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一，高尔泰的主观论；二，蔡仪的客观论；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幺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幺）。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幺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伸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幺追究。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被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幺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幺？！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幺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儿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幺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幺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幺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幺什幺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 ，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幺，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幺，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鲁迅《而已集。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鲁迅这段话可以使人想到中国古人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3年5月11日有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附2003年1月15日〈与李慎之先生谈话纪要〉》，文中记李慎之先生话说：“毛在批判胡适的时候说：批判没好话。”

2003年第1期《书屋》吴钩《两种批判风格》开篇介绍道：“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

被陆超祺先生称赞为“不信神，不怕鬼，认准了真理就往前闯”的王若水先生，一生中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他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史实：“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呢？陆超祺先生在《最后一次闲聊——悼王若水》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借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而发动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并不是出于他真的关心《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深成一种极大的障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2002年2月18日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讲演《胡适在现代中国》，其中有一段史料值得一录：“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开篇写道：“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 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详述了1955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不少内情。惟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却在1990年认认真真读完了那8大本、200 余万字的《批判》。”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些“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对相关的历史，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应该是很了解甚至很有研究，他们应该秉学理和历史真实说话吧？但是，雷颐先生另一篇文章《彭柏山的悲剧》中有一大段，不知那段历史的人看了会感到很是惊人：“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雷颐先生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一文对那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的8大本、200 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有所记录：“‘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第一辑，第46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320 页）‘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335页）”雷颐先生写道：“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不知道雷颐先生这里的“渊源”指向多远，其实，我们的“大批判”，从孔孟的“圣人禽兽”“君子小人”、从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开始了。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胡适对旧时代的批判和战斗、胡适对新文化的贡献，就都被否定、歪曲、隐蔽、忽略不记，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忘了1929年是胡适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不再想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指出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说过“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告诉青年“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胡适曾向青年呼吁：”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

房向东《鲁迅与胡适》记载了一段很让人鼓舞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 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 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 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 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 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 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 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 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 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 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 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 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 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 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 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 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 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 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就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曾被郭沫若骂为“二重反革命”、曾被周扬压迫、排挤和“摆布得可以”的鲁迅，却在大陆被高高地当圣人捧起来了，毛泽东对鲁迅那几段著名评价总是印在当年出版鲁迅著作的扉页上，郭沫若也盛赞“《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周扬也盛赞“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

在林贤治先生《人间鲁迅》一书研讨会上，谢泳先生发言：“……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鲁迅为什么会被利用？我试想了一下，首先如网上关天茶壶先生在《考量一个权威的估计（关于鲁迅的）》中指出的，鲁迅已经死了，人死不会再说话。这是一个首要的先决条件。据很多资料介绍，毛泽东是1933年在瑞金中央苏区受人排挤而没有领导职务时就冯雪峰开始了解鲁迅，但他在1927年就已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恰恰对鲁迅所批判的阿Q式革命进行了大大的歌颂并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伏笔。《中华读书报。毛泽东论鲁迅：我与他的心相通》应该一看：“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可见，毛泽东读书不死，当鲁迅对毛泽东几乎还全无了解，毛泽东从那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活学活用”鲁迅了。

吴志翔《另类的鲁迅》：“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智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诸方面痼疾发起了全面进攻，其火力之猛，其范围之广，无出其右。毛泽东1925年在《沁园春。长沙》里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1936年2月在《沁园春。雪》里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具大气魄，毛泽东理论上坚决反“封建”，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把文化问题用政治解决。反“封建”，打鬼借助钟逵，鲁迅当然是首选，鲁迅对旧时代政治、文化的诊断和批判都是最强有力的资源。可惜，这资源到1949年后却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武器，鲁迅的名字被叫得最响的时代，恰是鲁迅最反对的时代。

话又说回来，利用鲁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利用，当然要选足够有分量、足够有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也不乏激烈处，但，陈独秀已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打倒而且不能再平反了，胡适也跑到台湾而且纵召唤也不肯放下思想再回来了，这时候，有分量的，只剩下了一个死去的鲁迅，正像网上关天茶壶先生所说，死人是再不会说话了。

