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因为时间紧，我没容达赖喇嘛多说就抢在前面开始讲话。因为只要达赖喇嘛一开口就不好打断了，而且他往往一讲就是长篇大论，最后给你剩不下多少时间。

我把要讲的话事先已跟WA讨论过，说好有些话我只提一个头，就由WA接着用藏语往下说，那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我先讲目前西藏的一些现状和问题。一方面经济的确取得长足发展，另一方面西藏传统文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举了拉萨西郊一个近年出现的“妓女城”为例。那是一片又脏又乱的空地，有上百顶帐篷，大都是藏族妓女陪酒和接客之处。去那里嫖妓的多数也是藏人。喝空的啤酒瓶子在帐篷周围垒起围墙，到处回响麻将牌碰撞和打情骂俏的声音……尽管理论上西藏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但如果拖得太久，即使解决也只是政治方面的解决，得到了政治上的自治和自由，却已不再是达赖喇嘛怀念的西藏，也不是热爱西藏文化的人向往的西藏，而是成了一个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西藏。因此，认为西藏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解决，并不是安慰，而应该在西藏还是真正的西藏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时，就能解决西藏问题，才是有意义的解决。这就要求解决西藏问题不能无限期等待，而需要抢时间。

我继而谈到达赖喇嘛以非暴力抗争解决西藏问题陷入的困境。非暴力抗争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才能产生作用：第一个前提是所抗争的对象还有良知，非暴力抗争的一方用自己经受的苦难，使对方难以承受良心的谴责而让步，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赢过来”；第二个前提是需要所抗争的对象具有法治。甘地当年与英国殖民当局斗争，经常利用英国法律打官司。在英国的法治中，如果能够抓住对方不合法之处，通过法律程序击败政府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前提是要有民间社会存在，也就是社会有民间组织和团体活动的空间，起到动员社会和组织社会的作用，从而使非暴力抗争的一方不是一盘散沙，能够团结和相互协调，非暴力抗争才可形成规模，产生效果。而这三个前提在当今中国却不存在，专制政权既没有良知也没有真正意义的法治，同时限制和扼杀民间社会，因此当今世界的三个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甘地、金和达赖喇嘛，前二者可以成功，达赖喇嘛却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用台湾人的话形容，只如蚊子叮牛角。

我说，目前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都是被动的，目标能否实现，全取决于北京政府最终是不是让步。不管你在国际上取得多少声援，有多少议会为西藏问题作出决议，发出多少谴责，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示威抗议、绝食自焚等，都不会直接产生效果。尽管可以构成对北京的压力，但除非北京对那压力做出让步，才算有用。若是北京不在乎，对压力不理睬，就拿它一点办法也没有，效果也就等于零。以中国目前的状况，还看不出有什么压力能迫使它在西藏问题上让步，所以为此进行的非暴力斗争始终看不到前途。

我对达赖喇嘛讲，我个人完全赞成他的非暴力原则，但是针对中国和西藏目前的现实，必须找到一种新的非暴力抗争手段。那种手段的作用不需要通过对方让步来实现，而是取决于自己。行动一步就会前进一步；自己做多少，得到的胜利也就是多少。只有找到这样一种与过去不同的非暴力抗争手段，才能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中，而不再取决于当权者是否给予恩赐。

WA后来跟我说，他给达赖喇嘛做过多次翻译，这一次达赖喇嘛的神态最严肃，他从没见过达赖喇嘛露出那样严肃的神情，甚至让他感到有点害怕。

我接着说，递进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具体地讲，一个村庄的村民组成自我管理的委员会，决定村庄事务，委员会选举村长作为执行者。只要村民认准一点，以后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选举的村长，不再听从当局决策和任命，那个村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当一个乡的所有（或大多数）村庄都这么做了，就进入下一个层次——由村长们组成乡的自治委员会，决定大政方针，然后选举乡长作为执行委员会决策的行政负责人，从此也只执行自己的决策。认可自己所选的乡长，不再服从当局任命的乡长和书记，于是乡也就等于实现了高度自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从乡到县，从县到地区，整个西藏的高度自治通过一个个社会单位的分别变化逐步实现。以往社会变化的途径是自上而下的，等于一开始就得在最高层实现全局变化。那种全局变化要么是当权者让步，要么是以暴力更换不让步的当权者，困难且动荡。而递进民主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从社会基层组织开始做起，因此社会成员自己可以把握，无需依赖当权者让步。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西藏问题陷入的僵局。

