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建:让文学退出意识形态,让作家回归自由状态

在作家日益淡出公众视线的今天,沈阳市文化局在编作家洪峰爆出的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也唤起了一些人的议论热情。这不妨是一种抗议,洪峰以上街乞讨的方式,抗议自己的单位连续几个月不给自己发工资。从报道的情况看,沈阳市文化局并无扣发工资的理由,我个人对洪作家这种亚似“行为艺术”的抗议,抱同情之理解。

但,以下言论不是针对洪峰个人,而是针对他的身分。就他个人而言,我毫无保留支持他伸张自己的权利。然而,他伸张的权利却是他作为作家的工资,念及此,我心里又有点老大不情愿。若问,你有什么不情愿呢?又不是让你拿钱。答曰,我虽没有直接掏钱,但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些专业作家的工资里,毕竟有着无数个你我他的一份。

这一份,于我个人,虽然几乎小到不计,但凡事总绕不过一个理,从道理上讲,就是拔一毛我也感到很不公平。

作家是以写作谋生的人,它当然是一种职业。但,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是靠版费生活,没听说他们还拿什么“工资”。而我们今天的作家,他的工资,居然是由国家发放。这就很奇怪,工资本是一种劳动报酬,作家的报酬已经体现在版税上了,为什么在版税之外,还可以每月再拿上固定的一笔?这一笔和他的劳动毫无关系,是纯粹的不劳而获。一份劳动,双份报酬,甚至不劳动亦报酬(作家一年不出作品,工资却照样),莫非作家果然是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要厚待?

今天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类作家,即自由作家。后者即靠版税吃饭,咸淡自理,和国家不擦。因此自由作家对专业作家,心里很不平衡。洪峰事发,韩寒即尖刻地给那些作家送上一个雅号“二奶”,即为国家所包养。我不想尖刻,但我得承认包养是个事实。写此文前,和本地一位文化朋友电话,即谈此事。他绕开今天,大谈古代,谈古代文人如何被皇帝豢养(所谓“倡优蓄之”),需要时吟风弄月,不需要一脚踢开,象李白那样赐金放还已属大幸。我问他前两天去哪里,他说陪作家下去采风。我玩笑说,作家分明是在家呆腻了,下去打秋风。是的,作家协会反正不缺经费,还美其名曰体验生活。

其实说作家由国家包养,并没到点子上。最后出钱的还是我等纳税人。想想心里就叹苦,纳税人养党养国养政协养各种民主党派又养各种莫名其妙的民间团体工青妇,还不够,还要摊上个养作家。我喜欢哪个作家,买他的书就对得起他了,我凭什么还要给他开工资?这世界上没有哪一国的作家能有中国作家这么宠幸,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哪个纳税人象我们还要多负担这一块。实在不公平呵。

文学惯被视为意识形态,用作协把作家圈起来并发给工资,最初也是意识形态的统治需要。它需要作家充当所谓灵魂工程师,用以改变我们的灵魂,并用以适合自己的治理。不过,几十年的一贯制,到今天也实在需要打破了。让文学退出意识形态,让作家回归自由状态。其实,作家自己未必需要包养,就有作家明确地说:我靠版税并不愁生活,愁的是那些管作家的人。国家每年拨给作协那么多钱,作家用的只是一少部分,大部分都给管作家的人用了。是的,作协也是一个官僚级别,科、处、厅,层层相因,一级不少。从作家到管作家,真是一种奇怪的衍生,他们都寄生在纳税人身上(尽管他们也纳税)。纳税人不但要额外地给作家发工资,还得再额外地给管作家的机构拨款。对我等纳税人来说,这到底算什么事呵。

我的建议是,解散作协,这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赘疣。让作家重回山林,放还不赐金,他们活的绝不会差。如果作家自己都声称靠版税能养活,我们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

贾悲文:率中文之滨,莫非党臣—-网络时代的中文知识背景

中共中央上马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试图重新诠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并为其合法性、前瞻性提供理论证据;这其实跟现代执政者用儒教解释目前社会,或30年前毛泽东时代“批儒教”(批林批孔)解释那时社会的用意都是一样的——强奸思想,为我所用。

这当然不是马克思或孔子、孟子们的悲哀,反倒是强奸者的羞耻。不过,对缺少了探讨、辩论等言论自由环境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孔丘、孟子适当的替政权顶一顶罪、挡一挡箭,倒也情有可原,“和谐社会”嘛,思想家也要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的。

实际上,政权真正的罪恶在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凭空把自己的想象或理论加到马克思、孔子头上,再作为老马、老孔的“原厂制造”通过教育强行灌输给青年一代或背景知识读者。背景知识,常常是一经学习、认识,终生难改,而对背景知识的欺骗,往往带来几代人的知识偏差。

中文和外文(尤其是英文)两个语种之间,本身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它和政权专制相结合,已经严重延缓了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推进过程;而政权在现代媒体技术条件下,用“部分事实代替全部真相”进行精致的真实的谎言,用“强势媒体影响力”引导中文语境,构建起基于谎言基础上的知识背景,恐怕是网络时代,政权借助于中英文之间这个狱墙,构建起网络“文字狱”的一个努力和理想。

“金盾工程”在前负责防守,“马克思主义工程”在后执行反击。

作为一个网络观察者,近几年来我既看到了金盾工程日复一日的至臻完善,又看到了政权开始的“抗争”和“反击”:对互联网天下言论自由的抗争和反动;迟早有一日,政权就会像借用马克思、孔子一样,轻轻松松的借用互联网技术为自己的愚民、洗脑工作而服务。

