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在2006年9月中旬做了一趟德南之旅。他回到了出生地去拜访，并在曾经执教的雷根斯堡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信仰、理性与大学：记忆与回顾」。

教宗在大学厅堂面对学者、教授与学生，首先谈到他在大学中愉快的回忆，他的神学教授生涯是人生中重要的阶段等等。接下来是一连串夹杂了许多拉丁字哲学与神学上缜密的辩证，除非是内行人，难以窥知全貌。

然而，教宗讲辞中所引用14世纪拜占庭Manuel II. Palaeologos君王的一句话「穆罕默德带来了邪恶与不人道」（约略如此），却在伊斯兰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穆斯林忿怒的程度更甚於今年初的丹麦漫画事件。

这次事件让穆斯林直嚷着要教宗道歉，并导致迦萨走廊及约旦河西岸的教堂被炸；在索马利亚，伊斯兰神长声称要捕杀教宗，一位在当地儿童医院工作的修女让人从背后射击，当场毙命；在伊拉克，有人扬言要向罗马及梵蒂冈发动攻击；更有激进份子呼籲要打一场宗教战争！

一些专家学者更以行家的姿态与口吻对教宗进行解读与批判：

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威廉？格拉罕姆指出：一般而言，设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在任何问题上有统一的看法是非常天真的。在任何一个时期，宗教传统中信徒的表现方式都差异极大。我们不应该将一个宗教或一个人群简单地归纳为善或恶，理性或非理性。

专研伊斯兰历史的教授伊冯妮？哈德则说：引语事件表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伊斯兰的口诛笔伐并没有多少改变。一般非常注重政治正确的西方，在与伊斯兰打交道时却少了这层考虑.

伊斯兰政治思想助理教授摩蒂塔？柯汉认为：在攻击伊斯兰时，梵蒂冈应考虑到自己的声誉并不完美。天主教教士的性丑闻、在卢安达的人权纪录都是梵蒂冈在批评伊斯兰之前应该反省的。

圣母大学教授布莱安？达利说到：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发生过宗教暴力。在西方和伊斯兰的论辩中，双方都握有许多不利对方的证据。要透过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攻击对方，而不考虑前因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然而一周以来持续不断纷扰、威胁与暴力行动的主使者、支持者及行动者，究竟有几个人真正读过教宗的演讲全文？

事实上，引起争议话语的原文翻译是：「在没参与讨论如何对待写经者及异教徒不同做法的细节之前，他（指君王）便以令人惊讶的粗暴形式，直接以宗教与暴力的关联为中心问题，向他的对话夥伴提问。他说：「给我看，穆罕默德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你只看到邪恶及不人道的，就像他所规定的、以刀剑传播的信仰。」」

教宗是在对曼努埃尔君王的不当言论做了批判之后，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他对「信仰与理性」的推崇，并指出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在形上观点的相异之处。他说：「… 宗教的具体实现也正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违反理性行事是违反天主本质」到底是希腊式的哲学思想，还是原本就是如此？… 」

土耳其宗教主管机构负责人Ali Bardakoglu曾说：「天主教限制了理性，并在个人及其对真主的超越性信仰之间置入了教会的权威。相反地，伊斯兰直接信仰真主，是解放个人与理性的宗教。」

这两位神长对彼此信仰的形上概念了解是对话的基础.教宗更提及：「在今天的讲话中，我只希望就较是被边缘化的「建立对话」这一点来谈谈。信仰与理性一直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希望对话的建立是我思考信仰与理性的出发点.」

教宗这次南德之行，不断提醒人们应该正视并了解穆斯林的恐惧心理，并批评西方对东方国家傲慢的态度以及对天主的不闻不问；并认为当今的问题不在於宗教的差异，而在於信仰天主与信仰科技的不同？

在演讲中批判「有着「在天主前又聋又哑并将宗教贬为次文化」的理性，也就没有建立文化对话的能力」，这样的一位被严重误会的教宗还必须向穆斯林道歉？世人还应该以责备他做为反应？

我怀疑，各国在制定策略或计划时，有多少比例的错误是由媒体的躁进所引起。果真引起宗教大战，地球上一片焦土、血流成河，责任在谁？

 

《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严格地说， 唐德刚先生的这两本集子已算不上是新书，其中大半的文章我在1999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的《史学与红学》中读到过了，不过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只是恢复初版本的本来面目，恢复了胡菊人的序言和他本人的自序，分门别类，也比华东师大版的一锅煮要清爽怡人。何况唐氏文风娓娓道来，诚恳真挚，所以，每次拿起唐德刚的旧书来，也总能兴致盎然地读下去，有一种阅读的愉悦和轻松感，如果说他这一路的文字常读常新的话，那么这两本书当然就是新书了。

在中国近代史的口述历史这方面，唐德刚可以说是一个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执笔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和他参与的《顾维钧回忆录》等，就是他对史学的重要贡献，这些硬梆梆的作品使他成为这个新领域巍然屹立的一座高山。诚如他本人谈口述历史时说的，口述历史决非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下来就成那么简单，那样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他说，《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的回忆录，本人口述只有可怜的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大陆这些年也颇重视口述历史，不过说实话我们很多所谓的“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充其量只是口述史料罢了，还算不得真正的口述历史，因为往往缺少详实可靠的考证补充。

