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谁是陈良宇之后?

关于陈良宇的命运,外界一直有传言。但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陈良宇的最终命运比传言中更惨。 和黄菊一样,陈良宇是深受江泽民赏识的,因此,他对江泽民和“三个代表”的吹捧从来不遗余力。直到今年三月份之前,几乎听不到他在讲话中使用“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样的语句。

而当他终于将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与“三个代表”相提并论的时候,似乎为时太晚;上海市长韩正甚至已经在某些讲话中祇提前者,而“不小心”忘记了“三个代表”,他的急转弯也许显得突兀,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总算成功地保住了自己。

在宣布对陈良宇进行审查的新华社文稿中,我们从头到尾看不到“三个代表”影子,文字中出现的,祇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祇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没有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三个代表”,一个字也没有,祇要对中国政治稍有研究的人都明白这对江泽民和“三个代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记得,当年在公布陈希同辞职的新华社通稿中,还安慰性的提及了他在“六四”镇压中的贡献,可是到了今天,当江泽民的得力干将被迫下台的时候,胡锦涛竟然懒得拿出几个字来安抚一下江泽民先生。

这样的通稿清楚不过地告诉世人,拿掉陈良宇,就是拿给江泽民看的,后面的事怎么做,就看江泽民识相不识相了。

北京之春

川 歌:“和谐社会”浅论

“和谐社会”是中共近年来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名词,现在这一名词正借助于政治权力的推动遍布中国大地。人们从电视里、广播中、报纸上以至城市、乡村社区的墙报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应该说,“和谐社会”设想的提出是有其正向意义的,此一意义在于提出者在其中寄寓了关于社会理想化的一种状态,社会的和谐,和谐的社会,从人们一般的理解上应是可取的社会理想。正是从这一点含义上,我对和谐社会的设想持赞同、支持的态度,我也真诚地希望这一理想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但是,仅仅有设想是不行的,正如共产主义曾经作为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光辉灿烂的理想为人们所推祟一样。当某种理想存在着,仅仅是存在着,而人们并不考虑如何运用合适的方式、方法将理想转化为现实时,或者人们只是对某一理想顶礼膜拜,并不考虑那一理想也可能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与运用错误的方式去追索,那么,人们就仍然是盲目的,人们就仍有可能不断地去犯错――共产主义理想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引发的种种事实证明:即使目标正确,但实现目标的方法错误,人们仍然会不断地犯下重大的历史性的罪错。那些可以归属于共产主义名下的罪恶极为重大与数不胜数,足以令人类永久蒙羞与悲伤。

那么,仅仅有一个和谐社会的理想就行了吗?而且是一个什么样和谐的社会呢?人们又如何达至和谐社会的目标呢?这一切都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据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先生的最近解释,中国的和谐社会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应是讲求社会公正与正义,讲求社会利益均衡,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对此设想,我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好的设想,如果真有如胡先生所言那样的和谐社会出现,我也不会不赞成、不支持,但是,从胡先生的设想之中,我只是想提出一个疑问:在一党专政的前提下,那些社会公正与正义,那些社会利益均衡,那些民主法制能够实现吗?或许胡先生真有办法将他的设想变成现实,或许我的疑问是一个多余的不该提出的问题,对此,人们只能试目以待。我想说的是,我所理解的社会和谐与胡先生所说的社会和谐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元素已然不可或缺地为现代社会所需要,而且,这里的民主自由与胡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并不一样。这里的民主自由有其特定的含义,即这种民主自由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民主自由,是具有特殊内容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方式等的综合,而胡先生所说的民主自由则似乎仍然强调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强调它的一党专政的民主。我所说的民主自由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为前提,而胡先生的民主自由似乎并不强调实现中国人的普世人权,否则,中国为什么到现在仍然没有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权与其它普世的人权呢?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以平等、自由、博爱或仁爱为基石的现代发达社会,就像如今的欧美、日本等国家一样。那里的人们在早已确立了的现代民主自由的制度下生活,人人在法律上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谁可以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也没有谁再理睬那践踏基本人权的思想、理念与行为,而且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法律已然排除了社会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社会集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能性。胡先生的和谐社会却仍然尊祟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的马列主义,尽管胡先生已经扬弃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尽管胡先生已在强调“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但是,如果胡先生仍然尊祟那马列原教旨主义,胡先生又如何引领大中国摆脱那思想的羁索走向光明的未来呢?如果胡先生仍然打算让中国人在马列主义的思想监狱里服刑(事实表明,他正在这样做着),中国人民溶入国际社会必要的精神解放又何时实现呢?

当然还有社会公正问题,社会成员的利益安排与分配问题。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不可能允许极端的不公正存在,不可能允许少部分人依凭政治与传统的特权谋取比一般社会公众多得无法想象的利益。当今中国的国情已经令人极为沮丧,一方面,一少部分人依恃特权,采取各种方式大力获取积累社会财富,政府官员的贪腐行为已经严重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另一方面,人数极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水准极低且无任何社会保障的生活之中苦苦挣扎。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多少公正性可言。负责任的理论与历史的事实都证明:若想实现社会公正的理想,就必须首先在社会制度上作出妥善的安排。社会制度应当予人以平等机会去追求幸福(包括追求幸福),社会制度还必须给人以基本的社会保障。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现代社会所创造的巨量财富应可为必要的社会保障提供可靠的基础。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不应当是那种人民负担极重,统治者层层盘剥、巧取豪夺的社会。人们必须明白,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应当在维持一个有着必要的规模与开支的政府管理机关

之外再养育一个与这个政府规模与开支相当甚至更大的组织――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政党,这个超级政府。有资料显示,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党组织,这个政党事实是另一个政府,而且其权力与开支都极为巨大。这无疑加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制止腐败,共产党还政于民,共产党从超级政府的位置上还位于一般政党的合适地位,设置合理的自由竞争制度,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与保障制度,这是实现社会公正保证社会和谐的必要前提。我没有看到我们尊敬的胡先生有这样做的打算。由此,我意识到我的理解与他的想法与做法的差别。令人深为遗憾的是,我的理解是微不足道的,他的想法与做法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但是他却不能按现代社会的常识行事。作为一介书生的我,自然无法强制权力巨大的胡先生做什么,建议、呼吁也似乎无济于事。那向他建议、呼吁的高智晟先生现在已被他关到了监狱里,我再向他建议、呼吁又有什么用呢?或许他一怒之下,也将我关进监狱。将我等爱唠叨的讨人厌恶的书生关进监狱,天下就可以和谐了。这大概也是胡先生的一个思想。

再回到关于“和谐社会”的浅论上来。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早已出现,那就是在“和谐社会”的美名下,国家暴力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抓捕持不同政见者,继续严厉镇压自由信仰者,越来越多地用暴力打压、管制群体性的维权活动,这似乎表明,“和谐社会”的打造要更多地依靠暴力进行。可是,暴力之下有真正的和谐吗?我并不反对国家暴力在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内的合理合法的运用,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一社会、国家都还没有进步到不需要国家运用必要的暴力管理的程度,但是,合理、合法地使用暴力与对暴力的滥用、依赖不是一回事。不用、少用、慎用暴力应当是一个负责任的现代社会政府的义务,否则,人们当可看到滥用暴力的恶果,那恶果正是对和谐社会的打造具有最大的破坏性的。

至此,我的浅论也可
以结束了。或许可以套用一句古人的话语:一介书生,性喜议论,临屏涂写,不知所云?

