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兴:一个小公务员的买官卖官论

关系很铁的哥们小陈打来电话,要我帮他买一幅价格不贵又能拿得出手的国画,电话里一再嘱咐:“真迹,一定要真迹。千万别弄张假画蒙我。”
 
“你这家伙,信不过我就算了。”
 
他赶紧给我解释说:“我就是信不过别人才找你的。弄到以后给我打电话,我请你吃饭。”
 
朋友们都知道我经营过书画店,在画家圈子里有点交往,偶尔也倒腾几张字画赚钱,不过,凭小陈和我的交情,我是不赚他钱的。拿到画后,打电话给他,他就来了。
 
几杯酒下肚,话就多起来:“这是孝敬谁呢?肯定不是你老岳父。”
 
“这个,这个,”他犹豫了一下,“还不是刘书记。”
 
“怎么,升官的事还没搞定?”
 
“哪有这么快。”他一脸郁闷的表情。
 
“那你升了官可要好好谢谢我,这画在市面上值四五千呢,我费尽口舌,一千五百就帮你搞定了。”我说的是真话,没掺水分。
 
看得出他很激动,“来,干了这杯。你给我帮的这个忙,我不会忘记。”
 
“不过,”他又说,“送这画不是为了提升。春节到了,只是惯常人情而已,现在谈提升的事,还早了点。”
 
“拜年的时候,求刘书记替你说句话,不就成了?”
 
我们所说的刘书记,在这座大型城市里也算是一号人物,其身份是位置显要的某区区委书记,据说明年要提升到市里做政法委书记了,他和小陈有点八秆子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在调动工作的事上曾经帮过小陈。小陈这人很本分也很朴实,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多年,眼见得企业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心中焦急,正在这时,老父亲从几百里外的乡下赶来,告诉他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许多年前,一位远亲的远亲去世之后,妻子带着年幼的儿子改嫁去了外地,而远亲的远亲的儿子,正是如今执掌着一区大权的刘书记。
 
小陈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经过乡亲们曲里拐弯的引见,带上老家的土特产去刘书记家里拜访。没想到刘书记十分热情,当场就给有关部门写条子打电话(一般来说,办这样的事,只写条子不打电话是不够的),不到一个月,小陈就兴高采烈地到区建委上班去了。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拿到手的工资多了,就连一直犹豫不定的女朋友,也很快就做出了和他结婚的决定,对小陈来说,可谓双喜临门。
 
“刘书记是我命中的贵人。”小陈总是这样对我说。算命先生说小陈命中缺水,如果改改名字,将带水旁的字加进去,才能使运程真正顺利起来,可是,小陈已经30岁了,没有特殊情况,公安机关是不允许改名字的,但这难不倒刘书记,又是一个电话,“公安局长非常恭敬地帮我把名字改了。”小陈很得意于他在公安局长那里受到的隆重接待。
 
但是,转眼两年过去,小陈在建委还只是个普通科员。他又急了,到了这个年龄,再不混个一官半职,不仅仕途无望,而且在同事朋友眼里也显得很没面子。
 
“你是区委刘书记的人,难道你们主任不给你点照顾?”按说,小陈学历和工作能力都说得过去,把他提起来,别人也不能说什么。
 
“你不懂,我去建委上班后才知道机关中的关系有多复杂,都是有来头的,没点关系,很难进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区建委,有些人竟是省长副省长帮忙安排的工作,你说我们主任照顾得过来吗?”
 
“但刘书记是你们主任的顶头上司啊,你又经常去刘书记家,他不怕你说他坏话?”
 
“怕什么,你想一下,他和刘书记关系不到家,能做这个建委主任吗?再说,建委是个肥差,给刘书记少送不了,我算什么,他不给我小鞋穿就是给刘书记面子了。”
 
想想也是。“那么,就要刘书记亲自给你说话才行,是吗?”
 
“我正为这事犯愁。钱没送上,他是不会说话的。”
 
“我看你跟他关系很不错嘛,还用得着送钱?”那一次,我有事找人帮忙,小陈把我领到刘书记家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刘书记穿着内衣从卧室出来,简单一问,很爽快就帮我写了条子,这使我深信,刘书记是很赏识也很看重小陈的,一个区建委的办公室主任而已,以他们的关系,还用得着送钱?
 
“这你就不懂了。”小陈说,“现在求人帮忙,最难的是安排工作,可是比安排工作更难的,是职务提升,如果说前者或许不用送礼的话,后者是必须送的,必须送,而且要送钱!”他加重了语气对我说。
 
“没有例外?”我好奇地问。
 
“几乎没有,除非是亲生儿子。现在就这规矩。更何况建委的办公室主任算是个重要位置,除了直接负责单位的公务招待,还能从下属企业那儿拿到很多好处。”
 
“既然如此,你就抓紧送吧。你在机关忙活一场,不就图升个官吗?”
 
“可我现在送钱刘书记不会要的。”
 
“为什么呀?你就别绕弯了,说说究竟怎么回事。”
 
“这个位置,没有三万块钱,是拿不下来的。可刘书记知道我拿不出三万块,如果我送钱给他,他能猜到钱是我借的,他就不会收,毕竟有一层亲戚关系在呢。所以,除了平时到他办公室坐坐,再就是逢年过节去表示一下之外,我得让他先在心理上能接受我送钱给他。我已经告诉他,我在区机关宿舍旁边与别人合开了家小商店。我用做生意赚到的钱送给他他不会不收的。他对我真是不错。”
 
这我是知道的,小陈见刘书记不喊刘书记,喊叔,人一旦做了官,辈分上也总高出一头。
 
小陈又对我说:“有人想和我争那个位置,但我找城管朋友帮忙就拿过来了。商店赚钱是稳的。城管业务上属建委管理,我有这个方便条件。”
 
“现在就与民争利了,等做了办公室主任那还不成大贪官啊?”我带着点嘲弄的口气对他说。
 
他只是笑笑,“现在就这世道,弱肉强食,先当孙子,再当爷爷。你比如刘书记,现在风光无限,可他年轻时不也小心翼翼地伺候过这领导那领导吗?”
 