当然，这个过程在起步阶段肯定要经受一定考验。比如当局把村长们选举的乡长关进监狱了，怎么办？——那就再选一个。同属一个乡的村长们在一起选举一个新乡长很方便。然后村长们还是只认可自己选的乡长。尽管当局任命的乡长可以占有乡政府的办公室和公章，只要下属村长都不听从他，就等于徒有虚名。如果当局接着抓走第二个当选乡长，那还是保持非暴力，再选第三个乡长。总之专制者用暴力反复抓，人民则是反复地和平选举，他难道能把所有人都抓完吗？如果他觉得抓乡长不管用，要抓选举乡长的村长，那就由每个村的自治委员会再选新村长，然后由新村长再去选乡长。除非专制权力把所有老百姓都抓起来，否则这种选举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非暴力抗争运动有一个“填满监狱”的口号，那时就是实践这个口号，前仆后继，锲而不舍。

我对达赖喇嘛说，这种方式的另一个优点是，被抓进监狱的当选者危险不是很大，因为当选属于被动，而非“幕后黑手”。对所谓“黑手”，当局可以用抓“一小撮”的方式对付，但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是多数人行为，抓“一小撮”就失去了作用，也不是“斩断黑手”就可以瓦解的。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像说的这样简单，人的勇气也不总是足够充分，但是只要能坚持下去，当局的镇压很快就会无法持续，因为它的确没有那么多监狱，它也无法在当今的民主潮流和世界目光的注视下，对千千万万只因为进行了选举的人施加强硬到底的镇压。

递进民主制还有一个可取之处
，它是自下而上非暴力地在专制系统内蜕变，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和专制权力的高层进行正面决战，因此专制权力对其容忍度相对会大一些。而用那种自上而下争取高度自治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得和专制权力进入到有你无我的格局，所以很难被专制权力接受。递进民主制只是在发展到最后阶段——西藏各地区的当选首脑在一起选举整个藏区最高领导人时——才会在西藏全面取代专制权力。而到了那时，专制权力已经没有能力进行镇压了。西藏的高度自治因此可以在完全不使用暴力的状态下完成。

当然，这样做的过程可能比较长，靠西藏人自己承担所有奋斗，肯定不如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高度自治的许可——中南海发句话——那样省事。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中南海会发那句话呢？如果它永远不吐口，就永远等下去，等到西藏不成为西藏，藏人不再是藏人吗？那种把命运交给别人的等待没有光明，也看不到何时是尽头。递进民主虽然做起来不易，却是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靠自己就可以往前走，而且走一步就离目标近一步，唯一取决的只是自己的勇气和耐心，只要不断走下去，最终总会达到目标。这条路难的只是开头，只要能把前面的坎迈过去，后面将会越来越容易，最终势如破竹。

我最后说，也许目前还不具备马上在西藏境内推行递进民主制的条件，但是海外藏人社会至少可以先做一些试验，对此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研究，摸索经验，同时等待在西藏启动的合适时机。藏人有一个流亡社会，这一方面是藏人的不幸，另一方面也可以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