首发议报第274期

诗人,贪官,李大伦,无耻文人余秋雨

李大伦“文选”

《感受郴州》: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

《五绝。小儿恬睡》: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

《开会有感》:上下会议开成河,大小华威皆蹉跎。扪心自惭兴利少,极目亦感旷官多

“有些方面确实退步了”:大吃大喝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是有求于我的请吃请喝,“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吃了嘴软,“酒杯一端,原则放宽”。有些是来了客人陪吃陪喝,“一杯白酒一壶油,一桌酒席一头牛”

“关于廉洁”:于是近几年春节和儿子上大学期间,有些人送的烟酒、衬衫等礼品和小额礼金也笑纳了……干部违法乱纪都有一个从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自己应吸取教训

李大伦与余秋雨苏仙岭下品茶说文

关于散文,他们聊得最起劲;关于文化,他们聊得很深。谈到李大伦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余秋雨说,李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着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

李大伦与黄永玉的交往故事(见内文)

黄永玉对李讲过一故事。甲乙两信徒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以吗?”神父说:“当然可以。”李大伦是否从甲、乙两信徒身上获得过某种暗示?

李大伦语录

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

拜托各位(煤矿老板)了,这个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添乱!

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负债,里根政府都是这样搞的!

必须(把一个得罪他的官员)调到一个发不出工资的事业单位

你(某县委书记)他妈的竟管到市委头上来了!

要通过发展民主,让腐败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藏身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悠悠万事两件大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李大伦仕途轨迹

临澧县长县委书记(全国学习临澧现象)——湘西州副州长州委书记、省农办主任(平淡)——郴州市委书记(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郴州“太上皇”

自称三无书记(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却是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

“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句话的原创者是李大伦

 


郴州四大贪之樊甲生、雷渊利、曾锦春、李大伦(从左至右)

综合报道: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台了一份与中央精神明显不符的“红头文件”,规定郴州境内任何单位、机构和公职人员,未经市委宣传部门许可,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和组织处分。

2006年5月23日晚,郴州昆剧院一派歌舞升平,参加一个座谈会的全国散文期刊主编和一些作家兴致勃勃观看湘昆剧团的精湛表演,由李大伦作词的昆曲清唱《郴州感怀》,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但原定出席晚间活动的词作者,此刻被湖南省纪委秘密带往了长沙,没听到文人们对他的赞誉。

有影响的政坛“大佬”

与曾锦春被抓后举城狂欢庆慰相比,李大伦的倒下,给人更多震动和沉重感。这位体格魁梧、举止稳健的官员,是1949年以来湖南在任上被反腐铁拳击倒的“重量级人物”。

“我们曾那样崇拜他,但他对人们的信仰是一种毁灭,心理上打击非常沉重。老百姓都说市委书记的问题都这么大,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没查出来而已!”一位因工作出色被李大伦两次“表扬”过的基层官员,向记者表达他的复杂情绪。

“我多次虔敬地向他汇报工作,现在想来是向一个大腐败分子汇报,心里直作呕。”郴州市直机关一负责人说。

郴州一位老干部表示,“党在地方的一把手,本应在当地拥有最高威信,如今却变成了人民的罪人。他在台上教育别人,却教育不了自己。现在郴州老百姓认为,洪洞县里无好人,就连一些干部也这么认为,执政党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

李大伦49岁入主郴州。此前,他担任过临澧县长、县委书记,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州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省农办主任。从公社一路摸爬滚打上来、当过2个市州和省直部办委“一把手”的资历,无疑增加了他在同僚中的份量。

湖南省委一位与李私交不错的官员说,李到农办后一度有些消沉,但后来“状态”明显回升,对自己应该有一个比较高的预期。记者阅读这期间他写的美文《感受郴州》,热力迸射,一连用了“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四个排比段式,表示“惟有执着一念,以今天的努力再铸辉煌”。已届天命之年的这位官员渴望再建功业的冲动毕显。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傅学俭对李第一印象不错。那是1991年临澧县发洪水,他在县委会议室听灾情汇报,中途进来一个中年人,浑身上下都是雨水,裤管卷到膝盖上,显然刚从抗洪一线赶来。有人悄声告诉他,这是县长李大伦。李赴任郴州前向他辞行,俩人倾心长谈一个多小时,傅嘱他“以廉为守,用人要正”8个字,李当时很激动,临走时犹豫片刻,从车后厢拿出两瓶酒执意要送给他。

5年后发生戏剧性一幕。全省领导科学年会在郴州召开,俩人坐在一起。傅学俭想起前不久在北京见过一个人,此人称通过关系找到了李大伦书记,希望搞点项目,花了一点钱,李态度很好,表示很支持――

“我有些担心,又不便直说,想到李大伦书法很好,就请他写个条幅,想以这种方式来提醒他”。傅学俭把“廉洁文化是领导干部不可缺失的精神食粮”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过去,李大伦看了看,侧过脸对老傅说:“这句话不好写吧,另想一句,再写。”老傅在李大伦退回的纸条背面,记下了李当时讲的话,这张纸条保留至今。“当时他为什么不愿意写,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傅学俭说。

同僚都认为李大伦政坛起点不俗。他在临澧时大刀阔斧,亮点纷呈,很快在全省县委书记中脱颖而出,新华社对“临澧现象”的报道引来大批人参观学习。相比之下,李在湘西和省农办这一段历史略显平淡,但郴州这匹“经济黑马”很快使他再次站到聚光灯下。不过据记者了解,这时对他好大喜功、浮夸不实的诟病也与日俱增。如郴州一些县里的干部反映,李每年以确保全省财政第二为目标,将“钢铁指标”分配下去,一些官员反对作假,地方人大强烈要求调整预算挤掉水分,受到李严厉的批评压制。

人“鬼”之间

郴州对李大伦有“前三年是人,后四年是鬼”的说法。一些人对他“出事”并不感到意外。雷渊利案发后,不少人就在议论,郴州的贪官不止雷一个人,比他问题更严重的人还有――这中间就包括市委书记。大家对他的议论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用人“看不懂”,二是热心为一些工程项目“现场办公”。

所谓“用人看不懂”,记者总结当地的说法,一是“口碑”不好的人上去了,二是“带病提拔”的人还上得快,三是用的干部大多数和“工程”有关。据悉,“三讲”中雷渊利的合格票差一点不过关;雷选举副市长时,李大伦亲自出面做工作,才比底线略高一点当选;2003年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官员进行评议,雷的不称职票是副市长中最多的。“可见雷渊利在出事之前,就已经是个很臭的干部了,但李大伦保护了他”。一位人大代表说。

从郴州市委组织部传出的一句“名言”是:“我们考察干部后怎么向李大伦汇报,考察我们的智慧:既要把问题点出来,又要照顾或者揣测他的用意”。

但众口铄金的指证似乎并不严谨。不少人提到一个“倒霉蛋”――原市国资局的局长,一般人都认为这个人不大跑官、要官,但在一次饭局上,李大伦的一个同乡对他拍胸脯,说可以帮他谋得财政局长的位置。不久在一次干部大会上,李大伦大骂此人跑官、要官,说既然你想调动,就干脆当供销社主任好了。此人当供销社主任后,感到仕途已经没有希望,就在湘粤边境与人合资开煤矿,但对政治还是比较热心,也憋着一口气。在一次会议上,他对雷渊利发难,指出郴州市近些年工程项目建设有问题,其中就涉及兴隆步行街。李大伦闻讯大怒。正在这时,上面要求惩治官煤勾结,此人立即作为官煤勾结的“首恶”刑拘、逮捕并判了刑。

