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共中央最近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著名学者秦晖先生也称赞：“难得的全民共识”。的确，如果说和谐是一个社会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目标，大概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但是，和谐应该有具体的内容、直观的参数、详尽的指标。社会和谐首先是政治和谐，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大量的政治反对派，并且他们的政治理念无法通过正常制度渠道得以宣泄，特别是这种宣泄表达无例外的遭受执政者强力打压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成了一座骚动的火山，我们怎么能指望火山一样的社会是和谐的呢？

笔者最近走访了全国的几个地方，结识了不少异见人士，从他们身上，强烈感受到了被压抑在和谐表象之后的那种历史的冲动。这是一股可怕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如果得不到及时的释放，用不了多久，它就要冲出火山口。当这个时间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以及统治者们掩耳盗铃一厢情愿的“和谐”之梦，都会在一个早晨灰飞烟灭。

郭起真：决不出卖自己的良知

郭起真是我的当事人，今年五月，他因撰写批评当局的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随后被判刑四年。郭起真是真正的草根阶层，他原来是一名文化水平很低的普通职工，12年前因为单位领导诬陷，被判刑并开除公职。失去生活来源并持续多年的上访，使他沦为赤贫，一家三口靠妻子给人家织毛衣挣300块钱糊口。郭起真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造成他的司法冤案的不只是几个败类官员，而是有着深刻地制度背景，他逐渐走出了为自己维权的框架，不仅为像他一样的冤案受害者呼吁，而且还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批判大陆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幽暗和不公。从2000年起，他大约撰写了400多篇这类文章。这使他由一名普通的冤案上访者成为一名人权工作者，一名网络作家。并最终付出了相伴铁窗的代价。

我在承办郭起真的案子过程中当局，通过特殊渠道得知沧州当局其实希望和郭起真妥协，他们还给了郭20000元医疗费，在郭入狱之后，还通过中间人协调，希望郭能答应他们的某些要求以换得出狱，甚至还可以恢复工作。凭心而论，郭起真家里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夫人没有工作，这个条件太有诱惑力了，以致于作为律师的笔者都劝他在坚持不认罪原则的前提下接受妥协，但是，郭起真拒绝了。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两个多小时的演说，坚守自己的良知和气节，痛快淋漓地宣泄了对这个政权的指斥和蔑视。当被宣判判刑四年时，他微笑着说：“不就是四年么，历史会证明我无罪，历史会清算这一切！”

郭起真，这个草根知识分子的决绝的姿态，标识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让所有渴望自由、自尊的灵魂“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黄琦：随时准备再次入狱

黄琦，天网创始人，四川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2001年6月4日入狱，坐满五年政治冤牢后出狱，立即恢复了《天网》网站，《六四天网》现在依然是国内最大的维权网站黄琦当年入狱，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成都市中级法院判决黄琦的两个死穴》，黄琦认为这是“黑夜里而不是天亮前”的文章，为此我们结识，并成了好友。认识黄琦后，我慢慢了解到他其实只算个维权者，并不是民运人士，当年四川当局因为他的网站上出现中国民主党的章程而判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实在是冤枉。因为他直到出狱以后，都跟民主党、法轮功等政治异议势力保持着距离，他甚至对维权泛政治化的倾向保持着高度警惕，他的《天网》网站不跟风，不煽情，不党不私，公正无偏。

对前一段时间海内外媒体爆炒的绝食维权、九评三退、苏家屯活摘器官等“新闻事件”，《天网》保持了可贵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天网》网页上几乎没有出现一篇这类的文章。黄琦不是新闻科班出身，但是他的《天网》却严格遵循了新闻客观公正的品格。天网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公正客观的报道新闻事件，推进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用黄琦的话说：“天网只做实事，不当演员。”

黄琦说到了，也做到了。他的《天网》网站上每天都在报道各地的维权事件，他还实际帮助当事人进行维权，今年6月，《天网》网站帮助六四死难者周国聪获得首例赔偿，突破了当局对“六四”不谈判不赔偿的禁忌，成为轰动海内外的新闻事件。黄琦还有超前的政治意识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他通过运作台湾民进党介入大陆泛蓝联盟成员张起遭受非法逮捕事件，第一次将民进党拉进大陆事务，用人权和民主这两条绳索将这个渐行渐远的台独政党拉回到关心民族的共同命运中来。有个资深政治学者说，单凭这一点，黄琦就可以记入史册，标榜矢志维护国家统一的大陆政府就该给黄琦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

但是，黄琦不但没有可能获得勋章，而且24小时被监控，时常被骚扰，他家里被安了窃听装置，煤气罐也居然会莫名奇妙自己开了。当地一位民运人士甚至预言，最多三个月，天网将再次被封，黄琦也要再回到监狱里去。对此，黄琦一点都不在意，他甚至给我一个他的律师的电话，并说，“如果我进去了，你就找她，继续把事（指大塔维权）做下去。”我不明白四川当局对这个没有政治倾向的维权者何以如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个人独自支撑起一个网站，不收一分钱，义务为社会提供维权服务，干着本应该政府干的事情。这是我们社会的健康力量啊，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义人都投入监狱，我们到哪里去找和谐？

姜福臻：居斗室而无忧

姜福臻先生是我的青岛老乡，早在78年就投身民主运动，是民主墙时代的资深民运人士。“六四”之后他被判刑七年，出狱后丢了公职，他虽然通过自学取得法律本科文凭，但是政府不许他从事法律服务，他也就作不成律师。因为山东教师任自元案件，我跟姜先生有一面之交。今年以来，我发现做礼拜的教会离姜先生的书屋非常近，就经常和同事去坐坐。欧阳小戎来青岛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过一次饭。姜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好，他五十出头，一口青岛话不急不徐，温和宽忍，脸上时常带着微笑。在北京出差的时候，遇见山东老乡王金波先生，金波提到姜先生，说他最近离异了。我很吃了一惊，回到青岛后就去看他。姜先生的书店只有15个平米，到处塞满了书，顾客来来往往，里面就坐不开了。姜先生抱歉地搬了一条掉腿的长凳在门口请我坐，因为没有可能烧水，他倒了一杯可乐给我。姜先生没等我开口，就说，他离婚了。房子和其他财产都给了妻子，他只带了一台就电脑和这些书搬出来了。我心里一酸，问：“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怎么现在又离婚？”他苦笑了一下，生活嘛，很多事情说不清楚的。我决定进他的卧室看看。这是一个五平米的房间，除了满屋的书，还能放开一台旧电脑，然后就是一字排开的三个凳子，那就是他的“床”了。

我问：您就睡在这里？冬天怎么办？

他还是微笑着说：无非加条被子嘛。

这么窄的“床”，根本无法翻身，晚上睡觉摔下来怎么办？我刚要再问，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姜先生告诉我，这个小房子租金一年15000元，明年要涨到20000元，我看到他满屋的旧书也不一定值这个价钱，就问，这么贵的房租，能挣出来么？他说，主要是租书，基本能糊口，大部分交房租了。

