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执行正义时，如果没有程序的规约，很可能走向犯罪。程序是正义的生命线。杀人偿命（如果我们还认同死刑这一说），便是民间正义的简单表述。但，程序的缺席，很可能偿命者并非杀人者，而是无辜。这样的例子已属多见，只不过最近又添了一个离奇的新版本。

安徽亳州农民赵新建被冤枉为一起强奸凶杀案的杀人凶手，两次判死刑，一次判死缓，关押历八年，直到真凶归案才无罪释放。如果把整个过程梳理一遍，居然是那样令人不可置信。因为在死者的房间内，有他的衣物等，他就作为嫌犯被起诉。谁都知道，衣物等都是间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赵是凶犯。然而，程序的要求被置一旁，破案才是当务之急。在破案压倒一切的压力下，就凭这有着明显破绽的证据，亳州检察院先是不批准立案，转而到提起公诉。公安部门则通过他们的拿手好戏，以刑讯使赵自承是杀人凶手。亳州法院紧密配合，两次判处嫌犯死刑，在被安徽高院驳回后，方才改判死缓。可见，正常的法律程序被掏空之后，国家司法看起来是执行正义，但却可以把一个无辜者打入死狱。

把无辜者打入死狱意味着什么？请听亳州市公安局长的反省：“执法当中的一个错误，对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庭却是灾难性的。”这样的反思别太敷衍，这岂止是错，而且是罪。罪之所云，不仅在于无辜地让一个人走向死亡；还在于公检法的天理就是按程序执法，执法不按程序，是为渎职，酿出冤狱或人命，就是渎职罪。如果仅以错误打发，谁也保证不了自己以后不犯，那么，这样的悲剧还会轻易重演。

违序执法即罪错，对司法自身来说，是到了给这项罪错制定相应法律的时候了，这样既可以追究具体办案人的法律责任，同时也让他们有理由顶住上面要求违序办案的压力。

这是一位办案人员说的话：“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就想着能尽快结案。”不打自招，敷衍塞责原是这样开始的。明知疑犯有疑，却也将错就错。这已经不是无意过失，而是为结案不惜草菅人命。其所以如此，地方行政权力责无旁贷。长官意志往往是程序杀手，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事情尚不至于此。当然权力并非故意为恶，它未必不想伸张正义──哪怕是为了自己为官一方的治绩。然而，世界上只有第三者才公正，具有利益诉求的权力一旦介入司法，司法便从第三者变成了利害方。这时它想公正也难，利害已使它罔顾程序。没有程序，正义无所附丽。就此案言，上头催结案的限期一下达，程序立即压缩变形，正义不但扭曲了自己，甚至走向反面。这样的教训再一次告诉我们，司法必须独立于权力，权力绝不能对司法指手画脚。

另外，司法也不能受民意影响。民意有情，司法无情。它不为情所动，仅为理所衡。而权力和民意，在一定条件下，却可能形成意志上的互动。象上述奸杀性的凶案，在地方造成的恶劣不言而喻。要求破案和逞凶的声浪势必造成权力的呼应，最后它又势必指令到司法执行上。这样上下两头挤，还显得很脆弱的中国司法体系显然顶不住。因此，作为民间，我们也需要反思。越是大案凶案，越是不能希望权力毕其功于一役。务必不要把行政权力看成是包办一切的“包青天”，如果它真能包办一切，也肯定能包办坏事。如果它严令限期破案，我们在“大快人心”的同时，不要忘了，那冤魂很可能就是我们身边的姊妹兄弟。

现在，对这个冤案而言，除了汲取教训，就是赔偿了。有关方面的态度是：会按国家赔偿法给予赔偿，“但狮子大开口是不行的”。这样没心肺的话，令人心寒，也叫人齿冷。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受害者：一个是冤狱八年的赵新建。他失去的许多东西是无法赔偿的，何况赔偿的情势也摆在这儿。另一受害则是我们这些冤枉的纳税人。虽说国家赔偿，但最终割肉的只能是我们。我们在养着权力的同时，还不断地为它不守程序埋单。

—-在“第二次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在很多会议上是最最常用的客套话。可我不爱说客套话；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是真话，是实话实说。

杨怀中和马平先生作为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接受了；但他们二位又多次来电请我在会议上做学术演讲，我却诚恳地婉拒了。我说：我对“回族学”素无研究。你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是给我提供学习机会，但我并无演讲资格。我怎么能对一个自己并无所知的学术领域发言，甚至作高深的演讲呢？虽然确实有人能在任何会议上、能就任何问题都发表高论，但我没这个本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我再三婉拒后，会议主办方终于勉强同意我有这个例外——参加会议但不提交论文，也不发言；我的身份不是参加研讨的学者，而是前来学习的学生。所以在会议印制的《日程表》上，没我发言这一项，在《论文汇编》上，也没我论文。我真是老老实实地来听会的，来学习的。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主办方还是要我在闭幕式上有个讲话。他们说，即便你是来学习的，也应该对大家谈谈你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学习体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如再拒绝发言，就迹同矫情了。

大会规定每个代表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可会议主席给我30分钟，谢谢。其实我没多少话要说，我尽量节约时间。

我先汇报我的学习态度。我学习态度还不错。我参加会议，从不迟到早退；我认真听讲，从不交头接耳。晚上我还抽空阅读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第一天晚上看了伍贻业先生的《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第二天晚上看了杨怀中先生的《致杜维明先生的信》，第三天晚上看了金忠杰先生翻译的《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其实我在来宁夏的前两天就已经在“恶补”，在网上看了一些有关回族史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章，没看完的下载打印出来，在飞机上阅读了。

如果打分，我的学习态度可以打80分，为什么不打90分或者更高的分呢？因为我还有差距，我违反了《会议须知》的第4条：“进入会场，敬请关闭手机。”我有一个下午没关手机，响了好几次，这很不好。日本代表、伊朗代表、吉尔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他们没有一个人响过手机，更没有开小会的。可我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别人演讲时竟然肆无忌惮的交头接耳，不是大声说话，但也不是小声说话，至少是中声说话。我真大吃一惊！我们是东道国代表，都是学者教授，怎能如此不守规矩？所以我为自己的没关手机扣10分，也为我的同胞放肆地交头接耳代扣10分，都算在我帐上，做为中国人，我感到羞愧。

我参加回族学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八年前，我也应邀参加了，那时的会议名称叫“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两次我都大老远地从东海滨跑到大西北来参加会议呢？因为我是回族，我要学习我们的回族历史。

我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六十子”是我的回族经名。我们那条街叫洪武路，据说是明代京城中最主要街道之一。周围有卢妃巷、金銮巷、火瓦巷、羊皮巷、程阁老巷、龙王庙、武学园……每条巷子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汉民，但也有很多回民杂居其间，彼此相存相容，没什么民族纠纷。记得小时候，邻居的一只猪闯进了我家院子。这位邻居诚惶诚恐，连忙在我家后门口挂红布，放炮仗，表示赔礼道歉。因为不是故意，我祖母和父亲非但没有过分要求，反而安慰邻居不要介意。我们那一带回汉之间一向比较和睦。

在我家不远处，有一清真寺，不大，很简朴，都叫它“西方庵”。我常在“主麻”日，跟随父亲去寺里“换水”，做礼拜，听阿訇念经，然后“接搭”，跪拜，中规中矩，一切如仪。如果逢到开斋节这类重大节日，则可在寺里吃到我最爱吃的回族食品“油香”。

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中国化了的或者南京话了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你”（谢谢你）等等。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熏陶。

17岁时，我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这几千人的大学里，才六七个回族，我和他们只有在回民食堂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毕业后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回族更少。以后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全院只有两个回族。现在我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社区，这里住的美国人、韩国人、南非人也比回族多，因为回族只有我一个。几十年来，我从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单位，直到如今的社区，渐行渐远，有去无“回”；儿时那“回”味无穷的穆斯林氛围，在我周围越来越越稀释，淡薄得只剩我一个小气泡了。但是，尽管族群环境与我儿时大不一样，尽管我淹没在汉族兄弟的汪洋大海中，以至我的民族习惯甚至都有所变化，但我始终没忘记我是回族！

