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
有些同志问：苏共垮台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笔者以为，这是一个伪问题。苏联同志政治上再错，也没有朱元璋和多尔滚杀人多，至少在杀人比例上没有朱元璋和多尔滚高。明清两朝各维持了将尽300年，苏共的统治才70余年。所以，政治上的问题不是苏共统治70余年就垮台的根本原因。苏联经济上再差，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饿死几千万人。中共尚且不垮，苏共却已垮台。所以，经济问题也不是根本原因。
周王室基本上没有犯政治罪恶。同前朝的夏桀、商纣以及后朝的秦皇、汉武相比较，周朝的错误算得了什么？但是，姬周的统治最后还是垮台了。试问当今之中国，谁是周天子的臣民？
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王室再也没有犯过大的政治罪恶，然而，在美洲殖民地上的英国人仍然要脱离英国王室而独立建国，今天的澳大利亚甚至有人发起全民公决，意图废除英国国王的元首地位。
即使政治经济都搞得很好，当家作主的人民，难道不可以这样说：“党阿，你太辛苦了，你休息一下吧！”况且，人人都有求新求异心理，任何人都不愿意老是穿同一件衣服。即便这件衣服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问题，人们也还是想再买几件衣服换着穿。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朱元璋时代，多尔滚时代，人民没有那么多衣服可以挑选，所以，统治者作恶多端，却能维持几百年。苏共时代，世界上的衣服多了，人民当然要及时挑选更换，所以，苏共统治70余年便告结束。
有些人常说，苏共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政治上放松了对自由化的镇压。此言差矣！秦始皇对自由化的镇压如何？罗马里亚共产党对自由化的镇压如何？不是同样垮台吗？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王室对于反对君主制度的自由化势力从不镇压，却没有垮台，这又怎么解释呢？
世界上没有不落的太阳。这才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
二、专政集团不能回避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不落的太阳，历朝历代的专政集团都明白这个道理，大家都考虑过，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大家都用一张纸将它包起来，谁也不想说出来，谁也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谁也不讨论应对的办法。秦始皇以前的专政集团不讨论应对的办法可能是出于狂妄无知，后来的专政集团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讨论应付的办法，一个劲地含万岁、万岁、万万岁，则完全是因为胆怯和无能。正因为无知、胆怯、无能，才没有将那张纸捅破，才不敢将那张纸撕破，才不敢从根本上总结执政经验，才一次次地设计不落的太阳，又一次次地让太阳变成流星和陨石。
在周朝人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夏桀、商纣的残暴，那么，我姬周政府不残暴不就行了吗？不残暴当然好，但是，大约800年后，姬周还是灭亡了。
在秦始皇及其幕僚看来，姬周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搞了分封制，诸侯国尾大不掉，逐步架空中央。所以，秦始皇不搞分封制而搞郡县制，搞中央集权，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万世不朽了，太阳就可以永不落山了，嬴秦党就可以永远执政了，不料却三世而亡。
在刘邦看来，嬴秦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并且亡党亡国，是因为搞了焚书坑儒，是因为完全废除了分封制，那么，我刘邦就不搞焚书坑儒，就不完全废除分封制，这样，我刘汉党就可以永远执政了。但是，大概也就200年，刘汉党还是垮台了，太阳还是陨落了。
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优秀的政治家们不断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地完善统治方法，不断地提高执政能力，不断地设计不落的太阳。但是，没有人创造出不落的太阳。李唐集团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是，300年不到还是垮台了。朱明集团执政能力不可谓不强，但也没有超过300年。
而且，这些专政集团垮台都垮得很惨，都变成了流星和陨石，没有一个成为行星和月亮，更没有一个能够东山再起。
为什么垮得很惨呢？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政策和法律都是为太阳不落山的目的服务的。当太阳还在上升的时候，他们的政策和法律总是容易贯彻实施，当太阳要落山的时候，他们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越是好政策，越是好的政治家，越是励精图治，其结果越是具有悲剧性。
可见，世界上并没有不落的太阳。每一个专政集团由小到大、由盛而衰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专政集团应当坦然面对它，就像每个人必须坦然面对生老病死一样。不能用虚伪的纸、胆怯的纸将它包起来。
三、太阳降落的方式
政治上、经济上的问题不是太阳落山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太阳能不能再升起来，能不能获得新生的主要原因。降落的太阳究竟能不能再升起来，既要看太阳的经济业绩，又要看太阳的政治选择——降落的方式。政治选择比经济业绩更重要。
降落的方式不外乎这样几种：
一是宁可停止地球转动，也不主动降落分毫。这些专政集团明白，太阳之所以降落，是因为地球和行星老是转动，如果停止地球和行星的转动，太阳就不会降落。但是，地球和行星都不转动了，太阳的引力系统就会失衡，最终导致太阳爆炸，变成流星，彻底陨落，化为陨石。柬埔寨共产党、罗马里亚共产党正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专政集团也是如此。
二是既想降落，又不想降落；既想让地球和行星继续转动，又时不时地让地球和行星停顿。地球和行星的时常停顿，同样也导致了太阳引力系统的失衡，虽然没有引起爆炸，却也引发了太阳的分裂。于是，一颗太阳变成了若干颗行星。悲乎？壮乎？悲壮乎？苏共、南共是也。
三是不情愿降落，但也没有停止地球转动，最后主动降落。于是，晚上落下去了，早上又升起来了，蒙古共产党是也；这边落下去了，那边又升起来了，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也。
蒙古共产党（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的压力解除后主动转型，虽然在1996年的大选中失败，一度降落，但不久之后又重新升起。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蒙共中央主席巴嘎班迪获得胜利；在2000年的国会选举中，蒙共大胜，获得76个议席中的72席；在2001年的总统选举中，蒙共候选人巴嘎班迪获胜连任；在2004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蒙共获得76个席位中的36席，虽有失利，但仍然是国会的第一大党，获得了总理职位和组阁的主导权；在2005年的总统选举中，蒙共候选人恩赫巴亚尔获胜。蒙共成了蒙古能降能升的太阳。
今天的波兰民主左翼联盟其实就是当年的共产党，是落山以后重新升起的太阳。
国民党在大陆时也企图阻止地球转动，结果从全中国的太阳变成了台湾岛的太阳。但是这颗台湾地区的小太阳由于主动转型，既没有变成行星，更没有变成流星。而是成了能上能下、能降能升的太阳。这一边，他们丢失了“总统”宝座； 那一边，他们赢得了立法院的多数和县市长的多数。