姜先生居住的是真正的“斗”室，15个平米，还要开书店，两个人进来都转不开。但是这个满腹才华的工人知识分子却居斗室无忧色，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我们时常在民主论坛上读到他那些忧国忧民、才情激扬的文章，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这些文章居然是在“斗室”里写出来的啊。但是，仁爱、慈祥，时常微笑着的姜福臻先生却让我明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天纵英才的他选择了献身社会理想的时候，他也选择了这个“斗室”，这是他的命运，也是他的光荣。

和谐社会，如果不能把郭起真、黄琦、姜福臻这样具有社会理想和道义担当的知识分子包含在内，所谓的和谐只能是猪圈里的一团“和气”。这将是个沉闷、腐烂的泥沼，因为它拒绝了清流，它也拒绝了新生。

2006年10月29日于青岛
首发民主中国

临近十七大，中共官场内斗波谲云诡，曾经不可一世、呼风唤雨的上海帮随着陈良宇的轰然倒台而风光不再。尚沉醉于出版文选之快意的前任党魁江泽民，面对胡温新一代对其势力集团的大打出手，只得俯首默许而不敢说不。江泽民深谙“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潜规则，有心恋栈的他挖空心思在离任之前设计出政治局常委的九人决策体系，以图继续操控中国政局。在政治局常委会中占据有五人席位的江系人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可谓天下无敌，虽说江泽民已于几年前就让出了党魁的宝座，但其继任者胡锦涛至今仍然无法确立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这被外界广泛认为是上海帮掣肘的结果。

陈良宇一经中纪委查处，上海官场里的人便如热窝上的蚂蚁，唯恐逃之不及。然而，这却并非外界最为关注的，最能够吸引外界眼球的当属黄菊以及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命运。据有关媒体报道，陈良宇一案牵涉范围极广，黄菊夫妇和江绵恒均卷入其中，陈良宇被宣布解职以后，一些传言便沸沸扬扬、不绝于耳。作为上海帮核心成员之一的陈良宇敢于明火执仗地去挪用巨额社保资金，仅仅凭借他一个人的政治地位，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有更高层官员涉案不但不足为怪，而且理所当然。香港《动向》杂志在上月爆出了黄菊请辞的消息，这使外界更加明晰了他在上海社保资金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因为和前任党魁江泽民如胶似漆的关系，包括陈良宇在内的一大批上海帮人马有恃无恐、为所欲为。对江泽民余威的过度倚仗使得陈良宇等人目空一世，将上海建立成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独立王国，对胡温的发号施令置若罔闻，甚至于公开对抗。陈良宇的表现也许早就为胡温所注意，并有杀鸡儆猴之心，苦于其他江派政治局常委之不合作而无能为力。如今十七大日益临近，新的权力格局充满悬念，吴邦国和曾庆红并不想因为年龄原因而从此退出中共的政治舞台，为了不在胡锦涛的心目中造成过于对立的印象，他们势必在某些问题上给与一定的妥协，这样既能维护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又能保存上海帮的势力。

众所周知，曾庆红是江泽民1989年到中共中央赴任时从上海市委带到北京的，因为在剔除“杨家将”和搬倒陈希同事件中功勋卓着，所以，他曾被广泛视为江泽民的心腹。外界一直盛传胡曾不和的消息，但在此次陈良宇事件中，曾庆红和吴邦国却义无反顾地和胡温站到了一起，这被认为是胡温能够在今年赶下陈良宇的重要原因。几年前查周正毅案时，中纪委几乎空手而归，除了轻判周正毅之外，没拔掉陈良宇的一根毫毛，也许正因为此事，上海官场的腐败才更加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曾庆红是中共党内具有太子党背景的人物之一，他在江泽民上任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树立了他老谋深算的政客形象。曾庆红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仅为第五位，外界却普遍认为他的实际权力要比其排位高，他的国家副主席一职虽无实权，但其政治影响力却不能低估。陈良宇涉嫌贪污腐败而被立案调查，据说曾庆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起到了主导作用。据路透社报道，曾庆红已经得到了胡锦涛的任命，为明年中共十七大的召开做日常准备工作。

曾庆红能获得胡锦涛如此信任，是否因为他在查处陈良宇一案中深得胡锦涛欢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对中共政坛的政治风向有着敏感的触觉，并不像陈良宇等人一样死抱江泽民这一棵大树。陈良宇出事之前，有杂志曾披露胡锦涛要曾庆红在十七大时退出权力最高层的消息，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曾庆红的政治转向看作是和胡锦涛的一次政治交易，因为他们之间既明争暗斗，又互相依赖，曾庆红可以凭借胡锦涛的支持而在十七大后继续留任，胡锦涛则可以凭借曾庆红的协助来铲除权力炙手可热的上海帮政敌，因此，打倒陈良宇一战，胡曾二人可谓是“双赢”。面对日益膨胀的地方势力，仅仅拿下陈良宇也许并不能让胡锦涛安然入睡，一大批的江系人马依然对胡锦涛虎视眈眈。为了能够在今后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政治举措和树立自己的政坛权威，胡锦涛必须拉拢手腕灵活的曾庆红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陈良宇下台后，上海官场已经是风声鹤唳，黄菊、江绵恒更是胆战心惊，唯恐祸及吾身。天子脚下的北京也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象，有媒体报道，中纪委在向上海派出200人的反腐调查队伍之后，近来又向北京派出多达300人的调查队伍。下一个目标是谁令外界揣测不断，从这种架势看，不是针对王岐山和刘琪，就是针对前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适逢中国高官频频落马之际，国际反贪局联合会10月22日到26日在河北举行了首届年会，胡锦涛在会上的讲话更是把反腐败列为当前的首要任务。权力斗争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胡锦涛有关反腐败的讲话虽然掷地有声，但能否付诸行动还有待观察。在派系林立的中国官场，要想彻底地反腐败或者进行改革，必须扫清一切政治障碍，因此，胡锦涛的反腐败即使不是为权力斗争服务，也难免权力斗争的成分。

曾庆红虽然和胡锦涛暂时结为政治同盟，但两人并非真的情投意合，两人的合作也许仅限于能够给双方都带来政治利益的领域。黄菊和贾庆林也同属上海帮成员，虽然外界对黄菊涉上海社保资金案、贾庆林涉远华走私案都深信不疑，但胡锦涛的“反腐败”之火却不太可能向他们二人延烧，至多是让他们在十七大之前退出中共核心领导层，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胡锦涛不能没有曾庆红的鼎力帮助。可以预见的是，十七大之后，曾庆红将依然是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一员，而政治局常委中其他四位上海帮人马的政治地位却岌岌可危。

2006年11月3日

首发议报第275期

因为金正日同志不与胡锦涛同志保持高度一致，“悍然”在我卧榻之侧大放导弹、试爆核弹，使北京当局大失面子的同时，朝鲜也成眼下热门话题。恰好有友人游朝鲜归来，大谈彼邦怪事、趣事、悲事、险事，特撮取其中数则，以博读者诸君一粲。

