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以轻松的笔调关注深层的历史

^{按照杜渐坤的划分，《随笔》从创刊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创刊初期是不定期刊，以传播中国文化文史知识为主，从一个侧面洞开了“四人帮”僵化的思想禁锢，活跃了思想文化界；第二个阶段是从1982年，改成了定期刊，《随笔》的思想锋芒慢慢显示出来；它反映知识分子的心声，力主讲真话；第三个阶段是他接手后，提倡作者真话能说多少说多少，形成“当代诸子百家言”的局面。“作者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宽广更透彻，思想解放程度也更大，给后人留下了当代知识分子思考的轨迹。”}

 

　　_{1995年，《随笔》100期，编辑部到北京举办百期庆典，凡是《随笔》邀请的作家都来了，有些没邀请的也自己来了。}

_{《随笔》前任主编杜渐坤。}

　　■杂志档案

^{《随笔》1979年创刊，1983年初起，《随笔》开始成为定期出版的双月刊杂志，现任主编为秦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随笔》一直致力于在文化思想界的突破，更多地关注深层的历史、思想、文化的挖掘与思考。它以轻松、随和的笔调，涉及严肃的主题，将随笔这一文体一步一步地深入人心。}

　　黄伟经：与施蛰存交厚

　　1979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的副总编辑苏晨创办了《随笔》杂志。虽然是不定期出版，但日期很接近月刊了。当年9月，在被迫辍笔改行十二载之后，黄伟经从一个港口航道工程单位“归队”调到出版社，分配去编《随笔》。于是，从第四集起，他成为《随笔》专责编辑，负责它的组稿和编发。没想到，这一做就是13年。

　　黄伟经接手《随笔》编务后不久，就收到施蛰存寄来《乙夜偶谈》一稿。这是他在自己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应原参与筹办《随笔》的编辑约请而创作的。按照黄伟经的回忆，这该是73岁的施蛰存重返文坛后的第一篇作品。全文格调优雅、引人入胜。黄伟经得到这样的好稿后大为兴奋，随即把它编入1980年2月出版的《随笔》第六集，并给施蛰存写去一信，请他继续赐稿。

　　此时施蛰存非常忙碌。至1981年6月和1982年底，施蛰存才得以抽出时间，先后为《随笔》写了《乙夜偶谈》续稿两篇共三则：一篇为“真实和美”、“官僚词汇”二则，一篇为“神仙故事”，共约5000字。黄伟经清楚地记得，施蛰存在《官僚词汇》那则短文里指出，那些“已普遍地为人们所常用”的，所谓“比较好的”、“可能有些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原则上是可以同意的”等官僚词汇的主要特点就是：“不做肯定，不负责任”。黄伟经将前二则发在《随笔》第十八集（1981年9月出版），最后一则编入1983年第二期《随笔》刊出。

　　1999年9月中旬，黄伟经与妻子到了上海，看望王西彦先生之后又去施蛰存寓所拜访。不料，那天早上施蛰存在家里跌了一大跤。他的大儿子和曾孙女告知黄伟经，他跌得一脸是血，伤势不轻，在家人一再劝说下，才把他送进了医院。黄伟经在施家二楼坐了一会儿，见到了正在卧床静养的施老夫人陈慧华。他只参观了二楼那间二三十平米用作卧室兼书房、会客室的大间和侧边一个小间就告辞了。直至施蛰存2003年11月病逝，黄伟经都未能去上海最后见他一面，这也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杜渐坤：开创“当代诸子百家言”的局面

　　1992年，杜渐坤出任了《随笔》的主编。杜渐坤接手《随笔》之后认为，杂志既有思想内容，又有新闻，总体来看还是杂了一些。根据这个情况，他做出调整，为了加强思想性，杜渐坤决定把有报道色彩的时效性比较强的文章在栏目上去掉，后来干脆连整个栏目也不要了，明确提出办刊宗旨，就是高扬“五四”旗帜，提倡说真话不说假话，关注现实，直面人生，使读物既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又能给读者以美感，真正成为国人思想的园地。后来又进一步提出广开言路，把《随笔》真的办成集当代诸子百家言的杂志。

　　由于多年做图书编辑以及编辑《随笔》所积累的人脉，杜渐坤就任主编后得到了很多作家的支持。其中也包括《随笔》的老作者施蛰存先生。陈荒煤给他写信说支持他办好《随笔》，附寄短文一篇。