佛洛依德说过，童年的印记会影响一生，成年的行为是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映。我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对我的一生，特别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会使我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呢？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一些评论我的文章，一些研究我的学者，很少从我是回族、我是回族作家这个角度来分析评论我和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也想问个究竟。这也是我两次来参加回族学会议的学习目的之一，我很想对回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多些了解，好比对自己，剖析自己，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现在我就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说点看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

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他干过很多苦活累活，挑过担子、抬过码头、当过货郎、拉过洋车、收过旧货、卖过蔬菜。记得有年冬天，我棉鞋破了，我说脚冷。父亲说，你有棉鞋穿还冷？他说他小时候，寒冬腊月，有双草鞋穿就不错了。他冬天卖萝卜，怕草鞋在河里泡烂，就赤脚在冰河里洗萝卜，手脚冻僵，浑身没一点热气。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你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父亲为人厚道。我祖父在一家鸭子店帮工，一天突然死在店里。店主很是惶恐，担心我父亲会上门大吵大闹，要求偿命，或者借此敲诈一笔钱财。可我父亲并未要求任何赔偿。我父亲对我说：“我没找过东家一点麻烦，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补偿也补偿不了我一个亲爹。”东家也很感激，说他忠厚。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你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我小时候听她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长毛”（太平军）的时候老百姓跑反，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孩托付给邻居的一个女人，这个被托付的女人也有一个喂奶的孩子。逃难中，奶水不足，她总是先让邻居的婴孩吸，等喂饱了，不哭了，再喂自己的孩子。后来几天，奶水越来越少，她只给婴孩吃，说他小，可怜，自己的孩子没吃的，就饿死了。这是什么精神？我听了非常感动，终身难忘。

以上是一个回族后裔的儿时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在这些琐细的事件和片段的言说中，却浸润着人生基本的、朴素的观念、意义、价值和规范。我原来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渊源何在。只以为父母的这些精神品质来自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又来自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自家庭的传统。刚刚听米寿江先生发言，他总结回族的价值观念，说到几点：坚忍、正义、济贫、爱心等等，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

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

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要声明的是，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

我可能说的很乱。

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事总是难以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不但作品中这样，生活中也这样。我好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怎么也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我也常常爱流泪，对悲悯的事情我会流泪，太温暖的事情我也会流泪。

举个例子吧，大前年，南京燕子矶的一个安徽民工的小女孩，只有5岁，上吊自杀。我一看报道就不相信，骗人，5岁小女孩自杀，而且上吊自杀，怎么可能？我的弟弟是新华社下面的南京《现代快报》副主编，我立即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假新闻。他说记者去调查了，是真的。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给她上民工子弟小学，她就学电视剧里的样子上吊了。我一听，眼泪直流，我说快给我送1000块钱去，这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姐姐，不能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天我两个妹妹就替我送钱去了，她们见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相对无言，还能说什么呢？解放前，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也没钱，但他没自杀呀。怎么解放50多年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还是没钱读书呢？还竟然上吊……。这种事我难以容忍，只能尽自己微薄之力，给点事后的帮助，可悲！

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教师，叫李小峰，我看了他的报道就想哭！在那么穷的秦岭山区，在他那个简陋的小学，就他一个代课老师，一人一校，校长、老师、总务都是他。也不分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都是他教。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还有4个考上了大学，真了不起呀！可他自己一贫如洗，工资只有103元，少的可怜，富人家养条狗，也不止这点钱呀。可就是这可怜的103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不发了，乡里说没钱，让村里发，村里穷得就剩下老头老太，有点力气的都到外面打工了，哪来的钱？他很痛苦，内心极其矛盾。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他自己都养不活，怎能教书？逼不得已，他离开山村，到西安打工了。啊，在西安一个月能赚1000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呀。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有过1000块钱！他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因为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他下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维持这个山村小学，尽管那时连个正式身份还没有，只是个代课老师。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总共减少20斤，但他支撑着，靠老乡送来的粮食和菜蔬过活，培养过4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啊，就这样的生活！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但我还是挂念他，他的学校现有24个学生，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24份。我在信中对李老师说，孩子们读书也很辛苦，也许这些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上海的糖果和巧克力，我寄一点来，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

这些事情在此以前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不值一提，和李老师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相比更算不了什么。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理智的穆斯林在做深刻反思了。昨天晚上读马宗保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了反思，反思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的浅薄的回族史的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回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门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四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革”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八年前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也勉强地做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否则为什么凡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动乱的地方，几乎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有关系呢？会后，一个与会的回医王老先生对我说：“这和回族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人爱吃牛羊肉有关。牛羊肉，补肾的；肾气足，火气旺，容易动怒。”王老先生显然不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对我说的。我不知道他从饮食习惯这个角度来解释穆斯林易起争端是否有道理，但我想这也许不是完全的原因，或者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伊斯兰文化本身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

2006、10、30修改上海善作剧楼

首发议报

先说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中国每年耗费在公车消费上的人民币，竟超过了每年的国防经费。2002年不下于3000亿！

看过不止一个关于西方文明国家这样的报道了：某某部长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了公车，终致辞职、丢官。这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曾经看到一则报道：东北一个贫困县的县府数年内欠账使用一个体煤店的燃煤，弄得个体户身负重债、关门大吉。可是这个县官员的车型倒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豪华车高达百万元。这个县的贫困根由与不断升级的官车有很大关系，说官车碾压在民众身体筑成的道路上，应当是经济学的事实吧！

据2003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提交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19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而1999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有3,349.04亿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一碰到自己的事情钱多的是，个个好似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物，一碰到人民的需要就这里没钱那里没钱了。2003年中央给安徽、湖南、陕西洪涝灾区灾民的越冬救急款，也不过区区亿元而已！

吴戈先生和他的同事郭增荣先生曾撰文对1998年反腐大事作了一回顾，记有十五项：⑴政府改革、机构重组；⑵反走私、打击逃套骗汇犯罪；⑶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禁止经商；⑷机关经济实体脱钩；⑸整顿教育政法队伍；⑹稽察特派员出征国企；⑺收支落实“两条线”；⑻建立有形建筑市场；⑼权力监督，村务、厂务公开；⑽离任采用审计制；⑾会计实行委派制；⑿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有规定；⒀金融管理体制动手术；⒁党风廉政责任制；⒂清理通信工具。吴郭二先生这篇大事记的正题是“从源头遏制腐败”。如果将腐败看作一水系的话，那么，上述举措也可以看作是竭源性的。但这源不是干流意义上的，至多只是支流意义上的，且有的硬，有的软；有的易行，有的不易行；有的老祖宗就用过，有的则是新时代的（如“清理通信工具”）。有的甚至算不上竭源性举措，例如“离任审计”。

顺便说一句：朱总理履任一年来，出台的“新政”措施，多于前此10年的总和。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其部分举措例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事实证明朱总理错了），尽管“中国凯恩斯”与西方凯恩斯有没有共同点还是问题，尽管作为被党领导的政府，“新政”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新”，但它无疑将为进一步前进提供了有益的积累，哪怕积累的是教训。

“屁股腐败”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一种腐败。“屁股决定头脑”则是中国思想界最熟悉的一句共和国谚语。由社会集团公款购买、使用的轿车，在中国小车消费中曾占到98%的绝对优势。公车无限膨胀，形成一个可怕的“怪圈”：国家一只手投资建造轿车厂，一只手掏钱把轿车几乎全部买下；随着公车数量的激增、档次的攀升，国家日益不堪重负。

据报道，截至1998年中国官用轿车已达到160万辆，原价值约4000亿元。以1993年为例，当年为购官车支出400多亿元，年使用费300多亿元，两项共计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5%（约略相当于投入教育的总量）；还有160万名司机的工资、福利、住房等费用支出在300亿元以上。有专家预测，到2000年官用轿车保有量约400万辆，每年购车支出和使用费两项将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