苏共如果不选择8.19政变，今天恐怕仍然是苏联的执政党，至少也是苏联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苏共在8.19期间，如果选择大屠杀的话，今天的苏共就有两种相反的可能。一是镇压成功，继续是苏联唯一的政党，继续当不肯落山的太阳；二是屠杀失败，苏共自我爆炸，太阳变成流星，然后陨落，化为陨石。
今天的苏共虽然已经不是太阳，但是也没有变成陨石，而是原苏联地区的行星或者月亮。一颗太阳变成了15颗月亮，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这要归功于苏共及其军队在8.19期间没有真搞大屠杀。
四、中国共产党应当讨论自己的专政期限
以专政方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照耀中国的太阳，最多能够维持专政多少年呢？或者说应当追求多少年限的专政呢？共产党是以历史物质主义（又译“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在历史规律面前不应当胆怯。既然世界上没有不落的太阳，就应当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能够坦然承认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党改变颜色，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一党专政是很难长期维持的。但是，他又不甘心，他不承认党改变颜色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是必然，他也要“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也要和客观规律决一雌雄。所以他老人家从不考虑如何结束专政，而是千方百计地防止专政的结束，意图当然是要共产党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他说：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1这和历朝历代的执政帝王的执政逻辑一脉相承，完全一致，主观愿望很好，客观上却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考虑外部因素，不考虑国际环境的变化，按照中国历史自身的逻辑发展，中国共产党连续专政200年到300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与国际环境结合起来考虑，就很难说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政治传统，全民族的政治理念都已受到冲击。在中国宪法和世界各国宪法一样，已经宣布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宣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现代社会，仍然要坚持两三百年的一党专政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务实的邓小平同志就不再像毛泽东同志那样有“千年大计”和“万年大计”了，邓小平同志只有百年大计。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一党专政和改革开放）“要管一百年”。2一百年以后怎么办呢？邓小平同志不敢说得更明白，不敢将那张胆怯的纸彻底捅破。但是，根据正常逻辑，既然一党专政的路线管一百年，一百年以后当然也就不搞一党专政了。那么，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算起，到2056年就应当结束一党专政。
邓小平同志还说：香港的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3因为“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4“大陆发展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大陆也自由化了，和香港不矛盾、不冲突了，香港当然也就没有变的理由了。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言下之意和言外之意。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让人确信香港五十年以后的确“更没有变的必要了”。如果仅仅理解为“大陆在经济上发展了，富裕了，强大了，就更不在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搞什么自由化了”，那就不能让人信服。因为，一国两制在根本上是冲突的，强大的非自由化的大陆不可能容忍自由化的香港长期存在。这不是大方和小气的问题，而是内在的性质矛盾，就像癌细胞和非癌细胞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长期存在一样。南北美国的一国两制，重庆与延安的一国两制，汉藏两地的一国两制，都是失败的，都是以战争结束的。香港和内地的一国两制，能维持五十年恐怕已经是奇迹，五十年以后还要继续维持是不可能的。如果五十年以后香港的自由化真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仍然不变的话，只能以大陆实现自由化为基本条件。果真如此，中共的专政体制就应当维持到香港回归满五十年，即2047年。
邓小平同志又说：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5也就是说，在香港回归53年后的2050年全国可以实行普选。普选了，还能实行专政吗？当然不能，你以专政为竞选纲领，选民不会选你。普选了，选民一定要选共产党吗？当然是两种可能，一种是选共产党，一种是选别的政党。2050年实行普选恐怕才是邓小平同志主张香港“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的真正理由。
不管是2047年、2050年还是2056年，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是有道理的，那么，从现在起就应当向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讲清楚这个期限。如果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是不科学的，现在的领导同志不妨确定一个新的期限。以后的政策和法律就围绕这个期限制定实施，那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
现在，既不说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又不说出一个具体的期限，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自己，还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这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提高执政能力的任何努力都是盲目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以2047年为期限去提高执政能力，说不定能够顺利达到目的。不以2047年为期限，而以维持太阳永不落山为目的去提高执政能力，那是肯定不能成功的，说不定等不到2047年就会将太阳变成流星。
笔者的智慧不足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最佳的转型期限。但是，笔者以为，早转型对中国共产党更有利。中国国民党如果在美丽岛事件之前转型，陈水扁根本当不了台湾的主持人。波兰共产党如果在格旦斯克列宁造船厂大罢工之前转型，瓦文萨也当不了波兰的普雷斯登特。
刘大生 2006年4月4日于江苏行政学院
原载《争鸣》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