　　严文井说，《随笔》是现代人的思想园地，读者是不能脱离思想的。李国文说得更直率，只要《随笔》吩咐一声，他马上寄稿。他的稿子按时必到，所以《随笔》刊发他的作品比较多。此时，写散文的人很多，但篇幅比较短小，而《随笔》的文章篇幅较大，留给作家思考的余地也更多，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后来，《南方日报》报道《随笔》办刊经费短缺后，李国文、梁晓声等人就组织起来给杜渐坤打电话说不要稿费了，这让杜渐坤深受感动。

　　当然，《随笔》再困难，也没有不付作者稿费。1995年，《随笔》出到了100期，编辑部到北京举办百期庆典，凡是《随笔》邀请的作家都来了，有些没邀请的也自己来了。冰心当时因病住院，仍然给杂志题写了贺岁的条幅，作家们还给杂志提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经由杜渐坤的努力，《随笔》在仅由邮局发行的情况下，发行量增长到五万多，一直非常稳定。

　　■人物

　　黄伟经，从1979年9月起负责《随笔》编辑，1987年-1992年任随笔主编。

　　杜渐坤，1992年任《随笔》主编，2004年退休。

中国北京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而中国政府最近升级镇压异议运动，致使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其借口之一是为了避免奥运会出现麻烦而提前采取整肃行动。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一个事实是，在今天的中国，不仅一般民众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就连专职维护他人权益的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人权也开始受到威胁。2005 年以来，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异见人士、新闻记者、上访人士、家庭教会成员等，一致处在官方的骚扰、跟踪、软禁、殴打、绑架的恐怖阴影下；甚至自今年 8月以来，已经有多名维权人士、网络作家和新闻记者，要么被抓捕，要么被判刑。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二个事实是，中国政府不仅严厉管制本国的媒体、迫害新闻记者，而且公然采取措施钳制境外媒体在中国的工作，最近发布的对外国媒体的管理办法就是明证。
 
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第三个事实是，为了在奥运期间确保北京秩序的清洁和安全，北京市不仅将大规模清理外来人口，而且将出台一系列限制性法律。负责筹备2008 年奥运会北京市市政府在9 月14日表示，首批65个奥运立法项目已经启动，其中，针对艾滋病患者和流动人口（农民工，流浪乞讨人员，小美容美发等）的清理和限制，很可能对传染病患者和外地在京农民工的权益造成侵害。事实上，这样的侵害已经发生，今年 6月－9月，北京市已经相继关闭 50所民工子弟学校。联系到中国政府以前的类似行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4年北京残障人士远南运动会，1999 年五十年国庆），人们更有理由担心北京奥运筹备期间弱势群体的人权遭到大规模的侵害。
 
中国政府这样压制人权的重要目的，据说是为了能够在2008年按照他们的标准顺利举办奥运会：营造出中国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没有抗议活动甚至反对声音，外国人看不到中国的任何问题、包括人权问题等等。所以，他们提前清理可能的麻烦，不仅镇压各类异议人士和依法维权人士，而且大规模驱赶外来农民工，因为这些人士损害了中国政府的颜面。于是，他们将这样的迫害视为 2008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一个非民主国家举办奥运可能引起两种相反的效果：要么它会促进该国人权状况的改进，要么它会使该国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幸而属于后一种。

首发人与人权

前些天在北京，我和陈光诚的律师李劲松、李苏滨讨论过陈案二审可能的结局。我当时悲观的认为，维持原判的可能非常大。劲松不怎么表态，苏滨则认为，该案釜底抽薪，在法院指定陈光诚不同意的律师辩护这个问题上做足文章，或许能起死回生。

李苏滨是中国律师界具有传奇色彩的律师，他曾经数次状告律师的管家洛阳市司法局、河南省司法厅，都取得了胜诉，还被包括中央电视台等40多家媒体广泛报道过。这次又被他言中了，2006年10月31日下午四点，临沂中院法官通知，陈光诚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主办律师李劲松在接受采访，分析二审发回的原因时说：”发回重审证明一审法院的裁判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这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没有重大失误的情况下，二审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的。特别是光诚这种有世界性影响的案子，更是不会轻易发回重审。二审辩护工作应该说是取得了最理想的结果。”我完全赞成劲松律师的这一观点，陈案确确实实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重大错误。