（一），飞机上的惊和饿

朝鲜高丽航空客机是一架破旧的高丽js155.刚上机坐下，美丽的空姐就发给每个乘客一把纸扇；开始以为是纪念品，看看不像，因为太粗糙。原来是飞机上空调机坏了，没冷气。我乘坐过三十多家航空公司的上百次航机，第一次遭遇到这个发扇子煽风的怪事。

飞机上没有电视，一切设施如座位、地毯、墙纸、厕所等都极陈旧。头顶上的行李箱没有门，是敞开的，让人心惊胆战——怕行李掉下来；坐位上的安全带旧得收不紧，等于虚设。飞机擅抖着升上天空时，麦克风里却响起朝中两国语言：“敬祝我们伟大领袖金正日父亲万寿无疆！”敬求上帝保佑我们一路平安吧！

飞机十一点半起飞，却不提供午餐。动身前海外旅行社就警告说那边食品缺乏，最好多带一些食品去。我还不以为然，可事实确实如此糟糕。看到人家都在吃着自带的东西，我饿着肚子有点后悔。

一小时后，飞机在“伟大领袖金正日领导我们平安到达平壤”的祈祷声中开始降落，在触跑道的瞬间飞机擅抖得特厉害，因为跑道不平飞机又旧，大家吓得紧紧地抱着摇晃的座椅。机场如此简陋：起飞、降落都在同一条跑道，跑道两旁几乎没有先进的安全设施，只有高低不平的玉米地。

（二），手机和相机

出国前海外旅行社头头不断叮嘱我们：“不准带手机、不准带一切出版物。不要乱拍照、听他们指挥。”所以上机前大家都把手机寄存在这边机场。作为手机大国的中国人实在想不通朝鲜为什么严禁带手机？导游说朝鲜没有人用手机，包括有权有势的人。

下飞机时，一个小夥不识相地在安检厅内拍照，照相机当场就被朝鲜警察收走，幸亏导游用朝语不断求情才告脱险。入境後，朝鲜导游也宣布注意事项：交出护照、回程机票，由他们统一保管；不准使用有损朝鲜的政治性语言；不准擅自离队、个人活动；不准随便拍照，更不允许拍不友好场景、特别是军事人与物；不准接触无关人员等等，并威胁说，“出了事，后果自负”。

在板门店参观时，受到半小时的严格检查，纪律更严厉：“绝对不准拍照，除非得到同意；双方哨兵的枪，子弹都上了膛，可能造成死伤！”大家吓了一跳。四个月前我在韩方参观“三八线”，根本就没有这种恐怖气氛。

（三），出入平壤要路条

在进平壤前，我们被一个军事检查站拦住，许多人与车辆在等候盘问检查。一些人又想拍下这个场景，马上被导游严厉阻止。导游下车出示自己证件和一张外宾特殊通行证後，军警就让我们的车子通过了。路边的许多的人都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原来朝鲜人不能随便进出平壤。能在平壤居住、生活的，都是衷心爱戴金日成父子的模范百姓；而那些出身不好，类似中国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便没有资格在平壤居住甚至出入。即使援朝的中国人，出入平壤也要有关部门开的路条。

（四），星级宾舘的奥妙

在朝鲜是四天住四星级的“西山宾馆”，一天住五星级的“羊角岛宾馆”。朝鲜的涉外星级宾馆都设在青山环绕、风景优美的丛林中，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把游客与朝鲜人隔离开；为此，不管到什麽地方参观，再远的路也要赶回来。就像中国文革年代让少数能到中国的外国人住在高级宾舘、华侨饭店，伴随外宾的只能是外事人员和公安人员，普通中国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些场所和外国人、华侨接触一样。草木皆兵的朝鲜人，比当年中国更讲政治安全，对谁都不放心，连友好的中国人也要被隔离、监督如保护。

三十多层的豪华宾馆，静悄悄的，死气沉沉。宽大华丽的大堂空空如也，停车场只有五辆旧车。宽大豪华的餐厅有四十多张圆桌，但只三张桌子有客人，二桌中国人、一桌阿拉伯人。电视在播放朝鲜革命样班戏“阿里朗大型团体操”，金正日同志的语录在一条条地朗读着，一个女兵激昂地唱着《我们的将军天下第一》，“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将军，第一呀！第一呀！啊！天下第一！”又有男女军人舞，配的文字是：“先军文化、先军时代是实现新变革的创新时代”、“以金正日同志为主体的先军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所谓“先军思想”是金正日所创新的马列主义，打破了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把军人排在工农前面。他认为，朝鲜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军队不仅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还建设政权，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应以军人为主导。

在接受了半小时的政治教育后，服务员开始上菜，遗憾的是菜与环境完全不匹配，三种朝鲜泡菜、一盆碎肥肉、一盆油炸鱼块，一大碗没有多少米的薄稀粥、十几只掺苞米粉的馒头。一些有所准备的人拿出国内带来的食品，而我只好半饥半饱地退席，真是刹风景的一顿晚歺.

进了客房，床上没有席梦丝，硬绑绑的；电视机、空调都是中国八十年代产品；旧大衣厨，连门都拉不开；冰箱空荡荡，没有一点食品与饮料；没有介绍旅馆的手册、没有笔、没有纸；卫生间里有一卷中国六十生代生产的、发黑的卷洞草纸，二小块发绿的、搓不出泡沫的再生肥皂，水温始终调不高。盖着又硬又旧的被子一夜没好睡，想看电视解闷，可是这国家只有一个朝鲜语国家电台，翻来覆去播放着一个内容：伟大的老金是再生父亲、小金是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等。

（四），翻版文革

第二天刚亮，我就偷偷走出大堂。在宾馆大花园里碰到昨晚在电梯里不敢和我们打招呼的几位广东同胞，他们也在晨练。他们不敢开腔是由於见了我们的导游，过去曾经跟随过他们的安全局人员。他们是佛山的技术人员，受广州外贸局派遣来朝援建制糖厂，住这里已有一年。他们警惕地四周观察，发现没有人才与我交谈起来。虽然他们住在星级宾馆，但吃得差、没有自由，过着软禁一样的生活，没有手机与国内亲人通话。实在想家、想回国。可是有三年劳务合同，又不愿放弃较高的工资，所以每天只能像木偶一样耗着。每天工地、宾馆一条线，陪同他们的翻译和朝方安全局人员几乎寸步不离，只有晨练一小时半是自由的，因为这时候二位跟屁虫还在睡懒觉。这西山饭店工作人员大多是国家安全局派来监督外国人的，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探测器、窃听机。

他们说：“这里一切都是学中国文革一套，是文革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人人带毛像章，他们带金家父子像章；我们天天读语录，他们也读金的名言；我们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他们把金正日比作二十一世纪太阳；我们唱”爹亲娘亲不如毛xx亲“，朝鲜人叫金日成做”爷爷“，叫金正日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有八个样板戏，他们也有四个样板戏：《血海》、《卖花姑娘》、《党的好女儿》、《金刚山之歌》；总之什么都一样。这里有钱买不到东西，所有食品、日用品都跟以前中国一样，配额定量供应，他们看到当地人排队领各种配给的东西，油、鸡蛋、肥皂……