同时,作为“马克思现象”的评论者,目睹数年来有关马克思的中文背景知识的变化,我深深的为国人悲哀。众所周知,维基百科是目前互联网上最全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资讯提供者,但由于其志愿者的构组方式和自由编辑功能,某些条目如果被某个集团长期紧盯编辑的话,互联网读者从获得这条资讯之初就会被谎言所欺骗,如同大陆孩子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一样。维基百科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围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二、三、四国际和相关作家的中文条目,统统都是有问题的,是谎言或准谎言,有的是“部分事实代替全部事实”的说谎,有的根本就是完全建造一个跟大陆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文字页面。如果读者略通英语,点击英文链接,阅读英文页面,就会发现中英文页面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官方网站,由于其团队的志愿者性质,或者相互之间无法做监督(语言不同),你就可以看到其中文页面和英文页面的巨大不同。这个网站中文页面甚至是国内准官方推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页面,所有国内读者都可以上到这个页面上主动“受洗脑”。(我人在境外,没办法测试其英文页面是否可以被国内打开,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验一下)

“金盾工程”和“马克思主义工程”都充分利用了天然的中文长城作围墙,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海外华人社区,运用政府资源主动出击,一步步构建了海外中文世界的强势媒体和网络世界中文知识背景的“文字狱”。

电视媒体方面,除了凤凰卫视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外,我所寄居的国家加拿大,政府为推动多民族多元文化,资助了海外多个语种电视台落地进入加拿大有线电视网络,央视有关频道和国内数个省级卫星电视目前正在挤破脑袋竞争这个机会。

逃离大陆万里,依然逃不过“党如来”的手心。

古代帝王雄心满怀、抱负天下,成功者常常会被后代这样称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统治了吾国、吾民和吾心的中国执政党,充分利用了社会性和人性的弱点(对母语文化的偏爱),继承了历朝历代吾皇万岁的优良传统,凭着“凡有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愚之”的精神,拿着中国纳税人的钱,欺骗会中文的外国纳税人,其情可嘉,其志可表,其心可叹,其事可悲:

“普中国之下,莫非党土;率中文之滨,莫非党臣”。

相关联接对比:

英文马克思主义词条(韦基):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xism

中文马克思主义词条(韦基):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8B%E6%80%9D%E4%B8%BB%E4%B9%89

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http://www.marxists.org/

国际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中文网页: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

王有才:一介平民争取和实践公民权利

民主运动中确实需要领袖人物,但更多需要的是平民人物,我个人认为领袖是人物,平民也是人物。在选举权、被选举权、投票权和一人一票上都应是平等的。

我今年四十岁,大半生已经过去,从命运上说不知是好还是不好,这次人生遇到了或者说是经历了几次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我这个擅长理工科的人来说,确实路径艰难,感到压力太大,筋疲力尽。由于有了这些经历,特别是中共对我的通缉、逮捕、和判刑。我有时也被媒体称作学生领袖等等的称谓。虽然我在接受采访时都有说明,说我是参与者或组织者之一,但有时媒体还是那样报道,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应该说在1988年、1989年的北京大学,我是受杨通学、谢健等人领导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有现在的人生经历。我那年是想和谢健等人一样在后面,或者在学校一级,做些推动民主的工作的。当时即使在北京大学,与我一样的人就有很多,丁小平、王丹、封从德、杨涛、常劲、杨通学、谢健、蔡建、邵江、熊焱、安宁、赵体国、彭嵘、沈彤、杨国忠、郭海峰、萧旭、周健、武运学、张智勇、刘茵、马学理、李海……等等等等。

我自己当然清楚,我是一个典型的平民,出身“地主”,可是出生的不是时候,没有土地,只有“帽子”,因此小时一直警惕、谨慎而自卫,但我还算幸运,初中时文革就结束了,借助天资尚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我学得比较好,也看了不少的书。一路顺利考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美国历史和英国历史。这些天我经常与美国同学讨论美国历史,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中国人在给其他美国人上美国历史课。虽然这是玩笑,但我在许多美国历史知识上确实强于一些学理工科的美国人。

我到美国两年多了,有时也去做做义工。在美国,我感到在许多领域都充满了义工的身影。本来我对义工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去了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我遇到了谢中之先生,他是我来美国第一天晚上与徐文立、王丹等民运同道一起在罗德岛州见的面。后来,因他也住在波士顿,他给我很多帮助,我们来往较多。他告诉我,他为中国民运做义工。我当时感到很有兴趣,后来他说得多了,我也习惯了。而且我发现自己就喜欢做义工的。于是,我开始了解美国的义工生活,我发现美国几乎所有人一生都有过不等的义工经历。在选举、政党等公共领域,到处有义工的身影。后来我还发现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里充满了义工。律师事务所、医院、公共图书馆等场所有很多的义工。我感到做义工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很喜欢义工的状态,是的,在中国民主党的事情上,我一直是联系人,那不就是义工(参与者)吗。

因此,我回想起1998年的一次会面,那是王培剑牵的线,他问我能否与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见个面。我当时应约而去,见了面,王培剑给双方引见。然后这位前副院长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也想做自我介绍,他说,他早就知道我了。然后他告诉我有关我1991年提前假释的他介入和了解的情况和其他一些他了解的我的情况,以及毛国良等人因1989年当时判得过重后来减刑改判的有关情况。我当时问他,据北京其他有关方面向我透露,美国前国务卿贝克(James Burke)91年访华中的要求释放的名单上有我和其他一些人,中国政府当时将包遵信、我和韩东方作为知识界、学生、和工人的代表作为释放条件的情况是不是真的,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们只是办具体的事情,上面的政治决定他不清楚。然后,他明确对我们表示了同情。我也对他表示了感谢。当时他说他很高兴见我这位青年领袖,我当时跟他说,我是一个平民,只是不想做臣民而是想做一个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普通公民。他笑着对我说,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在回来的路上,王培剑调侃地对我说――“青年领袖”,我了解知道王培剑对名利并不感兴趣。

