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个问题由李泽厚提出，他的原话是：“胡适由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

该问题其实是个老问题，早在19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拎出它来，作为胡适甚至不止是胡适而是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的罪证。当然，李泽厚也不是最后，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常老常新，被人们刻刻挂在嘴头。当年胡适们的取舍，似乎最大限度地“败坏”了自由主义本来就并不好听的声名。人们实在难以想通，自由主义既然追求自由，怎么会和独裁走到一起呢？

凡是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妨先行考量一下自己的政治学知识。

蒋介石政权的确是“独裁”政权，独裁人人痛恨，因此，人们往往忽略不同独裁之间的区别。根据20世纪的现代政制来看，它至少存在着两种独裁形态，一种是“威权型独裁”，一种是“极权型独裁”。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独裁有其共同性，如党、政、军权力往往垄断于一人之手，并且按胡适所说这种权力还不受法律限制。但，它们之间的不同似乎被忽略了。如果说“威权型独裁”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独裁的话，极权型独裁则是它的现代形态。这种独裁表现为“政治全能主义”，它从两个方向上把政治权力发挥到极致：一是权力的范围，一是权力的程度。前者，权力走向“无限”，即政治权力渗透于社会每一空间，它使经济、文化和一般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整个社会已然没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没有民间社会可言。社会的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半径就指向哪里。后者，权力走向“无形”，作为一种深度渗透，政治权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进入看不见的思想、观念、意识和人心。思想范畴本是人的自由的最后的领地，当初，自由主义争自由也是从这里起步，从而导致政教分离。而意识形态恰恰是以“有形”入“无形”，试图进行思想整合和控制，使之走向新的政教合一。因此，美国的汉娜。阿伦特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统治中的首要地位，后来的极权主义研究者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也共同地把极权主义的第一个特征视为“无所不在的官方意识形态”。

根据我个人阅读，胡适最早使用“极权”概念是在《独立评论》时代，尤其是赴美后的1941年。该年夏天，他应邀在美国密西根大学作政治讲演，题为“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该讲演接着发表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年报》上。这个英文讲演的题目虽然是意译，但并不走形，因为胡适文中大量使用“极权”这个概念。胡适根据美国《纽约时报》上马克思。伊司曼的文章，不仅归纳了包括以上两点在内的极权体制的20个特点，以此和民主体制进行比较；并十分明确地把极权体制锁定在当时的三个国家上：社会主义苏联、纳粹主义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意大利。1947年，胡适又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它实际上是上文的继续，尽管文中没有用“极权”这个词。但，胡适所做的甲式政党（以英美政党为代表）和乙式政党（以苏俄政党为代表）的条款性比对，也依然是在比较民主与极权的不同。应该说，这样的对比对于胡适，带有自我清算的性质；因为他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过苏俄革命。然而胡适一旦认清革命后苏俄政制的极权面目，他自然要做出反向的选择。

和极权体制相反的当然是民主体制。可是，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这不是一个现成的体制，而是一个在现实土壤中尚待形成的体制。因此，胡适与其说是选择民主，毋宁说是选择有可能走向民主的体制土壤。比较而言，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体制，是在“民主体制”和“极权体制”之间的一个“威权体制”。它尽管也是独裁的，但比之极权，它的权力有相当的限制。如上，极权政治的范围无远弗届，而威权体制有国家与社会的区分，它的权限不可能由国家向社会无限延伸。一般情况下，这个政权并不干涉民间社会和私人领域的存在，也不干涉私有经济和市场。另外，威权体制不搞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有形的的权力且止于有形，没有以意识形态统一意识的诉求，也不进行思想控制和表态。由于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文化等领域中的事务，不是国家包办，而是取决于个人或各自不同的社群。

国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苏俄性质的政党，这是胡适的论定。比如它搞一党专制、搞党化教育、搞新生活运动、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都是向极权靠拢的表现。但由于各种机缘、条件和因素，它直到自己交出权力的那一天，也没有完全苏俄化，充其量是摇摆于“威权”与“极权”之间。这个时期，胡适还可以在国民党外办《新月》、办《独立评论》。虽然，这些杂志可以被查封，就象查封了还可以再办；但极权体制却不需要这样，它预先就不让你出现。因此，当年储安平谈自由的“多少有无”，放到这里，威权体制就是自由的多与少，极权体制则是自由的有与无。

这就是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之难，它不是在“民主”与“极权”之间选择，而是在“威权”与“极权”之间选择。胡适斥极权而择威权，并非对它认同，而是一种基于“宽容”的考量。这里的宽容不是别的，是一种制度空间，或者说，宽容就在于空间。力主政治宽容的胡适紧盯的不是民主自由满天飞的口号，而是它可以播种的土壤。极权体制作为一种刚性体制，权力之外无空间，内里也不存在转圜的余地。因此，民主口号满天飞，却着不了地。威权不然，它有它权力不达到的地方，这地方再小，也有一个“宽度”，可以“容纳”不同的声音。比如，你能想象极权体制也会容有《独立评论》这样的刊物甚至刊名吗？独立的空间在哪里？而威权，这个空间，外在于体制，它恰恰就是可以播撒民主种子的土壤。自由主义正是在这块土壤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并试图以渐进的方式，一寸一寸拓展之。它之所以反对苏俄式的暴力革命，是因为推翻威权的暴力需要集聚更大的暴力，这种暴力一旦被集聚，就不可避免地极权化，当它摧毁威权的暴力时，连同被摧毁的势必包括那原本就弱小的空间，于是，民主与自由彻底失去生长的土壤而仅流于满天飞的口号。

这就是当年胡适选择的内在缘由，不知道李泽厚先生今天是否把这问题想通了。

上周五，检察官就总统府国务机要费一案对总统夫人吴淑珍等人提出起诉。此举毫无疑问不仅令台湾朝野震惊，同时也必定引起整个华人世界的密切关注。那么这个起诉表明了什么？人们应该以什么心态面对这个起诉？我认为起码可以从五个角度来看待：

●台湾民主傲人成绩

首先，检察官可以起诉第一夫人，是台湾司法的胜利，是台湾民主的成绩。

检察官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侦调过程中，没有受到压力。所谓压力，当然只能是来自执政党的压力。它说明，陈水扁政府自始至终没有介入和干预司法人员的侦调。对于一个新生的民主政权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点。无论台湾的司法还有多么严重的不完善之处，检察官可以在没有任何来自政府压力的情况下，对总统、第一夫人和总统府要员进行司法调查，足以说明台湾已经进入了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对于经过了国民党无法无天时代的台湾来说，今天的成绩是值得台湾人民欣慰和骄傲的。

●被起诉不等于定罪

第二，既然我们尊重司法，也开了一个在司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好头，那么下一步必须遵守的就是法律程序中最重要一个的概念：无罪推论。

被起诉绝不等于定罪。在第一夫人和相关人员没有被法律定罪之前，必须认定他们是无罪的。由于台湾半个多世纪都在独裁专制下，对民主国家法律中这个最根本、最原则性的概念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在司法没有定论之前，立法院已经两次提总统罢免案，现在又要提第三次，更发生了街头倒扁的闹剧。起诉是司法层面的问题，而罢免案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在国务机要费一案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之前，而且是在起诉书刚提出的当天，国亲两党（现在又加上了台联）立刻就表示要再提罢免案，如此迫不及待，明摆着是出于政治理由，为达政治目的。其结果，只能是迅速地把此案演变成更进一步的蓝绿恶斗（台联在表明要超越蓝绿的时候，已经和绿营划开了界限）。

●办案涉有政治倾向

第三，在民主国家，司法虽然是独立的，但办案人员却都有政治倾向，并无可避免地把政治倾向带入案件中。

这在民主非常成熟的美国也是同样。例如当年侦查柯林顿性丑闻的检察官，虽然被称为“独立检察官”，但却是公认的保守派，所以对自由派的柯林顿毫不留情；他本人则遭到了以自由派为主的媒体狠狠修理。同样，去年共和党的副总统钱尼的幕僚长被调查起诉，该检察官就被亲保守派的媒体指责严重偏向民主党。

这次起诉吴淑珍等人的检察官，虽然自称一直属深绿（我现在对“深绿”到底指什么，越来越不清楚），但他的起诉书却有明显的不公允之处，甚至有的言词近乎给总统定罪。而且，在总统夫妇都有需要进一步向检察官说明的问题，并且向检察官表明了这种意愿的情况下，对于牵扯到一国之元首和外交机密等这么重要、复杂且棘手内容的情况下，检察官不是耐心、全面地听取充分的说明之后再做决定，而是在刚认定涉嫌犯法的两天之后，在不给总统夫妇进一步说明机会的情况下，立刻提出起诉，不仅让人觉得过于草率，甚至给人一种有急迫想定罪的感觉。这点势必会影响到民众对检察官到底是否公正的认知。

蓝营领导人马英九们一被调查，蓝媒就一片“司法不公平”的谴责声，而这次统派媒体除了欢呼之外，不仅绝不再提“不公”，甚至激动到发专论“天佑陈瑞仁！”明摆着，对这个司法案件的反应，仍是蓝绿抗衡的继续。

●国务费制度有弊病

第四，无论总统夫妇和其它官员最后是否被定罪，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如何动用国务机要费的制度是有严重弊病的。

堂堂一国之总统需要靠搜集发票来核销国务支出，不仅荒唐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是对总统这个职位尊严的侮辱。更让人无法不谴责的是，这种让人用无关发票抵账的做法，根本就是诱惑犯罪的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就是接受一个独裁政权班底、继承一个旧体制的恶果。古往今来，无论是独裁还是民主国家，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无论做好做坏，它有一个自我系统的统一性。而民进党靠选票执政，却进入一个国民党留下的体制和那个体制各个阶层的人员，这样在其程序作业的处理上，如果不发生矛盾冲突那才叫奇怪。