“悠悠万事两件大事,招商引资、项目建设”。郴州众官员倒背如流的这一语录,是李大伦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的经典。他的注释是“靠原始积累太慢,靠银行贷款太难,靠财政投入太少,只有招商引资来得快”。官员们都承认他目光如炬,“抓住了牛鼻子”。但民间不同的解读是:郴州贪官的典型特征正是“和老板打得火热”。

2003年10月14日的《郴州日报》,报道了李大伦在雷渊利等陪同下到城市广场、兴隆步行街、兴旺步行街、五洲大酒店等项目建设工地“实地调研”,李现场强调,对外商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对职能部门要搞行政过错和行政不作为追究,项目业主遇到的问题要定人限时办理好等等。后来的调查证实,李大伦包括雷渊利、樊甲生这3名市级领导,都与上述项目业主发生了巨额利益输送。

为了证明李大伦身上“有很多东西看不懂”。有官员谈到李陪一位省领导视察整顿矿山的细节:李大伦当着这位领导的面,对几个矿老板破口大骂,非常凶狠。临走时他又折返回来,对他们拱手作揖:“拜托各位了,这个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添乱!”

有人还谈到一件事:一位省领导来郴州考察,饭吃了很久后李大伦才过来,居然后面跟着一位他的老板同乡,李一进来,就一一向省里的要员们介绍起这位建筑老板来。一位当地官员说“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场面有点难堪,李书记的做法很不得体”。

“李大伦刚来郴州,给人印象还是好的,大家都敬佩他敏捷的思路、调研能力和深入实际的作风,感到他有魄力,有头脑。但后来他用人和办事都变了,我们县区干部都感觉得到,后期他做的有些事情很‘过’了,有狠狠捞一把的味道。”

但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李大伦并不像曾锦春只认钱不认人,有好处就开绿灯,没好处或好处少就开红灯――谁给钱多就给谁办事!李大伦不是随便什么人的钱都接,人们认为这一点他做得比曾要好。

嘉禾县一位官员对李大伦被过度“妖魔化”不认同,他认为李身上“见不得人的东西很多”,但这些年郴州的发展有目共睹,客观评说,李是有贡献的。但他接着又谈了一件“自己看不懂”的事:常德临澧县有位退休干部的儿子患了白血病,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治疗,李大伦知道这件事了说,“这个人我了解,过去拒收礼金,办事正派,决不能让这种廉洁的人为难”,当即在郴州老板中为他筹捐了6万多元,令这位老部下很感动。

湘西自治州委官员透露,李在湘西工作时,通过秘书向组织上交过2万多元礼金,还上交过手表、金戒子、皮大衣、消毒柜和其他一些物品。据李自己透露,到郴州工作后他也向纪委或廉政办上交礼品礼金约128000多元,一些单位购买他那本颇有争议的《大伦书法作品集》的135000元购书款,也全部捐给了郴州市教育基金会――这是当地一家专门资助在校贫困学生的半官方机构。

但在目前查出的李大伦夫妇3200多万元“家庭存款”面前,上述数字真如肥牛一虱,李的捐缴举动更显伪诈苍白。据悉,湖南省纪委一位官员在郴州通报李的案情时表示,李大伦说自己是无贪污挪用、无行贿受贿、无嫖赌逍遥的“三无干部”,但现在查出他“五毒俱全”,既有经济问题,也有作风问题,涉及工程建设、矿产资源审批、买官卖官三个方面。他的问题数额特别巨大,手段特别狡猾,性质特别严重。

郴州“太上皇”

郴州市委大院连贯苏仙岭山麓,四季苍翠葱笼,李大伦喜欢傍晚散步。但很多公务员远远见了他便绕道走,不敢上前打招呼。市委一位官员说,他的生活圈子很奇特,除了老板和要害部门的头头,很多处级干部他都不认识。

郴州一些老干部对记者说,李大伦比较高傲,一般人不接触;他想办的事情,无论怎么都能办下来,很坚定执着,也有手段。过去每年过春节,都请老干部向市委政府提提意见,再吃一顿饭。后来会不开了,只吃饭。大家说吃饭并不重要,你一年到头说了365天的话,希望能抽出半天,也听我们讲一讲。但他我行我素,吃完饭就走。

老干部最后一次“让讲话”是2004年春节,有人发言中提到郴州市政工程太多太大,财政和老百姓都有点承受不了,改制企业的钱不兑现,工人经常堵大门,建议领导们算一算帐,量力而行。李大伦脸往下一拉,顶住话头说“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负债,里根政府都是这样搞的!”

一些老干部私下嘀咕,他这样独断专行,听不进意见,一定会出问题。

为了证明李处事的“霸道”,一些受访者提到了郴州的3个干部。

一个是安仁县一位乡长,头天晚上抓计划生育熬了夜,在李大伦陪去的省领导作报告时打瞌睡,李一怒之下,当场免了他的乡长职务。

一个是原市政法委干部资道斌。因当时市长与书记有隙,在签发文件时没有采纳李大伦的修改意见,李气得在主席台上大发脾气,迁怒于这位勤勉无辜的小科长,不容任何分说,第二天就把他赶出了机关,还下令“必须调到一个发不出工资的事业单位”。

一个是和雷渊利在永兴搭档的县长谷表信。雷提拔当副市长后,市委已决定由谷接替雷,领导找谷谈了话,雷打了移交,谷在全县作过了“就职讲话”。但对雷知根知底的谷对李大伦当面提出:你们用雷渊利可以,但千万不能让他管城建、抓工程,那样会出大事的!李大伦勃然大怒,一拍桌子:你他妈的竟管到市委头上来了!很快,这位主持了22天工作的“县委书记”,最后卷起铺盖到市科技局去报到。

不知谷的命运变迁是否另有隐情,但李大伦“插手工程也很霸蛮”的反映不绝于耳。如宜章莽山的水资源综合开发项目,有关部门建议实行国家目前大力倡导的“项目法人招标法”,将公益性的上游水库、经营性的下游水能梯级开发捆绑起来,以减少国家和地方的投资。但李大伦不予采纳,而执意要将两者分开,力荐北京一家公司搞很赚钱的电站开发。这样的后果变成了“骨头丢在这里,而把最肥的肉拿走了”。修水库没有了指望,水流改道还将导致下游原有的大小十几个电站基本断流。全国人大代表李常水等人上书反对,分管官员反对,但反对的官员很快被陆续调走。

一位人大代表认为,这一点李同曾锦春相似,当工程受到质疑时,李大伦马上对反对者实施“外科手术”,而积极配合的人多受到提拔重用,明眼人看着直摇头。

据记者了解,李大伦主政后期,权力被无限放大,大小事情决策基本是他个人专断。市委书记本来是地方各种利益关系调配、调整的主宰者,但由于他缺乏最基本的党性原则,不但把一些利益“调”到自己口袋里去了,还凭借“一锤定音”的个人霸气和监督失灵的机制缺失,提供了一种坏的价值导向,既保护了一批腐败官员,还制造出一个庞大的非法既得利益群体,加剧了班子内外大面积疡烂。他对郴州社会的伤害是深层的。

应当说,李大伦受到的主要挑战来自媒体,这是官员和老百姓较一致的看法。嘉禾高考舞弊、竹园宾馆淫窝、珠泉商贸城拆迁事件、全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等,还有被频繁曝光、难以计数的矿难事故。

2004年,在李的授意下,郴州市出台了一份与中央精神明显不符的“红头文件”,规定郴州境内任何单位、机构和公职人员,未经市委宣传部门许可,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违者将受到严厉的纪律和组织处分。新华社有关这份文件的情况反映引起高层重视,针对正常舆论监督设置的这个“土围子”才得以被打掉。

2004年李树彪案发后,李大伦公开在一次党政联系会上说,“如果媒体来曝光,就把他们的照相机、摄像机砸了再说!”现在来看,这与其说是李大伦气焰嚣张,不如说是他预感到末路来临的一种紧张。

“我吸烟时想着上帝,可以吗?”

