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11月2日狱委讯】中国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新加坡海峡时报特派员程翔案的上诉，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愤怒。 程翔因所谓间谍案于8月被判五年徒刑，并被处予重罚。 “剥夺一个诚实记者的辩护权的时候，司法当局不得不害怕的是，”该新闻自由组织说，”这无异于向公众显示，除了下级法院的粗糙拙劣审理，政治案子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了维持不公正判决，甚至连开庭这走走过场都免了。“ 记者无国界组织并表示：“我们提请温家宝总理注意，他说过他有信心法院会公正审理此案，并确认会公开审理，被告也将获得充分辩护。” 程翔律师披露了北京上诉法院不开庭审理的决定。程翔的太太刘敏仪今天表示”失望”，她告诉记者无疆界:”他们已经剥夺了我们的辩护可能， 程翔为之工作的台湾的基金会不是间谍机构”。 程翔律师说上诉程序应在11月份内完成，可以肯定不久就会有”维持原判”的结果。中国法律允许上诉法庭无需开庭，如果它认为初审”证据充分”。 程翔，新加坡海峡时报特约记者，坚持自己无罪，于9月8日提起上诉。 据报自去年四月被逮捕后，他的健康状况也持续恶化。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周济部长先生：

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位孩子的父亲，于凌晨五时在南方的夜雨里给你写信，是想表达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不合潮流，或许不入你的法眼，甚至会让你不高兴，请你先包涵。如果我表达得不够成熟，或者表达得不够理性和周全，那是我的能力问题，但并不因此丧失批评你及政府的天然权利。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此前不清楚，从今天开始你应该知道，因为在我看来教育部长首先应该学会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都不是拿来供着的，既然你们本该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且你们是我们纳税人所养，那么接受纳税人的批评和公民的责问，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是我们纳税人养的政府高官，是一位本应该替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但在你领导的教育部之下，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的确令我这样的公民和父亲心寒。所以我不得不斗胆略成鄙见，以表达一位纳税人和公民对你及所领导的教育部的意见和异见。倘若识者讥我，说我这样给你写信，似乎是上疏奏表，在下期期以为不可。抱歉，我是一位公民和纳税人，不是你的臣民，所以只能平等地写信给你，不会给你上条陈。

每次我写信予你，都不会与你谈空洞的东西如八荣八耻，因为在我看来，荣耻止乎自身，公开拿来作为对官员的要求，就像要求一个稍有文明经验的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可笑。虽然你们作为一个提倡文明执政的政府里的官员，在管理公共事务及治理国家上，与民主国家的官员相比，的确像一个刚发蒙的小学生，但重要的是，你们得学会尊重你们国家的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被偷换概念又空洞无比的“人民”。我们不需要你们成天讲八荣八耻，这就像我们不需要你们自我阉割，我们只需要你们尊重别人不做太监的权利。换言之，你们也用不着拿“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来挥刀自宫，但更要的是，你们不能把纳税人和公民，当作太监一样来管理，他们有在宪法范围内随意自我娱乐、自由生活之权利。一个真有法治理念的国家如美国，一切运转如恒，对官员的泛道德化要求反而是对官员权利的伤害，因为官员没有承担被最高领袖像小学生一样来教训的义务；同理，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的国家如我国，泛道德化的要求，往往是对法治理念坚持不够的结果，是对法治丧失信心的表现。更为恶劣的是，这样的泛道德化，造就了许多作秀的表演大师，假道学伪道德泛滥成灾，这是对道德的真正伤害。一个官员上午还在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作反贪廉政报告，下午就被双规——双规其实都是违法的，犯了法一切按法律来办，而你们只是用党的纪律来代替法律，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作为执政党带头不尊重法律，这个坏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样滑稽的事，你们演起来，真是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恶心，但请你们考虑一下民众的生理反应，以及他们应有的智商。所以我不要求你在道德上像尧舜，这样的要求是一种非份要求，我只要求你及你的属下一切依法办事，哪怕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还疮百孔，总比空谈“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要强百倍。

以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四十年的经验，重视常识，务实理性最为重要。执政党这五十七年加起来所使用的各种讲话及指示，标示的各种标语，所提的各种口号，所讲的诸种“道德”，因此而印成的各种书籍及宣传小册子，如果有人统计的话，一定不是个小数目。以册数论会上万亿计，以吨数论，也会有上亿吨。如《毛泽东选集》发行多少册（这里面的购买者大多是公款消费，所以常说的毛泽东的稿费，其实是变向把纳税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已，这只是一种“高雅的腐败”），学过造纸、印刷及统计学的人，一定能算出多少吨数，并且由此可以换算出需要砍伐多数树木才能印成如此多的，据说在地球上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毛选”。老实说，这些讲话、指示、标语、口号等，只不过是愚民工具，对于稍有常识的人来说，真可谓一钱不值。但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常识呢，当然这都是拜你执掌的教育部忠实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事业”所赐——真正的教育是中立的，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但教育是千秋万代之基业，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忠于一党一派的驯服工具，而是培养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写的人。他们会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但更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被他人侵犯。

在与你谈实质性问题，并且真正切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向你谈一点常识。我刚才说了，批评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是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而不需要你们的允许。不特此也，你们执政者也应该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而不是成天形势一派大好，自欺欺人。想必你会知道，美国教育部（这个提法不准确，他们不会有像你所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教育部，因为他们的教育权利分散给各州，联邦教育的权力是非常小的。但姑且如此称，因为我暂且找不到更准确的提法）一九八三年曾组织过权威的美国教育专家编写过一个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国家在危机中》。当然要你承认中国的教育在危机中，国家在危机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对你们宣传了五十多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欺罔之辞，极有消解作用。但既然“伟大、光荣、正确”不是事实，消解这一观念又何妨呢？一个国家应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而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及国家利益之上。实事求是，务实理性，虽然可能对贵党的利益有损，但国家、对民族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对中国教育反躬自省，并增加改革的力度。

胡适、蒋梦麟二先生，都是二十世纪有名的教育家及学者，也是有成就的教育行政官员，我想你对他们二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有所了解。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也是很深的。1929至1930年，胡适批判蒋介石、孙中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宣传部密令焚毁发表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新月》杂志2卷6、7号合刊，接着查禁《人权论集》，各地党部纷纷发表宣言，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用部令函告上峰的命令（恕不抄送，请周济先生在网络上查找。你如果来敝博客查看，可从跟帖里看到看到国民党的训令）给胡适，胡适先生以“该令殊属不合，原件退还”，其具体回答如下：

梦麟部长先生：

　　十月四日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已读了。

　　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　　又该令文中引了六件公文，其中我的罪名殊不一致，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所在。究竟我是为了言论“悖谬”应受警告呢？还是仅仅为了言论“不合”呢？

还是为了“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呢？还是为了“放言空论”呢？还是为了“语侵个人”呢？（ 既为“空论”，则不得为“语侵个人”；既为“语侵个人”，则不得为“空论”。） 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解那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

　　贵部下次来文，干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　　又该令文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一处，皆应校改。