“那么,等你做上大官了,如果我求你办事,是不是也要先送钱给你?”
 
“那倒不用,咱们关系太不一般,”说话的时候,他俨然一幅在职领导干部的模样:“但你如果老来求我,那还是要送的,这你不会不懂。还有,如果要我提拔谁一下,那是非送不可,要送现金,不能坏了规矩。”
 
“好,为了你的坦率,再喝一杯。不过我相信,等你坐上官位子的时候,中国还指不定怎样呢,一个民主化了的中国,不会让买官卖官的现象继续存在。”
 
“民主化,哼,让你的民主化滚远点,等我退休了再民主化我不反对。你想啊,大家都不容易,既然这官是送钱送出来的,总要让人家把本钱收得回来吧。前几年你讲民主化我支持,现在我开始反对,我给刘书记和我们主任送礼,前前后后都快花一万块钱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年五一之前,刘书记会收下我的三万块钱,把我提成办公室主任,我上去以后得收回投资才行,这断子绝孙的民主化可千万别来坏我的好事。”他很有点愤愤不平了,似乎我坚持一下,民主化就能戳破了他的升官发财梦。
 
“照你这么说,你已经从民主变革的同情者,变为民主的敌对者了。我后悔给你弄了这幅画,这样以来,我他妈也成腐败势力的帮凶了。”我无所顾忌地和他大声开着玩笑,引得相临饭桌上的食客扭头不停看我。
 
“你小点声。我知道你挺反感这些,但你也不用大惊小怪。咱是哥们我不对你说假话,说客气点这叫送礼,说严重点这叫买官卖官,这我明白。以前还没这么严重,就这几年吧,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高层咱接触不到,但从市这一级往下,你不花钱,想升官几乎不可能。对老百姓来说,这叫腐败,可是这么普遍的现象,上面能不知道吗?他们不管就是了,因为这买官卖官的规矩,对政权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哦,这倒挺新鲜,说来听听。”我真的是洗耳恭听了。
 
“你可能会与一个意见相左的领导发生争执,但是面对你送了大钱给他的领导,无论从利害关系还是个人感情上,你都不可能违拗他的意志。所以,如果每一级官员都是买出来的,那倒好了,政令会更通畅,国家也就更稳定了。”
 
我反驳他:“但这样一来,即使你犯了严重错误,拿过你钱的领导恐怕也没底气对你开刀。于是,吏治也就彻底败坏了,不再有什么严肃的上下级关系,只有一架分赃的精密机器。你不会说你花钱买个官帽子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吧。“
 
他憨厚地笑笑,不说话。看着他这幅模样,再看看桌上放着的那幅画,我知道又一个精明的贪官即将诞生了。“呵呵,这会形成一个大官吃小官,小官吃百姓的超级食物链,买来买去,它将演绎为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即便民主化不会马上到来,反腐败总要做做样子吧,就看谁倒霉了。倒了霉的那些,不仅丢掉买官的本钱,还可能连人头都搭进去。兄弟你小心为上。”
 
他蛮不在乎地说:“咱又不是不长眼。只要紧跟第一把手,击鼓传花传不到咱这边。说实话,最怕的,还真就是你们那个民主化,没错,狗日的民主化。”
 
是的,狗日的民主化,只有这狗日的民主化,才让这位一心想着买官的哥们依旧心存丁点儿畏惧。
 
博客网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

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

吴高兴

 

【2006年11月4日狱委讯】著名行为艺术家、维权人士严正学10月18日晚上在台州市路桥区一个姓陈的朋友家被秘密拘押,直到两个星期以后的11月1日,台州警方才打电话通知严正学妻子朱春柳去领取刑事拘留通知书,称严正学“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朱春柳再次质问为什么不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家属,台州国保支队队长胡普荣在拘留通知书上书面说明,其原因是按规定通知“有碍侦查”。期间,台州警方还私闯民宅,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抄了严正学在台州和北京的两处家,严夫人朱春柳女士的银行存折也被抄走,朱女士对此提出异议,国保支队长胡普荣竟责问“你的存折为什么放在他(严正学)这里?”

10月18日晚与严正学一起被拘捕的还有严的朋友陈某,目前尚不知道陈某是否已经释放。严正学被秘密拘押期间,其妻子朱春柳和哥哥严端学多次向台州警方打听亲人的下落,但警方一直推诿不肯承认,在各方的压力下,直到10月30日虽然不得不口头承认,但仍然拒不发给家属拘留通知书,国保支队长胡普荣称拘留通知书“现在不需要给你,什么时候需要给你会通知的。”

担任过人大代表的严正学在台州软硬不吃,一直与那些鱼肉百姓的黑恶官员过不去;另一方面,为维护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不遗余力,今年夏天,曾邀请法学博士范亚峰、李柏光到温岭为广大农民作普法讲座,深得农民爱戴。警方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近日,得知严正学被警方拘捕以后,温岭市农民协会(筹)组建者,农民石刻艺术家、全国先进劳动模范王妙增、王子青、傅左右、陈华福等十分愤慨,陆续到椒江慰问严正学的家属。得知警方从严正学家抄走了温岭农民协会(筹)的有关材料,王妙增这位老艺术家、老劳模气愤地说:“严老师帮助我们农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究竟有什么错?”表示一定要向台州警方讨个说法。

目前,严正学的妻子朱春柳女士正在为聘请律师的事一筹莫展,她决心要委托律师维护在押中的丈夫的合法权益。但是,台州警方告诉她:“你请的律师必须经过我们批准。”