即使在国民党后期，他们还有“奉天”和“当阳”项目的小金库，里面的钱在陈水扁接过来上交国库的时候还剩几十个亿。国民党的总统可以动用这么庞大的资金，却根本不必搜集乱七八糟的发票核销，无论里面漏洞有多大（从宋楚瑜的兴票案就可清楚看出）。而今天陈水扁政府没有了小金库，不仅仍必须支出各项国务机要费用，还得想方设法找各种发票核销，无论有没有贪污，都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台湾的宁静革命，避免了流血的代价，但和独裁体制遗留问题冲突的代价，自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就一直在付了。陈水扁无论是否有罪，他个人的代价都是第一届台湾本土政权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秘密外交内部扯腿

第五，国务机要费使用中的“秘密外交”字眼，再次提醒人们台湾的艰难。

哪个国家都要搞外交，但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台湾这样，不得不靠金钱来“买”邦交关系，打通外交渠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国的头目和要员，你不塞足够的红包、礼物，他不是刁难你，就是转向北京（而那些费用，你既不能公开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承认）。台湾在国际上做点什么动作，都得偷偷摸摸地，都不能理直气壮。国民党执政时已倍尝其艰辛，而今，陈水扁政府在国际上困难重重，在国内又到处被国亲两党绊脚。

说到底，只有台湾制定了新宪法，彻底甩掉旧制度的种种弊病，其民主体制才可能真正走向完善，正常的机要支出，走正常的渠道，以制度来保障政府官员的清廉；只有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才能不必在国际上偷偷摸摸地搞什么“秘密外交”。而这一切的实现，还要靠认同这个国家的台湾人民继续不懈的努力。

秋声秋色，格外惹人感怀，”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以赛亚书），谁也不能例外。但是，有的树到了秋季并不是枯干，而是叶色更绿，就像春天发芽时一般鲜嫩。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树，而是有超强生命力的树，我们众人也能这样，因为只有起死回生的生命，才能超越死亡。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仅40岁的着名报人、《京报》创办人、浙江金华籍的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于北京天桥。从80年前的这一天起，邵飘萍先生已经向死而生了，生的从容，死的勇敢。

前几天，一本研究邵飘萍生平历史的专着《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由杭州的学人散木先生（邵飘萍外孙，其女婿之子，浙江大学法学院老师）着毕，并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此前，我和余杰等人也策划过一本有关新闻自由历史的集子《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提到邵飘萍先生的不畏强暴、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不过，别说80年前，邵飘萍的行为是壮举，在8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壮举。

2006年10月24日，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案在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开庭，因最早报道此案多次受到威胁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也来到法院，但却被近70人围攻。2005年5月18日，刘万永发表调查报道《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一文，揭露王亚忱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了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据报道，采访王亚忱的记者无一不受威胁，刘万永还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受围攻的当时他报警110，尽管”警察承诺我三分钟赶到现场”，但他担心黑恶势力”一刀子下去只要三秒就能完成。人就挂在那里了”。后来，王家又到主管《中国青年报》的共青团中央指他”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见2006年11月2日《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记者徐英/文），由此可见，在中国当揭黑幕的调查记者，是那么地艰难。

所幸的是刘万永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定地做还没有完成的报道。2006年7月，我在北京一个调查记者活动中与他认识，发现他很是乐观，由于他的行为和诚实，相信贪官腐败分子只能被他的正气和手中的笔所吓倒，因为这”光在黑暗中照射，黑暗却不能领会光”。

邵飘萍被秘密枪决前后

我曾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经常骑车路过当时位于张自忠路的段琪瑞执政府旧址（现平安大街），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地，又联想起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当年无一不是记者们在记录历史，把真相传播出去。

民国十五年，着名的新闻记者、报人邵飘萍临死前四天在报上刊登了一则《飘萍启事》（1926年4月22日）：”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以后无论如何攻击，不欲再有所言。”当时他虽不知道必死，但已相信遇到了危险。

1926年，北京发生”3.18惨案”，请愿学生、民众在天安门集会后游行遭段祺瑞政府枪杀，死49余人。第二天，邵飘萍在《京报》上刊登《首都大流血报道写真》，并在《申报》、《京报》发表《国务院门前之屠杀》、《日英露骨之主张》《可为强有力之政府矣》等时评，给运动以舆论上的支持，北京政府不能容忍这样的行为。

邵飘萍先生揭露政治腐败黑幕，向来勇气有加，再者是民国有民间办报的传统，所以邵飘萍所向无敌。但是，残暴军阀的权力一旦膨胀，飘萍难免遇到不幸。1926年4月15日，张宗昌率军入京，段祺瑞政府垮台，奉张集团窃取了北京政权。他们占领北京后，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捕杀报人。邵飘萍被迫避居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奉军决定实行诱捕。为此，他们收买了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两万元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张翰举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邵飘萍 ，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其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邵飘萍出使馆乘车回报馆的途中，被预伏军警截捕。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1926年4月25日，舆论传出《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各界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因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宣布他的”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遂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被害后，他的遗孀汤修慧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之后，因时局动荡，《京报》时停时出。后来因不堪累累负债，汤修慧不得已将报馆抵押出去，《京报》至此终刊。创刊于1918年10月5日，终刊于1937年7月，历经近20年的《京报》从此结束。邵飘萍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中，他4次被捕。由他创办的《京报》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蛳最大的报纸。因发行量大，利润丰厚，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的一家。现在，北京又有一家《新京报》，由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等参与创办，一向以坚守报道底线着称，为当今报业中难得的一个角色。但是，不幸的是程益中因为曝光广东的公安渎职腐败而身陷囹圄，虽几经营救而恢复自由身，但《新京报》已落入他人之手，恐怕难以坚守当初的底线。

邵飘萍先生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为后人之典范

飘萍先生主张”独立办报”，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艰苦卓绝”；应该”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应”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为使报纸坚持”独立、民主”的立场，他强调新闻记者要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成为《京报》工作人员的座右铭。

1921年元旦，《京报》刊出军阀头目的照片特刊，每张照片附以简短说明，如”奉民公敌张作霖”、”直民公敌李景林”、”鲁民公敌张宗昌”等。读者为《京报》大胆直言所吸引，踊跃抢购特刊。

1925年12月7日，《京报》又出一期”最近时局人物写真”的特刊，照片下的说明文字为”冯玉祥将军”、”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忠孝两难之张学良”等。邵飘萍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又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还反对段祺瑞，拒绝接受”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并强烈谴责军阀段祺瑞”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由于反动军阀惧怕邵飘萍的名声，又想利用《京报》为自己作宣传，施展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张作霖曾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遭到拒绝。他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于是张作霖下令：打到北京后，立即处决邵飘萍。

199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种权力》提到这一段：北京政府在4月26日凌晨５时将其枪决，”枪决后，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后来，飘萍先生的亲属散木先生专门在湖南《书屋》杂志2005年12
期上着文《张学良残忍枪杀记者邵飘萍只为杀一儆百》提到由这本《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一书中称：邵飘萍被”枪决后，北洋政府面对前来营救的上万人士竟没有一个正式的理由”，”这也不是事实”。他写道：据当年《申报》所载，此次北京报界同人营救邵飘萍的十三位代表是上海《新闻报》、 《时报》、《商报》和汉口《正议日报》的驻京记者以及《北京晚报》、《五点钟晚报》、《中报》、《公报》、万国电信社、神州通讯社、益智通讯社、民生通讯社、报知新闻社的记者所组成。当时上海《民国日报》也对此事做了报道：”报界同人自得邵氏被捕消息后，即于前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在某处开全体大会，讨论营救方法，当推定代表十三人，于五时同乘四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访张学良。当经张少帅接见，各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张答谓逮捕邵氏一事，老帅与吴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邵某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惟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云云。张学良的一席话，说明逮捕且欲杀害邵飘萍是直奉联军既定的方针，虽然少帅与邵飘萍此前也有私交，但他绝不可能擅自违背已由直奉军阀各将领铁定的计划。此谓杀一儆百。直奉联军进入北京，为了借”反赤”获得出师之名，并以此控制局面，势必要拿几个人头来开刀问祭。十三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这时，会见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张学良已经渐渐失去耐心，他借口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起身送客，这样一来，代表们只好含泪而归。

飘萍之死，引起全国愤慨，各界纷纷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及悼念活动，报界在显要位置刊登飘萍被杀真相，如《民国日报》的”飘萍竟被枪毙”，《申报》的”哭飘萍并告国人”，《大公报》的”飘萍君横遭惨死之真因”等。

邵飘萍先生，是早期投身报人行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早在1912年，邵飘萍就已经在杭州与杭辛斋合作创办《汉民日报》。不久，杭辛斋加入政界，报纸由邵飘萍独立负责，他站在进步一面，揭斥袁政府的种种阴谋。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失败后，《汉民日报》被封，他东渡日本，习政法，并于课余创办通信社，投寄国内报纸，内容大都为揭露日阀侵略野心特别是”二十一条”唤起国民注意。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惭恨而死，飘萍应《申报》之聘，回国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时年32岁。他是个风趣机敏，擅长言语交际，时刻都生活在角色中的记者。上达政府首脑，下至仆役百姓，无不乐于与之为友。他的目光时常探入视为禁区的政府内阁。1917年初，府院矛盾激化，在是否对德断交并宣战问题上，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争执不下。3月4日，段不辞而别出走天津，黎元洪被近妥协，段于3月7日23时回到北京。邵飘萍闻讯于23时30分赶到车站，人已散尽。他立即换乘汽车，直奔段的官邸，见大门紧闭，连连鸣车。警卫开门不愿放行，他坚持让警卫禀报，称有要事相告，段竟欣然接见，与他谈到凌晨3时。飘萍出官邸直奔印刷厂，将与段的谈话内容插入要闻版当天见报。在《申报》任特派记者的两年时间里，写了250多篇、22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请看一篇关于国会议员开会的报道：”缺席既多，逃席又众……竟以罚金限制之。反观之，则诸君之不得已而不缺席、逃席者，为金而已。间日来坐数小时，而年受六千之岁费，试问诸君将何以对国家，何以对国民也？”