在国内的时候,每当有朋友向其他朋友或他们的同僚、上司引荐我的时候,通常有三种方式,一种介绍我为学生领袖,那时,我一般会友好地做出解释:是的,我参加了86学运、89民运,因被推选为北高联秘书长而被通缉、判刑,谈不上什么领袖。另一种方式是有人开玩笑地向对方介绍我为89北京民运所谓的“暴徒”,我那时肯定会很严肃地指出:我不是“暴徒”,不要开这种玩笑,而且,“法院”也没有认定我是“暴徒”,然后一般我再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第三种方式就是事先他们已经作了介绍,我们见面后,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有时应对方的兴趣,我也介绍一下那时北京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然后,我一般会向他们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一些情况。并希望他们也理解、支持、介绍、传播一下。(在那时的中国大陆,王丹的知名度还是较高的,因为89民运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而魏京生、胡石根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当然,在国内时,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自我介绍有关89年学生运动的情况给新认识的朋友、客户、和我不断结识的人。通常我还会专门介绍魏京生、王丹等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和传播,并能继续联系支持。通常的效果比我在海外美国大学中给中国留学生做工作的情况要好。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只要不反驳我就很好了。
几年过去,这次我因中国民主党成员陈树庆和张建红被抓捕的事情给山东李建强(刘路)律师打电话感谢他的帮助。他写了一篇文章称我为“中国民主党领导人”。我在此表示感谢,但我在此希望民运维权的同道朋友们将我以中国民主党义工来定位,因为现在中国民主党还没有有效的领导机构,路径、方式、方向都不明朗,还不能有效领导,一旦到时有了所谓领导机构,我很有可能选不上领导,因为我个人喜欢美国式的政党,政党的重要人物是靠各方面因素长期积累的,不是靠本人或者他人命名的,美国政党的重要人物都是被公众选民通过选举认可过而长期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

当然,我现在努力做中国民主党义工的工作,如果中国将来县市以上也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可以竞选了,而且中国民主党是其中的一个大党的话,我也希望中国民主党浙江杭州的同道们能推举我作为浙江富阳市或杭州西湖区的候选人跟其他政党进行竞争(虽然在所谓体制内我也不难达到这样的职位,但我个人喜欢做经普选产生的政务员职位,即使这样的职位不高)。我现在继续努力学习一些科学知识、锻炼管理能力和其他能力,以应对到时的竞争与挑战。

是的,如果将来哪一天在中国大陆,平民也能竞选县长、市长、省长等政务员和议会议员的话,这大概能说中国是初步的民主体制了。

丁子霖 蒋培坤: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

近年来,常常在一些非官方网络上看到“某某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说法。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毛泽东时代常常听到的 “某某某与剥削阶级划不清界限”之类的议论。一般认为,这都是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负面评价,只是立足点不同而已。比如:

“某某某,多落后,至今还对剥削阶级缺乏认识!”
“某某某,多愚昧,至今还对共产党抱有幻想!”

如今,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人们也不再谈论什么阶级觉悟了。在这篇短文里,我们还是来说说对共产党的幻想吧,因为这个问题还常常被人们所提起。

依我看,凡是人,即便是圣人、超人或智者,也都会有幻想,何况凡夫俗子。尽管人人都懂得,幻想不着边际,无法兑现,但还是有那么多人,一次次幻想破灭,一次次悔不当初,到头来依然是那样的耽于幻想。我想这大概也是人性使然,无论贤愚,也无论敏顽,皆不能免。

然而,近来我猛然发现,竟有那么多据称对共产党绝不抱幻想的人站到了台前。他们似乎个个都十分鄙视那些被他们视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人,觉得这类人冥固不化,愚蠢至极,太不识时务。更有甚者,有人竟然把“天安门母亲”判定为一个好幻想的绝好样板。证据是,这个母亲群体从1995年开始,年年给全国人大、中央领导写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要求有个说法,要求给予赔偿,要求法办李鹏。她们还一次一次敦请全国人大把六四问题列入大会议程,敦请中央领导就六四问题同她们进行对话……。然而结果呢?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中央领导,照例的置若罔闻,照例的不予理睬。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十多个秋冬过去,依然是石沉大海。

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幻想吗?

是的,看起来确乎如此:她们十数年如一日,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件事情,公开信,公开信,除了写写公开信,似乎没有做过别的,而且从未考虑过要放弃。就如有一位难属所说的,“这个经我们得年年念”。她们言辞之恳切、态度之和善,连上帝都会被感动。请看看下面这几段文字:

 “值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际,我们作为1989年“六四”惨案中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特向贵党表达如下见解和希望:

一,“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十三年个年头了,但它给我们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创伤并没有成为过去,历史的阴影也仍未散去。十三年的时世变迁,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不能改变当年那场大屠杀完全是一桩违背国人意愿和历史进程的愚蠢、暴戾之举。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对这一世纪性劫难是难辞其咎的。有鉴于此,我们提请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未来,弃旧图新,改弦更张,对贵党历史上这一无法抹去的罪恶与耻辱作出认真的反思和忏悔,并以坦荡的胸怀、勇于承担后果的气度对此次事件尽快作出重新评价。

二,十三年来,我们作为“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始终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呼吁贵党和政府当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序,以协商、对话的方式求得“六•四”问题的公正解决。为此,我们从95年开始一再重申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以此作为协商、对话的基础(鉴于这三项要求人们都已很熟悉,这里从略)。

令人遗憾的是,此项对话至今未能实现。我们期望贵党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诞生之机,早日作出决策,以促成此项对话的实现。……我们真诚希望贵党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以解决“六四”问题为突破口,开创国家改革的新局面,化解危机,平复民怨,达成民间与政府的和解,从制度上防止大规模动乱的发生。
……(以下从略)。

以上文字,只是对一些基本事实及诉求的陈述,没有半句谩骂或诅咒,甚至连半句谴责都说不上。她们只是向中共领导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希望”,没有一丝仇恨,也没有一丝敌意。她们更没有向中共领导人发出什么最后通牒,比如责令他们要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解决“六四”问题,否则将如何如何。她们所提出的三项要求,也不过是作为对话的基础,并非什么先决条件。

由此看来,有人说天安门母亲 “跪求共产党”,似乎一点都不冤;有人说天安门母亲是“为奴隶的母亲”,似乎也并不过分。

然而,在这里,批评者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并不是一个武备精良的强力兵团,也不是一个其力量足以在经济上压垮中共的超级财团;还有,她们手里也并不掌握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运转的宣传机器、可以任其摆布、言听计从的所谓民意机构。“天安门母亲”是一个在共同的苦难中自然形成的群体,几乎从她形成的第一天起,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民间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如果对这个群体的期望值太高,肯定要落空。