李大伦听画家黄永玉讲过一个故事。甲乙两信徒都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到上帝,吃饭时想到上帝,吸烟时想到上帝,可不可以呢?”神父说:“当然可以。”

李大伦是否从甲、乙两信徒身上获得过某种暗示,无从得知,但他充满悖论的诡谲行止和分裂人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今天贪吏的复杂读本。

郴州有官员提及,曾锦春还在临武当副县长时就公开讲“当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哪个当官啊!”赤祼祼的强盗嘴脸暴露无遗。但李大伦人殊言异,红旗高飘。

他为惩治腐败“把脉”:当务之急是一方面制度不完善不配套,存在漏洞;一方面制度未严格执行,形同虚设。提出“要通过发展民主,让腐败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无处藏身”。

他说为政之魂在于身正,身正即为政之德,并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勉己并励人。

一位作家认为“李大伦风雅有才情”。在喜思考、勤动笔这两点上,一般同僚确实很难肩比。他的文章,多为旅途之中、工作之余缘事兴发,除表达“多少人情似故乡”的生活感悟,更多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读这些文字,很难怀疑他的真诚。

如他登八达岭长城-“千年往事付流云,成败乃民心”;驱车好望角-“瞭望两大洋,世界多宽广”;游东陵-“功过是非同厚葬,后人评说败与成”;上蓬莱岛-“海市蜃楼皆影幻,百舸争流即神仙”;游金鸡岭-“回首半山遗址在,放眼大地景怡人”;纪念黄克诚诞辰-“庐山直谏为真理,仗义执言胜魏征”。。。。。。

“李大伦是一个极其清醒的腐败分子”――这是郴州一位老干部的精准点评。如他郴州履新一年后写下《开会有感》:

上下会议开成河,大小华威皆蹉跎。扪心自惭兴利少,极目亦感旷官多。

2002年10月9日他观看全省“现身说纪说法”警示教育大会录相:

警示教育心震撼,前车之覆后车鉴。当年权重多风光,一旦贪婪跌深渊。地位是柄双刃剑,坚持改造世界观。廉洁自律何为最?权力金钱美色关。

事发一年前的“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李大伦剖析了自己七个方面的问题。“我的党性分析”这份材料尽管不无文饰,避重就轻,但仍可窥见他内心的起伏波皱,某些披露甚至逼近当朝官员的言说“底线”。

回顾近些年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城头变幻大王旗”之后,自己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曾产生过这样那样的动摇。。。。。。怀疑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会不会成为莫尔幻想的“乌托邦”。

他谈自己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看法――

“真理在电台,清官在戏台,当官靠后台”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是也不是,不是也是”的状态似乎普遍存在,文凭空的多,称职蒙的多,明星媒体炒的多,老板自己封的多,假作真来真也假。自己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太“正统”、太“老实”就要“吃亏”。所以也曾想用找靠山、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当手段去争取自己的名利与权位。

关于自律,他承认比起临澧和湘西时,“有些方面确实退步了”――

特别是近几年,大吃大喝的频率越来越高,有些是有求于我的请吃请喝,“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吃了嘴软,“酒杯一端,原则放宽”。有些是来了客人陪吃陪喝,“一杯白酒一壶油,一桌酒席一头牛”。。。。。。

面对“廉洁”这个最敏感的话题,李大伦如临深渊,言辞含混而谨慎——

近几年,自己也曾错误地认为,如今是“法不责众”,有些不廉洁的人不仅生活上过得“滋润”,而且有的还在政治上得了好处。这样,自己的廉政思想也就有所松懈,于是近几年春节和儿子上大学期间,有些人送的烟酒、衬衫等礼品和小额礼金也笑纳了(其中小额礼金属于亲戚、朋友的礼尚往来)。。。。。。干部违法乱纪都有一个从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过程。自己应该从一些中箭落马的干部中吸取教训。。。。。。

一个预知后果的玩火者。

从忠实的信徒到利益群体一员,这中间的距离与“人”――“鬼”之间,孰远孰近?在一个畸变环境里,官员的“两面性”无疑有利于自保,但认知李大伦的最大障碍在于,这个贪官的哪一面,似乎都饱满真实。

李大伦写过一首《五绝。小儿恬睡》――

夜半松涛声,云过月色明。轻手拂蚊去,恐惊睡梦人。

情感之真切细腻,让人隐隐生痛。这位慈爱的父亲,就是那个饕餮吗?

也许,李大伦标本的意义,只是一种设问。

 

新世纪新闻网附录: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与余秋雨苏仙岭下品茶说文

2003-10-30郴州日报新闻

郴州日报讯 因为白日里的绵绵秋雨,那天晚上的空气格外清新,土地格外滋润,郴城的夜色美丽得无与伦比。

9月16日晚,应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邀请,余秋雨教授在郴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广明,郴州市文联主席邓存健等人的陪同下,欣然在苏仙岭下的牧艺茶馆聚首,品茶论文。繁华挡在了窗外,室内弥漫着清雅的茶香。李大伦书记与余秋雨教授落座之后,没有过多的客套和寒暄,便直接进入了话题,关于旅游,关于文化,关于散文……一个是全神贯注思索着郴州发展,但业余时间挚爱着文学的领导者;一个是用大多数时间思考着文化发展,同时也关注着中国社会进程的名学者。两个人的话匣子一打开,就犹如江水滔滔不绝,不断地溅起朵朵浪花,浪花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启迪着我们的思维,诱惑着创造的激情。

关于旅游,他们聊得最多

李大伦书记说,郴州是一方美丽富饶的土地,地下是五彩的宝藏,地上是绿色的宝库。郴州旅游资源丰富,她既有“今人难见古时月”的神秘,又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内涵,更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生机。所以,我们提出,要把郴州建设成为粤港澳的“后花园”……

余秋雨接过话头说,是呀,用古代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块风水宝地。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这里的生态资源得到了良好的保护,这是一块少有的土地,是开发现代旅游的基础。我到过很多地方,觉得现在对旅游景点最大的破坏就是大家都在建设一些自以为对山水有功的建筑物,这往往是后代们感到非常痛苦的。对它,后人们必须要用爆炸的方式来取消。所以,旅游景点搞建筑物之前一定要进行整体的谋划,应该请几个有眼光的人来做常年顾问,中国许多成功的景点都有类似的经验。所以,得感谢郴州的有眼光的领导者和纯朴的老百姓,比较完美地保存了一块这么好的风水宝地,使它在矿产资源丰富的情况下没有成为一块“富裕但是不美丽的地方”。同时,余教授对市委政府提出的让郴州成为“粤港澳的后花园”的发展思路激赏不已,认为这是一个既切合实际,又大胆开拓的设想,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一定会取得可喜的成绩。

余秋雨说起了他看了郴州奇石展览后的感想。他说,这个展览让我大开眼界,我惊奇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且,它们与郴州的关系如此密切。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运回一些已经散失在外的珍贵矿石,把奇石展览做大做强。我到南非的时候,发现他们专门开设了一个参观开矿的旅游项目。开矿的过程是不美丽的,但还是有些人愿意了解这个过程。郴州的矿物资源太丰富啦,完全可以让大家来参观参观这些各种各样的开矿过程。旅游,应该是全方位的,只要有需要,我们就可以搞。

