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发短信问怎么看陈良宇案。我说我更在意郑也夫教授拿他的朋友景天魁先生开刀，挑战共产党的文科院士评选。评选文科院士是于光远们呼吁的。一开始徐友渔先生就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不可能评选好，没有文科院士也罢。中国的理工院士评选就够乱的了，文科祇能更乱。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讲究。文科院士如果是一颗笼络知识分子的诱饵，因而把“政治上合格”当成首要标准，那就一定要弄成儿戏。抓陈良宇在程序上面有没有问题？
抓陈良宇的程序问题
当年抓了陈希同我没有高兴，因为看到听到很多利用反腐败搞权力争斗的议论。陈希同即便该抓，也有一个谁来抓、怎么抓的问题需要追问。陈希同成为高层领导人和他的成为阶下囚，我等平民百姓都完全蒙在鼓里。陈希同慷慨激昂批判自由化和他的被判刑，自由化人士和陈希同都没有能够公开为自己辩护。这不是法治社会的现象。不是法治社会，即使坏人被抓被办了，也未必值得高兴，因为这样的社会更可能胡乱伤害到好人。我们不能说：陈希同啊陈希同，也有你的今天啊，看你1989年参与镇压学生多猖狂啊……这是共产党的革命文艺中常见的，完全是以暴易暴、冤怨相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人上人下翻烧饼的陈腐政治。陈希同案发之时数得出来的胡石根、余志坚、刘贤斌等几十人还在黑牢里，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王泽臣等几十人相继被抓。这些民运人士难道不是被抓被判得很冤吗！
就算是邓小平被抓了，祇要是乱抓的也不值得怎么高兴。当年毛去了，抓了四人帮，连邓小平是吉是凶也不踏实呢！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又祭出四项基本原则，直到今天，他的种种罪恶还在延续。放长眼光看几千年治治乱乱，皇帝不知被抓被杀了多少回，这个中国到今天还这么烂，还这么几多欢喜几多愁，悲喜无常无非泪飞血溅掉人头！
所以我几乎不假思索地跟友人说：陈良宇被抓我谈不上怎么高兴。不是说我喜欢陈良宇，事实上毋宁说我很不喜欢，但情感的喜欢不喜欢不能代替了社会理性。
什么理性？我想这个社会理性，在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中基本缺如，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也难觅踪影，在所有的文学艺术中也没有明示，甚至在哲学和太多的思辨玄谈、实证学术中都没有可信靠的逻辑的、知识的相关性！为什么呢，这个理性不属于审美伦理，更不属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范畴，也同样不属于一般的求真范畴，它不是关于宽恕宽容的说教，不是关于果报轮回的现象揭示或者“规律”颁布，而是一定要懂得了实质正义、程序正义的关系，一定要懂得了人权、公民权的法治基础，一定要懂得了民主宪政的游戏规则，才能领悟、认同的现代政治。不管你有怎样的艺术才华、怎样的道德修养、怎样的知识学问，祇要你不关注现实利害冲突，对社会的公正与进步漫不经心，你就一定不懂得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魂所在。对不起，我这样说真是可以自夸为我的重大发现了——就算是你把政治学说的研究当成了专业，祇要你祇把学术当作饭碗，当成货与帝王家的文武艺，你就一定不能真正拥有现代政治智慧。我这一发现与经验高度吻合，你看很多中国的政治学教授、哲学博导、文学艺术家、宗教信徒，不是连工人农民中的维权人士，连中小学毕业的“民运分子”都不如吗！
刘亚洲先生承认他所钟爱的文学，对于改善今日中国民众的命运，基本无用。这是诚实、坦率的话。我的上述“人类观察”，不过是一种更为彻底、冷静的“同理可证”罢了。（不过，我依然承认例如文学家的随笔往往比哲学家的演绎更有魅力，因而我常常很喜欢读刘亚洲、韩少功、史铁生们的文章。）
这样，我怎么可能相信神学自由主义、基督教宪政、儒家甚至公羊学宪政云云，不是方圆难凿的呢？
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