当年轰动全国的《申报》”北京特别通信”，在民众中引起反响，应读者要求，由原一二百字专电，加长至两千余字。1918年飘萍创办编译社，向《申报》和北京各报提供编译的新闻消息，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垄断中国新闻网的格局。同年创立《京报》和新闻学研究会。其时，五四运动爆发，他连续在《京报》上发了三次特刊，一个月时间内，撰写了二十几篇评论，支持运动的开展。

前后古人，后有来者，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还曾经有那样一批扞卫新闻自由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活得很舒适、很风光，然而，他们却没有选择这样的生活。

今天，我们看到，邵飘萍扞卫新闻自由的壮举在今天依然是壮举。为了正义，为了良知，他们带血的呐喊，穿过世纪的风风雨雨，一直响到今天，萦绕于我们的耳畔。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先生着，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首发议报第275期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

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

在邵飘萍殉难80年后，一部砖头般的大书《乱世飘萍》悄然问世，大概是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一代报人最好的纪念。80年的时光不算短，几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人们仍记得邵飘萍惨遭杀戮的那个日子，记得他从容赴死的一幕，当然更忘不了他在报业史上四射的光华。同时代的报人胡政之在他遇难第五天曾写下一篇《哀飘萍》，对这位文采斐然、才气焕发、具有采访天才的新闻同业充满悲伤，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闻界空前的惨事。那一年，邵飘萍只有四十岁，正处在新闻事业的巅峰状态，他手创的《京报》巍然屹立，已是北方舆论的重镇，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各界读者的喜爱，当然也受到强势集团的侧目。转眼8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新闻史上永远伤痛的天桥时，仍然会有强烈的在场感，仿佛邵飘萍一直没有离开，一直在我们的身边，邵飘萍赴义的那个清晨仿佛与我们近在咫尺。对他而言，这是幸还是不幸？

新闻天才的不幸

从杭州《汉民日报》到《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再到独立创办《京报》，他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是新闻的全才，对采访更是有无与伦比的天才，这一点只有黄远生可以和他相提并论，连报业巨人胡政之、张季鸾都自叹不如。

他的声音穿透了时代的黑幕，借助当时最有影响的那些报纸公诸阳光之下。他的通讯、时评因此成为一个可憎时代的有力见证，他本人因此屡遭迫害。先是民国初年，他在杭州，因为直言不讳而得罪当地的权贵，他曾站在被告席上，又因批评袁世凯而被捕，他在狱中过了9个多月，获释后只能东渡日本避祸，时在1913年。1919年“五四”浪潮过后不久，因为公开批评当权的“安福系”，他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第一次被查封，被迫再次亡命日本（一年后因政局变化才得以复刊）。等到“三。一八惨案”后，奉系张作霖兵临北京城下，他面临的是难以回避的血光之灾，几路军阀已合谋将他——这个手无寸铁的一介书生送上刑场。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并不后悔，他就义时是面含笑容的。这一天的来临对他也许并不突然，在此之前，他拒绝过张作霖的30万元支票，更早的时候，他还拒绝过袁世凯10万大洋的收买。他的夫人祝文秀回忆，当时曾劝他不要在《京报》过多地得罪张作霖的势力，以免遭到不测。他坦然回答：“张作霖的那些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谈；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

不久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女记者法拉奇去世，国内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有些新闻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谈到法拉奇之所以受到尊敬，关键在于她作为记者的独立性，这是值得中国同业学习的。其实，这种独立性在我们本国的新闻传统中照样存在，黄远生、邵飘萍等人的采访报道就是有力的证明，他们留下的文字几乎可以当做信史来看。追根究底，就在于他们坚持了新闻的独立性，而没有依附于当时的不同势力和利益，他们的不幸下场都是因为不愿向强权屈服，都是因为忠实地守护了新闻记者、报人的独立选择。新闻自由还没有制度性保障的年头，他们的选择注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不仅是他们的不幸。

那一代报人的有幸

邵飘萍有幸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那是一个王纲解纽、天下未重新定于一的乱世，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辛亥革命将皇帝从紫禁城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有了在夹缝中喘一口气的机会，大学、报纸、书局这些近代的新生事物第一次有了伸展翅膀的空间。从辛亥到“五四”、再到“五卅”、“三。一八惨案”，他有幸遇到了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代，他才有可能登上新闻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并最终赤手空拳办起自己的报纸，并影响了一个时代。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个不稳定的乱世，一个充满不安的时代，但是包括邵飘萍在内的许多人还可以在一个没有路的地方坚持找路，在没有自由保障的地方享受追寻自由、实践自由的快乐，在风险莫测的时局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生抉择，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意义。换句话说，即使有性命之忧、有流血的危险，但他们还可以努力、可以奋斗，可以把自己生命的活力全部发挥出来。

邵飘萍有幸生在那个时代，“人味儿”尚存，当他殉难，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风声鹤唳，他的家属、新闻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面为他收尸、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几个戏曲界的朋友，昆曲名角韩世昌拿出大洋两百元，拜托师傅侯瑞春出面为飘萍收尸，被誉为“义伶”。京剧名角马连良也亲自出面，参与其事。现在保存下来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那些带着弹孔的面容，就是马连良亲手拍下的。“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京剧大师义薄云天、手葬一代报人邵飘萍的故事不仅值得报业史永久记诵，而且也应该载入戏曲史。还有一个小说家陈慎言写了三十万字的《断送京华记》，在自己办的《中华新报》上连载，抨击军阀暴行，被张作霖下狱，关了三个月，侥幸获救。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真实风貌，嗜血、杀戮、赤裸裸的暴力决胜负游戏尽管走马灯一般上演，但是在民间社会，在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地上，毕竟还有温情、有义气、有人味儿，这是军阀的枪弹夺不去的，是贪婪、狡诈的官僚政客们毁不了的。这也是邵飘萍的有幸，所以我们看到，在他身后，虽然北京新闻界被卡住了喉管，在上海、在其他城市，他的朋友、同学、同行包括胡政之、张季鸾、陈布雷等人都发表了沉痛的纪念文字，社会各界、各团体谴责军阀杀人的宣言、电文、通告也都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如《申报》、《商报》、《民国日报》、《国闻周报》等等。即使在北京，当年《清华周刊》也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当时，张学良面对北京新闻界代表为邵飘萍的求情，表示自己无能为力，还说了一句话，“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在大背景下解读

《乱世飘萍》不是第一本邵飘萍传，但这不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作者将邵飘萍放在整个近代中国和新闻史的大背景下，而不是将传主孤零零地拔出来，这是一个特点。历史人物都是他生活的时代的产物，幸与不幸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对于传记这不失为一种好的处理，虽然我不太同意作者对一些历史背景的判断，比如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定性，比如对其他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等。邵飘萍不是完人，不是没有缺点的，他有才子的潇洒，有讲排场、讲究享受的一面，生活消费水准很高，为了维持《京报》和他自己的开销，他也接受过包括北洋政府、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津贴、赠款，他没有因为收了钱就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是军阀对他恼羞成怒的原由之一。《乱世飘萍》澄清了当年有关邵飘萍的一些流言，为他做了一些辩护，但也没有回避他的“私领域”，他的一些缺点。不过，我们不会忘记鲁迅的那句断语，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遮没不了邵飘萍作为新闻界战士的光彩。他一生虽短，15年的新闻生涯也并不漫长，但他生逢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大时代的起伏烟云，他终身没有离开新闻事业，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以身殉报，在近代中国他树立了一个新闻报国的榜样。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我个人更看重邵飘萍这个特有的个体生命的活力，他在新闻事业中屡仆屡起、披荆斩棘的那股子劲，他在纷乱时局中长袖善舞、得心应手的那种洒脱和豪迈，本书提供的细节还是太少了些。

首发南方都市报

——小议友人温克坚的两篇近作

友人温克坚最近连发两篇重要文章：《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分解共产党》。两篇文章涉及的内容都是我这几年一直关注的。

我说克坚的两篇文章重要，当然是我个人的判断，理由有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当是在2001年的冬天，温克坚、廖亦武等一行数人，让我颇感意外（几天前网上刚刚报道说廖亦武被传讯、抄家）地来到南京之后，我对这位青年的能力、才具、独特的交往禀赋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曾跟一些朋友私下说过，“综合考量，我所见过的30岁上下一批青年，温克坚是最突出的。”我偏偏又是一个喜欢综合考量别人的人（《议报》曾发表我给浙江范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那里面说到了几个“一点”）；二，《博讯》记者蔡楚先生特别推荐了这两篇文章，仅此，我这样的见识有限的读者就必定要重视的。看完《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之后我给朋友发短信说：就重要性看，这可以视为温克坚的第一篇文章。此前曾给我传来台湾某学者、崔之元等人演讲记录的朋友说：现在很少有人会重视这些文章了。在我看到沙叶新先生（我曾将沙先生认作“上海的吴祖光”）最新发表的重要文章后，我也生出某种感叹来。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是不肯全信的。不谈。