（五），金日成礼品馆

这次朝鲜之旅完全是一次“红色革命游”、“政治宣传游”和“金家父子丰碑游”。在平壤市中心和各景点，到处都有太阳像、永生塔、纪念碑、丰功伟绩厅。据说每个城市、街道、合作社、企业、单位也都有永生塔，每个朝鲜人都带领袖像章、每个家庭都挂金家父子像，为了时时刻刻要朝拜的需要。游客每到一个纪念地，都要掏钱买鲜花。一把花三十元人民币，等于朝鲜人一月工资，仅在平壤便先后八次被迫买花祭拜。

金日成礼品馆，不但是朝鲜人必去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也是外国人必须瞻仰的圣地。每天从全国各地组织一万六千名农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来参观；每个参观者都穿戴整齐，清一色的胸章，妇女们还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男女老少整齐地排在一条主大道上，极虔诚地、鸦雀无声地准备入舘.

外宾不过二百人，优先入舘.进入用黄金装饰的大门，迎面是一座黄金铸造的金日成像，参观者又要列队鞠躬，外国人也不例外。女讲解含着泪花，用动听的普通话说：“今天在这里我们要向伟大领袖鞠躬，衷心感谢金日成爷爷，愿他永生；感谢金正日父亲，愿他永远健康。”前后一队队的朝鲜人都含着泪花，拼命向他们的永生父亲鞠躬。我汗毛根根直竖，我从内心为这些愚昧、痴呆的朝鲜人流泪。

此馆巨大无比，共有二百多个展厅，如果每分钟看一件珍品，需要一年才能看完。每个厅都有同样用贵重木料做的三米多高大门，也都包着黄金；每条长廊四百米，气势宏大。这里展出着179个国家送给朝鲜领袖的二十二万三百五十六件珍贵文物和稀罕宝藏。要论价值的话，朝鲜领袖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我们的领袖爱人民，把这些宝藏奉献给朝鲜人民观赏”，可是门票要25元。

女讲解员先带我们进入中国馆，满屋子都是金、银、象牙等雕刻，景德镇名瓷，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画；各种祝金家父子万寿无疆的鹤、松、龙、寿、福；这些都是毛泽东以来中国历届中央及各省领导人每年送的珍宝礼品，足足摆了几十大厅。最令人作呕的是郭沫若赠送的一幅幅诗词，内容就像当年送给毛泽东、江青的一样，马屁连篇，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

综合厅里有利比亚卡扎菲送的黄金腰刀，古巴卡斯特罗送的高级雪茄，伊拉克萨达姆用金阿拉伯文主体思想拼成的金日成头像，西哈努克送的象牙宝塔，胡志明送得用一百只鹤精细拼成的寿字，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送的翡翠钻石；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历届领导人都送来珍珠稀宝。更使朝鲜人自傲的是美帝国主义、日本强盗、美国走狗韩国领导人，也纷纷向他们的领袖致送礼品。导游说：这说明我们的金爷爷是伟人中的伟人。

（六），朝鲜人拉野屎

朝鲜人可以建高60米、正面宽50.1米、侧面宽36.2米的凯旋门，可以建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可容纳10万人的金日成体育场，可以建主体思想塔、礼品舘和无数的永生塔、纪念碑、丰功伟绩厅，却不肯建公共厕所，以至於连平壤市的人都要在茂密的树木丛草中随处大小便。第一个早上，我看到一个广东人在晨运时踩了“地雷”；第五天早上，当我们车开过宾馆不远的一处灌木林时，看到四个年轻的女兵都在那里方便。开车三个小时去开城，居然公路旁都见不到厕所，一群男女老少在情急亡下只好不顾羞耻地各找隐敞的地方自求解脱。我好奇地问朝鲜同志：“你们平时大小便也这样随便？”他们大笑：“当然。”