2006年11月3日

【专题】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一个受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传媒对龙应台的评价

独立中文笔会(墨尔本)

《墨尔本日报》刊载了龙应台“请用文明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反响一直持续至今。据说很多读者把它剪下收藏,捧读再三。这一话题已成为海内外华人谈论的热点,墨尔本的几位啄着也相继发表评论。对于龙应台女士,也许一些新读者还未完全了解,这里仅把我们所知道的,各地传媒对龙应台的评价,以及她的写作简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龙应台,湖南衡阳人。父母1949年渡海到台湾。1952年龙应台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水源地,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留学美国,攻读英美文学,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在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英文系任教,1983年回台湾,任教于淡江大学。1984年3月第一次投稿,1985年3月开始写“野火集”专栏。同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轰动台湾。当时文化界,理论界对她的评价是——

“龙应台士异军突起的专栏作家,她在”中国时报“副刊上发表的文字,就像野火般席卷整个文化界,造成”龙应台旋风“。她锐利的辞锋,灵转的文字,缜密的思虑,悍然五畏的揭开我们社会的种种病象,让血淋淋的事实逼近我们长大眼睛去看 ,去反省免去深思。或许她的意见刺痛我们民族的自尊,戳破许多神话,在金光四射的门面上,指出斑驳破烂的地方。《野火集》欲烧去一切腐朽,一切丑陋,一切社会不公,锻炼出一篇清明天地……”

现在回过头来,再读这段话,我们会觉得一点也没有过时,中国目前的状况,也需要来一把“野火”,烧掉谎言,野火过后的大地将滋长出生气勃勃的民主社会。难能可贵的是,龙应台一直把她的理念坚持到今天。在龙应台和中国大陆只是分子刘晓波,余杰,王怡等人身上,闪烁着敢说真话的光芒,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烧掉陋习与绝望,照亮新世纪的愿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属于台湾,也属于全球华人社会。龙应台,她的野火照亮人文夜空”。

今年,是《野火集》出版二十一周年。龙应台又以她特有的精神,以一种新的能量,在此点燃了全球华人希望的火炬,照亮大陆人民正在觉醒和上升的公民意识,掀开中共“和谐社会”的虚伪面纱,让我们看到真,假两味面孔。她的名篇《你不能不知道德台湾》,发表于“冰点”杂志。由于该杂志被封杀,大度读者争相搜寻这篇文章,结果是更广泛的流传开去。它覆盖了两岸官方论述,使我们得以从另一层面去看当今台湾人民的民主生活。它引发大陆网站一百四十万条回应,又一次刮起“龙卷风”。汉语就是我们的护照——这是龙应台对写作的自我评价。如今,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尊敬。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之虑,有的只是“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归属感。

《亚洲周刊》曾这样评价过龙应台:“她这本护照也就不断盖上了全球华人的心灵签证。她用中文穿越不同的疆界,与中外古今罪敏锐的灵魂接触,总结这时代的痛苦与快乐,也为全球中文读者带来不断的悸动”。

“龙应台犀利文字与语言的背后,其实是深邃的人文素养。她不仅写出动人的文字,也说出迷人的声音。她是少数会演讲的作家。声调铿锵,词锋锐利,每次演讲会逗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分享一次修辞的盛宴。她往往从生活的小节说起,就在大家都熟悉,但也往往忽略的”小叙述“中,找到”大叙述“的微言大义,引起巨大的共鸣”。

这大概就是对龙应台最确切,最公正的评语了。如今,一封公开信又如火种般点亮人们的心灵,在大陆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中燃烧。“龙卷风正在中国掀起,它吹走权力的面具,也吹走皇帝新衣式的谎言”一位在网上发表文章的网民如是说。

什么是火种?火种就是龙应台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与实践:坚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

着名报人江迅说,龙应台的文章“透过媒体的同步刊载和互联网的连线互动。使她成为华人社会中被讨论最多,最引起注目的作家。她写的不是畅销小说,也不是板起脸来谈政治,她写出生活中的政治,也在不断探索政治中的生活。”

龙应台认为,台湾的政治越来越开放,连歌颂共产党的革命激戏都可以上演。连,宋先后访问大陆,谈自由,民主和均富,这正是台湾百姓最在乎,最要保护,最不可动摇和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海峡两岸,根本就不是独统之争,不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就是说,要台湾人民放弃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去和极权统治的大陆搞“统一”,这是台湾人民绝不能接受的。

龙应台的《野火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龙应台1986年至1988年旅居瑞士,又迁居德国,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1995年起,龙应台在欧洲,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多个文化圈发表作品和演讲,成为华文世界“罕见的档案”。在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时,龙应台出任台北文化局长三年三个月,于2003年退位。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定居台北和香港两地。

龙应台被人们称作“有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当有人采访她,说最近中国大陆的社会文化问题和媒体事件终于“引蛇出洞”。龙应台听了,笑说:“我是一条龙”。

【专题】张鹤慈:龙应台,请用民主说服我

(墨爾本)张鹤慈

海壁的《品格离不开环境──与龙应台女士商榷》一文非常好,已经基本上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在这里,我想再多说几句。我不是一个绿营和陈水扁的支持者,因为我对台湾、对陈水扁都缺乏了解。但我是一个蓝营的反对者,特别对连战和宋楚瑜,和一些台湾国民党和亲民 党的政客。因为,就我所了解的这些,已经足够让我反对了。对马英九也许是我的一厢情愿,总还是抱有希望。但我最大的希望,是台湾的人民。我开始和台湾人有所接触,也许这些人多是台湾的精英,不完全反映台湾人今天的面貌。但就是这些人,使我对中国人也一样可 以享有民主,是多了些信心。这次台湾的罢免案,我和龙应台在结论上,是一致的,就是,台湾的民主越来越成熟。是成熟的台湾的民 主,使罢免案过后,相对地平静;是台湾人民的成熟,使马英九回到 了中性路线;是台湾人民使政党恶斗降温。