那么如何是好呢?有人提议,“天安门母亲”,应该去天安门绝食、静坐。这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否则,不是有愧于‘天安门母亲’这个称号吗!可是,请大家换位思考一下,要是真的把那些老弱病残统统驱赶到天安门广场,又能让她们去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叫她们像车臣的“黑寡妇”那样身上绑着炸药包去炸天安门吧。我想,朋友们也一定不会这么想的。

西方哲人有言:不自由,毋宁死。这话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历史上也确实有不少践履者值得大家敬仰。或许有人又会说了:“你们的儿子都为民主献身了,你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这话听起来似乎也不无道理。就我个人来说,我在儿子遇难后的一段时间里,确曾多次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一生中最最宝贵的东西都失去了,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然而,我终究没有去死。我反过来一想:即使把自己的命也搭上,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难道非得用“死”来抗议、来唤起民众的觉醒吗?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的学生领袖柴玲女士曾期盼过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说这样才能使中国十三亿老百姓从睡梦中苏醒过来。结果,她一语成籤,北京街头果真变成了血的河流。然而,她所希望的那种梦醒后的景象,却至今未能出现,包括她自己在内。可见,人应该有起码的理性,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一时的冲动,都要考虑到一个“度”,超出了这个“度”,就会变得荒谬,甚至残酷。

如果我上面所说并非毫无道理,那么,在我看来,那些主张天安门母亲丢掉“幻想”,去同中共独裁者拼命的朋友们,其实是陷入了另一种幻想。他们以为只要大家有足够的勇气,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豁出命来,那么中共专制的大厦就会在顷刻间轰然倒塌。如果真能如此,那真是谢天谢地。可惜天安门母亲们办不到,大概换了别人也未必能办到。

幻想人人都有,有些可能于事有补,有些则可能把事情办砸。

对于一个有足够资讯且深明事理的人来说,事情本来是明摆着的:“天安门母亲”经历了十七年的风风雨雨,之所以还能存活到今天,没有因为遭受不断的打压而趴下,并不是因为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多大的幻想,当然更不是她们向共产党跪求的结果。恰恰相反,那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成员在以往的岁月里一步一步地摆脱了对共产党的依附和幻想,使她们逐渐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惟有靠自己的抗争,靠韧性的坚持,哪怕是看起来见效甚微的坚持,才有可能在看似铁板一块、几乎找不到任何缝隙的地方一点一点挤出一片哪怕是极其狭小的生存空间。世界上有些事看起来似乎很不起眼,而且常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们往往在促使事情发生变化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天安门母亲”不想夸大自己在中国政治现实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也不会妄自菲薄,不会因自己的诉求至今未能实现而心灰气馁,就轻易地断言,这十七年的艰难抗争只是一场毫无结果的徒劳。在一片几乎寸草不长的土地上,哪怕是长出一棵纤弱的小草,也应该被视为生命的一个奇迹。

多少年的痛苦磨难,多少年的切身体验,已使她们逐渐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可以靠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代,更不再是可以随便使用武力的时代。她们同时也明白,以往传统社会的“以暴易暴”以及共产党所奉行的“斗争哲学”已不再合乎今日的时代潮流,也不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人的认同。中国要实现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可行的办法恐怕只能是各方本着理性精神,一起来构筑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平台,让朝野有志有识之士在这个平台上一展身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权力的角逐,可以有利益的博弈,也可以有道义的对垒,但不可像以往的阶级斗争年代那样,轻言什么你死我活,轻言什么鱼死网破,重要的是要在逐渐推进法制化的前提下制定并切实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当前局势之下,这个工程主要得由民间来承担,民间应该是这一工程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同时也要争取当局的参与,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抱有敌意的参与。正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金博士所说:“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我想,金博士所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虽然任重道远,但也总不应该是一种幻想吧。

再来说说天安门母亲。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她们也有某种优势,那也只是道义上的。有人称“天安门母亲”为一个独立的道义群体,我想这是最恰当不过的。

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天这个权力和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讲道义能顶个啥?确实,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普遍不讲道义的时代,而中国又是一个最不讲道义的国家。然而,这并不等于在人的心底里已不再有道义的冲动。

我们中国人不是都很熟悉这样的话吗?叫做“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还有一句话,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还想再加上一句,叫做“无道者自食其果”。

我想,这个道理中共领导人也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他们不再学习毛泽东,说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也不再坚持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是讲发展经济,讲建设小康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说辞,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以人为本,什么新三民主义,什么科学发展观,最近,他们讲得最多的,还有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和平崛起,等等,简直让大家目不暇接。

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早年一个反右,后来一个文革,再后来一个“六四”,现在又出了那么多贪腐分子,抓也不好,不抓也不好,弄的焦头烂额,怨声载道。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有哪一位不清楚其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正在急速地、大幅度地流失,而且正受到人们越来越普遍的质疑,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正是要挽回今天已难以逆转的颓势吗!

处于这种情势下的中共当局,我想其当务之急,除了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以稳定其“大局”之外,恐怕就是与民间力量争夺人心、争夺道义资源了。因为他们懂得,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即便暂时能稳住“大局”,也是不能长久的。就目前来看,这种道义争夺战的主战场,就是上面所说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大话、空话、谎话的欺骗性宣传攻势,而另一个战场呢,就是采取抹黑、丑化、挑拨离间等等办法,来分化、瓦解民间力量,从而把几代民间人士付出巨大代价、甚至用生命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有限道义资源剥夺殆尽。惟有如此,他们才有可能改变今天权力在官方而道义在民间这样一种既恼人又尴尬的局面。当然,这也只是他们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我想,如果能这样来看问题,也许一些人就不会再嫌弃“天安门母亲”了,至少不会再轻率地说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幻想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个群体在以往的岁月里,虽然还谈不上为自己争得了什么,但她们在为民间社会积累道义资源方面,已经尽了心,出了力。

