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我们敬仰的人，常常是不甚佩服的；

我们佩服的人，有时是不必敬仰的。

——题记

一提起《红楼梦》，绕来绕去始终绕不开的人是周汝昌。于是有人说，“先有了周汝昌，然后才有了《红楼梦》。”尤其是今天，能记得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文字的人不是很多了。而这位接近鲐背之年的“集新旧红学大成者”却频频有新书挤进人们的视网膜，并且打算在88岁欲出8部红学著作。看来真映衬了他自撰的那一副对联，“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其实，从“五四”走过来的像他那样的学人还有很多，但在一本书上使劲扑腾地确实罕见，这样的苦心孤诣的确够得上求知者的典范了。

难怪很多人都记得他。

而他的众多红学著述，犹如考古学者在残碎的甲骨和器皿上去复活和再现几千年前的场景那样，试图在一字一句中咯噔出莫须有的生活，理想，梦还有风骨。也是很容易让笔者之类的毛头小青年情不自禁、浮想联翩，象宝哥哥在警幻仙子宫里领受所训云雨之事，忍不住也暗自偷试一把。

一、十一“大”

这也是周氏带给曹雪芹最好的礼物了。

在今天，给曹雪芹颁发十一个这样大那样大的奖牌原是无可非议的。若是在几百年前那个“琴棋书画”通行的年代里，未免会惹出大笑话。曹雪芹可以是率真的狂人，但决不可能是矫情的妄人。如果会听几出昆曲、点破一些世态人情就称为大音乐学家和大社会学家，甚至还有大心理学家和大医药学家……那北京城正阳门上的一块砖头蹦下来，不知又该“蹦”掉许多“家”呢！而曹雪芹身上或多或少一些“非凡”的才能，也是那个时期许多才子脉管里涌动着的一种特性。诸如汤显祖、李渔、金圣叹等等，就象现在很多上网的年轻人很多都会写诗一样。

而曹雪芹的最高成就依然是小说。如果仅仅因为一部《红楼梦》就凭空撰出那么多“家”来。如果不是哗众取宠，那就只能愈发显现出自己的浅薄无知。最关键的是——

都怪他老人家没创意。

二、四大基本原则

周氏的“红学”不说别无分号，也是海内外闻名的，虽然或多或少承袭着胡适先生的一点余荫（但这点余荫也给周氏自己最后抹掉了），但胡适先生只开风气，在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又转到《西游记考证》、《水浒传考证》和《水经注》等其它方面上去了。所以“为师”的这个重担也就落到胡适晚年也常常夸赞的这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上了。而周氏果然不负所托，“索隐”“考证”双管齐下，并将“红学”主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版本学，探佚学，曹学和脂学。用历史学家的眼光谈红，永远有作家的不可企及之处。所以在这四项基本原则，《红楼梦》从一本小说也就蜕变成了历史。

还是摘抄胡适先生的另一个弟子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所说的一段话罢，“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们从灵感、幻想、经验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的艰苦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此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

这时再来想想胡适先生在一次讲演中对“国内有志作好文章的少年们”所说的“两句忠告的话”，“第一，做文章是要用力气的……”，如果那个时候周氏能够轻轻地反驳一下：“做爱难道仅仅是要用力气的吗？”或许今天，周氏的红学又该是另一番境界了。

三、“真”与“伪”

说起红学中的“真”与“伪”，犹如太极图的黑白两仪，再人们的心子尖上滴溜溜地乱转。至少，我是不敢用《红楼梦的真故事》、《石头记会真》这样的大题目作书名的，不仅仅是因为成为别人的着火点而导致危险，还就是因为自己不配，更重要的是，对曹雪芹这位真正的大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如果我的都成了真的，那曹大师的遗稿发现了，又该朝何处安置呢）。

梁归智在一次演讲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读懂《红楼梦》，一为胡风、一为周汝昌、半个则是鲁迅先生。”此语聊备一说，如果把标准改一下，若是谁骂高鹗最起劲就表明谁才是真正地读懂了红楼，我道是同意这个观点。不过鲁迅先生空出来的半个名额，又要够很多人折腾了。

由于《乾隆百廿回红楼梦稿》的发现，高鹗大致是洗脱了作伪的罪名。在印制程乙本时，他和程伟元共同写有一篇《＜红楼梦＞引言》，载于该书前头。现摘抄如下：

一，书中前八十回钞本，各家互异。今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披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一，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错见。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滋惟择其情较协者，取为定本。

一，书中后四十回，系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裘，更无他本可考。惟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辑，使其有接应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得善本，更为厘定，且不欲尽掩其本来面目也。

这种大规模的校勘工作，这种严谨的订证方法，前后竟花了短短一年时间。并不是现在一些大言不惭的人所能够做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潘重规等先生在其论著里有专文述及，就不用我在这里多说了。

真耶？伪耶？在这些字眼上做足了十分工夫的人，也就成了他们不自觉的自画像。所以真正“借玉通灵”的“翰墨”，还得以最高的境界自律。

四、周氏之著述

从产量上说，你很难不佩服他；从质量上来说，你又很难太佩服他。如果周氏写毕《红楼梦新证》就装病，一直装到现在。那么对周氏的评估又将是另一翻笔墨了。可惜他又接连写了几十部“红”书，越写越差越畅销，在近几年里，其写作速度甚至超过了当前一些“红歌星”出卡带的速度。终于在把自己弄成百万富翁的同时，也给眼下繁芜的红学界留下了许多别样的噱头和谈资。当然，心怀向往者有之，痛其晚节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更有之。或许，“红学”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有些特殊有些畸零的怪物罢。

只是周氏稍微有些滑头罢了。所以曹雪芹的“字字看来皆似血”，压根儿就不要想它。为芹辛苦，还是为钱辛苦呢，在“一切都向钱看”的今天，一切都是合理的。

而我辈只能慨叹之，不做小人，真难！

五、周氏之读书

金瓶和红楼，中国“人情小说”之双璧。

从妇女观上用周氏的话来说，“一个是天上星河，一个是厕中秽水。”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用“进化论”的观点把分明的一个女人，“怎么却变出三样来？”这未免不是曹雪芹的一点局限，他的悲悯，仅仅是因为他所爱的那些人。

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红楼》着重写“情生情灭”，《金瓶》着重写“酒色财气”，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的“功名文章”，《歧路灯》的“市井村坊”，到可以凑出一些人和一个时代的全部。

《红楼》前有《金瓶》、《林兰香》；产生之时有《儒林外史》、《歧路灯》；之后有《海上花》、《秋月痕》……而《红楼》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偶然的。