一个光荣的日子?如果有一天,台湾人行使了罢免权,罢免了一个不 合格的总统,这一天是一个光荣的日子。这个日子不是2006年6月27 日。如果有一天,台湾人用手中的一票,参加了罢免的公投,即使没有能罢免了总统,这也是一个光荣的日子。这个日子不是2006年6月 27日。台湾人早已经有了罢免总统的权力,这个日子也不是2006年 6月27日。

2006年6月27日发生了什么,使之成为一个光荣的日子?一个事先知 道是肯定不会被通过的总统罢免案的立法院表决、一个完全由蓝绿颜 色决定结果的投票,除了政党恶斗,又有什么光荣可言? 这一天,可有台湾人民什么事?除了深蓝和深绿,台湾人民感到是什么光荣还是 无奈?这次的罢免,领头的是宋楚瑜,开始时马英九还算清醒,但后 来被深蓝和宋绑架,也搞起了罢免。就是不从政治家的道德看,只是从政治家的策略来看,这也是一步臭棋。它使周围弊案缠身的陈水扁,在蓝绿对峙中脱身。就是宋楚瑜天天去静坐,在罢免案后的民调,他的支持率也是倒数第一。对挑起罢免案的宋楚瑜的厌恶,就是台湾的人民2006年6月27日的罢免案的真实反映。

为什么陈水扁说扣扳机,就是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这句话是有出处的,龙应台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原上司马英九说扣扳机,死的很难看,就不是充满暴力暗示和诱引冲突的语言?马英九是为这句话道过歉。一个中立的台湾人可以希望、或要求陈水扁大度一些,不再提及此事。但在今天蓝绿对峙,敌意弥漫,陈水扁利用对方的弱点、错话,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至少,马英九本人和他的团队是没有权力说,只要是已经澄清道歉了,任何人都不允许再提起此事。陈水扁不是就他的女婿的事,多次向社会道歉吗?他们又有谁就此罢手?蓝绿的恶斗,不会只是一方面的责任吧?

民主必须和法制结合。台湾应该是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就是,你指控,你就得提供证据。怪陈水扁无法澄清,本身就没有道理。有人一天一个爆料,难道让陈水扁天天一个一个来澄清?

陈水扁已经说了,如果他和夫人涉案,他下台。宋楚瑜在罢免不成功后,为什么不是弹劾、而是想倒阁?宋信誓旦旦地说陈水扁如何腐败、贪污、罪行昭著。那么,他为什么不提出弹劾?他不敢提出弹劾,这就证明了,宋除了鼓动、造势外,手里根本没有真凭实据。马英九倒是说了实话:罢免和弹劾不一样,罢免不需要有犯罪事实。不管蓝营的媒体、政客,说得多么热闹,马英九是给陈水扁开了无犯罪证明,至少是给今天的陈水扁,民主政体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法律,不受法律制约。但同样,也没有一个人不应该不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人可以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是一个被政治迫害而坐在轮椅上的伤残人,女儿临产,女婿被关押。作为一个人,面对天天的爆料,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能够证明,她的确是涉入了弊案,那么,我们可以说她是咎由自取。但现在还没有能够证实她涉入弊案,而已经证实了不少的爆料是无稽之谈。对那些明显有政治目的和个人动机的乱爆料者,龙应台为什么不和他们谈谈品德?为什么就不能对一个还没有定罪的女人,稍稍地多一点耐心,等你们抓到了真凭实据后再发难。

指控可以,怀疑也可以,但一切应该依法办事。正象”3.19″案一样,难道应该让陈水扁自己来证明这不是自导自演吗?”3.19″枪击案后,已经不是一天一爆料,而是一天十几次的爆料,都说得活灵活现:什么用激光造的伤口,什么从车上放的枪。陈文茜也应该算是个人物,居然说出,医院事先得到了通知,在等陈水扁。就是自导自演,也不会有这么笨的作法。这种小儿科的说法,居然也能在媒体,在议会出现。事后,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她连一声道歉都没有。为了”3.19″枪击案,泛蓝请了国际知名的神探李昌钰。李又是在美国的泛蓝支持者的领袖。但当李昌钰作出的调查结论,否定了自导自演后,泛蓝居然指责李昌钰拿了陈水扁的钱。龙应台是应该和李昌钰谈 品格呢?还是应该和指责李昌钰的人谈品格?

龙应台指责陈水扁,这里强调的是品格和道德,不是犯法的问题。但是,如果龙应台认为陈水扁没有犯法,那么,他的品格问题还存在多少?龙应台对陈水扁的最主要的谴责之一,是弊案无法澄清。如果陈 涉案,就不是品格,而是法律的问题,如果他不涉案,那么,又有什么品格问题?台湾的现状,龙应台当然比我清楚。说因为民进党是执政党,就能够一手遮天,这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不只是在立法院,就是在司法、检调、媒体,国民党都不处于弱势。如果龙应台充分地肯定台湾的民主,是不是也应该充分地肯定台湾的法制?如果龙应台肯定台湾的法制,请耐心地等一等,在事实真相弄清以后,再去教训别人的品格。

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龙应台,请用民主说服我。

【专题】简昭惠:胡锦涛先生怎么可能回信?