阎晶明先生《“鲁迅言论”的时代烙印》：“因为想留心关注‘文革时期的鲁迅’这个题目，所以手头购集了十多种编印于‘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又发现新时期以来直至现在，‘鲁迅言论’的编选仍然时有出版，所以就很想知道，同是一个人的话，放在不同的编选题目下，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的意义是如何的不同。毫无疑问，‘鲁迅语录’的编选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最值得今人回味的，是这些‘鲁迅言论’专辑的编选方法和题目。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有这样的总题目：”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支持青年的革命斗争‘（有的则直接使用’造反有理‘）。就好像鲁迅几十年前就预料会有一场这样的’大革命‘一样，’文革‘时期的流行语言，都能在鲁迅那里找到出处。这番’苦心‘和’功夫‘实在不容易。此外，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周扬之流的斗争‘、’为人民服务‘等等，大都从《鲁迅全集》中摘取有用的片断和句子，只要看上去符合’革命要求‘，就不惜掐头去尾地引用，安放到一个连鲁迅自己都未曾想过的题目下。好几本’言论辑‘把鲁迅1922年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句话，当做他紧跟党走的言论证据，这句话是：“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鲁迅当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但编选者要按自己要求来对待鲁迅，实在是一种不问历史的‘拿来主义’。有的‘言论选’中把自以为对自己有用的话尽量摘取，却将同一文章中的认为于自己不利的话删去。如某大学红卫兵于1968年编选的一册《鲁迅文摘》中，在‘文艺的阶级性’栏题下，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被列入，这篇文章主要由八个要点组成，并标有序列号，编选者却特意将其中的第五和第八条删去。这两条原来是：”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和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八，不相信所谓中国的“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这两段话其实极具战斗性和鲜明态度，但因为’东欧‘有倾向苏联之嫌，日本的文学当时也已禁读，加上不读中国批评家的书而专读外国人的书，让人产生“崇洋媚外”的嫌疑，所以就被编选者大胆舍弃了。“

网上有“文革”过来者亚-列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说点个人经历：1970年在乡下，正是真正读了鲁迅几本杂文著作后，才真正开始怀疑文革、XX、XXX对鲁迅的神化，以及自己的狂热的。当时还想，XX这样推崇鲁迅不是愚蠢吗？鲁迅的批判里，有许多投枪不正戳在XX身上么？当时自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何以如此神化。又过了几年，曾听南京大学当年因反张春秋而被镇压的一派的大学生说，正是被镇压，使他们开始直觉地反感文革，当时在学校里，镇压后已‘闲’着无事，不许革命了，且又无书读，只能读鲁迅，便找来读，但读着读着，本是‘无聊才读书’的，却越读越兴奋，感到鲁迅所言，与文革之劣皆能一一对应，针针见血，不禁豁然开朗，于是他们做了当时自己最主动最愿意做的一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将鲁迅文章中所有针对文革的言论，辑成了一本《鲁迅语录》，自行印刷数万册，广泛传播。承蒙他们赠之一本。19XX后，某夜又顺手翻翻，竟又发现，此《语录》之百分之七八十，竟又像是先生针对当今而言的，依旧针针见血。”正是读了鲁迅的书，使当年的人和后来反思的人看到，当年理论上高扬鲁迅大旗，大力挞伐“封建”，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传统“儒法”的老路。个人崇拜，学雷锋，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儒；监禁，抄家，株连，禁书，大批判，文字狱，这又是申韩，中国传统社会有的全都有，恰恰没有鲁迅。

吴钩先生在《两种批判风格》中写道：“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吴钩先生说，此话适用于胡适，也适用于鲁迅。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先前被歪曲、被误解、被错误批判的历史名人在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中被平反，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人并不像过去听说的那么坏，很多反倒很有价值，很可爱，诗人公刘先生在报纸上发出整版文章《愧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梁实秋的闲适散文也带动了许多仿制品。但是，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活跃并没有改变人们“二元对立”的习性，许多人从一个极端又跳到另一个极端，过去称颂的，现在就都竭力要倒掉并踏上几脚，再加上传统文化空前沸腾，闲适之风越来越热闹，国中许多人认识水平又还远未提升，目光脑力正还不断受许多纷纭东西的蒙蔽，鲁迅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说“伟光正”对鲁迅进行了很大歪曲和利用也成了“天大的谎言”。鲁迅有力，有分量，使得有人不得不用他，也更激得有人要借砸他以显示自己有力。倒鲁的队伍很复杂，这其中，有很清醒的，他知道鲁迅要醒人要使人立。但也有因憎恶利用者而连被利用者一并憎恨的，而更多的，都属蒙昧趋时人云亦云了。