这就是小说的变迁。

所以在贾宝玉拈出“颦颦”二字的《古今人物通考》这部书里，“通考”中的“通”，用在小说史中，也就是掌握小说变迁的一种方法，如果仅仅因为一部自己喜欢的书，就孤立地认为其它书就毫无读的必要和价值，那真是不通之至了。

六、周氏之其他

凡是微微地多看几眼古书的人都知道，在元明时期，像“红楼”、“十二金钗”这样的笔头禅，不亚于咱们今天嘴里时不时蹦出来的“别墅”、“四大天王”等字眼，但周氏偏偏不信邪，非要在和读者的信里辩论曹雪芹一定是看过某某的书，读过某某的诗。这份难得的固执，和在另一件事里非要把曹雪芹拉到天津水西庄去上一次公厕才肯罢休尽同出一辙。

要说固执，明朝的海刚峰应该是出了名的。光是竭力主张恢复洪武永乐时的“剥皮揎草”这一条就是骇人听闻的，这位在民间出尽了风头的清官，在政治上却是迂腐可笑的。关于这一些，王世贞有一句的评，可谓契要，“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

尽周氏一生观之，海瑞之短，真是其所短也；海瑞之长，真是其所长乎？

而眼下“红学”的短长呢，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结论

正经，但更多的是不正经，是其文也；主料马虎，辅料充足，是其学也；捧杀一个，骂杀一个，是其术也；愈到老年口水多，口水不流奈若何？是其诗也；拉拉杂杂，叉其叉八，是其字也；反反复复，喋喋不休，是其言也：“为芹辛苦”，研红毕生，是其行也：“既可传他，又可传我”，是其为也。诵其诗，读其书，品起字，览其学，光阴瞬逝，亦皆忽然之事。所以，“莫失莫忘，周氏其昌”，是眼下之红学也。

而上天生人，往往因人而异，而资历秉性各有不同，岂独一“红学”乎？有其力者，无其心也；有其心者，未逢其时也。而用其心，尽其力，得其时，亦非常人也。盖周氏一生，尽心竭力，至于时也，有适之先生良师善导于前，有开放政策契引于后，当是一代“人杰”！惜乎，有其心则不安于其心，有其力则独恃之其力，故“红学越显，红楼越隐”。至于兴于红学，沦于红学，岂周氏一人哉？所以特增加“活动”二字于名称前，概为周氏一生作结。

套用其师的一句话来说吧，或许“红学”和“历史”一样，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吧。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因为《水浒传》的石碣上有一百单八条梁山好汉，于是《红楼梦》里的情榜上就得有一百单八位胭脂英雄与之配对。光这还不够，《红楼梦》必须只有一百单八回，才暗合天罡地煞之数。

真是“红学”中奇妙的构想！但周公汝昌还是给忘了，《水浒传》里有三位“母大虫”似的男人婆，是不是也该让秦钟琪官柳湘莲三位“小白脸”也去情榜上露露脸呢，因为这三位毕竟是在“玉兄”那去挂过号的人物。不过话说回来，梁山好汉大致是极讨厌女人的，而《红楼梦》里水捏就的这些姐姐妹妹们又怎能不被这些好汉们身上的酒气、狗肉气、汗气熏倒呢？如此，倒是真正地辜负了周公汝昌这番古怪得有趣的雅意。

无非都是笑话，并不一定非要去编排出讲笑话的人的“不是”来。为了这个有趣的“一百零八”，周公汝昌确是费了不少的心机。仅仅为了配合脂批中所提及的“佚稿三十回”，于是前面的八十回，在周公汝昌的眼里，“是为了‘行世’之计须凑个‘整数’，以适应世俗喜全恶俗的心理。”

只听见“喀嚓”一下，七十九、八十回这两回又真正地被“革”掉了。即使是还有“虽诔晴雯，实诔黛玉也”那样的脂批；即使是还有“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那样的妙文，只要不合《水浒传》石碣中的“一百单八”数，都是可以统统被“革”去的。情急之下，连那位在寒夜里为著书的曹雪芹呵着墨的“史湘云”姐姐也顾不上了。

何谓“替天行道”，我即是“道”，在当今的社会里，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就是“道”。于是在“梁山好汉”的眼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穆太公孔太公是“爱国乡绅”，理应扶持；祝朝奉曾长者是“恶霸地主”，理应剿除。可见在周公汝昌所说的这部“专为和《水浒》唱对台戏”的《红楼梦》里，再喀嚓掉几回，无非就象黑旋风赤条条地从江州酒楼上跳下去一样，只管排着头砍人，大致是没有畸笏叟命令“芹溪删之”那份矜持的气度。

但是在周公这“一跳”的瞬时，大概不会想到梁山上的“石碣”或许就是“人为”的罢。即使是“人为”的又怎么样，“曹雪芹、脂砚斋、史湘云、高鹗……”的文字还不是被我黑老爷照旧“吃杀得快活”！

是这样的吗？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一）

关于《红楼梦》有关“死”的描述，清人王雪香总评云：“一部书中，凡寿终夭死，暴亡病殁，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阶脱精等事，件件具有。”后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一文中全面对原作八十回及续作四十回笼统地算了算，得出“则足以考终命者，其惟贾母一人乎？”的结论，其中贾母之死，却又在荣宁二府抄没之后，似乎也算不了“福寿正寝”，而曹雪芹的原意，当是比这惨烈得更多。而贾母在残暮之年遭此大变，镇定之余，散尽余财，“念了一回佛，磕了好些头”，高学士的笔，也就连连地泛出一些亮色来。

但死了的终究是死了的。袭人以前也曾通透地说过：“百年过后，横竖都是要死的。”即使是遁迹匿名做了和尚，当了道士，翱翔于三界之外。但三劫过后，北邙山下，依然是一片好大块的坟场。在一轮滴着血的落日下面，哪里还能从隔年的残枝败叶中去分清什么花冢和草冢呢？到了日子，大家还不是在刘姥姥压住的名字里昏昏噩噩地活着，在王一贴贴切的笑噱声中，一样模模糊糊得死掉。

（二）

就象不明白为什么会有神仙一样，我是不太明白《好了歌》的含义。用“死去原知万事空”这一死过去的状态来说法，说明“功名富贵、儿女情长”的最终不可持，对于世态人心的挽救，或许也还是有所补益。而我原本恐惧死后那种不知色香味的状态，一时间也不愿意失去如醇酒美人那样的小趣味，虽然还是很艳羡甄士隐对《好了歌》那样明白通透的见解，也正因为自己的不晓事，有时也不免惊诧曹公对“诸多死亡”大书特书的那份决然和勇气了。

但是对于恍然如天外之物的顽石，人世间的一切悲欢离合、嬉笑怒骂细细算来究竟与它又有何相关呢？是因为女娲娘娘的一炼炼出了七情六欲了吗？还是因为它的“不死”，就象《人工智能》里那个永远不死的小机器人，在全世界仅仅剩下自己的时候，拿着两千年前的一缕头发，对着童话里才有的“蓝仙子”，伸出双手说：“PLEASE GIVE ME LOVE.”

