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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淄刑一初字第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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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九百三十六封信
今年是中俄文化年，已经和即将开始的多种庆祝活动和展览将为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就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而言，经过历年学者们的努力，大量重要的小说诗歌被译介到中国，其中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柯夫，陀思托耶夫斯基，高尔基等经典作家，也包括大量近年来出现的新秀作家们的作品。在国外，欧盟也成功举办了欧萝芭丽亚俄国文化展。出版展售俄国文学原作和译作。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陀思托耶夫斯基的著作。
俄国已出版陀思托耶夫斯基三十卷全集，其中信件部份是二十八，二十九和第三十卷，有九百二十五封，后来又补充新发现的十一封，共计九百三十六封信厚厚的三大卷六本。俄国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整理出完整的陀斯托耶夫思基书信集。陀思托耶夫斯基写的信件不但数量大，而且经常很长，每写一信，不是三言两语敷衍了事，大部分信件是写亲友，给家人，给出版商。这在现代几乎不再可能，由于现代科技通讯的高度发达，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电话进行交流，书信的撰写和投递大量减少，很难想象一个当代作家能够出版十九世纪作家那样规模宏大的书信集。陀斯托耶夫思基去世后，他的朋友们开始收集整理其文学遗产，他的夫人安娜也予以协助。一八八二年和一八八三年间，在彼得堡出版十四卷集陀斯托耶夫思基文集。
第一卷中有一百四十七封信，主要是给几个朋友和诗人作家，出版商以及俄国文学爱好者的信件。安娜不想发表私人信件，她在一九一八年于克里木去世。两位专家整理了陀斯托耶夫思基和安娜在一八六六年到一八八零年间的全部爱情书简，于一九二六年出版。
一九五九年陀斯托耶夫思基四卷通信集出版。一九七一年为纪念陀斯托耶夫思基一百五十周年生日，前苏联国家决定编辑和陆续出版三十卷全集，这项出版工程从一九七零年开始，一九九零年完成，三十卷全集在彼得堡全部出齐。其中二十八，二十九和第三十卷，三卷六本是书信集。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法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陀斯托耶夫思基和作家屠格涅夫书信微缩胶卷。
作家的书信对于研究其生活经历和社会交往，思想变化，感情脉络，创作构思，都有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陀思托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是由俄国俄罗斯学术院出版社出版的，后来陆续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这些信件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花费了编辑大量时间和精力，是一件值得庆幸的文学盛事，受到俄国和世界各地读者普遍欢迎的热爱。一八二一年，陀思托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一医生家庭。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圣彼得堡度过，他只活了六十岁，一八八一年在圣彼得堡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幼喜爱文学。遵父愿入大学学工程，但后来弃工从文。他不是文学科班出身，很早就开始自学，阅读了大量俄国和外国文学作品，立志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家庭的教育和影响，他终生信仰基督。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影响下，他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参加了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组织的革命活动，与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过往甚密。这也是他对穷人怀有同情和致力社会改革的原因。从一八四九到一八五九年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苦役、疾病的折磨，家庭悲剧，长期脱离进步的社会力量，使他思想中沮丧和悲观成分加强。他在中亚军事服役并在那里结婚，但婚姻不幸。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太太的名字叫玛丽娅，昵称玛莎。陀思托耶夫斯基患有癫间病。一八五零年癫间病，医生记录；一八五六年写信给西伯利亚的朋友，他在信件中提到，若我想回俄国，那仅仅是为了拥抱亲人，探视医术高明的医生，癫间病不断发作，记忆力减弱，我担心自己发病，一八五七年又写到医生说他的病会加剧。他自己记录一八七二年八次发作，每次四十分钟左右。精神状态不稳定，物质生活匮乏，给生活带来不便，也影响他的文学创作。陀思托耶夫斯基不同于托尔斯泰，他没有庄园，没有财富，只是一个城市平民，依靠写作谋生，在忧郁病患中以超人的毅力创造了世界文学史上绝对一流的伟大文学作品。
尼采，弗罗伊德，爱因斯坦都非常欣赏陀斯托耶夫思基，尼采研究心理学，例证来自陀氏，弗罗伊德写图腾与禁忌，不少东西来自文学作品卡拉玛左夫兄弟。心理学家茨翁迪的命运分析，来自弗罗伊德和陀斯托耶夫思基，陀斯托耶夫思基也是教皇保罗二世最欣赏的作家之一。
评论家们普遍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他擅长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是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快，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复杂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以此揭露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
陀斯托耶夫思基喜欢写信，小说穷人即以信件形式。在信件中谈债务，金钱，算计，哀叹。人生艰难；但是人们也许不知道他还得抚养已经去世的兄弟的全家，帮助还债。陀斯托耶夫思基喜欢轮盘赌博，他以为可以赌赢以偿还债务，有时说带来写作的刺激和灵感。他的朋友，写作《往事与回想》的作家赫尔岑说他太天真。
一八六八年四月四日，在损失了两百二十法郎后，他给他太太写信说起写作白痴的创作计划。当初写《罪与罚》时也是同样情形，在维斯巴顿赌输，开始与出版商联系。很多信件是写给出版商的，为了赚钱，他兜售写作计划，经常写信，谈论写作进度。有些是谎话。一八六五年九月，陀斯托耶夫思基给俄罗斯信使杂志出版者卡特考夫写信：我可以发表一篇小说，已经写了两个月了，快结束了，再写十五天，顶多一个月，稿子就会在您的桌子上，写的是被大学开除的年轻人，极为贫穷，要杀死一个有钱吝啬老太太但实际上小说到一八六六年秋天才写完，就是《罪与罚》。《罪与罚》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类似的论述在他的书信集中不胜枚举。
阅读他的信件，像阅读一部传记。第一封信从Ｉ８３８年２月４日开始。最初的信件是兄弟姐妹联署，多是给父母的信件。他们兄弟姐妹共八人，他是父母第二个孩子，他母亲因过劳去世很早，三十七岁就离世了。１８３７年二月普希金决斗去世。陀斯托耶夫思基嗓子得病，声音变得嘶哑。１８３８年上大学，阅读霍夫曼，巴尔扎克，歌德，雨果。１８３９其父与女仆同居，死在田里，一说是得病；其弟安德烈坚持说是被仆人杀的。１８４０陀斯托耶夫思基与诗人过从甚密，读席勒，荷马，雨果，拉辛，高乃衣。１８４３巴尔扎克到俄国。１８４４陀斯托耶夫思基翻译巴的《欧也尼葛朗台》，开始写《穷人》。１８４５结识别林思基。１８４９被宣判徒刑，因和别林斯基通信。１８４８法国二月革命，赫尔岑在巴黎参加。在俄国，宪兵头子奥赫洛夫提请尼古拉一世加强杂志书报刊物检查制度。１８４９年四月二十三日，早晨五点钟，陀斯托耶夫思基被捕，查抄文件书信，发现其小弟安德烈也拘禁在警察局，由于没有抓到他们的长兄米哈衣，二十四日被关在监狱。五月三日抓了米哈衣，放了安德烈。陀斯托耶夫思基承认念了别林斯基给果戈里的信，当局认为这是罪犯的信件。六月二十日前被禁止通信阅读。十一月十三日宣判取消死刑，八年强制劳动。十一月底尼古拉一世改判，四年徒刑，贬为士兵。陀斯托耶夫思基的罪名是反对东正教和沙皇最高权力的罪恶思想。一八五零年一月九日到达西伯利亚流放的监狱。一八五六年三月经朋友帮助回到圣彼得堡。他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１８６１）继承了“小人物”的主题。《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死屋手记》（１８６１～１８６２）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无情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一八五七年的报告上提到一八五零年第一次严重的癫间病。一八六二年六月到巴黎，柏林，见赫尔岑，后者把他的作品比作旦丁的神曲炼狱和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雕塑。八月去弗罗伦萨。