　　　　 胡适

胡适先生这样处理“中央文件”，蒋部长当然没制裁他，尽管他是中国公学校长，同时“反动的”国民党蒋总裁虽然不高兴，也没说把他抓起来。我在给写你信时提到他们，非是我敢自比胡适先生，你的水平和能力与蒋梦麟先生自然也不能比，只是希望你在倾听不同意见时，学一点他的雅量和气度。当然要是你没有这雅量和气度，也没关系，我并不乞求。你如果有雅量给我来个“部令”的话，也请你仔细、认真、说理，不过以我们公民对贵党及你们这样的官员一惯的观察来看，你们是不屑的。不管你们屑还是不屑，我都希望你们足够光明正大，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己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

从第二封信开始，我会每封信会就一两个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理性的看法，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以《与教育部长周济谈教育》的总题结集出版，以俾更多的中国公民关注教育，以使中国的教育得到良好而健康的发展。

 冉云飞于四川成都

这里呈交读者的是笔者近年探索近代中国的部分成果。这些文章颇大部分既是争议的产物，又将是新争议的起点。

严肃的学术研究，本来是永无止境的推陈出新过程；学术领域有不同见解，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过，转型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处境非常微妙和特殊。

20世纪20年代以降，中国历史研究意识形态化蔚然成风，特别是近代中国研究直接与不同党派利益攸关，歪曲、捏造、掩盖、粉饰，层出不穷，神化或妖魔化历史人物更令人瞠目结舌。

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一再蹉跎，估计有将近两亿人“非正常死亡”；时至二十一世纪我们还在继续做上一世纪应该做完的功课。这些都是中国人心头永远的痛。

面对这样的状况，拨乱反正，去伪存真，是历史研究者无可推卸的责任。追根溯源，史家理应向自己的读者交待：为什么中国人会丧失那么多不应丧失的生命和时间？

可是，中国是个奇特的国度，政治家不但要垄断权力，还要垄断历史和道德的解释，窃踞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生杀大权。

这是传统文化专制体制的延续。所谓“内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谓“君师合一”——实质是“以吏为师”，政教合一。“非圣无法”更是肆意宰割知识阶层、制造千奇百怪的文字狱的根据。书呆子幻想“从道不从君”，君王派给他们的角色却是歌功颂德、娱乐主子、欺蒙平民百姓的侍从和侍卫。两千多年的传统，哪肯轻易退场！而从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威权统治建立开始，这个传统披上一袭“革命”外衣，在空前精巧的统治机器支撑下，思想有罪，怀疑犯法，那些敢于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们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寻求历史真相，探索挫折原因，在某些人的眼中都成了不可原宥的冒犯。不过，除非让社会和国家止步，这样的冒犯是无法避免的。这部小书提出了哪些触怒卫道士的问题？

最让这些文人盛怒的莫过于对孙文言行的拷问。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命运，主要是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三大势力博弈和演变所决定的。社会民主化程度越低，政治领袖对国家发展的影响越大。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大势力的六位主要领袖，对这个苦难国家的面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弄清他们的言行，这一时期历史的基本脉络也会清晰显现。随着他们渐行渐远，美化和丑化的油彩开始剥落，直视其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开始呈现。

孙中山尽管没有执掌过全国政权，却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不但国共两党后来的发展与他息息相关，民国初年的政局，也与他决定进行“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有很大关系。过去人们热衷于歌颂他推翻专制、建立民国的功勋；却忽视了他背离法治和民主轨道把中国引向岔路的负面作用。系统考察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成败得失，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民国史的关键。

国民党掌权后为自己的威权统治合法性披上神圣外衣，神化孙文不遗余力，甚至作出决议宣称：“确定总理遗教为国家之最高根本法，使全国人民之民族生活与国家生存发展，皆统一于总理遗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国国民，皆宜恪守勿逾者也。”[i]一个政党宣布自己的领袖的言论就是国家的宪法（“最高根本法”），如同历代开国皇帝的“圣祖圣谕”，臣民只能顶礼膜拜、奉行不逾！20世纪中国居然出现世所罕见的、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返祖现象！

孙文成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工具绝非偶然。追寻历史真相既是史学的责任，又是清除专制遗毒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笔者把心头的沈痛诉诸笔端，这就是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由来。

1998年12月30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岭南文化时报》出最后一期。头版最显著的位置是夜空中一根正在燃烧的火柴，下面一节启事：“上级指示，本报必须在1999年暂停出版。”第二版这根火柴照耀着占据三分之二版面的黑暗，旁边是一节言简意赅的《不说再见》，勇敢地宣告：“面对新世纪的朝霞，我们亟愿再下功夫”，头一条是“编辑连续出版物《现代评论》”。余下三分之一版面是四个出版预告，其中之一是《现代评论》第一辑的目录：第一篇是李慎之先生的《呼改革开放》；第二篇是我为这份刊物写的发刊词：《营造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其它十一篇文章中，包括拙作《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不过，一阵微风就足以吹熄一根火柴，《现代评论》胎死腹中。幸亏还有互联网，这篇拙作得以全文在网上广泛流传；经过许多曲折，主要内容也在北京的《战略与管理》和香港《明报月刊》先后刊出。

大凡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自己业绩的政治领袖，说到底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背后是某种思潮和利益。只要这种思潮没有消散，利益没有得到适当的调节，类似的行动就会重演。冷静剖析某个历史人物，不是苛责个人，而是为挫败转化为智慧铺路搭桥。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说得好：“已经历的过去往往是沉重和困苦的，而历史知识可以帮助世人抑制这种严酷。”“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忘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ii]为了恰当地品评这类历史人物，必须确立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把这些人物放在百年乃至五百年中国和世界历史大框架下去考察。

俯伏在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政治势力脚下，永远无法看清其真实面目。登高望远，16世纪以来这个地球风疾浪急，千帆竞渡。中国号笨拙古旧，加上路径选择一误再误，一再在历史大潮的峰谷浪尖中翻滚，遍体鳞伤，被远远抛在后面。在纷纭错杂的现象中寻求内在的原因，这是史家的责任。

第二。破除党派成见，以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为最高的评判标准，避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简单化。

以党派成见看历史的最常见的图像是给人物戴帽子，把政客党同伐异的伎俩带进学术领域。以孙文和段祺瑞来说，如果站在民主化以前的国民党的立场上，前者是通体发亮的“国父”，后者则是如假包换的“军阀”。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文接受德国政府的资金，反对中国参战；而段祺瑞则拒绝德国人的收买，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参战，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有助于日后的外交。从中国和中国人的利益乃至世界人的利益去考量，在这件事上，正确的无疑是段祺瑞。而在内政上，两人都坚持武力统一全国；尽管手法不同，在国会问题上都有处理不当之处，其根源都在《临时约法》的制度设计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没有解散国会的条文，致使不少国会议员乃至国会多数党的过错无法通过制度渠道予以纠正。上述远非全面的例证足以说明，脸谱化不是真实的历史。

有些人以段祺瑞有违法行为作为孙文用武装割据的方式“护法”正当性的根据。这个辩护词面临两个无法逾越的反证：（1）拙作已用大量史料证明，孙文在广州建立的所谓护法政府，也干了许多违法的勾当，乃至孙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2）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护法”不过是以暴易暴，给中国带来的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党国体制，对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没有丝毫帮助。在意识形态的泥淖中打滚，无助于揭露历史的真实，更无法吸取历史教训，是与历史研究的责任格格不入的。