首发议报第275期

世界上最不缺的是理论，最缺是常识。
　　常识说：知人论世，小节可以宽容，因为我们都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大节不可改移，否则世界上就不再有是非善恶。
　　理论却不是这样说的。比如，民族英雄。一个抵御外辱以保卫本民族人民的人，自然是民族英雄。然而我们的教科书差点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因为天下一统，金族早就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了，所以岳飞抗金只是“兄弟阋于墙”，算不得民族英雄。对这样的宏论，似乎只有闭口一途。搞不好还要引出抗金是在搞民族压迫，岳飞是汉族统治阶级的走狗，抗金不利于民族团结，抗金是历史的倒退，岳飞逆民族大融合潮流而动，是反动人物，金朝才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云云。
　　再比如，汉奸。常识说，一个出卖本民族利益的人，自然是汉奸。但是理论不是这样说的。理论说，汉奸也要看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当汉奸比不当汉奸好。对于这样的宏论，似乎也只有闭口一途。搞不好，还会引出“汉奸也是个人，他也有‘不得已’，为什么不能拿平常眼光来看汉奸？”“汉奸是一种政治品格，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汉奸和非汉奸没有差别。” “汉奸只是‘汉’奸，是你们汉族的‘奸’，出了汉族，他就不是‘奸’”。甚或至于跳出来质问：“换作是你，你能保证自己在那样情况下不当汉奸？”……呜呼。
　　常识说：多么奇怪的逻辑：苛责民族英雄，而对汉奸讲恕道。
　　无论多少人为胡兰成的汉奸事业辩护，我只遵从常识告诉我的：他就是一个可耻的汉奸。
　　
　　常识说，才子也是人，是人，都该遵守人的道德底线。理论说，上帝死了，尼采也死了，所以我就是上帝。要才子遵守道德，那是愚氓对精英的暴政，是道德杀人。常识说，爱情需要忠诚。理论说，庸人才需要忠诚，才子自然有资格风流。才子的精神境界，你们懂什么！
　　然而，无论多少人为胡兰成的儇薄辩护，我也只遵从常识告诉我的：什么才子风流，不过是文人无行。
　　
　　当然，人和文章可以分开来看。可是一个人的文章终究是他思想与感情的投射，人虽不一定如其文，文却一定如其人的。若胡兰成者，一言以蔽之：儇薄为人，儇薄为文。
　　常识说，写文章和做人一样，至要紧的是诚恳。
　　胡兰成自视甚高，而根砥甚薄，女人是他生活的霓裳，文字也不过是他思想的霓裳。兰花指，水袖，描金摺扇，鲜红指甲，半空飞个媚眼，妖妖嗲嗲的唱。人生如戏倒也无妨，文章如戏，实在不堪入目。
　　
　　语言为的是表情达意，而修辞是表情达意的手段，根与本不可颠倒。所以说话虽然不是写文章，写文章首先得好好说话。文言已经有数千年历史，凝练，庄重，优雅，自成规范。白话文草创无过百年，而且是在政治思潮的推动下仓促成形，还借助了不少外来语，本来就先天不足。然而这条路一走上去，就不能够倒退，因为它是乘载现代思想的有效工具，必须努力去完善它，直至能产生和文言一样经典的作品。五四名家的白话文，多少残留着文言的痕迹，及欧化的句法。那是草创时期的必然。而且，语言是有延续性的，白话本身也并不排斥文言。有时，把文言糅入白话使用，还能形成特殊的表达效果。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自由出入于文言与白话之间，而且分寸的把握要相当到位才可。如鲁迅先生，就是一个典范。“胡式”语言却被当成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创造，好像往文章里塞点“亦”“然”，就风雅起来了，那其实不过是有话不肯好好说，找别扭。在他那个年代，用这样的语言，是对白话文的反动，和对文言文的糟蹋。在我们的年代，再来学“胡体”，说胡话，真是莫可知其何也。
　　
　　佛学是一种极高的智慧，这智慧首先是建立在慈悲的基础上的。佛之说法，是为了渡世人，而不是炫耀他说的法有多么精彩。相反的，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法只是到彼岸的筏子，过了河，什么筏子都要放下，没有背在身上走的道理。禅之机锋，也是一种渡人的“方便”，而不是本质。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传的是心印，不是那个拈花微笑的姿态。爱谈禅，也是古来才子之通病，当作趣谈听听就好，倘若真以为随他一起“悟”了，其实是入魔更深。
　　一个儇薄自私的人，一个没有慈悲之心的人，来谈佛说禅，本来就是个天大笑话。如胡兰成者，不过是在“狎禅”。“禅是一枝花”，这题目已经代表了他对禅全部的理解。那枝花，也不过是他戏服上的一点装饰罢了。
　　人们和传统隔膜得久了，就宁可从胡兰成这个不怎么样的贩子那里接受一点变形的、轻灵的、机巧的二手货，也不肯坚忍的去面对经典。
　　
　　常识说，全面看待一个人，决非绝大污点也能视为平常。一个大节有亏的人，却有那么多人急急为之辩解。常识说，小聪明从来是大智慧的大敌。一个全身上下披挂着无数小聪明的人，却有那么多人称之为智者；一个粗通中国文化皮毛的人，却有那么多人称之为大师；一个文言和白话都写得夹缠不清的人，却有那么多人刻意模仿他的文风……看起来，挺像一出荒诞派戏剧。
　　为什么？
　　忽然明白了，因为他“自我”。胡兰成绝对的“自我”。“我”是天地的中心，无论“我”做了什么，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应该的，可以原谅的——不，不屑于他人原谅的。时代正崇尚“自我”，胡兰成自我。他狠，他绝，他坏，他不在乎，他的字典里没有廉耻，卖国求荣在他那里也能演绎成“战难和亦不易”的感时伤世，凉薄不仁在他那里也能演绎成“我与女人，与其是爱，毋宁说是知”的天真烂漫。
　　他自我到使不敢这么自我的人羡慕。
　　
　　胡兰成两件事情都没有做好：一是做人，一是说话。不知道学胡兰成者，到底想学他什么？
　　举世滔滔的是理论，而竟无多人肯老老实实地听常识。

我知道余英时这个名字，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部有关基督教的片子，其中就有余英时的话语片段。我记得余的样子，灰白但是茂密的头发，宽边的眼镜，叼着一支巨大的烟斗，从骨头里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清气。余当时说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大意是，我们需要有终极关怀，需要对生命有某种敬畏，需要用一种宗教的力量来引导我们此生的行为，从而获得救赎。

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有意识的找余英时的书读。通过朋友的介绍，我找到了他的第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发现初版刊行于1987年，算一算，汗颜，8年之后，我才读到余先生的作品，可见自己视野之狭窄，思维之愚钝和方法之落后。

我如此否定自己，并不是妄自菲薄。多年以来，我们的教育体系灌输给我们的历史观是一种非宽容、非理性的斗争价值，我们的历史学方法更多的则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到我这代人，历史在我们的大脑里，已经完全堕落为某种公式和某种概念了。余先生的作品，带给我谨慎和柔和的阅读感，这与那些强行灌输的大陆历史教材，真是太不一样了。

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四卷本《余英时文集》，对于我这样的余英时迷，则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这是一个经过了重新编排的版本，以《史学、史家与时代》、《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的题名分类。当然，由于余英时先生的论述经常是会通式的，分类也只能是略以意会，不可能绝对精准。在将这四卷略浏览一过之后，我认为余先生的重要论文基本没有遗漏，可见编辑工作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因而这套书足以使我们较为系统地了解余先生的思想。

不太了解余先生的人可能会认为我夸大了他的价值，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先生显然继承了老师的细密与严谨。记得当时读余先生的著作时，我在一大堆考据中穿行，一点不觉得累赘，反而深深折服余先生在那种在缜密的考据中透出的对文化内在本质的梳理。后来，我只在读钱穆和陈寅恪时，才有如此感受。所谓名师出高徒，余先生能师从钱穆，真是人生之大福。细心观察他与钱穆先生的区别，我又发现，余的考据之缜密有钱穆之风，但他洞察的敏锐、学理的深刻，更是具有了世界文明的宏阔体系，因而比纯粹国学的钱穆似乎看得更远。这就是余先生人生又一大幸，先生如果一直呆在汉语体系中，不接受西方学术的熏陶，怕的是很难超越他的老师的。

余先生对钱先生的这种发展，就是他的学术价值之所在。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式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开始从大陆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接受钱先生的耳濡目染，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一方面可能会被国内浮躁的救亡风气摧毁，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余英时的幸运就在这里，很有可能，他代表着汉语文化里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曾经在另一个小随笔里谈到，30年代以后的中国，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产生体系性的文化大师，强权政治和国家危机彻底淹没了几代中国人。但余英时是个例外。反向的联想是，如果余英时没有偶然走到钱先生的身边，或者偶然走到了钱先生的身边，却没有以后的他国留学生涯，今天我们就读不到如此视野的余英时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总结余英时现象，了解余先生的人生之后，我的观点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汉语思想的学术性建设，主要由那些继承了传统国学，同时又有欧美留学经历的华人来承担，比如余英时、夏志清、黄仁宇等。而所谓的大陆历史学界，则是一片荒漠，只留下了一片简单的喧嚣，供后人耻笑。

有这样一本杂志，常常刊登长达万字以上的超长调查报告，内容严肃，几乎没有照片，黑白印刷。这样一本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到一百万，并传今年已经扭亏为盈，这不得不说是新闻出版行业的一个奇迹。

这本杂志就是在美国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纽约客》。有报道说，《纽约客》已经悄悄地，不动身色地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2005年，其发行量增长了4％，达到了105万份，而其高达86％的续订率差不多是其他杂志的两倍。由于拥有杂志的公司是一个私营公司，所以确切的经营数据是不对外公布的。但是，根据业内人士的推测，《纽约客》今年的盈利估计应该是在1000万美元以上。