１８４４－１８４９写第一本小说《穷人》，成为二十四岁成名的小说家。处女作《穷人》，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驿站长》和果戈里《外套》写“小人物 ”的传统，对他们在物质、精神上备受欺凌、含垢忍辱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同情。唤醒他们抗议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段时间谈创作的信件居多。写得最多的信是给他哥哥米哈衣，包括谈论文学创作和各种感受。《双重人格》（１８４６）、《女房东》（１８４７）、《白昼》（１８４８）和《脆弱的心》（１８４８）等几个中篇小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分歧日益加剧，乃至关系破裂。后者认为上述小说流露出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１８５４－１８５９军旅生涯，先是流放在西伯利亚，后来服役在军队不能写作，但他的愿望很强烈。在信件中谈论友谊和新结识的朋友。这期间他萌发爱情，爱上一个寡妇玛丽娅。
１８５７年二月十六日与之结婚。各种通信在继续，有许多信件丢失，但是还是有一件保存下来，他的爱情处于颠狂状态。１８６０年退伍。前一段时间主要写信给其兄弟米哈衣。１８６２－１８６３旅行西欧。去意大利。１８６５年以后玛丽娅患肺痨去世。他在信件中谈论。１８６５－１８６８年以后，和当时政治派别革命民主派，保守派通信小说《死屋手记》受到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称赞。他写了好几部小说，也赚了些钱。陀斯托耶夫斯基花钱如流水，不太会管帐，对别人也慷慨。后来和富有的姨母库玛尼娅借给一万卢布，可是他期望发一笔意外之财或在赌博轮盘赢钱，小说《赌徒》源自他个人的经验，１８６３沾染了赌博的毛病，他自以为发现了有效秘密方法可与轮盘赌场搏斗，他和弟媳谈过这一切。１８６１－１８６４他爱上小自己二十岁的阿波丽内瑞娅，另一女子莎罗美在巴黎，他给阿波丽内瑞娅写了大量信件，但多数已经烧掉了，１８６４年玛丽亚去世，然后是他哥哥米哈衣去世；还有两个亲密朋友去世；他感到孤独，承担了哥哥全部债务，承担抚养他们全家。陀斯托耶夫思基有一个哥哥，四个妹妹，两个弟弟。一八六三年九月他在都灵给亲友的信中说：你问我怎么睹得一塌糊涂，一个子儿不剩。
在维斯巴登，我发明了一种巧妙赌法，一下子赢了一万法郎，第二天，我改换了办法，让激情占了上风，我马上就输了。同一天我用自己发明的办法，按最严谨的愿望，又赢了，没费事就赢了三百法郎。怎么可以不信用我的办法能够发财？我需要钱，为我也为你，为我太太，为了写我的小说。在那里可以赢成千上万像没事儿似的。并且我来是为了拯救你们，也使我摆脱贫困。有一次在巴登堡，我赢了六百法郎，像着魔一样激动，但忽然就开始输了，我不可能停下来，欲罢不能，孤注一掷，用四枚拿破仑币赢了三十五个回来，半个小时再去睹，三十五个又全输了，付了房租，还有六个拿破仑金币。在日内瓦我赢了一块表。
一八六五年在维斯巴登，他输得精光，连旅馆费也付不出，他求助于朋友们，赫尔岑，屠格涅夫等人，多亏俄国教堂的神甫借钱，不然出不了监狱和旅馆，山穷水尽，开始写《罪与罚》和《赌徒》，同时写两部小说，并娶了小他二十岁的安娜，他已经四十六岁，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举行婚礼。
一八六五年二月中旬，俄罗斯信使杂志登载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前二十八章，题目是《一八零五年》，一直连载发表至一八六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很重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每印张五百卢布，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印张二百五十卢布，先支付两千卢布。一八六五年一月七日，由于债务，他被威胁，要没收他的财产，和出版商斯泰洛维思基商借三千卢布，同意可以出版商一次性发表以前所有著作，答应一八六六年十月一日给出版商一部新小说题目是赌徒，若食言，出版商有权免费获得未来九年全部写作的作品。一八六七年五月到七月，赌博时最后把手表也押上，还有大衣，戒指，太太的耳环，赢了再赎回来。
一八六七年和一八七一年在西欧。《白痴》（１８６８）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主题，女主人公娜斯塔西亚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光明的色调。后来他回到俄国。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谢绝了巴黎和伦敦两次国际文学大会，两次大会均由雨果作为大会主席主持，在信件中说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他将参加大会。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一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回到彼得堡。一八七八年他三岁儿子阿莱克塞突然死去。当初他们结婚不久后安娜生的一个女婴也在活了三个月之后就死去。只有一个儿子长大成人。这段时间的信件讨论小说创作，包括《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作家日记》。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写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堕落崩溃。对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们表示深厚同情，认为皈依宗教才能保全道德的价值，只有宽恕和仁慈才能拯救人类社会。
一八七七年前后信件，谈论欧洲局势奥托曼帝国的战争，以及东方，土耳其，犹太人。
一八八零年十一月八日，在给出版商邮寄《卡拉玛左夫兄弟》最后几页时，他写信说，请允许我不要向你道别，我还想活下去，再写作二十年。三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
圣彼得堡有陀斯托耶夫思基博物馆，这里曾是他的寓所，时钟指向一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晚上八点三十八分。他去世后，六万人为之送葬。
一九一零年秋天，在阿斯塔陂沃的小火车站，托尔斯泰临终前，打开陀斯托耶夫思基的小说《卡拉玛左夫兄弟》，翻开的一页上面分明写着：当爱再也不复存在，那可能便是地狱。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十九世纪最强有力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他应当排列于旦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巴尔扎克，雨果，普希金，托尔斯泰等文豪之中。
首届"曼亚洲文学奖"要带亚洲小说打入世界
由香港国际文学节及英国投资公司“曼集团”联合创办的“曼亚洲文学奖”(ManAsianLiterary Prize)，已从昨日开始接受参选者报名，作品要求是“未发表英文版的亚洲小说”。这项受英国“曼布克小说奖”启发创立的新奖项，将于2007年秋公布获奖得主，并颁予奖金一万美元。
日前在香港发布的首届“曼亚洲文学奖”记者会上，组委会介绍报名作品要求为“未发表英文版的亚洲小说”，既包括已发表的亚洲小说，可附带未付梓的英文译本；以及未发表的英文原作。假如获奖作品带有英译本，文学奖会在一万美元的基础上增加3000美元奖金给译者。组委会表示，文学奖“能令获奖者得到世界文坛的认可”———文学奖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将亚洲文学译成英文出版，并推荐到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