看来科教兴国得让位于官车兴国了！

公款吃喝，一年吃掉国家1000个亿，老百姓便视为过街老鼠一样，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而公车消费，一年“滚”掉1000多个亿，这可以帮助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啊！而2003年的公车消费竟高达将近4000亿元！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超标购车，但一些地方、一些“公仆”仍然变着法子超标购买，有的甚至明目张胆违规购买。据悉，迄今（1999年）全国已查处违反规定购买的进口豪华小汽车就有13800多辆。就是贫困边远山区的“七品芝麻官”也配上了甚至是“奥迪”、“桑塔纳”一档的公车；名义上是公车，而实际上是专车。有的头儿们住宿地距上班地不到一公里，也得车接车送。而在公车使用上，称其为私车也未尝不可。孩子上学、夫人上街、闲来垂钓、三朋四友婚丧嫁娶乃至“洗头泡澡”，都用公车。一个单位里，一般干部职工公务用车与领导公车私用碰头时，即使是重要工作，也只能让领导用，心里纵有不平衡，也得挤公共汽车赶紧去办事或索性把事搁着。

油料费成了“无底洞”。湘南某县一临时机构只有一辆吉普车，一年用油量却高达30余吨，平均每天用油近100公斤，相当于每天跑500公里。用油量如此之高，主要原因是一些不便直接报账的费用用油料费的形式冲了账。

保养维修也成了“唐僧肉”。一大型汽车修理厂的技术员告诉记者，汽车保养无非就是换三滤和机油，成本不过就200元左右，在北京保养桑塔纳一次，费用也就是490元左右。可一到单位则变成上千元。

很多单位领导认为：“司机掌管着我的生命，我决不能让他分心。”尤其是少数领导心术不正，违法乱纪，所干勾当自然躲不过司机，有时甚至要靠司机牵线搭桥，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里捏拿着，怎能不特殊关照？于是，一些“司首长”也背靠大树好乘凉，甚至狐假虎威，为所欲为。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单位用车须专配BP机，甚至还要加上用车领导的密码，否则任你千呼万唤，他仍在外面悠哉游哉。家庭成员办事，甚至七姑八姨或者社会上的哥儿们弟兄一个口信，“司首长”照跑不误，那情景就像用单位信纸和信封一样随便。

在一些单位，所谓公车实际一半成了“司首长”的私车！人们还敢怒不敢言！

“司首长”们凭借接触领导机会多，信息来得快，往往深得领导信任的优势，在解决住房、子女就业、家属调动、个人去向时受到特殊照顾。同时，他们还有一笔可观的份外收入。他们常跟随领导公干，吃用“两头在外”；常“深入基层”，土特产、好烟、好酒之类“领导有份我也有份”；不时参加庆典和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纪念品和误餐费总是少不了。甚至打着领导的招牌向下属单位索拿卡要。

1997年底，重庆市在购买公务用车、燃油供应及车辆维修方面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一次购买了65辆公务用车，节约资金350万元，节约率达20%。

提到政府采购，就顺便再说几句。“政府集体采购”始于深圳，而后一些地方犹犹疑疑、半甘不愿地跟着试了。本来就用不着试，干脆普遍推行便得──西方人早用实践证明过了，用不着迁就什么国情人为拖延地试几年。据1998年11月3日《海南日报》报道，海南省的政府采购采用招标方式运作，首批采购预计拨款是680万元，实际中标货款为391.28万元，直接节省人民币288.72万元。“公车改革”（购买和使用上作统一安排）对老百姓、对一直好像很严肃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百利而无一害，人们知道后，无不佩服“朱新政”高招迭出。这样大的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本来说是1999年元旦开始实行的，可后来又突然宣布“暂停”了——一直停到了2004年的现在——中国人的时间与生命真是不值钱，因为官僚们的偏好太坚硬了，什么改革难、国情特殊、西方文明不服中国水土，还不都是权力集团冥顽不化嘛！

据《经济消息报》记者陈晓凤的采访报道，搁浅的重要原因就是车改意见稿的改革方案受到相当一部分利益被触及者的强烈反对。最强烈的反对者便是中直机关的司机们。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虽然是蓝领阶层，可是长期相当优越的待遇使他们成为养尊处优的工人贵族，连那些处长们平时用车都要看他们的眼色。从这样的社会角色一下子还原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有位从事车改的干部说：“分流机关司机的难度要比分流企业下岗职工难得多，因为机关司机与领导干部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的意见对于决策层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直机关的干部们虽然大体上赞成车改，可是对于交通费的补贴发放却意见不小。主要是反映补贴发放的差别太大。他们说：“在机关里日常工作都是依靠一般干部来干，一般干部出行的频率不比领导干部低，可是交通费的补贴却要相差几百元上千元，这样不合理。如果这样发放交通费，那么以后干部们办事是不是要从个人经济上考虑，而不是从社会效益上考虑？”

“社会效益”，看，说得多堂皇！谁的“社会”与“效益”？难怪“社会主义”常常盗用人民的名义！知识分子们重道理，可在堂皇的假话面前，道理真也难说清爽的。如果权力上层对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叶公好龙而是真正加以利用的话，官车制度还怕改不成？不服的自然请走！你说补贴发放不合理，老百姓还不同意发呢！凭什么发？合理的开支实报实销不就得了！有钱还是补给下岗工人吧。

社会主义这个词，几十年来就是供作报告用的，这样的压在官车轮下的社会主义，连泥菩萨都不如！为什么同在中国，大庆市的车改据说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施呢？难道就因为大庆贫油了吗？有记者说，大庆与中国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靠的只是“想好了就做”的精神。

从交通管理与交通事故看，官车也是一个重灾区，如无证照车、无红灯车之类，1998年仅报端披露的官车恶性事故，撞（拖）死、撞（拖）伤无辜公民的就有十数例，说出现了“张金柱现象”也不为过，有酒色之余撞（死）人的，有外出渔猎撞（死）人的……等等。某官僚开车肇事，5人出来作伪证，从而“撞倒”6名党员；四川巴中市委书记驾车惹祸端，竟让司机当替罪羊（想必是愿打愿挨一类）；1999年1月17日，湖北省丹江口市蒿坪镇党委副书记闵政，酒后架车迎面撞向一群小学生，致使两名学生死亡，两人重伤……眼下，当官的考驾照成风——但愿不会是出于日后干坏事可以躲开司机的考虑。

据《陕西日报》1999年2月11日报道，春节前夕，省纪委、省监察厅、省公安厅联合组织四个检查组，对饮食娱乐高消费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查出的180辆次车辆中“陕U”占49%，“陕O”和警车牌号占51%，在登记的陕O和警车牌号中，西安市司法机关车辆有35辆，占其中的53%。说明党政机关干部和公检法系统到高消费场所的人数不少。有的公安车辆、警车半夜三更停在高消费场所。不少非公安系统甚至私人车辆挂公安、陕U车牌照，说明陕U、陕O车牌照发放混乱。2003年以来，各地频发宝马车撞人案，宝马成了一个阶层对于民众生命的道德符号。

都说改革难，难在哪里，难在既得利益者！！什么“补贴费标准”不公平啦，为什么“先试行再完善”的老套套在这里不见了？

一位县官对“公车改革”的忧虑就更不由我不慨叹“中国特色”真是“好好丰富”哇！这位县官说：北京的各部委先实行起来，部委及各司局有关领导下来用谁的车？还不得我们接送？原先用他自己的车，是他们掏钱，以后呢？不就成了基层掏钱了？

──（你们不接送不行吗？）那怎敢？他们下来是看得起我们，求之不得啊！他们不来，我们也得往北京跑。没准儿不用人家开口，我们还得连车带司机在北京候着。

——（如果地方上的公车也改革了，怎么办？）好办，用企业的车呗。低价把车卖给企业，名儿还挂在那儿，车还是我们用，我们还赚一笔卖车的钱呢。不瞒你说，前一阵儿清理手机，有的地方就是这么干的，还能趁机以旧换新。还有一招，就是干脆让企业派车，他们也求之不得，至少不敢拒绝。别说企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就是政府部门，哪个没有下属企业？

——（哦，那样一来，岂不是“一枪两眼”：又拿着用车补贴，又有“专车”坐着？）嘿，在不少地方，估计是这么一回事儿。依着我，甭改啦！要不然，就是增加基层负担和企业负担、甚至农民负担（取自1998年12月4日《周末》）。