但是，唐德刚在自己的祖国之所以赢得名声、为大众所知靠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的通俗性历史著作《晚清七十年》，随后有《袁氏当国》、《毛泽东专政始末》等。客观地说，后者只是他的“业余”之作，前者才是他的扎硬寨、打死仗、下过死功夫的“专业”，属于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扛鼎之作。他的汉语读者何以喜欢他写的历史，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好看”。他的笔下没有教科书式的一本正经和刻板，大大拉近了历史和芸芸众生的距离，更不同于时下中国盛行的学院派文字，板着学术新八股的面孔，道貌岸然，言之无味。他时不时从历史中探出头来，说点题外话，和现实作些比较，插浑打科，开开玩笑，融入了中国传统说书人的风格，让人读来常常开怀、捧腹，唐氏有深湛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接触过许多重要历史人物，亲身经历过民国以来的动荡乱世，青年时代起滞留海外，有深刻的去国怀乡之感，历史是他乡愁的冲动，语言也是他乡愁的冲动，他用另外任何一种语言都无法替代的汉语，来讲述他祖国的兴亡、悲欢与荣辱，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喟、故乡情结，能不好看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仅仅“好看”当然是不够的，包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风行一时的作品在内，与他在口述历史上下的功夫不同，这些通俗作品最初都是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连载，在史料的使用上不够严谨，有些史实未查对出处，仅凭印象、记忆信笔写下，所以错漏处时有发现，当然一般对中国近代史并不熟悉的读者是发现不了的，他们只知道唐氏的书好看，其他的一起是统统不管的。要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力无论多么超强，终究没有绝对的可靠性。不时散落的小差错，如同美人脸上的斑点，这一缺陷使唐氏的好书打了一个折扣，真是无比的遗憾。这一点，也许与他的史学观点有关，他是史学中人、也是文学中人，能诗善文，当年办过文学期刊，出过杂文集，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他自己明白指出，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虚构的只是人名、地名罢了，他要用这部小说为同时代那些历尽苦难的小人物们的噩梦留下点见证。《史学与红学》中还收入了他的一篇演说词《小说与历史》，他试图找到小说和历史之间的界限，他曾写过一部英文《民国史》，长达上千页至今未付印，出现在他笔下的都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而千千万万浴血苦战、辗转呻吟的士兵小卒则只字未提，他指出这正是我们所谓的“历史”的黑洞，这个黑洞只有靠“小说”去填补。所以，他如此区分小说与历史——“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

由此我仿佛明白了，唐德刚先生常常是将历史当作小说来写的，他漫步在小说与历史之间，在他看来小说写的是“真实的社会、虚构的人物”，历史写的是“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物”，两者只不过是“一个铜元的两面”。这不仅是富有启发的一家之言，而且和他历史作品的“说书”风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主题：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武宜三先生折石仲泉同志“著名党史专家”招牌」

头上有“著名党史专家”桂冠、僭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同志曾应《人民网》“强国论坛”邀请与网友就“三个代表”话题进行了交流，据说反响热烈云云。

石仲泉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三个代表”思想既可以说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所谓“著名党史专家”、霸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个金茅坑的石仲泉，在我这个“不著名党史不专家”看来，实在不过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的学阀；同时又是除了拍马之外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马屁精。

众所周知，“三个代表”思想是林彪同志的天才创造，林彪同志才是“三个代表”思想最早的表述者。然而石仲泉却罔顾历史事实而把它安在江泽民头上，妄言“三个代表”思想是江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请看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同志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是怎么讲的？林彪同志说：“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証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於林彪这个讲话早已公开流传，不是什么党国机密了。最近出版的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有全文实录，这段话见该书第六十二页。

再看看江泽民又怎么讲？江泽民说：“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这不是与林彪同志异口同曲、上下床同梦吗？

与其如石仲泉所说，“‘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倒不如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林彪同志思想的复活。与其说“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同时总书记作为党的第一把手那种特殊的地位又对这个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倒不如说这是江泽民一夥对林彪“卓越的贡献”的剽窃.

如果说江泽民是中国职位最高的学术剽窃者的话，石仲泉就是这宗规模最大、情节最恶劣、手段最卑鄙、影响最坏的学术腐败案的帮凶。当然，这也没啥子奇怪的。因为剽窃他人劳动成果，覇佔他人知识产权，是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多来的优良传统，毛泽东、邓小平都做得很出色。

例如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是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术，可是却记到了毛泽东的帐上；李普《朱德的扁担之外》一文说得很清楚，聂荣臻在1986年写的纪念朱德百岁冥寿的文章中也说这是朱德摸索出来的。再如，钱竹伟《廖承志传》披露：被当作邓小平伟大发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都是廖承志首先提出来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兼台湾事务部长黄文放就证实：“没有廖承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决策是提不出来的。甚至‘一国两制’也不见得就能提出来。”（《解读北京新思维》）

再再如，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林彪“四个念念不忘”的翻版。请比较一下邓小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林彪同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然，最无耻的还是毛太祖、邓太宗、江太上都在南书房诸章京和秉笔太监们的心血结晶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再当作自己的思想，然后印成了《选集》、《文集》之类来骗取稿费，最后把几个亿的民脂民膏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王元化先生说：“我们对卢梭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当年张奚若的水平。如今肯像张奚若那样，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实在太少了。”（智效民：《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我虽然不是什么“在学问上下功夫的人”，但我可以不谦虚地说：石仲泉这个“著名党史专家”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还没有达到我这个“不著名的党史不专家”的水平。

不为别的，一个丧失良知、曲学阿世、希旨钓恩的奴才能“研究”得出什么鸟学问来？！

28OCT2006於流浮山不专家书房

 

河南郑州升达学院的骚乱刚刚落幕不久，江西南昌的两所私立学院又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两次事件的起因如出一辙，皆由文凭问题所引起。据称，江西各大学对此事大为紧张，已作好防范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准备，并发出通告，严禁学生讨论该骚乱事件。

 

中国教育部最近发出通知，表示将对民办大学、学院所发文凭进行严格监管，江西部分大学学生因此对自己将来的学历能否被承认产生疑问。10月21日，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3000名学生因为不满校方对文凭问题的不解答态度，聚集在教学楼示威，继而开始砸坏教学楼及汽车，事件中有8间办公室及3辆车被砸坏，直至22日凌晨，江西当局出动300名防暴警察镇压，事件才得以平息。10月24日，另一家私立学院江西南昌服装学院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暴动，5000多名群情激奋的学生放火焚烧了该校的教学楼、宿舍及汽车。

 

据香港的人权机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在这两起冲突事件中，至少有20人受伤，至10月26日上午为止，至少有5人被公安机关拘捕，但未知是否有学生在内。事件过后，有学生号召和准备策划在10月29日联合十大高校举行大游行，进一步揭露中国教育弊病。目前可能再发生骚乱的十所江西民办学校共涉及60000名学生，当中10000名是少数民族学生，其中有2000名是新疆维吾尔族学生，21日参与骚乱的学生中，维族学生就达数百人。

 

海外的《博讯》新闻网在江西高校骚乱事件发生以后，率先向外界发布了骚乱现场的图片和录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辆被掀翻的小轿车，冒着滚滚浓烟的教学楼，还有被砸烂的警车以及一字排开、如临大敌的防暴警察。最为宝贵的是，《博讯》记者还在现场拍下了两分钟的视频短片，该短片中几名大学生被残暴追打的镜头再现了当地警察的残暴。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江西武警总队一名军官证实，武警将会取消全部队员休假，以应付可能在周末发生的特大群体事件。