听完我的话，达赖喇嘛开口。他谈的内容我听着似乎不着边际，绕得太远。他从他主张的“中间道路”说起，讲到未来西藏由谁管理，讲到他选定的班禅喇嘛至今尚被软禁和他对此的歉疚等，以至我一度觉得我刚讲的话他没听明白或是没听进去。不过不久他又绕回到我的话题。也许他刚才的那些迂回只是为了有时间考虑如何表态？他说西藏问题的解决首先只能寄希望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同时必须依靠西藏境内人民和西藏现任的各级干部。他目前还没有做任何针对西藏境内的活动，已经被北京扣上分裂分子的帽子，如果真要针对西藏境内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视为更大的敌人，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西藏问题的解决，他只能在海外呼吁和静等，不能主动从事针对西藏境内的任何活动。

实质问题他只问了一个，他说现在西藏人连表达一些不同意见都会被关进监狱，如何能做到让他们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举呢？他们如果不服从共产党派遣的领导人，又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不是会很严重吗？

对此我表示，因为递进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全民参与，暴力镇压将面对法不治众的局面，从而失去威力。而且实行递进民主的单元只是对内自治，对外仍然服从原有的系统。当局对其容忍，原有系统还可以继续运转，如果坚持镇压，则会导致系统失灵甚至动乱。因此若能以足够耐心和填满监狱的勇气坚持下去，当局——尤其是控制力衰落时期的当局——最终很可能会妥协。何况，中国已经颁布并实施“村民自治法”，在村一级选举和自治是有法律根据的，名正言顺。只要能在村一级实现自由选举，就等于在辽阔雪域扎下实行递进民主制的根，也就具备了向上逐层扩展的基础。风险肯定不会没有，专制权力不会甘心在它体内生长异类，但相比其他变革之道，递进民主制应该是风险最小和最有成功可能的。

对于按中国的“村民自治法”进行基层自由选举，达赖喇嘛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是说来说去，他最终的意思还是要靠西藏境内百姓和干部自己来做，海外藏人只能起一些辅助作用，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西藏境内的人民。

事后我对WA说，怎么可能只把希望寄托给西藏境内的人民呢？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充分信息，被严密看管，只靠他们自己做不成任何有系统的事情的，只能是一盘散沙，找不到方向。

不过WA有另一种判断——虽然开始达赖喇嘛的谈话似乎漫无边际，绕来绕去，最后却是非常清楚地回到主题，内在脉络清晰，想法也非常明确，尽管有些外交辞令，他的回答却没有偏离你的主题，如果他没有被触动，他的表情不会那样严肃。

见面结束时，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安排时间再跟我谈一次，这说明他愿意继续听我讲。我谈递进民主制，除了是考虑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希望把解决西藏问题当作递进民主制的开端。新制度难的是开端。西藏是我认为比较适合做开端的地方，一是有可以进行实验的流亡社会，在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可能；二是有一个达赖喇嘛，他的号召可以让西藏人民产生勇气并进行广泛行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动员力量；三是西藏有宗教信仰，因此容易产生“填满监狱”的献身精神，中国人则不容易进入那种境界。这其中的决定因素当然是达赖喇嘛，无论是西藏流亡社会还是藏人的宗教信仰都由他掌握，所以只要他能接受，递进民主制就可以在西藏开始，突破最难的开端。而只要西藏能成功，就会给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一个榜样。由此而言，达赖喇嘛、西藏、递进民主制三者结合，能够开辟一个新时代。

当然，这只是我头脑中的畅想。要想影响达赖喇嘛，几十分钟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他已经在原来的思维框架中走了几十年。他正在从事的事业对西方社会之倚重，也决定不能脱离西方主流模式和价值观太远。目前西藏流亡社会所进行的政治制度建设，仍然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代议制。在我看来，那种政治在西藏流亡社会也许能实行，但是照搬到广阔西藏的牧场和农村，一定是问题多多，更谈不上能够在西藏境内实现自我转型。

我们告辞出来时，休息室外面已经有一群南亚人在等待，前面是花枝招展的孩子们整齐排列。那些人个个手拿鲜花哈达，看上去五彩斑斓。下午讲经开始之前，达赖喇嘛还要继续见人。