2005年各地终于断续开始公车改革。怎么改呢？不是像西方严格公车使用、严格办公开销——中国什么都可以严格唯独严格不了对官员的约束，于是所谓的公车改革成了按级别发放坐骑费，从办事员几百元到厅局级2000余元一个月不等。老百姓痛骂是大加薪。上面县官的担忧恐怕以后会出现，目前当官的拿了坐骑费，仍旧使用公车怎么付钱的人们不得而知。在改革的大帽子底下，暴发户团伙总是会有许多对付的办法。这些办法一定要把大帽子捅出大大小小的窟窿，使它顶不住腐败的风蚀雨淋。岂止是嚷了许多年的政企不分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权力者还是和企业、市场等搅在一锅粥里，这锅粥难免会煮出老鼠味来。

2006年8月27日，曾金燕女士报道了高智晟律师的家人与警察同居的故事。高律师三岁的儿子天宇完全是一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童稚状。报道说到：有一次，格格和媽媽談起了爸爸的事情，娘倆都哭了，格格看著那些住在家裡的特務們，就把天宇叫到跟前問；“天宇，他們都是特務你知不知道？”天宇回答：“我知道呀！打死特務！先把特務的車車打死，然後把他們的屁股也打死，爸爸就可以出來了”。为轮子功鸣冤的小天宇的爸爸遭遇到异化的扬子鳄了。共产党喜欢把领导人的文字奉为经典，与轮子功信徒对待李先生的态度相若。只要有一丁点道德良心、一丁点实事求是之意，就得承认共产党的主义、思想、理论像“屁股腐败”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高律师三岁儿子的一句戏言带给人的游戏性快感都没有。坦率说，我个人从《江泽民文选》看到的只有巨额稿费。其捞钱的不义连古代“有道”之“盗”公认的三条规矩都不见，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仗势牟利了！或许用一种无形的轮子代替官员屁股下的车轮，不算是坏事，至少符合胡锦涛节约型社会的号召！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学期间曾读过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记得当时在大学这本书还很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具体争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太清了。今天当我又重新翻读《万历十五年》时，竟勾起我许多感慨及联想，特记录如下，以供关心中国社会人士参考。

根据黄仁宇先生研究来看，万历皇帝是个在历史上无所建树的，但有着独一无二消极怠工的怪异表现的，以至于标示出明王朝，甚至于整个中国专制王权统治由盛到衰的代表性皇帝。

中国通常进入史家专题研究视野的皇帝要么有拓疆建政、平叛安民之功，如秦皇汉武；要么有开明仁爱、振纲兴国、立新启后之绩，如唐宗宋祖；要么有亡国灭族之哀，如夫差崇祯；要么有窃国屠民之恶，如司马昭袁世凯。等等历史人物，之所以列身史册无不有其鲜明的个性并因此在历史事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以此标准，对万历皇帝的研究却是超出了史家研究的通则了，他恰恰因为消极无为、平淡无奇而名垂青史。显然如此一个皇帝得享史家的青睐而赢得那么多纸墨研究的厚爱，这本身就是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

通过黄仁宇先生的剥茧抽丝，我们会发现作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48年，天资过人，也曾有经世济时宏愿的万历皇帝，一生却无所建树的事实，正是一曲王朝专制之下皇帝个人与专制政体相左而行的悲歌！它撕开了中国专制王权制度在延续到明朝万历时期与人性背离，与历史背逆，拐离人类文明主轨，不符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质。应该说万历的平庸，非万历一人之平庸，乃是专制王权制度的平庸，万历的人生悲剧，非万历一人之悲剧，乃是专制王权制度下中国社会的悲剧。

一、      很有希望的万历早年

1572年，年仅9岁的朱翊钧因父亲隆庆皇帝驾崩而继承王位，成为明朝第十三代皇帝——万历皇帝。从种种迹象表明，万历是个早熟、天资过人且学习上勤奋用功的人，这原本是给明王朝带来希望的一代。

万历皇帝早熟，据《神宗实录》3341、3375、3455页记载，万历登基之初，就以他高贵的仪表给了臣僚们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心，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从各种迹象看来，他确实是一个早熟的君主。据《神宗实录》4104页记载，万历在5岁时就能够读书，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足年龄仅在3岁至4岁之间。

万历皇帝自少在老师与母亲的严格督促下学习经书、书法、历史。他每天上午学习经书后还得在宦官协助下朱批各种奏章。下午复习功课，练习书法，默记经史，以备第二天老师检查。万历10岁时就能书写径尺以上的大字，并且很有成就，以至于让首辅张居正担心他沉湎书法而将书法课取消。

万历也很注意修身自省，持守敬天法祖的信条。当他登极还不满4个月，有客星出于阁道旁，其大如盏。今天知道这是种天文现象，但当时人视此为天将降灾的警告。万历赶紧检讨自己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加以改正，以期消除天心的不快。这次“星灾”延续了两年之久，皇帝的“修省”也就相应地历时两年，并且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万历不得不注意节俭勤勉诚恳地处理政务和待人接物，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化凶为吉。

万历能采纳忠言，听进劝告，厉行节约。在他登极后，取消了一年一度正月十五宫内放烟出宫灯的浪费活动；万历曾想为他母亲修理装潢宫室以表示孝敬，张居正却认为各宫院已经十分富丽完美，毋须再加修饰，万历便放弃这种打算；万历曾关心宫中妇女们喜欢珠玉玩好的事，结果被劝要多关心天下臣民衣食而放弃对宫中妇女们的关心。

1584年入冬后北京少雨雪，次年春夏之间干旱更甚，河流见底，井中无水，官僚与百姓尽皆惊惶。万历决定以当时所认识的最可行方法向天祈雨。于是他在1585年5月斋戒三日后，率领百官从故宫承着饥渴疲惫，来回步行几十里，到天坛去祭天求雨，并颁文告诫文武百官不得贪赃枉法、酷害百姓，绝不能再将中枢的命令示为具文，如有违抗者定当严惩不贷，同时万历又命令户部在灾害严重的地区免征赋税一年。这次求雨在今天看来似乎可笑，但在那时这是一种勤政爱民克尽职守的最高表现，这对鼓舞民气、维系人心、警诫官僚却是最好的方式。养尊处优的万历为了求雨而不辞劳苦，确实表现了他对天下民瘼关心的最大诚意。

如此聪明、勤政、节俭、纳谏的皇帝，本该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然而在专制王权政体下，他却陷身于官僚集团的合围中，处处受制，以至于困窘不堪。

二、      窘迫与矛盾

万历贵为一国之君在专制官僚集团的掐制下却处处陷身于困顿窘迫之中。在财政上，他因采纳首辅张居正的厉行节约、压缩宫庭开支，为天下作表率的进言，常常使自己被限制到没有钱赏赐宫女，以致不得不记录在册子上等待有钱以后再行兑现；他被劝言而不去关心宫中妇女所喜爱的珠玉玩好；他的外祖父因为收入不足，被迫以揽纳公家物品牟利而被当众申饬。皇帝节俭到如此地步，身为官僚集团首辅的张居正却积聚了许多珠玉玩好和书画名迹，还蓄养了许多绝色佳人，并且在京城及他故乡修建了远超过他薪俸所能承受的豪宅。然而更严重的问题是首辅张居正在那个时代并不是特例，恰恰相反，所有官僚集团中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受贿、腐化已成为一种常态，而清廉却因其反常而遭到官场的排斥与世情的冷嘲，如廉洁奉公、依法办事的海瑞在当时竟被视之为古怪，被同僚说成“莅官无一善状，惟务诈诞，矜己夸人，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可见当时官场生态是怎样的腐化、黑暗、堕落。

万历在财用上受节制到窘迫境地，同时他的行止与个性也受到来自官僚集团的严格限制。万历曾想亲自率兵，操练兵马，结果遭到文官集团竭力阻止。1584年万历在皇城内观看了一次御林军射箭比赛，竟也招致接二连三劝阻的奏本而此后的操练便被停止。甚至于万历出宫都引起官僚集团的不安，他们设法以各种边关来犯、恐有闪失的理由来阻止，直至后来万历深居宫中三十多年而没走出紫禁城。