抛开克坚的文章内容是否他人都说到过不谈，我个人觉得，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克坚的文章至少在“人士（我这里不使用精英一词）政治”的意义上很值得分析。我愿意开玩笑说：如果克坚是政治家的话，他的文章一定是中国最充满战略意味的文章。相比之下，例如康晓光、温铁军、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崔卫平、徐友渔、秦晖、肖雪慧……等人的文章，在政治意味上，就显得或者太道义、或者太不道义，或者太直露、或者太隐曲，或者太简单、或者太复杂了。仅仅从文字风格上看，克坚的文章就是异常独特的。

我总是有了评论克坚文章的个人理由了。本来我想等一等，一来这些天心情特别灰暗，林牧、何家栋两位老人都很突然地说走就走了，当然还有其它很私人的事情。但老人走了，后人究竟还得过日子。二来我想等克坚发表系列文章告一段落。但我当然难以揣测克坚准备在《民主中国》改版（“滚动”等等好办：“发文原则”则不易把握）之际发表多少篇系列政论文章。三，更重要的是我在认认真真琢磨高智晟、郭飞雄事件究竟可以作哪些“分解”，尽管我已经“零交往”、非公开信息近乎空白，但我确实重视高、郭事件。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相比之下，高、郭案比魏京生以来的所有个案，都有更复杂的牵涉。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情绪受高案影响，林牧先生不可能走得这么突然。

评论什么、怎么评论呢？想了想，还是当着很朴实的事情来做吧。朴实的理由当然首先在于：不论文章怎样，中国的事情肯定与文章关系不大。何况克坚的文章同样不可能有很多读者呢。我看克坚也不是很重视字纸的人（尽管克坚的文字功夫也了得）。

这里仅仅就克坚文章中的两段话做些议论。

其一：“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却很少正视人们趋于保守现状的客观理由：1，现政权已经进入防守性统治阶段，侵略性已经大不如前，即它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主动地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而大都是在遭遇到来自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时才动用专政力量；只要民间不向其政治权威发出主动而公开的挑战，六四后中共政权已经对私下议论中的骂娘变得无动于衷了。所以，绝大多数民众喜欢私下骂娘和公开沉默。2，民众的沉默不仅是出于恐惧而且出于获益。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但在现实博弈中。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

其二，“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分解共产党》）

这两段话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1，关于现政权的侵略性问题。若干年来，我的观察与思考是：由于毛泽东的奠基工作，虽说晚近对民众的侵略在方式、方向上有所变化，例如政治上的侵略运动大有减少，但基本品质没有变，这样，与其说侵略性减少，不如说具体侵略样式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例如经济抢劫运动十分疯狂，并且正由此带动了新的政治侵略：每年都要镇压数万起普通民众的规模性抗争。此外，权痞暴发户集团的蹂躏美色运动也很猖狂，“公款嫖娼”、“贪官无不贪色”、“外商嫖娼特权（投资环境）”等等，绝对是一种人权、主权的双重沦丧。非理性、反正义的增长运动对民众的健康也形成了多方面侵略运动。……从毛泽东的“极左”，到后毛时期的“极左”退居二线为极右保驾护航，基质一然，对民众的侵略本色未变。至于说“民间的主动的公开的挑战”，我不知道克坚是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主动、挑战等词语的。如果是在反侵略的意义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这么说；如果朴实一些脱口而出地说话，我相信一般人不太可能把民间说成是挑战方。当然，我相信克坚的用语属于一种独特的“中性表达”。

2，“激进变革派只知道用道德高调来一味指责沉默的大多数”？在《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的一开始，克坚就说道：“在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和越来越利益化的今日中国，如果仅仅从道义善恶的角度而无视利益博弈的角度来谈论民主化变革，无论怎样慷慨陈词，也无论在道义上多么正确，也无法触及到中国民主化转型的主要问题。政权及其政治精英在政治改革问题上的僵化，是出于维护权贵阶层的特权利益；各类精英阶层与政权形成稳定共识，大多数民众对不公正秩序的忍耐，也同样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和对风险的规避。”这里面的相似意思在其他人的文章中已不少见（我且不止一次作过议论），唯独对民众的看法很独特。看来克坚也不否认民众是“沉默的大多数”。既然是沉默着的，作出相关判断就一定很不方便。例如：是否“权利意识普遍觉醒”了？怎样评估民众对其“既得利益”的感受？民众“对风险的规避”是出于对既得利益的珍视还是另有原因，或者珍视已有的利益在“对风险的规避”中占多大比重？抛开谁只是对民众一味作道德谴责的事实判断成立与否不论，我的观察和思考是：道德差了现实政法的水准也一定很差，现实政法的水准高了也一定意味着道德水准不低。一个人道德水准低，他的现实政法趋向也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无论他将其趋向命名为宪政还是别的什么。单纯的道德尺度于操作政法改造用处有限，但却是政法改造的原动力。良知（基本的是非善恶观）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中依然是救赎性的力量。例如民众对腐败的谴责很大程度上还是道德的，比起例如儒家文化的崇奉者们来说，似乎有着更难撼动的朴直品格。

3，关于中共自新的可能性问题。首先，人们的幻想哪怕是一万次地破灭，我个人在1989年一次性破灭之后，都仍然会无奈地将中共例如以分解的方式新生，作为“但书”中的余项或者备注。我相信富有务实政治智慧的克坚也不会将中共的自新，当作中国政治转型的唯一路径依赖。不仅是克坚有这样的事实陈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这段话在例如康晓光、萧功秦、冼岩、朱学勤那里，也有过相近的表述。我的看法完全不同，恰恰是“非技术型”的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成了中共空前绝后（我几年前即提出“开明派的历史终结”命题）的开明党魁。当然，所谓人文系、技术系、政法系的说法，本身就有太多的暧昧。不管是何种专业背景的，只要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就一定会：第一，放弃或者阻止任何真正正义的诉求，依仗权痞暴富集团的黑箱优势诉诸“利益博弈”（中国式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画饼），反映到各种“圈子政治”中，总的说来都是暴富集团可以操控的了——我是说，抛开具体人物（士）的评价问题，例如“民运”、“维权”、“教会”、“网（上部）落”等等“圈子”，都难以摆脱“特务政治”的纠缠，甚至都符合暴富集团死抱住不放的黑箱战略需要；第二，继续按照权痞暴富集团的意愿安排落实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例如将1987年开始试验的村民自治继续弄得聊胜于无；再花20年玩弄似是而非的农会……2050年之后，可以真正搞民主自由了，因为权痞暴富集团会被“三个代表”安身于“法律追溯期”之外，孙子辈们能够以清白的士绅面目出现了。所谓“和谐社会”的真实战略意图，如果不出“三个代表”的意图，也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的意图，那么，例如陈良宇案也就只是个案而已，免除农业税等等也只能是黄宗羲定律的初始环节而已。第三，只要黑箱政治继续着，所谓的“利益博弈”就是虚幻的，真实的一定还是郑也夫、秦晖等人揭露的“权家通赢”、“赢家通吃”。所谓的内外“回应性”就一定是“投怀送抱者得宠”、“依顺强奸者给活路”、“拒绝强奸者视具体需要酌处”，“台商统战、港商联姻、韩商拉拢、日商周旋、欧商恭敬、美商忍让”……这些都很难说是表现出了向现代政党转变的倾向。李光耀回应了多少年，他那个执政党也还是个团伙而已；普京的回应性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吧，刚刚被谋杀的美丽女记者怎样说过他？回应也是有的，例如孙志刚案之后的政府作为，只是这样的回应太少太不可测，更远远比不上江南案面前蒋经国的回应罢了。

克坚上述两段话主要关涉意识形态。

克坚说：“谁也不能无视邓小平的猫论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改变，无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经济精英的劝诱力，也不能无视胡温取消农业税对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劝诱力。”“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

如果意识形态是指统治者为维护统治提出的一套说词，那么，中共过去的意识形态就是似有若无的，把马恩列斯毛一锅烩、党国官僚特权与为人民服务的道德高调一脸变，当然是混乱的；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指谎言部分，那么，对意识形态就只剩下一个戳穿的任务，但是，怎么能够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欺骗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呢？如果意识形态只是利益辩护词、实话实说的利益诉求，那么，除了在多党竞争社会的一些政党那里能够（不必然）看到外，在别的地方都还没有。我这里是在说，重要的是，在真正的民主宪政社会，作为利益博弈方有其意识形态，但国家、政府必须是天平而非尺蠖，必须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至少对内并无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言。这样，执政党这个概念就有很大的迷惑——党赢得大选，但却不能用党的利益原则、党的意志来代表国家、政府的利益原则、意志，在中共看来，这执的哪门子政呢？中共在“权家统治、通控”的意义上使用执政党一词，没有超出打江山坐江山，通赢通吃、统揽包办，党（改朝换代的核心团伙）的利益、意志至高无上的巢臼。所以，我认为，例如今日的欧美澳加，作为非党私物的国家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秦晖先生抓住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有拨开意识形态迷雾、搁置无谓争执的好处，有节约思考、直入实质的明澈，既有指向现实的批判性，又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不论人们如何命名、展开自己的政治思考，一落实就都得回到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上来。

我在最后一种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中国共产党的说词低于现代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前意识形态的。中共从来没有意识形态，更没有人文精神、社会理想、科学真理的追求，有的多是颠三倒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词。