“桃园经验”开文革政治迫害的先河

王光美在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并不仅是由她作为外交花瓶的第一夫人的身份而定。而是她和夫婿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王光美有抚恤携手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她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毛泽东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

首先，“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次，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 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 主张另组“阶级队伍”， 进行“夺权斗争”， 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 进而“夺权斗争”的思路。最后，刘王合创的“桃园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王直接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学生到桃园去调查这个“四清”样板时发现：“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队大搞逼供信。 对干部实行：跟踪、盯梢、罚站、弯腰、低头、燕飞、拘留。连敲带诈，让干部脱了衣服到外面冻着。工作队动不动就掏出枪来威胁干部……王光美住的四队武斗最凶。在斗争四队队长赵彦臣时，王光美到场见赵彦臣正在罚跪，就鼓动说：‘你们搞得好，搞得对。’‘坚决支持你们，就用这个办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体罚之风，越演越烈。”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燕飞”，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 它很可能就发源于“桃园经验”！ 据海外新闻单位的不完全的统计，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这些“四清”成绩，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中被证明绝大多数是冤、错、假案。

文革初期在清华大学迫害大批无辜师生

文革初期，刘少奇故伎重演，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再一次派王光美作为“普通工作组组员”的名义去清华大学直接指挥运动，立刻成为“太上（女）皇”。在王的指挥下，工作组非但立刻把校长蒋南翔和所有的副校长全部打成“黑帮”，而且残酷地迫害无辜师生。工作组一进校，就责令全部“干部”，包括教研组正副主任全部“靠边站”、“上楼”批斗。清华群众形容当时的乱斗场面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全校五百多名干部中，被王光美知道的工作组打入“黑帮劳改队”的竟占了百分之七十之多！

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据文革后统计，十年中清华大学共有包括武斗致死的“不正常死亡者”48人，其中被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就达三分之一左右！当时年仅20岁左右的工化系学生学生蒯大富不过因为“革命”过头，对工作组提了一些意见，立刻被王光美和刘少奇打成“反革命学生”，就地监禁批斗，也搞得他差一点自杀。结果这一事件被毛泽东利用作为打倒刘少奇的一着妙棋，蒯大富成了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造反派红卫兵请冈山兵团的“蒯司令”，王光美反而成了“反革命”。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在全校批斗王光美时，笔者正在北京串联，住在清华大学。我和当时清华大学的不少师生谈起王光美在清华的所作所为，所有和我交谈的师生都认为：王光美言行虚伪做作，整人心肠狠毒，虽然造反派斗她的大会有些过份，但这也是她在清华作恶多端的一种报应。

应当指出的是：王光美在文革后只是强调自己受迫害的那一面，而对于自己从四清到文革的迫害别人的经历，却做了种种不应当的辩解。比如，她在不少场合仍然把她在四清运动中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和今天的“反腐败”相提并论，来证明自己残酷迫害别人的正确性乃至预见性。这些都是毫无反省和忏悔的一面。

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

尽管王光美有不错的学历和现代化的打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伟大的现代女性”。王光美在嫁给刘少奇以后，按她自己的自白：“一心一意地帮助少奇同志的事业”─当然是中共在中国重建封建王朝的事业。王光美作为“少奇同志派来的代表”，从来没有自己的个性，有什么独立的“现代女性”而言？

值得一提的是: 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对迫害自己丈夫致死的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少奇还没有正式平反的八十年代，王光美和她的子女还基本上对毛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的。据说她在看歌颂周恩来保护刘少奇的电影时拂袖而去，因为周其实是迫害刘致死的罪魁祸首之一─刘的专案组长。还据说在刘少奇的追悼会的悼词中，她坚持删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等令人作呕的字眼。但从九十年代开始， 随着榻的儿子刘源步入政坛，不久又在武警担任了总政委， 她的两个女儿也纷纷成为经济改革中的最大的特权阶级 ─ 海外中资公司的老板，她竟然也一反常态、开始肉麻地谄媚杀夫的毛泽东了。最恶心的例子便是她对评剧艺术家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以至纯朴真诚的新凤霞都十分鄙视地说：“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还说这样的话，你说坏不坏？”王光美的言行， 至少是表现了她为了维护封建皇帝毛泽东的党性，强行抑制了自己最为一个“现代女性”的人性。