不仅如此，万历的情报机构都受到官僚集团的扼制与刁难。曾经发生一个有关冒犯宗庙的案子，作为皇帝直接的情报机构欲派两名校尉去旁听审判，结果却遭到文官的阻止，不得已皇帝亲自出面才解决，但是不久负责东厂的宦官竟遭到文官群起攻击，直逼提万历不得不将其罢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皇帝情治机构的防范与封杀。

如果说以上事实反映了皇帝与臣僚的角力与矛盾，那么万历皇帝立储之事就表现了皇帝与官僚集团利益、目标上的直接冲突。万历宠幸郑贵妃及她所生的儿子常洵，欲立常洵为太子，但因常洵不是长子，官僚集团以不能废长立幼的道德标准来反对，导致皇帝与臣僚的公开纷争，由此还使得两任大学士去职。按理说立储之事原本可算皇帝的家事，臣僚是不该置喙，但在明朝专制王权以道德治国的情况下，官僚集团动辄以道德标准论事，他们一则想将皇帝塑造成一个道德的象征，同时又希望皇帝不要介入一切具体事务，一切治理社会的工作全由他们官僚集团按照已有道德标准来处置，皇帝最多在一些重大纷争中起到象征性的仲裁作用。如此一来，皇帝的意志就成为官僚集团防范、阻止的对象，只有将皇帝的意志戒除于治理国家的事务之外，官僚集团才能实现自己处理事务的目的。在此情况下，皇帝对于任何具体事务意志越坚决，他所受到来自官僚集团的反对也就愈坚决。立太子之事正是官僚集团与皇帝的集中角逐。

一个皇帝在自己所统率的官僚集团左右下陷入了行止受限、财政紧张、耳目被掩、最后立储受逼的窘境，这是否是万历的无能、软弱？这种官僚集团与皇帝的矛盾是否是一个时代的特殊现象还是反映了王权专制政体的必然规律？

三、      困惑与抗争

万历对于自己的处境是深有感受的，他曾为此困惑、苦思，并企图寻找到真正的症结所在。1583年春，在三年一度的会试时，万历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驰？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如此尖锐问题的提出，可见万历有过怎样的痛苦追思。以万历的聪明，不可能不发现官僚集团意志与自己意志的相左，并且在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他能深切地看到这种相左背后的原因。

中国专制王朝建立时，同时设立了专制政体运转的官僚制度并因此产生出一个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历经多个朝代上千年的演化，到明朝早已成熟。这个保持专制王权运转的官僚集团一经产生就有其不以王权建立者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运转规律，形成了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个官僚集团所需要的是一个作为天命代表的君主，只是在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一种仲裁。他们要求君主与日常生活隔绝，在仲裁中不挟带个人嗜好和偏爱，也就是说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代表天命。他们所要求的皇帝实际上不是一个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如此一个官僚集团所要求的皇帝，对聪明、自幼饱读经书且有着一定人生目标的万历来说显然是一种痛苦。

万历为了摆脱官僚集团这种设定的模式而作过巨大的努力。1584年，他将首辅、自己的老师且已过世两年的张居正抄没家财，公布罪状：“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联聪，专权乱政”，并且将自己成长过程中一直服伺自己的大伴冯保驱逐出京。如此本来可以说万历已掌握大权，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的产物而已。那些臣僚在努力倒掉张居正后一批人马上将攻击目标转向了他，要强迫他符合他们所设置的规范，而不让他个性自由发展；另一批人打着道德的大旗则从中渔利，利用张冯集团倒掉所空出的大批职位，安排亲友。

尤其后来立储纷争暴露出来后，他深刻认识到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面对这种状况，万历可作的选择：其一，让官僚集团完全服从自己的意志。为此万历作出的努力从抄张驱冯来看并不能收到效果。更彻底地改变官僚制度，显然又超出了万历所能想象到的。在明朝只能在人的改换上思考，还达不到从制度改造上思考；其二，随同官僚的势力，成为官僚集团意志的代表，听从官僚集团的摆布。然而如此也不是万历所能接受的；其三，相持而不对抗，相处而不相容。互有离斥，但不决裂。各行其道，但不到完全背离。这种矛盾相持状态的维系，以万历所处的情势之下就只能作此选择。

于是万历对官僚集团采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自己主张，也不反对臣僚意见，但同时他也决不按照臣僚的意志去办，不做那些使臣僚快意的事。如此一来在出现高级职位出缺，他也不派人递补，使官僚不再有升迁到上层的希望；一些官僚提出辞呈，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到最后有的挂印而去，吏部提出追捕，他也置之不理。万历如此与官僚集团不合作的行为事实切断了社会中士阶层积极进取以获取名利的途径，使社会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更有机可乘。社会完全在一种惯性之下维持着向前运行。

1620年，万历终于走完他的人生。在他去世24年后，李自成的大刀挥向了明宫，崇祯于景山砍杀自己的女儿后上吊自杀，明王朝结束。

2006-11-9 于北京

ＹＳ论坛

从上个世纪末所兴起的改革开放，至今已有28年。其经济繁荣的状况，犹如中共所控制的媒体所说，是空前辉煌的。即中国人民在中共党团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中，已经布入了“小康”社会的幸福生活。这是一个多么使人向往的乌托邦，当中共的媒体在每日的CCTV的，《新闻联播》中，沾沾自喜地按其主子的旨意通过电视新闻向每个中国人；灌输着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果时，人们不禁对这些电视新闻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不管是出现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以及人为地制造出什么样的政治灾难，包括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这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所出现的令人发指的农业欠收；在没有粮食救济的情况下，出现了无法忍受饥饿的农民人吃人的现象；吃“观音土”充饥，在无法消化的情形中，活活地被胀死惨烈场景。

为了稳定人心，这个愚蠢而智力低下的政府，将上述的灾难状况作为国家机密封锁，在新闻媒体中大肆吹嘘：中国农业状况良好、稳定，年年都是大丰收，吃政治牛皮。在毛泽东暴政时代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在为一个虚幻的“太平盛世”进行粉饰、作秀和鼓吹。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就是为了一个暴政的国家能延续其独裁的政治生命。

当毛泽东寿终正寝之时，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际。而，这个泱泱大国的经济状况却已经滑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可是，那些昏了头的新闻媒体在“党中央”的威胁授意下，还在昧着良心吹嘘着中国经济繁荣兴旺。1978年末有四个贵州人在北京拉开序幕的中国民主运动，以波澜壮阔的恢弘气势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全国人民对中共党团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问题已被提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前途渺茫的政治形势、即将崩溃的经济状况，还有30年来的文化专制的单一的精神生活，促使中国民众对中共党团极为不满的情绪犹如野火燃烧的趋势蔓延到全国各地。

于是这个独裁的统治集团不得不提出以“改革开放”的政治策略来缓解和转移中国民众要求基本的政治权利所带来的压力。为了扑灭中国民运向纵深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驱使着民众沿着“一切向前（钱）看”的路径，放弃了自己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为了先富起来而拼命地在经济的旋涡中打转转。

在中国，同时也是在这28年的改革开放中，到底是谁先富起来了。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地球人都知道，就是那些掌管着中国绝对权力的中共党团的头目、党徒还有他们的子女及其亲朋好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阿克顿语）。极端私欲的诱惑下，每一个人都会做出与正义和信仰相违背的恶劣行径。作为用恐怖主义的暴力革命的行为，打下这个960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中共党团来说也不例外。因为，这个党团掌控着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司法和军事的生杀大权。对国民的无度的掠夺、镇压和迫害是他们惯用的政治手法，在国民对他们进行质疑、挑战、抗争的时候，他们可以丧尽天良地动用军队对国民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这个中共的所谓的“共和国”能在国民的质疑、挑战、抗争以及用冷漠的目光的注视下，能苟延残喘地延续下去，其支柱就是效忠于他们的暴力革命武装──党军和党警。在这两大暴戾武装力量的支撑下，谎言说上千变遍就变成了真理的格言使欺诈蔚然成风。

