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雷锋“助人为乐做好事”，无论从件数还是频率上讲，都低于一般中国人。我以前举过例。当年我们那一疙瘩的中小学生每月干下的好事，都可能超过雷锋一年的好事量。一般民风淳朴的中国地方，自打雷锋他祖爷爷出世前很早就形成了助人为乐的习惯。天天助人不止，有时一天助好几回。我们那一疙瘩正好有这风气。N倍雷锋不少，甚至敢有雷锋平方。并不是说雷锋不积极。他主要是缺乏“作案时间”。当兵要坚守岗位，离开营区一步也必须得到批准。雷锋最多用星期天出来助人为乐。但当年战备任务紧，很多星期天都不能休假。所以雷锋干不下几件好事。

    雷锋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好形象，除了中央领导大力题词外，主要还得益于他那些光彩夺目的照片。而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正搞”出来的东西。

    胡戈说：“正搞，就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雷锋的许多“助人为乐”的事迹，都是由沈阳军区某部机关作出决议，由该部宣传摄影人员张峻、季增等干部设计场景、调配人员、指定服饰然后指挥雷锋和其他“群众演员”站位扮姿势做笑容等等后拍摄下来的。他们自己声称这是“摆拍”或“补拍”雷锋事迹。这种“摆拍”或“补拍”制作过程总是一丝不苟，一遍遍地试做改进、直到产生最佳成果。完全符合胡戈所说的“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试问天下还有谁能带着记者和照明设备，并请来“群众演员”配合着“助人为乐”的？祇有解放军能够正正经经认认真真地这样搞。

    象雷锋搀扶大娘、“精心”保养汽车、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

    著名的雷锋精心保养汽车照片上，雷锋不穿工作服。他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出席正式仪式的外套，扎着腰带、胸前还佩戴着奖章。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正经”的保养汽车了。

    在“雷锋送老大娘回家”中扮演老大娘的“群众演员”，是大连《新商报》副总编辑王盛波的奶奶。据王盛波的说明，他奶奶当时人就在家里，并不需要别人送她回家。是雷锋和新闻干事季增找上门来攀谈。

    “雷锋也没闲着，帮着给我奶奶家挑水、扫院子。临走时，那位新闻干事拿出相机问我奶奶：”老人家，你跟雷锋照张相好吗？“奶奶高兴地答应了。这时，那位新闻干事看到邻居苏姓家中的小姑娘正在院子里玩耍，就忙喊：”小妹妹，过来，一块儿照个相。“摆好姿式正要按快门，那位新闻干事好像又想起了什么，跟我奶奶说：”老人家，你家里有没有包袱，拿来用一下。“

    据张峻等回忆，他们多次带雷锋到处做这种“好事”。有一回在列车上排演时遭乘警干预。乘警说一个正在接受雷锋“助人为乐”的老太太的出身成份不清楚，一旦是地富反坏的话，谁为拍下来登报的照片负责？张峻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祇好罢手。雷锋是汽车兵，本没有多少乘火车出差的机会。显然是部队领导机关特意派他们去“拍外景”的。把“摆拍”或者“补拍”剧照当作部队的任务分配给雷锋等去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正搞”了。

    按理说生活是生活，演戏归演戏。两者本不应当混同。“补拍”的东西在发表时应当注明它们是剧照而不是新闻照。可是中共当局在发表雷锋“剧照”的时候从不加以注明。他们铁心要让人民把演戏当真情。大量“摆拍”、“补拍”的剧照果然成功地塑造了雷锋的光辉形象，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这是胡戈“正搞”定义中的另一部分。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米奇尼克：我认为，并不容易。因为，这是一场每天都在发生的战斗，争夺读者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胜负的取得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你的报纸内容的可读性、吸引力，报纸必须有意思，才能吸引读者去买；第二，我们给出的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揭露事件真相的勇敢，不管是涉及政府、公众、教会还是某个社会团体的内容。从这一层面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民主制国家每四年政治家们面临一次选举，而我们的报纸则每天都要面临“选举”，因为，每天读者都会在众多的相竞争的报纸中选择，是选择我们的报纸还是其他报纸。

夏榆：作为主编，你为《选举报》赋予的使命是：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你说的新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语言？你怎么寻找？

米奇尼克：我认为，很多年以来对一种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就是虚假的、宣传性的语言，口号式的语言，但这种语言并不描写真实，而是创造虚假现实、禁锢真实。简单说，寻找新语言，就是寻找能够对读者真诚、真实的语言，读者能够理解、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语言。我们要找的语言是能够反映当今的矛盾冲突、信仰、争论等。

夏榆：你试图通过你主办的报纸影响国家的公共生活吗？

米奇尼克：当然，这是我为何要写作、出版报纸的根源。我们想以这种方式告诉公众和读者，追求真实是我们这份报纸的唯一目标，让读者们在读完我们的报纸之后，变得更聪明、更优秀，而不是更愚蠢、更恶劣。

夏榆：《选举报》能够承载你的社会理想而不受经营的影响吗？

米奇尼克：当然。如果不能这样做就违反了我们的原则。但是，我们的报纸是民主的，我们也经常出版与我们观点相左的文章。但是，那些签了我名字的文章和第一版、第二版的文章，我们的记者、编辑、出版者做的评论文章，都是反映了我们出版者的立场。

夏榆：读者的需求和趣味与您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见解，您认为哪个更为重要？

米奇尼克：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必须找到一个中间点，又要让读者感兴趣，又同时能承载我们渴望向读者传达的思想。但是我反对那种本着完全迎合读者的哲学理念办报纸的做法，也就是读者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不，我们不这样。我们必须说，我们看重、追求的是真理、准确性和诚实，而并不是取悦读者。比如说，如果波兰队输了足球赛，我们不会写他们输了是由于黑哨，而是写：因为他们踢得不好。