香港国际文学节的总监彼得·哥顿表示，“曼亚洲文学奖”将作为非盈利项目操作，评奖规则与“布克奖”相似。哥顿表示，创立该奖项是由于亚洲作家在全球文坛的角色日益重要，“亚洲正在逐渐成为国际出版商推出新作品的发源地，文学奖不仅着眼于已出版的作品，更会集中推荐还没有英译版的新作。”“曼集团”以赞助英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布克奖”著称，而从2002年开始“布克奖”已更名为“曼布克奖”。
武宜三：「阅读记感」：黑帮子女最爱毛主席（外四章）
（一）、黑帮子女最爱毛主席
邓拓收藏的一幅《太真上马图卷》，被专家评价为堪与国宝级的《簪花仕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相媲美，业内人士估价：至少不会低于一千万元人民币。
才华横溢的邓拓不仅能诗善文，同时还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除《太真上马图卷》外，在2005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亮相的还有48件邓拓藏的书画作品。
邓拓者何许人也？是十年浩劫最早一批拿出来祭旗的“三家村”分子，“畏罪自杀，自绝於党和人民”的三反分子。
我对《关于将12月26日法定为国家纪念日—“毛泽东日”的倡议书》上赫然有邓拓子孙邓壮、邓蕾的签名（《中国与世界网》2004年第一期），初则不理解，但知道了邓拓有二千万元以上的遗产时，便理解了。在《“毛泽东日”倡议书》上凑热闹、表忠心的还有彭德怀侄女彭梅魁，罗瑞卿的子女罗箭、罗峪田，陆定一的儿子陆德，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刘爱琴等。
朋友，你还不理解吗？因为死的或受折磨的是老子，享福的是儿女；老子留下的遗产，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都得到毛太祖的神庙里才可以兑现的。而且如果没有毛主席对老子狠下毒手，老子当年入股的股票就没有增值的机会，也就没有儿孙们今天的荣华富贵了呀！“狗崽子”们能不对毛主席感激涕零吗？
（二）、《官员申报财产法》难产记
200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向大会提交议案，呼吁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新京报》）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2004年、2005年连续两年在两会期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拟订处级以上官员必须申报财产的法律。（《凤凰网》）2006年有江苏代表当面质问吴邦国：为什么公开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这么艰难，讲了十七年还不能实施？
吴邦国没有告诉这位“代表”，己经“研究”了十几二十年的《官员申报财产法》是因为在2004年的一次中共政治局会上遭十一名政治局委员反对而搁浅的。理由是“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动向》2006年3月号）何时“成熟”？佛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共产党说：“国库不空，《申报财产》不成熟！”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经过不断地完善已成为反腐败斗争强有力的武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明知贪污贿赂行为而不能取得证据时，非法收入本身可以作为起诉或追诉的依据，因而有利于打击、惩治腐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行，就是中国不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就拼命多买军火以“提高执政能力”了。中共什么都可以不要，例如主权、领土、人格、党格，唯独不能不要“腐败”。所以它要把“打击、惩治腐败”的《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中国不道歉
中国拒绝为出现暴力活动的反日抗议示威道歉。中国外长李肇星告诉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说，中国从来没有做过需要道歉的事情。（《人民网》2005年4月17日）
“中国从来没有做过需要道歉的事情”，对极了！土改时杀了几百万，镇反时杀了几百万，肃反时杀了几百万，三年人祸饿死四千万，十年浩劫“非正常”死亡两千万……这都是共产党干的好事，跟“中国”有屁关系，为什么要“中国”道歉？
（四）、人民警察害人民
政法腐败，刑讯逼供，“可亲可爱”的“人民公安”不断地泡制一幕又一幕鲜血淋漓的人间悲剧。佘祥林因“杀妻罪”於1995年被判处死刑后又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为呜冤上访，哥哥被拘留四十一天；母亲被关九个半月而含恨去世，家破人亡之外又欠巨额债务。因妻子的重现，虎口余生的佘祥林在坐了十一年冤狱定后总算捡回一条命了！
然而，同样蒙冤的聂树斌却被枪决，而结束了他不满二十一岁的生命。茫茫的中国大地究竟还有多少佘祥林？还有多少聂树斌？真是天晓得！
人民警察，专害人民；
人民法院，专坑人民；
人民解放军，专杀人民；
人民公社，饿死人民；
人民银行，专偷人民；
人民领袖，是人民的剋星；
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地狱……
“人民”，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假你而行！
（五）、太小看李敖了
《凤凰网》网友说：李敖如果在大陆，早就没命了。这位网友太小看李敖了。想郭沫若当年不也是反蒋介石的干将么？结果不照样当毛泽东的奴才！
苏绍智：温辉《列宁主义批判》再版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简称马列所）工作。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的马列所与作为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的马列学院应该有所不同。马列学院的任务是研究、证明、并确立共产党领导层所坚持的马列主义论点，并以之宣传、教育群众以维护共产党统治和政策的合法性。社科院马列所是以马列主义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思想得到解放，克服唯上是从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有所前进。
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我提出三点看法：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不是绝对真理。世界上也从来不曾有过科学的科学和绝对真理。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指导一切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不对的。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笼罩一切学科。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派之一，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具有一切科学的特徵。科学是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它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将不断受到实践和时代的检验。其理论有被证实的部份，应予以肯定，也有被证伪的部份，应予以扬弃、否定。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在发展中将不断得到修正是必然的。这是正常的、正确的，并非什么贬义的“修正主义”。
这些是学术界应有的并早已存在的常识。只有对自己的执政行为没有自信且僵化不学的领导人才会闻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科学”和“可以证伪”而恐惧于共产党政权能否长治久安，竟至战栗、震怒、甚至仗势整人。
三、“马列主义”的提法是不对的。
马列并提而形成马列主义这一个概念是在斯大林提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的。这个提法把列宁主义当作那个时代唯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把二者等同起来。