(墨尔本)简昭惠

不久前王怡和余杰来墨尔本访问和演讲,我和他们一行人在几次非正式的聚会中有过交流和闲聊。

余杰说他在2004年於香港和龙应台女士在一次座谈会里见面, 他告诉龙应台他年轻时的思想曾受柏杨、李敖和她很多的启蒙,但现在的柏杨和李敖都让他感到失望,而他对龙应台的人品有极高评价.引用余杰当时对龙应台的问话,他说:「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政府及陈水扁、连战等政治人物,对香港政府也有诸多的批评意见。但您似乎没有批评过中国大陆的情况,我想知道这是甚么原因。」

当时龙应台对他问题的回应是:「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当时龙应台的另一层顾虑是:「我身处两岸三地的复杂局面之中,我的批评文章可能会遭到权力者的误解和扭曲。比如,我批评台湾政治的文字,在大陆会被摘录出来无限放大,而我批评大陆的段落却被删掉了。同样,我批评大陆的文字,在台湾也会被放大。因此,我在写作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

余杰当时并无法完全接受龙的说词,他觉得她对「可以批评的政府」大胆批评,而对「不可以批评的政府」斟酌再三。

后来据朋友告诉余杰:在他们离场之后,龙应台女士先后两次强调,她写过若干批评大陆官方的文章,但都无法在大陆发表。

看来,她还是很在意余杰的质疑……。

后来,《冰点》周刊曾在去年5月25日刊登了龙应台的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冰点事件发生后,龙应台终於发声。

2006年一月廿六日她写了《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她不但持续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并且勇敢地点名胡锦涛箝制新闻自由。

余杰觉得这可能是龙应台一直对这件事耿耿於怀,并且也不愿辜负他的期许.

余杰和王怡两位都是学养丰富、才华洋溢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勇气和无畏我都致以无比敬意。

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我说:「事实上,我幻想看到胡锦涛亲自作答,了解他的真实想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像。

在澳洲我有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他们喜欢看政论性的文章。但与其说他们关心政治,倒不如说他们大部份更专心致力於多赚钱.

那篇龙应台写给胡锦涛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多反应和意见。

他们多数认为龙应台只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观点,不够了解「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複杂得很……。

有人骂她笨蛋,很多人告诉我胡锦涛那会听她的建议?真是太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了。

不过我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

如果龙应台私下写那样一封信给胡锦涛,那我完全相信胡甩都不会甩她,更不可能会听她的建议.

重点不是胡锦涛看不看,重点在「公开」。

那是一封几乎整个华文世界都会看到的信,西方媒体也会关注。

这些要和中国打交道的「自由」国家,包括了政府、商人、媒体.

「文明国家」要求一个政府和它的领导人必须「言行合一」,至少不能一面砸大钱在西方世界做「文明形象」的广告和宣传,一方面关起门来不讲道理偷偷摸摸吧。

「全世界都张大眼睛看胡锦涛」时,那不是他要不要「理会」这封信的问题了,而是他「怎么圆谎」?

「怎么不让他自己和他所领导的政府丢脸」的问题了。

一封信,对於「沈冤不白」的一个知识份子起不了什么拨乱反正的力量,对於言论自由的尺度也绝不可能立竿见影。

但一个在华文世界让人尊敬知识份子的大声疾呼,却将会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公共舆论的压力去鞭策政府的领导人。

在历史上极少有既得利益者愿意心甘情愿将手中的权力平白无故让渡出来的。

再说最迫切叫媒体闭嘴的恐怕不是胡锦涛先生,而是那些怕丑事和不当利益收受被揭露的贪官汙吏。以及脑筋迂腐的官僚们。

最高领导人到底需不需要为了短期的利害关系去替这些人背书、出访外国或在媒体上为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支支吾吾?

昨天我在墨尔本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中国一部份人先自由起来了」。

它的意思是,中国日前各地诸侯各自为政,谁都不愿多事,因为谁都不是傻子,手上沾有老百姓的血,上了互联网就是永远的记录,永远也跑不掉,这笔帐早晚要算,胡锦涛先生不信邪,一马当先,要以知识分子为敌,以站在老百姓那边说话的知识分子为敌,显然是失算。

利益被人暗中得去,还让人当枪靶子挡子弹,站在媒体和面对西方世界进退失据,言而无信,好丢人,这样当领导人是值不值啊?

昨天我在此地的中文报上看到冰点复刊的消息,据消息指出胡锦涛亲自发公文指示对这件事「妥善处理」。

我想所谓的「妥善处理」,应该指的是努力挽救「形象」,避免后续风波扩大吧!

台湾30多年前的政治气氛与中国目前状况非常类似,龙应台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很精采的书叫「野火集」,当时引起很大的迥响,不知道 「冰点复刊 」这知识分子对争取言论自由小小胜利的星星之火,会不会也撩起中国社会政治的改革风潮……?

即使它只是往前跨出小小的一步,但也都令关心两岸问题的知识分子有所期待了,不是吗?

(作者系墨尔本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专题】齐家贞:魅力不倒的龙应台

(墨尔本)齐家贞

二十年前,龙应台的《野火集》燃起了熊熊烈火,烧向中国人的一切丑陋。她观点鲜明,说理透彻,语言犀利,像龙卷风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孤陋寡闻的我,两年前才从阿木处听到龙应台这个名字,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半年前,读了给胡锦涛的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也看了些有关资料,才发现这是位勇敢的女生。最近,读完了老戴维借给我的《野火集》,我相信,现在我对龙应台的信服和钦慕,不亚于二十年前那些被龙卷风刮起过的任何读者。

龙应台的魅力不倒。尽管我读她的《野火集》比不少人晚了二十年,但她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仍然像把烈火,烧向中国人的一切丑陋——台湾进步了,这把野火现在读来,更像是烧向大陆的中国人。

龙应台认为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一个生死关头.