 

10月27日，再有消息人士向《博讯》新闻网表示：“暴力破坏的不是学生，而是有人故意制造的”，他并且强烈呼吁全球媒体关注南昌受骗学生的合理诉求。他在发表的呼吁书中称：“中共已从湖南长沙调集了大批武警开赴南昌，今天上午十点到达南昌，准备镇压南昌的学生”，看来，事件的真相还一时间难以定论，从该人士所透露的消息看，此事并非单纯的学生维权事件，其背后极有可能存在着阴谋，一旦学生被镇压和抓捕，“暴力冲突”和“破坏公共财物”也许将成为最直接的借口。

 

教育行业本因该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益事业，然而，随着中国官场的日益腐败，曾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也在“教育产业化”的号召下加入了腐败的队伍。教师的腐败标志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也标志着社会道德的整体堕落。昔日的“教书育人”已经成为很多教师为了敛财而不得不戴起的一幅虚伪面具，当今教师做的虽然表面上是传经授业之事，实际上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教师的根本目的已经背离了教育的初衷，他们沦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和愚弄百姓的工具。

 

中国是拥有十几亿人的人口大国，需要受教育的群体之庞大不言而喻。虽然大多数老百姓都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即使自己再穷，也不愿意放弃让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因为读书是他们的唯一出路。凭借人口优势，中国的教育行业一跃成为世界最有发财潜力的行业，昔日只能靠国家财政支撑的学校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比什么企业发财都快的单位。如今的很多学校不仅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向有关单位缴纳巨额的税费。不计其数的家庭为了圆子女的大学梦而不惜倾家荡产，他们的省吃俭用和东借西讨成就着教育部门的花天酒地。

 

近年来，各大高校纷纷扩招，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而是为了满足教师自己和有关部门的私欲。虽然国家早就下发各种文件禁止乱收费，但各级学校依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行我素。在一些大城市，打各种大学牌号的学院比比皆是，据说，这些学校只要给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不管毕业时成绩多差，也都可以拿到文凭。读大学既然这么简单，自然而然可以吸引到不少渴望拥有高文凭的学生，从教学质量上讲，这样的学校除了盛产草包，还能盛产什么？

 

对文凭的过分期待在教育部准备严管民办学校文凭的风声下，自然会激起很多学生的愤怒，当然，学生发起抗议行动并不单单是因为教育部的通知，而是因为学校之前对他们所作的美好承诺。如果学历无法得到承认，他们有被欺骗的感觉便不可避免，在得不到满意答复或是根本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骚乱就成为表达不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中国近期的维权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所有草根维权运动的背后都有着腐败的影子，抗议强制征地、反对暴力拆迁、依法参加选举以及因文凭问题而发生的骚乱事件都概莫能外。腐败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最直接原因，而要根除腐败，除了从实现民主制度的大处着手之外别无他法。

 

2006t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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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何家栋先生病逝的消息，我感到突然，前不久还在网上见到他的文章。何老虽已是83岁高龄，可在我认识的几位老人中要算最年轻的，其他几位都还健在，他却已经去了。韩三洲先生传来的何老10月4日病床照片，大概是他最后一张留影，十分的苍老，完全不是我五年前见到他时的样子，看着心里很难过。

我是在认识何老的文字之后才认识何老本人的。大约1998年前后，从一份不起眼的地方报纸——山西发展导报——读到几篇涉及社会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些署名何家栋的文章篇幅不大，却极有分量。透过平和的笔调和相当专业的评论水准，可以见出作者的胆识和理论素养。印象最深的是，文章以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为根据，指出我国税制不公、征收混乱，成了“富人的天堂”，而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征税所具有的累退性质，则加重了低收入者负担。我猜，作者一定是一位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从此很留意他的文章。报社编辑来电话，闲聊中一打听，编辑告诉我：何先生是工人出版社社长。2001年初秋到北京，我和贺雄飞随丁东一起去拜访，才知道何家栋先生是已经年届77岁的老人。我把刚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独钓寒江雪》带给了何老，提起对纳税问题的研究吸收了何老观点，何老说：“看到你文章中提到我，吓了我一跳。”何老的自谦和幽默，一下子使我消除了面对一位初次见面的长者的拘谨。何老找了一家川菜馆招待我们。交谈中，我发现，何老的关注远不像我原以为的主要在经济领域，而是非常广泛，并且思维触角深入到了国家体制、政党制度上。在禁区林立的中国思想界，这些是禁区中的禁区。一个老资格的党内人，思考这样的问题已令我吃惊，思考不循常轨、立场不囿于一党一派，更令我肃然起敬。因为超越了一党利益，何老的思考很彻底，但立场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彻底性又是与对可操作性的现实考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谈到我国已经弄成这么一副样子的现状下怎样才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时，他对现有政治格局的看法和主张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的意见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后来，通过《战略与管理》杂志，我陆续读到何老这方面一些很具系统性的文章，它们印证了那次见面的感觉：在我们同样尊重的一批老人中，何老的思考是最深刻、彻底的，理论性也是最强的。

何老一生追求自由民主，14岁就参加了抗日斗争。这位在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抗日老战士因为独立、智慧和正直，从1949年以后到去世这57年间，思想、行动总是不合适宜，总是在被整肃，经历的政治迫害一波未停另一波又起；每次处境稍有好转，又都会由于自己的文字或别人的文字重新罹祸……如此循环，直到生命尽头。作为一位早年为了共和国诞生而奉献青春和热血的老资格革命者，一生大半时间都在享受“问题人物”的特别待遇，尤其这四、五年舆论空间收缩得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文章几乎完全不能发表、即使少量可以发表出来，也不能署真实姓名，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看到的何老参与写作的文章，无一不是用的化名。这真是一种奇特的人生经历，这奇特经历就发生在“人民共和国”时期。