其实，列宁主义不过是在俄国这一落后的小农国家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变种，而且以其极左的面目、崇尚暴力专政，极大地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推崇“马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到无可复加的地步。
因此，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分别进行研究。
在八十年代初，中国提出改革的要求。改革势必要评毛、批毛以清除毛的极左的思想路线。毛泽东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评毛、批毛必然要涉及马列主义。
由于毛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极端推崇，人们多认为毛讲的马列主义实质上是斯大林主义。当时国际上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有越来越多的揭露和批判。中国理论界对斯大林主义也有较多的研究、批判和否定。
但是，人们多认为列宁似乎还与斯大林有所不同。中国经济改革之初，有借鉴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议，加H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流行一时，也未对列宁有所否定。当然，最主要的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坚持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的理论与体制实际上导源于列宁主义。所以，批判列宁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禁区。八十年代，在中国理论界虽然有一些对列宁的个别论点的批判，但不曾有过一本全面批判列宁主义的著作。
温煇先生以其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敏感和理论修养，特别是对于一党专政体制之弊害的深切认识，提出：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脉相传。”
“没有列宁主义就没有斯毛现象。”
“改革必须批判列宁。”
温煇先生的专著《列宁主义批判》于一九八九年年底出版。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写的全面批判列宁主义的书，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该书结合苏联和中国的实际，历史的和现实的，全面地从深层的理论和实际的危害性，批判了列宁的理论和策略。它提出“列宁的六个严重左倾错误”（包括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俄国、实施一党专政，压制普列汉诺夫等理论家、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等），特别强调批判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作者指出：“远在十月革命之前和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写了大量著作，其中，论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在数量上和份量上占了第一位。”无产阶级专政论是列宁主义的核心，斯大林承认：“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由于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所以，人们往往把后来共产党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灾难归之于马克思。温煇先生指出：“列宁根据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始观点，发展成为理论学说。”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包括两个内容：一、马克思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那时，无产阶级将是多数，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过渡时期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才需要的。
在俄国，一个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不是多数，因之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且在俄国革命后，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布尔什维克整个执政时期的制度长期地固定下来，也不符合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仅是过渡时期短期间所需要的说法。这些都是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变了质。
那么，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是什么货色呢？作者用列宁自己的话阐明如下：
一、“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获得和维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二、“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来领导的。”“专政……这个政权不承认任何其他的政权”。“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我们是一党专政！“”
三、“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隐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因此，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四、“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怎样才能保证意志有最严格的统一呢？这就只有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这就从列宁本人的话中得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实质，即：
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
至于如何专政？列宁回答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藉暴力的政权。”
这个方程式足以代表阐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千言万语，也正是列宁主义的灵魂、布尔什维克建党的原则。
把这种专政论付诸实际的结果必然是如作者所说：“专政不息，民主不存，国无宁日。”
中国共产党应该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为了批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曾写过一篇著名的社论，题目就是《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对于一个列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改革重点是两条：一是从计划经济（实为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即市场化；一是从极权主义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即民主化。
市场化以公正、平等、法治、避免垄断为前提。民主化必须实现立宪行宪的法治，一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实行三权鼎立的制衡制度；肯定人民的自由人权。如果在人民、社会、国家的头上有个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直接凭藉暴力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权，那么市场化、民主化都是幻想，改革就要落空。
改革必须改掉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体制，必须批判以此为核心的列宁主义，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原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改革能有所起步以至走向成功，首先必须解决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问题。苏东国家莫不如此。