关于散文,他们聊得最起劲

话题谈到李大伦书记最近出版的诗词散文集《岁月如诗》,余秋雨说,李大伦书记有着特殊的文学身份,也有着记录社会的独特优势和独特生活,所以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工作,并且应该理性地记录自己的工作细节。邱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依靠的是真实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记录。从政的人,应该做一些历史进程的记录,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一些宝贵的细节记录。没有内容、没有细节的散文是贫弱的,没有生命力的。文章应该在大范围内思考,不能够成天吟风弄月,那样显得比较肤浅。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时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们的策论中都包含着许多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考,王安石、苏东坡、柳宗元、韩愈等人都不例外。他们的散文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主流。我们看到,他们的散文是充满了温柔明亮的篇章。

李大伦书记若有所思地颔首,是呀,我们应该认真地探讨散文在新世纪的内涵和发展,使自己多留下一些对后人有益的文字。能够流传千古的文章,不仅需要优美的文字,而且需要有它独特的社会和历史价值。

关于文化,他们聊得很深

李大伦书记说,如你所说,我们都不愿意郴州成为一个“富裕但是不美丽的地方”,都在为之努力。郴州应该形成自己的城市精神和文化魅力,郴州的文化也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我经常跟文艺界的同志们讲,在现在的社会转型时期,文化界不能隔岸观火,更不能全线退却,而应该走在改革的前列,为更多的群众传道授业解惑。

余秋雨说,是呀,这一观点对文艺界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文艺界应该主动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按社会的需要来记录和反映社会,要自己独立地考察社会,文化界不要变成一个记录琐碎的档案室。文学要个人化,也就是说要有个性。老红军有很多回忆录,但大多数都显得干瘪。其实,他们选择的题材是相当有魅力的,只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喜欢记录当时的大进程,却忽略了自己的个人细节。个人化的历程和细节的保留使文学成为文学。

夜已经很深,人已经微醺。众皆因茶香而醉,亦因这番意味深长的对话而醉。李大伦书记和余秋雨教授、刘广明部长等人步出茶馆时,街道上繁华的灯光映照在他们的脸上,也映衬着他们内心的深层思索……

綦彦臣:中国古代的两次学生运动及六四新议

引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抗议责任

在古代中国,“读书人”基本上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同义语,至少来说他们被赋予了政治抗议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是基于儒学的道德观(后来发展成经学神学),而且也基于墨家潜移默化的影响即可以为信仰而放弃行政职务,以及道学中悲天怜人的基本人权意识。

这里的“道学”,并不是指十二世纪中后期对儒学的贬斥用语,而是从李耳哲学(宗教革命)流变而来的学问。

中国官方确认的正统史书中记载的两次重大的学生运动,分别发生在东汉政治最腐败的桓帝(刘志)时期、北宋行将灭亡之际。此外,还有一次具有现代群体事件意义上的“亚运动”发生在曹魏末期,即着名思想家嵇康将被处决时——“康将刑东市,有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这次群体事件虽未能保住嵇康的性命,但它至少说明:(一)知识分子的良知没有泯灭,政治风险与思想创新的选择两相比较,后者占了上风;(二)作为东汉学生运动与北宋学生运动的隐型桥梁,确实具有参照意义。

一、要求政治刷新:东汉学生运动的诱因

对中国历史大概谱系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东汉的“桓灵政治”是那个伟大王朝最可耻的记录,其腐败程度为此前历史之未见。少数正真的官员不惜以身家性命为代价进行抗争,或者自标道德以别于外戚梁冀集团,仅仅荀氏贵族就“八龙”之称的8人如此激励世风。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叫崔寔的官员于公元152年即桓帝当政的第6个年头,写了《政论》一文要求政治改革或曰刷新政治。

反腐败政治斗争引入学生参与的爆发点,是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正直的官员朱穆被判刑问题。

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面对黄河泛滥、数十万户流亡的天灾状况,他决定采取了(上任前声言)坚定的反腐败措施。在东汉经学神学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大都认为天灾是由人祸引起来的。措施尚未实行,就有40余名有问题县级官员,解印而逃;上任之后,他纠劾犯有贪腐行为的官员,迫使一些人畏罪自杀。反腐败在地方而不是中央全面展开之时,宦官赵忠的父亲的尸体由首都洛阳运回家乡安葬;由于使用的玉匣棺材超越了身份,朱穆下令将掘开坟墓,进行检验。

宦官集团本来就受桓帝重用,并且掘人坟墓的行为也是违法的。这用违法执法的行为自然受到皇帝惩处。朱穆被免职罚到左校营作苦工。

太学生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在一名叫刘陶的学生带领下,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聚集、上书,估计率为30000万太学生的1/10到1/6之间。他们在写给皇帝的抗议书中直指宦官集团把持政柄的后果是“让伊尹、颜回变成夏桀、盗路”,并声称愿以“额头刺字、脚戴铁索”的刑罚换得朱穆无罪。

这次抗争,学生们胜利了,朱穆获释,但是,腐败未见丝毫敛迹。

在学生运动实质失败之后,学生们直接以与正直官员合作的方式,参与政治斗争,比如30000太学生中出现了郭泰、贾彪那样的二位杰出领袖。在这二位领袖的操纵下,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压力,即学生们对官员的评价标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真理标准,以致于有公卿大臣到二位领袖的住宅去交结后者。

在学生们广场(宫门)抗议与建立官学联盟过程中,也制造出过“亚群体事件”。公元161年,郭泰由洛阳返回老家太原,到黄河渡口送行的人(估计)超过了万人,因为史称送行车辆有数千人。

二、民族主义情绪:北宋亡国之际的血价抗争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对称的政治奇观,前者是东汉的“桓灵政治”,后者是北宋“徽钦政治”。这两对四人的政治虽有权力集团干预,但终究不是幼主当位而且皇帝个体素质并不是愚昧,只是在纷乱内政中措施失当或者说个人能力对政治惯性无权能作用,才使王朝政治崩溃。

桓灵政治,结束于一个具有体制内身份的军事强人董卓的介入;徽钦政治,则结束于一个完全“异种”的军事力量的打击。

公元1126年春天,面对北方的军事进攻,太学生千余人在其领袖陈东的带领下,到皇宫宣德门外广场抗议,要求重新启用主战派官员李纲。在写给皇帝的抗议信中,他们指名道姓地批评李邦彦等重要官员,并称李邦彦等七人为“社稷之贼” (——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痛骂“在职老干部”)。附和千余学生的民众也达到了数万人,其规模远超过了东汉那次学生运动。学生们也再次如东汉时那样,获得了表面胜利——李纲及主战派得以重任。并且,在钦宗赵桓最危难时机,太学生和主战的草根人士给了前者以最大的鼓励——在皇帝亲往金营交涉回来的路上,后者在道路上拜迎,以致皇帝对他说出了实情:“宰相误我父子。”并流出了悲感的热泪。

在一年后(1127年)的事变中,太学生还是积极扞卫皇室利益的:一个叫徐揆的太学生给金国人写信,严辞要求放还被掳皇族中的钦宗皇帝,结果被杀害。这次正义之举,也激发了马伸、秦桧等人的抗议情绪,他们也联名要求保护赵宋皇统并反对张邦昌代行中原皇帝职权的金国决议。虽然所有的对金人的抗争都失败了,但太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草根社会与官僚阶层都产生了正面刺激作用。后来岳飞强硬的主战政策,也来源于这“知识精英——草根传导——上层感动”的伦理合法性。