夏榆：一份以思想力见长的报纸有生存的问题吗？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报纸不会因为生存的问题而改变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思想立场？

米奇尼克：当然有，每天都有这种危险。面临着小报、电视、电台等的竞争，所以我们的报纸里必须有区别于其他新闻来源的内容，才能使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让读者每天花2或1.5兹罗提买我们的报纸。这依赖于那种妥协，我每天都在做出妥协。我很不愿意接受。因为，这是在破坏我们的产品。作为主编，我必须有两个原则：第一，报纸是一种商品，我给读者提供了一种交易，读者付我1.5兹罗提，我给他们最高质量的商品。如果采取降低标准的妥协，我就降低了商品的质量，破坏了产品。这就像往牛奶里兑水一样。

说实话与保护自由

夏榆：你辞去议会工作，与政治保持距离，是因为你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还是你有不能适应政治生活的障碍？

米奇尼克：我从来都不想成为政治家。我致力于政治，是在专政时期，因为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我活在一个将我视为垃圾一样的国家里，因此我涉足政治，然而我从来都不曾想过当一位政治家。

夏榆：在你看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米奇尼克：说实话和保护自由。

夏榆：一位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写了一本充满疑问的书，他的书名是《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质疑知识分子在当代生活中的无力感。

米奇尼克：有点道理，但也不全对。这里没有规则可言。知识分子阶层在和平时期要比动荡时期的力量相对小很多，因为，知识分子是那些阐述思想的人群。

夏榆：平庸崇拜好像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风尚，你认为独立思想以及对独立思想的捍卫现在还是重要的吗？

米奇尼克：我不能对全世界范围的事发表看法，但对我是重要的。

夏榆：在您看来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米奇尼克：我不是关于中国的专家。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片大陆，所以我在阐述对她的影响、评价时是非常小心的。但我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人都热爱自由。如果有人说自由对于英国人是很好的，而对中国人是不好的，那我不相信。很久以来就有个说法：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没有民主的传统，而只有皇帝、等级、官僚的传统。的确是这样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过去都没有民主。而现在呢？在台湾已经有了民主，香港有着某种民主，而在中国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民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既不相信文化冲突、也不信新加坡总理曾提出的“亚洲的价值观”与欧洲的不同。在欧洲的价值观里有自由的位置，而亚洲的就没有，这我不相信。我认为，那里都可以有自由。独裁不会是永久的，它总会结束。我也曾经认为在有的国家，像波兰不会有自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不管这自由是好、是坏，但是我们有了。

夏榆：1989年巨变之后的波兰在社会经济、政治上发生了什么变化，知识分子是否对这种改变感到满意？

米奇尼克：有的人满意，有的人不满意。波兰是个多元的国家，人们的想法各不相同。我认为好，可有许多人认为是灾难。

夏榆：波兰有了民主和自由之后是不是又有其他问题？

米奇尼克：某些事情的确向它不该有的方向发展了。我想这里主要是关于那些被排挤的部分人群，尤其是国家农业经济瓦解之后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无法在新的现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国家并没有帮助他们。我认为，这一点走的不好。第二件事，就是涉及老人、退休者们的事情，对于他们巨变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也无法适应这一变化。并没有人为他们做一种提前的考虑。

夏榆：最后想问一下您私人的问题，您能告诉我您的家庭情况吗？

米奇尼克：我一个人住。有个儿子，19岁。

夏榆：说句玩笑话，你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您能彻底独立的原因吗？

米奇尼克：我只是没有成功的婚姻。

夏榆：你说你去过中国，去过哪些地方，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米奇尼克：我去过北京，到过长城，广州、上海、西安、深圳。非常有意思、迷人的国家，我非常喜欢。

（本文采访由波兰外交部安娜-多米尼克承担翻译，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欧语系茅银辉博士订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社会在20世纪进行的一次伟大的“科学实验”。自己投身其中。及至晚年，难免要反思，这一场实验怎么说呢？付出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艰苦备尝，这还是小事，因为毕竟幸存至今。多少人在对敌斗争中，倒下去了，又有多少人在内部斗争中（恩格斯说其中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倒下去了。生命付出了太多。

对这一场运动，我看到了“两个先知”，那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启蒙大师普列汉诺夫，和中国“五四运动”的主帅，党的创始人，中国的智慧之星陈独秀。

他们两位见过面吗？共同探讨过“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吗，如同马恩那样？好像没有。但他们对这场运动，在启动时似已清楚地看到前景，历史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见。

普列汉诺夫，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而且是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一个杰出的“播火者” 。有人说他是“布尔塞维克之父”。 鲁迅翻译他的一本书《论文艺（没有地址的信）》，在序言中，说他是无产阶级之父。普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帮助他站了起来”，但“没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能量” 。显然，他认为第三国际这条路错了。他反对武装起义。他说：“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这是石破天惊之言，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石。这话分量太重，他不惜篇幅作详细的论述。