先说实体，原审判决认定陈光诚构成”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决定执行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陈光诚是个盲人，他没有能力”聚众”，法院的卷宗里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陈光诚是如何施展大能把那么多的群众、乡村干部甚至公安干警聚集到现场以致造成交通阻塞的。正如陈光诚的律师在上诉状中揭露的，事件的真相是：陈光诚等五人想搭坐过路的一辆出租车到县里向领导反映。沂南县公安局工会主任孙学农带领十个警察及近百长期非法暴力限制陈光诚人身自由的歹徒抢先跑到前面拦下了小出租车，不准它继续前行让陈搭坐。不准来往车搭运陈光诚一家人走。两边的车就自然全被挡住停滞下来了。陈光诚等五个人，因此与这十个警察和近百个歹徒共同在公路上发生了长达三小时左右的言语争执。

这就是所谓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沂南警察肆意妄为，非法限制陈光诚一家行动自由的罪恶外，谁能找出陈光诚的一点点过错？但是，沂南法院就敢颠倒黑白，生生把受害人变成犯罪人！

再看另一个罪名，故意毁坏公私财物。首先，判决书没有认定陈光诚亲自动手毁坏公私财物，而是认定他唆使他人实施这一行为。但这一事实的真相是：政府组织的非法拘禁陈光诚的歹徒在春节期间殴打并拘捕了陈光诚的邻居陈华，陈华的家人以及村民向政府要人，陈华的奶奶因情绪激动而休克，躺在雪地里，村民央求政府的人派车救人，他们不理，群情激愤之下有人去砸了车玻璃。可见，这起群体性事件的背景是当地政府的非法行为，事件的起因也是因为政府见危不救，村民虽然砸车是错误的，但主要责任应该在于当地政府见死不救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并且，自始至终，这件事与陈光诚毫无关系。

公安通过刑讯逼供，取得陈光诚唆使村民打砸玻璃的所谓证言，但是，他们却无法回避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陈光诚当时并不在砸车现场，而且，砸车玻璃完全是群众一时激愤、率性而为的行为，无需唆使。

再看陈案的程序。

陈案从侦查到审判开了很多先例，第一、大规模刑讯逼供，榨取有罪证据；第二、千方百计的，公然阻挠律师取证、辩护；第三，指派当事人不同意的律师参与辩护；第四、一个案子，拆开审理。第五，零口供的案子，残疾人的案子，悍然判了最高刑。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这些问题随便哪一个都能导致案件撤销，但是，在临沂，在中国，我们却不敢有这种奢望，这就是我表示悲观、劲松律师出言谨慎的原因所在。

可是，原判真地撤销了，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啊。光诚的好友、善良的胡佳流下了热泪，甚至要胡主席、曾副主席表示感谢！作为律师，作为这个时代的司法见证者，我恐怕更能理解胡佳，更能理解他那些含着辛酸的眼泪！

发回重审，不是案子的最终结果。理论上一审法院还可以做出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宣判无罪；二、维持原判。三、改判较轻的刑期。

从目前看，第二种，维持原判的可能最小。因为一审法院没有任何可能解决陈案的程序和实体上存在的严重错误。

第三种，改判较轻刑期的可能最大（包括免予刑事处罚或者缓刑），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理由，但是这是司法潜规则的要求所致。

第一种，宣判无罪，这是本案最正确、最理性的判决，只有这样判，才能洗刷山东在陈案中的耻辱，才能给人民以希望，才能真正彰显司法独立、公平、理性、正义的品格。

这也是我们所期望沂南法院的。司法是人民捍卫正义的最后防线，如果司法不能守着公正的底线，社会正义将荡然无存。

最后，让我向我的老乡陈光诚先生表示敬意！

向为陈光诚案做出不懈努力的李劲松、李苏滨、张立辉、许志永、滕彪、李方平律师以及其他关注陈案的朋友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特别向一如既往的关注\援助陈光诚案的胡佳弟兄表示真挚的敬意和感谢！