不幸的是,赵宋皇族的继承者(南宋建立者)赵构却一反其兄钦宗对太学生的宽容与认可的政策,以杀害其领袖陈东及民意代表欧阳澈为镇压手段,彻底否定了学生运动。

陈东之死存在巨大的变数:赵构当初(1127年秋)要起用这位知识精英,但是战局已经决定性地不利于宋朝,并且由于战乱而起的匪盗现象已经无法遏止,赵构决定采取弱势和平路线。赵构在罢免了主战派李纲之后,很快杀了陈东。从江西抚州(今抚州)徒步到皇帝暂驻的应天府(今南京)上书的平民欧阳澈,也被同时处决。

三、两次学生运动的政治审视

学生运动为传统文化与政治中的道德重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动力,同时,也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了可能,如东汉政治由皇权传承到(董操两大集团的)僭主政治。之于东汉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一)少数正直官员的激烈抗争,发生了党锢之祸,即遭受政治指控的正直官员终身不得复出为官。这项政策虽然后来由来自社会底层的骚乱(黄巾军起义)而取消,毕竟它为中国的腐败政治确立了一个遗传基因——镇压异议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不可遏制的腐败。

(二)底层社会不再对中央权力抱有幻想,因为他们与这个权力的交易链条发生了断裂。太学生中大量的成分不来自贵族,而是来自对底层社会品格好的青年人的举荐(所谓举孝廉制度)。太学生的失望,其实就是底层的失败。

(三)反腐败的典型案例不再有教育作用,只不过是腐败方式的转换。比如桓帝的继承者灵帝在除掉外戚梁氏集团后,反而将腐败的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皇帝公开出卖官价与爵位换取货币收入。

(四)为体制内的“野心人士”提供夺权的义理合法性和重大事变契机,袁绍集团与曹操集团均在此背景下兴起。
< BR>就北宋末年危亡之际的学生运动看,虽然运动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双方冲突”的街头政治,但是毕竟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抗议活动。它比东汉末年的抗议又进了一步,即动员或影响了低层社会的参加。这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纵观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的学生运动,都是与草根社会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最为重要的是:无论东汉还是北宋,政府一方都没采取清理广场式的大屠杀,也没事后进行大规模追捕即“秋后算账”。虽然说少数领袖人物付出了身家性命代价(东汉时杀了几位与太学生关系密切的官员),总算没有在体制内引发“镇压过度——政权义理”或隐或现的不休论战。

结语:六四新议——对现执政集团有利的资源

不管以后的历史是否把最后“理性升值”的六四运动——从反腐败到民主政治诉求——这样变化作如何评价,无论如何也应该知道六四运动具有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合法性:

(一)基于知识分子的历史道义担当,他们要做出群体性反应,至于这个反应是一场广场(宫门)之请还是舆论散播,只是手段问题;

(二)起初的政治诉求仍在体制内可以实行,如内阁职位的变动、党的精神领袖的变换,不成其为推翻政权的运动;

(三)解决问题的政治合法性与历史合法性,最后都握在学生手中。

第三个性状是由于政府方面惩罚过度造成了的。比之东汉与北宋,特别是北宋国破家亡之际,政府都没采取“清场”与“大追捕”,仅仅杀了一个学生领袖与一个民意代表。如果我们以经济学的简单模型来计算,结果是:北宋政府杀人的学生比例为千分之一;等而下之,杀平民的比例是万分之一到三万分之一之间。虽然至今政治学术界与历史学界没确切的1989年六四事件的“杀人数据”,但可以估计其比例远在北宋亡国之际以上,至少绝对值是高于北宋的!

六四事件的民间悲愤情绪正在淡化,国内政治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执政的精英集团与知识分子(不是“读书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经十七年之积聚,渐变为中共与自己宪法确定的阶级基础即工农(草根)社会的矛盾。所以,才有胡温新政要让“改革成果”普遍福利化的政策。

应当说,从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看,解决“社会——政府”之间的矛盾,有赖于一个有弹性的中间社会。这个中间社会的“隐型存在”,其相当一部分道义资源仍然掌握在六四一代人手中,既便是民间知识精英如1970年代出生者也有意识地向这个资源中心靠近。那么一个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胡锦涛政治,就应该明白:与六四政治资源中心谋求一种互谅与妥协,为彻底的平反作好前引工作,实在是“利益与战略”的谋求。

本文没有任何借机“煽惑”的打算,因为:(一)倘使胡锦涛政治的“和谐与人本”得以循序实现,日后(比如纷议的“30年之限”)的社会实质民主化转型之成本必然缩小;(二)现在,不是六四资源一方“强烈要求”平反,反而是执政精英一方需要利用这个资源;(三)体制内外自由知识分子很少要求“现在就改”,但是由体制内开明分子确认六四义理合法性的强大道德力量已经大幅度升值。

简言之,本文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在传统的边际上,向“一向缺乏史鉴观念”的执政集团提出一项忠告;在现代文明的开端之际,为民间优秀的道德精英提供一个“借助历史创造民主”的全新视角。

2006年10月23-24日构思于为郭起真上诉的奔波中,25日完稿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74期

朱健国:何家栋铁证“新中国”没有出版自由

海内外学人同敬的何家栋先生,不幸于2006年10月16日12时20分在北京同仁医院病逝,仅仅两天就被迫在北京匆匆火化!一些号称“和谐”者为何不让何家栋先生“和谐”从容地辞世——与众多朋友最后一别?这种远甚于对一般“两头真老头”特别压迫的根本原因,我以为可能在于:何家栋先生以他“中共出版家”60年的独特一生,证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无出版自由。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明写有“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何家栋先生以一系列亲历的经典风波一再铁证:中国近六十年来从无言论出版自由!何家栋的存在,让专制者深感难堪,所以,何家栋先生必须在死后两天便匆匆火化,尽快消失!

就像刘宾雁是“新中国”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全陪”,何家栋是“新中国”出版界“闯红线”的“全陪”——没有谁比何家栋更典型地贯穿了“新中国”出版界的一次次专制风暴。

自幼受到父辈自由民主理想激励的何家栋,于1938年投奔扛“新民主主义”旗帜的中共,1945年开始直接追求出版自由——于北平(北京)参与创办中外出版社,在“白区”秘密再版延安发行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禁书。不料四年后“新中国”成立,何家栋创办工人出版社,中国出版界反而由民国时出版自由不多的“白色恐怖”,变为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何家栋最初善解为这是“社会转型初期”的“临时戒严”,一时还积极配合变通,“为党当枪手”,急“救星”所急,编创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红色文学”,甘当《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故事的执笔人。到1956年,何家栋觉得“临时戒严”该松一松了,便大胆地出版刘宾雁“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结果定罪“向党进攻”归入“右派”。1962年因参与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出版,又被钦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大罪人。

原以为文革过去,宪法可以兑现,毫无出版自由的“红色恐怖”可终结,谁料虽然“改革开放”了,1979年重新改写出版的《刘志丹》,却马上再次遭禁;1984年何家栋主编《开拓》杂志,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结果被令销毁全部刊物,受到“提前离休”的“优待”;1988年6月,在于光远等人支持下,何家栋接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仅仅生存一年,1989年6月11日又被迫停刊;2004年5月,与陈子明合作,何家栋出任《改造与建设》网站法人代表,不到一年,《改造与建设》奉旨关闭。

更可叹,何家栋先生临终编辑的自选集《何家栋文集》书稿,竟然被人在2006年10月17日凌晨5点钟从出版者丁东家强行搜走!可怜何家栋先生追随马列68年,以“职业革命家”的热情从事出版事业整整60年,却四十年入准宫,十四年流放,七遭获罪,到死也不能自由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

难能可贵,何家栋先生始终毫不妥协——2005年6月25日,他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到因批评中宣部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焦国标,动情地大声疾呼:“保卫焦国标就是保卫言论自由!”如今我们可以说,哀悼何家栋就是我们自我维权!就是揭露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专制真相!