胡适不幸，被人罗织罪名。鲁迅不幸，在多少年后，又受到了胡适的待遇。

　　——序易大旗文集　
　　
　　
　　2000年我刚上网，喉咙发痒，被专制者和教育者掐住了二十多年的舌头，直吐莲花，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一个著名的在话语中对专制者尖酸刻薄，对自己万般爱惜的写作者。在反复的批评中刻画仇敌，也在反复的阐述中坚固自己。进而想做伸张自由、影响世道的士子，退而是想通过舌头，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写作，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称义”的死胡同。通过批判性的写作，我们经营一个“自以为义”的观念世界，把自己围绕起来，也把读者围绕起来。在我们和自由、民主、权利、尊严和平等这些色香味俱全的概念之间，栽培亲情，养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暗恋。像孙悟空给唐僧画一个圈。我们给自己画一个圈，把我们所鄙视的事物隔在外面。我们呆在里面，我们的肉不给他们吃。
　　
　　刚上网时，我曾饥渴的搜寻可以在话语中彼此取暖的同道。寻找那些对自己的统治者有着毫不爱惜的文字气度的写作者。当时大陆尚花果飘零，海外网络则有所谓“四大汉奸”，芦笛、马悲鸣、林思云和赵无眠。另有十大汉奸之说，易大旗便忝列其中。我当时初出茅庐，心中也很盼望被视为汉奸的。因为这是一个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分别为圣的头衔，你一开口就免不了想要这个，就像4岁时想要小红花，7岁时想要红领巾。慢慢读下来,那些海外诸奸，我单单只爱易大旗的文字。对身在专制政体之下的写作者来说，互联网是一个使我们写作的品质脱胎换骨的机会，使我们文字中的自由和尊严有望康复到1957年和1949年之前的机会。在网上，我们就像一只落汤鸡，逐渐学会怎么敲键盘，可以把被共产党统治的痕迹像雨点一样抖落干净。这方面我的文字品质或许影响过一些人，以至很多人曾长期以为我是一个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曾有一个朋友说，你的文章好是好，就是横看竖看都像海外华人写的。他说这话时甚为忧愁。对我而言，说我像海外华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像易大旗。这是颇令我骄傲的评语。如果我的网络文字，曾让一些和我一样揣着共产党的户口薄和身份证的年轻人壮了胆，发现原来不等共产党垮台，就可以这么写文章。那么鼓舞我这般写文章的因素里面，就有易大旗先生的一个座次。
　　
　　最初我和大旗兄在一个叫“天涯纵横”的论坛上结识。后来纵横被关闭，我转而主持“关天茶舍”BBS，大旗兄特别过来捧场。网络是一种尖锐的力量，当易大旗和我在同一个空间发言时，他的自由品质一度构成了对我的极大羞辱。我寻思就文字功底而言，大陆作家有相似水准的也并不少。但能写出那样一种令人入迷的自由品质，而又不落入狂狷之道的作家，我当时所见陆地上竟是一个也没有。那是一种如何的品质呢，不仰人鼻息、不傍于组织、无意识形态之钳制的自由文字。加上读书驳杂，再配以小说家的叙事手法，勾兑野史，出入政治，往往以极下流（三教九流之下流）的故事，铺陈极上流的道理，如《贡烟的故事》、《爱国与吐痰》的类型。仿佛一个未被阉割的人，随便一举足，一开口，就让太监们痛不欲生。
　　
　　当互联网为中文写作者供应了同一个平台，共产党的海关便退到了幕后。我不能再用他在海外，我在国内作辩护了。那等于在说他是人，我不是人。一个榜样出来了，做奴隶的代价就翻了一番。从此不但在专制者面前是奴隶，在易大旗面前也成了奴隶。不但作为写作者是奴隶，作为易大旗的读者也觉得自己的尊严不够用了。读他的文章，会忍不住在电脑前回头，看身后有人没有。
　　
　　后来与他通电子邮件，知道了这个名字的前世今生。80年代声名鹊起的作家孔捷生，经过89年的血路，经过笼罩着整整一代人的死荫的幽谷。城头变幻大王旗，成为流亡作家中少有的在互联网时代咸鱼翻生、凤凰涅槃的异数。读书时依稀看过他的小说《大林莽》，但几无印象了。认识孔捷生后，一次我去四川遂宁调查第一次乡长直选，在边鄙县城的旧书摊上，意外的瞅见了一册精装的《大林莽》。我开玩笑对老板说，知不知道这是动乱精英的书，还敢卖？老板平静得像个地下党员，说就是动乱精英的才好卖呢。
　　
　　碰巧不久我又在地摊上意外买到一本《中流百期文萃》。《中流》是中共党内老左派的刊物，十六大后也被关闭了。翻阅后令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把房门加了两把锁。其中1991年第4期有一篇署名于逢的文章《孔捷生哪里去了》，对孔先生去国前后种种个人劣迹的揭发，真正罄竹难书，天地不容。譬如拍集体照时躲在树下乘凉，等同志们满头大汗、领导们好不容易到齐，孔先生这才一个箭步冲上来，站在事先瞅好的位置上。此为个人主义根深蒂固，世界观上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意难平、心难测的亮出这些细节，自然是同事故交了。文人之无行，生命的虚无，都在这些腌臜琐碎处。使我们无论说什么，都像是自己的掘墓人。
　　
　　多谢这篇文章，使易大旗的形象在我读过的文字间陡然鲜活，更加添了我写作的勇气。原来自由的各不相同，不自由的如此相似。在未得自由之前，我们的生活不像生活，像是剽窃。为什么大陆知识分子相互抄袭的官司堪称全球第一，因为我们连生活细节都是抄来的，我们连堕落都是采用规定动作，都是305C（向前翻腾三周半抱膝），何况我们舌头上的话呢。人一说人话，上帝就忧伤。人能不能不说人话呢，不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轻易发怒。把写作的傲慢降到最低，把写作的喜乐升到最高。多年来，写作对我就像鸦片，一天不写，就觉得自己是奴才。可是难道一直写就不是奴才吗？
