯上’的人呢,所以你我都是痴心妄想。”

1998年,父亲与《广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老报人谭国超在一起交谈,谈及社会上的许多人和事。父亲用幽默而通俗的语言阐述:当共产党员应是“原汁原味”可千万不要“胡加调料”或“将味变酸变馊”,父亲语气激昂,以崇敬之情大声说:“任仲夷就是原汁原味的共产党员!”就在这兴头上,谭国超马上请父亲在他的册页上书“原汁原味”四字,此“原汁原味”四字,外人不知就里,读来想必“一头雾水”,于是父亲在旁边加注“其意如何,我知他知,不知而欲知者,问国超可也,九八年四月二十四冰兄志”。

父亲常想,多少党国忠良都难免厄运,他总庆幸敢言直言、无私无畏的任老能“软着陆”。一次,我给父亲倒茶,一不小心,杯盖滑落,正好掉在鞋面上,然后在地上滚动着,茶杯盖完好无缺。父亲忽然嘣出一句:“软着陆。”我们会心一笑,父亲又是想到了任仲夷。

上世纪90年代,父亲对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不断反思,他有一种使命——用漫画形象地纪录中国一场一场政治灾难,以警示后人不要重蹈覆辙。1994年他完成了组画“残梦纪奇篇”,对反人道主义、反科学,对唯心论、唯意志论,对防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以漫画形象地进行批判。有学者说:冰兄的一幅政治漫画,就是篇论文,这组画篇入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漫画书系——廖冰兄卷》。

2000年6月16日,父亲带着这本画册躬躬敬敬的去拜访任老。父亲的心情就象一个小学生,他等着一个他最尊敬的老师给他打分。

父亲向任老谈了自己近年的思考:

“中国为什么在土改以后就不提反封建了,一味反资本主义复辟,中国的资本主义都未成形,没有尸怎会还阳呢?你说过,你不清楚资本主义,怎样反资本主义呢?共产党明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西柏坡会议提出,赞成列宁的主张: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建设社会主义。”

任老说:“毛讲话不认帐,推给刘少奇。”

父亲谈到我曾经采访广东电视台《社会纵横》节目的主持人周小瑾作为新闻记者遇到的重重压力。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邹启宇说,中国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鬼子,但是,都不只八年了,还立不成新闻法。父亲说:“新闻法、出版法、即传媒法是新闻言论的保障,为什么共产党总是气壮如牛,其实胆小如鼠,害怕让人讲话?”

任老竖起大姆指笑道:“很对。”

父亲说自己还有腹稿,未画出来的漫画,他想画一条只有四爪而没有了头的龙,题诗:“神龙施恩泽,万众仰其首,四爪行凶后,又说首乌有”,他把诗念给任老听。任老说,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群龙无首这是不可能的。这次见面,任老反复对父亲说,你的漫画还要画,要画下去,不能拿出来,放在抽屉。就画“抽屉漫画”,纪录历史,你放好。原来任老正在读青年作家余杰的“抽屉文学”,他对父亲说要画“抽屉漫画”,是由此引申而来的。任老的思想是如此鲜活,与青年人是那样合拍,实在令人敬佩。

父亲认为毛是对地球、对人类犯大罪的,在地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发动“文革”。

任老想到父亲的名作《破坛》说:是把地球上10亿人束缚在坛子里,从秦始皇到清皇朝都是没有过的,毛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与秦始皇完全是两码事,秦始皇只不过坑了几百儒。。

父亲临告辞,任老仍鼓励父亲继续画“抽屉漫画”,任老认为纪录历史是对历史负责、对人类负责、对未来负责。

第二天任老托秘书给父亲送来一本李洪林编著的厚厚一本有关中国思想运动史的书。

2003年,父亲住进了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院方对我们透露任老也住在这医院。当两个老人互相得知对方住在同一间医院时,都急切想探望对方。这就难为了医院的领导,任老说,他一定要亲自先探望廖老,他敬重父亲的漫画艺术。父亲说不能让任老先来,应该自己去看望任老。还是我对医院的汤书记说,我来当裁判:谁年长些谁得好好坐在病房,谁是弟弟,谁动身前往探望年长者。这就没得好说了,因为任老比父亲年长一岁,于是由医院领导引领,我们陪着父亲来到任老的病房。两个老人一见面,互相深深鞠躬、作揖。此时他们都年将90,父亲耳朵、言语都不灵了,能见见面,就是最大的安慰。我们看到,任老的病房还堆满了政治、经济、历史、社科类的书籍,任老的精神状态比父亲好得多。太羡慕任老了,比父亲还要年长,可父亲的阅读能力已退化了,还不如任老,这次见面由于父亲的身体原因,难以再作深入的交谈。然而,老人的两颗心仍是紧紧相连的。

2004年11月,“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我们诚邀任老作基金会的顾问,任老通过秘书表示为难,但他是衷心支持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我深知任老此时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呼唤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他看成是自己的使命甚至生命。正如他老人家所说的:“有的话,我再不出来说,就没人出来说了。”久经沙场的任老当然清楚,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是禁区,今天呼吁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改革更有禁区,我们仿佛看到任老持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在疾风中前行。这时,他刚刚推掉了所有单位、机构的顾问头衔是出于爱,用心良苦。他一心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壮歌,我深深理解任老为何不出面当我们的顾问。

11月20日,深秋的阳光照耀大地,任老出席了“广东人文学会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仪式,父亲和任老又走到一起来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时任老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但依然谈笑风生。父亲则很难与任老交流了,他们掏出各自的助听器,是同一个牌子,任老笑了,指着两人的助听器说:“咱们是志同道合。”

我不禁心酸:为什么任老应了15年前他对父亲说的那句话:“耳又聋,眼又矇更好”。眼睛不行了,多么难受啊!然而,任老总是心如明镜。

任老走了不到一年,父亲也随之而去了,他们在天国又可以有说不完的悄悄话。

王德邦:其实我也愿意为共产党人鼓掌!