注：司法独立、司法公平、司法理性、司法正义是临沂中院内部的宣传标语。

2006年11月1日于青岛

读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你会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毛泽东实在是个大坏蛋。毛泽东不是后来才变坏的，毛泽东原来就坏。然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毛泽东原来就是坏蛋，本来就是坏蛋，他怎么能获取中共最高权力并统治中国长达二十七年呢？共产党是个大党，里边想必也有很多好人，为什么到头来却让一个大坏蛋成了他们的领袖了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六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了。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其写于1944年的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共产党宣称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套理念看上去有它的美好动人之处，因此会吸引一批真诚而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热情投入。但问题是在共产党内部，好人总是吃不开。共产党知道要实现它那套理想不能靠民主，不能靠选票，只能靠暴力革命。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不但要尽可能的人多势众，而且必须要有高度的统一高度的集权，要有铁血的纪律。因此，共产党不能靠社会中最好的份子，而只能靠社会中最坏的份子所建立。就像老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越是君子，越是有知识有教养，他们的见解和趣味就越是多样，彼此之间越是互相尊重，因此就越是难于达到高度的一致，越是不肯接受高度的集权。如果需要一个人数众多的、有足够力量能把他们自己的主张强加在其余所有人身上的集团，那么，它的构成者就决不会是具有高度不同的和高度发展的趣味的人，而只能是那些头脑简单、很少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人。

共产党要在外部实行残酷斗争，在内部实行铁血纪律，你越是有人道情怀，越是有仁爱之心，越是有自己的见解，越是有独立精神，越是宽容大度，你就越是不能适应。而那些心胸狭隘、冷酷无情、好斗好杀的人就越是容易暂露头角，占据主导地位。张戎书里写道，早期的毛并非在理论上信仰苏俄共产革命，但是他那种好斗好杀的天性却使他和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因此受到苏共“老大哥”的赞赏。而象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那就免不了会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赶下台。以陈独秀当年的威望、地位和中共创始人的身份，尚且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位子上里混不下去，别的好人要想在共产党里占据主导地位就更难指望了。

共产党掌权后立刻着手把它那套理想强加给全社会，其手段之恶劣之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错误，很快就招致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又一次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这就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就像毛泽东发动文革；或者是，在某些实际政策上作出调整和改革，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就像“六四”时的邓小平。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选择了前一种道路，而中共选择了后一种。这也就是说，一旦好人在共产党内当政，势必导致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瓦解；而要保持共产党专制政权，就必然是最坏者当政。

那么，我们又如何解释中共内部也会出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总书记呢？道理很简单。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八十年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招致天怒人怨，物极必反，由此引发了要求全面改革的强大呼声。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象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好人才可能脱颖而出。紧接着就是一浪高一浪的自由化民主化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因为良知未泯，人性犹存，拒绝镇压民主运动，结果被迫下台。而江泽民、胡锦涛则由于在镇压民众时表现出的残酷无情，被指定为第三代第四代核心。于是在中共内部，又一次是最坏者当政。

结论：我们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中共自己的演变。我们必须加强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唯有在民间力量高涨的形势下，才能迫使中共内部改变其最坏者当政的固有格局，使好人有出头的机会。这样，健康力量呼应配合，内外夹击，一举结束血腥的专制制度，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

──《观察》首发   

10月15日（周日）是为艾滋而走的日子（AIDS Walk），早在两周之前，《洛杉矶时报》就出了活动专刊予以详细介绍。在过去的22年中，洛杉矶地区有3万人死于AIDS，现在还有5万7千名HIV感染者，这个数字同时在以每个月200名新病例的速度增长。“为艾滋而走‘的活动虽然具有全国性，但是各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洛杉矶的“为艾滋而走”活动开始于1985年，目的在于为治疗爱滋病向公众进行筹款活动。22年以来，为艾滋而走活动不仅为洛杉矶地区的爱滋病治疗机构和相关组织筹集到5200万美元，而且成为洛杉矶具有传统性的大型公益活动。推动这项活动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但是不是社会运动人士，甚至也不是爱滋病防止组织，而是商界。活动组织委员会成员由很多大商业集团的负责人组成，赞助商包括梅西百货，联合航空，希尔顿酒店集团，以及一些全美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如Ernst&Young等等，使得这项活动成为商界回报社会的主要管道。其中希尔顿集团去年捐献10万美元，今年增加为12万，几年准备参加行走的员工达450人。因此而被活动组委会确认为主要赞助者，这是一个荣誉性的称呼。