其实，这里蕴藏更深的还是她对于她家庭的特权利益的切实维护，尤其是对于儿子刘源进入中共最上层的政治圈的权谋考量。由她牵头的刘、毛两家后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聚会其实是刘源一手策划的“政治秀”。刘源从军以来，虽然已经官拜武警总政委和军事科学院政委，但是离开总政治部主任或更高的位子还有距离。据说其中的原因和刘少奇原来在军界并没有根基，而忠于毛泽东老军头们对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也颇有戒心有很大关系。为此，刘源策划了这一个异乎寻常的聚会，主要是为了向军界表明：他虽然是刘少奇的儿子， 但也是忠于毛泽东的。而王光美为了儿子的飞黄腾达，自然也心甘情愿地作了这一“政治秀”的主角。这里，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出嫁从夫、夫丧从子”的封建女性的形象。

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为了埋葬一个时代。

首发《争鸣》2006年11月号

而今日之共产党，就是当年的国民党，他们也在说中国人民的素质不良，“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又是何等的伪劣啊！人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也可有同样的悖论：“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其实毛泽东（假设是他）说得好：“……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也就是说先改造政府，才能更有效地改造人民。而共产党反对民主，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劣质政府，连改造的可能也没有了。

重温：中国共产党在野时论民主自由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其实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党的领导地位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新闻自由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它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关于选举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2006 年10月15 日，”民主建国会”（ “民建”是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山东大学总支与淄博周村区区委一起举行”学习贯彻中共六中全会座谈会”，参加的人除了会员，还有中共周村区统战部部长、副部长、淄博市人大副主任、 “民建”淄博市主委和”民建”山东省委的干部、山大主委等共三十多人。

现在写出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过程。

（一）两次把我叫到会场外，不让讲话

山大”民建”，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有召开这种座谈会了，平日的活动是一年搞一次旅游，这次会议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我打算在会上发言。

座谈会，主要是”民建”干部讲话，以后由一位教师做”辅导报告”，报告很长，拖到11点多，我写了个纸条”是否能讲得简练一些”，交给主持者，结果他把条子压下，我又写了同样的条子递给他，他仍然无动于衷，我就讲，请留下点时间，我想发言。于是他紧张起来，把我叫到会场外，让我不要讲，我则坚持要讲，回到会场后，主持人又找了其它”领导”，到外面交谈，又把我叫到会场之外，与省”民建”的一位”领导”一起做我工作，要我不要讲话，说回学校再讲，我问他回校以后是否一定组织讨论？他则不愿做肯定答复，我表示还是要讲！说罢就进了会场。

（二）我表示了有退出”民建”的想法

辅导报告做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我立即站了起来（其它人都是坐着说话），说我要讲几句，先是介绍了姓名，说我已经退休，很想与人交流！今天开这个会感到高兴。我要说说自己的观点：”民主党派”作为政党，他的的主要任务是参政议政，我们应该讨论政治问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山大”民建”不讨论政治问题，我对此很不满，曾经想退出”民建”，现在有人退出共产党，我也可以退出”民建”。

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什么叫和谐社会呢？”和”字是”禾”加”口”，是人人有饭吃的意思，吃不上饭，当然难和谐。”谐”字，左边是个”言”字，是言论的”言”，右边是个”皆”字，合起来的意思是：人人皆有讲话的权利，也就说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才能和谐。在”民建”应该保障会员的言论自由。

“文革”当中，我讲了几句话，结果被捕，后来判了七年徒刑，现在好一些，私下讲话，不会被抓去坐牢。但有些批评当局的言论，有些敏感的话题，还不能在报刊上发表。四年前2002 年，我写了一篇论党内民主的文章，就不能在国内发，后来只能刊登在香港的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我讲了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搞党内民主，后来原苏联地区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而台湾国民党一度不讲党内民主，2000年杀出一派宋楚瑜，丢掉了政权。