由于各种原因,我两个多月没法上网。今日上得网来,竟翻到一条关于临沂中院驳回沂南法院对陈光诚判决的消息,大意是:10月30日,临沂中院就陈光诚案发出了[2006]临刑一终字第193号刑事裁定书,撤消了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2006]沂刑初字第193号对陈光诚的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初读此消息,我有点不敢相信。在一个遍布苦难,充斥哀怨的社会,忽然传来一则喜讯,这真如寒冬里凭空响起的春雷,让人怀疑自己的耳朵。然而当我反复看了几遍这消息,并抓起电话跟两个朋友核实这消息确切后,我靠在自己的椅背上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并情不自禁地说着:感谢神,您没有舍弃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您没有无视陈光诚陷身的黑暗!

在此我真诚地为临沂中院那些作出此裁决的法官们鼓掌!虽然这个裁决还远没有回到事实本身,还远没有实现法律公正,但是在这个以背离正义为常态的社会,这个裁决毕竟朝向了正义,体现了通向正义的意向,展示了实现正义的可能。这就是一种难能可贵!它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没有绝望,人类的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极权罪恶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压碎正直的脊梁,体制中还存在些许人性的灵光。

多年来,在许多不同场合,我曾跟不少朋友交流对社会一些问题的认识,常会碰到一些春风得意之人指斥我是带着有色镜看社会,爱讲些不满意的事,爱挑些社会的病。为此,我也曾反省过自己,检讨自己是否过于片面,甚至我曾一度努力去寻找社会好的方面,然而事实却屡屡让我失望。后来,我不得不承认:不是自己不愿为执政的中共鼓掌,而是这个社会的现实实在没有给我提供什么鼓掌的机会,我是多想找点能激起我为之鼓掌的事啊,但我换来的更多是失望。

应该说我曾经也是为共产党人鼓过掌的。儿童时代我看到那些反映民主革命时期的仁人志士为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抛头颅、洒热血时,我为他们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鼓过掌;后来文革结束后胡耀邦、赵紫阳力行改革,先解决农村吃饭问题,再解决农民出路问题,使我不再挨饿后又有上学走出大山的机会,当时很让我高兴而为之鼓掌;再之后,赵紫阳先生89“6.4”为拒绝参与屠杀,不惜放弃权力,承受苦难,这赢得我由衷的敬佩。等等类似的这些共产党人,今天看来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勿庸置疑他们是值得后人尊敬,是配得人们的掌声的。我曾经为他们鼓过掌,今后我仍然愿意为这样的共产党人鼓掌!

然而由于制度的原因,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已经日益以组织的形式淹没着人性的灵光,使这个组织中的个人完全丧失人性常理。尤其对那些掌握权力的共产党人,由于权力不受限制的制度设计,极大地纵容出了人性的恶,由于组织已形成了自身的集团利益,以致走到完全背弃人民的地步,形成了对人民为恶就是忠诚组织的规则,如此一来这个组织的个人完全沦陷在罪的深渊,为罪所捆绑。多年来,我们真切地看到,在中共组织中应该说也存在一些良知人士,然而这些人的命运通常都很让人伤感,他们要么被打压边缘化,要么被排挤出局,就如为农民上书的李昌平、推行基层直选的魏胜多等,都被逼得不仅作不了官,还背井离乡。如此一来,中共这个组织日益走到了人民的对面,它所做的一切也日益与人民为敌,自然能赢得的鼓掌也就日益缺失,因为那些想为民办事的,能赢得人民掌声的共产党人都被排出到共产党之外了。

共产党组织中这种为恶得利,为善遭殃的机制,决定了这遍土地灾难的深重,也决定了它远离民众掌声的现实。因此对这个组织我们是绝望的。

诚如陈光诚案,从始至终这就是个不该发生的案子。一个维权的盲人,讲几句真话,居然就遭到长期的软禁,最后在世人众目睽睽之下,还公然以聚众扰乱交通与损坏公物将其判罪。从陈光诚案的前期情况,我们看到一个组织的绝望,当然从后来中院的驳回重审中,还展示出一些希望,但这种希望只能归结到个体人的希望,而决不会是这个制度的希望。这种在绝望中的希望虽然渺茫,但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鼓掌。因为我们欢迎任何一点正义的努力,尤其对那些身在极权体制中的人,这种正义的展示就是人性的复苏,这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他个人都是应当庆祝的。所以我是愿意将自己的掌声送给这种人的。

今天,这个极权政体实在让我们为之由衷鼓掌的机会没有了,但这个极权政体中的个人,我们永远也不可绝望,我们要为这个体制中个人的任何一些人性的灵光而鼓掌。因为他们人性灵光的闪烁也是民族希望的部分。让我们真诚地为他们每一点的努力而鼓掌吧!