中国情况特殊。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原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他只实施了逐渐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以挽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经济崩溃的危机；但是他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要坚持原有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这种跛行的改革使中国政权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性质，即在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存在着日益靠暴力维持的极权政治。因此，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日益带有对抗的性质。这些深刻的矛盾，人们都耳熟能详，不须赘述。目前，中国的改革正处于这种困境。这使人们日益认识到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实现立宪行宪。因此，批判列宁主义思想，取消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仍未过时，反而应该再度呼吁。
这说明，温煇先生的《列宁主义批判》一书此时重新出版，很有必要。
当然，该书的初版毕竟过去了近二十年。在这期间，由于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崩溃和瓦解，苏东国家的大量公私文献档案解密，有关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资料得以大量出版。温煇先生在众多的资料中选择了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作者“选择了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对列宁和列宁主义作了深刻批判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一文，作为本书的附录。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
普列汉诺夫的大量著作早为理论界所熟知。他与那些僵化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也与那些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篡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同。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长于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问题。上面所提到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是一致的。
概括言之，普列汉诺夫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病危时口授的遗嘱中指出：
──《共产党宣言》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绝对正确，但在电力发展后失去意义。从二十世纪初起，知识分子队伍比工人队伍增长得快，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在生产中的作用跃居首位，并因此导致阶级矛盾的缓和。在这种形势下搞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的，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永远不能实现。
──产生于一九○三年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它的出现和发展肇因于俄国的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没文化、觉悟低。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和特殊意识形态。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布朗基主义。它唯一的法宝就是以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的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但依靠暴力和恐怖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理应是人道的、公正的社会。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农民将变成国家封建主的农奴。列宁和其布尔什维克党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为，是没有监督的掠夺。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只是需要此论断来鼓舞其党徒而已。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意识形态所导致的行动，可以断定他们在巩固其政权的道路上将遇到一个比一个复杂的四个危机：
一、饥荒危机；二、经济破坏的危机；三、由于贬低农民，工农联盟根本不可能结成，甚至发展为消灭会劳动肯劳动的最优秀农民的惨案，因而导致一个政治经济性质的严重危机；四、意识形态危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必将垮台。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意识形态、对剥夺的态度、以及不受限制的恐怖，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靠的只是刺刀的力量。但二十世纪是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
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就预测到布尔什维克的前景，并准确地预言布尔什维克党崩溃瓦解的过程。但在苏联和苏共的崩溃前夕，在美国的苏联研究专家竟没有一个人预料到。
读了温煇先生的书再进而钻研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必然在理论认识上有长足的进步，从而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世界最后的最大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认识也会有所提升。
改正历史的错误航道，必须严肃批判指引这一航道的错误理论。
二○○六年十月二曰
于美国新泽西州怀亭寓所
凌 锋：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霍英东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于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这以前的10月3日，香港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邬维庸也患血癌逝世。邬的地位虽然远不如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常有“警句”出现，因此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国人的“死者为大”，因此他们死后一片善颂善祷之声。因此即使邬维庸常有怪论出现，也被认为“正直敢言”，连民主派人士也分不清延安与西安的区别。例如他的两个警句，一个是认为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干脆合作来享受乐趣；另一个是认为香港人被狗饼喂坏了。敢言的确敢言，但是能说他“正直”吗？