克坚说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已死，以“三个代表”为标志的新意识形态已立。什么叫死了？当然不是指文本，文本上是死的活的、正的邪的、人话鬼话都有。文本上“三个代表”与其他说词也未必有什么冲突。但“三个代表”仍然是彻头彻尾的前意识形态说词，是低于现代政党意识形态的祟言佞语，因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而至多只能表达某一阶级、某一阶层的最大利益。至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既然陈良宇们有了明确的理解与执行，就足以见到其邪恶了。难怪拆迁、征地、企业改制等等运动都以国家暴力为后盾前矛，原来掠夺也可以挂“先进生产力”的招牌。这不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而是流氓无赖痞子匪盗主义。克坚虽然没有直接对“三个代表”的明确评价，但克坚是看好既有利益格局之利益竞逐，将演进出民主宪政来的战略前景的。如果人们能够稍稍离开美文般的史论，便不难看到，英国、美国的“阳光”（论者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与法、俄“闪电”相对待）道路，同样是荆棘丛生、洒满鲜血，不乏电闪雷鸣的道路。中国当下的利益格局已经是权痞暴富集团，用民众的生命、健康、血泪融成的，我的研究表明：1989年之后的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700万人！（拙作《当今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发表后未见任何转载）这根本与博弈论没有任何关系了。

的确，后毛时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说词、做法弄死了。该死的死了不足惜，例如斯大林主义早被苏东巨变弄死了。弄死了老的坏不等于有了新的好，例如把毛泽东时代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弄死了，农民们更惨了！弄死了很多国有、集体企业——它们至少比“化公为私”要多一些“社会主义”吧，工人们生活得更苦了！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不死，就可怕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反对超经济剥削思想是不该死的，至今在欧美也没有死，在中国倒被共产党弄死了；该死的一党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阶级政党理论不适合苏共、中共）没有死，毛前毛后一个样。

如果克坚说的已成明日黄花的“中共左派”果真死了——例如邓力群为了一党专政、为了不断加码的抚摸安慰笼络收买，不再向以暴富集团吞噬共产党为目标的“三个代表”叫板了，那只是共产党体制内人士的品德大数律使然，正如包括有些自由民主愿望的人士在内的各类体制内精英，也都不出这一品德大数律一样。因此，如果说“中共左派”死了甚至必须死，“中国左派”却注定要生发、壮大出来。这一点我是有极大的乐观期待的。除非不超出黑箱政治，或者发生不知寿命如何的极右方向的剧变，否则，暴富集团注定面对不得现在远未成型（主要原因是很多伪左派与很多伪自由派一样，总想着入局分羹而真正独立的品格——这一千年大病，依然是今天体制内外知识界、文化人们的大丑陋）的“中国左派”。

记得中共十六大刚刚开过的2002年冬天，克坚等一行数人来寒舍闲聊，我说到：现在的中国才真的需要讲讲马克思主义呢！考虑到照搬苏联这一层，可以说真正道义性的马克思思想中共一天也没有让它存活过。李锐老先生今年刚刚纠正了“秦始皇加马克思”的说法，换成了科学、准确的“斯大林加秦始皇”。如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附加周正毅加孔子”！附加者的作用不无实用主义，也就是“三个代表”与老说词“机会主义串联”的作用。克坚说的中共左派已成明日黄花，不完全是事实——其实它将永远伴生于一党专政。写到这里，我真的忽然想到了秦晖先生关于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睿智观察。

不过，我依然认可一般不会凭假想说话的克坚，所作出的陈述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它所陈述的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共政治局已经并将继续自觉统一于，被舆论判定为权痞暴富集团定海神针的“三个代表”。

如果仅仅从字眼上选择，坦率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弃“三个代表”如弊屣，而给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不坏的看待。我这样说，自忖与精英们机会主义的猫论思维、劝诱效应关系不大，当然也与沉默的大多数没什么关系。至于实际政治行为上的比较，我当然有着继续观察的兴趣，而不会受到一些政治个案的影响。

基于江泽民时代就是权痞暴富集团形成的时代这一事实，我已经不止一次说到：江泽民是何清涟所说的“中国陷阱”的代名词；是秦晖所说的“化公为私”运动的总代表；是杨帆先生研究指出的60万亿腐败成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样讲当然首先是一种道义谴责，但我当然苦于没有激进变革派可以加入，也当然没有丝毫谴责沉默群众的意思。作为中国人，反对“最偏激的权痞暴富集团”应当是一件很普通也很需要坚持的事情；反之，则至少不是道德上值得称道的。我相信作为有着新型政治家抱负的人士更应当与“三个代表”保持距离。撇开不可抛开的严肃人士评价不说，在高（智晟）、郭（飞熊）、陈（树庆）、张（建红）等人被捕、林（牧）、何（家栋）、鲁（海南大学学者鲁萌女士）、陈（演员陈述的好起码是陈良宇、周正毅们无法相比的）相继去世的日子里，我甚至更愿意这样说。

首发民主中国

作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个苏联红军大尉军官，在挺进柏林的前线战壕，被苏军集团军政治部口头宣布“反革命罪”，判刑11年，送进劳改营，刑满后接着被流放。他仅仅因为在前线给同学写信，发发牢骚而已。“契卡-克格勃”（见原着，苏联肃反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合称）在例行邮件检查中，发现了他写的可疑信件。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不能见容私下的牢骚和抱怨，斯大林将希特勒赶离莫斯科城下，国家主权如果不能维护个体生命的自由，它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古拉格群岛》通过对5500万（1917年——1959年，除战争死亡者，只含饥饿、监狱死亡者）苏联平民、军人、教师、科学家、教授、农民、学生、少数族裔等所有社会阶层、种族、宗教信仰者苦难历程的真实记述，犹如手术刀解剖血淋淋的尸体，完美的社会主义体制外表下，罪恶、肮脏、饥饿、苦役、死亡隐藏在光鲜制度的躯体内。每个有幸读到此书的中国读者，都会感到极度震惊、愤怒、荒诞、不可思议。《古拉格群岛》真实到读者怀疑其真实程度的本身。

一

那些苏俄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描画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非常美妙，但他们的笔下，不曾出现北极圈、西伯利亚数千万计的政治苦役犯饥寒交迫的身影，更别说替他们辩护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大加赞美，对暴君屠杀人民的视而不见，反衬了索尔仁尼琴边缘和独立化写作的不朽。今天世人对正在实践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不再是出于个人体验。制度惯性的消失，建立在新制度的破坏和打碎的力度下。地域上的局外人身份，让我们更能看清楚自己投射在自由的背影，是大或者小。我们共同生存在共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被同一个魔鬼控制，都是共产制度的殉葬品。

制度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外在秩序形态，人性的被改造和顺从性有时超过制度本身所规范的。即使最恶的制度，人性都有承受的能力。制度不光关乎意识形态的拣选、教化和强制，它由此可以构成强势的制度改造力量，人民被制度绑架、裹挟，让人性堕落为兽性，制度呈现普遍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被强势力量左右的社会状态，哪怕血腥到极点，但同样被独裁制度披挂上道德的大旗。

恶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对政治、经济、行政、军队、司法等等资源的全面垄断作为法理性前提，独占话语权，禁锢民间自由思维，从而对个人洗脑。制度能够训育思维方式和生存习惯的唯一性。制度还有超越气候、时空等自然属性的能力，它不受纬度和时间的影响，单单依靠一种乌托邦思想，在任何地域和历史阶段，都能建立一个自治王国。人性的情欲和私利本能，为任何制度模式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反过来，制度恰恰迎合了人性某些层次的欲望。恶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本能的最大剥夺作为存在依据的；反之，好制度是对人类自由最大保护作为普世价值观的。二十世纪，为最好制度和罪恶制度同时提供了舞台，自由、公平、宽容、福利和财富指数，可作为制度优劣的判断标准。当人民被自己国土上的统治者，当作畜生一样任意宰割的时候，国家主权一文不值。人民被当作暴力政权的敌人，爱不爱国，没有什么意义，生命权是至高无上的。

二

历史有惊人相似的地方，制度更有相同的地方。历史可以重演，制度可以复制。历史不能跨越时空，制度却可以穿越时空隧道，真实再现，不论种族、年龄、肤色、国别、语言、信仰。比如文明的程度：偶然邂逅，善意会心的微笑、点头，对自由、人权的追逐；比如残暴的等级。人性恶不经受文明涤荡，历史就会重复。历史是人性内在的延伸。人性的善，会被强大的恐惧遮蔽。人性的恶，会被私欲和逃生的欲望激发。制度可以控制人性，常常为了意识形态的所谓正义，以善的名义从事恶行，让善恶颠倒，人性背离。

我们可以看看《古拉格群岛》提供的272名有名有姓无辜者其中三个案例：一个国营商店的女店员，无意间用有斯大林头像的报纸，包裹食品，被顾客告密，按照苏联刑法，得到一张“十元券”（10年有期徒刑），送进劳改营。一木工干活，顺手将外套搭在列宁的塑像上，被告发，得到“十元券”。一家国营工厂领导开会宣布斯大林的一个讲话，宣读完毕，会场全体领导和工人起立，鼓掌。10分钟过去，20分钟过去了……大家仍然拼命拍打两个巴掌。竟然无人敢带头停止鼓掌，害怕被戴上对领袖不忠的罪名。每个人体力难支，面带微笑。终于，一个老工人第一个停下来，大家马上停止鼓掌，长叹一声。老工人被举报，得到一张“十五元券”。