第三。严格甄别史料。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一错皆错。如果故意在史料上玩弄手脚，那更涉及史德。此事绝对马虎不得。

不过，清理人们处心积虑制造的历史迷雾不可能一帆风顺。拙作公开发表后博得众多读者赞同的同时，也招致一些人咒骂。其中最为恶劣的是自称“民间的历史爱好者”的香港文人胡志伟。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同，他一开始就承袭文革故伎，选择从政治上进行攻击：

他说袁某“竟引用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数据、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加上80年前军阀、封建余孽、汉奸卖国贼的旧调重弹，来诽谤国父的人格，这早已超逾了学术研究的范畴。”在现代社会，任何公众人物的成败得失，包括政治家的人格都应由人们自由评说，这不但是学术研究的常规，也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权利。一个专制政府追封某人为“国父”的命令一下，人们就只准山呼万岁，这不过是独裁者及其爪牙的心态，任何公民都没有俯首遵命的义务。

哪些是“殖民主义喉舌的谰言”？他说：《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引用它登载的资料犯了弥天大罪！这样的指摘有何根据？“查华字日报本系英文《德臣西报》的附刊，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而德臣西报则是当时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报纸，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态出现；……我们能指望那些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国的人，对中国革命心悦诚服吗？” 这些话似乎义正词严，却将作者的低劣的文品、人品表露得淋漓尽致。这里有三个无法掩盖的谬误和荒唐：

1.对这家报纸及其创办者基本状况的无知和诬蔑。

《香港华字日报》是“帝国主义喉舌”吗？研究中国报业的权威著作指出：从创刊之日起，“它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报业观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则等），也标榜为华人说话而以华人舆论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评论文章为数虽然不多，但在新闻的报道中，却无时无刻不在贯彻争取华民社会利益及教育民众、劝人为善的主张。”[i]李谷城教授的新着：《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也确认了这个结论，并根据新材料指出这家报纸和《德臣西报》是合作者“而非外界所说的是‘《德臣西报》所办’的‘附属关系’。”[ii]其它研究过这家报纸的著名史家如莫世祥、邱捷教授等无不肯定它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东主陈蔼庭曾任清廷驻美使馆参赞”就能决定这家报纸的性质吗？陈蔼廷（18？？－1905）确实是1872－1878年间《香港华字日报》的主要创办人和主笔[iii]，但他在香港办报七年，“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日奋其爱国之念。此其办报之唯一之宗旨也。”[iv]直至1878年才出任大清帝国驻古巴总领事（而非胡志伟所说的驻美使馆参赞）。他的外交官身份与他的办报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说一个人做过外交官就会让其所办报纸成为“帝国主义喉舌”，也是荒唐之极的胡言乱语。与陈蔼廷同时的黄遵宪是有名的外交官，他参与创办的《时务报》何等出色！

2.缺乏处理历史数据的入门知识。

笔者评论孙文，涉及1922年6月16日事变和孙文与陈炯明的矛盾，引用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香港华字日报》的资料。这时陈蔼廷早已作古，要论证这个年代的这家报纸是“帝国主义喉舌”，你得拿出这一时期的证据。19世纪的创办人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决定他仙逝二十年后的这家报纸的性质。

此外，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任何数据均可利用，唯一的条件是必须严格鉴别其真伪；这是研究者史识的体现。是不是“帝国主义情报机关的谍报资料”就不能用呢？凡是涉猎过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读者都知道，满铁调查部是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但是包括美籍华人黄宗智教授等著名史家都曾利用他们的数据写出一流的著作。而胡志伟自吹看了数以千万计的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炮制出的洋洋大文却不堪卒读，原因在于他没有起码的鉴别能力，东抄西摘，不加核对和分析，也不考察作者的背景和写作的年代和环境，以致错误百出、语无伦次。

3.不惜自打嘴巴。

时间是最无情的法官。最足以体现此公的人品、文品的是他居然左右开弓，自打嘴巴！不是说《华字日报》不能沾边吗？他身为黄世仲基金会顾问，“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在2003年4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刊登的此公的《黄世仲研究近况》，又不惜利用《华字日报》的材料了。

几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有一股非常恶劣的学风：对历史人物首先划定其阶级成分，对认定是“军阀”、“买办”或其它“反动势力”，则一举一动皆有阴谋、陷阱；甚至祸延子孙，动辄称之为坚持反动立场不变的孝子贤孙！如果是“革命领袖”则处处高尚、伟大！研究者胆敢全面、冷静分析，各式帽子可以随时往你头上戴。近年来，大陆多数学者都在努力冲破阻力，走出这个死胡同，史学研究开始恢复勃勃生机。在中国大陆成长的胡志伟及其一伙深得其中三昧，却至今仍在玩弄这套神憎鬼厌的花招。

这个文人的恶劣之处还在于他生怕大陆当局不肯重蹈覆辙用政权力量解决学术争议，一再说“袁大教授是指桑骂槐，有所影射的”，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而他所谓影射，指的是笔者一再批评孙文不利于中国民主、自由、法治的错误言行，胡某居然认为这样做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向政府举报，其敌视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嘴脸也就暴露无遗了。

1999年10月，我奉当时在江西大学执教的李承贵教授之命，为其大着《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序，其中一则题为“不疑不悟”，说的是《孙文》写作中的感受，看到的人不多，不妨抄在下面，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笔者的苦衷：

我珍藏着一方闲章，是厚着脸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讨来的。印文是“不疑不悟”，边款全文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袁师着以黄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陈小敏记。”学术界无不承认黄宗羲在明末清初为中国思想史大放异彩，却很少人提及这一勇敢的怀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内在动力。其实，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学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创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愚鲁如笔者，亦櫐受其惠。准确点说是，学术上不时有所发现；精神上则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压力，为简朴的书生生涯增添几笔有趣的色彩。

还没有到讲故事的闲暇岁月，只能简单说说一二大体不伤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次孙中山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我提交的论文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唯物论一元论》，私心窃喜，以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闭幕式上一位美国学者语惊四座：“我多次参加台湾开的孙中山研讨会，第一次到大陆开会。可是，两边都把孙中山当神，你们做的不是学术研究！”（大意）

这是迎头泼来的冷水！不知道其它人感受如何，对我说来却是很好的清凉剂。经过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资料，终于明白自己是慑于孙中山的光环，再去收集资料和写作。在假问题和鸡毛蒜皮中打转，何来学术价值？我的文章冀图回答的问题是当时讨论得颇为热烈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就这一小问题而言，我的确花了不少气力，不无一二新意。可是，我没有首先回答两个根本问题：

1.孙中山是哲学家吗？换个说法是，按当时的哲学发展水平，其哲学思想有无讨论的价值？

2.他的主要论题——“知难行易”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这个命题有无值得肯定的价值？

其实，孙中山自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厌其烦地宣讲“知难行易”，无非是要“后知后觉”（干部）和“不知不觉”（民众）之辈跟着他那样的“先知先觉”走；让他们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发明了最好的理论，你们不行，就要承担“阻碍进化”和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这样的愚民哲学，显然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至于其理论思维的粗浅和不严密，对思想家说来虽属致命伤，与上述失误相比，已属次要问题。