我并不知道何老文章被禁到什么程度，好几次对编辑界朋友提起何老，特别是跟东方文化杂志社的朋友提起，她每次都说：“当然想用啦，可是不敢啊”。我这才意识到何老处境的险恶。但何老心底无私，文章不能问世，并不能阻止他为争取自由、民主继续努力。前些年，他加盟了一个思想性网站，把网络作为突破封锁继续传播自由思想和宪政民主理念的平台。我想，不得不以网络活动的方式为人间正道鼓与呼的八十来岁高龄老人，大概也就何老一人了。他的网络文章，就我看到的，主要聚焦在如何推动宪政民主之路上。这些文章充满深刻的洞见。拿前一阵在网上读到《重塑政治合法性》来说，在探讨政治合法性这个极其敏感但决然迈不过去的问题时，何老揭示了历史决定论其实是天命论的新变种，而且通过对“科学真理论”与历史决定论之间内在联系的剖析，指出“科学真理论”与宪政民主论难以共存；对威权政治特别青睐的“政绩合法性”，何老指出，建立在政绩上的合法性既不可靠也无法长久。最精彩也最耐人寻味的是对中国当下语境中很时髦的“德治”的分析。在指出“德治”与法治相克的同时，道出现代政治运行机制下，“‘德’的旗帜从来都与反对党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而很少能够给执政党增添光彩”。一语道破那种欲以“德治”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企图的虚幻和荒唐。何老的观点很明确：政治合法性必须基于某种普遍性认可，必须结束威权政治，通过民主的方法重塑政治合法性；只有建立宪政民主体制，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中国才能有光明前景。其实，威权政治拼命抗拒、不择手段地阻挠、千方百计想绕过的宪政民主，原本就是执政党在“打天下”时作出的历史承诺。“中国革命是一场没有履行自己诺言的革命”，“对自由、民主的背叛始于不诚实”——对于投身这场革命的人来说，如今很多人对此已是心照不宣，然而有勇气正视这样的事实并说出残酷真相，却很难很难。但何老这样做了。

从何老的文章，不仅可以窥见到直达问题要害的思维力量，更见出人格力量。这些年，何老写的大量文章，无不像《重塑政治合法性》一样，凝聚着一位历经磨难但赤子之心不灭的智慧老人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前景的人去了解。如能结集出版，人们定会发现这是一个内容何等丰富、对现实是何等有启发性的思想宝库！

由于长期被封杀，即使发表了的文章也大多用化名，使得能够接触到何老文章的人非常少，了解何老思想的人更少。据何老的老伴在《一个未了的心愿》中透露，何老近年写的不少文章连老伴和子女都没看过。“自费出书，送亲友看看”——何老这个愿望何其朴实！然而，人去了，这低得不能再低的心愿最终未了。文集刚印出就遭查封，为印文集作义工的丁东被带走，连电脑、笔记和一大批书也一并被抄走。好几年前我便知道丁东在为出版何老文集作努力。如果能实现，应该一件是功德无量的事。但社会现实如此，被迫一退再退，退而求最次：协助何老实现自费印书送亲友的愿望。却被冠以“犯罪嫌疑人”而遭遇无妄之灾。

不知怎么的，在荒诞和悲凉感中，那张10月4日照片总是不断浮现在眼前：何老身上插着呼吸管，可是在十分苍老脸庞上笑容和神情竟儿童般的纯真。一个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连番经受排斥、打击、迫害的老人，还能有这样的笑容，真是奇迹。我相信，它只能发生在心底无私、胸怀宽阔、性情豁达的人身上。无论给何老以打击的是怎样的庞然大物、有多么的穷凶极恶，其实都败在了何老面前。

何老安息！

2006年10月25日

──《观察》首发

　　“就文化心理而言，就我们面对的精神问题而言，古人与今人几乎是共时状态的，是面对同一张考卷。”

韩少功新作《山南水北》。

　　1845年3月，28岁的美国青年梭罗向《小妇人》的作者阿尔柯特借了一把斧头，孤身一人在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后来，他把自己这段时间的思考融入了1854年8月9日出版的《瓦尔登湖》中。近日，著名作家韩少功的长篇散文集《山南水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前，他已经在湖南汨罗八溪峒生活了七个半年。最近，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山南水北》中，韩少功讲述了他乡居多年的生命感受，以及对自然的体验和对农村风土文化的追问，以及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的反思。

　　关于“隐居” 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

　　新京报：早期有评论家称你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你在乡村“隐居”，是否也有“寻根”的意味？

　　韩少功：是寻根，但也在寻枝寻叶寻花寻果，因为乡村里不但有过去，也有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包括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影响，包括全球化带来的震荡和冲击。

　　新京报：你在乡村居住与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人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在陶渊明、梭罗以及类似陈抟这样的隐士中，你认为自己更趋近谁？为什么？

　　韩少功：我可能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没有梭罗的孤独，所以不知道自己更趋近谁。

　　关于新书 没有人可以挽留昨天的老牛车和长辫子

　　新京报：你在书中对农民有很强烈的亲近感，但是，农民身上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变革的时代表现非常明显，为什么在《山南水北》里面几乎没有反应和批判？

　　韩少功：我并没有回避和掩盖农民的缺点，这有白纸黑字为证。我只是在谈到这些缺点时尽量避免某些都市人的一种缺点，即对农民的冷漠与无知，还有建立在这种冷漠与无知基础上的歧视。我不以为歧视才是批判。

　　新京报：在商业文化和工业文明面前，农耕文化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你对此有很强烈的抗议，那么，你认为这种变化可以避免吗？如果可以，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往前发展？

　　韩少功：古希腊文明仍在影响今天的生活，孔子、老子等等仍然可以成为现代人的老师，所以文明有演进但不会有简单的切换。技术、经济、生产方式等是不断进步的，没有人可以挽留昨天的老牛车和长辫子。就文化心理而言，就我们面对的精神问题而言，古人与今人几乎是共时状态的，是面对同一张考卷。如果我有过抗议的话，我只是抗议某种线性进步史观，抗议某种现代人肤浅的优越感。他们以为技术的进步就是幸福的升级，但事实从来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工业时代的战争是最多的，死人是最多的。人类如果是有出息的话，就是要发扬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等各种文明形态中好的东西，尽可能避免各种文明遗产中的糟粕。

　　关于农村题材 作家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现实生活感受

　　新京报：一些当代作家试图描绘农民的苦难，但往往与真实的农村生活相差很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是否有意写一部作品，对近年来的社会变革给农民和农村带来的变化作出自己的描述？