(2006-11-12于北京)

民主论坛

阿  钟:倾向于诗意的痼疾--纪念圆明园艺术家周瞻弘

哦你的声音

你迷惘的眼神流露的光辉

引领我们上升

──长诗《挽歌》

明年5月是圆明园艺术家周瞻弘十周年忌。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转瞬间十年就快过去,而十年前的往事好象就发生在昨天。

1995年我应邀赴北京圆明园画家村访问。赴京期间正值“6.4”,村里的画家刚经过一番驱赶,最多只剩十来个画家东躲西藏地在村里捱着。除了伊灵、徐一晖、鹿林及贵州的四毛五狗,我没遇上几个画家。大概只呆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便离开了这里(福缘门西村),随艺术家苟红冰一起迁往东坝河,决心在那里重辟一个画家村。我在东坝河一共待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便陆陆续续有一些画家从圆明园或其他地方迁居过来,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结成好友的饶松青,还有就是周瞻弘。

是饶松青介绍我与周瞻弘认识的。那是他刚入住东坝河的第二天,我随饶松青一起前往他的住地。在见到他之前,饶松青就已经大致给我们介绍过周瞻弘的情况。周瞻弘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精神分裂),尚未完全复原。我见到他时,见他的脸略有浮肿,大概是服药带来的后遗症吧。但我感觉到周瞻弘见我时似乎有几分羞怯。他很好客,也很英俊,是个美男子。我觉得他对我极有好感,后来我得知他对人谈起对我的印象:阿钟有王者风度,他手上拿的好象不是拐杖,而是王杖。这个赞誉有点溢美了,但也可见他对我是很投缘的。

后来我们熟了,就经常在一起聊天。他的话不多,经常是他听我讲。

由于我们相识之初我对他的先入之见,所以谈话时,我总是比较照顾着他。其实那时在东坝河大家在一起都有点无聊,说是对艺术的一种坚守也可以,但是一种怅惘的情绪弥漫着并互相感染。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压力始终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仍然希望用脆弱的理想主义理性来应付我们的生活,而我也在无意中表现出一种热气腾腾的饱满信念,尽管骨子里长满了虚无的触须。

我也试图对周瞻弘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他告诉我,他发病时那些石头和树确实在对他说话。如果说,梦是一种暂时的疯狂状态;那么反过来说,疯狂就是梦在现实中的一种放大和延长。亚里士多德曾经认为,精神病患者产生的精神错乱,和梦中所经历的离奇体验不仅仅类似,而且可能产生于同一个起源。现代心理学也认为,梦的生成机制与精神病人症状的出现是一样的,而所有主要的精神病症状都能在梦中被处于正常状态的正常头脑所模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周瞻弘的疯狂也可以说是一个梦者在现实中的游历。难道不能这样认为吗?而我们这些无知的“正常人”总自以为是,以为将一个梦者强行拉入现实,才算是一种尽责。如果现实世界一片丑陋,那又何必睁眼看这个丑陋的现实而拒绝与石头和树进行美妙的对话?!周瞻弘的疯狂是一种反抗行为,因为梦使他迷恋,因为现实充满了危险和不安的因素,他要回到梦中去;只有在那里,才不必面对日复一日的平庸与苦难。但最终,他失败了?也许他胜利了。

“只有死后,我才能变得更强大。”周瞻弘的灵魂保持了罕有的纯洁归入了永恒,他应该是胜利了。没有战争,没有杀伐,但他是一个胜利者,因为他归入了永恒,成为了天上的人!

我是在一种失败的情绪下离开东坝河的。那天,周瞻弘送我穿过四元桥下那条长长的隧道,一路上我们无言,他跟在我后面,默默地走着。终于走到了尽头,看到了亮光,我们握手,做最后的道别。我们掉转头,各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走向现实的泥潭,而他则步入了永恒的虚无。

1997年5月,传来的消息是,周瞻弘由于精神病复发,元气耗尽而逝,时年31岁。

(2006-11-12)

民主论坛

齐家贞:我家的姜黄猫

想不到这辈子会喜欢上猫,那是父母对孩子让步的结果。父母和孩子逗硬的时候,不常常是父母赢.

女儿要求帮她朋友代养一下那只猫的时候,我想不出有任何拒绝的理由。可是,三周临时户口到期,女儿让它赖着不走,慢慢地它就赖成了我家的永久居民。

给女儿取小名冬冬,出生冬季离春天不远之意,多少还费了一点思考,给猫取名完全不用,它的颜色就是它的名字,姜黄.

我们对猫,既讲英文——它出生澳洲英文是母语;也同它讲广东话——它的主人来自中国,它应当随家入俗。

姜黄来的时候才三周大,身材过份瘦长,三角脸上无肉,一付一本正经的样子,又不会笑,一点不可爱。

长期孤独没朋友玩的女儿,有了它,连续数年的“阴天”出了“太阳”,苦瓜脸笑开了花。每天放学尚未跨进家门,她呼喊姜黄的声音已经一路响起,只要姜黄没来得及躲闭给逮个正着,它就决难逃过小主人的紧紧拥抱、热烈亲近,姜黄出不了气,狠抓冬冬一把,妙一声逃命。

于是,一个大学生,一只小黄猫,俩个弱智儿童开始做猫鼠游戏,逃跑追踪、躲藏寻找,在椅子下鉆,在地上打滚,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到床上……

一家三口,对姜黄态度各异。女儿对它宠爱无度,放纵姜黄上床,容忍它跳上桌子跳上冰箱。我的先生,见到猫就笑,胖脸成了笑和尚,他最爱帮姜黄抓痒,从下巴一直抓到肚皮,姜黄四脚朝天享受不尽.但是,如果姜黄胆大包天,敢于上床上桌子,那它肯定挨打。不过,只要姜黄挨打,冬冬的一声惨叫,准能让任何举起来的手马上放下。我这个妈,当然感谢姜黄给女儿带来了快乐,可我从来不抱它,它那身长毛碰到哪粘住哪,简直是一场灾难.