【 鉴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这儿尽量引用他原来的词汇和语句，加上引号 】

他说，“随着高效能的，复杂的电动新机器的使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科学成就，社会阶级结构将变得对无产阶级不利”，“知识分子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合乎知识分子心意的哲学范畴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这些范畴包括两个方面：既有普世的一面，又有阶级的一面”。知识分子体现普世的一面，这一面是全人类的。“物质进步的主要后果，是阶级范畴一面的作用的下降，全人类一面作用的增长。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价值观及其幸福和权力的体系，在未来，其范围必然扩大为爱护一切生物及周围自然界必要性的认识……” “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观，会提高到知识分子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将是荒谬的，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吗？绝对不是，马克思本人也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普列汉诺夫真是位预言家，还有惊人之语，他说：“资本主义不需要掘墓人！”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灵活的社会结构，它对社会斗争作出反应，不断变化，人道化，向着接受社会主义个别思想的方向运动。” “资本主义的未来令人羡慕。有野蛮的民族资本主义，野蛮的国家资本主义、野蛮的国际资本主义，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人道的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演进可能出现的几个阶段。” “其最后阶段中，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可能长期并存，互为补充，在此后资本主义可能自己缓慢地、毫无痛苦地死亡。” 普氏说列宁不是他的好学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我们最熟悉的，他论证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这样，把我们的时代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认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普氏亡故于1918年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在80多年前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今日视之，仍感惊世骇俗，这也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

于是学生说老师是修正主义者，“滚进灰心丧气者之列。” “他出卖了无产阶级！转到资产阶级阵营中去了！” 在暴力革命中，是谈不到“尊师”的，大是大非不含糊，坚持革命的“原则”。

普的《政治遗嘱》长达三万字，亦称《最后的想法》。老师也是不客气的，畅抒胸臆，把话说透，让历史来检验。

他说：“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伴生物那样，布尔塞维主义的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困、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 “布尔塞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策略，却侈谈马克思主义。” “流氓”一词，是不是译错了。普氏未及看到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情况呀。其实他对以暴易暴，预见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规律性。到1957年，赫鲁晓夫开始揭开铁幕内的冰山一角，已使世界为之震惊。他说：“经查明，在17次党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被逮捕、处决的是98人，即占70%。” “党代表的大多数也被控为反革命，多么荒谬！1966名代表，被害达1108人。” “不经法庭审讯和正规调查，就处以死刑。” 苏联的大清洗，又连年不断，涉及许多领域。情况不幸被普列汉诺夫言中。

中山先生，备受“十月革命”的鼓舞，挥毫大书“以俄为师”，但不久即说：“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 普列汉诺夫不同于中山先生，他是事先否定了“十月”的路。

普列汉诺夫说：“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义的雇工，将得到土地的农民，必将承担振兴工业的全部重担，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义的农奴。”

他预言，党员会激增，“绝大多数入党的，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成为领袖意志的盲目的执行者，另一些入党者，是为了在‘革命的馅饼’上得到一块大一点的。他们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变成官僚，他们比沙皇的官僚还可怕，因为他们干预一切。”

普氏尽量把话说清楚，觉得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说：“列宁所设计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因为“按恩格斯的说法，必然会是专政，而任何专政，都与政治的自由权力不相容。”他指出，“布尔塞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塞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因为他们一实行民主自由，马上就会损失权力。列宁很清楚这一点。”“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 “列宁需要这个结论，以鼓舞布尔塞维克。” 这一点是列宁主义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国际共运“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历史作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列宁的这话视为经典，实践证明，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并不等于社会的进步，有时反而更糟，关键要看生产力的提高，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普列汉诺夫不愧是列宁的老师。但，学生不理老师这一套。他评论列宁：“他不可思议地朝着一个方向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使他不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 “本性是冒险主义者” “勇敢、坚决、刚强、不讲道理、残酷无情”。“为了把一半人赶入社会主义，可以杀掉另一半俄国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为没有能“软化”自己的学生而深感痛惜。

普列汉诺夫1882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政治遗嘱》中，他对之这样评说：“主要思想至今是正确的，这个思想是这样的：物质生产的水平，决定社会阶级结构，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他们的智力活动等等。”这是他对该书的总评。但是，他也如实地指出，（成书）“50年之后，许多论点变得易受指责。《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19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共产党宣言》的结论，有某些偏离。这一点在宣言的作者在世时已显露出来，他们也是承认了的。”马克思晚年，是看到了自己的著作因工人阶级当年的悲惨处境，而激情有余。他谈到现在远未到消灭私有制的时候。恩格斯不欣赏暴力革命，从事议会斗争，争取“和平过渡”。这样说来，我们当年发表《陶里亚蒂和我们的分歧》，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和平过渡，不是在批恩格斯了吗？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的、实事求是的，不断纠正自己的缺点，光明正大，而不是文过饰非，一贯正确，掩耳盗铃。马克思修正自己的观点，甚至强调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普列汉诺夫预见到第三国际这条路必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巨大灾难，这是由于他对历史发展规律有深刻认识。他不是“马后炮”，而是事先说清楚了。

人称陈独秀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他的历史地位和洞察力真是太像了。同样，他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大师 ，毛泽东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重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毛泽东说：“是他集中了一些人。才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至于个人关系，毛说：“对我思想影响大的，莫过于陈独秀。”不知列宁对自己真正的老师，是否说过这样的良心话。

列宁所引导的这条路，以暴易暴，培养出特殊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现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革命的名义诬陷、迫害，甚至杀戮，习以为常。

必然形成的这种品格，普列汉诺夫清楚地预见到了。陈独秀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去世前两个月，毛泽东还说：“将来修史要讲他的功劳。”而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历次运动，念念不忘，称之为“敌我矛盾”“反面教员”了。带上许多诬陷的帽子，构成20世纪第一大冤案。这都是对国际的传承。陈独秀执行国际的纪律，但不断对斯大林的右倾提出意见，最后以《告全党同志书》闹翻了。（注：《告全党同志书》，一开始即说：“我自1920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国际领导人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任何人，任何同志指责我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都诚恳地接受……” 国际据此定性为反党，以革命的需要为理由，决定责任由陈一人负担。）