商业团体出面组织“为艾滋而走”活动，其目的并不仅仅是为自己做商业广告，让自己的公司广为人知，其中也有很多经营理念是值得亚洲地区的商界学习的。首先是社会地位的问题，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在宣布他们的赞助时就指出：“要成为行业的领导，首先要成为社会共同体的领导。”其次是建立企业形象的问题，很多大公司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公司秉持多元化的政策，以求吸引更加多元化的人才进入企业；再次是企业团队建设的问题。希尔顿集团就曾经表示，参加与推动“为艾滋而走”活动对他们公司来说既是一种员工集体活动，也可以训练员工的责任感和团结精神，这种精神训练我们相信反过来会使得公司运营得到好处。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错，但是资本和金钱并不必然带来的就是尔虞我诈和冷酷无情。作为民主国家，这里的特色就是社会的高度自治程度，而这种自治很大程度上是企业和商界推动的。这里考验的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远见，因为毕竟，社会进步才能带来自己企业的长久繁荣。艾滋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在亚洲，在中国，其实也很严重。但是社会真的对艾滋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吗？每年的世界性的“为艾滋而走”活动在中国有多少回应呢？那些大企业，可以为了跟名人吃饭一掷千金，又有几家愿意出来出钱出人组织这样的社会公益活动呢？难怪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首发RFA

十月十七日深夜，我将《林老与三份历史性文件》定稿并发出之后，心绪仍因林牧先生猝然辞世信息的冲击而久久不能平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翻检出了八年前西安之行珍贵的老照片。当我凝视大雁塔下与林老、马晓明和汤致平的合影时，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极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八年前的初秋，我带着《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徵求意见稿）及丁子霖、蒋培坤老师给林老的亲笔信，专程前往古城西安，请林老和西安朋友对两个宣言的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文本表达了我们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基本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考。

林老和西安朋友见到文本后，自是十分欣喜，然而，他们又十分慎重。在林老地处西安南郊简朴的家中，我对文本形成过程作了简要介绍后，林老提出，他要先读一下丁、蒋老师给他的信和文本，然后再跟我交流。林老读毕，以浓重的陕西口音大声对我说：对《宣言》的基本理念、总的构思和提法表示赞同，对文本的辞章表示赞许。他说，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并会以书面形式写下他和其他西安朋友的意见，让我随身带回北京。接着，林老直言不讳地提到他对“组党”问题的忧虑和担心。他说，不能对江泽民抱有幻想，不能误判形势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啊！我说，的确有人以为江泽民快开党禁了，所以要抓住时机发起冲击。但是，也有人是抱持宁可坐牢也要挑战党禁的决心才那么做的。林老说，那样做令人可敬，但那样做会立马换来重刑，不可取，还是暂不行使结社自由权为好。对林老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是。中午林老留我吃饭，名副其实的便饭。林老饭量不小，吃得很香，我也是。

第二天上午我应约再去林老家。年过七十的林老提议上街走走，边走边聊。这一次走聊中，林老兴致勃勃地提到他和许良英先生通信往来之事。他十分珍视两个思想者之间的沟通切磋，并要我向许先生当面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林老说，一九九五年的《宽容呼籲书》出来后，影响很大，也很好。在这一次走聊中，林老还提到另一件使他倍感忧愤之事。性情率真、没有城府的他说，什么样的“事业”中，都会出现有人利用别人的牺牲去“推进运动”之事。可歎的是，在中国民主事业这一最不该出现“政客”的事业中，居然也有人喜好权谋，玩弄别人。有人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突破做人底线的地步。

中午时分，我们步入一家回民餐馆。一起落座的马晓明和汤致平早就熟知林老的胃口，而我眼瞅着林老把一大碗羊肉泡馍吃完后还要品尝甜点时，就忍不住说，您这手吃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大家笑了，林老也笑着说：我没练，一直这样，福气好。

不久，我们来到古都西安着名的大雁塔下，并留下了合影，见证了我人生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我忆林老，只是言说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诚如国涌所言，林老一点不像那种官场上浮沉多年，历练得滴水不漏的人。他性格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藏不住的。恕我直言，正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林老生前绝笔》中，就有败笔在内：他的识人和对史实的把握都有可商榷之处。