奇怪的是,无论女儿和先生多么喜爱姜黄,无论我如何与姜黄拉开距离,姜黄始终对我最好。我不亲近它,它拼命亲近我,晚饭后只要我得空坐下,几乎没有一次它不寻机跳进我怀里,无数次把它赶走它无数次又跳上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找到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好后,姜黄的喉咙马上开始咕咕响,那是它在唱歌,一边唱一边伸过它的脸轻轻一遍遍地婆娑我的脸,冷鼻子一再够过来要亲我。

然而,只要听到冬冬的脚步声,姜黄便箭一般地从我的怀里逃走,它担心小主人妒嫉。

如果大家都开门睡觉,姜黄肯定选择我的房间,进来后它先睡在地上,半夜才上床躺在我脚边。女儿不服气,早早就把姜黄关进她的房里,除非小主人通宵锁门,她关不住姜黄.好几次,姜黄乘机溜了出来,我的门却紧闭着,姜黄就端坐门口,守候达旦。

我总感到姜黄对我有点特别,这种特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似乎在我和女儿间周旋,极想亲近我又谨慎地防避女儿生气,像在同两个女人偷情。这一切,很难解释。

我经常对冬冬说,我不相信姜黄对我情有独钟只是普通猫的感情。

不是普通猫的感情,又是什么感情?我猜来猜去,猜出它的前世是我的父亲、母亲或者最疼爱最丢不下我的亲人。这,才能解释姜黄.

我讲给先生和女儿听,先生摇头大笑,胖脸更圆了,你这个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女儿认为我猜得有理,但深感迷惑。

通常,我承认姜黄是一只普通的猫,但面对它那快乐的歌声、满含深情的眼睛、激越的心跳时,我就无可救药地回返到我的猜想里。

这辈子我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在动物身上,确切地说,我的眼睛第一次开始关注一只小猫。

怪不得女模特学猫步走路一条线,怪不得女人学猫的坐姿双脚并拢.你看,姜黄的举止何等高雅,何等美丽!

瘦长的小姜黄,长了些肉,身材渐渐匀称,虽然没出过门,能在房间里奔跑如飞,就足以断定它有运动天才。女儿让它追逐雷射电光,姜黄顺着客厅走道追上垂直的墙,只差五公分就触到天花板,真的了不起。从此,我开始盼望召开世界猫运动会,我们的姜黄一定能拿回几个金牌,为澳洲争光。

一天,冬冬忽发奇想,把洋娃娃的衣服给姜黄穿上,自由自在惯了的身子,突然被东西捆住,姜黄左偏右倒,像喝醉了酒,无法站稳脚跟,天才运动员走不来路了,我们笑得要命。真该把它录下来,攀沿高墙的雄姿,不会走路的丑态,说不定能赢九号台“最滑稽家庭录影”的奖哩。

猫儿看似木无表情,其实,喜怒哀乐全表现在它的尾巴上了。

小尾巴翘起急速摇摆,那是在展示它的快乐;有人抱它,它像孩子伏在肩上接受爱抚,尾巴尖卷成半圆,温柔地左扫右扫,喉头有响声,这是它在得意。坐着不吭声,绿眼珠圆睁,尾巴在地上大幅度迅速来回扫荡,那是狡猾的姜黄正在策划阴谋诡计,对付爱它爱得近乎疯狂的小主人……

那天,小姜黄尾巴上的毛竖了起来,尾巴比平时粗了两倍,铁桿似地朝上翘,他呲牙咧嘴呼呼怒号,从这个窗台窜到那个窗台,从前房的窗台窜到后厅的窗台.一看就知道,它发怒了!

原来是窗外有敌情,两只猫入侵了姜黄的领地——芳草如茵的花园里。

两位女猫,都是杂毛,一只黑白,一只黄白,面孔很漂亮但已不年轻,松弛的肚皮快擦到地上,说明已生过好几抱小猫了。她们来追求我们的英俊少年姜黄.从前院转到后亭,两只猫一齐朝窗台上站着的姜黄温情脉脉地号叫,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看起来很动人也很可怜.姜黄尚未开窍,它还不到五个月不懂爱女猫,隔着玻璃虎着脸继续大发雷霆,誓死赶走入侵之敌。

战斗持续着,不仅大白天而且半夜三更。姜黄还在孤军奋战,女仕已增加到了四名。

半夜,我们给窗外嚣张的呼喊和姜黄在屋子里疯狂的奔跑声吵醒。烦死了,我起床查看,四只母猫横排成行,四双眼睛在黑暗里发出绿光,正伸长脖子非常卖劲地齐声哇哇叫,像是在歌唱比赛。姜黄的愤怒已达于极点,正对着她们吹胡子瞪眼睛。白费劲,母猫们耐心地继续叫。我和先生帮姜黄把那几只疯女猫赶走,刚躺下,她们又回来哇哇叫了。

那天,女儿从家里打电话给我:“妈妈,你记得姜黄屁股后面那两个球吗?”是的,我回答。她认为那两个球是姜黄很好的装饰。“他们把它的两个球剪掉了!”她在那头呜呜地哭。

我心底里突然升起一股对姜黄的疼爱之情,就像怜悯痛惜一个亲生的孩子。

如果要给猫去势,六个月最合适.本以为兽医用结扎手术进行desex,讲点猫道主义,想不到他们竟如此取巧,剪掉两个球了事。我和女儿事前毫无这种思想准备,一下子如针扎心。

两个球变成了两个点.我第一次抱起姜黄,让它像孩子伏在我的肩上,我用手轻轻抚摸它,一遍遍从头抚摸到尾,姜黄的尾尖卷起来悠悠摇晃,咕咕咕快乐地歌唱,我心里好酸。

从美国来探亲的哥哥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最坏的是人!