爱有吗？这个时代最流行也是最奢侈的一个字眼。“让世界充满爱，让人人都充满爱……”这样，有着爱的人们便成了一长串，牵着手，凝着双眼，挨挨擦擦，浩浩荡荡，直到走到他们应该走到的那个所在，一片雪地——

那也是《失乐园》里的结局：爱就是死亡……

（三）

还是听听宝玉怎么说——

在宝玉的心目中，一切文臣的“杀身成仁”，一切武将的“舍身取义”，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即使是“受命于天”的皇帝，只要“不圣不仁”，“那天也断断不该把这万儿重担与他！”“天”的神圣也在这里被否定得一干二净了，是何其畅快的谈论！由此看来，“文死谏、武死战、国君死社稷”都只不过是“非人”的死亡。所以宝玉不喜欢读那些四书五经，也就是那里面枯燥得没有一丝人的气息。而他所期冀的，也就是“人”一样的生长和“人”一样的死亡。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

这种死亡自然是极其富有诗意的。他在这里所强调的“死”还有“死后”，“死得其时”，是要有心爱的女孩子在，是要有“哭我的眼泪”；至于“死后”呢，是“随风而化，再也不要托身为人了”。不“托身为人”，是因为人不能够超越自己的局限，以及人自身带着的一些声色欲望，这点和西方宗教文化里关于人的概念一样：人是有罪的，所以就不能够完全。

而宝玉呢？虽然到了最后也仅仅只有“各人”的眼泪。而他那时所说的死，更象是一种仪式。

（四）

除了死，究竟还有别的什么好法子可想呢？

君不见甄士隐，家亡人散，贫病交攻，还是和着疯道士提前去那个非去不可的地方挂号了；又不见贾雨村，稀里糊涂地撞到一些做官的红运，即使是日后做了什么大司马，到头来仍然“锁枷杠”，“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剩下的一些情根恨种呢，最后也仅仅是“各自须寻各自门”……什么和尚道士，真像极了黑白无常，地狱里的勾魂使者！

但是这鬼话又不能不信！“那伟大的、聪明的、美丽的——呜呼——他们如今安在哉？他们都已混入泥土，且和他们曾得到的、我们正得到的和我们之后的那些人将得到的……”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害怕呢？是因为幻境毕竟“情太虚”吗？还是因为“昨天有的，今天已不复存在；今天有的，明天将不复存在……”

（五）

有一点我们至少可以确信无疑，那片雪地正在遥遥地等待着我们。

由此可以胡诌出曹高二人的一些不同来。“无立足境，方为干净”才是曹公执意的一种最彻底的死亡。林黛玉葬花就是如此，虽然用锦囊隆重地装了去，在草青青的地方，来上一篇最倾心的歌哭。而高鹗就和这时的宝玉一样，“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他不知道“流到外边，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遭塌了。”则认为人死了，大抵可以做鬼，林妹妹和宝哥哥这样出脱的人儿至少可以成仙。孰不知“地狱天堂，皆在人间”。终不成十分地干净。其实这也不怪他，是因为人人都太喜欢那个园子了，还在意那些裙裾的洁白和那些神仙一样出众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私心作怪，他相信善恶因果，也就是还有着和常人一样的牵绊和留恋。

对于我们这些痴痴说梦似乎也曾醒过来的人来讲，一敏感起来，看见花开花落、月圆月缺也就会自然地纳闷起来：花叶何苦自落，鹃鸟何苦自啼，转瞬化为尘泥。落红飞英之境，犹历历在目；鹃鸟啼血之声，犹声声在耳；我们又怎能不伤心呢？

所以莺老花残之时，又有几个人能视生命如浮云，又有几个人能如浮云一样视天下为家？但须臾风云荡尽，我们只不过是和高鹗一样走入另一条深深的迷途——

往往却又无路可归。

（六）

鲍二家的——

吊死了。脂批（庚辰）云：“到也有气性，只是又情累一个，可怜。”其实这更是大多数默默无闻的人的死亡，也是大观园里那些妖精水晶鱼眼睛玻璃琉璃的死亡……就象有人细细算出来的死亡率，一天那么千儿八百的，世事依旧畅若流水。

就是作者的一粒菩萨心也顾及不到，尤见鲍二家的可怜。“夫复芸芸，各复归其根。”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傻大姐的死亡？

或许，人类的生和死仅仅只是庸常的。

但是大观园那许多毫无规则堆叠着的死亡呢？她们在一颗晶亮的露珠里，涌动着花一样的记忆，是为着许多单一和重复的日子而生呢？还是为着走不完的厚地和觅不尽的高天而生呢？更是为了宇宙中一种说不清楚的“道”或是西方人顶礼的丘比特、以及情天幻海里的警幻仙子而生呢？她们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挂号，和着某块未尽的雪地，走过陌生的城市和不一样的人群，走过每一个读者的膝前案首，从微蹙的眉弯里直到完全进入我们的内心：原来一朵娇艳的花枯萎着的时候，一个薄薄消融着的梦在静静幻灭的时候，都是那么让人悲不自胜的。然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唯有一次次逝在向晚的花，便是对所有的青春一次最隆重的祭奠。

（七）

希望，约摸是有的。

就象鲁迅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做到看见儿子的梦”。《红楼梦》自然也有过相似的这种曲笔，晴雯姐姐的死，忽以小丫头的一番无稽之谈，让宝玉听了，“不但不为怪，亦且去悲而生喜……”但晴雯“直着脖子叫了一夜的娘”的那些痛苦，也就在小丫头随即胡诌出来的芙蓉花里，将血痕印得更浅了。

但这些都是诳，就象薄命司的那些大册子，哄哄书中的宝玉到是可以的。但作者和明眼的读者倒是不信。至于从脂批里考证出来的“以情证情”和高续里的“由色见空”，那更象是别一样的因果。除了念念弥陀佛——