　　
　　1986年元月，孔捷生写成一篇名动天下的《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以俄狄浦斯杀父和薛仁贵杀子的比较，指称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多年之后我在网上查阅，发现俄狄浦斯与薛仁贵之比较，已成了国内一个抄来抄去的经典。这一“移孝作忠”的杀子模式，我认为直到孔先生在网络上易大旗之后，都是他的文化和政治随笔的核心情结之一。如最近他评论“冰点”事件，就称共青团是一个“集体杀子的精神屠宰场”。既从杀子开始，便有休妻、恋母、娶母、弃母，又有断后、立嗣、夺嫡、爬灰等种种情事。如他笔下那些演义共运史和梳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篇章，活活挖出一套极权主义的政治乱伦学。
　　
　　中国文化难逢一次也要杀父的。受孔先生的启发，不妨比较哈姆雷特与哪吒。陈水扁准备废止的《国统纲领》里面说，要将中国统一在“民主、自由、君父”之下。哈姆雷特的遭遇就是中国人1949年后的遭遇，被人家杀父娶母。君父被杀，生出越俎代庖的专制主义，母亲被污，生出莫名其妙的爱国主义。有人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透过孔先生的笔看今日中国，便知道哈姆雷特是怎么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伪父临朝，杀是不杀，这是个问题。中国文化中唯有青少年哪咤是半个哈姆雷特。剔骨还肉，莲花重生。你要杀子，我就杀父。我在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中，便把李先生视为中共党内罕见的中老年哪吒。
　　
　　大旗兄近年来的文字越发老练和淋漓。他的笔下有婉约之风又火烧眉毛，尖酸刻薄又不失斯文，做工精致但味道生猛。足以煽动颠覆一个精神的殖民地，对处级以上干部清热解毒也大有功效。不但以文学之名摇头晃脑，以政治之名反攻倒算，倘若要解救被中共拐卖之妇女和青少年，也可直接当作教材。
　　
　　这样的文字是得意的，也是我在长夜过春时一贯喜爱的。甚至也是我一直效仿和情不自禁的。尤其当一些人的写作至今充满对世界的屈从或对权势的迷恋，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个朋友最近的书有个好名字，叫《提笔就老》。时光的流逝固然令人自艾，但令人我忧愁和痛恨的，始终不是提笔就老，而是“提笔就贱”。如果一提笔，就写成了一个被统治者。就算写作的才华再高，也不如沉默一世，只听不说。孔先生的文字,有平静的自由,有刺骨的幽默,是我常常自愧不若的。我与他相似的，是充满对世界的藐视和骄傲，也有令权势者羞愧的温文尔雅的嘲弄。我曾以为这样的写作不再是敞开的坟墓。站在专制者的反面，就不再被这世界捆绑。但我终究错了，半年前我读到《诗篇》第5章中“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一句，呆坐很久，默想神的话语。其实我们的坟墓只是品牌不一般，我们的坟墓是私人企业造的，是自由主义的，有全产权可以转让，如此而已。
　　
　　诗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写作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我知道观念的外面是世界，无论这个世界因我阐述观念的行动而发生一次些微的摇晃，还是我的观念在来自世界的拒绝和打击面前显得更加坚定，我都很难不为此骄傲，心里舒坦。但作为一个更诚实的写作者，我最终要看见观念的后面一无所有。如休谟所言，价值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价值，事实背后一定是另一种事实。没有一种价值的背后是事实和逻辑。你的观念永远在半路上，你的舌头一旦张开，就永远合不拢也闭不上。你自以为站在世界之外的骄傲就很难维持了。你仍站在世界之内。正如因着对“杀子”的痛恨，孔先生温润而有节制的文字背后，仍无法不随处露出内心的沧桑与苦毒。易大旗这样的作家力求通过写作向读者传递自由，好像击鼓传花一样。但有些东西本不属于自己，给了别人自己就没有了。比如自由，比如爱，没有办法自产自销。
　　
　　我在喜爱自己的话语时，写作从未给自己带来过内心的平安，我心中的苦毒也像击鼓传花一样，通过写作感染了我的读者。短短几年后环顾国内网络，勇气似乎已经不再紧俏了。我们内心的苦毒不能得到真的释放，“自以为义”的道路就容易滑向愈演愈烈的狂狷之道，以妄来遮盖虚。一年来，我逐渐看到一些朋友、一些团体及更多不相识的网友，在这条路上奔跑。我们付出的代价水涨船高，放荡的文字可能颠覆一个政府，内心的平安却离写作者渐行渐远。
　　
　　当年鲁迅是一个极端，读鲁迅是痛快的，鲁迅是苦毒的。大旗兄的可贵，是他的存在主义气质，慢慢向着 “冲气以为和”的道家境地接近。使他的尖刻和虚无感，始终与狂狷的文字保持着坐怀不乱的距离。但我不知他内心的苦毒，能否真因这样的写作而化解。若不能化解，我们的文字即便改变了世界，却终将失丧自己。我的经验是，当我不再将自己看为写作的源头，我的喉咙就不再是敞开的坟墓。当我决定不留情面的指出政治的罪恶，我便定意为专制者一心祷告。我也求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的神，在我所爱戴的这位兄弟写作的时候，以你的大能摸着他，使他一提笔就有平安。“淋漓如雨”的不是人的文章，只是神的话语。因为他要写的，读者要读的，权势者要担惊受怕的，每一句你都知道。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彼此祝福，正如让撒种的和收割的一起快乐。阿们！