姜黄不懂事,屁股痛了一两天,又照常唱歌照常跑跳了。它一点没事,我们越加不是滋味。

我们开始放姜黄出去,让它寻找朋友,让它寻找快乐。无论哪天,只要我在家,它想出就出想进就进,为它开门关门无论多少次我都不嫌烦。这个孩子知书识礼,开门出去前,它大叫一声,当然是说谢谢您给我自由。要回家了,如果我没看见,姜黄就坐在外面窗台上耐心地等,它那透过玻璃的正侧面剪影,真美。门开了,妙妙叫,多谢妈妈关照!进来绕着我的脚还叫,那就是说:喔,妈,我饿死了。

姜黄飞檐走壁跑回家,抛出个玩够了快咽气的鸟或者老鼠在门口,看,我多么男子气!和小狗打架,它从街心飞过去,悬空把坐在车顶上的狗击下地,自己并未擦着车。我先生把它从街头逮回来,他说姜黄不聪明,追打的时候不懂得躲汽车。

姜黄最能鉴别我家汽车的声音,无论玩得有多远,我们的车刚到,它早已在车道旁恭候。开心地表演几个连滚翻,肚皮上的白细毛翻出柔软的波澜,再绕着大家的脚闻来闻去,研究裹夹回来的新空气。

但是,放出去这么久,姜黄总是独来独往,它没有朋友,一个也没有!这个发现,令我惊讶万 分。那些女仕们哪里去了,她们长期隔着玻璃窗追求这个美男子,如此疯狂不分昼夜,现在美男子出门,她们却叶公好龙无影无踪了。

先生向我解释,一经desex , 动物身上吸引异性的气味便完全消失,女仕们对它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这太过份了吧,不做情人难道不能做朋友,我说.我朝四周张望,没有女猫的影子。很遗憾,甚至也没有男猫的影子。失去了气味,男猫之间也不可以交朋结友了?动物世界如此无情!

噢,我英姿勃发的姜黄,你还这么年轻,竟要忍受终生的孤独!不仅没有伴侣,而且难交友人。姜黄哪,你为何选择变猫,选择变鸟变老鼠就不存在什么desex 不desex  ,就不受这等侮辱了;或许,你也可以选择变人呀,变成冬冬的下一代。当然,那要等太久。再不然 ……

不过,都不好,还是变猫最好 ……变猫有我们在,我们是你的亲人。

姜黄一岁了。冬冬带它去参加圣诞派对,她要在朝辉灿烂的日子里向朋友们炫耀她的弟弟。

岂知,见不得世面的姜黄,躲在床底下不肯出来,人太多,它害怕。直到一只大狗光临,姜黄给狗主人抱着去见大狗哥哥。

远远看见大狗,这么大,姜黄从来没见过,它吓得周身发抖。冬冬心疼姜黄,她说,算了,它害怕,让它躲回房间去吧。有人喊come on, come on(快点,快点) .有人劝,猫狗是天敌,别把它们放在一起。狗主人解释:“别担心,我这只狗个子大胆子小,它连老鼠都害怕,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也会吓得直往后退。”有人说:“说不定大狗怕小猫,小猫还要欺侮大狗哩!”

狗主人蹲下来,把抖得筛糠似的小姜黄递到大狗面前,他要用事实证明自己“狗大胆子小”所言非虚。

大狗低下头看着小姜黄.

狗头一歪,突然,它一口朝姜黄咬去。狗主人急得直跳,“皮特、皮特”命令它松口。

来不及叫一声,可怜的小姜黄已经给咬进大狗的嘴里,大狗的嘴像把锁紧锁不放。冬冬尖声哭叫,要沖过去救她亲爱的弟弟,她被几双手拉住。谁知道今天这只狗咬不咬人?

一只非常驯良的大狗,今天发了神经!

我们赶到兽医院,姜黄已经停止呼吸,它圆亮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脸很安祥,嘴角微微向上,它会笑,姜黄是笑着走的。

医生指着一张张从不同角度拍的片子说,它有十一处骨折,多半是粉碎性的。你看,心脏被伤及,这些透明之处,是内脏出血,太多,伤势过重。情况如此,就算抢救及时,它活着也完全丧失了生活质量……

这不是在谈论猫,这是在谈论一个孩子。人们说猫的一年等于人的七年,那是经过浓缩的生命,稀释还原之后,姜黄也才是个七岁的孩子。

经受不起这样的感情重创,我们发誓不再收养宠物。

其实,姜黄的前世是不是我的亲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收养一个小动物的时候,彼此的灵性情感已息息相通,忠诚仁义地长相廝守了。姜黄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我们在一个屋檐下拥有回味无穷的美好;姜黄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我们在阴阳两界分担着死别后的苦痛。

我们哭得天昏地暗,头欲裂心破碎,哭不回可爱的小姜黄!