但圆不了梦，到底也不济甚事。

（八）

所以，必“先尽人事而后知天命”，事在人为罢。

眼下的百二十回里还是很精彩。贾母的明大义，政老的沐天恩，子弟们的浪子回头，内服外敷，终不至一败涂地，也就便有了“兰桂齐芳”那样的小局面。至于病根呢？倒还留着，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这几贴猛火的膏药，其中就断送了好几条人命，算是暂时得谴除了内鬼。譬如说“赵妾赴泉曹”，譬如说“金桂自焚身”……读者当然是快意的，不过她们到底还是可怜。

梁归智在后四十回的评论中有这样一段精要的见解：“儒家入世，要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佛道出世，要空无人生，看破世情。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两千年来一直在这‘太极图’式的循环里打转。对君国和家庭来说，虽说需要佛道的社会调剂，却必须保证儒家的入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如果大家都一味地‘空’起来，就没有‘接班人’，国和家都将解体和消亡了。”于是看来，也不能独独地责怪高鹗的小修小补。当然，贾家一日不垮塌，“狗彘奴欺天招伙盗”、“欣聚党恶子独承家”这样的事情也就永远地存在。一乱一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然而对于曹雪芹来说，他是否真正地逃大造，出尘网，“打出樊笼第一关”呢？

这倒不怎么知道，但是突然记起了书中的两个小孩：一个拿着柚子的巧姐，一个拿着佛手的板儿。

（九）

在遥想着的下一个冰川纪迟迟还没来临之前，那么或许这就是所说的希望罢。就象乡下老人口里常唠叨出来的一句话：

“老百姓嘛！三双草鞋就能磨倒一朝天子呢！”只有夹杂着树皮草根的思想，才是我们心灵中期待的诺亚方舟。

我曾经在日落时的田园长久地伫立，只因为一个老农坐在田埂上细细地擦亮他手中的锄头；我曾经从刚刚卖完鸡蛋的老阿婆手上，给母鸡喜滋滋地抓出一把吹掉糠皮的米；也曾经从刘姥姥头一起摘下送进园子里的瓜果蔬菜里，透出一股庄稼人的厚道和实在来。

于是从刘姥姥苍老得绽着核桃纹的话语里：“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饿了还吃它，眼睛里天天见它，耳朵里天天听它，口儿里天天讲它……”那更象是生活中的一种智慧。在那遥远的乡下，很多人和植物同穿一条裤子，和动物同叫一个名字，总是不稀奇的。

而我也总是在笑过一阵子才细细地想起刘姥姥所说的话。

“我们村庄上种地种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风里雨里，那有个坐着的空儿，天天都是在那地头子上作歇马凉亭，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没见过呢……”

也真正得只有这些。才能生生不息，才能源远，才能流长……

（十）

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那是一个敢于向整个生活说“不”的人。他那惊世骇俗的解构，醍醐灌顶的棒喝却也常常被我们遗忘着。

当然，待一切沉沉了的时候，就做梦，梦中有那广阔的、不为人知的雪域。

我只知道：一个远行的人沿途拒绝着舟子和马匹，从我能看到的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直到我们再也——

看不到他。

作者：刀丛中的小诗

自从俞平伯老的临终忏悔发表以来，红学界里几阵秋凉，依然一片繁荣飞腾的景象。在这十多年来，譬如说某人，就曾把自己的大作翻来覆去地几阵猛炒，变换出几个花样再来出版。而“借玉通灵”、“为钱辛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刚上幼稚园不久的小孩也常常因为吃饭问题和家长们讨价还价，不给钱或钱给的不够多就罢吃。何况还是什么什么的……所以只能说，哈哈。

俞老的这番话，虽然已属于上个世纪的陈迹，但毕竟离现在还不是太远，到头来真正能够重视这句话的人恐怕是不多了。当同是“苏州五老”王伯祥的公子王湜华先生将俞平伯临终遗言的内容在《〈红楼梦〉学刊》1991年第二辑中披露后，随即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责难，而现在的很多人，也觉得不理解。其外孙韦柰就曾以一个当事人的名义打打“围场”，说俞平伯的遗言中“象‘胡适、俞平伯有罪’这样的话，并不可完全认真对待，因为那毕竟是他病中的呓语，是走火入魔的极端。”其实这里面做好人的成分还是居多，不忍心一下子就砸了那么多人的饭碗。

但是在另一篇同样是韦柰先生的回忆中，1990年6月病重后，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俞老每次见到他，总重复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那时，这话让韦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过反复断断续续的对话，韦柰终于弄清了他的想法，他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并且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他还亲口对韦柰的母亲俞成说：“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再联系到俞平伯在《乐知儿语说红楼》所写的一些文字，“（我在红学上）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笔者躬逢（红学）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考证派红学）下笔愈多，去题愈远。”以及1986年在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所说：“……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而实实较来，却有一种浓重的悲哀。

因为人，毕竟只能面临一次死亡。而在死亡悄然来临之际，对于自己的一生，是选择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呢？

我曾经有过厚厚的一本《世界名人死亡辞典》，也曾搜求到一些关于名人死亡以及遗言的书，对于这“早不来迟不来：甚至是必然的死亡并不是存了许多的偏爱，而更多是一种好奇，看到一本本人生的大书悄然阖上了最后一页，死亡更像是”一位异想天开的演员，更经常地改变着面具和服饰。“但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人的死亡最终还是与他的一生相吻合的。对于名人来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些心灵的坦荡和畅所欲言的真实。所以俞老的这番话，对于眼下冒着泡的红学界，仍是一些不无适宜的针砭，那是让身陷迷沼的人感到痛和震撼，能够拔出一只脚来，知道自己那些可爱的臆想，缺乏实际的考证，执着的梦等等，仅仅只是一些臆想，一些梦而已。并且这针砭首先要施于自己，这就是俞老崇高的人格所无法超越的所在了。

所以，再细细地推敲这番话，非但不是什么昏话梦话，糊涂话玩笑话，而是再也清醒不过的明白话，切实话。但在中国，惟独说出这实在话，是最容易遭受到非议和攻击的，所以千百年来，庙堂里依然供奉的是孔子木乃伊一样干巴巴的塑像。你看，李卓吾那样的疯子他们就承受不了；金圣叹是足够放浪形骸的，在同郡名士归庄的陛下，必欲诛之而后快；而曹雪芹身处封建末世的“畸人”，也因为写了一部《红楼梦》，子孙也被传说为“乱党”；而高鹗这个唯一的还能让我们从《红楼梦》里读到一些悲剧气息的续补者，生前很少被人理解，甚至是今天，还得背上“阴谋家”的恶谥，在一些别有用心的嘲骂声中，却成了《红楼梦》历史上最大的罪人！而在现代人的脑子里，无非是高鹗“僭越”在前，以致后代人都无所事事了。所以他们要抬出标明为曹雪芹的金身塑像，把《红楼梦》翻来覆去再鼓捣个几十遍，其实他们只需要顶礼，他们只需要膜拜，他们只需要乳头！