　　黄裳生于一九一九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地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中国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地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怎么第一次的见面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一九四六年底一九四七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戴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说一件有关笑的往事。又是那个可爱的星期六或星期天，好像吃过哪家馆子，他两个人喝得微酲的程度，我走在离他们二十步远光景，观览着左右毫不相干的热闹，清醒地说，我们应该是从另一些马路拐到这条著名的马路上来的，叫做四马路，四马路有这个和那个，是我自小听老人摆龙门阵知道的。我不喝酒，却是让两位的酒气加上闷热的酒楼熏得满脸通红。说时迟那时快，斜刺里闪出两条婆姨，一个挟我一边手臂，口里嚷着：“先生帮帮忙好？先生帮帮忙好？”往弄堂里拖。挣扎了好一会，两位女士才松了手，这时我听到黄裳那放开喉咙的笑声。两位仁兄慢慢走近，我似乎是觉得他们有些过于轻浮，丝毫没有营救的打算，继续谈他们永远谈之不休的晚明故事。眼看朋友遭难而置若玩笑，我设想如果黄裳或曾祺有我遭遇，不见得有我之从容。那次的笑声似乎是震惊了马路周围的人，引开众人对我狼狈形象的关注，若如此，这又是一种深刻意义的救援了。
　　
　　黄裳很善于跟老一辈的人往来，既婉约而又合乎法度，令人欣赏。同学中也有许多有趣的、功力深厚的学人，如周汝昌辈。在他的好友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一门忠烈的黄宗江为大哥的黄氏家族，他们的交谊简直可写一部美丽的戏。
　　
　　黄裳到底有多少本事？记得五十多年前他开过美军吉普车，我已经羡慕得呼为尊神了，没想到他还是坦克教练！……
　　
　　至于做文，先生是说得再准确没有了：“……常举史事，不离现实，笔锋带着情感，虽然落墨不多，而鞭策奇重，看文章也等于看戏，等于看世态，看人情，看我们眼前所处的世界，有心人当此，百感交集，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推陈可以出新，使援引的故事孕育了新的意义，这是有着痛苦的经验的。但在文字上，我们却以此为生活的光辉。”
　　
　　黄裳兄的书我几乎都读过，从一九四七年到今天近六十年了。心胸是一件事，博识是一件事，多情又是另一件事；文章出自一个几十年自凌辱、迫害的深渊从容步出的、原本有快乐坦荡天性的山东人笔下，自然会形成一个文化精彩排场。
　　
　　和黄裳做朋友不易，几十年来他却容忍我的撒泼、纠缠，他也有一套和我做朋友的学问。大庭广众酒筵面前他几乎是个打坐的老僧；在家里我们都曾有过难以忘怀的谈话。他是个弄文的，我是个舞画的，“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他明确地、斩钉截铁地、决绝地讨厌过某某人，那是很勇敢的，即使在戴右派帽子的年月，有人听过他求饶的话吗？苦难年月，罪人常采用屈辱方式强化自己。培根说过：“那些喜欢出口伤人者，恐怕常常过低估计被害人的记性。”(培根说的仅仅是“出口伤人”，还不够害命的程度)既然迫害文化人是种文化现象，文化人怎么会不记得？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怎么办？读书！个个文化人发狠读书，让迫害者去孤独！凋零！
　　
　　我特别喜欢黄裳兄的三篇文章，一是解放前的《饯梅兰芳》,一是解放后的《陈圆圆》和《不是抬杠》。
　　