跪在地上,我们在后花园里刨了个坑,千万不情愿地把姜黄埋了进去。

姜黄啊姜黄, 今生我们暂别,期待你来世就在这里变成一棵树、一朵花、甚至一株草,我们等待你,再次相聚……

 

李长声:【日下散记】温泉的水是滑的

特意到能登半岛看日本海落日,却赶上阴天。名人有云,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看不见夕阳如火就看那云低浪高,景总是有可观之处。惊了涛,骇了浪,夜泊旅馆能登庄。此庄温泉池不大,水暖如汤,无色无味,浸在水中抚摸肌肤却好像涂上一层油。油然想起古人的诗句“温泉水滑洗凝脂”,登时理解了这个“滑”字。不过,倘若在日本坐实,“洗”字就不算准确,男女老少来温泉,不管其脂凝与不凝,都是下到池子里浸泡。国内有旅游须知,说到了日本必须洗净身体后入池,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日本人风尘仆仆,直扑温泉池,一泡方休,哪里顾得上洗净,他们的做法是在池边舀水冲一冲下体而已。据我长年留意,许多人冲也不过是虚应故事。他们爱洗澡,却也不至于如命。记得有一部电影,残兵某终于脏兮兮复员回家,进门第一件事不是洗澡,而是行房事。阪神大地震时难民抱怨洗不上澡,那是在吃住无忧以后,就他们的爱洗澡劲儿,也并非奢望。

“入浴”,当初日本用它翻译英语的bath,但相对的“出浴”一词很少用。在苏格拉底时代,公共浴池是雅典的社交场所。基督教反对沐浴,十字军远征,从东方带回来沐浴习惯,法国也有了浴池,但身心爽则思淫欲,浴池很快演变为妓馆。18、19世纪久居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人再次把每天入浴的习俗带回欧洲,而19世纪初发明了淋浴设备,欧洲这才洗开了。《浴佛功德经》等佛典上说入浴除七病得七福,日本的寺庙施浴,定期把浴池免费对外开放,出浴后神清气爽或许就加深了信仰,“钱汤”(公共浴池)也由此产生。现而今生活方式改变,上“钱汤”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这行业难以为继。但温泉又当别论,治百病护肤美容,把人们宣传得趋之若鹜。近年东京城里掘地千余米,温泉喷涌,开设好几处漂亮的浴场,以致有地盘下沉之忧。

日本人把入浴爱到嗜,首先是因为得天独厚,到处有温泉。据说日本是世界上温泉最多的国家,次之乃中国,但若按人口平均,恐怕中国就不可谓多。日本称温泉为“汤”,这本来是中国的叫法,一些人却跑来笑日本人下汤锅。最初编篡《广辞苑》的新村出在《风吕杂考》一文中考证,这个汉字的日语读音源于“斋”,寓意神圣、清净。入浴之目的无非有三:宗教的,卫生的,爽快身心的。古埃及司祭每天四次用冷水洗身体,恒河沐浴是印度一景。中国古时候也很把沐浴当回事,后来好像只是为卫生,现今阔起来,又开始爽。伦理学家和辻哲郎说:西洋的浴池是事物性的,而日本浴池是享乐。(《古寺巡礼》)讥之为洁癖也好,赞之为艺术情趣也好,往深里说,其文化内涵是清净。梅原猛从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这三者考察日本文化,这样说:欧洲文化论以精神为中心看待一切存在,而神道与佛教认为存在的东西都具有生命。日本文化的认识论特征在于认识事物不是靠理性,而是靠感情,其纤细、微妙不次于欧洲的理性。贯穿日本文化的价值论以净、不净的价值为中心,深深浸透在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所以,说那家伙脏,是再狠不过的骂人话。净的价值具有审美性质,是真善美的化合物。由于把这个化合物作为最高价值,日本人得以逃脱了单一价值的专制。

佛祖说过,用水洗,怎么也洗不净身心,只能用佛法洗,但人们并不听。日本人不仅洗自身,乐此不疲,祭墓时还要用清水冲洗墓石,那就不是我们说的扫墓,而是洗墓。更有点恶搞的是,寺庙把小铁佛立在外面,你也浇我也洗,把眉眼都给洗没了,几乎变成铁疙瘩。

李长声:【日下散记】古今粪尿谭

  西班牙画家达利说:我画的画基于排泄物,我的地形、云、事物不都像粪便吗?这种说法很可能招人反感,但再去看他那幅代表作《记忆的持续》,几块变形的钟表,就觉得时间、空间真像是偏执得瘫软的粪便。

  关于美术与粪便,我也有一个记忆,那是中学时代上书法课——说得太艺术了,当时我们是叫做写大字——老师教育我们,写字不描,拉屎不瞧,于是牢记了写毛笔字要一气呵成的规矩。不然,越描越黑,像日后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些嘴脸。

  此文不准备谈艺术,要谈点文学。文学是人学,人要吃喝拉撒睡,文学就不仅写鸿门宴百鸡宴青梅煮酒杏花村晚上睡的一个枕头,也得写拉撒。各种排泄是人体的一大快事。急得团团转,挨罚款,蹲班房,都可能是憋的。数风流人物,图排泄之一时痛快而遗恨千古的,大有人在。厕所修得漂漂亮亮,实乃最有人味,最通人性,似乎我们在这一点上自古没大活明白。至于书籍,向来谈吃谈喝多,谈论粪尿的少。在日本书店里遇见过一本《图说排泄全书》,随手翻了翻,不想窥探排泄这一行为的伟大的神秘,一笑置之。后来就热了一阵子厕所文化、粪尿文化,什么《粪尿谭大全》《巴巴大全》,堂而皇之摆了一大溜。其间有一本《古今黄金谭》,乃林望所著,以为他谈过英国,谈得人们大喝下午茶,这回又要谈黄金,书被放错了地方。孰料,黄金者,粪便也。我们小时候把粪便叫黄金,很有点弗洛伊德,原来日本也一样。林望是书志学家,但使他一度大出风头的,不是本行,而是去剑桥大学整理日汉古籍目录,吃了两三年英国菜,回来写了“反社会常识”的《英国真好吃》,获得日本随笔家俱乐部奖。这本《古今黄金谭》有一点回归本行,谈的是古典中的粪尿故事。开篇引了一首“天下的杰作”:阿美阿美拉巴巴,没有纸,用手擦,舔干净,别白瞎。