我当然承认获得现代政治智慧的过程比上述分析来得更复杂。我是用活了几十年的经验说话：对于人际关系的安排、社会政治的进步而言，人类的很多精神活动、知识学问，基本上是无用的。我这里当然指的是人文社会领域，不必要扯到科学、技术。譬如，怎样做好父亲母亲、怎样交朋友、怎样恋爱、怎样谈生意，等等等等，这些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智慧”，离开了具体活动，任何不及物的知识传播过程都无济于事。秦辉先生说，例如自由主义的根据是不需要论证的，这一论断本身已经逻辑地涵盖了我的上述发现。这不是学问无用论，而是精神活动有限论。实质正义、程序正义都主要是人们在活动中摸索、调适的，它赖以生发的前提祇有一个：人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活动中来。怎么个平等？没有了压迫，有了真实的人权与公民权，就是平等。暂时能力上的差异要紧吗？放心吧，用不了多长时间，能力上的差异会很快可以忽略的。后来成了中国民政部救济司官员的王振耀基于村民自治开展的事实说：现在农民的政治觉悟比教授还高。说到现实政治素质高低，共产党及其花瓶党才是最低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政治品质比很多村民委员会都不如。但这当然不是知识技能意义上的。这个现象用不无哲学意味的话来总结就是：知识、学问、才艺等等比起人的良知（对基本是非善恶亲疏利害的判断力）来，可以说什么都不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不识字的父亲就常常（不无民粹之嫌地）教训我：人可以不识字，但不可以不识事。
中国现在的“识字人”群体仍然处于低级混沌阶段（远远没有工人农民中的“识事人”那样的简明、鲜活），其中的一大纷乱在于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不仅是我的观点是：不可以仅仅从实质正义看问题，因为这样难以与民粹主义、乌托邦强制、警察教师合一，形成逻辑上的隔离；也不可以仅仅从程序正义（形式正义）看问题，因为它难以避免恶法肆虐、民众被困于恶政——结果当然难免以暴抗暴（历史经验祇在时空酝酿的差异、代价的大小）。以暴易暴当然谈不上程序正义了，但在实质正义上是有历史的统计学根据的，这就是：一般说来，民众反抗统治者是正义的。现在的中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群众反抗暴政事件，这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装瞎的重大事实。对于中国的进步，不论幸与不幸（我当然首先理解为不幸），这一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各种政治力量思考和角力的出发点之一了！
如果说强调程序正义的深意在于走出治治乱乱的循环，那么，在求程序正义而不得的今天，强调实质正义则更有揭露、批判腐败不公的鲜明、尖锐、防止政治“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强盗恋爱）的深刻清醒。
陈良宇的被抓是实质正义还是程序正义抑或两者兼具呢？A，假定陈良宇是有罪的，抓他的人是正直美德的化身，那么，首先应当说是符合实质正义的；B，抓他的人难说，则结论难做；C，抓他的人也不是好东西，那当然两种正义都谈不上。
在传统政治的范围说话，抓陈良宇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将来陈良宇的力量实行报复，所谓剃人头者被人剃，将来自己也有被抓的危险。有精通宫廷政治的观察家说：陈良宇无疑是江泽民的人、上海帮的干将，这次被抓是江泽民与胡锦涛做的政治交易，是他的挥泪别马谡。我的看法，上海帮已经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应当用权痞腐败集团这个概念来说事。难道几个几十个上海帮政要过气了，就不说事了。江泽民当然是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六四以后的疯狂腐败工程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责任。胡锦涛一上台有朋友就与我争论胡锦涛是不是江的人。我说祇有这样的问题我才感兴趣：敢不敢顺应民心与权痞暴富阶级开展坚决的斗争。后来传出来胡锦涛要向北朝鲜学习之类的消息，不论真假，我关心的是：他释放出来与北朝鲜根本不同的信息了吗？最近又有胡锦涛谴责越南背叛社会主义的消息。坦率说，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胡锦涛就把中国的事情弄低级了：如果他自己没有腐败而且真想用老左的办法反腐败，那么，失败的一定是其实与民众不会心连心的老左；如果他即使自己不腐败而且所谓反腐败祇是一仍旧贯地做做样子，那他就祇能在官场内斗中凄惶度日——无论哪一种，客观上都帮了权痞暴富集团的大忙！