面对何家栋,谁能说中国有出版自由?谁能说中国有宪法?连宪法都是空话,岂能有希望“和谐”?

2006年10 月 27 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74期

刘逸明:中国还有多少个陈良宇?

据香港《动向》杂志引述人民日报记者《内参》报道,陈良宇的落马在全国主要地区都引发不同程度震荡,此次上海反腐风暴已在18个省市引发反腐连锁反应,各省市的党政干部、社会团体、知名人士纷纷致电中央政治局、中纪委,要求派遣工作组进驻,解决本地区腐败滥权黑幕。此事反映了中国民众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和反腐败的强烈呼声,曾在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扛出反腐败大旗的胡锦涛,如果是真心实意地反腐败,就应该正视群众的这种合理诉求,大刀阔斧地整顿官场。

中国官场的腐败并非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就开始高喊“反腐败”的口号,但震天价响的口号不仅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而且让腐败的蔓延速度一日千里。江泽民最大的“政绩”也许就是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腐败官场,他在年迈体弱后的无奈退出使得继任人胡锦涛既喜又悲,因为胡锦涛虽然可以对偌大一个中国发号施令,但也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遗留问题。即使胡锦涛有扭转乾坤之志向,但在人多势众的上海帮人马牵制下,他往往会觉得力不从心,因此,在十七大之前,清除上海帮的羁绊势力便成当务之急。

上海一直被外界视为江泽民的发家地,在上海官员前赴后继地进入中国权力最高层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已然成为中国政治派系中最有政治势力的一帮人马。在江泽民的庇护下,一些上海帮成员有恃无恐,极尽豪奢之能事,即使在江泽民卸任以后,很多人仍然不知道时过境迁之理,唯其马首是瞻,对第四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胡温不屑一顾。陈良宇便是上海帮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和胡温的公然对抗充满了不可一世的高傲和不识时务的愚昧。在权力可以决定一切的中国官场,陈良宇的落马并无多少悬念,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胡锦涛接任中共党魁的位置虽然已经四年,但如同江泽民当年似的核心地位却并未建立,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胡锦涛不如江泽民,而是因为江泽民给胡锦涛下的绳索太多,在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决策时,胡锦涛往往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多数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江泽民上海帮的成员。在胡锦涛上任后不久的2003年,因为开放媒体对非典事件的报道和废除收容遣送恶法,胡温赢得了民众和外界的一致好评,“胡温新政”因此而得名。然而,在极权制度的大环境下,胡温注定一时间难以成就大业,虽然他们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在各种社会问题的纠缠下,他们只会心力交瘁,更不用说有上海帮的掣肘了。

“越反越腐”是江泽民时代反腐败工作的一大中国特色,诸如陈希同、胡长清之流虽然纷纷拜倒于反腐败的旗下,但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当下,贪赃枉法却逍遥法外的大有人在。从古到今,中国民众虽然过惯了被愚弄的生活,但哪位官员是否清正廉洁却难逃他们的慧眼。早在陈良宇尚未垮台之前,有关他的丑闻和传言便此起彼伏,人们很容易觉察到上海民众对陈良宇的不满,但是,在陈良宇被中央查处之前,他哪一天不是风风光光?不是中国民众和中国媒体不知道陈良宇有罄竹难书的罪行,只是在舆论被官权垄断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无法发出或者是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为官权的极力压制,中国的舆论监督逐渐沦为了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贪官在位时,在主流媒体上根本就看不到半条有关他们的负面新闻,一旦贪官落马,有关他们的负面消息便铺天盖地、不一而足。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中国媒体这样做倒还可以理解,然而,一般民众也深谙见风使舵的处世之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贪官不倒不说话,这不能不说有些令人悲哀。也正因为贪官对民众性格的了解,所以他们敢于一面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呼“勤政、廉政”,一面又暗地里干一些贪污腐败的勾当。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和公民意识的淡薄是导致中国贪官层出不穷的罪魁祸首。

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陈良宇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官员的代表,他的落马也并非主要因为他的贪婪,而是因为他和胡锦涛等人格格不入、势不两立的关系。遥想乾隆当年,贪得大清国十年赋税的和珅之所以可以在当时安然无恙,还不是因为得皇帝的欢心?陈良宇虽然被胡锦涛以反腐败的名义赶下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从新华社的一份有关他言论的《内参》来看,他的很多话并非没有道理,尤其是他敢于在观点上和胡温叫板的勇气非常值得其他官员学习。倘若在监督机制健全的民主社会,陈良宇也许既可以洁身自好,又能够超越胡温的政治地位。当然,从陈良宇在现实中所干的一系列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看,他即使被判死刑,也是死有余辜,上海市民对他下台一事的强烈反应便可以明显体现。

如今的中共,除了垄断社会财富和权力之外,还拥有号称“人民军队”的几百万党卫军。即使有人有陈胜、吴广般的鸿鹄大志,也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使中共的政权土崩瓦解。腐败是导致政权衰亡的必然因素,如果任腐败无所畏惧地自由发展,不光会搞得民不聊生,而且能让再强大的政权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诸如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不胜枚举。腐败无疑是中共最大的敌人,能否建立起有效的宪政体制和能否彻底地反腐败将成为对胡温新一代的严峻考验。从各地区要求中央派驻工作组的情况看,民众对腐败官员已经忍无可忍,整肃陈良宇为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和陈良宇形迹相似的官员比比皆是,如果胡锦涛不能善待民意,在今后没有一如既往的反腐败行动,那么,他当初的反腐败高调将无异于纸上谈兵。

2006年10月26日

首发《议报》第274期

胡  平: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当今中国最严重、最复杂、最混乱,同时也是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由权贵私有化引出的经济清算问题。

我们知道,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私有制社会,例如南韩、台湾,这些地方要实行民主转型祇消结束政治迫害,达成政治和解,开放民主选举就行了,不需要进行经济清算。尽管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的权力缺少制衡,其间免不了有很多经济腐败的问题,但是在民间的财产大致有所保护的情况下,这些腐败现象还不是全局性的,可以作为个案来处理。另一类国家是公有制社会,例如苏联东欧,这类国家需要进行两种转型,一是从专制转到民主,一是从公有制转到私有制。我们知道,在苏东各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他们是在有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私有化,所以私有化的结果就有合法性,尽管其中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那里的人民对私有化的结果是认帐的,是承认的。证据是,过去十多年来,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好几次政党轮替,但不论哪个党上台都没有提出过经济清算的问题。可见那里的广大民众是承认私有化的结果的。

唯独中国不然。中国是共产国家,改革前的中国不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中国(大陆)和南韩或台湾不一样而和苏联东欧一样,既需要政治转型,也需要经济转型。但是和苏东不一样的是,中国是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经济改革,在没有民主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势必沦为权贵的私有化,这样的私有化的结果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承认,根本没有合法性。时至今日,权贵们已经把国家的资产和集体的资产瓜分殆尽。中国的贫富悬殊并非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权贵们抢劫人民财产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要实现社会公正,就不能祇靠强化税收,增加社会保障,而是必须要对权贵们的不义之财进行清算。