恐惧无处不在，恐惧到了极端，良心和道义底线就被突破，走向顺从、麻木和绝望。出卖与被出卖，监禁与被监禁，屠杀与被屠杀，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罪名，强大到让罪犯感到自己真有犯罪耻辱的地步，人的尊严、反抗意识，统统都变为毫无底线的顺从。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专政的对象竟然全是无权无势的无产阶级。个人迷信更给独裁者斯大林增添了唯我独尊的兽欲，他可以随心所欲把任何一个将领、学者、科学家投进“群岛”的矿坑、伐木场、运河工地、北极区，任其虐毙。

三

暴力革命的本质是夺取政权，为己私欲，不是为民造福。通过蛊惑、煽动共产主义的美妙未来，完成社会动员。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并且这个真理永远掌握在他们手上，独裁专制便这样产生了。依靠暴力夺得的政权，其执政的合法性连执政者自己都内心不安。恐惧——害怕丧失权力得到清算，领袖和他那个靠枪杆子起家的党，所占据的权力资源，为他们支撑起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骄淫奢侈，掠夺财富，泽被子孙。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他们必然要不断地消灭潜在的敌人，甚至不惜扩大化，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那些曾拥护并加入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军人，都成为怀疑对象。革命的清算，不仅用在消灭国外敌人，还用在自己的权力对象身上。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晚上睡觉才可以安然入梦，不怕被人夺占皇位，推上断头台。任何美妙的暴力革命，都没有实质正义可言。成功的暴力革命，只是极少数人获得权力赋予的自由，大多数人仍然是奴隶。

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从“十月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起，就把劳改集中营在苏联广袤无际的土地上，像恶性毒瘤一样繁殖、复制。每四个苏联人中就有一个被监禁、流放，整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多么惨无人道的制度。1980年代末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上帝终于让他们偿清了残暴和血腥的债务。《古拉格群岛》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地打探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窥镜。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性扭曲和改造的强大力量，也同样相信民主制度对自由、人权尊重和保护更强盛的力量。中国远未出现象《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制度编年史巨着，它在中国大陆仍是一本“内部读物”。

2006年11月修定

首发议报第275期

　　旅游

　　《法国》

　　(法)德昆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68.00元。
    
　　法国除了浪漫，还有什么？那得去走走看看。本书的作者打出了这样的口号:“以浪漫的名义，开始在法国行走。”法国有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有风格独特的古典建筑，各个地区都有数不清的传统美食，各地上等的葡萄佳酿、法国的历史与现代交织、传统与时尚交相辉映，令人神往。作者由法国的艺术、历史说起，带读者走上法国的文字之旅。以法国偏爱中央集权的程度，法国的中心巴黎大区是少不了要介绍的，光荣与屈辱共存的凡尔赛宫，古典的枫丹白露宫，现代的迪士尼乐园，都是不可错过的景点。此外，作者还分别介绍了法国西北、东北、东南、西南的重要景点，并附有各地地图以及地图图标，非常实用。
    

　　《365天世界顶级食色游》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版　，48.00元。
    
　　如果一年365天都可以环游世界，那真是顶级幸福的生活。《365天世界顶级食色游》打捞世界各地食色，纵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稀里哗啦，也不枉此“行”。
　　该书认为一月可以由维也纳品尝皇帝美食水煮牛肉开始，二月可以去吉林雾凇品清蒸白鱼，三月可以进入卡杰拉霍庙朝圣，四月到达马撒大试食犹太焖茄子，五月可以开始土耳其之行，比如说到艾菲斯等地，去见识小亚细亚的辉煌，六月可以试着去“魔法学校”的外景地拉考克，当地的炸土豆球据说外焦里嫩清香可口，但对中国佬来讲，这样的食物就未必有吸引力了。全书43万多字，配有800多幅图片，介绍世界各地8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景点节日，“食色”诱人。
    
　　人物

　　《列侬回忆》

　　(美)温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32.00元。
    
　　郝舫这样评说本书:“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约翰·列侬，但只有这本书中的列侬如此愤怒、凶悍。在摇滚乐史和其他艺术门类的历史一样日渐被故意拨高、有意遮盖、成心粉饰的风气变得无趣、苍白的时候，看到列侬充满斗志、袒露内心的言论，实在让血脉贲张。”《列侬回忆》这篇专访1971年在《滚石》杂志刊出，采访者是《滚石》的创始人杨·温纳，尽管发问者自认为采访技术未臻成熟、发问毫无条理，但他让列侬热情洋溢，他们之间的对话令人不安但又坦诚直接，“它并不是一场关于老歌和旧时代的深度讨论，在这篇访谈中我们不断对当时新鲜、急切的议题提出露骨的评判，言谈间经常充满痛苦的情绪。”
    
　　研究

　　《楚辞讲座》

　　汤炳正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22.00元。
    
　　《楚辞讲座》由著名楚辞专家汤炳正讲述，另由其后人汤序波整理成书。先生讲学，先讲治学与学风，正其人，再正其言其行。该书“正编”收入十四讲:《楚辞》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总论屈原、屈原的作品、《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屈原的出生年月日、屈原的才能和学识、屈原的官职问题、屈原流放的路线和沉江的年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屈原的思想流派、屈原与爱国主义、《楚辞》成书的过程与版本概况、《楚辞》研究史述略及今后研究的展望等。该书“副编”，收有自述治学之甘苦、《屈赋新探》后记等。我们离古代越来越远，远得甚至即将淡忘古文字的写法，对古典经典的阐释与阅读也许会放慢我们遗忘的脚步。
    
　　小说
    

　　《太平风物》

　　李锐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版　，14.50元。

　　《太平风物:家具系列小说展览》是比较奇特的小说集，“太平风物”的书名得名于《王桢家书》:“每见摹为图画，咏为歌诗，实古今太平之风物也。”作者把“太平风物”与“农具系列小说”装置在一起，陈列于纸上的家具展览馆时，“我希翼着把自己的震撼和一言难尽的感慨传达给可能的读者们。廉价的道德感动和对残酷现实虚假的诗意置换，不是本次展览的目的。”作者把残摩、青石碨、连耞、樵斧、耕牛、牧笛、铁锹、镢、犁铧、耧车等都纳入“农具教育”之中，传统家具成为小说言说的主要意象，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农耕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尖锐碰撞，当然，也有过度想象，有些地方甚至落下过度抒情的痕迹。
    

　　《表演》

　　海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9月版，20.00元。

　　海男是中国极具争议的女性主义作家、重要的诗人。长篇小说《表演》由男女之战开始，对地基上的现实进行了轻盈而沉重的叙述:为了摆脱社会、家庭、义务的束缚，三个男人决定带着妻子和女朋友之外的异性伴侣旅行。这种看似超脱的旅行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轻松，反而给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更多麻烦。现实生活中日益复杂的男女关系让他们疲惫不堪……故事中的三个男人拥有各自的生活场景，他们竭尽一切心智地在表演，他们表演着他们脆弱的面孔，表演着对女人的各种招数，但无论他们怎么表演，都无法摆脱无时不在的自我监禁。海男对现世人生的疲惫把握得非常到位。
    
　　经管
    

　　《撬动地球的Google》

　　(美)戴维·怀斯等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版，35.00元。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对时断时续的Google又爱又恨，上不去的时候想念它，上得去的时候狠狠地“搜刮”它。本书为这家克服文化、语言、地域差异的著名公司解密。Google到底凭借什么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该书认为，正是清新、人性化、易于使用的特质，使Google别具特殊的吸引力。《撬动地球的Google》一书记录了这家平民媒体公司的发家史，描述了这家公司如何在最先进的技术驱动下不断前进，以及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便对信息世界带来革命性影响，彻底改变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方式。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一切皆有可能”——该书的作者并没有夸大其辞。
    

　　《沸腾的岁月》

　　(美)约翰·布鲁克斯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10月版，35.00元。

　　稍稍了解美国历史的人，就知道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如何牛皮哄哄，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又如何颓废有如丧家之犬。本书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股市牛市的重要著作，作者为今天的投资者讲述了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驱使股票价格上涨、把许多人变成百万富翁的人物、事件、市场因素和时代趋势，1970年不可避免的崩盘也是作者讲述的内容。本书见证了美国的风光，也见证了美国金融行业的落魄不堪:亨利·罗斯·佩罗一天之内损失4.5亿美元，相当于美国五大慈善资金以外所有慈善资金的总和、美国“最后的盖茨比”埃迪·吉尔伯特自我毁灭性的失败，金融的翻云覆雨从来都是血雨腥风。

龙应台的确是台湾知识界的异数。她穿梭于两岸三地，游走于官僚显达之间，这位亲眼目睹柏林墙倒塌，红场惊变，天安门屠杀，台湾街头民主的中年女人，她说一句话，中南海和凯达格兰大道的掌权者都会听到，虽不会作何回答，却无法当作耳边风。上回她对胡锦涛说请用文明回答我，这回龙应台对陈水扁说了什么？

今天，台湾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倒扁”。从第一波邱毅爆料到第二波立法院罢免，到第三波深绿知识分子联名倒戈，到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百万倒扁”，可谓波澜壮阔，深入人心。红色——作为蓝绿橙以后又一股政治势力，它暂时抛开了政治成见、族群对立、党派纷争，以反对贪腐为起点，以迫使总统下台为最终目的的一场政治运动。台湾的政治框架由蒋经国死前留下“开放党禁，开放报禁” 的政治遗产后，从一党专政，独裁政权向民主宪政制度转型，其精彩性，戏剧性，甚至有点悲壮性，让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让东方一些专制社会，当然包括十三亿人的中国大陆目瞪口呆，大呼看不懂。有人说台湾是由集权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典范；有人说台湾人民幼稚得令人可笑；一位大陆的干部无限矫情地说台湾这种民主就是白送我也不要！