大澈大悟不是空喊可以达到的境界。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意识形态的网罗中生活和成长的。此外，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自己的许多观念，说不定就是社会环境养成的偏见。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来自外界的压力，有时聒噪之声还挺大。但压力首先来自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对故我的挑战。当理性引导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要突破过去以为是天经地义的边界的时候，是尊重自己的头脑而甘冒责难，还是走蹈常习故的平安大道？这是艰难的选择。

1998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资料积累，我写了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写作中几次掷笔长叹，有一次竟停笔两周，不想写下去。不是几位朋友激励，根本无法完篇。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战。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过于残忍？帮助我走出困境的是两个因素：1，学术良知，不能讲假话；2，对祖国命运的理性考虑，不能把历史的经验白白丢掉。而那位美国学者的一声断喝，对加速我桀骜不驯的野性的复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人性复归，就好奇，就有无穷的疑问。

本书的其它部分从明代的倭寇到八年抗战，在中西文化的框架下，选择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纵横剖析，直抒己见。笔者期望这部史论能够对读者掌握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和挫败的深层原因，能够提供知识的支持和思维的启迪。是否达到目的，期待广大读者的审视。

2006年6月16日星期五

（香港Roundtable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终于忍不住翻开这一本《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20年间我读过至少3次，但现在，我已经几乎要忘记所有的情节了，远在国外的人恐怕已经很难体会到我们生活中的喧嚣，这个似乎一切都在进步，在变得富裕的国度，其实也充满了躁动不安，充满了罪恶，这正好是小黛西·阿姆斯特朗一类案件能够滋生的土壤。我只记得，那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死者。

既然波洛先生在乡下随便种种南瓜，就破了罗杰疑案，迫使最“无辜”的医生为谋杀付出代价，那么，在百无聊赖的旅途中，充满热情地动用他那些灰色脑细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这是疑凶最多的一桩案件，以至于波洛不是要从一群人种找出凶手，而是在他们中间挑出那个无辜者。死者是绑架并杀害小黛西却逃脱了法律惩罚的恶魔，对他下手的却是一群看起来毫不相干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讲不同语言的旅客。死刑的宣判虽然比希望的迟，但它，终将到来。

在我看来，执刑者的错误除了被波洛指出的疏忽外，还有两个：他们居然没有认出大名鼎鼎的波洛，这真是最大的失误（这得归罪于当时不发达的通讯和新闻传媒，如果是现在，波洛那么著名的鸡蛋脑袋恐怕早成了我们MSN上的小标识，或者可以在FLASH里看到他）；正因为如此，所以谨慎的阿布斯诺上校才会因为无法抑制的爱情而叫了玛丽·德本汉小姐的昵称，他们本来应该装作互不相识的。

事实上，最早被怀疑的正是他们之前的一段对话。当然，也有无法预计的客观原因，比如波洛刚好因事要赶上这班列车，并且他居然还认识在铁路公司的布克先生，顺利地占据了因为人数不足而虚拟的那个乘客的铺位。又那么刚好，波洛常年在英国，对那里相当熟悉，甚至知道曾经有家名叫德本汉暨弗里博迪的商店。无论是研究美术考古，还是做个侦探，最重要的除了推理，还有想象，这绝对是致命的。

如果说阿加莎的小说只可以买五本，那么这本书永远是其中之一，尽管我也因为喜欢新奇冒险而狂热地喜欢《褐衣男子》《他们来到巴格达》。这个案件的策划几乎是完美的，充满了智慧和条理，只有擅长逻辑思维的英国人才想的出，德本汉小姐和阿布斯诺上校真了不起。有了计划和精密的计算，在大雪封路，情况有变时，还要有实施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而他们都具备。我最欣赏的是异想天开地把那件绯红色便袍放进了波洛的衣箱，好吧，既然他设想那东西会在某位男旅客的行李中出现，为什么不可能是他——波洛先生呢？这是对权威的挑战！

我也欣赏《人性记录》里的谋杀，充满了天才的想象。但是却不喜欢其中任何一个人，英国人的刻板、谨慎叫人乏味。而这本书则恰恰相反，他们，那些谋杀者，无论年轻或苍老，无论美貌或丑陋，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促使他们走到一起来执行对死者的审判的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伸张正义，他们都有着这个时代的人所稀缺的真挚热烈的情感。那情感具有摧毁一切的魔力。所以，此案凶手已逃逸，无法宣判。

 

白流苏“一家二十来口，合住一栋房子，你在屋子里剪个指甲也有人在窗户眼里看着”“从小时候起，她的世界就嫌过于拥挤”，和好赌的丈夫离了婚，在娘家受尽欺辱。

范柳原，“他的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的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被三奶奶道“跳舞跳得不错”，据徐太太看来“不甚可靠，还是算了罢”的人。

张爱玲的小说总有个尖锐的开头，流苏的前夫死了，三爷要流苏去奔丧，三奶奶四奶奶也借此讥讽流苏“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晦气！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便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刺骨骨的话插进流苏的心，只怕是命不好也有罪了。

好心的徐太太倒是说了句中肯的话“你哥哥们把你的钱盘来盘去盘光了，就养活你一辈子也是应该的。”

徐太太本来是想撮和七小姐和范柳原的，另外替流苏找姜先生。却因她要“给她们一点颜色看看”，使她和柳原有了不寻常的开始。

倾城之恋在于我来说并不是纯粹爱的事。

长久以来，她都没有真正相信过范柳原。“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她仅有的一点学问，全是应付人的学知”，因“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她一定要去香港。“这一代便被吸到朱红洒金里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她必须逃离开嗜着她的青春和生命的上海，那个时候家庭的侮辱早已经盖过背井离乡的伤感，即使是去完全不熟悉的香港，也仿佛没有关系，这是不得不有的坚强。

“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的热闹。”在那个火辣辣的上午，流苏眼中的香港，像是另一个战场。“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恶气。”面对家庭，这个她自己的唯一苟存的世界，这是被迫的选择。

孤身作战的流苏已经做好准备付尽所有。她随徐太太来，心理早就料想是柳原的意思，“虽然早就料到这一着，一颗心依旧不免跳得厉害。”“那范柳原虽然够不上称作美男子，粗枝大叶大，也有他的一种风神。”

范柳原自是不可相信的，但是若没有一点勾心的计，没有“一种风情“，流苏也不会动心罢。

他是个可怕可怜可爱的对手。

“你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拿你当什么样的人看待，准没错。”他知道流苏背着什么样的负担，承着如何的压力。“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经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

两个同是夹在大时代夹缝里的青年，一个看上去放荡不羁，一个不被世俗所宽容，同是这样尴尬的境地，好像是男方伸出手来了，那只手说，来吧，我们在一起。在我眼里，范柳原自是有优势让她百转千回的，但是他留住她——一个离了婚，死了前夫的女人，竟然是看到了她的心吧，像猛然间看到自己一样，在厚厚的镜子面前，有同样的锐利面具，脆弱的矛盾的挣扎的无解的心，那是他自己，他知道那是他自己。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但是流苏却不行，她不能像少女一样撒开心思去追寻所谓的爱。她不能输在这害人的爱上，她输不起。她首要的任务不是捕获一个男人，而是让他把自己挽留，却不能让对方知道这赢得的标准是来自她内心的颤抖。