2006-10-28

陶 杰:赌业春风长绿珠江口岸

中国官方发表统计,每年中国赌民外流资金高达六千亿人民币,民脂民膏,吸入黑洞,仅今年头八个月,大陆赌客即为澳门二十一家赌场,进贡赌金人民币三百一十二亿元。

这六千亿赌金如果不流失,则中国怎会是一个第三世界的贫穷国?连同每年公费吃喝旅行,大陆贪官,每年飙狂一万亿,以十三亿人口计,每人即可摊分数百多元,包括老人、儿童、残疾乞丐。

每年一万亿元,取中位数,十年共十万亿,用来设立社保公积金,改善自然环境、加强医疗福利,投资于中小学教育,则中国可有望超越美日,成为国际第一流强国。但各地的贪腐官干勾结银行,圈土占地,高价批售,吸血抽髓自肥,这个肥厚的统治阶层,对「改善中华民族素质」和「提高综合国力」其实全无兴趣。他们之中不乏中央电视新闻台召开学习会议时一排排用心记笔记听报告的一批「驯服工具」,说起如何「建设小康」,如何「缔造和谐」,道理一套套,演技精湛,一年一万亿元,就此流入一个吃喝嫖赌的人类超级大黑洞,真蔚为奇观。

如果中方没有道德包袱,则与其让赌金外流,不如在全国边远城市如乌鲁木齐、拉萨等开赌场。这一年六千亿元,中央人民政府起码可以回抽五成税项,用诸「民生建设」,复令维吾尔人和藏民成为赌鬼,兼打击疆独和藏独势力,「少数民族」汉化,分享中国嗜赌基因,又怎会内通拉登和达赖?

或退而求其次,反制美国经济制裁北韩,联合国决议制裁,中国迫于国际压力,必须无奈参加,但同时通知北韩可在近中国边境的地区开设五六家赌场,由特区爱国商人投资,则中国官方向北韩禁运物资,但各地贪官则源源不绝挟巨款去北韩的赌场输钱,以赌博「抗美援朝」,接济小金,因属「民间行为」,美国也「吹唔胀」,则坏事变好事,又有何不可?

大陆法律禁赌,官方声称肃腐,则贪腐和赌博相结合,只能移师欧美国外,为美资和东南亚的赌场「创造财富」。此一乾坤大挪移,是出于一套伪善的政策、一个僵化的政治制度、一个贪婪得无可救药的统治阶层、一个道德真空的社会,缺一即无从构成此一奇景。

美国拉斯维加斯看准此一现实,抢滩澳门,金沙、永利、美高梅,挟高级娱乐行政管理的优势,赚得眉开眼笑。仅特区「民族资本家」嘉华集团一家在澳门另开星际酒店赌场独力与美资竞争,抢回一点面子,澳门赌业市场,基本沦陷于「美帝」之手,令人痛惜。

澳门的物价和薪金成本随同飞涨,经济结构由赌业渗透更深。澳门在「回归」之后,一时备受特区舆论吹捧,扬铧抑董,自我唱衰,然而眨眼之间,澳门经济,早已与中国大陆的贪腐形成血肉利益共同体。一个贪污的中国,就是母体的子宫,一个赌业的澳门,就是腹中胚胎,祖国母亲的营养,以赌业为脐带向澳门这团骨肉不断输送,母子情深,令人感动。然而万一反贪竟然是真的,澳门这胚胎马上会在腹内夭毙。中国反贪,要慎防力度不可过猛,否则澳门一旦「流产」,赌场倒闭一大半,荷官数万人失业。回涌市场,则澳铧政府,必须建立综援制度,大举加税。但澳门的工作人口本来就少,正如唐唐问的:钱从何来?澳门经济必然崩溃。

如不幸出现这一天,对于重建港人自信,虽大有帮助,澳门失业人口虽可大量移民葡萄牙(因澳人持有欧盟护照),为葡国加入欧盟后提供廉价劳力,但澳门文化局资助来源受影响,以后就无法再举办气势磅的傅抱石、八大、石涛的个人回顾大展。没有大陆贪官的慷慨津贴,澳铧政府又何来「艺术保育」成就?来澳门输多些,澳门的小众高品味即愈有保障,祝愿澳门继续繁荣。

莫建刚:政治口号的灾难性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刻意制作所谓“和谐社会”之理论的自称为有思考能力的所谓高智商的威权主义者,以强调整体利益为主的国家主义等级结构作为专制独裁的秩序和稳定,事实上是以一种强权政治的命令与绝对服从为其基础的。由此便出现了用党中央的意志而发布命令,用镇压与迫害的手段迫使每个个体对“党和国家”的绝对服从,而最高等级的权力机构为了所谓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无视着每个个体民衆的生存与极其微薄的生活利益,干预和决定着每个个体民衆的生存的自由与合法的民主权利。

要知道,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含义,是完全源于一种受到全民族赞赏的发自于内心尊敬而服从的信念:自由的选择与民主的诉求,拒绝专制的压迫和恐怖的迫害。只有这样,一个完全和谐而稳定的社会才能在富于秩序的规范下形成。否则,一切都处于混乱。实际上,这种混乱就是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所制造出的一种危害全民族的乱象。

专制独裁的党魁只想从内部,即在一个国家之中或在一个集团之中的内部,调控、监视、跟踪、甚至动用只效忠于本党的党军等非常手段来人为地制造一种高压和恐怖的态势。这种被称为稳定和秩序的生存空间,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具备法律的精神,以及法律和社会互动的作用。其自由的权利与民主的申诉在这种所谓稳定的秩序的生存空间中早已丧失殆尽。