铁板钉钉的事实是：2006年胡锦涛针对“郎旋风”以来的某些舆论，两次讲到要坚持改革不动摇。而这两次都是直接面对上海帮讲的，一次是在两会期间的上海代表分会上，一次是在上海。好像上海帮是改革的代表似的。他这样说是安抚、迷惑上海帮吗？胡扯！
胡锦涛改革与现代文明无关
自从辛亥以来，中国的政治人物才有、也祇能有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类。胡锦涛的改革是什么？已经有太多的事实证明了与现代文明无关（这当然不是说可以盖棺论定了）。拿老左派的东西来反腐败不是不可以，但难度很大、风险太高、后果更难预料，坦率说，很容易遭遇极右政变的抵抗。理论上就实际上都隔离于民众而言，官场老左比民间民运、维权人士更难以被权痞暴富集团容忍——谁是真诚的老左？如果不敢挑战实为向暴富集团开放权力的三个代表、祇是拿四项基本原则来镇压例如民运、维权人士，你算是什么老左？今日中国比权痞暴富集团力量更大的祇有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人权的人本、民本，离开了法治的和谐，离开了民主自由的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都不过是梦呓、谎言而已。
相对而言，胡温当然比江泽民时代多作了些不坏或者较好的事情。但是有所开明不过是杯水车薪，或者千年不鲜见的让步政策。抓了陈良宇甚至连上海不听中央的问题也无济于事的，因为各地方的例如不肯放慢热财政政策，其实是中央的潜在需要和现行政治制度所纵容的。可以说，中央经济宏观降温政策在各省市都遇到抵制，除了政权维系上的政令畅通，其他没有一个方面不表明了中国的无政府状态，远不是一个上海不听话。
要说不听话，谁不听话、不听什么话？腐败、不公泛滥无以从制度上遏制，和谐社会怎么和谐？坚决不给人权怎么以人为本？民众的公民权空白便无力要求改变低工资超经济剥削，无法阻止滥用能源资源，又怎么能够建设节约型社会、可持续发展？不要说地方，就是胡锦涛温家宝自己都无法听自己的话。
当然，谁都知道胡温面对中国的种种危机是有些着急焦虑的，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即是胡锦涛不搞政治改革，我也替他着急。但是，腐败集团已经高度流氓化痞子化，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没有，断断没有！三个代表写入党章宪法，邓小平、李鹏、江泽民家族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要说《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已经说明了太多，就算是无关紧要，那么按照传统的反腐败，你敢把江泽民、李鹏抓起来吗？
如果敢，那倒未必真要先抓起来，而是应当真正稳健地推行政治改革，例如进步人士早已说滥了的从新闻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开始，先行发育公民社会，赖以增强民众的抗击打能力和妥协智慧，减少动荡的危险。如果敢，那么，祇要没有公民社会的发育，祇要是宫廷黑箱式的“乱抓”，至少我在这里是要表示反对的，因为这极可能将中国引向动乱的深渊，同时，如前所述，对解决“中国问题”也没什么意义。
坦率说，我是极不喜欢中国共产党的，但我不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完全出于社会理性，坚持认为，中国摆脱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官场内部争来斗去，尽管这或许是撕破铁幕的第一步（甚至或许是民众力量被真正引入的必经环节）；也不是今天你倒下明天他趴下；更不是永无休止的权谋权术；尤其不是毛泽东式的发动群众乱打乱斗一气。而是要真正想到民众的苦难，想到共产党官僚们实在太没有人性、太缺德了，真正通过归还民众的人权、公民权，同时以主动的宽容和解行动请求民众的宽容和解——以我的观察和想像，中国民众在感受到善意时是很容易用善意回敬的。至于共产党内特别多的野心阴谋家，我相信经过不多时的公民社会发育，例如目前台湾经历的“必要的振荡”，就像一个人的呕吐腹泻一样，接下来的肯定是回归平静，不可能被野心阴谋家们牵着走，而且我看大陆的优秀人士并不太少，完全能够在公开的平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舍此，中国灾难临矣！
首发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