现在，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中，把持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以及证券这五大领域的经济命脉的就是中共党团中，掌控最高权力的中央政治局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的中共党徒及其子女和亲朋好友们。他们声称：我们的党打下的天下，自然有我们来坐天下。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天下，其资源与财富，不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又能传给谁？于是在这种腐败成风和“党和国家”家天下的思潮的唆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有制──实际上应该称为官有制──以及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自然资源、甚至包括13亿人民那微薄的私有财产都成了这个在党军和党警支撑下的专制独裁的政治党团的囊中之物。这些掌控着绝对权力的中共党徒及其子女们，在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在短短20几年中，迅速地变成了中国的亿万富豪。这些亿万富豪其资产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其父母所掌控的绝对权力，用非法的、或是在合法下使用非法的手段攫取财富：以引进外资从中获取回扣；以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的比例而获取暴利；操纵国内资源与商品的出口；以国土开发、地产倒卖和靠银行贷款而无本获利；走私、逃税、独家霸占大型工程承包；操控证券市场，制造虚假信息，勾结金融以及传媒造市；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等等。在上述获得非法财富的过程中，这些富豪靠的都是其父母所掌控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地方政府的最高权力而为非作歹。在这些绝对权力的谱系中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地方政府的省长、省委书记、副书记、副省长、省人大副委员长、法院院长、市委书记、副书记等等在这些政治权力的背景下，这些高干子女所获得的非法暴利，将其转换为财富和资产的数额就高达20，450余亿元。由此，这个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中国共产党以暴力革命打下了江山，从坐江山到掠夺国民财富、国家资源而堕落为新生而暴戾的权贵资产阶级。这就是这个标榜着所谓“大公无私”的党的真实而狰狞的政治面目。

亿万富豪在世界各国都有，特别是宪政自由民主国家的亿万富豪，他们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经过了无数次失败过程的惨淡经营才慢慢的富了起来。同时，这些国家有着高度运转而实有成效的法律在制约和保障着该过公民在公平的经济竞争中，保持着平稳运行机制。可是，中国这些靠绝对政治权力富起来的高干子女们，在其父母权势的背景下，在贪得无厌的私欲的驱使中，将国家和国民的资源和财富占为己有而成为非法所得的亿万富豪，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制造出经济奇迹。

在发达的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其基本的政治制度，是鼓励国民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里，进行公平和公正的多元竞争。同时也鼓励国民们在经济的竞争中，以最大的可能积累自己过上幸福和繁荣生活的合法的私有财产。这就是常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宪政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家和政府只能通过政策和法律条款来调节经济的发展。而国家和政府却不能拥有巨大的财产，国库中资金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有着严格的程序，同时要受到全国国民以及各在野的政治党团的严厉监督。所以，在这些国家里，无论是贪污腐败还是以权谋私都不是很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制──和宪政自由民主国家就不同了。

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命脉都掌控在“党和国家”的手中，而执政于国家和政府的官员都是中共党团的党徒们。为了使自己先富起来，他们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为他们的家庭和子女营造着亿万富豪的美好环境。掌控着最高权力的官员们，根本上就没有必要去贪污，只要向他下属的主管官吏打个招呼或批个纸条，就可以获得一大批国家的自然资源和金融的资产，从而在非法的营运中获取非法暴利。

我们不知道中共这条专制独裁的，贪得无厌的“百足之虫”什么时候才能寿终正寝。在这个“党和国家”的国度中，空有一系列的成文的法律条款。可是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意义上，即便有一系列良好的法律条文，也应该得到所有公民的遵守。否则，再好的法律条文也无法制约独裁者无限扩张的私欲。于是，这个国家便陷入了经济繁荣的阴霾的乱象之中而不能自拔。

（2006-11-11）

民主论坛

在国家发改委官员的嘴里，接轨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字眼：近日，价格司人士表示，目前国家计划将每年燃气价格逐步上浮5%～8%，直到大致与国际价格水平“接轨”为止；而面对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而国内成品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疑问，有关人士的解释也是说，此前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价格脱钩的做法将被废弃，以后中国境内的成品油价格将与国际成品油价格“接轨”。

拿了这冠冕堂皇的“接轨”接轨，涨价似乎就成了无可争议的权威话语，轻易就将怀疑者的嘴巴堵上。

然而，这样的“接轨”，听上去有点怪怪的味道，实在有点欺侮我们没见过“国际轨道”的嫌疑。接轨，顾名思义，大概就是把过去互不通车的轨道连接起来，并统一宽度等技术标准，使列车能够并无二致地行驶在此前互不相接的道路上。这些年，接轨一词简直把我们耳朵都磨出了老茧，惟独很少听见官员声称在政治体制和反腐败等问题上有与国际接轨的愿望，看来，接轨本来就是有选择性的。

退一步说，不谈政治，作为一个开放的后发展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制定上参照国家经验，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推动。但轨道作为列车运行的基本平台，其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结果，归根结底，接轨使为了让列车更平稳顺滑地在更大范围内驰骋。

于是，以产品销售终端的价格作为接轨标准，而不是参照国际经验形成科学、公正、合理的定价规则，就成了笑话。

我们知道，在国际范围内，存在一些区域性的要素市场，但在各国范围内，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是千差万别的。以燃油为例，中东国家的销售价格就大大低于欧洲国家，我们与哪一种价格接轨？以家用液化气为例，俄罗斯的销售价格也西欧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们与哪一种价格接轨？再以汽车为例，同一品牌型号的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价格就比在日本和美国高出许多，我们跟谁去谈接轨？这些各不相同的价格，反应的是不同消费市场中产品价格的不同构成要素以及政府对不同消费品的税收政策等。面对各各不同的国际价格，我们究竟要与哪一个“国际”接轨呢？

很遗憾，发改委官员的目光经常不恰当地盯住欧美发达国家的价格。

但是，在石油和天然气市场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进口国，国营垄断企业控制了中国境内的油田和气田，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他们在初级产品上的开采中赚取了巨额暴利，而这些地下资源的产权，理论上说，是属于全民的。在液化石油气价格大幅攀升，低收入人群纷纷回归“蜂窝煤时代”的时候，忽略产品的价格生成过程，罔顾民众的生存压力，一味要与高油价高气价国家的终端产品价格接轨，谁能够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如果说这样的涨价冲动来自生产企业，那也无可厚非，但来自发改委这样的权力机关，实在太令人费解了。

我们不能忘记，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居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人的消费水平远未与国际接轨，因此，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上的任何上涨，都应该慎之又慎，必须考虑到居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而以“与国际接轨”的借口直接形成国内产品与欧美国家的攀比性涨价，会掩盖大量真实问题的存在。原油和煤气开采过程中的巨额利润流向问题，炼油企业所谓的亏损问题，耗费巨资建成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投资效益问题，都被这一“接轨”大而化之，一句话，涨价掩饰了石油化工行业的深层次矛盾，使这些企业在垄断性政策的保护之下继续过着不思进取的懒汉日子。

我们都很清楚，在那些垄断行业中，不仅缺乏产生提高产能的动力，而且，他们还会不断借助于对政府部门的施压来保护他们的惰性，很难想象目前的政府管理部门能抵挡他们的压力，站在社会大众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些企业当然有种种办法让管理部门相信什么“批零倒挂”，相信什么“行业亏损”，而民众利益的表达机制，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内，都远未形成。

必须看到，在生成燃气和煤气产品的过程中，中国存在人力、运输、储存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同时，中国又基本不存在涵盖多数人群的社会保障，这就决定了中国境内的燃油和煤气等产品的销售价格，应该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因此，国家发改委应该以开放和透明的态度，首先审查垄断性行业的生产成本，并在充分调查民众承受能力的基础上，附以补贴等方式，形成相对较低的定价，而不是一股脑地套用与国际接轨的产品定价，放弃政府职能部门本应担负的责任。否则，人们大可置疑，在汽车和义务教育等产品的定价上，发改委什么时候为什么不拿出一个年均百分之几的降价规划呢？