禁止人们发表不同政见，是不可能和谐的。

（三）有位领导人说不要再讲了

我讲了一半，有位领导人说：”不要再讲了”，我有点儿火，问为什么不让我讲？我说：咱们民主党派要讲民主，咱们'”民建”‘的全名是”民主建国会”，如果不讲民主就应该改名字，干脆去掉’民主’，叫”建国会”算了。我还说：”我认为今天不让我讲话的是少数人，为了判断我的认识是否正确，请在座诸位，凡不希望我讲下去的，举起手来，看看有几个人？”结果三十多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举手，倒是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说：”让他讲下去吧！”，于是我继续往下讲，我说：咱们民主党派搞一些旅游活动，无可厚非，但是单纯旅游不能体现我们是一个政党，要让人讲话。

（四）关于扩大党内民主

我说：这次六中全会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民建”也应该扩大民主。重要的是改进选举制度，要加强每个会员的选举权利意识，过去我们的选举，没有形成竞争机制，基本上是上级指定几个候选人，实行等额选举。为什么不实行差额选举？就拿共产党来讲，十七大班子不好定，为什么不可以差额选举？选一个总书记，可以两个候选人，一个胡锦涛，一个曾庆红，看大家投谁的票。常委候选人可以更多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增强选举权利意识，要尊重自己的选举权利、投票的权利，不能随便在选票上划圈（同意）。

我们的山大”民建”主委是市政协委员，他每年要去开一次政协会议，开会之前他应该征求”民建”会员的意见，会后向会员汇报会议内容。如果他明年去开会不征求大家意见，回来不汇报怎么办？

我自己可以明确的表示，下次”民建”改选我不会投他的赞成票，”民建”主委也可以换个人来当。我以前当过十年济南政协委员，每年要去开五六天会，开会主要是听报告，很少谈敏感的政治问题，主要是领会上级精神，没有多少参政、议政的事。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开完会之后应该向选民汇报，倾听选民呼声，开会要反映民意。

（五）政党的重要功能是参加选举

在一个民主国家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参加选举，提出候选人，组织竞选活动，下次在选举县、区人大代表的时候，我希望咱们”民建”， 能够组织会员讨论选举，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辅助他竞选，让大家看看山大”民建”到底是不是一个花瓶。

根据中国选举法规定，各政党、人民团体和十个以上选民联名都可以提出候选人。我们”民建”既然是一个政党，就应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我建议，选举开始后，”民建”山大东区支部召开会议，讨论选举法，提出自己参选的候选人。我建议东区”民建”主委召开这样的会议。如果到时候他不开这个会议怎么办？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在下次”民建”支委改选时不投他的赞成票。

上次我们山大”民建”总支换届时主委得了个全票，没有一票反对和弃权。我想下次如果他不能履行他的职责，他就不会得到全票，至少我不会再投他的票。

公民的选举权和”民建”会员的选举权，是个神圣的权利，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实实在在的一个权利。除了这个权利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实在的权利呢？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要充分利用这个权利，在选票上不能随随便便的划圈。我建议东区的支部负责人，能够组织大家开会讨论人大选举和提名候选人的问题，如果他不召开这样的会议，又没有满意解释，我下次支部改选的时候，我不会给他投赞成票。

（六）民主党派是不是政治花瓶？

最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了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的讲话，他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并从各种角度加以论证。但我认为，民主党派是不是个政治花瓶，并不是我们 “民建主席”说了算的事情，要看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映。据我接触，在基层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就是个花瓶，这是很多人多年来形成的观念，有的说法比这个更难听。要改变这种观念，必须要有实际行动，首先”民建”内部要扩大民主，要对执政党实行有效地监督。如果我们在自己内部都不能实行民主，怎么能改变”政治花瓶”的形象呢？