至于霍英东，中共对他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何谓“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但是至少与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是贡献的距离，恐怕也是意识形态与组织归属的差别。然而到了“亲密”程度，应该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从政治立场来说，霍英东与中共完全一致是没有问题的。在香港来说，他的“爱国”可说是经得起考验，不但资格老，而且没有动摇过。当然，对他的“爱国”，不同立场有不同认识。例如他的发家是从抗美援朝开始，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联合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霍英东就以走私向中国输入共产党极需的物品，例如当时最迫切需要的药品。因此中共认为他爱国，给他一大堆头衔，并且许多商业利益上的回报；港英则认为他违法，所以一直没有给他香港的荣誉名衔。
然而同样是“亲密朋友”，霍英东与其他爱国的红色肥猫还有不同。因为其他许多红色肥猫多是后来“忽然爱国”而变红的。此外，在作风方面，霍英东与其他爱国人士也有不同。这个不同在于，霍英东很少发表政治言论，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讲两句。比如中共要董建华连任特首时，他率先出来。也很少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包括指责所谓“反中乱港”人士。但是其他爱国人士，不分场合喜欢发表爱国叫嚣，唯恐主子不知道他们的爱国。因此人们会说霍英东“左”，但是不会说他“极左”，也不会对他表示厌恶。这点，与那个领带人大大有不同。也许将来评价那位领带人大时，可以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带朋友”。
中共要真正认识香港，治理好香港，需要的是霍英东这样的爱国人士，而不是现在那一大堆的爱国垃圾。
金 钟：霍英东的价值
香港首席亲共爱国富商霍英东先生十月廿八日在北京因癌症去世，成为香港传媒连日的头条新闻，各界口碑之好，在香港名流中可谓无与伦比。
香港开埠以来，虽经英国一百五十年殖民统治，但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来的中港关系，始终是香港的第一话题，也是决定许多人的荣辱兴衰的重要因素。霍英东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一位。他出身贫寒，只及中三教育，初以苦力维生。
他发迹於韩战期间和大陆做被西方禁运的战略物资的走私生意，赚了百万港元的第一桶金，那时尚不足三十岁。从此与中共结成“患难之交”（周恩来语），迄今已逾五十年之久，这种红色履历是今日成堆的亲中港人无人企及的，因此，霍连任三届政协副主席，获“国家领导人”之虚荣，自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过，霍英东在毛时代的发迹，直至文革六七暴动都站在中共反英一边的坚定爱国，并不能成为他比那些“忽然爱国”之辈更令人尊重的根据。过份批评那些后来“爱国”的港人是不公平的。毛时代那样封闭、排当然教人裹足不前。其实，港英当局对霍氏当年所为，虽有不满，并未阻止他在商界的发达。现在，传媒称霍英东“坐拥三百亿身家”。
霍英东值得讚许的是在中国的毛后时代，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对中国教育、体育及慈善事业的捐助与投资。难能可贵的是以其背景，在一九八九年北京学潮中他主张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六四开枪后，他又与十九名港澳人大代表公开谴责屠杀，哀悼死难者。后来他还资助过广东的自由派学者的研究与出版。香港的民主派领袖都肯定他并非“很左的人物”，从未似几名入了政协的左派商人那样恶形恶相攻击民主……
了解他的人，也称道他的行事风格、为人态度及对香港超越大陆的价值的肯定。
可以看到，尽管被北京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霍英东和中共数十年交往中，他有长进、有省悟。毕竟他是在这个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发达的香港人，早期的渊源并未令他完全洗脑赤化，相信这是许多亲中商人不同程度具有的基本属性，也是香港商界和大陆那些无法无天的以暴发为特徵的生意人的区别。
霍英东在中港关系的地位诚然无人可以取代，但这地位也不必看得太重。霍的地位乃是毛周时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的余韵。今天香港回归后的中港关系已有历史性的变化，和北京沟通有多重管道可用，像霍英东这样的老牌统战人物只具象徵性而已，他的治丧会不过由一名和他平级的政协副主席领衔，可见，其统战价值已经物尽其用了。
（2006年10月30日）
萧 瀚：和谐社会说文狱
2006年10月17日凌晨，著名学者丁东先生被北京市安全局传唤、抄家，他的电脑主机以及数百本书籍、资料、笔记都被抄走，理由是丁先生“危害国家安全”，他的人身自由直到当天晚上才恢复。
在任何一个公共权力被暴力垄断的国度里，“危害国家安全”都是一条随意剥夺人们任何权利直至生命的万能罪状。丁先生无敌国之富，亦无摄民之权，更无敲诈国际的核武器，何来危害国家安全之能？
无他，有人怕丁先生帮助他人出版作品。
丁先生被抄家的前一天，正是何老何家栋先生仙逝的日子，何老生前委托丁先生为他印制文集以送亲友留念。何老一生坎坷，屡陷文字狱，晚年锥心中国未来之民主宪政的研究，出版他的文集，只能是没有书号的那种。目前一般不涉及政治的出版，确实还算是比较自由的，但这并非出版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的本质在于直言谠议、直抒胸臆说真话的自由。当前，在言论钳制的高压下探出脑袋出版的人们随时都要准备好自己的书被查禁，即使如此他们的书也常常是在阉割之后才能出版──阉割出版之后也还得做好被查禁的准备。而丁东先生出于对这位睿智老人的敬意，更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决意帮助何老自费出版不被阉割的文集，于是厄运降临到他和他的家庭。
和谐社会的蓝图不可谓不令人神往，但和谐社会不是靠几句空话、文件纸糊出来的。而是要循着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现代精神，循着仁义礼智信等古老智慧点滴做事，才能逐次达到。倘若连容人说话的雅量都没有，建设和谐社会岂非欺人之谈？
我们很难说中共及其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言不由衷，但至少他们在舆论上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有风吹草动，一有人指出他们可能存在的错误，一有人谈及他们的过往历史，他们就紧张，就认为有人要谋夺他们的政权，其实大可不必。
无论对待哪个政府，中国人历来是最宽容的。历史上，无论哪个政权犯过多大的罪孽，只要他们洗心革面，人民都能忍而不发。汉武帝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以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四起，还不是一纸轮台诏罪己，国人就舒然不计了吗？唐德宗削藩无能以致举国兵戈，人民颠沛流离，不也是一诏罪己，国人泪下、既往不咎了吗？
明末政治一片漆黑，明思宗屡诏罪己，最后不还是有那么多人为他殉葬吗？说那个时代人们愚昧也好，奴性也罢，有一点无可否认，象中国人民这么宽恕政府恶政的民族真是举世难觅。
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相比毛时代，由于政策尚可，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毛暴君留下了多少苦难尚未认罪、认错！不许人们提及，含冤的人们何以吞咽如此恶果？再加上当代政策一些失当之举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也在以各种形式损害着千万人民的基本权益，人们说几句有何不可？有何不合情理？
人民的要求已经很低，只是想说说话，冒出水面透透气，吐胸中块垒、释心中怨怼，政府何苦非要封口抄家，屡构冤狱不止呢？即使政府对自己过往缺乏自信，不愿人提起，更不敢“下诏”罪己，也完全可以让人说几句，怕什么？出几本政府不爱看的书，说几句政府不爱听的话，江山社稷就会不保？消灭一切异端言论的社会，看上去很美，但能是和谐社会吗？这点容忍之心都没有，不让人说话的社会能和谐吗？恰恰相反，我以为中共政权唯有直面自己任何时候犯下的罪孽或者过错，真心忏悔，才能获得人民的原谅，才能为人们接受目前暂时的专制政治制造一点“情理”基础（当然不是合法性基础！），从而和平过渡到宪政民主时代，这个社会也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和谐。
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对待民间言论，一味暴力、不讲道理，大搞文字狱的时代应该成为历史。毕竟，抄家抄不出和谐社会，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诫人们，如果讳疾忌医，人也好、国家也罢，最后往往病入膏肓，无药可救。