　　《饯梅兰芳》一文的历史背景和几十年后重翻波澜的情况就不赘述了，想想看，当年的黄裳兄才不过二十几岁的人，有那么深刻的胆识、那么宏阔的气势，敢面对大权威作好意委婉的规劝，文章是那么漂亮，排解得那么清晰，遗憾归遗憾，谅解归谅解，事情却是铁板钉钉，大家看完，大大舒了一口气。这钉子是黄裳敲下的。后两篇文章是针对姚雪垠的。
　　
　　抗战时候在重庆、桂林……批判姚雪垠的小说《差半车麦秸》，连茅盾公都上了阵，像是文艺界很大的一件事。《差半车麦秸》我好像也读过，可惜至今一点影子也没有留下。解放后，我一直对朋友鼓吹三样事，汪曾祺的文章、陆志庠的画、凤凰的风景，人都不信。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祺的
文章《羊舍一夕》要出版了，我作了木刻插图，人说汪的文章出版，姚雪垠曾讲过好话。怎么讲？哪里讲？我都不清楚，只觉得姚几时从重庆到了北京让我新奇，世上到底也有人懂得曾祺了。算是对姚有点好感。多少年之后的某一天，好友李荒芜来找我，说姚雪垠要请我为《李自成》作插图，我告诉荒芜实际情况不可能。一，我在为北京饭店搞美术设计，工作很忙；二，为《李自成》一书去认真研究史料太费力，不值得。荒芜还是缠住不放。我们在北京饭店几个画画的为了搜集创作资料旅行到汉口时，姚还有信追到汉口，我没有回信。几个月后临近春节，我们来到成都，听说北京将要开展批黑画运动，其中一张猫头鹰尤其恶劣……我说：“唉，画张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不也是常常画嘛！”回到北京才知道指的就是我，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了。一天跟潘际坰兄嫂几位老友在康乐酒家吃饭，进门又碰见那位热心而诚笃到家的荒芜兄，说要和我谈件事。我说：“你甭谈，我先谈，我从没考虑过为姚雪垠作插图，请他放心。你还有别的事要谈吗？”荒芜说：“就这事。”我说：“好，就这样？”荒芜也说：“好，就这样！”
　　
　　姚的《李自成》我找来看过，没有看下去，觉得似乎是别有所指，有点井冈山的意思。后来香港某家月刊登了姚写的古体抒怀的诗，其中大意是：“为什么我把《李自成》写得这么好呢？都因为学习了马列的缘故。”……这样一来，对姚的印象就丰满多了。
　　
　　黄裳兄的两篇文章无异是端给姚雪垠的两碗醒酒汤，人一醒，话也就少了。一个人的文章好，总是给人提供一些智慧的线索；正如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文章说的“既美丽又有用”。
　　
　　黄裳兄这一生为书遭遇过烦愁也享受过泡在书里的快乐。人常常称呼这个是读书人，那个是读书人，要晓得，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可真不易。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鲁迅啦！郭沫若、茅盾啦！巴金啦！周扬啦！……至于谁和谁？够不够格？人和作品，大浪淘沙，只好让历史去讲公道话了。如果从毛泽东向罗稷南谈鲁迅的第二段话“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预见性的指示来看，解放后的茅盾、曹禺……早就是“识大体”的了。这“识大体”之后，五十年过去，“识大体”早就成为民族习惯和美学价值。像今天，妇女喜欢手镯和项链一样。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
　　
　　和黄裳兄多年未见，这半年见了两次。我怕他行动不便专门买了烧卤到府上便餐，他执意迈下三楼邀我到一家馆子去享受一顿盛筵；我再到上海，兴高采烈存心请他全家到我住的著名饭店餐厅吃一顿晚饭，那顿饭的水平吃得我们面无人色，使我惭愧至今。
　　
　　座谈会说好我要参加的，“老了！打不动了！”(萧恩语)眼看从凤凰到张家界四个多小时的汽车，还有个来回，写了个小小发言稿，抒发友谊情怀。