“一个守候在外面的仆欧，看见了她，便去敲范柳原的门。柳原立刻走了出来”，“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直到深夜。”“流苏突然觉得他的一双眼睛似笑非笑的瞅着她”，“他背着人这样稳重，当众却喜欢放肆”“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

范柳原既不乏如“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这样交际男的甜言蜜语，也会在舞池里“把她从另一个男子手里接了过来”“异常地沉默”，在黑暗里，人性往往能没有顾及地蔓流一地。于是，范柳原深夜与一壁之隔的流苏在电话里说“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还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流苏用颤抖的手从褥单上拿起她的听筒，放回架子上。她怕他第四次再打来，但是他没有。这都是一个梦——越想越像梦。”

深夜里，他们如田野里没有人注意的花草，竞相开放，守着如月光般梦幻的爱，让自己失去了方向。

然而，第二天，一切还是要从谨从密。别人唤她“范太太”，“柳原用手摸着下巴，微笑着道‘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归根究底，他还是没有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流苏决定回上海，“他对她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范柳原什么也没说，反倒自告奋勇地去送她。“流苏看得出他那闲适是一种自满的闲适——他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

“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她绝对没有谁可抱怨。”

“本来，一个女人上了一个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男人当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时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流苏的处境可想而知。她又不愿失了淑女的身份寻低三下四的职业，“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十一月底，终于来了电报，要她回去。“白老太太长叹一口气道：‘既然是让你去，你就去罢！’”，“她就这么下贱么？她眼里掉下泪来。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她失败了。”

重新回到原先的房间。在回港的第一个夜晚，范柳原在她的房间里说“我一直想从你的窗户里看月亮。这边屋里比那边看得更清楚些。”流苏猛然间惊醒，仿佛是感到在她回上海的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范柳原也是这样的看月亮，不禁地想起她。又或者这是他想要她放下一切防备来爱他的唯一的办法。“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继而他吻了她，继而他要去英国。

“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么？未始不是于她有利的。”“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娇嫩，一转眼就憔悴了。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流苏总是要被折磨的。“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虽然范柳原走后她不用再提心吊胆捉摸他的心，但是一个人总归是有些心慌的。以她现在不明确的身份地位。“她应该躲着人，人也应该躲着她。”能够恍惚的时间一旦变长，人就会不自觉地败给时间，败给苍白的自己。“一间又一间——清苦的世界，明天她得记得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的空虚。”

范柳原走了没几天，战争终于来了，它带着绝望的气息，“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流苏的屋子是空的，心里是宽的，……肚子里也是空的……她感受恐怖的袭击分外强烈。”

“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数不清的罗愁恨，全关在里面了。”第二天，意外地，范柳原坐军用卡车来接她，“她抓住他的手，紧紧搂住他的手臂”。我相信，那一刻，他们的心是清透可见的。他们在避难所有这样一段对话“柳原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呢。”他们也终于心心相对，不再在乎孰胜孰败，孰优孰劣。“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停战了，“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蓝色。野火花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两人一起回去家里。“末一只灰背鸽，斜刺里穿出来，掠过门洞子里的黄色的阳光，飞了出去。”废墟一样的家和城市，似乎昭示了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除了赤裸裸的彼此也无法再花俏下去。“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墙颓峘，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的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跟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个自私的男人，她不过是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这是结局。

一座城的倾倒，成全了他们的私心。

“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张爱玲用这样一句话赞了离婚再嫁的流苏，也仿佛预示了她也是某座城里作战的那个人。

很爱她的小说，即使是在当时被说太个人，在如今看来，比起那些也写个人情感文章的作家，她在那个动荡不安，思想尚且不太开放的时代写的东西还是不乏大气的，个人的感情也绝没有因为时代的残酷而被压制。她自己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之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知识天才的乖癖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在当时世人的眼里，她似乎是最低的，但是，如今再没有人可以代替她原本是格格身份敢爱敢狠的我们最心爱的张爱玲先生。因为她体会到了世人对她的另眼，所以她会创造这样脆弱美丽的流苏，因为她爱了最懂她却最终不能忠心不二的胡兰成，所以，她会写出像范柳原这样爱得让人可恨的男人。

倾了城又如何，她的城只能留给香港的那对平凡的夫妇，她还是最终另嫁了他人。

爱是否重要，这样一个动心和试着得到的过程，经常被复杂化了，我们除了抱着一心向善的态度之外又能如何呢？

聪惠如爱玲，一样守不住的，她送了给范柳原和白流苏，我们的感慨也只是空气里那一样抓不住的心绪，虚弱无力。

终究是否纯粹好像也已经被完美的结局麻痹。

生活里的爱总归像一副银筷子，是最初因为它好看才要，或是因为还可以用它吃饭就不重要了。

 

湖南省长沙市文联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认为小说《文人秀》有影射自己的地方，带人直闯办公室殴打小说作者、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王开林。此事发生在10月12日上午。连日来，经过网上披露已经引爆某网站论坛，”作家开打，文人武斗”成为热议话题，更有人认为”从文人相轻到文人武斗，从女演员自曝与导演性交易丑闻到力挺诗歌的裸体秀，中国文坛越来越堕落”。

我向来不以为文联、作协因为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就应当是社会的”净土”或”世外桃源”。因此，也就不认同”中国文坛越来越堕落”的观点。

在今日中国，腐败堕落非文联、作协所独有。只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工作环境有其特殊性，少为人注意。这次一打，倒让我们从中获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

“我打了他一个耳光，但绝对不是殴打。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这个耳光大家都叫好。”何立伟在为自己辩护时说:”他这本书全面妖魔化湖南文坛，把所有人都写得非常不堪，都是男盗女娼……我其实是个远离文坛是非的人，也被他丑化了。书里面人物的经历、阅历、单位、职位都跟现实里面一模一样，甚至包括生理特征比如狐臭都一样，这是小说吗？”

王开林的小说是否丑化何立伟，乃至”全面妖魔化湖南文坛”、”男盗女娼”，外人难以评说。但是，从何立伟气急败坏打人的事实，到他所谓”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王开林)”假如此话当真，我倒觉得文联、作协里，可能真的有一些人”男盗女娼”。只不过不一定是在湖南。

几天前，我接到一位工作关系隶属于文联的画家来电，他说:现在都不好意思回单位去了。出了单位，我是画家。回到单位，我就和一些”三陪小姐”在一起了，我成了什么？单位的头头把”鸡”都招进来了，反正文联可以养闲人，白拿钱不干事。我大吃一惊，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来电人是位很有身份的长者(比我大十几岁)，并给我留了家里电话，我不由得有几分相信。

放下电话，我忽然想起贾平凹小说《废都》里的作家，一会儿在宾馆里”你侬我侬”地乱搞，一会儿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也就完全释然。该作家如果当了文联、作协主席，为了个人方便，很有可能将自己的”女人”安排在身边工作。除了”可以养闲人，白拿钱不干事(不干正事)”，还很少有人监督。一般来说，凡是没有监督的地方，肯定非常容易滋生腐败堕落。