这个转变，《纽约客》现任主编大卫。雷姆尼克功不可没。他1992年以记者身份加盟该杂志，很快成为杂志内最出色的记者。之前，他是《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他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非虚构作品《列宁的坟墓》还获得过普利策奖。

雷姆尼克是个低调、不温不火的人。最近在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的时候，雷姆尼克很谦逊的把《纽约客》的东山再起归结于时代的改变。“在我的主编任期内，世界充满了危机——9.11、伊拉克、阿富汗……”他认为这个时代突然变得“严肃”起来，人们对严肃、睿智、深度的报道兴趣重燃。

从这一点而言，雷姆尼克是颇有远见的。他上任之初就强调《纽约客》应该恪守并发展其吸引读者的基本要素——真实的、深度的、有争议性的报道。在快速阅读的时代，这一方针已经被许多出版人摒弃，认为现时读者是没有兴趣坐下来，静心读上一篇上万字的，和他们日常生活或许并不密切相关的文章的。但是，“或许他们拿到杂志，在自家的客厅里坐下来翻阅的时候，只会有耐心读一些短小的城市文化新闻。而在第二天早上，坐在上班的火车、地铁里的时候，他们或许就会发现原来伊拉克的战场上发生过了这样的事情……”雷姆尼克这样解释道。

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事实说明，还是有许多高素质的读者对《纽约客》文风独特、调查深入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兴趣。

雷姆尼克还是一位政治目光敏锐的编辑。2004年，从不参与美国政界选举的《纽约客》破天荒地表示支持共和党人约翰。克利竞选美国总统。雷姆尼克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该杂志。在评价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他认为美国大部分媒体都在说谎，他不希望《纽约客》也成为掩盖战争事实的一员。在《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越来越缺乏国内和国际报道的时候，《纽约客》的地位变得日益重要。

《纽约客》还宣布，到今年年底将再次更新它的网站，加入更多的视频、音频、Flash与其他和读者互动的功能。《纽约客》将在网站上开辟博客空间，主编亲自坐镇，以此为论坛，与《纽约客》的供稿作家、编辑记者和读者开展讨论。

最近，《纽约客》还推出了两套纪念版的DVD，一版名为《完全的纽约客》，其中共包含了《纽约客》创刊八十年以来所有的文章，共4109篇。

现实里常常发现不少重理轻文的人，他们一般重视实用，忽视艺术和理论。记得杨振宁说：＂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这说明科学和艺术相融相依，厚此薄彼肯定无益于一个国家或个人全面和谐的发展。其实一个作家或诗人存在的意义在很多时候比一个皇帝还要大，李白所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就是这个意思。

人可分物质的人和精神的人，在现实里皇帝要比文人们耀武扬威的多，但从长远看，皇帝的身份是黯然的，也就是活在他们统治下的人们才惦记他巴结他，口是心非地敬仰他。可以说一个国家的成立都比不上《红楼梦》《聊斋志异》等这样的作品深远久长和意义重大。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这些创造和正在创造着文学的人要有些钦敬呢？他们大多不可能是物质世界里的佼佼者，却是历史长河里滋润一个民族心魂的精神贵族。作为物质的人他们是属于自己的，作为精神的人他们是属于大家和一个民族的。

有句话说：＂一个中国人在一起是龙，三个中国人一起是虫。＂这话是说中国人喜欢窝里闹，为什么闹？我以为就是统治者所宣扬的”孔孟文化”在作祟，因为孔子讲究＂名正言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排座次，大家不就是为了位子才煞有介事地闹吗。说山东是儒家文化的重灾区一点也不过分，儒家文化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御用文人扭曲后来维护封建独裁，成了独裁的文化，中庸的文化，成了泯灭老百姓个性的文化，毫无自由可言。可以看出儒家文化适合人治社会，是以德治国，不适合法制社会，它已经阻碍了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

道德可分公德和私德，而自由是每个人最起码的人权，自由的前提是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是有权利的人，比如孔子学说只强调个人的责任而不是个人的权利，所以有利于专制的统治者进行管理，而信奉孔子学说的国家是独裁者的国家，根本就不是每个人的国家。

在独裁国家，它的百姓还不能叫公民，而大多是奴才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奴才。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些独裁者们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它的人民洗脑。我记得孔庙里面有个清朝皇帝题词，表扬孔子是＂生民未有＂，意思就是把几千年前的孔子也当成他的子民，这皇帝趾高气扬的自恋很无耻很可悲又很可笑，你能看出这话里面有平等存在吗？而有好多人是把这题词当荣耀的，亦是很可悲。

职业本没有贵贱之分，无论是谁，无论在哪个行业做出了成就，我们都应该敬佩他，在国外像巩莉这样的演员是会受到大众比总统还要隆重的欢迎的，而诗人向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名片，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们大多首先是一个诗人。记得一个朋友告诉我，在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去苏联，那时候苏联人民生活很艰难，他到一个小镇子看到人民都在那里集会，并有不少人轮流上台像演讲似的群情激昂，翻译告诉他说，是他们正在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比如前几年美国诗人桑德堡去世的时候，美国还把他的像印在美金上面。

确实，只有心拥文化精神的民族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只有对文化敬畏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

很多年前，自由主义跟新左共聚一堂时，经常会指责对方忘了重大的中国和世界问题、命题。辩护当然也是以我们并没有忘为主调，我们早在哪一年在哪一篇文章里谈过这一问题，如此。有一次，林毓生主讲的讨论会上——那是我唯一的一次见林先生，大家又为立场认知吵起来了。有人“检举”或“揭发”新左们不反专制，我看到殷海光的高足，一位慊慊君子样的老人，他本来口才一般，似乎思胜于言，口讷讷若不能言，这时忽然声调刚硬起来，“这成什么话？怎么能这样？专制不反还做什么学问……”大概如此。然后是沉静。

汪晖发言了。汪晖很会说话，他的声音不高，但非常或相当地逻辑有力。汪一说话，大家就仔细地听。这让人印象深刻。汪晖说的是，他没见到谁不反专制，没有人跟民主作对，今天的世界就是暴君、独裁者都不敢公开地说反对民主了。民主专制并不是什么问题了。重要的是，在今天，有更多细碎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比如淮河的污染，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问题，今天的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是多么严重。我们开过几次研讨会，专门研究这些问题……

我当时听了汪晖的讲话，非常或相当地佩服，以至于秦晖发言时反而记不住秦晖的要点了，印象中似乎秦晖是笑着回应了汪晖。当然，今天想到汪晖致力于发展主义的问题解决，涉及治理的革命，似乎他还是没料到有人确实公开地反对民主，像蒋子、康晓子（应该区别于康子康有为那样的儒者）等人那时还没像今天这样亮相。

我有时候想到我的知识界朋友，不免叹息。他们做学问很有些做得“往而不返”的意思，不知道他们是真傻还是假傻？林毓生是对的，再高深的学问都建基于平易健康的人性之上；否则，所谓的学问无非是自欺欺人，而欺人，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永远欺下去。