当发改委官员高喊与国际接轨的时候，他们装出一幅很傻的样子，仿佛不知道在他们所说的“国际上”，能源产品的开采和加工并不存在中国这种一两家国营企业垄断的局面，在“国际上”，产品的定价也从来不是由国家发改委这样的权力部门完成的，在一种良性制度之下，不受垄断性政策保护的企业，不可能一边高喊亏损，一边拿出上千亿利润的经营年报。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垄断行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之下，发改委的定价机制使垄断性产品的价格呈现一种相对于原材料上涨的夸张性反应；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某些情况下，原材料涨价只是终端产品涨价的一个借口，所以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张国宝才会说出“尽管国际油价近期有所下跌，中国国内汽油价格仍有上调的必要”这样的话来。欧美国家大约是没有发改委这种部门的，更不会由发改委这样的部门事无巨细地规定某种产品的定价，因此，如果说真想与国际接轨，我看发改委这样的部门，首先应该取缔，它很容易成为利益集团向民众施压的工具。

我们当然不是笼统地反对涨价，但在事关千家万户的垄断性产品的价格问题上，即使涨价，也必须涨得让人明白，而不是靠发改委这样的权力部门直接祭出“与国际接轨”的法宝吓唬老百姓，连每每沦为“涨价会”的听证会都懒得开上一次。

民主论坛

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孙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为他深爱着的老大民族苦心焦虑、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总是超越眼前短暂的成败得失，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正是这样的远见使他不计一时成败，屡仆屡起，坦然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态。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在激荡曲折、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他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自古以来宫廷或官场上那些圆熟的权势人物，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经在他的身上生根、发芽，他不仅仅属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样一个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内顾中国实情，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最有前瞻性的认识，那不仅是通向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仅仅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的人远。难怪在他活着的时代，他不靠权势，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众的问卷调查中“一览众山小”。这一点，他本人大概也会感到欣慰。

确实，孙中山是个理想型而不是行动型的领袖人物，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兴）实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行动的热忱，或者行动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动、实践、奔波，但他更擅长的思考、演说，是激励同伴，行动并不是他的强项，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破土而出，当然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尽管那与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与他长期不断的革命实践也是分不开的。没有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样子。

孙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有脾气、有失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执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当清廷退位，袁世凯接替他出任总统，他认为民国成立、南北统一，民族、民权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问题，所以他要退出政治，去从事铁路建设，其中就不无天真。说他固执，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长流亡岁月中，或者民国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不停地为理想而奋斗，败而不馁，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应该也有关系。也因为如此，他有时特别坚信自己的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劝告，“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行动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决意重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员以服从党魁命令为唯一要件，不仅要宣誓立约，而且要摁指摸。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黄兴拒绝接受这样的做法，力劝无效，只有黯然离开日本。与传统的政治领袖不同，他不很擅长协调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同盟会时期，与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有过紧张的冲突。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会玩权谋，不是长袖善舞之辈，总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历代帝王、和那些久经宦海浮沉、老谋深算的达官贵人的区别也正是这里，否则他就不是孙中山了。在民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安排上，他也有过不少失误，他没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机遇，以最恰当的方式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转型，已经有历史学家直面这些问题。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训、遗憾在内，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反思历史的新起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我们目睹眼前平庸恶浊的现实政治，追念前尘往事，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

DJY

【导语：从中共几十年对非洲的经营，便知非洲才是中共未来之巢穴。中共大逃亡在即，小喽啰要自留后路。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们，你们能心甘情愿为中共分赃集团卖命、当走狗吗？】

王丹先生以极大的义愤写了《奉劝中共警察适可而止》，谴责了中共当局在逮捕高智晟之后，仍然丧尽天良地对高律师家人实行残酷廹害的无耻行径。

王丹先生“提醒那些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即便不考虑高智晟作为道德英雄为整个民族的福祉与前途而入狱这一高尚动机，单从基本人权和中国传统所说天理人情的角度，也不要继续对耿和及其家人施压”，话是说得不错。但是，无论“道德”、“民族的福祉与前途”，还是“基本人权”、“中国传统”和“天理人情”，在道德沦丧的今日中国、在鲜亷无耻的中国官场、在黑社会化的警察队伍，这些陈义太高的老生常谈，都无异对牛弹琴。

我倒是想对“那些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谈些更实在的问题：

1. 要记住罗瑞卿、杨帆们的教训

公安部长罗瑞卿、李震，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都是毛泽东忠实鹰犬，罗瑞卿以“毛主席大警卫员”自居，毛也对罗褒奖有加：“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都想不到毛主席会为了“革命的利益”，拿他们开刀。公安部长谢富治、特务头子康生，虽然“寿终正寝”，却也逃不了死后的鞭尸。

至於死在土改、镇反、肃反、反右派、反右倾和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一般公检法人员更是不计其数。公检法干警、特工情报人员，看似权力大、获利丰，但是风险也大；这是投资学的基本常识。“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们，千万不要以为你可以是例外，可以逃脱“革命绞肉机”的吞噬。

2. 大狗闯祸、小狗当灾

民俗曰：白狗偷吃、黑狗当灾。但在流氓法西斯党的传统中，却是“大狗闯祸、小狗当灾”。文革明明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但到党的嘴巴里，竟口口声声“林彪、四人帮”怎么怎么的了；余下类推。

一旦风吹草动，大头目坐上三叉戟一走了之，小喽啰们何以面对“愤怒的群众”？所以，“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兄弟们不可不留心了。

三，中共大逃亡在即，小喽啰要自留后路

按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具体情况，中国的外汇储备有三千亿美元就足够了。但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为8,189亿美元，据估计今年可达一万亿而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连中国政协委员郭树清也承认：“中国外汇储备肯定是超过了合理的水平。”很多经济专家指出中国将大量的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做法，实际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去支持美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做法很不明智。但偏要放弃人民币财富，倒贴钱囤积美元，中共偏偏要做赔本生意、倒贴“忘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本意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中共目前危机四伏，从近年来六千多官员外逃，动辄卷走上亿美元看，中共实际上是在借外汇储备为向海外转移财富埋下了伏笔，以为组织流亡政府之需。(《看中国》)正是：聚精会神讲敛聚、一心一意谋流亡。

四，非洲是中共未来之巢穴

中国人饿死四千万的三年人祸时期的一九六O年，中共赠送几内亚一万吨大米；随后三年里，(丧尽天良！)为几内亚提供约二千五百万美元无息贷款。

一九六一年，中共给加纳近二千万美元无息贷款。

一九六三年中共给索马里的无息贷款和无偿援助分别为一千八百四十万美元、三百万美元。

一九六三年中共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五千万美元信用贷款。

向马里、尼日利亚提供经济援助，但数字未见公布。(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区情研究》第七卷三期)

现在中国虽然有“经济大国”、“世界工厂”的美谥，但按国际通行的每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一美元就属于贫困的标准，贫困人口仍超过三亿。

西部十二省尚有五十多万“代课教师”，他们的工资只有四十至八十元人民币。(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2005年11月18日《凯迪网络》)【武宜三註：一、撰写《代课老师：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的李迎新先生被迫离开了渭源县，会否已成李昌平第二或黄金高第二，请网友关注；二、冷血的中共甘肃省委和无耻的教育部至今连屁也不放一个，应予咀咒。】

河南省因卖血、输血感染艾兹病的患者除受岐视、迫害、援款被贫污之外，得到的“补助”每天低至四角人民币，吃的是假药，病童和孤儿无法上学。所谓“四免一关怀”成了美丽的谎言；吴仪除了做戏之外，并未为艾兹病群体做过什么实事；她也不过是帮凶和帮骗而已。

可是无耻的中共集团却再一次发扬“置人民死活於不顾”的伟光正传统，向非洲黑大地猛砸下了一百亿美元。

从中共几十年对非洲的经营，便知非洲才是中共未来之巢穴，才是江泽民、胡锦涛者流的祖国。请拭目以待！

五，别为中共分赃集团卖命、当走狗

“掌握警察权力的官员和负责具体监控的警察”中，有特权阶级的子弟和亲属，但也一定不乏失地农民、下岗工人、上访一族的后代。据吴思先生计算：中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大约只有美国同行的五十分之一，而且还不一定能拿到手。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们，你们能心甘情愿为中共分赃集团卖命、当走狗吗？