望当政者三思！
（2006年10月29日于追远堂）
傅国涌：耶鲁教育的无奈
多少年来，像耶鲁大学这样的美国名校，一直都是无数中国学子梦寐以求的神圣学府，是成就他们知识与梦想的地方。一百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就毕业于这里。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曾出过一本《耶鲁的青春岁月》，是对21名耶鲁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访谈录，书写得简单、平面，每篇访谈几乎都是一个模式，显得机械了些，但对于我们了解这所世界一流大学或多或少还是有帮助的，接受访问的学生都是耶鲁的本科生，而这所名校正是以本科骄人。采访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谈到了耶鲁与国内教育的不同，他们眼中的耶鲁首先就是学术自由、思维自由和选择自由，比较包容、多元化，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条条框框来束缚学生智性的发展，学校、老师不会逼着学生往某个预先设定的方向走，到了大三才分科，通识教育在耶鲁和美国其他许多大学早已形成传统，每个学生可以慢慢自主地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耶鲁鼓励每个学生独立思考，批判性地思考，培养他们敢于挑战的精神，桀骜不训的教授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在耶鲁，有很多不同课程可以选，自己支配的时间更多，不同的人完全可以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学校只是希望学生成为更加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还有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本科的毕业论文就要求化一年时间去完成，要经过好几次的审查。抄袭更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发现抄袭，就要面临停学、开除。这些都是我们国内的大学所缺乏的。
毫无疑问，按照世俗的标准，能够进入耶鲁大学的少男少女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骄子、幸运者，他们的青春带着同龄人艳羡的光环，他们的面前铺满了金色的蔷薇，他们的面容洋溢着难以抑止的骄傲与喜悦，这一切都源自他们的幸运，或许还有家庭背景、遗传基因等因素。即使拥有了选择的自由，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的多是经济等实用性比较强的学科，毕业后可以从事高收入的投资银行等工作，从中不难看到时代风气对这一代青年的影响，他们一般都非常实际、非常老成，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思维早已成熟，从这个角度看，耶鲁教育在这些中国留学生身上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的选择更多地被早年的教育和国内的环境所规定，有些中学时代就出国留学的也不例外，一听他们的谈吐，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好是典型的应试教育下的产物，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什么理想主义的色彩，倒是可以闻到功利主义的气味。他们之间也不太能找到鲜明的个性，共性却很突出，无论他们选择的专业怎么不同，他们的追求、志趣都是那样相似，包括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后面乃是他们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社会认知和判断。尽管耶鲁校园里弥漫着“无用”的人文精神，但他们的心灵早已为实用理性填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耶鲁教育的失败？耶鲁精神到了这些中国学子那里只剩下了知识、技术和工具理性，换言之也就是务实的一切，我当然不认为务实有什么不好（据说耶鲁最大的系就是实惠的经济系，务实的也不只是中国学生），然而一个人在青春时代、在学生阶段就那么的务实，就对务虚的不是直接实用的东西没有兴趣，那是多么无趣，也是多么中国化。
这些有幸到耶鲁镀金的学生大概算得上是“准精英”，看到他们年纪轻轻就如此精于计算，对自己的未来人生都有着那样实际的设想，他们中有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要赚大钱，为自己的家族、亲友带去实利之类，也就是光宗耀祖那一套。不知接受采访的这些学生在整个留学生群体中有多大的代表性，假如他们的这种心态比较普遍的话，那真是值得令人感叹，“学而优则Ｘ”的惯性真是强大，哪怕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也动摇不了。对这样的“精英”、“海归”确是不能寄予什么期望，他们中再也不可能产生容闳了。在畸形、变态的现代专制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国人，要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具备世界眼光，超越一己的利害看问题，确实谈何容易，这在21个耶鲁学生身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我在阅读这本访谈录时所联想到的，耶鲁大学提供的教育越开放、越自由，学术水准越高，这些少年男女越是春风得意、青春靓丽，就越是让人感到悲哀。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青春的光环，还必须正视光环下若隐若现的阴影。他们并不能给千千万万普通学子提供榜样，他们只是他们自己。这也是耶鲁教育的无奈。
──《观察》首发
胡 平：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中国文革四十年祭》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美国溪流出版社，2006年）一书值得一读。作者周孜仁，文革期间是鼎鼎大名的四川重庆大学815战斗团的《815战报》主编，他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大局已定，815必胜》曾经被毛泽东点名，被算作全国五大毒草祇一。可以想像，由这样一位有着特殊经历的文革风云人物写的文革回忆录，一定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深刻的启示。
文革时，我在四川成都上高三，对四川地区的文革史，包括对重大815派的故事可说是耳熟能详，了若指掌，因此对这本回忆录格外感到亲切。我的老朋友，也是当年成都的老高三，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的文革专家徐友渔为这本书写了序。徐友渔指出：作者以其在文革时期的年龄、文化程度、介入程度，以及作用、地位，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重庆文革的有始有终的、较全面准确的，点面结合的画卷，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既有各种事件的描写，又有个人内心情感刻画的故事。这部书写得有激情，有文采，而最宝贵的是它的真实。我以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作者的平和心态，他既不想自我标榜，又无意为自己洗刷，这就使得他的描述比较客观。
作者的谦虚，不，更准确地说是诚实与理性的态度，令人衷心敬佩。举一个例子。周孜仁写的那篇文章《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批评，当时曾有全国五大毒草之说，周孜仁的这篇文章名列其中。作者说，他把自己的文章和其他几篇大毒草作比较，发现别人的文章在文革许多本原性问题上进行大胆质疑，有理论独创和大无畏的勇气，自己的文章祇不过”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煽动技巧而已”.我们知道，在以往历次运动中，有很多文章被定为大毒草受到中共领导人点名批判，事后，很多作者都以此作为夸耀的资本，他们还竭力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是出面批判的领导人的级别越高，被点名的文章和作者的身价也就越高。周孜仁的文章是被毛亲自点名的，按说他更有资本抬高自己那篇文章和自己的身价。可是周孜仁没有这样做，他反而极其客观地认为自己的文章不行，比不上别人那几篇文章。这种诚实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群众参加文革图的是什么？