国家的资源和国民所积累的财富已被中共党徒们掏空。他们把党的私利凌驾于国民及其国家的头上,随心所欲地贪污和掠夺着国民和国家的资源与财富。当他们贪得无厌的心理还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时,国民已对他们的革命口号以及改革的企图提出了置疑。于是,在全国各地以具有自由精神的人们对当局的执政能力産生了极大的怀疑,他们用民主的诉求。在洞察了中国现当代社会所呈现出的政治浮华的情况下,以深刻的政治智慧及其逻辑观察,对这种只在一种单一的政治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批判,同时对只能在一党专制的领导下进行多党合作的政治理念提出了具有证据的公开质疑。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社会在政治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生活在计划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法西斯强权社会下的具有哲学观念的著作家和法学家,在一党之私的专制独裁统治下,都支援和捍卫着中国似的极权原则,以及由此而産生的独裁恐怖的、对国民行使着暴力革命的政体。这些本应该对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保持警觉的知识分子,为何背叛了具有自由精神的信念以及独立人格的立场?为了他们生存的私利,他们公开捍卫并认可这个暴政集团大规模地压榨和迫害他们的同胞。在看到他们苦难的同胞挣扎在生死线上而无动于衷,甚至沾沾自喜,以为在维护党的原则上而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就是现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在犬儒主义的支配下所表现出的悲哀。

“和谐社会”这句政治口号的出笼,首先使国民不禁想起了20世纪50~70年代间为国民所顶礼膜拜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这一政治口号在历来的镇压反革命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暴力革命以及草菅人命的大屠杀中蜕变成为一种虚幻的政治欺诈。当国民正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所谓改革路线图,却冲淡了国民即将要对执政党进行民主申诉的激情。

活脱脱地将国民推进了“一切向前(钱)看”的、庸俗的、为金钱而拼命的、动物型的生活状态上去。可是,广大弱势人群在这个专制暴政独裁恐怖的统治下,却怎么拼命地赚钱也没有富起来。相反,在与权贵进行经济竞争的过程中,有无数人在权贵玩弄权术的手段中陪上了生家性命。现在,在中国95%的富豪其政治背景以及权力谱系中,其父母几乎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层统治者。

由于长期的无序竞争以及在权贵暴政的打压下,国民有冤无处伸。同时在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和非法作为的镇压与迫害下,中国确实呈现出没有正常秩序,毫无稳定可言的乱象社会。而这种乱象社会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执政当局;以及司法的腐败和执法的堕落所制造出的恐怖环境。一党之私的执政当局永远都是有理。乱象社会确实也给执政当局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但是他们永远都不会从自身寻找罪恶的根源,却将社会混乱的责任归咎于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着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国民。

在“三个代表”这一低能的政治口号的出笼后,那些为寻求精神安宁而归依宗教信仰的人们,被污蔑成“邪教”信徒,在大规模的镇压和迫害中死于非命。在政治上,对追求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人士进行抓捕,草草地履行了独裁司法的程式后便将他们投进了监狱。

每一次政治口号的出笼,都给广大的弱势民衆带来精神上的折磨和生活上灾难。秩序与稳定并不是以某个政治集团及其党魁在相当草率而缺乏思考能力的心智下,所设计出来的一相情愿的安排。这种秩序与稳定在司法腐败与执法堕落的打压下,终将遭至国民的拒绝。相反,却会得到“党和国家”权贵们的青睐。因为,在社会中这种秩序与稳定必须以一种命令与绝对服从的关系作为基础。因此,在命令与绝对服从的关系或在等级森严的结构中,“党和国家”的意志,从而最终是某个最高权力机构的意志,决定着每一个个体国民所必须要做的贡献及其命运。

然而,真正的秩序与稳定的社会局面,其含义完全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只有权力机构意志之外的,同时是源于国民正常生活中所认同的“自生自发”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还政于民,必须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同时依法──这种法律是源于广大国民所认可的;也是专门为广大弱势国民服务的法律──让国民以民主申诉的方式对现行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这样,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有可持续性的发展,国民才能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

良好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源于广大国民所认同的自发性能量;而由此能量不断源源地持续迸发,才能保障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文明和确保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的稳定。它同那些由某个政治党团及其党魁用专制独裁的霸王权力通过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因素各置其位;而且指导并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与稳定更符合人性,同时更为社会和国民所接受。

在21世纪已形成的多元主义的社会中,每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国民都不会再把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所颁布的政治口号作为金科玉律来顶礼膜拜了。也只有那些匍匐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统治下的犬儒似的所谓知识份子;在捍卫极权原则以及恐怖政体的效忠下,在背叛了自己的良知以及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理念下,才会做出为虎作伥的低能的政治行为。

民主论坛

昝爱宗:老萨被判绞刑让金正日们胆战心惊

2006年11月5日,69岁的萨达姆因杜贾尔村案被判处绞刑。这一条,包括老萨的其他反人类的罪行,都应该被列入2006年的十大国际新闻之一。

伊拉克高等法庭正式宣布,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因杜贾尔村案被判处绞刑。其中,萨达姆因为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其他被判刑的还有:巴尔赞-易卜拉欣-提克里蒂:萨达姆表兄,前情报部门负责人——绞刑;阿瓦德-哈米德-班达尔,伊拉克前革命法院院长——绞刑;塔哈-亚辛-拉马丹:前副总统——终身监禁;3名参与”杜贾尔村惨案”的复兴社会党成员:阿卜杜拉-卡齐姆-鲁瓦伊德;米扎尔-阿卜杜拉-鲁瓦伊德;阿里-达伊姆-阿里,都是15年监禁。

根据伊拉克法律,判决结果公布后,萨达姆有权向由9名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提出上诉。但一旦判决结果最终确定,则必须在30天内执行。

已经不是三十年,而是”30天河西,30天河东”了。

一旦结果最终确定,必须在30天内执行判决。

老萨绞刑,就是让独裁头子金正日们害怕,比如卡斯特罗和查韦斯也应心怵,毕竟这个世界上属于他们这些黑暗势力的日子不多了。

人们需要是自由、民主、法治,需要政府保障人权,人权是天赋的,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

看看越南,就知道什么叫推进式民主了。

据2006年10月出版的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第44期报道,越南共产党电子报近日获准创建党与人民直接对话频道。据报道,首次网聊预计在11月份举行,越共最高领导人可能被邀请与民众进行”在线对话”.实行定期化后,每个星期都要举行。越南共产党电子报总编陶维括说,随着网聊在东南亚的流行,越南领导人也决定要通过网络与民众建立双向的交流模式。”其目的是提高思想工作的说服性,扩大民主”.越南的结果肯定与朝鲜不一样,金正日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老萨已经做出一个”榜样”给小金看了,小金们若再不”悔改”,地狱就近了。