在即将动身回京时，林老将写给丁、蒋老师的亲笔信交给我，上面仔细说明了西安朋友对《宣言》文本的意见和建议。富有激情的林老还给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送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五号。信中有这两段话：别人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安定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反对派”。其实，我们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普通公民，我们从事的仅仅是争取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运动。

现在介绍江棋生先生登门拜访。请你耐心地看一看他带去的尚待反复讨论修改的文字材料，并提出你的意见。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读了林老的亲笔信后，很快於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给林老写了回信。信中说：“我们收到了您托小江代转的信件，我们为您我之间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感到十分高兴。您和西安朋友对文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将予以充分考虑。”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正式发佈的《宣言》，就是六易其稿的产物。丁蒋两位老师在给林老的信中，用明快到位的语言重申了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共识：公民运动，应立足於公民自身的个体存在，目的是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自身不移之权利，并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应有权利而努力。我们的责任仅仅在於让中国的公民意识到自身的生存状况，意识到是什么妨碍他们去获得应有的自由与权利，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本来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做的事情。

仙逝的林老和宝贵的共识，都将长存於世。

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北京家中
争鸣

一个让人悲痛的消息传来，二○○六年十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时，着名民主宪政学者、编辑家何家栋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十月十七日，获悉这个不幸消息后，我连忙与老先生的女婿、《工人日报》杂文作家及历史研究者韩三洲先生联系，但他的电话没有人接，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忙着料理老人的后事去了。

北京一些熟悉的朋友还告之，何家栋先生自知不久将告别这个世界，委託家属亲友将自己最后的作品整理出来，印成小册子送给朋友，没想到受到一些部门的注意和紧张，查来查去，为此家人很不得安宁。

千古文字狱在劫难逃

何家栋先生是一位难得的优秀出版家，他曾参与创办一度大胆放言的《工人日报》，后担任工人出版社领导职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受上级安排担任女作家历史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不幸的是，不久小说《刘志丹》内部小范围印刷（约千册，还未大范围发行）徵求意见时落入康生手中，康生说：“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歌颂刘志丹，不就是贬低毛泽东在江西建立根据地的作用了么？这不是抬高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党分子高岗，要为他翻案吗？”大阴谋家用可笑又可怕的逻辑给小说冠以吓人的政治罪名。康生因为刘志丹为陕北红军创始人，后来成为中共高官的习仲勳也是陕西人，於是康生就说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勳支持该书出版，视习为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於是，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康生给毛泽东递条子，写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宣读纸条，从此开始了对《刘志丹》一案的长期审查，据说千册书涉案上万人，实为千古文字狱。作为此书责编的何家栋在劫难逃，被开除党籍，全家赶到农村，六口人每人每月只发五元的生活费，他的母亲及儿子生病时求助无门，在病困中死去。习仲勳（现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之父）也被撤掉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罪名便是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其中关押八年，其子习近平为此也受到迫害，被流放到陕西农村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

当年受难的除了习仲勳、何家栋外，还有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受株连关押六年。当时的一机部副部长因为作者李建彤（已去世，女作家刘索拉的母亲）提供素材，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在文革中受尽侮辱，最后批斗致死。还有一个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在文革中不分昼夜地批斗，含冤而死。出版该书的工人出版社社长也被捕，用车轮战术折磨致死。工人出版社一普通干部因与此书有关系，被打成内伤，另外一位也受电刑术折磨。更不可思议的是，刘锦华等两位普通群众因作家採访时好心地给他们带过路，就惹下大祸，最后含冤而死。习仲勳吃过饭的一家饭店经理，也被定为习的“地下交通员”，由这个经理开始滚雪球，株连到烤鸭店经理、湖南饭店经理……，整个饮食行业被株连有五十九户，被捕了十九人，其中被折磨致死的有五人。也就是说，《刘志丹》案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到一九七九年长达十七年中，陕甘宁边区被诬为“彭德怀、习仲勳、高岗黑爪牙”而遭迫害的有万人之多（引自二○○○年第一期《文艺争鸣》，北大教授钱理群文）。