某些幕僚经济学家主张对不义之财实行一刀切的赦免。姑且不谈这种主张在道义上是怎样的站不住脚,问题还在于:赦免?谁赦免谁?谁有权赦免?正像在债务纠纷中,祇有债权人才有权宣布免除债务,债务人自己无权自己给自己免除债务。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夺公共财产,然后又以政府的名义自己出来宣布对自己以往侵夺公共财产一事不予追究。这种让罪犯充当法官式的宣布有什么意义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侵夺的是公共财产即人民的财产,唯有人民才有权赦免,也唯有经人民认可的赦免才具有约束力。这就是说,祇有在实现民主转型后,通过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方式而作出的赦免才会是有意义的。

不错,为了实现制度转型,我们需要向前看,不要对过去的问题纠缠不休。说来也是,在中国,如果不是六四,如果不是六四后十七年来持续不断的专制高压,贪污腐败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恶劣,贫富差距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悬殊。如果中共早些时候就开放民主,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于以包容,把它当成赎买,当成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分,而且这种过分的腐败又恰恰是在残暴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也就是说,正是那些血腥镇压民众的人同时又夺取了惊人的由民众创造的财富,这又如何能让民众包容呢?

这些年来,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呼声日益高涨。可以想见,一旦中国实现民主,人民势必会提出经济清算的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是如此正当,以至于没人能够从道义上公然反对。换言之,经济清算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因此千方百计地抗拒清算。但正如刘晓波指出的那样,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顺从民意——”祇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强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为底线”.未来的清算应该主要针对国家公职人员,要以法治的手段清算,避免运动式的清算。应该看到,中国面临的经济清算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牵涉面很广,又无先例可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下功夫认真研究,提出各种切实可行的方案。

首发北京之春2006年11月号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严正学被非法羁押的抗议声明

 

【2006年10月30日狱委讯】(2006年10月29日)独立中文笔会经过调查证实,2006年10月18日深夜,本会会员、著名艺术家、作家严正学先生在浙江省台州市的家被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查抄,随后本人被拘留,关押在该局看守所,至今已逾十天,而其家属既无法见到本人,也没有接到任何相关通知。同时,据严正学先生的妻子朱春柳在电话中证实,严正学在北京的家也同时被公安局国保大队派人查抄,电脑和大批文字资料被抄没。 

独立中文笔会认为,关押严正学先生,查抄其财产,却不履行法律程序通知家属,不许家人会见,均严重违反中国现行法律,严重违反中国宪法保证的公民权利,严重违反中国政府签字承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是一起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本会对此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有关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严正学先生,归还抄没的严家财产。 

鉴于台州市警方及看守所都有过对严正学先生施加酷刑的前科,鉴于天气转冷而严正学先生并无保暖衣物,鉴于严正学先生已年过六旬身体虚弱,我们对严正学先生的人身安全和健康情况非常担忧,强烈要求有关方面保证严正学的人身安全,并立即准许严正学先生的家人探视,提供一切必要的医药和保暖衣物。独立中文笔会同时呼吁国际社会,严重关注本会会员严正学被非法拘押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是近来一系列逮捕和审判异议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政治迫害的继续,是近年来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继续恶化的又一明证,将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是否能够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承诺产生疑问。中国政府必须释放本会会员严正学、师涛、张林、杨天水、力虹等在内的所有以言论罪羁押判刑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以体现其真正履行承诺的诚意。 

 

昆德拉: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迟暮

《帷幕》

作者:昆德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9月版

定价:18.00元

  ●米兰·昆德拉对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其存在是一个流行语汇变迁历史中的组成部分。汉语文学对米兰·昆德拉的消费,就停留在几种流行语汇的层面上,停留在成语的层面上,流连在蛇蜕式的、空洞的美学当中。

  ●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这种不识时务的判断,是米兰·昆德拉作为现代主义者值得骄傲的地方。他对自己身处的历史探察既深,愈加了解自己的价值所在,并且深信,这种价值永远不会褪色。

  现代主义对米兰·昆德拉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对现代生活现代性的艺术表现,则非小说莫属。这位作家如此眷顾小说,除了他自己写作的大量小说作品外,至少在《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1993)和最近的《帷幕》(2005)三本中,他还孜孜不倦地探讨小说与现代生活的关联。对这种关联的发现,米兰·昆德拉大概自认是与其小说一样重要的贡献。

  《帷幕》显然不会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广为流传。有人说过,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流行是令人瞠目的,几乎到了无人不知的地步。这个说法略显夸张,事实上,米兰·昆德拉对多数阅读者来说,其存在可能是一个流行语汇变迁历史中的组成部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这些语汇由于被人反复引用而竞相流行。然而,流行语汇的内涵与象征意义,并非基于对作家及其贡献的任何共识。当我们引用之时,这些流行的语汇,不过是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美学经历蜕化后剩余的空壳。

  在新书《帷幕》中,米兰·昆德拉仍然专注于阐述现代生活、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美学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关联。他列举了伟大的现代小说作者,评论他心目中改变了文学艺术走向的伟大作品,并且向读者推举它们的价值。和之前的几部作品一样,《帷幕》描述了现代小说从发生到现在的历史,书中展现的小说发展的历史,大概与所有文学院中讲述的文学史都不会相同:作为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推举小说写作技术的沿革与小说成为现代价值一部分的过程,是水乳交融的。迄今为止,学院派的小说历史很难将小说的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同时做出如此清晰的描述。小说是塑造历史的力量,对米兰·昆德拉来说,西方小说家对西方现代生活的塑造作用,必定超过了元帅和商人。这一点很难为大学教授和今天的小说读者们所理解,更不用说认同。这也催生了米兰·昆德拉在《帷幕》中的一句激愤之辞:“今天,真正配得上现代主义一词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这种不识时务的判断,是米兰·昆德拉作为现代主义者值得骄傲的地方。作为这个探索未知土地的旅行者中的一员,米兰·昆德拉第一次在《帷幕》中谈到了自己的年龄,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熟悉他就会发现,《帷幕》中散发出一种淡淡的老年的气息。老年米兰·昆德拉在论述小说的历史时,同时在遥看自己将置身其中时的位置。

  有一天,他的思想会像老年诗神的手一样颤颤巍巍。然而这无损他的光荣。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遇劫遭匪徒攻击

(美联社约翰内斯堡电)获得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家中遇劫,匪徒除了抢走现款和珠宝,还攻击她并且把她锁在储藏室内。

警方发言人桑克说,83岁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并没有遭受严重的伤害,她是因为拒绝交出结婚戒指而遭匪徒攻击。戈迪默的丈夫、艺术品商卡斯里尔于2001年逝世。

桑克说,劫案发生于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左右(本地时间下午4点30分)。当时,入屋抢劫的三个男子制服了戈迪默和她的佣人,其中一个人把戈迪默带入卧房,要她开启保险箱。戈迪默交出了现款和珠宝,但拒绝交出结婚戒指。

桑克说:“疑犯把戈迪默和佣人锁在储藏室内,逃离现场。”戈迪默的佣人按动求救按钮,保安公司人员于半个小时后抵达现场,救出她们两个人。

戈迪默的小说和短文多是描述种族隔离时期的不人道事件,有些曾一度禁止在南非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