    成君忆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称易中天讲曹操的讲座证明他没道德感，并表示没道德的学者应被打到十九层地狱，从而引起强烈反响。事后，成君忆表示向易中天道歉。对此，易中天日前在博客上发文表示成君忆没必要向自己道歉，说成君忆“触犯人类文明的底线或许是无心之过”。而成君忆则认为易中天是给自己扣“帽子”，并打算写博客回应。 

易中天：他触犯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易中天日前在博客上表示，自己听说了成君忆要向他表示歉意，但认为没这个必要。
 
    “我和成君忆先生没有个人恩怨。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但他随后话锋一转，“我对成君忆先生表示愤怒，不是因为他批评了我，也不是因为他对我态度不好。”
 
    易中天表示，自己和成君忆的分歧是原则性的，“我坚持的是人权和法治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任何人都不拥有思想和言论的裁判权，都不能因为别人和自己意见不同，就声称或者实际上把对方打入地狱。”成君忆要道歉的话，应该向三十年前，三百年，乃至三千年以来，因“文字狱”和“大不敬”而被打入“地狱”的人。
 
    但他表示，“我愿意相信，成君忆先生在说那个故事时，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触犯人类文明的底线或许是无心之过，只要不再坚持这个错误就好。” 

成君忆：学者不要忘记“文以载道” 

    对易中天的这篇博客，成君忆感觉对方说得太重了，“他说我触犯人类文明底线，和中国文化传统对立，这顶‘帽子’我承受不起。”他表示自己打算开博客把这件事情详细表述一番。
 
    成君忆表示，自己并没有剥夺易中天的言论自由，“反倒是他剥夺了我的话语权，在《对话》节目中，是他打断了我的发言，使我没有完整表述自己的意思。”
 
    他认为：“易中天让我跟以往的学者道歉，这是把他跟以往的学者等同起来，我不能认同。以往的学者在修身方面是很自律的，是有道德追求的，但今天的学者在这方面与前人有很大差距，有些学者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认为自己的价值观与以前的学者是一脉相传的，“我向他们道什么歉？”
 
    成君忆表示，“我赞同学者娱乐化，但学者不要忘记‘文以载道’，如果连这个都缺失了，还做什么学者。”

    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即将在本周揭晓，随后法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三十个文学奖项也将陆续颁出。就在这个“百奖争鸣”的当口，法国文坛迎来了一次黑幕大曝光：包括龚古尔奖评委在内的六十多位法国各项主流文学奖的终身评委，被指有评奖徇私、受贿、勾结等行为。
 
    首先“出事”的是具有102年历史的费米娜奖。该奖评委会刚开除了其中一位评委会成员、小说家玛德莱·莎普萨尔，原因是玛德莱把该奖评选的“详细过程”公之于众。紧接着，在一位刚去世的主流出版商留下的回忆录中，也揭露了法国各文学奖评选制度给各种不公评选和贿赂行为钻了大空子。上周，法国各大主流报刊，包括《费加罗报》和《世界报》，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了这场“迟来的革命”，并称之为“文坛上大规模的亡羊补牢”。
 