重大815是重庆地区的老造反，人多势众，又有重庆驻军的有力支持，在重庆地区占压倒优势。可是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对四川问题发表指示性讲话，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一派。对于这次讲话，815派自然心里是不满的，不服气的，但也无可奈何。正象作者写道的那样，文革两大派”对信仰的狂热不亚于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最终实现自己心灵的平衡；真实存在的上帝则不一样了。他健在，据说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而且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祇能是尴尬和无奈。”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它涉及到文革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群众（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和领袖（毛泽东）的关系。值得有心人进一步发挥阐述。
在3.15讲话中，江青的表现尤其恶劣。江青的讲话信口开河，既无耻又霸道。江青公然说：”杨尚昆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这叫什么话？杨尚昆无非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早年就参加革命，怎么自己就成了地主？而且还是恶霸地主？”他的家属没有好的”.一句话就把杨尚昆的一大堆亲戚都给捎带进去了。周孜仁提到杨尚昆有个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亲是重庆化龙桥某单位普通职工，平时好吹嘘他和杨尚昆的亲戚关系，江青这句话一出，这个倒霉蛋立刻就被揪出来实行群众专政。还有段话更让人恶心。在3、15讲话时，李大章在场。李大章是四川省省长，当年在延安时是江青的入党介绍人，这时候正准备结合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江青对李大章说：”李大章同志，我为了接济你，一天吃两个烧饼，你要保持革命晚节。”江青居然把自己几十年前吃两个烧饼的事当理由，要求别人忠于自己。这叫什么逻辑？作者感慨道：”两年多来多如牛毛的各种’指示”讲话’，类似无聊透顶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此下作的人竟然执掌着八亿大国的命脉，泱泱中华，其可哀也，何有甚哉？”作者宣称：”我不再迷信了。”
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两年多来类似无聊透顶的中央首长讲话比比皆是，为什么你不早早地认清庐山真面目，一直要等到两年之后才从迷信中脱身而出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在其他地方有所说明。1967年重庆大武斗，两派都死了不少人。周孜仁写道：当时，”我们曾经那么动摇不定，牢骚满腹，曾经对文革疑虑重重，甚至开始反感，但一听北京为自己说了几句好话，顿时又受宠若惊了。”作者说，悲剧在于，人们总要等到完全绝望，等到被他们崇拜的神狠狠扇一巴掌，这才会清醒过来。这大约就是老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为你原来在文革这场戏里面好歹是个角色，是个人物，你有戏可唱，有观众观看，你有某种被承认的成就感，因此你就不会去在意剧情的荒诞和自己角色的荒诞，你就会依然津津有味地演下去。等到你被赶下舞台了，没戏可唱了，你才会从另外的角度去审视这场运动，从而产生和先前大不相同的观点。
文革中，广大群众热烈地投身运动。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对此，周孜仁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物质利益，前者是政治需求。政治需求对于处在社会金字塔尖的极少数人，是权力；而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信仰和微不足道的荣誉。”如今中国有个流行病，很多人在思考人的行为动机时，最终必定归结到利益。这多半是早些年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再加上后来的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按照这种流行的思考方式，人的各种行为表现无一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祇要你还没有把一种行为完全地归结到利益，别人就认为你还不够深刻。这真是连古人都不如了。古人尚且知道人的追求除了”利”还有”名”，而且”名”还常常放在”利”祇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人》里，发挥黑格尔的观点，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为追求承认。这个”名”字，就和黑格尔所说的”承认”的意思差不多。应该说周孜仁的观点也是和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的。
郑思群临死前说过些什么？
《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这本书讲到了文革期间发生在重庆的大大小小很多事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运动初期作者秘访重大党委书记郑思群夫人吴耕书的一段故事。郑思群是重大党委书记，革命资格很老，深受学生尊重。文革一起来，他就被重庆市委当作”黑帮分子”抛出来隔离审查，随后就自杀身亡。周孜仁怀疑郑是被害死的，于是就和采矿系学生蔡增其秘密潜去市委党校走访了郑的夫人、该校副校长吴耕书。
按照作者的回忆：”吴听说重大学生，便称病不见，而我们则坚持不见不走——最后，她妥协了，让秘书把我们领进了她的办公室。吴非常谨慎地把门窗严闭，这才开始同我们对话。我首先出示了郑思群’十大罪状’的抄写件并自报家门，迫不及待地说明我们的观点及同学们保郑的凛凛决心。年轻人的幼稚和真诚显然把老太太征服了，那天下午，她公然簌簌地向两个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说了许多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话。这些话如被告发，她的政治前途将十分可怕。我们当然希望她能证实他的丈夫死于谋杀，因为在工作组公布的材料中曾提到：将郑押赴松林坡隔离前，曾让他们夫妻有过一夜团聚。而8月2日上午，工作组通知吴回校告别丈夫遗体，却被吴明确拒绝。我们以为，老太太对郑的死因一定有足够的判断依据。不料老太太非常肯定地对回答，听工作组通知说郑自杀身亡，她就毫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我相信他肯定是自杀了。’她说。这个武断的结论使我们大失所望。不用再追问，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和郑诀别那一夜，他俩都彻夜未眠。郑对她发了很多牢骚。郑说他把政治看透了。郑说彭德怀、黄克诚这样战功赫赫的人都要批就批要整就整，我算得了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还说了苏联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和其它一些党史上让人齿寒的、我们这两个刚刚走进政治幼儿园的大学生听闻或不曾听闻的故事。末了，她劝我们：你们还年轻，政治斗争复杂得很呢！你们就少过问吧。那些日子，大学生目空一切，头脑发热，以天下事为己任，可面对老太太消极厌世的教导，竟无话可说。我和蔡相约：为了保护老太太，也不至于给学校里对工作组的斗争带来影响，我们把对吴耕书的访问以及她的谈话瞒下来——一瞒就瞒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们自己都已年迈。”
作者对吴耕书的话转述的不够详细，这是很可惜的。不过就从作者转述的几句话来看已足够沉重。广州学者单世联说，老干部在文革期间挨整的时候是怎么看待毛泽东，怎么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由于缺少原始材料不得而知。这里，周孜仁就提供了一份材料。原来，早在1966年8月，郑思群就把毛泽东的这场文革看得很透了。郑思群可是比那些自杀前还留下”毛主席万岁”字条的老干部们高明多了。在文革的整体愚昧与狂热中，该有多少人是带着对文革、对毛的清醒认识而被迫无声地离别人间的啊！因为在当年那样的环境下，他们甚至找不到可以倾吐心声、可以传承记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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