大自然被一点一点破坏,美景一片一片消失,森林秃了一块,垃圾多了一堆,烂肠子一样的河流,清静的生活被嘈杂霸佔,空气给污染,道路年久失修,街上林立的标语遮住了阳光,大学里培养“十岁笨童”……

龙应台说,台湾人民,无论地位、职业、贫富、年龄有何差异——教授、大学生、小孩子、杀猪的和麵店老闆,在日常生活里他们都是市井小民,都有权利对存在的种种问题生气,都应当与“蠢人制定的蠢法”对立。

可是,“生气的人太少”,许多人甘愿做沈默的大多数,没勇气站出来讲话,龙应台非常失望。她指出,“这个社会的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她说,“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 ‘坏人 ’——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尽可闭着眼假寐。” 龙应台向台湾一千八百万(二十年前)怯懦自私的中国人大声疾呼,“沈默不是美德,是耻辱。”“你为什么不生气?”“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龙应台不断呼籲,“ 台湾的自由不够 ”,“ 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她说,“如果 ‘ 法 ’ 的存在是为了 ‘ 个人 ’,为什么 ‘ 个人’ 却经常要为了 ‘ 法 ’ 而牺牲呢。” 龙应台质问,“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龙应台一再强调老百姓和政府的主仆关系,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是 “ 受聘治国 ” 的仆人,这两者的关系不容错位。她说,“ 所谓政府——都是你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僱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的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僱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的摆出 ‘ 父母官 ’ 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 那些父母官要求老百姓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与政府对立。龙应台诘问,“ 对立有什么不好?”“ 政府作得好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小市民的公仆,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无条件的拥护支持爱戴……,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 就是要有‘ 对立 ’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龙应台多次指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 ‘ 默许 ’,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国家,几流的环境 ”。

台湾四十周年国庆,龙应台大煞风景,“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储蓄交给……”还有“ 毒玉米”——多么像在说大陆 —— 龙应台自白,她“ 很怕谈 ‘ 爱国 ’ ,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 ‘ 爱国 ’ 认起真来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要谈爱国,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 国家、法律、社会……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 ‘ 人 ’ 吗?”“国家是不值得爱的,如果它不容许人们不爱它。”

龙应台公开宣佈,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 ‘ 生了梅毒的母亲 ’ ,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城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有人批评龙应台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美好的地方。龙应台回答:“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讚美的文章,因为我心急如焚。”她反问,“可是,你不焦急吗?”

龙应台如此 “咬牙切齿” 地挑剔台湾人和台湾政府的毛病,简直到了 “刻骨仇恨” 的程度,这是为什么.还是用她自己的话来解释吧:“我是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沈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是她“对真相真理的全心全意的追求”,是面对丑恶“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龙应台对台湾和台湾人民爱之深,痛之切,她恨铁不成钢,用非常难得的说真话的勇气和不怕得罪人的精神,毫不留情地抨击时弊,鞭打人性中之丑陋。她用心良苦,天地人神共知。

龙应台之所以再三再四不厌其详地揭短揭丑,那是她对台湾民主自由进步抱有信心。在朴实无华的土地上,在乱石沙砾遍佈的荒坡边,在不毛的盐碱地里,龙应台用她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精神,为台湾的民主启蒙不遗余力艰苦开荒耕耘。今天,‘ 生了梅毒的母亲 ’ ,有了健康的机体,台湾的民主法制在继续推进,台湾人民生存的环境有了根本的改变。台湾是大陆中国的榜样。龙应台的许多警世之言,像医生给重症病人下的猛药,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功不可没.

今天,龙应台在台湾和世界华人心目中享有的地位,大家对龙应台由衷的敬仰与爱慕证明,政府别把人民当傻瓜,台湾人不傻——当然,大陆中国人也不傻。公理自在人心。

二十年后的今天,那些起劲攻击咒骂过龙应台的人,那些自卑自贱说过什么 “ 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国民还没有那个水准 ” 的人,应该在事实面前自觉惭愧,无地自容了罢.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读龙应台的《野火集》,一点不感到时间上的差距,一点不觉得她讲的道理过时,今天在大陆,更加不堪的丑陋,更为颠倒的是非,日甚一日的专制 ……正在发生。龙应台那些看似平凡实则深刻的道理,那些从日常小事一针见血引述出来的结论,二十年前就三番四复提醒过的教训,常常被众多平民百姓忽视的常识,还有,那些镇压主人的“公仆”们,他们到底算老几……这些问题,难道不正是我们,包括本人在内的大陆中国人需要弄清楚的吗?

大陆中国需要成千上万个像龙应台那样的民主先驱和启蒙者的帮助!希望龙应台以同样的爱之深痛之切,同样的恨铁不成钢,同样的说真话的勇气和不怕得罪人的精神,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

从《野火集》到刚出版的新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二十年过去,台湾已经在民主之路上阔步前进,台湾两千三百万“怯懦自私的中国人”进步为“整个华人世界里政治敏感度、成熟度、自主性最高的公民群体”,龙应台从“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到“今天我以身为台湾公民为荣”。民主的台湾需要民主的完善完美,专制的大陆需要推进民主从无到有,龙应台这样的知识人就更不可或缺。

今天,长了二十岁的龙应台眼界扩展,社会担当加码,从民主、人权、人性更高的层面出发,她还在挑岔,挑陈水扁挑胡锦涛……当然,难免还在挨骂,难免还要受委屈。

挨骂, 受委屈,龙应台或许会在乎,在乎完了,她依然固我,我行我素。龙应台哪里还能变。

龙应台的魅力不倒。

〔作者系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时光中的流浪者张德模

《时光队伍》
作者:苏伟贞
版本:印刻出版
2006年7月
定价:270元(新台币)

  《时光队伍》不是一本悼亡、伤逝之书,也不仅仅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病中的纪录,或是逝去后的遣悲怀。当然这些元素并非不存在,但作者、台湾著名的小说家苏伟贞,并不想把伤痛泛滥成淹没知觉的河流,相反的,她以极为凝练、清明的文字,将伤痛提炼成强悍的金刚石,这种干脆、直面生死、不信来生的书写,就像苏伟贞在献词中所题:“张德模,以你的名字纪念你”那样,这其实是一种张德模式的生命书写。