但终究还是一种极其无聊的破坏。比如某位不甘寂寞的老先生曾费数十年之功码出厚厚的几大本《石头记会真》，这在红学史上看起来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但是象我这样的读者是不需要这个，不仅是因为价钱昂贵到不能买，而我仅仅只需要一个比较可读的本子，一个尽管与原作有些偏差总算还不错的结局来收煞，哪管它真或假有还无呢？而这一些，不管是那位爱哭爱恼爱提供下半截预告的脂小姐所部能给予，就是那位好摆架子的畸老头，本来他有充分的续书和补书的理由，但他只会大声嚷嚷“删去删去”，吝啬到连一点提纲都不肯流传下来去启发后人；而现在的人，除了在有限的伏线里去剔求结局，在相互模仿中去花大力气。附会的忙着附会，捏造的忙着捏造，有如热锅上忙的团团转的蚂蚁。光曹雪芹的一个籍贯问题，每一次乱烘烘闹罢，都要缀上许多毫不关联的地名。怎不禁惹人发问：在满清治下的广袤国土上，究竟有多少唤做曹雪芹的黑胖子？

而红楼梦依然未完，因为未完，至少可以一天天汗流浃背地争论下去，一直到在地底下挖掘出真本全本的《红楼梦》为止，如若不然，那就只有一起耗到世界末日了；但红楼毕竟还是完了，就象有生必有死、有光必有影、有梦必有醒一样。即使是有了一个不怎么恰当地结局，但我们还是清晰地感触到了宝玉醒过来后的沉沉呼吸，和着繁花一起苍老的青春还有背影，以及在某个异常寒冷的冬日脸上突然奔涌的泪水，这就是梦醒时无路可走的悲哀。即使是还会妥协还会软弱，即使是雪地也不够完全，而我们所能容身的这个世界，又有哪一样是十分完美的呢？一次执着，就是一层魔障，看近来一些打着什么“真梦”“解梦”滥觞于世的好事者，倘使没有带着新鲜术语舶来名词那种野蛮的切入，怕又要因着三两条“脂批”，几句只言片语，大呼猛进一扫而空了罢！

好在还有俞老临终时的这番话，以及他老来时的许多沉痛之言，虽然一时里外面太吵太乱，但在时间的长河里，总算是可以永久的。

● 编者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女士，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访港五日，本文记录她访港期间的活动与谈话，显示这次香港之行加深了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了解，张戎感受到中文读者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九月上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面世后，我们颇有如释重负的之感，毕竟实现了一桩心愿。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大书的出版，我们来不及安排作者和读者见面。而在欧美通常都是隆重其事，张戎的《鸿》与《ＭＡＯ》先后数十种版本出版，不知道跑过多少国家，多少城市和读者见面、签名，举办各种交流、宣传活动。

出书不久，收到张戎的通知，她十月份将回四川探望母亲，并有人邀请来香港一游││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可十月份也是我回美国探亲的时间，行程早已安排好，家人一定要我回去休息一番。考虑张戎来港时机难得，最后，作了折衷的选择：赴美不变，提前返港。于是，匆匆飞到纽约，和妻女相会，按家人安排到中部圣路易斯「静休」三天，游览了密西西比河及那座闻名已久的「拱门」，十五日飞回香港，准备接待张戎来访。

接待张戎来访的压力

坦白说，这段时间，书虽出了，但安排张戎访港的活动，内心压力仍然很大。我们很清楚，她的书和她本人在世界各地受到的欢迎程度，当她回到属于她的祖国一部份的自由的香港，和「自己人」见面时，我们应该给她准备一个怎样的欢迎呢？

一方面香港是个色彩复杂的社会，「左派」的影响不容低估，中共的文化渗透有目共睹，张戎在港的知名度也不如英国。另一方面，我们出版社的条件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策划一系列活动困难不小。例如，租一个演讲场地，竟发现有规模的会场，如中央图书馆、大会堂、会展中心及港岛各大酒店已全部爆满，订位甚至已排到明年。打遍了电话，才找到富豪酒店一个宴会厅，而且已有几家在预候。公关经理说，有意的话，请马上过来看场落订。于是叫了的士飞驰过去，还算满意，立即签约。才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

出版一本书是一个由作家、编辑、设计、印刷、公关和发行商密切合作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失准或脱节，都不会成功。作为出版者，我们比较热悉和易于控制的是编务部份，人手和时间的紧迫，都可「以勤补拙」，辛苦一点，加以解决。也正是如此，面向社会的部份，成为弱项，大公司的许多活动，我们望而生畏。然而，这次，我们不能回避。

张戎十七日晚和胞弟张朴从成都抵港，风尘仆仆，不掩倦容。在接风的晚宴上，她说离开伦敦十天，没有睡好一晚觉，时差一直倒不过来。但精神很好，看到香港的朋友很开心。有心的朋友，送给她一束白兰花。大家询问大陆行有无麻烦？她说一切都顺利。

和新闻界见面愉快

十八日中午，在铜锣湾仿膳饭庄，宴开两席，请张戎和新闻界见面，这是第一个活动。我向她介绍在座嘉宾都是新闻第一线的指挥官和知名的专栏作家。几位女士早已是张戎的「粉丝」。有位文化界朋友说，他已买了十本，都带给了大陆友人。我致词中祝张戎和张朴访港成功，也相信她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生气的在一国两制下生存的香港，仍然是我们不少新闻工作者安身立命和抱有希望的一个好地方。」张戎则告诉新闻界朋友，她多次来过香港，对香港「既好奇也感觉到是一个可爱的城市」，很高兴会见新闻界的精英。她说，《毛》已出将出近三十个版本，她最重视的还是中文版，因为写的是中国人最关心的故事，现在中文版在香港出版，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希望更多中国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也希望听到对书的意见。席间，张戎透露，她的毛传在欧美的销量已达一百万册。