11nov2006於愤愤不平斋

夏志清本是1921年生人，但他是胡适的学生，到美国留学，还是胡适最后拍的板。把夏志清归到胡适一代人，肯定不妥，因此只能将他的学术代际延后到30年代。事实上，夏先生与治历史的余英时等人的确为同一代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内在特质。

除了中国大陆，夏志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引起世界汉学的轰动，并成为一代大师，可怜大陆当时一片癫狂，是没有人读得懂夏先生的。这样的局面到80年代还没有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不知道夏志清这个名字，我读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教材是唐弢的东西，并把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圭臬。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我恍然大悟。即使到今天，如何看待夏志清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文学界都是有争论的，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教科书始终不愿意承认其文学视角的逼仄和功利，当然便对夏先生抱有某种不认可的心态。但众人都发现，夏先生的体系在这些年中正在缓慢进入人们的心中，他所阐释的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渐渐被真正有文学趣味的人完全接受，同时，教科书也开始有限吸纳夏志清的观点，有人正在对正统的教材进行局部修改，有人则试图另起炉灶，在唐弢和夏志清之外，再弄一部折中的文学现代史。

这一切，都是夏志清学术的推动。这个时候，怎么看待夏志清，便成为一件大事。我知道我个人对夏先生的推崇是到了极端的程度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情绪冲动的四处呼喊，别读唐弢，那是谎言，那是非文学，那是愚昧，那是党文化，是工具。我对所有喜欢文学的我的朋友们竭力推荐夏志清的著作，遇到夏先生的著作，我经常买下许多本，然后一本一本的送给我的朋友们。

夏志清的一些观点足够我们心思澎湃。比如：“我渐发觉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多少深入的探索。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

这段话导致我终于抛弃满手的形容词，从平面的词汇中脱离出来，开始关注人的命运这样本质性的主题。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感受，我的这种审美转换最终带给我的，都是从此进入了一种真实、独立、悲剧和宗教的形态。

“中国传统小说的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只能算是迷信。……《红楼梦》的倾向是逃避人生，并非正视人生。贾宝玉只是自归灭绝的懦夫。中国传统文学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这段话让我找到了我多年以来一直对《红楼梦》缺少兴趣的原因。

“正视人生，带有宗教感”，是夏志清非常重视的伟大小说的品质，而缺乏宗教感，正是中国文学的肤浅和不够伟大之处。夏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结底来说，实由其对‘原罪’之说，无意认识。……大多数作家，都以揭发和改革国家弊病为当前急务，相较起来，探索人类灵魂深处的工作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从这里，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学缺少悲剧作品的原因。

现在，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找到夏志清先生的重大价值：第一，在文学史方面，夏先生应该是真正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第一人，他在主流文学史几乎遮蔽了文学的局面之下，重新发掘出一条新的中国文学史通道，完成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本质性解读，同时启蒙了自夏志清开始直至以后的所有文学史观。

第二，抽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非文学价值，把本质的文学还给了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人。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对沈从文的解读也是很有意思，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第三，夏先生的成功人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人接受西学之后力量之不可限量。夏志清从小即入教会学校，在北京大学担任短暂助教之后，便去美国。这种经历恐怕是他学术成就巨大的主要原因。这里有一个视野问题，视野带来的是新的文明眼光；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从单一的继承发展为比较；最后还有一个勇气问题，对一切既成知识的怀疑和重构，中国传统教育少有涉猎，西学的个人主义教育才能培养这方面的气质。

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回信。收到你的信后我一直在想怎么跟你说，奈何我自己当时有几件事忙着，要是匆匆忙忙地答复你也可以，但那样太不认真了。所以这事就拖了下来。六月下旬的时候，我还一再跟自己说，给你写信不能超过六月底啊，但结果还是超了，真是对不住啊。

拖这么久，很明显，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们的处境了。你的处境不算离奇，但我不知道如何让你明白这种人生爱境的本质；何况，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即使明白了，未必能自主自如地应对好每天的生活。

宫泽贤二，那个了不起的农民作家说得对，爱就是关系纯粹灵魂的事，是两个纯粹灵魂同步性同向性时产生的自我完善。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人是幸福的。

但这种幸福是很短暂的，这种幸福如同童话。人生往往为另一种幸福取代，即一种神话传奇般的故事。从童话到神话，也需要当事人的努力。往往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都疲倦了，终止了努力，从而使童话破灭后没有跃进到神话的境界，反倒直接进入到庸常的应付日子的地步了。

为什么童话必然破灭？因为现实中难以做到二人世界的纯粹性，灵魂的纯粹只是一时一地的事，灵魂会不断变幻出新旧的经验，已成的自我、新的自我、未知的自我等等不断冲击着它那纯粹的堤坝。即使纯粹的灵魂，只要有另外一个加入，就仍会有失同步性的问题，有失同向性的时候，这中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痛苦。伟大的佛很是洞明这种爱之苦，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我们中国的诗人穆旦这么写过：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说得玄一点儿，爱也在成长，它要从童话进入一种新的世界。童话也许是纯粹二人的拥有，是当事人对纯粹性的拥有。但新世界的爱却要求二人对全宇宙的分享，是当事人对复杂性的拥有。这是一个对心智情感都有着巨大挑战的业，以佛之大爱也在这种业面前让步回避。一般人只会选择职业、事业，再进一步，会寻找命业；但对这种爱业，却既不自知也不会追寻，甚至会把这种爱业变成人生之孽，一种孽缘。大多数人的爱业最终是一种孽缘。至少在现代性诞生以来，人类在爱情问题上的答卷并不出色，远不及农耕文明时代的爱情那么美丽。这就像诗歌一样，农民天生就是诗人，所有人类最好的诗篇几乎都是农耕时代的产物；而现代以来，写诗者虽然多得出奇，但诗篇很少有出色的。

那么，关于爱，怎么创造神话传奇呢？我也没有答案。神话传奇是有着大痛苦的，有超乎寻常的孤独，有惊心动魄的头脑和情感的风暴，……没有现成的答案。我说过，都市的爱，新世界的爱，在美丽新世界里爱是难的。英国人赫胥黎早就意识到了，他对新世界的描述因此终止于机械性。爱如何包容应对复杂性是一个情感问题，更是一个存在问题。

在这方面，大概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的爱勉强算是一个典范，我国的年轻人在80年代多有倾心于这种爱的。但能实现者太少了。何况萨特们仍偏于心智了。是的，童话般的人生总是苦短，但对日常生活而言，重复、机械、麻木等又显然漫长了一些。要在漫长一生里坚守一种近乎理性的爱，那需要何等坚忍的心智。这显然不是一般人都承受的。90年代以来，福柯进入我国人的视野，但福柯自造的神话显然跟爱无关。

存在主义的答案乃是获得存在的心眼，以此眼与心来接受万有的检阅，来检阅万有。在此种人生经验中，即使跟相爱的灵魂天各一方，仍相信自我的实现、完善或得救，而且确实，跟那个同样的灵魂在相遇时仍能产生出全宇宙为之屏息似的欢乐、印证、加持……我不太了解你的国家，如要用蹩脚的比喻，可以说，你们的文人们都推崇“临终的眼”，那其实就是农耕时代的心理，希望突破童话，进入到某种永恒的世界里。但获得“临终之眼”的人太少了。现代的爱，若能双方都有此“临终之眼”，那么他们的爱就是一种神话传奇，就是永恒的。萨特们庶几如是。

好了，说了这么多，知道你的中文好才说了这么多。对了，你的中文写作进步得出奇，真是了不起啊。

罗嗦了这么多，估计你快看烦了。一句话，没有现成的答案，我们都在经受考验。最后给你抄一首我们中国诗人的诗吧：

你的痛苦的深切，

我当然不能理解。

为什么我们离得远了，

其实一直是近在眼前。

是啊，我就是我，

我不能变成你。

就连你在那里独自苦斗，

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

我们两人都经受着考验，

而你究竟是我的谁？

如果这世界将从此崩溃，

那么我又曾经是你的谁？

是啊，我就是我，

我不能变成你。

就连你在那里独自苦斗，

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