　　韩少功：应该说有很多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是不错的，大众所熟悉的《秋菊打官司》与《一个都不能少》就是例子。有些作家生活经验不够，或带有意识形态偏见，或刻意耸人听闻，就可能造假。美化与妖化是造假的两种主要形态。你说“近年来的社会变革”，我当然会关心。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家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现实生活感受。

　　■人物名片

　　韩少功作家，湖南长沙人。199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因其标新立意的形式尝试引起各方争论。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分获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最近出版《山南水北》。

　　■韩少功自述

当代梭罗的乡下生活

　　现在，我在汨罗八溪峒这些年的乡居生活并不是在隐居，只是半年在乡下，半年在城市。我在乡下也上网、打电话、读报纸，和外界联系。只不过，想自己有意屏蔽掉一些无益的信息。乡下也有社会，还有很多动植物，动物今天打闹明天发情，植物今天发芽明天开花，自然界充满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比都市生活更为丰富。

　　我并不排斥现代技术，重要的是要追问技术在什么制度下如何被运用。对于个人来说，要保持一种选择的主动性，是我挑战技术，不是技术挑我。

　　在乡下的日子，我每天早上6点左右起床，喂猫，喂鸡，先得把这些吵着要吃的家伙侍候好。白天干什么，得看情况，如果遇到干旱或渍涝，地上的活就比较多。比如前一段时间干旱，那么就得常常挑着粪桶泼菜。有时地上没有太多的事，或者天下雨没法上地，我就可以在家读书写作。

　　蔬菜大多靠自己种，一般都有二十多个品种，都是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一般不用农药，绝对禁用化肥。菜长了虫子，我们就戴上老花镜去捉。

　　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有一条命。

　　村民们经常来我家串门。他们聊天的时候，不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都会说给你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

　　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

　　我妻子一直与我在一起。

　　她对种菜、养鸡、栽花弄草什么都非常有兴趣，每天也下水游泳。每年到十月底，我们要去海南，因为我在海南还有工作啊。到这时候她就会恋恋不舍：干吗这么早就得回去？

西班牙王储菲利佩（左）为奥斯特颁奖

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PaulAuster）10月20日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奥维多获颁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并获奖金5万欧元。

为奥斯特颁奖的是西班牙王储菲利佩。

奥斯特生于新泽西，后长居法国，翻译了马拉尔美、萨特等人的大量作品，后以系列推理小说《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博得文名。

包括文学奖在内，创办于1981年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共设八个奖项。文学奖用以表彰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对文化交流与促进有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奥斯特是第四位获得此奖的英语作家，此前三位是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和女作家苏珊。桑塔格。

巴西女作家聂丽达。皮农（Nelida Pinon）于去年获颁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其他获奖者还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君特。格拉斯、卡米略。何塞。塞拉、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等世界文坛名流。

67岁的西班牙作家阿尔瓦罗。庞波（Alvaro Pombo）上周获得了该国奖金最高的文学奖——普兰塔奖（Premio Planeta）。颁奖典礼在巴塞罗那举行。庞波还获得了高达60万欧元的奖金。

庞波的获奖作品为小说《玛蒂尔达。图尔平的财富》（La Fortunade Matilda Turpin），所述乃一位家庭主妇在丈夫死后成为金融家的故事。

主人公玛蒂尔达曾与丈夫深爱，但时间抹去激情。她以13年贤妻良母的角色，抚养三子女，但丈夫的去世，却将她从此逼入商界。

庞波说，此书的故事反映了“当代婚姻在变化中的社会忍受着两难的抉择，而女人从此不再困守家中”。

普兰塔奖（一译“行星奖”）由西班牙最著名的出版集团普兰塔出版社主办。

　　吴宓曾经说过，如果要把拜伦比作李白，把弥尔顿比作杜甫，把华滋华斯比作陶渊明和白居易，那么，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便可以比作李贺。“坡氏之文与诗，具有仙才，亦多鬼气。”他作这种

比较显然有他的理由，至于每一个比较是不是都确定不移，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爱伦·坡来说，他一生坎坷、性情高度敏感、他的诗画面阴郁，乃至他最终不幸早逝，凡此种种，与中唐诗坛彗星李贺都有可比性。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些角度来看，爱伦·坡跟其他中国作家也有可比性，比如汉代作家贾谊。

　　不可否认，《乌鸦》（The Raven）是爱伦·坡诗歌的代表作，这篇美国诗歌史上的名作在美国几乎可以说家喻户晓。诗中主人公正处在因失去至爱亲人莲娜（Lenore）而悲伤抑郁之时，一只乌鸦飞来造访，主客相对，展开一段心灵的倾诉和对人生哀乐的探究。吴宓曾经借用中国传统诗学术语，称这首诗是一篇“悼亡诗”。事实上，作者其时并无丧偶之事，他在其名作《文章原理》（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曾自述此诗创作缘起及其构撰过程，也可以确证诗中所写情景人事，都是出于虚构，也借用中国古典文论术语来说，这首诗是“为文而造情”。而且，它在结构上用的是赋家惯用的“假设问对”的手法。这就难怪后人将其与贾谊《鵩鸟赋》相提并论，比并而观。

　　事情开始于1901年。美国传教士、曾任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后来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W.A.P.Martin）偶然读到贾谊的《鵩鸟赋》，发现其与《乌鸦》一诗颇多相似之处，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北华评论》（North China Review）。他显然对这篇贾谊赋很感兴趣，不仅把它翻成英语，多年以后，还作了一些修订，收入他的《中国传说与诗歌》（Chinese Legends and Lyrics，Shanghai，1912）一书中。根据他的对比，这两篇作品的类似之处共有如下七条：作者抑郁而濒于绝望的心境；求助于书籍以自我排遣；鸟来作客姿态傲慢；鸟的到来被认为是凶兆；向鸟诉说以求对人生之谜的解答；鸟的回答忧郁感伤；作者结合自家身世以理解鸟的回答。