餐叙之后，张戎赶赴智德会议中心出席记者会。摄影记者一涌而上，谋杀了不少菲林。然后回答记者的许多问题。她在回答留学英国对写毛传的影响时说，在西方多年，她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带偏见的看问题。她说，在约克大学读博士时，导师对她一个语言学提问的回答，让她难忘，因为她是带着既定成见提出问题而不自觉。在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时，她就是从材料中寻求结论，发现毛并不是如她以前认为的那样因为看到大跃进错了才改变政策。她说，写《鸿》时，故事只到一九七八年为止，透过后来十二年对毛的研究写作，大量的材料，才加深了对毛的认识。毛传初稿有五倍于现在的篇幅。

在回答中英版有何不同的问题时，张戎说，书的结构，基本内容都没有改变，主要是文字叙述方式要考虑中英读者不同的语言习惯，会有区别。另外个别新材料有补充，例如，飞夺泸定桥，根本没有打仗一节，后来发现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谈话中也谈到没打仗，只是宣传而已，便补了进去。

十八号的活动显示，香港新闻界对《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怀有很大兴趣，他们对张戎并无沟通上的陌生感。接下来两天，是排得满满的媒体采访，除了午休时间，她都在面对记者。我们看到她和媒体的互动，坦诚而善于合作，时间上尽量迁就对方的要求。

演讲会出乎意料爆满

预定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的演讲会终于来临。我们把这场活动视为检验香港读者对张戎及她的毛传认受度的一个风向标。究竟有多少人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数。我们为此，开了两次会，又徵询一些朋友的意见，估计仍是众说纷纭。如果人来的少，固然不好；来的太多，入不了场，又怎么办？（香港这类文化活动，两种极端都有，冷清的场面，竟有台上的人比台下人还多的情况，一般超过一百人，已属难得。）最后，我们根据各种迹象和我们已作的准备，决定原定三百五十个座位不变，但在二十日需作一番最后的努力，我们分头电话落实一下来宾人数。结果可统计的人数约一百人。由于演讲会是开放型的，我们最后的预期值是二百人。

我提前约一小时到达会场，把专门挑选的几首刀郎歌曲，交给会场播放。发现已有三五位听众在入口处徘徊，我因临时出状况，需上街换一双皮鞋，等我急匆匆赶回会场，带领张戎、特约主持陶杰进入会场，伴随一阵掌声，我们在台上坐定，看到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时，心头悬着数日的大石头才放了下来。

我和陶杰约定，演讲会采取张戎熟悉的由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进行，希望他注意一下会场气氛，我则讲几句严肃的话，然后由张戎讲故事。我首先对「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张戎女士」的光临表示欢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讲到一个月来张戎《毛》传已上了三次「亚洲周刊」畅销书榜时，也许提高了一点声调，被主持人幽了一默，说金钟宣布畅销榜时，就像毛泽东宣布中国棉花连续十年丰收一样的「豪情万丈」，「毛泽东对中国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 一下子哄堂大笑，台上台下气氛顿时为之轻松。

我的严肃，其实只有一点。我说，张戎毛传中文版的顺利出版，还应感谢香港，因为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承继了英国人一项伟大的遗产：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十九世纪英国接纳容忍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三十年，让他制订一个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建立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一百多年之后，在继承英国体制的香港，又让一本揭露以马克思之名造成最大灾难的毛泽东的传记出版，这正是英国自由传统的可贵，也是我们和张戎都与英国有缘之处。我相信中文版的出版对中国的非毛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必有深远影响。││会场对这番话报以掌声。

大陆很多人有一肚子话要说

接着，陶杰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戎进大陆见了许多与毛有关的人，如入无人之境，究竟有甚么特殊关系和福气可以做到？张戎笑着回答说，她和当局当然没有特殊关系，进大陆搜集资料主要是九三年到○三年。那么多人愿意见她，主要是大陆许多人包括毛身边的人对毛的感情和她现在这本书中的感性是共通的。很多人有一肚子话要说，等了很多年，等一个人来问那些问题。看过《鸿》的人，也对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信心。而且我们的采访只问有关毛的具体事情，并不问他们对毛的看法。一九九四年官方有一个文件，指示媒体一律不得采访她，不得报导《鸿》，文件是中宣部、出版总署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

陶杰请张戎谈谈人们好奇的毛的行宫，她看到些甚么？张戎说，毛的行宫约有五十多座。毛死后，多数变成招待所，对外开放营业，如钓鱼台。如杭州的别墅，毛去过四十多次，刘庄，西湖第一名园，毛很喜欢。就把后面（康有为）的康庄合并成一个大庄园。后山挖成防空洞，毛住的是一栋精美的中西合璧楼阁，后又改成一栋非常安全的毛式房子，钢筋混凝土建造，防弹、防炸，还防原子弹。有些行宫现是军事单位，都有铁路直达，连通军用机场，毛的安全简直无懈可击，所以，那么多人恨他，没有人有机会伤害他。

前苏联档案馆情况如何？是主持问的另一个问题。张戎说，我们很幸运，九十年代解体后的俄国档案馆对外开放（后来收紧了），我丈夫乔通晓多种语言，特别是俄文，他喜欢泡档案馆，不喜欢见记者。一个共产国际的卷宗，就有二十五万页，他每次从莫斯科回来，像驴子一样驮着一袋袋资料，都是从苏共那些绝密文件中翻查出来的。我则负责中文资料的整理。然后，我们会互相核对，研究它们的价值。

演讲完毕被「粉丝」突袭包围

陶杰问：你访问过刚去世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她是不是如报导说还怀念毛泽东？张戎说，我们在大陆的访问，包括王光美，不会问她对毛有甚么看法，只谈事实。比如七千人大会，大家知道是个转折点，刘公开批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反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毛就调来林彪为他保驾，他当场为林彪鼓掌，并语带杀机地要刘把讲话整理成文「口说无凭」。我问过一些人，包括王光美：刘少奇七千人大会后做了甚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回答我都有录音作证，但不便说谁说了甚么。总之，七千人大会后，毛更恨刘，文革中刘才会被整得那么惨。

接下来张戎较详细解释她书中所写国民党四大「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胡宗南的故事与依据。最后她回答了陶杰「夫妇合作」的问题时说，她丈夫正因为不懂中文，所以没有那些成见很深的汉学家的局限，可以根据事实作出独立的判断。她本人也不是学政治的，「我们仅根据常人的逻辑，来研究毛。」张戎说，他先生有一个长处，他对国际政治有兴趣，尤其对东欧很熟，他编过一本霍查日记（阿尔巴尼亚共党领袖），还研究过朝鲜战争，「多少和中国问题沾点边。这些当然对写毛传都有帮助。和他的合作也是我的幸运。」