今日的世界,还有一些国家保留绞刑,能够让老萨试一下,他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世界上很多超级反人类的独裁者已经死了,比如毛泽东,比如斯大林,他们都是独裁者,强权政治家,都曾经因内部阶级斗争和镇压而使本国军民死伤数众多,实施过更多残暴的杀戮事件,当时的国情却不能对罪恶滔天的他们实施死刑,真是太便宜他们了。

现在万幸的是,前一个反人类的独裁者倒下,后一个要倒下的反人类独裁者就是小金了,恐怕此刻的小金正在如何不走向自己的末路……

川 歌:萨达姆先生要死了

本月5日,伊拉克高等法庭宣布将犯有谋杀罪与反人类的伊拉克前总统处以绞刑。如此,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萨达姆先生要死了。

本来,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死着很多的人。我没有注意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可能这些数字将会是很大的吧?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本很寻常。死亡是任何一个现在活着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一课。因此,死一般说来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之事。但是,今天我所说的这个人的死却是特别的死。他被法庭处以绞刑,这就是说如果判决最终生效,他将被人用绳索勒死。这样的死不能算正常的死,这样的死也应当让人觉得是很残忍的。这个人为什么落到这个结局呢?他曾经权倾一时,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人们视为神祇一样的伟大领袖,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一样。他通过政变而获得执政地位,是一位闻名世界的独裁者,强权政治家。他曾经发动过二伊战争,致使本国军民死伤数十万人,损失财产上千亿美元。在他强权统治的国家里发生过许多残暴的杀戮事件。诚然,他并非一无是处──所有的独裁者也都一样,并非除了罪恶还是罪恶,或许他也做过一些好事,他也为他的国家作过一些有益之事,但总的来说,他的独裁统治确实重伤了伊拉克这个国家。如今他的国家的法庭已经对他作出了对他极为不利的判决。

是的,萨达姆先生要死了。伊朗政府的发言人说他的死是令人幸福的事情,这可真是奇怪,他人之死竟成了自已感到幸福的事情。哦,那些深记着仇恨的人仍然视他为仇敌。中国网络上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愤青说他的死是光荣的死,因为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不知道,这位英雄给伊拉克人民带来过什么好处,以至于他可以被伊拉克人称为英雄。也有不少人在叫着萨达姆的死是大快人心的事情,因为萨达姆是当今世界的大独裁者之一,一生犯下了很多的反人类罪行,理应被处死。一个人的死竟可以引起这么多不同的反应与观点。

我呢?我,一个中国作家,一个软弱的中国作家怎么看待萨达姆先生的死呢?

我以为:我不为萨达姆先生的死感到开心,我没有开心的理由,但我也不为他的死而伤感,因为他不值得我为之伤感。我有点觉得遗憾,理由是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政治家,他虽然聪明、勇武,但不明智。如果他是真正明智的,他不应当去做那些真正伤天害理的事情,残酷压制本国人民,摧毁本国经济与文化,他也不该动用军事力量去侵略邻国,以致造成数十万军民伤亡,本国受战争重创与全面制裁。

他的死尽管让人觉得遗憾,但确是一种历史的逻辑性的安排与结果。

他的死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警示,尤其是向那些至今仍然死抱专制独裁理念的人们提供了一种足以令他们无法忽视的警示:在当今世界,犯有反人类罪行是可能受到正义人类的严厉追究的。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好自为之,负有重大责任的政治家们更应自重。

萨达姆先生要死了,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话,就让他死去吧。这个人给人们留下的教训人们不可能不记取,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人也将以他的思想与行为写下笔迹浓重的一笔,这一笔之中有着较多的肮脏,这是最为令人遗憾的。

民主论坛

川 歌:关于贾甲事件的个人意见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为难的港府却没能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将人押回国内。看来,特首曾荫权先生颇费了一番脑筋,结果是贾先生离开了香港这一是非之地。贾先生尽管暂时安全去到泰国,但应当说他尚未真正安全,因为,对之紧追不舍的中国政府必然仍会对泰国政府施加压力,必欲达到其抓捕“罪犯”的目的。接下来,泰国政府怎么办呢?世界各主要民主国家怎么办呢?有关各方势力又怎么办呢?戏剧将继续上演,远远未到落幕的时候。

我,一个失意潦倒的文人,自称是当代的莎士比亚,自称是还有点正义感与良知的人,我想我在这场戏剧之中注定了只能是一个观衆,而且是一个有着自已眼光的观衆.这个眼光自我的近视眼中发出,远没有那些聪明人看得远大、深透。我只想依着我的想法,向我可能有的一些读者谈一点我的个人看法。

贾甲先生是原中国山西省的一个科技专家与一个科协组织的官员,他在随访问团去台湾访问的时候脱队,宣布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并且欲向全世界证实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退党大潮。台湾的陈水扁政府大概是出于不得罪中国政府的目的,将贾送至香港。台湾政府的意思很明确,这件事是你们中国的事情,应到你们中国去解决,香港是中国的特区,自然,应当将贾先生送到那里去。这样一来,台湾政府既不得罪中国大陆政府,又不违反国际的有关人权公约──谁都知道在目前中国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一个公开反对专制的人士将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台湾政府可真是聪明,可这聪明之中却难免带有许多的道义丧失与令人遗憾。

贾先生无奈地去了香港。香港是中国全境内多少有一些自由的地区,此次贾先生能够平安地经由香港去到第三国,港府应当说是做了一件有良知的事情。无论日后,中国政府如何加罪于港府与特首曾荫权先生或其他人士,在此事件中帮助贾先生脱险的人们总应当得到坚守正义的人们的赞赏。