国际的代表布置瞿秋白：批评陈独秀的右倾，这是革命的需要！直到今天还有人尽量把“右倾”之类加到陈的身上，这不是史学研究的不足，而是革命形成的一种道德现象了。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陈独秀被诬的帽子，一个个都已摘去。但是，有些人不欢喜他，这是自然的，因为专制主义和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他既反对“马上得天下” ，更是反对“马上治天下”。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历史的“阶段性”是不能超越的，他说：“欢喜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在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无论是功是罪，它毕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的过程。没有它，小生产者的社会便没有发展生产力和生产集中的可能。”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他对民主有科学的分析。他说：“人们对民主主义，自来有不少误解。最浅薄的，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民主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

和普列汉诺夫一样，经过深思，他认识到暴力革命不是办法，这只对一党有利，而对人民只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说：“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朽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20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一再证明这一点。卡尔•波普尔被世人誉为思想大师。他说：“暴力革命造成的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常常就是独裁。总是这样，法国革命带来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伦。17世纪时的英国革命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俄国革命带来了斯大林……因此看来，革命理想的拥护者，几乎总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 “有暴力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评的自由，和建立反对派的自由，我坚决认为，只有以民主的手段建立开放的社会，才能治好（社会的）伤痛。”——波普尔是对生活的总结，而普列汉诺夫则是事先作出的预言。

历史已经走出了列宁所设置的瓶颈。苏联降下了红旗。为纪念列宁而命名的“列宁格勒”，经全民公决恢复了“彼得格勒”（亦称圣彼得堡）。历经74年，留给这个城市人民的印象，列宁为什么不如彼得大帝？

聪明的中国人，也走出了列宁指引的路，把人类自残自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说“不管姓资姓社，”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了。以惊人的气魄，给“万恶的”、用以剥削工人的“资本”平反了，定性为“生产要素”。让它和“劳动”平起平坐，参加分配。这样一来，“资本家”变成了“企业家”。不再有阶级的分野。国家当然成了“全民的国家”，列宁的国家学说过时了。党成了两个先锋队，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在中华民族之中（不是两个并列的概念呀），所以党成了全民的党。我们把“三个代表”作为建党之基，建国之本，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中还有阶级概念和专政的概念吗？

两件小事，耐人寻味。

普列汉诺夫在《政治遗言》中谈到：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特别值得一读，他在序言中强调了“进化”过程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他在这一版的结尾的口号用“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含意大不一样了。

陈独秀在建党之初，并不同意用“共产党”这个名字，主张用“社会党”。李大钊说：“还是尊重国际的意见吧。” 现在又有人提出改名之议，认为应名实相符才好。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关键是看党做些什么。

我们在致力建设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一个和谐的社会。改革即是“进化”的过程。这局面，当是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希望看到的。

差异化认同：两岸司法体制比较

贺卫方：能够邀请到台湾著名法学家、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的苏永钦教授来进行这样一个学术交流，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两岸的社会都面临着或者都在进行着一场非常重大的变革，那就是司法改革。我发现两岸在司法改革的进度方面有所差异，有些问题的解决，台湾要先于内地，但是，两岸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许多却是非常类似或一致的，这种由于文化上同根带来的问题的类似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同时也意味着两岸在相关制度的改革方面相互借鉴的空间是很大的。
我首先想请苏老师对于台湾现在司法改革的现状和问题给予一个概要的介绍，然后我们循着开始设定的一个问题表依次讨论。

苏永钦：在司法问题上，我们有非常多的共通点，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建构的司法制度，整体而言跟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治理或者文化观念是有很大距离的，因此在接受外来观念和制度时，虽然时间可能有先后，但还是会碰到相当共同的问题。怎样让这套建立在专业分工和形式理性的司法制度，在这个浸润于儒家义理的古老社会生根，我们必然有很多共同的难题要克服。当然，历史的因素也使两岸取得了相当不同的发展，比如最近我读到贺老师和其他此地方家的一些文章，知道依法治国已经入宪，成为宪法上的基本原则，但至少就某些方面仍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而司法独立作为一个原则，甚至到今天也还不是那么确定，无论如何还没有成为一个宪法原则。而台湾的问题则更多的是怎么样去落实这些原则，所谓民主化的过程，其实只是把宪法写的变成宪政做的，如此而已。就这样的大前提问题，当然两岸还是存在本质的差异。

贺卫方：刚才苏老师提到，历史的演进不同导致了许多的差异，正像我看您的《司法改革的再改革》里边对于专业主义视角下如何去揭示司法改革所面临问题的时候，您更多地站在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作出分析，例如您愿意揭示民众对于司法的评价，不仅仅是从供给方面来判断问题，更重要的是从需求方，从司法改革到底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的态度、人民的感受，来分析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我看里边有一些数据很有意思，比如说，败诉的当事人如何评价司法，当然有不少是负面的。一些人想当然地以为，诉讼嘛，总是有胜有败，败诉的当事人当然不会对于司法有好的评价。可是，您的调查表明，胜诉的当事人也不认为司法更公正，评价也非常低。您也批评了判决文书那样一种过分神秘主义的问题，充斥着法言法语的判决书让老百姓一头雾水。因为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倡导司法的专业化，所以我读您的著作时多少有点芒刺在背，总觉得苏老师就在我的旁边，正在批评我所追求的这样一个方向。现在让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那就是，司法独立在台湾的演变，这个原则在台湾的建构过程中间曾经遭遇过哪些困难，在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台湾的司法独立已经能够成为一个不仅仅是在法律文本上确立的原则，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间，在解决纠纷的具体过程中间是已经实现了的一个目标。