后面时段，张戎回答了来宾的问题，与会者不少是中年以上的读者，除本港知识界和若干知名人士外，许多人有过毛时代的惨痛经历，在提问时难免都以家破人亡的诉说表示对张戎的敬意，也有少数年轻人，感受着他们罕见的这种场面。最后张戎接受了朝鲜族女作家康春女的献花 …… 在记者的抢拍中，突然，一群读者举著书蜂拥而上，包围了张戎，要求签名。场面相当混乱，令讲台上的我慌了手脚，周围的朋友也目瞪口呆，只听见有人喊，「注意安全！」实际上，当时签名、拍照都无法进行，我只好扮演维护秩序的角色，扒开人群，大呼「请大家排队，人人都有机会，一定签完名再走！」场面终于稳定下来，签完名，又有不少「粉丝」上来合影││张戎都一一照应。预定两小时的演讲会延长了一个多小时。

刀仔锯大树

会后，不少朋友祝贺演讲会成功，一位用广东话说：「金钟，好??，刀仔锯大树！开得好好！」香港新闻界、文化界的老朋友，大家在这太平山下打拼，胼手胝足十年二十年，守望相依，鸡犬相闻，内中甘苦，不足为奇。所谓「刀仔锯大树」者，实乃许多中小企业，艰苦奋斗中常遇到的一种挑战。工商界许多成功个案都由此发迹。

今年是开放杂志二十周年。我们躬逢张戎毛传出版的盛事，实在是意外的幸运。这次演讲会的成功，要感谢不少不具名的朋友的幕后协助，包括中资方面、政府体制内的朋友，他们对这样一本国际知名的书，在香港出版，都存「与有荣焉」之感。陶杰兄鼎力相助，更令人感动。

张戎和她丈夫的毛传宏着，诚然是在万绿业中一颗大树，但相对于中共那庞大的顽固的毛氏体制，毋宁把它看作一把小锯子，看作「匹夫有责」的一份贡献。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的自传，书名叫做「牛犊顶橡树」，记录了他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文学界挣扎求存并写作名著《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他写道：

「牛犊顶橡树，顶啊顶个不停，侏儒反对巨兽，反来又反去，世界舆论说，这是当局害怕的惟一的俄国人！」

索尔仁尼琴以自称侏儒之勇反对一个巨兽般的红色帝国，他赢得了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帝国的大厦二十年后轰然倒塌。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从德国写信给我，说张戎这本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一日的演讲会上也有读者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是那暴政下七千万亡魂的声音。

姑且立此存照，作为此文的结束。附带一句，张戎和他弟弟张朴二十二日深夜在香港机场和我话别时，再次嘱咐我向香港读者和朋友们深深致谢。

关于毛传的封面设计（附录）
在读者提问中，有人问毛传为甚么要用官方的毛像做封面？我可以作一点回答。

现中文版封面是套用芬兰版的设计，其毛像是根据一九三六年元旦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所摄加工而成。在中文版封面设计时考虑这张红军毛像的官方背景，曾提出过几个置换方案，但最后我们仍采用了这个芬兰版毛像。以我的理解而言：一、这张毛像已成为毛的一个「商标」，其被广泛使用的程度，已抽离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含义，只具一个标志而已；二、张戎毛传的其他文字版本，多用官方毛像作封面，包括美国版用红军毛像，因为这些毛像流传甚广有代表性；三、选择一个中性的毛像比负面的毛像，显然在市场上是必要的，有利于更多人接受。而且，从设计角度看，还很难找到一幅合适的照片。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现在，除了黑头发黄皮肤，我们还有什么外在的标识？

历史上，自诩为“天朝大国”的中国人穿着中式服装，住在中式建筑里，行为举止温良恭俭让，敬爱着天地君亲师，庄重而热烈地过着中国节日，生老嫁娶都履行祖宗礼仪……这些，曾经是中国人的标识。而自100多年前开始“师夷长技”以来，中国文化或妄自菲薄，或自暴自弃，属于自己的文化衣衫渐被撕破，庄重从容的古老文明渐行渐远。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以“前所未闻”的速度重新唤回大国荣耀的今天，我们有理由重新找寻：我们是谁？

中共中央提出，努力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和谐社会，我们面对着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不乏迷惘和困惑。只有找到自己，才能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我们应该找到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应该寻找我们的精神“锚地”，我们应该明晰这个最本初的命题：我们是谁？

作者：秋风

“中国人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过去一百年，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从而构成了一种集体身份焦虑。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想问，中国人的文化标识究竟有哪些？或者是否需要独特的文化标识；另一方面，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让我们可以产生归属感？并且在国际体系中为“中华民族”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个人选择范围扩大、国家经济实力逐渐增强，促使国家重新定位，身份焦虑在人们的心灵中再度趋向尖锐。而思想界能否对其进行理性思考与辩论，民众能否就此达成底线共识，对于我们究竟能否从心理上、从制度上走出这种焦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身份焦虑

19世纪中叶以前，天朝臣民对于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国家实力具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甚至是傲慢。当时人们以为，“中国”就是天下的中心、核心和重心。但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惨败，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北洋军队败于日军，士大夫天下主义的深层自信走向瓦解。敏锐的官僚、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走向对自身文化的根本怀疑。到了新文化运动时代，其三个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气质及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但对待传统的心态却惊人相同：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

其实，这些反传统者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不过，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在当下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不是传统。陈独秀曾说过，“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而且，这些反传统者相信，传统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我们全盘反传统，也不能够真正地撼动传统。

一些人士远没这么乐观。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提出：“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

反传统与保守传统，这两种对立的观念一次又一次在历史上发生碰撞，双方对于中国人的定义，也大相径庭。比如，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次高举起反传统的大旗，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咎于“传统”，尽管传统其实已经所存无几了。在启蒙者看来，真正的中国人就该“从黄土文明转向蓝色海洋文明”。作为一种反弹，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这场国学热持续到今天，成为一场社会性的儒家复兴运动，蒋庆等人再次呼吁“要做真正的中国人”。

虽然存在这样的观念之争，在20世纪前半叶，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依然以传统为底色，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觉并不明显。这之后的三十年，人们更是根本不再有任何文化身份焦虑。因为，50年代之后的社会政治运动，使传统的文化符号、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遭到一番扫荡式清理。国家为个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文化身份，人们具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价值体系，人们毋须、也不能自行安排个人与家庭生活，而只能过一种国家安排的正确的新生活——当然，这种新生活讲究的是移风易俗、破旧立新。