  久远劫来,流浪生死。说来,每个人在人生旅次,都是时光中的流浪者,从黑暗中来,复从黑暗中去,在黑暗与光之间,说不清楚,哪里是流浪的开始,哪里才算是结束。

  我们可以简单的将这本书拆解成几个部分。一、张德模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二、张德模家族从四川迁移至台湾的家族故事。三、张德模这些年一次一次和友人浪游中国内地的行迹。这些可以比喻成实线的脉络,虽然说明张德模的一生,但却无法显示一种高度,一种从时间的无涯里走来的,属于流浪者的集体命运。也因此在这本书里不能忽略的是作者穿插的许多虚线,像是最后不知道流浪到哪里的北京人化石,当年带着故宫国宝在战火中流浪于西南一隅的庄尚严,还有感慨“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同样因食道癌去世的台静农,这些虚线与实线所构成的流浪族群的故事,才是张德模一生的舞台背景,如今他离开了实线的人生,像是听到远方的鼓声召唤般,也终于走回了那从黑暗中去的流浪者的行伍。

  对于作者来说,一个活着如同被遗弃的幸存者,又何尝没有一个虚线的无形的时光队伍在支撑着她。在这本书里,她援引了许多书籍、典故,莎士比亚、《哈扎尔辞典》、《流浪者之歌》……这些既像一个个长篙般撑过生命的浅滩,又像是从别人的故事里吐出的丝线,补缀着生命巨大黑洞所可能造成的陷落。所有曾经被书写过的话语,关于生或死的体认,其实说明着,人没有孤独的生,没有孤独的死,所有的人都曾在流浪的路途、幽冥之河的岸边,问题是,你活出哪一种样子?

  就如同作者引用安纳托·卜若雅《病人狂想曲》的话:“死之将至,所余唯风格而已。”阅读本书时,我始终感受到一种格外分明的强悍,这种强悍不仅在于对抗庞大而实则怯懦、束手无策的医疗体系,而且也存在于对死亡绝不求饶,甚至也绝不遁逃到来生里寻求救赎的态度。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样的强悍从何而来,但我后来终于明白了:“所余唯风格而已。”一个病人面对傲慢与无能的医疗系统,除了强悍,别无他法;一个癌末病人,面对必胜的死亡,除了强悍也别无他法。苏珊·桑塔格认为,面对疾病不应该使用战胜、消灭等军事用语,但是当病人要求一个手术都不可得,当医院视病人如同一个将死之人的时候,病人其实连与死神宣战的权利都没有,所谓的战役从来没有真正开始过。而这样被剥夺战场的将军,必须以强悍说明他自己。

  强悍,或者也可以说,正是写作者的风格。从刚出道发表小说《陪他一段》以来,苏伟贞就是一位极具个人独特气味的作者,在她笔下的世界,不管死生契阔还是清亮决绝,“因为懂得”,所以绝对没有多余的牵扯纠缠。而在这本书里,她一路追索张德模一生的路途,透过自己的眼睛去描绘他的形象,却没有一种属于未亡人耽溺的伤感,而更多的是莫逆于心的理解:“你明白了,这一刻来临时你将十分从容正告他:”张德模,就在这里结束了。千万千万记得,下辈子别再来找我。‘你将与他永远诀别。“在人世的光影里,苏伟贞”陪他一段“的夙缘已然终结。流浪者将与另一个时光队伍再度启程,而活着的人也将在与悲伤对峙的时间刻度里,继续遗留者未完的旅程。

盘点“法国文学奖”

奖项扎堆作品扎堆究竟谁是最后的赢家

  每年的10月末、11月初法国文坛总是热闹非凡,各大文学奖似乎故意努力挤在一起向大家公布,让读者们一时间应接不暇。5法语大文学奖中,“费米娜奖”与“美第斯奖”已于10月30日出炉,它们分别被授予了加拿大裔的女作家南希·豫东(《断线》)和《解放报》的资深记者索尔·沙朗东(《诺言》),两部略显绝望的作品,但都给了人们某种真爱的启示。“龚古尔奖”与“雷诺多奖”则稍晚一些,要等到11月6日揭晓,他们所选作品略有重合之处,也成为了今年是否会再次诞生“双冠王”的谜团。而“联盟奖”则更晚一些,在11月14日,寻找符合真正男性口味作品的读者需要耐住些性子了。

  “龚古尔奖”PrixGoncourt

  100年后,安卧在蒙马特墓园的龚古尔兄弟一定不会想到,人们至今仍谈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小说,而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

  10名固定的龚古尔学会委员,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准时聚会于巴黎杜昂饭馆的二楼,除非其中有人离开或去世,他们才会推举新的委员,并在崭新的刀叉上镌刻新来者的名字。龚古尔奖也许是世界上奖金最少的文学奖,只有一张10欧元的支票发给作者,但这丝毫也不减少它的影响力,小说一旦获奖,往往销量至少会达到30万册。今年的龚古尔奖将于11月6日揭晓,目前在最后一轮角逐的还有4部作品:《好人们》、《穿短裤的情人》、《梦露的最后岁月》和《西方》。事实上,不管《好人们》是否获奖,它似乎都是今年法语文学的最大赢家,目前为止它入选了全部5大法语文学奖项,并已获得仅次于5大文学奖的法兰西学院奖。表面看上去,这无疑是一部反商业的作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是903页的一部小字密排、不分章节的处女作,39岁的罗纳丹一出道便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读者。作者以二战中一个纳粹刽子手的口吻,冰冷、残酷而准确地描述了人类那段苦难的历史。小说笔调优雅,技巧完美无缺,甚至有评论说它是当代小说死而复生的象征。《穿短裤的情人》则是一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作者以精确而不失幽默的笔调描述了自己的童年,一个13岁小男孩性和爱的萌动。在《梦露的最后岁月》中,作家施尼德以一个心理医生的口吻,讲述了梦露最后岁月的生活和死亡之谜。