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一九五七年何家栋先生在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期间，出版了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没想到一下子被打成右派。八十年代末工人出版社推出着名的《开拓》文学杂志，何家栋任主编。他在《开拓》创刊号首篇发表了时为《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因为该文不符合中共专制独裁反人民的现行方针，遭到上级指令销毁全部刊物。《开拓》出到第四期时，何先生告退。至今我还收藏了一册后来被勒令停刊的《开拓》，上有卢跃刚等人的报告文学。当年这本杂志风行一时，很多人视为珍品。

一九八○年代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年代。当时有一份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性报纸《经济学周报》，虽然曾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理论重镇，但到八十年代末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在何家栋先生、陈子明先生、王军涛先生等人的努力策划下，於一九八八年三月，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出资组建经济学周报董事会，何出任总编辑，发表了很多在当时环境下很振奋人心的稿件。但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风风雨雨中，《经济学周报》被迫停刊。

尽管何家栋先生一生追求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屡造打击，但他毫不气馁，他自称是“屡败屡战”，一生未曾自由过。他在担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时这样总结经验：“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

权贵资本主义＝坏市场经济

八十年代，是精神相对开放的年代，又是多种声音短暂留存的时代，改革开放是民心所向，由於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到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使得国家绝处逢生。但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后的何家栋先生，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当时的实际掌权者邓小平虽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正如毛泽东第一次革命走到原初的对立面，邓小平第二次革命也走到拥护他上台的四五运动的对立面。进入九十年代，民间组织备受摧残，向公民社会转化的途径几乎全部被堵死。这种倒行逆施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想对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都做不到。邓小平南巡后，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掀起的是“全民经商，抢钱圈地”的高潮。所取得的成果，则是这样一个人人都看到的结果：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接踵而来。对此，何家栋先生认为：如果列出一个公式，就是：精英联盟+权威政治=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改革的成果是以牺牲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为代价的。

这便是老人最清醒的认识，也是最深刻的认识，可惜这样的老人却不能看到中国走出这个最坏的市场经济，真是最大的遗憾，同时也说明中国人经历的不幸还远远没有结束。建立自由和民主宪政制度，还来日方长。

死后才获得自由一个出版家，生不逢时，经历“反右”、“文革”、“六四”，近乎九死一生，追求真理和民主自由，却一生未曾自由过，还被当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斥责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到了晚年也不曾正式出版自己的着作，甚至自己印刷也遭到干扰和查封。或许他的遭遇和赵紫阳一样，都是死后才获得“终於自由了”这样的安慰。

首发争鸣

认识王一梁之前我读过他的《阿修罗家族》。这篇作品给我的印象是冲击性的，语言质朴而犀利，是当时少见的作品。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国家有一个健康出版制度，类似《阿修罗家族》这样的作品能及时获得出版机会，我们的文学史一定改写，王一梁们的个人命运也一定改写。那时我虽还没见过王一梁，但通过传言和《阿修罗家族》，已经在我的脑中勾勒出了一个青年才俊的形象。

大概是86抑或87年的国庆节，我去宝山找郁郁，在宝山的车站上，便远远地看见一群人向我这边走来，我高声喊叫着招呼远处的郁郁，王一梁和刘漫流也在这群人里，但我那时与他们尚未相识。据后来王一梁对我说，那天我与他们迎面相遇时，我曾举起拐杖向他们挥舞，这个动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天王一梁和他哥哥都剃了光头，在刘漫流家的饭桌上，大家都在拿他们的光头作谈资，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哥哥更象和尚。那天，从苏州来的黑沨也在，她留在烟蒂上鲜红的口红印给人的视觉效果十分强烈。我认为黑沨是中国少数几个天才型女诗人之一，可惜少有人注意。

他们那时在策划卖蛋卷冰激淋，《阿修罗宣言》也应该是那时期的作品。我记得王一梁和他哥哥还到我这里来拿过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是和卖冰激淋有关的一个器具。那天他们来的时候，头上还仍是光头，说明距上次国庆节在刘漫流家见面的时间不长。这次卖冰激淋，也许是王一梁后来去海南的一次演习，也是他后来去彭镇开饭店的一次预演，但王一梁的运气似乎都不太理想，他试图介入生活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到了90年代后，王一梁似乎不再作这方面的努力。