中国的文联、作协是一个从苏联学来的东西，计划经济的产物。既不是公务员，又不像事业单位人员，又不像一般的群众社团组织。这里边的官也分部级、局级、处级，房子也按级别分配，还分几级创作人员，养了一批拿工资的作家不作家等各色人等，写出来书出版了又不是职务作品，稿酬、版税完全归于个人所有，连版权也是个人的。这当然也是一批作家具有浓厚的”苏联情结”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商品交换的社会，居然就由纳税人花钱，养了这么一大批人，且不论是否招蜂引蝶、”男盗女娼”，仅仅就打架而言，也堪称世界一绝，岂非咄咄怪事！纳税人的钱该怎么花，一本小说、一场架、一个电话，多少也给政府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无论是从词源学上考察，还是看宪法文本中的阐述，“人大代表”即使不能或无法“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也应该在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时“代表”人民说话。但在中国，很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涉及到公共领域中具有利益冲突的民生问题或其它政治问题，“人大代表”大多都“失语”了。
　　
      看一下现在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为何变成哑巴了。他们都是颇符合意识形态宣传需要并须经过官方“认可”而不需要人民同意的“各行各业的精英”，比如企业家、技术能手、公务员、专家，等等，真正的草根阶层中的人员寥寥无几。这些人与草根阶层已然不是一个“阶层”，甚至不是一个阶级，在这个已经“断裂”的社会里，不仅存在着心理隔阂，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这些“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民”，已经不包括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了。即使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是一种摆设，要想这些人来为上访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说话，也近乎是不可能的。
　　
      而被冠以“人民”桂冠的民众并没有话语权。没有一个“公共领域”让他们发言。在中国的大小媒体上，没有公众的声音。即使有一些，他们也不是“言说者”，而是“被阐述者”、“被转述者”。他们不是“主体”，而一直是作为“他者”的“客体”，不是利益主体的诉求，而是被人怜悯的对象。既然公众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人大代表”又装哑巴，那么“代言者”的角色便由拥有话语权，或者准确地说话语霸权的形形色色的专家、“公共知识分子”们主动地并且不需要征求民众的意见担当了。这些“精英”潜意识里就认为不会玩“文字编码”这一门高超技术的农民等弱势群体“愚昧”，有时这样的话甚至会从他们的嘴巴里吐出来。既然人民“愚昧”，自然他们就必须将自己的嘴巴交给聪明的“精英”们了。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上讲，谁都可以说话，重要的不在于谁说得好不好，而是要让人说话。封住一个人的嘴巴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说话”还是表达人的利益和其他诉求的必要手段。在现代社会，由于“公共领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公共领域”主要是由大大小小的媒体构成的，由于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的“舆论”能够影响决策层，或施加一定的压力，于是谁能说出话，谁的声音最大，就相当重要了。而由于任何一项决策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受益，由于“分工不同”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有人受益就必然有人受损，博弈便成了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团体维护和追逐自身利益的不变的主题。在这样的局面中，话语权力已经与生存资源、稀缺社会资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没有话语权力的阶级和阶层，无法避免在博弈中被人吃掉的命运。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位居社会上层的主永远都不愁会说不出话。他们掌握着包括话语权力在内的稀缺社会资源。比如公务员就有机会叫苦。与此相反，很少听到捡菜叶子吃的下岗工人、像非洲难民一样的农民哼一声，似乎他们都生活在天堂里。这足见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生态的恶劣。从统治的合法性上看，任何一种统治如果不经过人民的同意就对他们施行统治，就已经侵犯到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这种统治就是非法的。换言之，不管以何种理由，在现代社会，只有民主制度才能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价值依据。而对于所有人，特别是对于像工人、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来说，无论是从对基本人权的捍卫还是从对自己非基本权利的捍卫上民主制度都是最有力的保证。只有在民主制度中，弱势群体才能“合法”地拥有像工会、农会一样的利益代表，形成政治力量，参与政治博弈。
　　
      专制制度下的弱势群体，在没有一个可进行“公共选择”，进而以自己的政治力量影响决策的程序时，便只能期望自己能说出话，给青天大老爷造成压力，求他们在吃饱之余，从他们能够吃到羊的长远利益打算，少吃一点了。但是，就连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也相当的艰难。按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公共领域里的事情发表意见，运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发表他的看法。自然，“精英”们和“愚民”们从理论上讲都可以“有话就讲，有屁就放”。话说得好听不好听，屁放得香不香，都不代表真理，都只是一种随时应该接受质疑的“意见”，因此都是一种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并没有话语权，社会分工已经将他们的这一权利“分”给那些专家、学家、“公共知识分子”这类“精英”去了。“公共领域”极少向工人、农民打开大门，无论是别人要处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事情，还是决定对他们是炒还是烹，他们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这样，通过对民众话语权的剥夺，似乎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已经将说话，进而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交给“精英”们了。而越是炒作他们的愚昧，“精英”们的话语霸权越具有合理性。从表面上看，这么做似乎也很合理。在知识上工人、农民等确实要比“精英”们“无知”得多，对于某些事情，“精英”们比他们看得更深，更透，开出的药方也可能更有疗效。在这样的时候，一个“精英”的话，似乎比一个农民的话更不像放屁。而作为一个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人，“精英”们虽然以私人身份出现，但言论具有公共性质，表达的是“公意”，背后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理性支撑，起码是在逻辑上，它不会荒谬到哪儿去，也不会那么没有良心。“精英”们作为“知识分子”，在专制制度中都似乎天然地具有一种对权力进行怀疑、批判和抗拒的精神，因此似乎总是与对于弱势群体来说意义极为重大的正义联系在一起。这样，在“代言者”与“被代言者”之间，不会出现一种社会断层意义上的分裂。
　　
      但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精英”们无论在公共领域如何努力接近“公意”，他总还是一个“私人”。姑且不说他说的话是以他的知识结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等作为背景的，真正致命的是，他与被他所代言的民众之间没有相同的生活处境，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而这样的利益诉求，有可能和被他所代言的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相冲突的。换言之，在“精英”利用话语权力这个“公权”制造舆论影响决策时，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并且它是相当容易的。在很多时候，这就显然不是在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而是在欺骗、愚弄民众，通过损害他们的利益，来谋得自身的利益了。这种情形在出现了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联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样的利益同盟使知识精英成了靠瞒和骗出卖知识尊严的骗子，成为权力与资本掠夺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文化资本”此时的确成了一种“炼金术”，可以轻易地榨取普通民众的斑斑血泪。
　　
      这就是“精英”的私人身份，与作为
在公共领域中表达“公意”的“代言人”的身份的分裂所导致的困境。如果“精英”们只是运用一些理念捍卫某种价值，澄清某些问题，提出某种观点倒还罢了，他们还希望为各种形形色色的改革出谋划策，为各种与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的出台、修订和废除进行辩护或质疑。而在能影响自己生活前景的这些领域，民众几乎都没有参与的机会。在这里，一群能够制造舆论的人，在当事人无法在有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表达自己意见的情况下借助于对官府决策层的影响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样的话语霸权已经登峰造极。
　　
      批评现象可以激烈，因为它的目的只是提出问题而引起注意。但要出主意就不同了。它关系到社会结构的变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其背后将有绝望、愤怒和抗争，因此必须谨慎。一个出主意的人只是按自己的观点演绎却没有倾听当事人的声音，这种话语霸权实质上是一种霸道的专制工具。比如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在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争论中，到处都是“精英”们的口水，却唯独没有靠工厂吃饭、靠土地吃饭的工人农民的声音。他们就像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羊群，连自己该怎么办都做不了主，非要那些不靠工厂吃饭、不靠土地吃饭，工厂搞得好不好、土地种得好不好都没有关系的主在一旁指手划脚地希望按他们的意见“转型”。而在这样做时，“精英”们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甚至他们直接就是为某个可以从“转型”和“改革”中获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而越是利用统治权力与话语霸权排斥民众的参与，扼杀他们的声音，掠夺就越能减少来自被掠夺者身上的阻力。
　　
      如果说“精英”们只是在挥舞话语霸权影响公共舆论，那么权力集团就是在进行实质性的侵害了。无论是作为国有资产、土地的所有者还是使用者，即作为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拥有者，不管是“改制”还是“私有化”，都必须征求并尊重工人农民的意见，如果将他们排斥在“改革”的进程之外，等于是对他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蔑视和剥夺。被敲骨吸髓的人们不能发出自己被宰割的声音，他们的本能反抗被镇压后似乎也已无声无息，但他们可以在绝望之中让大泽乡的火把再次燃起。不知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权力与资本是否已经感觉到了大地的抖动，或看到危险的来临而已经疯狂。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其现实含义已经分裂而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来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与施虐――受虐的普遍病态心理背后的社会精神生态的极端恶劣已经指烘托出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的“民主”与“公正至上”的指令必须渗透入制度之中，才能为当下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价值的依据。没有合法性，任何庞然大物都会在内部的冲击中分崩离析。