  《西方》是一个秘密的有关两个男人相互毁灭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穿花边衣裳、涉世未深的、纯洁的小姑娘的故事。

  “雷诺多奖”PrixRenaudot

  1925年雷诺多奖的出现,无疑是为了制衡“龚古尔奖”在法国的垄断地位。

  大奖以德弗拉斯特·雷诺多命名,他是法国报业之父。大奖一样由十名评委推选,将其授予拥有全新风格和语言的作品。但历史上,它曾有两次与“龚古尔”一起将奖项授予同一作品的情况,而今年的“雷诺多奖”又将与“龚古尔奖”同时颁发,《好人们》和《梦露的最后岁月》同样在“雷诺多奖”榜上有名,历史是否会重演,大家拭目以待。目前呼声最高的还有三部作品:《约会》、《晚安,温柔的王子》和《荨麻房子》。《约会》讲述了女作家与一个男演员相遇,他们一起生活了5年,作家用笔记录下他们的爱情,而所谓可能的爱,到头来却恰恰被作家自己的写作所吞食。

  《晚安,温柔的王子》是一部短小而精致的作品,一个孩子对消失的父亲的回忆和描摹,用词简单而准确。

  《荨麻房子》是生于黎巴嫩的作家维纽斯在南方出版社的第3本小说,他这样写道:“让词语保持宁静,作家就可以在宁静中发明他的故事。”另外,“雷诺多奖”还有3本入选作品,分别是:Alain Mabanckou的《香猪的记忆》、GabrielMatzneff的《未来的未婚夫》和Olivier &PatrickPoivred”Arvor的《消失》。

  “费米娜奖”PrixFemina

  费米娜奖是1904年20多个“幸福生活杂志”(也就是现在的“费米娜杂志”)的女记者发起的一个奖项。评委由12名女性组成,集中体现了法国女性的阅读口味和倾向,每年于巴黎的CRILLON饭店颁奖,今年“费米娜奖”早早地选中了自己的作家,而退出了与“龚古尔奖”对作家的争夺。

  今年的获奖作品是加拿大裔的法语女作家Nancy Huston的小说《断线》。

  《断线》通过6个孩子的叙述,从旧金山到慕尼黑、海法,到多伦多,再到纽约,将我们带回了那童年幻想的气味中,而这一切又一次次在世界的残酷中被扼杀,这是一次对世界黑暗的控诉,同时也是一首献给童年天真无邪的颂歌。

  “美第斯奖”PrixMédicis

  由GalaBarbisan和Jean-PaulGiraudoux在1958年设立的这个奖项,意在制造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口味,鼓励年轻作家的实验和创新。它每年与“费米娜奖”一起在CRILLON饭店颁发。今年的“美第斯奖”授予了《解放报》的资深记者SorjChalandon的小说《诺言》。这是一个有关“博爱”和“许诺”的故事,一个“形影不离”的诺言,让7个灵魂坚守在一起。两个朋友Etienne和Fauvette仍然生活在树林边的老房子里,窗子关着、房门紧闭,他们仍坚守着7个人的诺言。一个读者这样描述他的阅读:读沙朗东的小说,就像打开了一扇门,我进入了那幢老房子,在昏暗的客厅里,我沉浸在阅读中,直到最后一页,最后一个词,我决定不再离开。

  “联盟奖”PrixInterallié

  这是一个明显与“费米娜奖”对峙的奖项,它创立于1930年,评委由10名清一色的男性记者组成,这无疑也成为了一个标榜男性阅读趣味的坐标。“联盟奖”通常在每年的11月初在巴黎的拉塞尔餐馆公布。今年颁奖日期定在11月14日,入选作品有八部,“龚古尔奖”和“雷诺多奖”的《好人们》、《梦露的最后岁月》也在这里的榜单上,而且它与“雷诺多奖”还同样选中了贾伯利埃的《未来的未婚夫》。贾伯利埃的小说总是围绕着男性脆弱不堪的欲望,在谨慎、高傲而有力的语言的包裹下,作者将爱情、色情、宗教、文化极细致地梳理在一起。另外一部呼声很高的作品《帕特侬》,它也许是今年最富实验色彩的小说,一部无法归类的作品。它混淆了各种文学形式,散文、自传、小说,混淆了真实和幻想,而作者那些即兴发挥式的叙述,同样让我们获得了那种久违了的阅读快感。另外入选“联盟奖”的4部作品分别是:Antoine Audouard的《鹊桥》、Benoit Duteurtre的《铁路》、Isabelle Spaak的《不合我类》和Denis Tillinac的《再见我们》。在这个什么都扎堆的年代里,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读者和出版商恐怕都一样怀着忐忑不安的期待心情。

朱健国状告《收获》再次败诉

  杂文家朱健国状告《收获》杂志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案二审判决书近日下达,朱健国再次败诉,目前,他已经要求重审。

  本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17日和10月12日两次开庭审理后,朱健国昨日上午收到了法院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上诉人朱健国对此不服,已申请再审。朱健国称,法院已经接受申请。

  朱健国认为,二审比一审有所进步,判决书(2006深中法民一终字1552号)第17页指出,“一般而言,杂志社对于已经逝世的编辑或主编人员,须在其姓名上添加黑框以保障读者的知情权。《收获》文学杂志社在巴金先生逝世后,在2005年第6期《收获》仍署‘巴金主编’,与巴金先生已经逝世的事实有冲突,从这一角度出发,《收获》文学杂志社的行为有不妥之处。”《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钟红明表示,每次庭审自己都出席,现在出差在外,还没有收到判决书。对于朱健国的再审申请,钟红明称,“他是乱用诉权,因为他在深圳,起诉的成本很低,而我们则要两地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