　　汉代贾谊仕途失意，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任职三年，有鵩鸟飞入其屋，自感不祥，因作《鵩鸟赋》以寄意抒怀。这篇赋不仅是贾谊赋的代表作，也是汉代骚体赋的典型例证。《乌鸦》和《鵩鸟赋》，一中一美，一英一汉，相隔两千年，却如此巧合，让丁韪良感到十分意外。他甚至说，如果贾谊活在19世纪，或者爱伦·坡能够阅读中文，那么，人们简直可以怀疑，两篇作品是否存在某种“抄袭”关系。在现实中，这种可能是不存在的。鉴于其类同关系，丁韪良在其文章标题中干脆把《鵩鸟赋》称作一篇“中文版的《乌鸦》”（A Chinese“Raven”）。就是丁韪良这篇文章发表的那一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A.Giles)刚刚出版他自称为“世界上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在这种情境中，丁韪良的文章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和重视。翟理斯的文学史中只有两处提到贾谊（第54，97页），并没有具体涉及贾谊任何一篇作品，第97页提到贾谊的生卒年，又错定其生年为BC.199而不是BC.200，这些显然都是应该补充或纠正的。丁韪良的论文，准确标注了贾谊的生年，虽然只翻译了《鵩鸟赋》的序和开头一段，毕竟是直接处理具体作品文本，与翟理斯文学史所提供的有限的贾谊知识相比，丁韪良无疑推进了一步。不过，严格说来，且不说以今天的标准，即使以20世纪初的观点来看，丁韪良的翻译也显得很不严谨，将译文与原文简单对照，就会发现其毛病，误解原意，甚至加入原文没有的文句，并不在少数。

　　这引起了翟理斯的不满和批评。他在1915年出版的《汉学杂录》（又称《[山翟]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Series II，No.1，Shanghai:Kelly & Walsh，1915）中，专门写了一篇《中文版的爱伦坡〈乌鸦〉》（Poe’s Raven——in China），针对丁说提出不同看法，同时也顺带更正了自己旧作中对贾谊生年的错定。翟理斯此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批评丁韪良翻译之疏误，二是指出其实这两篇作品并不像丁氏所说，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两点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证明这两篇作品的类同，丁韪良除了列举上述七条证据，还别出心裁，在翻译中特意采用了近于《乌鸦》的诗体。凡是读过爱伦·坡这篇名作的人，都会对诗的形式特点留下深刻印象。这首诗一共18节，每节六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more结尾，包括evermore，nothingmore,nevermore,其中乌鸦发言的六节，更是统一以nevermore收结。为了强化声韵效果，作者不仅一韵到底，还在行间运用词句的复沓重叠，达到音韵谐美的效果。这种形式上的整齐划一，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丁韪良所翻译的《鵩鸟赋》片断，一共分为8节，每节5行，每节末所押韵字，皆以ay结尾，而鵩鸟两次叹息，都以“Well-a-day”结尾；同时，还尽量利用密集的韵脚，强化音韵的谐和。读过《鵩鸟赋》的人也都会知道，此赋并没有这样的分节，更没有如此的韵式，英译本的这种形式特点完全是丁韪良创造出来，或者说是强加上去的，是他为了进一步突出两篇作品的类同而“削足适履”地制造出来的。这就难怪翟理斯批评丁韪良译文与原作相去太远。抛开这些外形特征不讲，对比局部细节，也可以发现两篇作品的诸多不同。翟理斯强调，实际上，这两篇作品的类同有限的很，即开篇部分的一个不幸的人和一只不祥的飞鸟，仅此而已，无足为重。如果有心发掘，那么，中西诗歌中这一类的例子正多得是，不足为奇。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两个西方人不约而同都称贾谊的赋为“中文版的《鸟鸦》”，换句话说，他们是站在英语文学的立场上，来重新“命名”贾谊的这篇名作。若干年后，当一个中国人开始翻译《乌鸦》之时，他则以汉语文学为基点，来重新“命名”爱伦·坡的这篇名作。这恰好形成一个有趣的对照：站在本国文学的立场上，在异国文学中发现了与本国作品的类同。

　　1925年9月，《学衡》第45期上发表了顾谦吉对爱伦·坡《乌鸦》的汉译，题为“阿伦波《鵩鸟吟》”。编者吴宓为这篇译诗写了一段编者识语，识语中包括了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一段文字。不管顾谦吉在翻译此诗前是否读过丁韪良和翟理斯的文章，他将《乌鸦》译作《鵩鸟吟》，已经表明他确认了爱伦·坡和贾谊作品的类同。换句话说，美国人丁韪良（英国人翟理斯在这一点上是有保留的）和中国人顾谦吉，先后注意到这两篇作品的类同，虽是偶然巧合，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顾谦吉的译文，一共18节，每节6句，只有第一节大概因为汉语无法容纳原文的意思，故拉长为8句。大多数句子是七言或八言，句中皆以“兮”字绾接，是相当纯粹的骚体赋格式。译作在形式上保存了原诗形式整齐的特点，能够较多体现了原诗音韵谐美的优长。然而，爱伦·坡写的毕竟是诗，不是赋，于是，译者特意在译题中用“吟”而不用“赋”字，寓有区分之微意。赋之为体，本来即界于诗文之间，骚赋之体又较一般赋更近于诗；汉代以后的骚赋作品，大多数固然仍以赋命名，也有一些则以“吟”、“引”“操”之类名篇。要之，顾译在形貌上已具有明显的骚赋特点，使得《鵩鸟吟》在视觉上和听觉上都更逼肖《鵩鸟赋》。其实，在我看来，《乌鸦》诗假设问对，铺陈幽怀，其题即译作《鵩鸟赋》也无不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坊间流行的似乎是曹明伦的白话文译本，而早年的这个文言译本则少有人提起了。

　　在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固然注意追寻对方的异，以获取新奇的刺激，但同时也热衷于求同，以获得相互印证和认同。在求同的大势之下，某些具有类同特征的文化资源及文学文本，更容易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和共鸣。《鵩鸟赋》和《乌鸦》就是一例。《鵩鸟赋》可能是最早被英美汉学家注意并译为英文的赋作之一，而其中的重要机缘，则是它与《乌鸦》的类同，不管这种类同有多少，是表面（貌）的，还是内心（心）的，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人们总是乐意投注自身的关注和热情。1959年，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Hightower）发表论文《贾谊〈鵩鸟赋〉》，对这篇作品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Chia Yi’s’O wl Fu’，Asia Major 8，December 1959，125-30）。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滋生（BrutonWaston）在其翻译的《汉魏六朝赋选》（Chinese rhyme-prose;poems in the fuform from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1971）中翻译了这篇《鵩鸟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延续了丁韪良、翟理斯所开创的这个汉学研究传统，续写了这一段-?f¤A?òY