         2000年大选，布什和高尔因得票不相上下，前者不能宣布获胜，后者不肯认输。差不多一个月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佛罗里达不能重新点票，布什险胜。虽然高尔高姿态认输，他所属的民主党人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这是共和党人利用最高法院的帮助成功实施的一次政变。再联想到克林顿在位时因为所谓的“拉链门”丑闻被共和党在国会的“打手”弹劾，民主党认定共和党要把他们永远打入冷宫。在美国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时候两党的对峙如此冷酷和不共戴天。

        不能说布什不讨厌克林顿。也不能说克林顿不憎恨布什。但是，他们至少都尊重对方。无论他们认为对方的政党和政治有多么龌龊和肮脏，他们都相信对方都是爱国的，在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而努力奋斗。就像每个中国人都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一样。

注释：

（1）布什讲话的全文在白宫网站可以查到，网址是，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4/06/20040614-2.html。

（2）克林顿的讲话引自Lanny Davis, Scandal: How “Gotcha” Politics Is Destroying America 【丑闻：“抓到你了”的政治在毁灭美国】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rologue, p. xiv.    

一个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当街乞讨，这一似乎只会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情形，真的就发生了。10月28日，著名作家洪峰走上沈阳街头公开乞讨，并且在胸前挂牌表明自己的姓名、身份，虽然没多久他就被家人强行劝回，但此事还是在文学圈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在BBS转述此事。

　　记者辗转联系当事人探究惊人之举原委

　　“我只是要我的工资！我不会低下头！”

　　洪峰为什么要这么做？行为艺术？体验生活？生活所迫？发泄不满？为了联系到洪峰，找到“当街乞讨”背后的答案，记者辗转多人寻找线索，不断传来的他隐居云南、好久没有打通过他的电话、很久不和同学联系的消息后，记者几乎要放弃，但就在昨晚临近7点，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洪峰，为了让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接受更好的治疗，洪峰已经回到沈阳。在沈阳的家中，洪峰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和记者想象中洪峰可能产生的抗拒心理不同，他大方地承认当街乞讨的就是他，对于自己目前的境遇他不埋怨、不骂娘，只是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城市晚报：29日晚上，国内某大型网站BBS上有人发了这样一个帖子——《著名作家洪峰当街乞讨，是行为艺术？》，随后在文学圈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洪峰：你就是想证实一下吧！网上这些说的都没有错。我写的那封信你也看到了吧，我很佩服这些人，信都原封不动发出来，连错别字都一样。

　　城市晚报：为什么有当街乞讨的做法，真的是因为沈阳市文化局不发给您工资？

　　洪峰：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信里写得很详细。之前就有过一次说(指沈阳市文化局)我不回来坐班就停工资，是4月份，我回来协调，他们同意继续按原来的承诺办(指不坐班)，我就回了云南。后来9月份的时候，工资又没有了，我想可能是工资卡更换，或者各种情况都会出现，等一等，10月份还没有，10月中旬具体什么时候记不清了，我就问会计，他说领导让工资暂停的。我问为啥，又问了管人事的，他们告诉我，领导说这样能和我取得联系。

　　城市晚报：后来的事情是您给沈阳有关领导写了信，一定要这么做吗？

　　洪峰：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必要去找领导。我不会吵架！既然他们都知道这个承诺(指引进人才时确定的不坐班发工资)，而又不这样做，就是他们不想遵守承诺。我一个作家坐什么班，天天上班还能安心创作吗？他们永远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我当时在长春做专职作家就是不坐班，能来沈阳，就是条件对等。所以，我寄望领导，没想到信一级一级转下来，最后就是创作室一个办事员打电话给我，我问他，工资开了吗？他说要先到单位谈。我特别恼火，这成什么事了！

　　城市晚报：所以您就选择到街头乞讨，并且挂上牌子写明你的单位、作家的身份，既是自嘲又是对别人的抗议？

　　洪峰：我不知道这么处理为啥，可能在他们眼里这是小事，但对我不小，家人要治病，需要钱。我也想看看自己离开这2000块钱的工资可不可以活，人家说要饭都能要成亿万富翁，我就想试试。

　　城市晚报：是赌气？您有没有考虑到您的身份，毕竟您是著名作家？

　　洪峰：我就是看能不能要到东西。我没觉得讨饭是可耻的行业，我就想试试，我没有必须要保持什么身份的想法，生活就是如此。还是家人觉得心疼我，把我拉回来了。

　　城市晚报：真的一点不是为了发泄，或者寄望借此找到解决的办法吗？

　　洪峰：做这个事情，我不针对任何个人，我针对的是环境。我当然很生气，被理解成抗议行为我认同，要不我一个作家去要饭干啥？我只要求一切如常，我只是要我正常的工资。他们根本没拿作家当人看。

　　城市晚报：对于工资被暂停的这件事，您为什么没有想过直接找领导表达您的看法，解决问题？

　　洪峰：我不想和他们接触。我可以出去讨饭，因为我作为作家没有脸面，可是我有作家的荣誉。我不会管这些事，我已经想好了，不会为这2000块钱同他们周旋。说到底，就看你能不能活！

　　城市晚报：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境遇与当今文坛的现状有关？是许多同行共同面临的吗？

　　洪峰：我和文坛没关系，我也不谈我的同行，我十几年不和大家联系，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共同的境遇。