号称可以爆陈水扁料一直到圣诞节的邱毅，没有把陈水扁拉下台自巳倒因为打砸抡进了监狱，虽然陈水扁家族没有一件被司法定案，但基本勾画出民进党政府六年来无能和不作为。政治不开拓，经济不发展，人民不高兴，为施明德登高一呼奠定了群众基础，集聚了力量。一波一波的倒扁使社会大乱，行政机器空转，台湾人很少能置身度外。一位台湾学生说妈妈来电：回家探亲别穿红衣服，别穿绿衣服，别穿甘蓝衣服。今天台湾人最大的政治标志是拇指不是朝上就是朝下！

龙应台是这么看待二OO六年台湾的“乱”：它的乱，我始终认为不是真正的乱——动乱和混乱。台湾是一个新兴的民主社会，新兴的民主是：在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很多大事和冒出来的问题，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知道过去的原则和观念可能都不适用，但是对于一个新的难题又没有现成可循的一套新的判断标准。“乱”其实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在摸索新共识，寻找新价值的过程里所发生的喧声，这种“乱”不过是一个社会从威权到民主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练民主的路。

台湾的民主过程由枪杆子里出政权到街头抗争，到一人一票出政权，民进党功不可没，它着着实实让国民党死了一回，民进党一群仁人志士不但洒血，而且送命。能使台湾走到今天，黄信介，林义雄，徐信良，施明德，陈菊，陈水扁，苏振昌，还有过去的李敖……都是不可忘却的人物，当年他们这些人分分钟会成为专制政权下的刀下鬼。民进党的全称是民主进步党，历史证明无论名字取得多幺好听，如何取悦人民，一旦进入权力的怪圈，尼克松，腾森，马可斯，卢泰愚，甚至包括胡锦涛都难以幸免，看多了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权力和腐败真的只能划等号，这么难以切割？西方民主社会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慢慢地摸索，逐步找到了一条不是最好的，但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即：把统治者的权力缩到小的不能再小，国家不是你的，权力不是你的，军队不是你的，法律不是你的，资源不是你的，人民的意志不是你的，统治者只是国家临时雇用的钟点工！

施明德的百万倒扁把一人一票又拉回到街头政治，很显然这是一种倒退，在一个法律基本健全，体制没有明显缺陷的台湾社会，用举拳头的方法迫使一个民选政府下台是极不理智的，不管是百万，还是千万，台湾有足够的法律条文让人民不喜欢的人滚蛋，走人，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民意，立法院不过关己经说明了问题，阿扁你如果在法律上没有确认你是一个不合格的总统之前就辞职下台，那么，你对不起二OO四年的选民，对不起台湾的民主制度，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龙应台这幺说：法律上，一个未被司法定罪的总统不必辞职。社会不安，政治动荡，家族堕落，亲信腐败，诚信破产，阿扁愧对于人民赋予他的道德期许。政治责任和道德期许无法写进法律条文，但你不能说，凡法律条文不能表达的，就不存在，民主法制强调法律条文的重要，但它只是维持秩序和社会互信的最低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台湾有很多大知识分子，有知识渊博的李远哲，有只盯住中国人缺点的柏扬，有同时打三十个官司的李敖，有恨不得捅陈水扁几刀的赵少康，有天下不乱毋宁死的陈文茜，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连睡觉打呼都能听出是什么颜色，唯独龙应台，从二十多年前的《野火集》，到今天的《我怎么上陈水扁这一课》，她始终保持众人皆醉她独醒的境界，她游离在台湾的政治漩涡之上，脑子少有发热的时候，一些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和平倒扁太和平的人和媒体不断为“天下围攻”加温，并用红场、天安门等血淋淋的画面刺激人们感官，仿佛这场人民革命非要以流血收场方才罢休。为此龙应台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八十年代的天安门和红场怎么能够拿来和今天的民主台湾相题并论？天安门和红场都是彻底剥夺了自身权利而走投无路的人民起来反抗集权政体，而今天的台湾人手上都是握着选票的，谁来统治由他们自己决定，明明可以用一张纸来“推翻”政府，你为何要谈用坦克？法律明明保障了人民集会游行的自由，凭什么以天安门流血镇压影射警告？龙应台为今天的倒扁写下了判决书：剑拔弩张的决斗不是公民的实践，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会是民主！

坐了二十七年牢的施明德号称台湾的曼德拉，他太相信街头革命的轰动效应， “没有退场机制”，“不是你倒台就是我死” 的理念伴随着他的一生。很可惜，他忘了今天是二OO六年，一党专政二十年前就随蒋经国的遗体一同被埋葬了。难怪他的女儿也说父亲在掌声中迷失了自已。凯达格兰大道对施明德领导的“百万倒扁‘”实在是太小了，至今没人知道这条大道到底能存多少人，这不是数字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方说一百万，一方说三十万，台北警署略公正些，七十万。谁都清楚如果谁挟持了这些数字，谁就挟持了民意，在某一时刻，某一地，将某些人集聚到一起，这是街头革命的作俑者们最乐意看到的事，看着红蚂蚁（吕秀莲语）蠕动在大街小巷，以为革命成功了。

有兴趣研究广场与社会结构的人告诉我们一些研究结果，广场的作用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惩罚反叛者，宣示权力，铲除异端，焚书坑儒，维护绝对统治的场所；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场被人们用来讨论社会议题，百姓民声，以及示威抗议，发表政见。现代民主社会的广场功用大大的萎缩了，它被用来休闲，养鸽子，周未用作跳蚤市场。随着社会公众话题被移入国会，议会进行讨论后，广场的面积也越来越小。研究惊人的发现，一个国家广场的大小和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正好成反比，即：广场越大，民主越小，而广场越小，民主则越大。十几年前到墨尔本，发现冠有“联邦广场”虚名的地方不比澳州人的后花园大多少，欧洲诸国的广场不大，凯达格兰大道也不大，既遗憾又自豪的是我们的天安门广场最大，而且天下最大，无与伦比。当施明德在那里点人数收一百圆的时候，当他把应该在屋顶下解决的问题放到广场上来解决的时候，龙应台的回答是：不捐！原因是陈水扁是两年前六百万人投票给他的，当初选他的人是否认识到自已选择的错误？因为太愤怒等不到下一次选举而进行街头抗争，以致每一次政府更替都由这种方式解决？把陈水扁拉下台，而不是修改现有的行政机制，能不能防止进一步的贪腐？当龙应台作出否定的回答后，她作出了自已的选择。

龙应台上回给胡锦涛上课，很多中国人都听到了；龙应台这回给陈水扁上课，相信台湾人和海外的华人也能听到。享受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一个人在台上在台下并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制度的反思，反思，再反思！

龙应台下回又该说什么呢？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墨尔本） 齐家贞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和台湾福陞文教基金会联合举办的“龙应台墨尔本文化之旅”，时间是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将于十九日在墨尔本市艺术中心大厅演讲，讲题是：华文世界的理解和误解。大家引颈期盼这次盛事。

随着日子的逐步临近，与这次文化之旅特别有关系的一个地方，龙女士的生长地和文化之旅的另一主办单位福陞文教基金会的所在地——台湾，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面对我，我强烈想要表达我对台湾的感情和对她认识的过程。

四九年十月共产党坐庄，多不胜数的新歌涌现，我天天歌唱“解放”，时时学习革命道理，这个八岁孩子的脑子，一下子装满了政治——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当然就要爱属于我们的台湾，它们三合一。这些早期的认识是从唱歌而来。

五四年底，我学会了第一首有关台湾的歌曲“我爱台湾”（名字已忘，自己取的）：“在祖国蓝色的海洋上，有一个太阳最先照耀的地方，她是祖国最大的海岛，形状像美丽的石榴叶子一样。啊，啊，啊，台湾啊，我的蓝色的海岛啊，你是这样富庶美丽，像宝石在闪着霞光。如今啊，如今啊，玉山的高峰上飘着星条旗，马场日夜有杀人的枪声。蒋介石把台湾变成地狱，美国鬼子到处屠杀中国人民。啊，台湾啊，我亲爱的土地，你的血不能再流，你的苦难已到了尽头……”

这首歌，曲调极尽优雅，歌词温情脉脉，是我头脑“解放”五年后唱的第一首抒情歌曲。那怕是控诉蒋介石和美国鬼子，调子里不是愤怒仇恨而是悲悯和爱怜，我第一次把注意力投注到这个美丽的小岛，每当唱这首歌时我总是深受感动，眼前浮现出那片石榴叶子，心里升腾起对它的爱意，这份情从此存放于心。

当时，不知是太沉浸在优美温柔的曲调里了，还是我只注意“蓝色的海洋”、“太阳最先照耀”、“宝石在闪着霞光”这类动人的词藻，反正很忽视歌里所说的台湾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罪恶”的蒋介石、美帝。

五五年开始，有关台湾的歌多起来了，歌词似乎还是一片深情，什么“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但接上去的就是要解放台湾，用武力——“怒火熊熊，炮声震天，要坚决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为领土完整，为保卫和平，北京城已发出了壮严号召……我们千军万马要跨过海洋，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一首歌比一首歌强硬，一首歌比一首歌充满火药味，恨不能马上打过去，把台湾打个稀巴烂，“解放”台湾。

我对台湾的爱不曾稍减，既然爱，就要把台湾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一起享受社会主义的幸福——奇怪，我并未享受到幸福却以为自己幸福——当然是使用武力。我们受的教育是相信拳头，相信枪桿子里面出政权，对亲爱的台湾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唱 “解放”台湾的歌曲时，真的是充满豪情壮志的。