司法独立VS审判独立

贺卫方：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司法独立，或者是审判独立，我注意到您的文章也经常用“审判独立”这个字眼，但是更宽泛的司法独立是作为一个原则，一种体制，具有深刻的制度意义。在内地，不说“司法独立”，而是用“审判独立”，其实是有深意的。现行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干预。与此同时，对于检察院，也有一条类似的规定。这种将法院和检察院合称为司法机关的做法实际上揭示了中国法院独特的地位。在某些西方国家说司法权就是指法院的权力，说司法独立就是法官的独立，我们的情况就不那么单纯。

苏永钦：我先谈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作为不同的提法，在台湾也有过，特别是早期负责司法行政的人，喜欢强调审判独立是一回事，司法则不一定要独立，民主国家里有司法和审判一样独立的，但司法部门不独立存在的确实更普遍，英文文献中也有人区分为“决定独立”（decisional independence）和“制度独立”（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我们的宪法直接规定的虽然只有审判独立，但司法又单独辟一章，司法院独立设置，不在行政院或总统之下，和这些机关平行，因此若说司法独立，也不能说没有根据。不过正因为没有明确地规定司法独立，制度上还是经历了一些转折。

　　司法独立的另一个问题是预算，台湾在这方面有一个先天上的优势，就是地方不大。按照台湾的宪法，法院同地方政府都是没有关系的，它的预算来自于国家，预算唯一的威胁就是行政部门，因为国家预算不可能由每一个机关自己提，必须由一个机关统一岁出岁入，提出总预算，在台湾就是行政院，司法机关的所有开支都要经过行政院的审批。过去十年的司法改革，预算独立部分，司法院巧妙地利用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居然通过了修宪，规定司法院提出的概算，行政院不可以删减，只能加注意见。

　　审判独立的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是对谁独立，法官是“依据法律”独立审判，所以对同样适用法律的人无独立问题，比如在合议庭里法官不能对他的庭长，对他的同僚主张独立，他们必须通过评议，如果有不同意见只有采多数决。独立的对象是同这个审判无关的人，不管有没有法官的身分，审判内容一旦被这些未参加审理的人过问，裁判就是被干预的，而不是独立的。这样的干预最常见的是来自于司法行政，但也可能来自于其他行政部门。所谓的干预，其实不一定是政治干预，因为毕竟政治案件不会很多，但是诉讼常常会涉及社会上的各种利益。这是审判独立比较大的威胁，但来自司法行政的威胁绝对不只是个案。

　　现在对审判独立最大的考验，反而是舆论的干预。这需要承审法官自己自觉地去抗拒，有的时候非常困难，特别是社会在转型的时候，社会运动高涨，很多法律已经落伍，但法官仍然要执行落伍的法律，如果法官都跟着社会的脚步走，往往变成选择性的曲解法律，长期来看当然会挫伤法律的公信力。可是一旦他坚持执行落伍的法律，又会受到强大舆论的责难。所以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舆论的干预对法官构成特别大的挑战，有时候要法官完全不迎合多数人的胃口，还真不容易。

司法独立的几种进路

贺卫方：十多年来，有一些推动司法改革的人，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丝那样的想法，就是能否通过合理的司法技术的不断引入去逐渐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例如提高法官的素质，改善证据制度，从而使得司法过程中人权能够得到更妥帖的保护；如何强化司法的公开和透明……凡此种种，我们相信这些技术化的改造肯定有助于推动一个公正司法制度的出现，从而强化人民对于司法体系的依赖。我们很希望能够逐渐通过一种公正的司法体系的建立，使得法院逐渐地成为法治社会中的权力枢纽，法官成为在政治层面上举足轻重的群体，那么过去我们面临的那些难题就解决了。

　　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进行了这么多的改革，为什么司法的公正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我们这些年来推出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简直是数以百计，花样翻新，诸如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审判长选任制，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法院的立案制度改革，判决书的说理，人大监督的强化，错案追究制，还有某个地方法院甚至借鉴了英美国家的判例法，推出了所谓“先例判决制”的改革措施，但是所有这些改革看起来很热闹，却不能使司法制度及时、有效和公正地回应社会的需求。

　　我觉得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公正，但是没有司法独立是断不可能会有司法公正的。或许我们一方面可以在法官的职业化程度的提高方面作一些努力。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保障条件之一，不过，如果司法官员的素质普遍低下，司法决策的品质难以保证，那么也会反过来对于司法独立的论证设置困难。所以，为了能够建立司法独立的体制，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提升法官的素质和职业化程度还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另外一方面就是苏老师提到的人事体制以及财政体制方面的独立，这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的宪政安排中比较偏向技术化层面的东西。法官由谁来任免，财政方面如何保障，我们现在基本属于分灶吃饭，地方法院要靠地方财政来维护，人事任免的权力也操纵在地方权力的手中，这就使得法院没有办法独立于地方的影响，甚至完全受控于地方，这是没有办法的。

　　影响司法独立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您提到的来自法院内部机构以及“官员”的干预。我觉得对内地来说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先生曾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大法官论坛作过一次演讲，他说现在中国的法院问题在于法官选任的非精英化，司法设置的地方化，以及司法管理的行政化。所谓行政化很简单，首长负责制，一个法院里法院院长是一把手。我们起草法院组织法学者建议稿时，很想彻底废止院长的这类权力，例如明确地规定法官只对法律负责，规定院长由法官兼任，也明确地规定院长以及副院长对于他们没有参与审理的案件不得干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规定是否能够最终通过。