 　

易卜生的情人

易卜生晚年的红颜知己威尼斯少女巴尔达赫

　　

　　一百多年来，易卜生一直被相当一部分批评家们视为最早张扬女权主义观念的现代作家之一。这大抵是由于他在其名剧《玩偶之家》中所塑造的以摔门出走而震撼欧洲乃至中国的女权主义代表娜拉的缘故。随后，易卜生又在自己的其它剧作中塑造了诸如海达·高布乐、艾梨达和吕贝卡·维斯特等极具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们大多个性刚毅，行为果敢；内心涌动着对压抑人性的传统父权制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由、崭新生活的急切向往。因而，她们的所作所为往往难以让已经延续数千年的父权社会认可和接纳。然而她们并不因此而长久蛰伏，而是时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反映：娜拉愤而出走，海达以死相争，艾梨达以沉默和终日独自在峡湾游泳来表达不满……易卜生认为，女人的（心理）世界是一个全然不同于男性的世界，而一直以来，我们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都是以男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为价值准绳的。这自然是极不公平的，也是反人性的，是应该加以抨击的。不过，易卜生却多次否认自己是要以这些剧作来为妇女争取什么权利；而只是想以女性的尴尬和恶劣的处境作为极端的个案，来表现这个社会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以及这个社会在本质上的病态与错位。

　　其实，女性不仅是易卜生戏剧创作中的重要角色，在他的现实人生中也影响巨大，有些甚至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终至以各种感人的形象出现在其剧作中。作为剧作家同时又是诗人的易卜生，对于其情感世界中出现的种种人物和事件总是极度的敏感和脆弱，每一次两性遭遇的经历都在其内心掀起巨大的波澜与风暴，或呻吟，或呼号，或啼血……最终都成为他笔下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

　　易卜生第一次与女性在情感上的遭遇就令他痛不欲生，并悔恨交加。那一年易卜生18岁，正因家道衰落而在百里之外的海湾小镇格里姆斯达（Grimstad）一家药店当学徒。在此，易卜生度过了他人生历程中极端痛苦也是至为重要的五年。第一个将易卜生及其作品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埃德蒙·戈斯(Edmond Gosse)曾这样感叹道：“欧洲一百年来最富独创性，最具影响力的灵魂竟然是在药材堆和药片味中渐渐长成的。”易卜生自己显然也极不甘心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他许多年后在谈及自己当时的处境时也承认：“我自己因生活条件和处境所迫，不得已和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交战状态之中。”他几乎不给家里写信，唯一与他保持通信往来的是他的妹妹海特维格。就是在这一年，传出了与他在同一个药房打工的女工，比他大8岁的爱尔斯·金斯达特（Else Jensdatter）怀上了他的孩子的丑闻。爱尔斯很快被打发回了家，并于数月后产下一子，取名为汉斯·杰可布·亨利克逊（Hans Jacob Henriksen）。法院裁定易卜生负担其私生子的生活费用，直到男孩14岁。这对于已经穷苦以极的亨利克·易卜生，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加难以忍受周围的庸俗与不解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此时的易卜生（20岁），已打定主意：一定要考上奥斯陆大学（当时叫克利斯丁纳大学），离开这让他肝肠寸断、极度蒙羞之地。他拼命地复习各门功课，然而最终却以拉丁文等两三门课的不及格而名落孙山。具有讽刺和象征意味的是，在这期间他却创作出了以罗马历史为背景的剧作《凯蒂琳》。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大学没能考上，而他的剧作和诗歌却得到了一些人的赏识。正在卑尔根（Bergen）筹建挪威人自己的剧院的民族主义艺术家奥勒·布尔（Ole Bull）盛情地邀请易卜生去他的新剧院做专职编剧。这正是易卜生求之不得的。大学的梦难圆，而戏剧创作却似乎是他的那杯羹。更要紧的是，他能够马上离开格里姆斯达。很快，他就交出了他的第一部“合同剧”（dutyplay）：《圣·约翰之夜》。这其实是他在格里姆斯达就草拟好的剧本。剧院同仁大喜过望，以最短时间将其搬上舞台。然而演出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剧场一片嘘声。易卜生茫然不知所措，长时期没有灵感产生，生命步入了低谷。就在此时，又一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蕾克·贺斯特（Rikke Holst）是当地一位船长的女儿，单纯而又活泼。失意中的易卜生频繁与其约会，并为她写了不少的情诗。船长很快闻悉了此事，于此大为光火：谁会把女儿嫁给一个供养自己都困难的穷编剧。他警告易卜生不要再接近蕾克，否则易卜生的双腿将不能再走路。易卜生闻此落荒而逃，再也不敢与蕾克相见。30年后，名贯欧洲的戏剧家易卜生与早就是特蕾塞尔太太的蕾克有一次意外的相逢。他们之间颇为风趣的对话，充分展现了易卜生性格中较为真实的一面。他问她：“咱们之间的事后来怎么就没有结果了呢？”她淡然一笑：“我亲爱的易卜生，难道你不记得是你拔腿就跑了吗？”“是啊，是啊！”易卜生赶紧应道，“与人迎面相向时，我素来都算不得勇敢。”

　　然而，易卜生在他的戏剧世界里，却是很少有退缩之举的。他重又专注于剧本的创作，并很快写出了以挪威的历史为背景的剧作《武士坟》、《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等传奇剧。虽然它们的上演也并不成功，却是他最终步入成功的必经的台阶。天道酬勤。易卜生来到卑尔根之后创作的第四个剧本《苏尔豪格的宴会》终于赢得了卑尔根人的青睐：这正是他们愿意看到的既充满爱的曲折，又暗含有政坛斗争的自己民族的悲情故事。该剧首演的当晚，不断地激起观众的鼓掌。易卜生后来回忆道：“坐满观众的剧场里时时爆发出‘卑尔根的抒情诗’的阵阵呼喊。演出结束时，观众不断高喊作者及演员的名字，要求他们再次出场。当晚，乐队在众多观众的簇拥下，在我住处的窗外演奏了很长时间的小夜曲。我差一点就克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想要去对他们致以谢辞。总之，那晚我非常幸福。”