（七）纪念”民建”创始人章乃器先生

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章乃器是主要创始人之一，”民建”在1949 年前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做了大量工作，建国后章乃器被选为粮食部长，但是在1957年却被打成”极右分子”，撤了部长职务。主要的根据是章乃器当时说了不要搞个人崇拜，说对毛泽东也不能搞个人崇拜。现在看来他的讲话完全正确，但是他戴着右派帽子过了22 年，”文革”被打得遍体鳞伤。直到现在他的事迹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民建”中的很多人也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应该纪念章乃器，学习章乃器，出版他的传记、文集。

（八）国家大、人口多不是贫困的原因

中午吃饭，有人讲，咱们中国人口多，国家大，不好治理，认为这是贫困的原因，我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我说：”如果真是国家大，人口多会造成贫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统一台湾，统一之后不是国家更大，人口更多了吗？不是更难治理了吗？

北朝鲜人口只有2000万，是个小国，为什么那么穷？和它一线之隔的南韩，人口是朝鲜的一倍，为什么那么富？人均收入差几十倍 ？他们原是同种、同族、同文的一个国家；它们的贫富差别只能说明重要的是制度、是体制。说国家大了，人口多了，不好治理，那是为自己的落后找借口。”

今天参观了”民建”周村支部的档案室。我感觉办得很好，把每个会员发表的文章、著作、获得的奖状和自己的简历都放在里面，而且采取开放式的，使每个会员都能来查看，使会员之间得以交流，而且外边来的客人也可以查看，做到互相交流。这种透明开放式的管理，值得我们学习。建议山东大学支部，也能学习这种管理方式。

（九）在洗手间中的致意

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者，除了一些领导人和作辅导报告作者之外，一般会员只有我一个人讲话。会上也没有会员对我的讲话进行批评或者肯定。但是会后去洗手间，却有几个会员围着我，说我讲得好，讲了真话、实话、讲了他们的心里话。

这说明了民建内部过去没有建立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

会议结束前，主持者进行了总结，他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民建”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的领导。我本想和他商榷几句，但是快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也不想使主持者为难，所以没有再发言。

共产党要领导”民主党派”，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在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也有人主动要求共产党来领导自己、指挥自己。最近”民建”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在谈话中就说：”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种指挥，无论从历史或者从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 年9月20日），对这种看法，在民主党派的成员中，有些人持不同意见，但是反对意见在国内甚至”民建”内部都没有发表的机会。

（十）我的态度

大陆现在有八个”民主党派”，一个执政党，这些政党组织的成员有七千多万，他们各自的思想、行为、独立性、自由度有很大差别。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伟大的由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期，现有的政党成员，如何发挥作用值得探讨探索。对这些政党的批评，揭露文章在海外已经有很多了，国内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禁区。

我自己由于多种原因，在1988年加入了”民主建国会”，还当了省委委员，山大支部副主委。在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党派”的成员，觉醒之后，如何尽到自己的责任呢？有人说要退党，我不反对，这是他的自由权利和选择。但是我又想，做为一个”党派”内的异见人士，原本别人就是想孤立你，把你边缘化，离开了那个政党（不管是花瓶还是执政党），在没有结社自由的社会中，如果没有更合适的群体可以参加，那不是更孤立、更边缘化了吗？所以我想也可以利用自己”党派”成员的身份，利用人际关系，”党派”活动讲话的机会，表达观点，维护自己和”党派”成员的权利。当然在”党派”会议上讲话，要注意分寸，不能象海外发表文章那样秉笔直书。

我对”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并不留恋。我要在”党派”的会议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讲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对”党派”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如果因为在”党派”内部讲话，而被开除党籍，我也不后悔，对开除，我一是不怕，二是准备，三是现在不被开除也好。在过去的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一些不同的政见，最近又讲了一些，我根据回忆（没有讲稿），把这次讲活过程书写出来，错了欢迎指正。

2006年10月30 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