80年代之后，这个强制性的、统一的文化身份逐渐瓦解，人们不得不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信仰，选择自己的价值。这时，人们对传统仍然有记忆，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倡导复兴传统。但另一方面，80年代后的开放和90年代的全球化，把西方的价值、生活方式更加大规模地带到每个人身边，渗透到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一些敏感的民众不得不为了选择而进行思考：孩子应当把时间主要用来学习英语，还是背诵古诗？普通科研人员职称考试是否应当包括英语？如何看待青年人对情人节、圣诞节的热情？政府是否应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公众假日？“汉服运动”是不是哗众取宠？公共建筑是不是一定要建个大屋顶？中式住宅有没有前途？修家谱是不是会破坏社会稳定？中国人是否应当信仰西方宗教？还有，洋快餐与中式快餐、全球化与自主品牌等等，也都成为让人困扰、迷惑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借助于网络和大众媒体，上述文化身份的困惑、焦虑被放大，每一个小小的事件都会引发广泛、且充满激情的争议。这些争议或明确或隐含地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究竟怎样才算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

民族国家定位的焦虑

文化身份焦虑是现代中国人身份认同焦虑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困惑与焦虑。

先前的“天朝”是一个老大帝国，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19世纪后中国被动地进入一个全新的国际社会，力图成为西方式的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却是一个后进者、弱者。这种身份记忆刻骨铭心，一直左右着国人百余年的精神。

而随着民族国家观念而来的是19世纪末流行于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弱肉强食被知识界普遍视为国际秩序的法则。这一世界图式让精英阶层具有一种强烈的亡国灭种焦虑感，人们迫切地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这也正是20世纪的中国出现一次又一次剧烈变动的精神根源。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述焦虑感转化为内部制度变革的冲动，清末立宪和民主共和革命接踵而至。民国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有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认同。而此时恰值西方国家的殖民冲动消失，国人亡国灭种的焦虑有所缓解。实际上，从1922年开始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就根本改观，走上了恢复正常国家身份的历程：那一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与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同时修改中国与各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提上议事日程。

到抗战前，中国已废除了大部分不平等条约，抗日战争激发出全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把国家、社会、个体整合成一个人人都意识得到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此稳固形成。通过这场战争，中国人也初步找到了世界大国的感觉，中国成为战后建立的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不过，“中华民族”在外部世界中确立自己的身份，并不能代替内部政治秩序对于人们的国家认同的决定性作用。内战爆发，政局翻天覆地，此后三十年，中国以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身份自居，这本身给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带来一种荣耀感。封闭的环境让人们无从了解西方世界的现实，这更有利于培养盲目的自豪。

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对外开放，展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西方，人们再一次产生了一种急起直追的紧迫意识，学习西方、融入国际也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共识。到90年代初，这种共识解体。有人连续发表著作呼吁中国可以说“不”。随后的经济增长使国家经济实力增强，更推动普通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的看法发生微妙变化。

在自己强大之后，人们似乎反而更愿意回忆过去的伤痛。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心理似乎更加敏感，对历史屈辱的回忆更为执着，并在这种记忆基础上观察自己和曾经的对手。因而，人们格外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并且本能地做出愤怒的反应。面对日本，人们似乎完全忘记，中国本来是战胜国，中国本来应当在构建两国关系新格局中发挥主动作用。

在知识圈中则出现一种对国力的自豪感。较早时，学者们嘲笑“休克疗法”之后的俄罗斯；最近几年在中国与印度的对比中，部分经济学家对印度的增长大不以为然；在关于拉美模式的讨论中，也有一种蔑视眼光，尽管事实上，拉美大多数国家的绝对经济水平都在中国之上。现在，有一些经济专家也在预测，“中国的GDP何时将赶上美国”。

但是，近两年来，民众对于学者们的这些豪迈议论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人们提出一个问题，GDP规模、国家崛起是否增进了我个人的福利？于是，民族国家的认同焦虑再一次指向了内部治理秩序：当世界已经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的时候，民众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大国国民的有尊严的生活？

克服精神危机的制度之道

至少从精神角度看，文化与国家身份焦虑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尤其是较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但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多数时间，感受到这种焦虑的人们似乎总是在极端的情绪、观念之间摇摆，而难以做出理性的抉择。在大众媒体与互联网时代，这种困扰以一种更加缺乏节制的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让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超越历史、超越激情，理性地解决文化与国家认同焦虑，在古、今、中、外的坐标系上，找到中国人在文化上与国际上的定位？

应当说，文化与国家身份意识不应当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加灌输，那样的结果肯定是扭曲人们对自己、对国家的认知，就像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德国、日本出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狂热。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既然是一种主观的集体意识，那么，其恰当的形成过程，就是集体的自愿选择，即通过知识分子的理性辩论，通过无数民众的自由行动，而自然地、自发地生成一种文化认同，它将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区别于他者的个性。

非常重要的是民众在现实中的选择自由。与韩国、日本、或者与香港、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价值、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曾经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这种破坏导致传统在至少两代人那里中断；在政治性认同丧失吸引力后，人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找不到根基。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开始自发地回归传统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但这种自发努力在很多方面又遭遇制度瓶颈，而无从自由伸展。

应当说，西方文化、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让人们多了一种选择；同样，传统的复兴也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中西交织于当代中国，乃国人的一种福分。部分人士对于传统式微的焦虑感，其实来自于“文化市场”上的过分失衡，而这种失衡实与官员的心态、与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有关。比如，一心追求现代化的官员是否乐意看到传统的复兴？另比如，假如政府能够将传统节日列为公众假日，自可使某些传统习俗逐渐复兴。

国家身份认同同样不能由国家强加，而应当由人民在历史的背景下自愿选择。也即，需要各个群体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和诉求，首先形成一种精英共识，再形成一种更具有价值导向意义的民族共识。这种身份共识可以约束国家的具体战略选择、战术选择，从而让中国负起大国的责任，也能在国际秩序中同时达成道义的与利益的目标。

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文化与国家身份问题得以解决，身份认同焦虑有效缓解，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事情，它需要知识分子、官员、民众的理性辩论、良性互动，需要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国家的道德目标和现实利益，并自由地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宽松的制度环境。文化与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不能化约为制度问题，但能够展开理性辩论、平等参与的制度，乃是解决集体身份焦虑，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较为健全地生长，人民在内部和外部享有较多尊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