  文学里写到粪尿,笔涉污秽,却未必淫秽,付之研究可称作“文学粪尿学”。要说粪尿,我们也立马能想起很多故事来,相声里的找驴,电影里的巴巴雷,道在屎溺中,佛头着粪,勾践尝粪,千村薜荔人遗矢,粪土当年万户侯,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吃喝拉撒睡的故事——话说那贾瑞遇见王熙凤,依据美女是人见人爱的游戏规则就起了兽心,可凤姐是何等人物,以兽心攻兽心,设下了诱人走险的圈套。寒冬腊月,“只听头顶上一声响,哗啦啦一净桶尿粪从上面直泼下来”,害得贾瑞那读书人终于为性爱付出了生命。

  说来日本人似乎比我们更亲近粪尿,对此类事情较宽容。《古事记》明记,女神伊邪那美命跟男神伊邪那岐命一起创造日本,从她的屎和尿里各产生一对男神女神。《万叶集》《古今集》中有“咏粪”,图画上画着恶鬼在拉屎的男女旁边等着趁热吃,相声和诗歌更爱拿粪尿说笑,一些战后文学家用粪尿的形象来宣泄自我毁灭的情绪。林望说:调查可知,从文学史开端直至现代,粪尿谭连绵不绝,不管哪一时代,哪一阶层,哪一种类,几乎都要谈,谈得眉飞色舞。他推许《落洼物语》以最为亮眼的形式言及粪尿,是日本粪尿文学的“金字塔”。

  粪便的恶臭之源是一种叫粪臭素的化学物质,把它稀释,闻着就芳香扑鼻了,所以香水里添加粪臭素。难闻的粪尿写进文学里,应该有思想和艺术来稀释,读来才有趣。《古今黄金谭》在收尾处写道:那含蓄,诸贤须好好尝尽,嗅尽,啜尽,舌头千转,品味到心。呵,此书若名为“日本真难闻”,当年更畅销也说不定。

伟大而注定要失败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
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书,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
  
  9月24日,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正好三周年。我在这个纪念日里,阅读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始终给人一种古怪、矛盾、冲突、否定的印象,一辈子都是个“患病的、以笔为枪的斗士”。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阐释萨义德,都会显得怪异,与各派主流思想形成强烈冲突,用萨义德自己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out of place,格格不入。但out of place仍然是一处place,我们在三年以后站在他生命终极的地方回顾他的一生,环顾他没能经历的现实,可能对这个巴勒斯坦人多生出几分了解。

  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是他的成名作。在这本用英文写作的西方文学评论专著里(其实是三篇超长的论文),萨义德激烈地批评了西方幻想和重构出“东方”概念,完全根据话语需要编造出一个落后、野蛮、粗俗的东方世界形象来。“东方学”这个题目本身就充满了火药味,甫一出版即成为学术界最流行的新概念。

  相比起来,1994年出版的《知识分子论》虽然处理更激烈的“士不可不弘毅”的现实问题,但题目却温和得多。而这本最后出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更是从古典人文主义谈起,关注教育而非政治,把锋芒收敛许多。把某些段落单独抽出来看,简直会让人误以为是阿兰·布鲁姆这样的极端保守主义者所写。但萨义德毕竟是萨义德,同样是在媒体上强调古典人文主义,在大学里教授古典人文主义,那些极端保守主义者才是他内心所最鄙视的。
  
  顽强地守护人文思想

  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概念有多种定义,芝加哥大学和萨义德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的定义就是不同的,每个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教授更有自己的理解。一般来说,它包含荷马、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欧里庇特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经》、维吉尔、但丁、奥古斯丁、莎士比亚等人的重要文本,涉及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构成了一个“白人精英男子”所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萨义德一辈子就在大学里教授这些古典学知识,所以对古典作家抱有极深的了解和同情。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人文主义教育的理念,这正是他实践知识的一种方式。甚至他看似和阿兰·布鲁姆一样激烈地批评大学人文教育,不同点在于,布鲁姆的思想也正是他要批评的对象之一。

  在对这个时代病症的诊断上,各派学者没有多大分歧。正如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所指出的,美国以及其他发达而又和平地区的学生们越来越少地关心经典著作,一方面是现代科技媒体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另一方面是日趋复杂的生活环境和沉重的社会压力,使得人们的欲望不断受挫,打不起精神投入那朴素的经典作品中。毒品、摇滚、自杀、虚无主义,这些问题让自命不凡的教授们一个个忧心忡忡。

  面对这样的“病态”,布鲁姆开出了药方,在封闭起来的学院里教授古典学,教会学生压抑和自制,通过禁欲与一墙之隔的社会划清界线,在阅读中培养对早已逝去的古典作家的无限热爱。萨义德嘲笑说,布鲁姆并没有什么原创的东西,除了单调的说教以外,只是引入了令人不快的美国趣味。他们阅读的文本是多元化和充满天然生命力,可芝加哥学派的解读方式却沉闷和缺乏想象力。他们不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病症,相反却把大学本身变成另一种病症。