我认为:贾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自有权利走向他认为自由的世界,他自有权利向世界讲叙他的观点。至于他所讲的内容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事实,这是一个人们必须对之进行评判的问题。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兴师动衆地去打击他、抓捕他。要知道,在当代资讯世界,人们不再生活在黑幕之中,人类社会生活的透明度越来越高,所有组织与人的言论与行为都将暴露在公衆面前,全球人的目光可能将在短时间内聚焦于一件事情,比如,美国选举总统,或者北京举行奥运会,至于贾先生出走逃离中国这件事情,相信也会有无数的人在关注着。因此,所有相关各方的言论行动都将为人们所关注并为人们所评判。

中国政府应当按照国际公认的规则,根据普世价值观,根据相关国际公约来办事,而不可一意孤行地依其有严重缺陷的国内法来办事。当其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冲突时,应按照什么来办呢?结论应是明确的:按国际法办,除非声明保留的除外。现在贾先生只是行使他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作出他个人的选择──流亡国外,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对其严加追究与处罚呢?在现代民主化大潮已然涌遍全球的情势下,希望中国政府明智地富有远见地尊重国际公认的准则,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尊重并保障中国公民的其他基本权利。贾甲先生是中国公民,他理应享有这些权利。中国政府没有理由在全世界面前再次展现自已不尊重人权不遵守国际法准则的不明智的做法与形象,如果,中国政府执意于那么做,我也只能遗憾地为之叹息一声:怎么能继续这么做呢?

让寻求自由的人们自由,让不自由的人们得到自由,这是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希望,也是贾甲先生的希望。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政府之中相当多的人们的希望。即使是那些现在仍然有些过时坚硬僵化的思想的人们也会想到:时代确实不同了,是到了中国人民拥抱民主自由的时候了。所有的人都需要自由,奴役他人的人因其受他奴役的人不自由也不会感到自身的自由──因为压制自由的结果是冲突,在冲突之中苦苦挣扎的人不会是自由的,压制者与被压制者同样如此。

停止那些视人们为敌的愚蠢做法吧。宽容地对待所有人,给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这是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解放的前提。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能够得到好评,不管他生前多么威风八面,历史终将只会青眛那些真正为他的祖国与人民真诚服务的人,而唾弃那些反人民反民主反自由一意孤行的独裁者。


民主论坛

秦 耕:“欣弗”有问题的药与中国有问题的社会

2006年8月初爆发的“欣弗问题药”事件余波未了,11月1日晚间,肇事企业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裘祖贻,在公司办公室自杀身亡。知情人士透露,在裘祖贻自杀的当天,有来自黑龙江的“欣弗问题药”受害者家属到华源药业要求赔偿,并且点名要裘祖贻出面解决问题。公司工作人员拨打裘祖贻的手机告诉他此事,但是裘祖贻一直没有露面,后来再拨打他的手机便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晚上,有员工发现裘祖贻的办公室反锁着门,把门打开后发现,他已经在里面自杀身亡。根据其留下的遗书,自杀原因很可能是承受不了“欣弗问题药”事件的重压。“欣弗问题药”在全国共造成近百人不良反应、11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是2006年继“齐药二厂”事件后引起轰动的又一起假药悲剧。

裘祖贻死了,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他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裘祖贻自杀的消息传出后,掀起“欣弗问题药”事件的第二轮冲击波,有人认为假药本来就是中国医药界的悲哀,而裘的自杀更是个悲剧,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医药界一位资深人士在得知他自杀后认为,尽管裘祖贻对“欣弗”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实在想不到其最后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裘的自杀当然是个人悲剧,但同时也是社会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死于自杀而是他杀——是一个有问题的社会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有人认为“欣弗”事件集中暴露的是体制之弊———如GMP认证、药品质量监管制度、药品流通体制等等。以后者为例,虽然“欣弗”的成本仅为2元左右,出厂价2.7元,但政府定价却高达39元,正是因为有这种制度性的巨额暴利,该药受到药商青睐,不仅造成了“欣弗”在批发市场上的大量流通,而且通过“处方回扣”等手段刺激了医院对该药的无度使用。这样一来,药品质量一旦出问题,事后的有效监管、危害控制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从更深的视角来透视裘祖贻之死,就会发现问题并非仅止于此。中国本来是一个没有法律传统的社会,一个几千年来依赖道德力量维系基本社会秩序的社会,在二十世纪末市场化转型后,法律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仅有的道德秩序也在物质贪欲的冲击下彻底崩溃,从而导致了假冒伪劣产品在市场上的疯狂流行,以至于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最大的“造假工厂”。在这个背景之下,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非但没有很大的法律风险,从道德上也不可耻,非但不可耻,还可以因造假而致富、因致富而光荣、而成为受社会广泛尊敬和羡慕的成功人士;造假都可以自豪,那么制造质量不合格产品就更加不是什么可耻之事了。客观的说,不管是齐药二厂的假药事件还是欣弗假药事件,都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当下中国法律与道德双重缺失的社会现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谁成为无法预料的受害者。齐药二厂假药导致的43个死亡者和欣弗假药导致的11个死亡者,表面看来直接死于假药,而这两个厂家的假冒伪劣药品得以出笼,又是对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放弃。在企业制度松弛的背后,其实还有更深的病根。假药直接杀死的人其实和裘祖贻之死一样,都死于社会问题的长期共谋。

假冒伪劣产品已经在中国残忍的杀死了为数众多的无辜生命,但因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而自杀谢罪的,裘祖贻还是第一人。因为管理不善导致自己的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选择自杀,行为背后是巨大道德压力,是内在的道德自省和道德实践的勇气。在此之前我只看到过日本养鸡人将染病鸡只流入市场而羞愧,上吊自杀,也看到韩国一对夫妇将劣质饺子馅流入超市而羞愧,双双跳入汉江自杀。我坚决反对一切自杀行为,希望人们勇敢面对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以死亡来逃避,但我也从其极端行为中看到了另外一个总被中国人忽视的东西,这就是是企业家沉重的社会责任,肇事者以特殊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这个中国人还不太熟悉的主题。我从裘祖贻的自杀中当然也看到了人性善良的萌芽,但我并不欣喜,因为我宁愿看到中国人以其他方式宣布人性的回归,比如以自觉生产合格产品的方式,以自觉拒绝生产假冒产品的方式。

2006年11月6日

作者为作家,现居中国。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