我读北岛《时间的玫瑰》，里面谈到洛尔加，这个诗人似乎不喜欢民主社会，他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的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北岛写道：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我觉得洛尔加至少是诚实的。他敏感到在民主社会，很多事需要自己动手，亲身参与，需要DIY。这也是现代文明中公民之为公民的要义。但我们的知识人却似乎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女佣、保姆，有的知识精英甚至带着太太孩子度假时，也会带上保姆同行，以方便提供服务。如此对同胞的“贱民”状态熟视无睹，也算是汉语人的一大奇观。劳动力价格之便宜，甚至成了精英们得意的理由，他们所谓的繁荣崛起和“清洁的精神”。

云南的尹杰说起搬家，搬家工人如何辛苦，他后来如何请工人吃一顿饭以求心安。我说，这里仍缺乏正义的精神，因为这种雇佣参与了对他们的剥削，除非我们付出并告知他们真实的劳动价值。这可能是部分东方社会的丑陋之处，也是知识人应该揭发、检举的真学问。

我们的发展，最重要者在于尊崇个体，使每一生命的至上意义得以体现。如果人力人命并不值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可诅咒的。为这样的社会服务的知识人也是可笑可审判的。这也难怪，其中的知识人参与不了世界知识的演进——尽管他们梦寐以求，也参与不了本国人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们杯羹有份，他们在五年十年变一变的大革命世纪里被后来者否定了。

约是傍晚时分，高架公路下的汽车、机车阵静止着等红灯转绿。路旁的住宅公寓前有个两块方形木板并排架高的槟榔摊。摊子本身是个可移动的小空间，四个生锈的小轮子由四块红砖顶着，摊子周围排列着霓虹灯管，电源当然由某个住家牵延出来披披挂挂的电线所提供。小空间里坐着一个染红长发、半露酥胸、正在制作槟榔的妙龄女郎。摊子下半部贴着「持续旺盛精神」的蛮牛饮料海报、白底黑字的「双子星、菁仔、叶仔」，以及红底黑字「徵小姐，意者请内洽」的老旧纸张。

上述种种是一张照片的大概内容，照片下有一行字：「对计程车司机与卡车司机而言，只要有开深口的上衣，价钱高些也值得：台北销售槟榔的女子」。照片由苏黎世一家新闻性周刊在今年（2006）六月初刊出，是配合题目「在危险地域生活」文章的全页照片。周刊国际版主编摊开刚到手的杂志，指着槟榔西施的玉照，说：「这真是艺术！」这话响在耳中，笔者却必须先移除自己的背景情绪，才能坦荡地听进他中立的诚意。

文章的作者David Signer五月份在台北及其近郊停留了两周。赴台之前，他看了台湾导演的电影、读了台湾作者的翻译小说、搜集有关资料，并请笔者提供採访名单及相关讯息。这位在採访前做过周全准备的文字记者，在文章一开头写道：「台湾有世界最长每年2282小时的工作时间，是人口密度第二大地区，有第三大外汇存底，平均每人拥有1.14支手机，笔记型电脑的生产居领导地位，是世界20个工业先进国之一，有着倒数第四名的性生活、最不快乐的女人，以及最多近视眼。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是否有任何关联？」

Signer的台北行让他感受到台湾人生活的压力，以及从压力衍生的矛盾与反逻辑。他将严谨的儒家工作态度、同性恋俱乐部、piercing流行趋势齐头并行，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平行存在的现象，归因於解严后，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整个社会只以20年时间迅速现代化、自由化的结果，并认为，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政治上却遭到严重隔离的台湾，是个急欲向世界展现自己是较好中国的巨大侏儒；台湾的清醒与严阵以待一如以色列，深怕只要一放松，便要往下坠落。

除了在大城里可以看到「肢体语言」之外，Signer观察到，台湾人的两性关系古板而害羞，所以槟榔少女以及穿极少衣服女孩卖壮阳药的现象，应该对某些人是某种满足程度的替代。而葬礼电子花车上的清凉秀，吸引识与不识的人（包括孩子）前来「告慰」死者，以及饮食上强调某些食品「对男人很好」，均是遭到扭曲抑郁两性关系的「出口」或另种形态的呈现。

后来Signer在以电邮传送初稿给笔者并再次约见时曾提到：「很奇怪，台北的媒体人似乎都不快乐。」他在文章中也叙述，某位女记者晚上下班后还和孩子玩电脑、吃宵夜。她可以第二天晚起，孩子却必须一早赶上学。这种剥夺孩子睡眠时间以满足自己认可标准的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绪与脑力只有负面影响，记者却以「培养孩子坚忍的性格」为此一情况正名。

Signer以探讨台北为何是个不夜城为主轴出发，他看到计程车里有电视、餐厅饭店桌上有电视，手机可装置GPS、搭乘捷运也可收发电子邮件等等，台湾人佈下了无处不忙、无时不为自己制造紧张的天罗地网；也由於企图独立生存的压力，以及体制迅速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失衡现象，使得台北人「风水好，铁窗更好」地，既敬畏自然与未知，却也为了保存已有而不惜与丑陋为伍，为生活拼抟。

与Signer同行的摄影记者Andri Pol除了拍摄前述的「槟榔艺术照」之外，在广场上跳晨舞的妇女也成了他的工作对象。一个穿着紧身翠绿超短迷你裙、头戴加长前沿空心帽的中年太太，或许应Pol之邀，提手扭臀，理所当然地展示着她不舍得失去的青春。另张照片里是个头戴绣有红色X宫鲜黄棒球帽的矮小中年男子正腮涨脖粗地吹着唢呐，旁边站着上下堆叠的旧木床，床上床边随意堵放着说不出所以然的杂物。此外，利用地下捷运一角摆设座椅，让退休市民透过卡拉OK重温往日情怀；画黑眼眶、留着妹妹头的少女在髒乱的小店里，正由与她年龄相彷的年轻男孩在她腰背处刺青等等，全成了摄影师狩猎的对象。这些及其他几张照片不仅未拍出台北人对整个环境的期许与想像，反而是与诚品总店气势及凯达格兰大道景观背道而驰，令人沮丧消沈后街巷弄的颓败与粗鄙。

笔者自忖，Signer如果以IT产业高楼、寺庙、24小时商店并存的现象做为判断台湾社会失衡的标准之一，除了建筑物外观所透露的不对称讯息之外（正面气派堂皇，屋后电线、油污交杂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移动人员的行为举止（自信沈稳与穿着拖鞋叭啦走、目中无人大声说话的对比…）必定也将教养与素质差异表现得一览无遗。

当曾任政党主席者提议过要带现任的民选总统夫人去看猛男秀，而第一夫人也欣然答应，并玩笑地责怪对方为何尚未兑现承诺；当一个知识份子把带有「给你祖妈做…」辞句的网路游戏看成是「年轻人玩玩嘛」那般的无伤大雅；当另一个知识份子把新闻讯息夹杂在繁複的重色彩区块间，使得颜色图片胜过内容，让日报成为画报，并认为是好看时，我们如何要求外国人拍摄我们对台北的「梦想」？