  布鲁姆提出的教育问题并不新潮。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人文主义者白壁德就提出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当然杜威给出了另一种教育方式的解决方案。这场争论甚至通过他们的学生传到了中国,就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胡适在文学、文字、方法论等领域展开的一系列争论。

  我们不难发现,几十年前的人文主义者的胸怀要宽广很多。白壁德那一代的人文学者根本不在乎什么“人文核心”。他们缺少沙文主义的野心,也不会把南美、非洲或者亚洲的文化排除在“人文精神”之外。

  “审美”是区别旧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者的最大区别。旧人文主义者热爱绘画、音乐,享受文字中的崇高美感,对社会抱有最大的宽容和欣赏。二十世纪那几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屠戮的后果,最严重的一点恐怕就是抹杀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在新一代学者那里,政治哲学取代了美学,区分善恶、左右、强弱这些对立概念的过程抽掉了审美。因为美学无法避免罪恶,而罪恶又是生命中最可怕的东西,所以多数学者就把孩子与脏水一起倒掉了。
  
  顽强地面对现实环境

  萨义德竟还喜欢谈音乐。1991年他出版了研究音乐史的专著《音乐阐发》。他爱极了贝多芬。他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分析贝多芬晚期第九交响乐,萨义德从尼采那里取了个题目为文章命名“不合时宜的思考”。

  用萨义德自己的话说,听贝多芬的音乐与阅读荷马史诗一样,都是一个危险的、充满兴奋又不确定的历程。但在这历程中,萨义德从来没有退却或者躲避,他所强调的“知识分子”标准正是他自己一直努力的目标。正如他所承认的,他的“知识分子观”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做着修正,从文化冲突转向经济冲突乃至于最直接的“战争冲突”,他坚守着巴勒斯坦人的文化立场。

  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一样直接地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萨义德更反对罗蒂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罗蒂极少介入现实,习惯于通过呼唤大家回到黑格尔和杜威,用反讽的逻辑证明独断论的荒谬,从而回到一种文化多元主义。萨义德认为,罗蒂树立的论敌都是虚幻假想的,罗蒂轻易地将它们击败,却对严酷的现实毫无影响。

  其实乔姆斯基、罗蒂与萨义德最终的判断和看法并没有多大差别,都被认为是“左派”。罗蒂更是“友好地”认为,这些差别只对政治哲学家有意义,读者只要理解他们的结论就行。但是,萨义德是在批评的情感和态度上把自己与其他两位学者区分开的。乔姆斯基太“冲动”,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罗蒂太“冷血”,对很多真实的残酷无动于衷。乔姆斯基在道义上取得成功,罗蒂在逻辑上赢取胜利,两者都拥有极多的崇拜者。

  萨义德却选择了一条矛盾的道路。他坚持用知识分子的方式,从文化上去接触最残酷的现实,在哲学逻辑中尽力表达自己的热情。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感情
,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却,却也注定不可能在自己的论述中找到任何解决方案。

  有一幅照片最能说明萨义德的态度。他在黎巴嫩、以色列边界上,和孩子们一样,向着以色列那边扔石块。以他那残弱之躯,扔出的石块毫无力量。但这表明了他的政治姿态。他在这本书的结尾处写道,“无论如何,继续努力”。
  
  顽强地暴露自己灵魂

  萨义德其实不会写专著,他没有自己统一的理论体系。要构建庞大而又严密的理论体系,必须把自我的感情抽掉,像观察一个与自己无关世界那样观察社会,而这是萨义德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这本《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萨义德其实都是在用写论文的方式推进自己的叙述。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萨义德晚年开始强调距离现实最远的古典人文精神,让我们回到“语文学”,回到“言词”中去。这看似是对社会的躲避,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我们尤其应该注意,“言词”而不是“文本”。

  这个世界已被意识形态重重包裹起来。无论读报纸还是看新闻,看到的都是在意识形态偏见下筛选的新闻、选择的评论。现代媒体无孔不入,我们已经不可能找到一处单纯而又真实的世界了。只有古典文本还干净,古典作者还健康。无论蒙田还是莎士比亚,之所以能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是因为他们是用真诚的心来写作的。只要我们同样积极而又真诚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就会有所触动。古今之间社会形态已经发生太大变动,而人心却没有怎么变。

  古代的文本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来阅读它们。这是一个极端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萨义德不像布鲁姆那样赞扬一个已经逝去的、充满假想的乌托邦,他也从不主张我们应该回到过去某个黄金时代。

  正因为我们的背井离乡,国破家亡,文化的断裂,使得我们可以更丰富地感受到社会可能,更真切感受无家可归的痛苦,从而在古典文学中获得更积极的动力。萨义德倡导人文主义,也倡导民主批评,其实是同一样事物。萨义德甚至也不介意把他的人文主义称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至少,这是一种和他的思维、他的心灵联系在一起活的意识形态。他的一生实践,他的那么多专著和论文,也无不在诠释这种伟大的意识形态。

  阿多诺的音乐论述堪称萨义德的最爱之一。阿多诺曾说过,现代艺术是伟大而又注定要失败的;同样的,萨义德孜孜以求地追逐着自己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处于恐怖、压迫的环境下奋起抗争的精神,包含着知识、毅力、勇气、敏锐和正直。无论失败与否,都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