　　另外一个问题是审判委员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审委会是一个妨害司法独立的制度安排。按照法律的规定和法院的惯例，案件中影响重大以及疑难的，合议庭有分歧的，判决死刑的以及行政诉讼案件等都需要提交审委会来作出裁判，还有，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也需要审委会研究决定。我希望能够把它彻底废除掉，因为它严重违反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比方说法官要亲历，法官“以五声听狱讼”，庭审中的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当事人要求回避的权利，等等，都由于这个审委会的存在而荡然无存。所以，理应废止。

苏永钦：司法独立的问题是谈不完的，任何一个司法体制始终要面临一个两难，如果说独立的目的是要让审判者更能做出妥当而有公信力的决定的话，当审判体系还没有达到足够专业化的时候，做出来的决定素质可能很低，即使再独立，恐怕也不能满足司法存在的真正需要，甚至因为背离法理，独立反而形成一种新的人治，仍然不是法治。所以刚刚贺老师提到的一些争论，我倒非常可以理解，这些反对废除审判委员会的人，所顾虑的未必全无道理。我要补充的是，在台湾司法体制的发展过程，这些顾虑都出现过，也有类似的想法。任何一个不够成熟的审判体系，一定会自动出现一些“补强”的机制。

　　另外我想提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就是一开始贺老师提到的，透过司法改革成功达到体制改革的例子，情况还没有发生。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良善司法制度与政治改革的互补性。法治最终要建立在民主的体制上，司法的工具性虽有其局限，也就是下游的司法再清，也不能改变上游的水质，但这绝对不能作为不进行司法改革的理由，我看到很多国家追求法治的经验，大概都是和政治改革同时进行，这里边一定会有一种良性互动，独立而有效率的司法有利于人民权利意识的增长，司法实践的法律价值和原则，不只有消极稳定社会的功能，也隐含了一股向上提升的积极力量，逐渐传导到其他部门，可以让政府学习到如何更妥适的响应社会的需要。

宪法实践与宪政操练

贺卫方：如何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在过去看起来没有办法触及的政治性问题，如何统一法律，如何解决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和民主之间的紧张，这都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半个世纪是有宪法的，但是基本上没有宪政，我们缺乏宪政的实践和宪政的体验，如何通过司法的诉讼解决宪法上的冲突，宪法权利是什么，当一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如何通过合理的途径获得公正的救济？就现状而言，在普遍刑事民事案件的审理方面我们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宪法的层面上现在还没有太大的起步。

　　我们还需要关注一种制度建构的可能，那就是，是否可以逐渐地将越来越多的政治纠纷转化为法律纠纷，通过法院或者司法的模式解决政治冲突？这当然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启发。同时，所谓司法权的全球化扩张，一个十分重要的表现正是司法权对于政治纷争不断扩大的介入。我们知道，权力分立格局下总需要对于三者权力的界限进行合理的划分，司法权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到行政和立法权的运行过程中，这里存在着一种最基本的紧张。如果司法除了解决纠纷、处理案件外，还在实际上制定规则，那么就很可能导致权力分立原则的解体。在这里，我们可能有必要提出宪法和法律的解释问题，到底哪个机构有权作解释？比如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在一国两制模式之下，如果法律解释的基本模式发生变化，实际上就意味着法律本身发生了变化，普通法的模式之下最终解释者是法官，立法者只管提供法律规范，这是普通法的传统，我们已经许诺香港法律50年不变，但是解释方法发生了变化，我认为它的法律就要发生变化。

苏永钦：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冒名入学的案件，认为冒名者侵害了被冒名者的受教育权。在台湾我们会把它归类为人权的第三人效力问题，宪法是规范统治者的，不是规范被统治者，可是人权规定除了限制统治者以外，也代表一些基本价值，因此如果人权的规定在一般的民间社会完全被忽视，仍有可能产生价值的矛盾，所以让宪法人权某种程度也适用在人民之间，久而久之，宪法就可能深入到整个法律体系，整个法律体制都被宪法化了。但一般来说，用在私人之间，总是要到宪法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而且这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所谓直接或间接效力的问题。我们的法官现在也蛮喜欢在民事案件里谈到宪法如何保障生存权或者工作权，用来解决单身条款或竞业禁止条款的契约法争议，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可是在适用宪法的方法上还没有把握，所以这刚好也是台湾违宪审查的新课题，怎么样让普通法院法官适当地把宪法用在民事案件上。

　　任何一个可以响应社会需要、有效率的司法，都需要有一些配套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法律职业，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韦伯所说现代法律的特征就是走向形式理性，很重要的形式化工具就是法律职业，这些专业人员要和一般营业脱离，和一般公务员脱离，而有一套自己的职业伦理和管理方式，这个专业是支撑独立司法的必要手段。过了专业化这个阶段以后也许就可以去谈前面谈到的循环，对过度专业化加以修正，比如加入一些陪审或参审的因素，增加更多非讼解决争议的机制等等。等后者又发展过了头，引起新的社会问题，再回头增加专业化因素。但无论如何，循环的基础一定是已经先完备了一个司法基础架构，包括稳定的法律职业。

贺卫方：在内地，近些年法律教育以及法律的职业化的发展非常迅猛，在我看来甚至有点儿过于迅猛了。我个人1978年上大学学法律的时候全国只有五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学生总数也就700多人。20多年的时间过去，现在的法律院校已经是五百所以上，在校法律专业学生已经达到30万以上。我很担心，这样的超速发展会带来某种不利于法治的后果。我觉得法律教育以及法律职业化都是跟司法改革有密切关联的大问题，今后还希望有机会更深入地讨论。