Signer的报导叫人沈重，Pol的照片令人沮丧。在一个不将美学训练（而把摩登当成高品味…）、不将哲学推论（而分不清就事论事与人身攻击的差别…）、不将法律常识（而拒绝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后的道理…）、不将人文素养（以致语言文字暴力充斥媒体…）纳入义务教育体制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正是瑞士记者并未错看台北的那一切。

我和严老师只有一面之缘，但当他被捕之后，却一天胜似一天地感到，我们早已相识，而且相交非常深。也许是因为严老师是位艺术家，而我自幼酷爱各种艺术的缘故吧。或许是因为觉得他们抓了高智晟和郭飞熊，又抓了力虹和陈庆树，应该停下抓人的黑手。而如今严老师也被捕了，有些出乎意料，我不知他们还要继续再抓谁？无论他们再抓谁，都抓不去追求自由的心脏。

今年7月初，我无法忍受留在故乡受羁禁的日子，便前往北京访友，虽然知道自己涉入维权运动，便一生都不会有安宁日子。但当时还天真地以为，他们至少会暂时放过我一阵子，我可以利用这一阵写点我想要写的东西。那时严老师恰好也到北京来，和我在赵昕处相遇。

我看见他推门走进屋子，形象装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身材瘦长，面容稍带憔悴，象个下岗工人。赵昕向他介绍我，他便与我握手，握得非常有力，于是我更加坚信他是位工人。他只是一面用力握着我的手，一边微笑着一字一顿地说：“严正学。”那一瞬间他的眼神注视着我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将我当成了至交。

这时我才醒悟，原来眼前这位略显疲倦，举手投足中却流露出对事物专心致志的人，不是一位下岗工人，而是著名画家严正学。但我还是看不到他脸上有丝毫所谓“艺术家”气质。我想也许是因为常年与工人农民们在一起，颠沛流离，骨头硬而遭罪多的缘故。

他此次来京，是受福建维权农民所托，为农民们寻求一些法律方面援助。维权运动自一开始就在遭受各式各样的打压，直至今天陷入面临被全面镇压的境地。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法律是全社会公民共同的契约，所以法律具备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而在极权社会，法律由统治者制定，不允许公众参与其中，所以法律不具备自我完善的能力。

维权运动完全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但是他们说你是非法，那么你就是非法，哪怕你能用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的法律里规定了村级行政长官直选产生，但如果你真准备去直选一位村长，那就是非法（太石村）。他们的法律里每一位“公民”都有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权力，但如果你真去参选人大代表，支持他们的人大选举，他们就说你破坏选举（孙不二）。古代专制者定下法律之后，尚能对臣民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履行承诺。而当今的专制者，自己定的法律说撕毁就撕毁，这叫人们如何敢于相信他们？这令人感到悲哀，他们自己将国民试图与之进行对话的所有途径都一一堵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

我坚信作为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不会彻底泯灭掉人性，除非他已经疯狂。譬如一个人，将一个孩子交给你，孩子在你的手上生了病，你应该对这个孩子有某种负罪感，这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最起码的人性。而那些掌握着中国这样偌大国家一切权力的人，我却丝毫也没有从他们的行为中看出他们对这个国家有过一丝一毫负罪感。难道这还能被称为一个人吗？

严老师坐着，在座的的人中以他的年纪最大，而他却选择了最靠近房门的位子。他话不多，只是小声说起一件事：某次被国保带走后，国保说：“你一个搞艺术的，来掺合什么政治？”他反驳：“我本想好好搞我的艺术，但你们不让我搞艺术，那我只好来掺合政治。”我明白严老师所说的政治，和国保所说的政治是完完全全的两回事。国保所说的，乃是安禄山、魏忠贤、叶赫娜拉氏之流的政治；而严老师所说的，乃是拜伦、德拉克洛瓦、威尔第等人的政治。

严老师是位行为艺术家，深得行为艺术的精髓。人们不懂什么叫行为艺术，用这个词来形容某些低劣行径。行为艺术不是做秀，而是把行动上升到审美高度。中国鲜有艺术家，只是到处充斥着艺术的骗子和贩子。因为真正的艺术，乃是陶冶人性情操守的灵性创造。一个真性情、真操守的人，必然知行合一，决不会去稳坐奴才之位，更不会去求那求之而不可得的奴才之位。所以真正的艺术，必定是专制天生的敌人，必定为专制所不容。没有真正的性情操守，哪怕满嘴自由民主，行事却总是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

但他言语中又流露出隐隐黯然，他热爱他的艺术。艺术我所欲也，民权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艺术而取民权者也。当然，舍了民权，照样得不到真正的艺术；而投身民权运动，本身就是最好的行为艺术。这二者不是简单鱼与熊掌的关系。

夜深，严老师说他还要上网去收发些邮件，我也想上网去，给我的爱人发封信，于是便和严老师同去。赵昕为我们订了两台机器后回家了，我问：“严老师，今晚您住哪？”他说：“我先上一会网。”我又问：“你不会在网吧里通宵吧？”他支吾其词，说什么夏天天亮得早。我说：“还是去找个住的地方，通宵很伤身体。”象我这样的年轻人，熬上一夜也浑身疲倦，严老师年纪比我父亲还大，又是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又熬夜，只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我想他大概是还没找到过夜的地方，想在网吧里打发这一夜。便说：“严老师，一会我们一起去招待所，我住的那地方很便宜，才30块一夜……”他只是摇头，不再言语。

他打开机器，网吧的机器很花哨，我帮他弄好帐号口令登录后，跳出很多韩国式卡通画，他看着那些韩国式小人儿直摇头，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这个。我在一旁默默看着他的侧影：黝黑，典型的南方人，并且已经有了皱纹。他没有马上去动鼠标键盘，只是盯着那些韩国卡通画，脸上闪过一丝忧伤。他谈论维权运动的时候，没有流露出过忧伤，因为维权运动在苦再难，他也可以为之贡献一点力量。而面对这些平庸毫无美感的垃圾绘画，他却忧伤起来，似乎是觉得以自己才华，本该去阻止这文化上的堕落，却无能为力。

我发了信，有点恍然，过去的36个小时，只睡了两个钟头左右，有些扛不住。便向他告辞，仍旧希望他能跟我一起走，但是他没有走，留在网吧里，可以省那么二、三十块钱。

10月底，我结束羁禁放回老家后不久，得知严老师已经步高律师、郭飞熊等人后尘，到看守所里去了，心中甚是酸楚。不知道那判决要判他多久，但无论怎么判他，那一纸判决只在宣告一件事：严正学是中国最好的行为艺术家。

你听说过严正学吗？他当过盲流，做过圆明园画家村的村长，蹲过大牢，服过劳教，告过官府，争过民权。他还收到过一封信，信封里有或分或毛的零钱共15块9毛，信上说：“严伯伯，听说你和坏蛋斗争钱都花光了，我们凑了些钱支持你……”

你听说过严正学吗？他画画，他用身体画自己的灵魂，他现在在看守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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