此后王一梁开始树敌，创办《亚文化未定稿》意味着他与一些朋友的公开决裂，而我这时却开始与他过从密切，参与《亚文化未定稿》的编辑，遭到一些朋友的诟病，被目为做人没有原则。但《亚文化未定稿》却是影响我人生进程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我从自觉的意义上面对自己，并且是人格造像的自我设计的真正开端。《亚文化未定稿》至少对我、对京不特、对陈接余都意味着某种转折，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一梁的历史性贡献在今天还很难估量。

我和王一梁真正密切起来，是在这之前他的一个生日之夜。那天他过完生日，送走了他的恋人，半夜两点的时候，他突然闯到我在川公路的小屋，在睡梦中我被他叫醒。那一夜，我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直长谈到天亮。这是我们私谊的开始，也是我们共同走进醉乡的开始。从此，我们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醉不醒，直到1997年，我的梦嘎然而止，而王一梁依然梦着，一直梦到美国。

26 October 2006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urges internet users to join in 24-hour online demo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Where: www.rsf.org

When: 11 A.M. on 7 November to 11 A.M. on 8 November

No one should ever be prevented from posting news online or writing a blog, but they are in the 13 countries singled out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for a 24-hour online protest against Internet censorship.

Worldwide, 61 people are currently in prison for posting subversive content on a blog or websit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s compiling a list of 13 countries whose governments are Internet enemies because they censor and block online content that criticises them. The Internet scares. Censors of every kind exploit its flaws and attack those who pin their hopes on it. Multinationals such as Yahoo! cooperate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filtering the Internet and tracking down cyber-dissidents.

The defence of online free expression and the fate of bloggers in repressive countries concern everyone. S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is offering Internet users tools to campaign against Internet predators and is calling on them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NATIONAL CYBER-DEMO.

Everyone is invited to support this struggle by connecting to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ebsite (www.rsf.org) between 11 a.m. (Paris time) on Tuesday, 7 November, and 11 a.m. on Wednesday, 8 November. Each click will help to change the Internet Black Holes map and help to combat censorship.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must participate so that this operation can be a success and have an impact on those governments that try to seal off what is meant to be a space where people can express themselves freely.

Protests will also be staged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bureaux around the world to condemn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ethical misconduct of the Internet giants when operating in one of these countrie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ill publish the list of the 13 Internet enemies on 7 Novemb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ill launch its blog platform, rsfblog, and an Arabic-language version of its press freedom website.

The agency Saatchi & Saatchi has created an Internet ad calling on the entire Internet community to take part in the 24-hour campaign. All media, websites and blogs that want to support this large-scale protest are invited to get in touch with Cédric Gervet at +33 1 4483-8474.

记者无国界 2006年10月26日 地点: www.rsf.org 时间: 11月7日上午11点至11月8日上午11点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能不受阻碍地上网张贴新闻或写博客。然而，在记者无国界挑选出的13个国家里却受到阻碍，为此将举行一次24小时的反对互联网审查的网上抗议活动。 目前，全世界有61人因在博客或网站上张贴“颠覆性”内容而系狱。记者无国界正在编撰一份13 个国家的政府为“互联网之敌”名单，因为他们审查和封锁那些批评他们网上内容。互联网受到威胁，各种审查利用其缺陷，打击那些寄希望于它的人们。象雅虎这样的跨国公司就与中国政府合作，过滤互联网并追踪网络异议人士。 捍卫高压国家的网上自由表达以及博客者命运关系到每个人。为此，记者无国界正向互联网使用者提供反抗互联网掠夺者工具，并号召他们参加“国际网络示威”。 请每个支持这项斗争的人，于11月7日星期二上午11点（巴黎时间）至11月8日星期三上午11点联接记者无国界网站（www.rsf.org ）。每一个点击都将有助于改变“互联网黑洞”地图，有助于反审查。必须有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这项行动才能成功，并对试图封锁人们原本能够自由表达自我的空间的那些政府有所影响。 记者无国界驻世界各地办事处还将同时举行抗议活动，以谴责互联网审查和互联网大公司在上述国家的不道德行为。 11月7日，记者无国界将发表 13个互联网之敌的名单，同时还将开放一个博客平台：rsfblog，及其阿拉伯语版新闻自由网站。 上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已做了互联网广告，号召全体互联网社会参加这次24小时活动。所有想支持这次大型抗议活动的媒体、网站以及博客，请与 Cédric Gervet联系，电话：33 1 4483-8474。 （独立中文笔会根据英文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