　　我读苏老师的著作经常能够获得一种教益，尽管我们都知道两岸的司法改革有着时间段上的差异。不过，今天很好的一点是，我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差异而难以交流，相反，我们有一种理解的愉悦。在两岸政治经常“打架”的时候，法学界之间的交流却总是愉快而富于教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

打开收音机，你会听到女主持循循善诱地向男士们寻“根”究底，而必有一班凡鸟经不住嗲声相劝，将自己的“根”底一五一十地如实道来，引得女主持连声叹道：“短了，短了，太短了，问题不小，形势严峻，前景堪忧啊！”令凡鸟们直觉得“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然后女主持就变成了千手观音，替凡鸟们从“长”计议，使其领悟到茎肌增“长”才是“硬”道理。男主持呢，则不免会对女士们产生如此忧虑：“松了，松了，太松了”。而补救之道必当是实施宏观调控，采取“紧缩”政策。办公室里，宴会厅中，人们忙里偷闲，性头十足地交流着性得，终于获得了空前的性先进，从而性致冲冲，性心倍增。

为什么在咱们中国性先进会获得如此优先而长足的发展呢？因为我党认为最根本的人权乃是生存权，理应受到优先保障，而生存权就是性命权。性者，命也，性即命，命即性，此乃我党之所以保性如命也。然而，个“性”解放之时，扬眉吐气之际，一想到西门庆，我们多半会颓唐起来，因为比起这位西门大官人，我们的性先进就不免有点相形见绌了。

话说西门庆同志天生就是块性先进的料子，有着惊世骇俗的豪“性”。他公然宣称西王母都敢拐卖，嫦娥都敢强奸。仅凭这句豪言壮语，就得令那花花元帅、三玩市长和南北二陈这类铁杆共产党羞得无地自容。西门庆同志还有着不耻下问的优秀品质，能够自觉地走群众路线，接受贫下中农的性教育，牢记王大妈“要得生快活，须下死功夫”的谆谆教诲，苦练杀敌（情敌）本领，率先达到了性先进的五项标准，即潘安那样的美貌，驴样大的行货，邓通那样的财力，小巧殷勤的作派，软磨硬泡的闲工夫。有了这五字诀，西门庆同志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虽然西门庆同志也不免有工作粗暴这类小缺点，看上去有点像虐待狂，但是由于有了性先进垫底，就能做到大事不糊涂，乃至于在他的那些饱尝过无产阶级铁拳滋味的女人们心里，依旧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她们被西门庆同志的性先进整治得要死要活，发自内心地诉说道：“我的爷，我便有千种怨恨，一经你调弄，便只有千种快活了。”如此先进，如此奇效，实乃千古奇观。西门庆同志应该万古流芳了。

西门庆同志不但有降阴之正气，还有讲学习之志气，特地建了一个书房，名曰“藏春阁”。尽管一生中唯一的一件雅事是在书房赏雪，但赏得非常投入，非常实际。他并未作“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类意淫文字，而是直里直接地由洁白的雪想起了皮肉也洁白如雪的李瓶儿，又进而想到了与李瓶儿一样洁白的如意儿。那赏雪的结果，便是跑到亡妻李瓶儿房中与如意儿奸宿。

你若以为西门庆同志仅仅是性先进，仅仅是讲正气、讲学习，那你就错了。西门庆同志还有一样绝好的优点，那就是讲政治。他积极要求进步，想方设法向党靠拢。他走私盐业，历经千辛万苦，先成为了一名红色资本家，盖起了富丽堂皇的红楼，然后向蔡御史要求入党，要求做公仆，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在后花园翡翠轩高烧银烛，备妓女侍候。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况且我们是有纪律的。”西门庆笑道：“这与当年王羲之和谢安石二位老革命家携妓游东山又有什么区别呢？”蔡御史这位省部级大员受宠若惊地说：“恐怕我不如谢安石的风流才调，而你老兄倒有王羲之的高情雅致呢！”说罢即于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从此，西门庆同志由性先进一跃而为先进性，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公仆。

根据西门庆同志夺妻杀夫、嫖娼纳妾、酗酒滋事、走私贩私等一系列扰乱治安、伤风败俗的革命表现，经群众评议和组织审核，党中央高瞻远瞩，将理刑千户这一促社会和谐、保一方平安之要职授予了久经考验的西门庆同志。

当上了公安局长的西门庆同志果然气势不凡，他要端风俗而正人心、整无赖而管治安了。他首先在治所内公布了公民道德纲要，还贴出了扫黄打非条例。他对社会上一帮不学好的浪荡子弟深恶痛绝，愤愤不平地和自己的女人吴月娘唠起了私房话：“人家倒运，偏生出这样不肖子弟出来。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见入武学，放着那名儿不干，家中丢着花枝般媳妇儿——自东京六黄太尉侄女儿——不去理论，白日黑夜，只跟着这伙光棍在院里嫖弄，把他娘子头面都拿出来使了。今年不上二十岁，年小小的，通不成器。”他还对夏提刑贪赃枉法不以为然。看看吧，我们的西门局长嫉恶如仇，一身正气，其反腐败的决心要比成克杰、胡常青、王怀忠、李大伦等同志强得多了。

然而，就是这样的好干部，居然还有人要算计。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根本不知到我党培养一个干部有多么的不容易，全然不顾安定团结之大局，不顾我党的光辉形象，向中纪委反映了西门庆同志的问题——