以后是有关台湾消息的一大片空白，那是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和革文化的命的时期。偶而传来“九股蒋帮特务窜犯中国大陆”等新闻，一恍而过，大陆自顾不暇，大概是忘记要“解放苦难的台湾”了。

文革后，七八、九年，在重庆市政协上班的原省二监战犯王抡轩告诉我，上面有规定，向台湾作统战宣传不要再提中国人民生活美好，家里已有自行车、收音机这样的话了，要多宣传祖国的锦绣河山，血浓于水，欢迎台湾同胞回国观光等等。后来才知道，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人生活富裕，汽车、电视机已经很普遍。听了这个消息，觉得大陆有点像叫花子向富翁炫耀自己的破背心，很丢脸。

八七年来澳洲后，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见台湾的议员们打架，耿耿于怀了好几天，难以解释。朋友说，打架总比一致举手好，打架至少说明他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咦，这话很新鲜，真还点在穴位上了。

数年前听说美国一个叫辛灏年的学者写了本书，讲谁是新中国，结论是已经走向民主的台湾才是新中国。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

就这样，在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我可以获得各种信息，对台湾的认识点滴积累，逐步全面。然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我还是耳听为虚，直到我交了几个台湾朋友，那才是眼见为实了。

台湾朋友，除了待人接物平和宽容，重视文明礼貌道德修养，事无巨细遵从法律秩序外，最令我吃惊的是台湾人的民主素养，那不是一日之功，是近几十年来台湾人不断改进的结果。

我只从他们当中举一个人为例，简昭惠，她发给我的email说：

“我是个「彩色」的台湾人。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是永远的「文学在野党」，我不会对任何一个政党忠诚和信仰。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去监督他们有没有犯错才是真的。做为一个知识份子要争取自由，但也不要忘了宽容，允许不同观点的社会，一直是我所乐见和悍卫的。

德国有位哲学家康德曾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种很贴切的政治本质.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政治是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一种妥协的产物，也是一种表演的艺术！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不变的真理，完美的社会恐怕永远也无法实现.在这样的认知里，成熟的民主社会，公民应具有理性面对的思考能力，才不至於被催眠，而将政治理念当成宗教信仰，或把太高的道德期望寄託於领导阶层或把政冶人物神化或偶像化。

台湾目前政治体制的可贵之处在於：政治人物太烂人民有权利用选票让他下台.识人不明选错人顶多忍受几年……

我对政治不太狂热，但我觉得一般民众需要有些基本常识，可以避免被政客误导和操弄。“

这个台湾的知识人，一位普通的龙应台的“粉丝”，她的看法体现了台湾人的平均认识水平。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她对政治、政党、政府和政冶人物的评价，颠覆了我们——受了几十年爱党爱国教育的大陆中国人的全部认识，这是一种根底概念的大颠覆。

我震惊！原来，我们大陆中国的“主人翁”全都是吃“抽象的鸡”长大的畸形人，台湾人才真的是主人翁，他们是吃“具体的鸡”长大的健康人。在我看来，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的本质区别.

龙应台说“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从台湾人民身上，我看到了民主，触摸到了民主，他们配有一个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民主政府。社会的进步不是从天而降，台湾的进步，是台湾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惊喜，啊，台湾之所以可爱，原来是这里有民主！

至此，我才能说我开始在真正的意义上了解了这片美丽的石榴叶子，她在我心里变得真正可爱，一种扎实的可爱，是从真实的生活中了解体会认识的，并非是嘴上唱得好听。

我爱民主的台湾，我爱爱民主的台湾人， 我爱从台湾来的民主的开拓者和启蒙人龙应台。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小，学习民主ABC的历史不长的大陆中国人，愿意做龙应台的新“粉丝”。

 

（墨尔本）简昭惠

2006年9月的某一天。

朋友打电话约我：「阮先生夫妇回墨尔本，考虑在旧家盖新房，你很久没见他们了，一起吃午餐吧！」

那是住家附近的一家法式日本餐厅，小而精緻.一进门就有个大理石打造的水缸，几束枝叶鲜净纯白的海竽沉静地耸立水上，清澈的水面浮出淡粉红色的山茶花瓣。

餐厅外的天空湛蓝，软而温暖的午后阳光从透明的玻璃窗外直透进来。

上回与他们餐敍至今，恍然已相隔五年……

「最近你忙些什么？」阮先生开口问候。

「忙着安排11月份龙应台到墨尔本演讲，你知道吧？龙应台。」我问他。

「她是我成大的学妹，你相信吗？我和她还一起演过话剧。」蓄着林子祥般性感鬍子的阮先生是个富裕成功的房地产商人。

他用打火机点燃他手指夹缝中的长寿烟。

「是吗……？」所有人的眼晴瞬间都张大明亮起来。

「她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好奇的我忍不住问。

「她，既青春又美丽！是个特立独行很具吸引力的女孩子（阮先生眼中的龙学妹） .」

烟雾顿时迷濛了我们的眼……

「对不起，我还是到外边阳台抽完烟再进来。」（墨市餐厅室内全面禁烟）。

外面阳台上是日式的庭园造景，涓涓细流由长满苔藓的高石上蜿蜒而下，白色细碎鹅卵石上错落着鲜嫩的铁线蕨、墨绿皱叶椒草，大陶盆里几丛怒放的紫色的薰衣草。

我望着那个站在阳台上抽烟的中年男子背影，随风而去的往事是否如烟？

我想起龙应台在《我的不安》那本着作中有一篇《南部来的女孩》她这么描述那个时候的她自己：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床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

保养品化粧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

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

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交口圆环去找「老闆娘」为我们裁衣服。

老闆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住在一间阴暗狭窄的房间里.

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

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闆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闆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釦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射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

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黄.

我穿着老闆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

约会做什么﹖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

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槴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

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

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

为什么我不懂Bob 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

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

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

1972年，成大学生由於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斯着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

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

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摘自龙应台《我的不安》）

龙应台和阮先生以及他们197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有着怎样共同的「记忆拼图」？

杨泽说， 那是「蓄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轻人追求自由、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年轻人普遍听美国民歌、摇滚乐的年代。」

「舒国治这个 70 年代的大学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将，晚上赶到美国学校去看一场布纽尔的电影，然后逛街逛到凌晨」。

「陈传兴早上一醒来就按下收音机听美军电台。」

「萧蔓到晴光市买进口的 Lee 牛仔裤，「那时候，谁敢要我穿一条台湾自己做的杂牌牛仔裤，得先杀了我。」

她戴着耳机听美国摇滚乐，一天喝两大瓶可口可乐。

看龙应台的文字经常令我泪如雨倾，我不知道那深埋的心酸平时如何匿居在灵魂深处？

她的文字像把钥匙，由灵魂的缝隙长趋直入，厚重的门被开启。黑暗隐退，光明乍放。

跨越时空的记忆，在她描述中宛若胶卷倒带，那曾有过的共同记忆使我看清年少轻狂时曾经「迷失」过的自己。

龙应台在《妈妈讲的话》中，曾这样表述自己写作的心情：

「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

移民澳洲将近廿年后，我终於悟出龙应台曾经有过的心情。

「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於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在这儿，我们必须说英语）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於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根，根深植於泥土，根上有鬚，鬚上有土。

我的美丽的国语（被规定使用的共同语言），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桿，接上了线路繁複的电流，但是它不属於土地，更没有根。

为了说一句令人羨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根的人。

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肉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份。

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

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色充沛的生活本体.」（摘自龙应台《妈妈讲的话》）

这样的一段对语言深刻的体会和反省，也许只有曾经离乡背井，必须使用另外一种陌生语言作为生存工具在异乡他方「融入」另一种文化的异乡人才能感受个中况味吧？

好好的午餐，难得的重聚。

我的思绪到底漂流到那儿去？它为什么竟像一把破碎的羽毛般令人捉摸不住。

抽完烟后阮先生终於回座来。

「昭惠啊，对这个龙学妹……我还是有很多不忍和些许遗憾的。」阮先生说.

「是吗？」我低声地应了一下，小心翼翼。眼晴不由自主地往阮太太那边瞟过去――阮太太正认真兴奋地和朋友以及他们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讨论着新房子即将动土的计划。

「龙应台在德国好好的，英九桑不应该请她回台北当官。三年又三个月和丈夫、小孩两地分离，值不值得？」（「桑」日语さん的台语发音，某某「先生」之意）。

阮先生摇摇头……「爱台湾？我们的祖国难道只是一块土地吗？我们是否可以稍微离开物质的层次去思考？犹太人是个没有祖国的民族，而事实上他们的祖国就是他们的圣经 ――旧约，犹太人说旧约圣经是他们「可携带的祖国」。像我这样，台湾经验在我待人处事的日常生活里，我的几页Business Plan也就在公事包里，我把它带到美国西部的小镇、带到澳洲、带回中国……那儿都可以建立家园，只要我肯定知道自已是谁，我的价值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好的，台湾文化中的创意概念可以播植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何需回到台北？」

有一股微弱的香味被风从窗外吹进来？

阮先生说：「阳台角落有一株茉莉」，刚刚他一边抽烟，顺手将几朵细碎的花朵置於手掌中夹带进来，熟稔的花香乘着柔情的记忆和时间美丽的光幻一起来到。那花香几度在龙应台的文字中出现，是我所熟悉的。

南半球墨尔本午后的餐厅里，我彷彿见到那位从台湾南部乡下来的年轻女孩，就坐在角落那张桌子望着我们。

她，一个人，安安静静，温柔地微笑着……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