    对文学奖制度最尖锐的攻击集中在评委会的结构上：评委会成员全是职业作家，而且与普利策奖和布克奖等世界其他重要文学奖不同的是，这些评委是终身的。
 
    虽然担任评委本身没有薪酬，但在一项重要的文学奖中任职者，全都保证会收到作家发布会的邀请，有政府赞助的豪华海外游，以及来自媒体的丰厚“津贴”，广告宣传费用。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这些职业作家评委们出书，哪一个主流出版社都不敢怠慢。其结果是导致公众对整个法国文坛的各种奖项产生直接“猜想”：因为差不多临近颁奖时刻，奖项的评委和作家们都要保证有关出版商的利益。而在参选评奖的作家当中，龚古尔奖也有“法国特色”：入选者不仅有知名报刊的批评家、主流出版商邀约出书的作家，甚至有其他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
 
    一位不愿透露资料的巴黎独立出版人表示：“当你意识到龚古尔奖得主获得上百万欧元后，其出版商也会同时受益，你便多少能了解到整件事的不道德。法国的出版业，尤其是各项文学奖，都离不开相互利益勾结。”一位呼吁改革法国文学评奖制度的作家兼记者盖·克诺普尼奇表示：“主流出版社和他们在各文学奖项任职的作者们有一层‘关系’，这本身已经很不妥。”盖称，现行的就是一个“贿赂和受贿的制度”。
 
    实际上，早在去年夏天，巴黎已经传出关于文学奖评选的贪污丑闻。当时巴黎政府的反贪部门收集了2004年全年的资料，在2005年的报告中对法国最大的几个文学奖发出警告。隶属于司法部的SCPA发言人称，文学奖的评委会成员——通常也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与出版这些作家作品的出版商之间的关系“很难分辨”，“公平竞争的规则很有可能正被破坏”。
 
    当时的《巴黎人报》将这份报告原话摘录出来：“当中很明显有着利益上的矛盾，而且由于某些评委会成员是被奖项重新聘任，并成为终身评委的程序并非公开透明，这令整个形势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而龚古尔奖受到“炮轰”也已不是新鲜事。这项起源于1903年的法国第一大文学奖，长期以来就被指控其评委会的成员们有在投票时作假，轮流给各大出版商颁奖的行为。在法国出版业中最大的四个机构当中，伽利马出版社曾34次获得龚古尔奖，另外三家也是常客。
 
    英国有媒体猜测，也许是为了息事宁人，2004年的龚古尔奖就颁给了一个新冒出来的出版社的签约作家。不过去年的龚古尔奖又重新回到“大鳄”格拉斯出版社手中。
 
　　龚古尔奖另一件被欧洲媒体视为“平息公愤”的改变，是该奖组委会在2005年请来了法国最有名望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伯纳德·比沃特加入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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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书出版也有黑幕

    在法国享有崇高地位的美食书出版方面，近日也一同受到“炮击”。美食书评论家蒂尔里·沃尔顿称：其许多同行都有过“不诚实”的行为，如今法国市面上80%的美食书都有“欺骗读者”的嫌疑。
 
　　在ELLE杂志担任了15年美食评论家的沃尔顿告诉英国的《观察家报》，法国大部分的美食批评家都跟餐厅老板有私交，他们到各大餐厅去，都会受到VIP的待遇，吃饱喝足过后，这些人自然不会对施惠者“下毒手”。美食历史学者和评论家艾里克·胡表示，美食书出版业和文坛评奖的规则有相似之处，就是其结构“除了消费者之外，谁都能分到一块肥肉。”

【2006年11月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说它为北京高级法院不允许记者赵岩听证感到震惊。他的律师将代表他向法官提交书面上诉。 “程翔被拒绝听证后仅仅几天，我们又得知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被拒绝公正审理中享有的基本权利，”这个世界范围的新闻自由机构说。 “这两起案子中，中国司法机构似乎害怕真相。赵岩，2005年记者无国界-法兰西基金奖得主，应当澄清加诸其身的可怕的诈骗指控，这是至关重要的 ，”它说。 该记者在低级法庭摆脱了泄漏国家机密的指控，但以诈骗罪名被判刑3年，该指控基本上依赖于吉林一省级官员及其亲属提供的证据。赵自2004年9月17日以来一直被关押。 北京高级法院11月2日做出拒绝听证的裁定。赵的律师关安平只能书面向法院提交上诉。他被允许提交新的书面证据并向案卷中补充新的材料。审理将在两周内进行。 初审时，辨方被拒绝交叉盘问控方证人。赵要求这些证人在上诉听证中接受测谎实验。 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