“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平系市井棍徒，夤缘升职，滥冒武功，菽麦不知，一丁不识。纵妻妾嬉游街巷，而帷幕为之不洁；携乐妇酣饮市楼，而官箴为之有玷。至于包养韩氏之妇，恣其欢淫，而行检不修；受苗青夜赂之金，曲为掩饰，而赃迹显著。”

曾同志这里所列罪状，无非是包养情妇、收受贿赂而已，而这两桩所谓罪状凡我革命同志又有谁能够逃脱得了干系呢？这不分明是灭无产阶级的正气，长资产阶级的邪气吗？要你这等小事不糊涂、大事犯错误的庸才竟有何益？结果，由于未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曾同志反而罢了官，西门庆同志仍然是金枪不倒，红旗飘飘。

从那以后，西门庆同志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去，任劳任怨，恪尽职守，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不幸的是，我们的公安局长西门庆同志，终因积劳成疾，在一次招商引资的酒会上多喝了几杯，回家后又在醉乡中为潘嫂子送温暖，光荣地牺牲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

西门庆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从普通的性先进成长为宝贵的先进性，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向西门庆同志学习！

向西门庆同志致敬！

西门庆同志永垂不朽！

2006.11.2

于废园

    全国诗歌网站年产诗歌200万首

    查查附着在“乐趣园”上的诗歌网站，注册的就有近百个。估测全国诗歌站点超过300个。若以每个站点平均每天发诗量20首左右推算，年产量不低于200万首。这个数字，是《全唐诗》的40倍。

    网络诗歌是种约定俗成的笼统说法，包含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纸质诗歌的“阵地转移”，即原本传统书写位移到网上来进行，没有改变传统书写的本质；第二种是真正与网络发生关联，是“网络情景中的诗歌”，一些人建议称之为“网络体诗歌”；第三种是极端形态——超文本·多媒体诗歌。第一二种形态共同构成网络诗歌这一“混称”。

    诗歌网站打造品牌

    从整体上看，网络诗歌“场域”，主要体现为由趣味性搭建起来的各种网站、论坛，及其人气效果。到2001年以后，一个网络诗歌“场”业已形成，其标志是，有一定模式和游戏规则。

    网站、论坛都在全力以赴打造自己的品牌特色：“诗生活”以规模著称，多栏目设置；“诗通社”500多位诗人加盟，40多位诗评家；“诗歌报网站”以活动为龙头，从大展到评选到讲座，十分活跃；“中国诗人”保留较多传统色彩，以平和姿态倾向于诗歌普及工作；“第三说”使“中间代”命名终于赢得相当认可；“女子诗报”，堪称全国第一大女性诗歌网，劲头正足；“哭与空”的“诗人救护车”，多次举办募捐救助，成为国际上少有的“诗歌红十字会”；“现在”倾注“打工”；“诗家园”、“露天吧”、“丑石”、“不懈”、“滑动门”等等，都办出自己的特色。桑克、沈浩波、安琪、林童、桥、木朵、帝宇、兰马……干脆建立个人网页，而随着“博客诗歌”的流行，势必为网络诗歌添油加火。

    各项诗事蓬勃开展

    “诗歌报网站”第二届“全球华语网络诗歌大展”，收到作品3500多篇。2004年《星星》、《南方都市报》、新浪三家强档推出的“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100多个网站参与，近万人次投稿。各种读诗会、研讨会、俱乐部、沙龙也相伴举行。

    网刊、选本是最具价值的体现。《中国诗人网络诗歌精选》有478页，以300∶1的比例选登。《2002年中国网络诗选》丛书一套12本。“汉诗评论”论坛与《伯乐》杂志联手策划“华山论剑·2003全球华语网络诗歌全攻略(大展)”，不到一周，就印出16开300页码专号。北京伯乐文学研究所推出的超大阵容《2004首届网络汉诗集团军大展》，厚达400页，超大16开本。2005年夏天《第三条道路》隆重推出600多页“创刊”。世中人的汉语诗歌资料馆自2002年开始制作网络诗歌刊物纸版，已经完成40期计48卷，每卷大32开本200页左右。至2005年底，已收集的网刊100多种1000多期，正逐步将它们制成纸版保存，并计划出版2000册诗人作品集。

    网上诗歌新人当家

    网上诗歌主力军，几乎清一色为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作者。“70年代后”经常见到的作者就不止百号人。“80年代”当仁不让，网上初习者更是一拨紧接一拨。有人搜索出一份名单，发现分别以体积、数字、季节、金属、武器、果蔬、色彩等命名的就有近千人。

    很被传统纸介质诗刊看重

    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传统诗刊，一反从前犹疑审慎态度，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接纳这一新生事物。《诗选刊》接连推出网络专辑多次；《扬子江》和《中国诗人》也是如此。不少刊物每个月都有网站介绍和“网事”记录。毫不夸张地说，网络诗歌已经成为传统刊物选稿的重要传送带。

    诗歌网站“乱象”频生

    然而，在这个热气腾腾、闹哄哄的场所里，除了繁荣景象外，少不了水货、假冒、赝品，同时伴生着一股谩骂风气，缺乏起码的自律和游戏规则，动不动就发生作者与作者、作者与网站、网站与网站间的“混战”，什么脏话都泼出来，不堪入目。

    比如2001年6月开始的，发生在“诗江湖”、“唐”、“橡皮”三个网站间，长达数月的总共4次唇枪舌战，有些涉及到诗学问题，本是好事，却往往夹带人身攻击，充塞不堪入目的污言秽语，留下不少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