　　其实，更大的幸福还在后面。《苏尔豪格的宴会》使易卜生名声大振，也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酷爱戏剧的女作家玛格达琳·托勒森（Magdalene Kragh Thoresen）。在观赏过该剧的演出之后，她诧异于卑尔根竟有如此富有才气的剧作家，便盛情邀请易卜生来自己家作客。在全家人出席的招待宴上，玛格达琳侃侃而谈，而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易卜生却只注意到了玛格达琳的继女苏珊娜·托勒森（Suzannah Thoresen）。这是一次一见钟情的相会。易卜生回家便有诗作产生：《致我的唯一》(To My Only One)，并在随后的会面中大胆地献给了苏珊娜。在玛格达琳的诧异和不解中，他们宣布了他们的定婚。这是一个延续了一生的婚姻。那么，苏珊娜身上到底有什么殊异之处吸引了易卜生呢？多年以后，在给评论家彼得·汉森的信中，易卜生这样写到：“一直到我结婚之后，我的生活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她所具有的素质正是我特别需要的——缺乏条理，但却具有浓重的诗人气质，眼光远大并对一切琐碎小事强烈地憎恨。”的确，与易卜生相伴近50年的苏珊娜算不上是楚楚动人的娇柔女子，然而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她对于眼前的这位天才慧眼独具，当仁不让，决不放弃。他随后剧作中出现的那些强悍的女子，肯定有苏珊娜的影子。在他们共同相处岁月中，易卜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绝望的日子，然而苏珊娜从来没有丧失对这位戏剧天才的信心和期望。她知道他的价值所在，其坚定的程度甚至超过他本人。有一段时期易卜生因为遭受批评家的攻击而垂头丧气，几欲放弃写作而改操画业；是苏珊娜将笔递到他的手中，鼓励他坐到桌边，去继续他那最能展现其魅力的戏剧创作。易卜生的传记作家汉斯·海泊格写道：“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一双手的不懈地扶持，他的结局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他们在1856年一月的相逢应该是挪威文坛的幸事。”易卜生的儿媳贝格丽奥回忆说，苏珊娜在78岁那年曾经对她这样说：“易卜生的性格中缺乏刚毅——然而我给了他刚毅。”毋庸置疑，苏珊娜的出现，给易卜生的生活带来安宁，带来灵感，也带来变化。他们结婚后，易卜生就接受了首都“克里斯琴阿尼亚剧院”的邀请，离开了贝尔根。

　　到达首都后的第一个演出季，易卜生就向剧院交出了他在贝尔根就已构思成熟的剧本：《海尔格伦的海盗》。这是以维京人(Vikings)，即北欧海盗为题材的典型的民族戏剧。其中的女主人公伊厄棣斯(Hjordis)，易卜生在后来致友人的信中称，“跟后来的《爱的喜剧》中的斯凡希尔德一样，是以同样一个原型为依据的”，那就是他的妻子苏珊娜。这是易卜生献给爱妻的一首情诗。易卜生对妻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使他们已经形同一人，难以分离。然而在其晚年生活中出现的一件事，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成为易卜生留给我们的众多秘密中的一个。

　　1889年的夏天，易卜生和苏珊娜再次来到瑞士山区一个叫戈森那斯的避暑胜地度假。此前的连续好几年他们都来到这里消夏。今年他们特别兴奋，因为当地政府看重这位名人的不断光临，已决定将那里的一个广场命名为“易卜生广场”，特邀他们夫妇俩出席命名仪式。爱米丽·巴尔达赫，一个18岁的威尼斯姑娘也随其母亲来到这一场合，并经人介绍认识了易卜生夫妇。就在苏姗娜与其母就她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兴致勃勃地交谈时，“小姑娘”也拉着这位她十分仰慕的老作家的手，到一边散步、交谈去了。易卜生察觉到了“小姑娘”异样神情中所蕴含的意义，然而他并不敢多去揣测和幻想，一则作为名人被追逐和青睐在易卜生已不算新鲜事，二则苏珊娜已不止一次地指斥他纵容一些女孩子的飞光流目。虽然他曾经解释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探测女性的心理和心态,以及她们对诸多事物的看法，并借此了解自己在她们和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苏珊娜仍然认为这是不够严肃和自尊的行为。因而在这初次的见面中易卜生显然不失长者的身份。但是回到宾馆之后，易卜生发现自己很难将这“小姑娘”从自己的脑屏幕上抹去：她太富有激情，太非同寻常了。易卜生在这女孩子的身上似乎发现了女人真实的内心，发现了女人巨大的魅力。他禁不住提笔伸纸想要写些什么，然而这一次他所写下的，不是剧本而是一封长长的信。在短短的两个月中，他给她一共写了12封信。其间他们谈到了很多话题：有爱情，有婚姻，有疯狂，有犯傻……易卜生说他很想试验一次犯傻的滋味，抛下一切冲到她的跟前，拉着她的手到“天边外”去为真情活一次……然而，两个月之后，易卜生在第12封信里郑重地规劝爱米丽，这样的信最好还是别写下去了，因为结果对大家都不会有益，或者就根本不会有结果。爱米丽那边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她一直珍藏着这些信件，一封也没有遗失。在易卜生去世的当年（1906年），36岁的她便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勃兰兑斯。而后者悉数将其发表，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兴奋，有人受伤；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苏珊娜。而易卜生已经在另一个世界，她又能说什么呢？事实是，易卜生在这一“奇异的插曲”之后不久（一年）就发表了最为令人震叹的剧本《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1890），其主角就是一个极为疯狂和怪异的女性。海达显然不是以爱米丽一人为原型的。譬如海达对舆论的恐惧就不是爱米丽的特性。但是海达身上的激情与疯狂明显带有爱米丽的痕迹。我们不得不承认，正因为易卜生对女性心理的强烈兴趣和关注，我们才得以欣赏到易卜生对于女性内心世界烈火般燃烧的激情，以及这股激情遭受压抑后火山般爆发时摧枯拉朽，酿成惨烈悲剧的生动描写。

　　女人,在易卜生的剧作中占有极大的分量,一如在他的生活中。她们唤起他的激情，也激起他的灵感；她们让他痛不欲生，也让他发现了意义。总之，难解是什么样的宿命使易卜生与女人有缘。了解易卜生和他的女人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剧作，尤其是在他去世100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