　　城市晚报：以您在文坛的成绩，写书也有收入，没有什么积蓄吗？

　　洪峰：不是的。如果钱都花给我自己，不至于如此。我还要资助别人，早知道会有这时候，我就都把钱留下了。如果不是去年的突然变化，我会一直生活在云南滇东，现在她(指未婚妻)需要新一轮的治疗，我才回到沈阳。现在每个月近3万元的治疗费，还是找朋友减免了一些，不然真的就是干瞪眼了。

　　城市晚报：工资和工作的事情就这么搁着吗？接下来呢，继续回到云南？

　　洪峰：这个事情了了，我就走了，回云南。我还要拼命写书赚钱，我要饭也要治好她(指未婚妻)。我不是简单地为了2000块钱，就是气不过。我是孩子时候我爹都没打服我，我不会低下头。

　　随后，记者拨打了沈阳市文化局办公室的电话，由于下班时间无人接听电话，无法得到该单位对此事的态度。

　　曾写信讲述来龙去脉　提出三点解决办法

　　“只想能够不用坐班，安下心写作”

　　关于洪峰2000多块钱工资被停掉的来龙去脉，他写信给沈阳市有关领导讲述了完整的过程，以下是网上流传的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可以让读者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我是于1995年由长春市调入沈阳市文化局的，时任市长的武迪生先生与时任沈阳市文化局局长的孙明山先生按照特殊人才引进政策接纳了洪峰。孙明山先生与时任沈阳文化局副局长陈欲航先生与我个人就工作方式做出承诺：可以不坐班不写喜剧，文化局需要洪峰的只是“一张（能与其它省市剧目部门平等对话的）全国粮票”（陈副局长语）……

　　但从2006年的9月起，我的工资卡中再就见不到每月2000元的政府薪金了。经会计证实，我的工资已经按照单位领导的指示停发，且称要以这样的方式和洪峰取得联系。亦宣称以洪峰为典型欲开除公职……

　　洪峰不是一个把写作当成赚钱手段的作家，因而每月的政府薪金必不可缺。失去这份不多的薪金，也意味着失去基本生活来源。况且家人重患更需要费用（平均每月2.8万多元），洪峰已举债不菲，为节省开支，我的母校60周年庆典邀请为母校争得荣誉的毕业生回校，洪峰也不敢成行：近千元的开支就是负担了。惭愧！深觉给中国作家丢脸，还是不去的好……

　　洪峰并不奢望确证真理在谁手里，只希望：(1)洪峰的写作并不会给剧目室的工作造成任何伤害，相反只能给它带来声誉：希望文化局依旧尊重以往的承诺。(2)如依旧不能解决，洪峰很希望能到和自己对口的机构(沈阳文联)做一个普通作家：那里毕竟是可以不坐班专心写作的地方。(3)得以提前退休，两两无事。

　　不胜感谢。

　　 致

　　敬礼

　　 2006-10-20< BR>
　　 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　洪峰

　　在当街乞讨之前……

　　与余华、苏童等并称文坛射雕五虎将

　　洪峰本姓赵，1957年11月生于吉林省通榆县，祖籍也是东北。1978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1982年毕业后到白城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任教。1984年年底，又调到长春市，在《作家》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88年到北京，就读鲁迅文学院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创作学硕士研究生班，1991年1月毕业后仍回《作家》杂志社供职。1995年，调至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创作室，工作至今。

　　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生命之流》、《湮没》、《瀚海》、《极地之侧》、《走出与返回》等中、短篇。《和平年代》等长篇小说。1988年出版过小说集《瀚海》，被列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创作追随马原等人的风格，被视为是实验小说的一部分。上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注重小说的情节，应时任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安波舜之邀所著的长篇为布老虎丛书中较早的一部，并打破了中国内地缺少惊险间谍小说的先例，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关于洪峰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有人这样比喻：文坛射雕五虎将之一(南帝苏童，北丐洪峰，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还与余华、格非、马原等人一起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被当作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

文学要死了？近日，一位诗人在博客上连续发表“文学死了”的文章，引起渲染大波，遭到网友驳斥。而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则嘲笑说，这种论调早该死了。

【事件】

诗人疾呼“文学死了”

１０月２４日，诗人叶匡政发表博客文章《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称文学是旧时代的恐龙，“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

叶匡政洋洋洒洒写了３０００多字，论证了文学死了，并于近日在现代文学馆的一次会议上宣读。“就像１９１９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就像我们今天的邮票，它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他还称，网络聊天记录、博客短文与回帖、手机短信等，将成为新的经典，“一个人人平等的互动文本时代已经到来”。

昨日，叶匡政再次发文《揭露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称不仅文学死了，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教授、作家协会、作家、文学奖等在内的“文学项目”都已经死亡，每一项下面还列举了死因。

　【爆料】

此诗人靠文学书赚钱

叶匡政的系列言论引起哄然大波，在新浪博客以及各大论坛，支持者与驳斥者针锋相对。支持者认为他点到了当代文学的一些“痛处”，驳斥者则反问：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虽然伟大，谁敢保证以后不被后人超越？

　还有很多网友讽刺叶匡政像“泼妇骂街”，“有些所谓的文人如此，动辄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稍有心得便大放厥词”。

有意思的是，叶匡政的言论在文学圈内部也遭到反驳。认识他的另一名诗人周瑟瑟在《文学不死论》中爆料说，叶匡政实际上是幕后的出版人，出版过残雪、刘索拉等人的书，“叶匡政靠出版长篇小说就赚了不下百万银子，现在居然说什么文学死了！”

【进展】

北大教授加入论战

网上相互攻击热闹的同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也发表评论，对此不以为然，讽刺说“‘文学已死’这个老话题早就该死”。

陈晓明表示，早在３年前和１０年前，他就分别写过文章回应这样的问题。而“小说已死”或“文学已死”的话题，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就被美国文学评论家提出谈论过。“网络上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惊人之论，又抓住一根热闹的稻草，这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记者 张守刚）

新闻背景

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文学死了！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有一些人不会答应，正是他们构成了今天的文学利益集团。他们也许是诗人、作家，也许是文学教授、批评家、文学编辑，或者就是那些依然怀有梦想的文学爱好者。但无论他们是否答应，文学，这只旧时代的恐龙，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

文学死了！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文字写就的文本中，我们曾经认为文学是其中最艺术、最经典的形态，这一观点寿终正寝了。没有了文学等级，没有了文学体裁，没有了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没有了文学史……文学就像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就像我们今天的邮票，它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文学，它是我们对一个旧时代的记忆，它是一只古董，我们要把它供奉在博物馆的红丝绒上供人瞻仰。文学，不再有现在，也不再有将来。

文学死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重新获得了创造自己文本的权利！我们不再允许任何人把我们的文本，放在那个虚伪的、僵死的文学秩序中去角逐。在我们的观念中，一份生动的语文老师的教案、一段鲜活的网络聊天记录、一篇有关婚姻问题的博客短文与回贴、一个情真意切的手机短信等等，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它们一样可以成为经典，它们将构成文字在未来的新秩序。我们眼中，只有真的文本和假的文本，只有好的文本和坏的文本，只有可以阅读的文本和无法卒读的文本，不再存在所谓的文学标准与非文学标准，一切文本都来到了同一个起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与发现文本在未来世界的崭新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