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对整个世界来说，平淡得如一杯冲了16个小时的铁观音，只有已经确定的变形，而味道全无。据说，明天是一个关于鲁迅的什么日子，我几乎没丝毫的在意，只是问：中国还要受这个偏执狂影响多久呢？问尚未了，一场重复400多年前的历史性偏执重演了。
10月17日，是郭起真的岳母因他不时受骚扰而惊忧过世的周年祭日。
10月17日，郭起真一个精神确实有疾病的“疯子”，被宣判为有罪！
宣判为四年徒刑，剥政三年，与七年前我的案子结果一样。事后，我不得不苦笑着对律师刘路说：“唉，这也算个判例判法了。”面对郭起真的慷慨陈词，我甚至觉得整个法庭的气氛那么可笑，面对他的哭泣的亲人特别是他那出了通身汗且浑身发挥的儿子，我动员不出自己任何一个参与悲情的细胞。
不是我冷酷，而是无知的历史又一次重演，这种重演让人无法表达悲情，甚至说：面对此局，连麻木也成了奢侈品。此外，我每天打开“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那些网站，发现：除了极个别的人用郭起真事件攻讦不同派别外，郭起真几乎没人再关注，他几乎成了卡缪哲学小说《局外人》的主人公摩索尔特。不同的是，摩索尔特的存在是被工业社会所消灭的，而郭起真却被“英雄泡沫”冲得彻底边缘化了、淹没了。要不是刘路和黄琦还“声嘶力竭”地喊两嗓子，郭起真就真地比一杯冲了16个小时的铁观音还淡了……
一、这让我想起了麦诺齐奥
一会儿摩索尔特，一会儿麦诺齐奥（为了不至于过分悲哀，我们就调侃地叫他“小麦”好了！），似乎让人联想我在炫耀自己“不屈的博学”。就本心而论，不是这样。我真地不再想引证中国历史，引证那连疯子都不放过的康乾盛世的文字狱。毕竟，不少有民族主义情结的英雄们还得从繁花似锦的康乾盛世的共同记忆中去吸收营养。既便醒来，床头一文钱没有，能拾到钱的梦也是值得回味的！
小麦，一个出生于1532年意大利北部山城的小磨坊主。他没有什么知识，但他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于当时正统的宗教：他不承认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甚至说“奶酪腐烂了，蛆虫出现了──这些就是天使……”他的磨房与那个时许多同样的场所一样，人来人往，也便于思想传播。于是，他的“疯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教会给系统化为“拒绝基督的神圣性，拒绝《圣经》的完整性”。小麦成了那个时代不足为道的政治犯并被判处死刑。──比之这一点，我要为自己还有七年后的郭起真而庆幸，毕竟今天的言论治罪已没“死罪”。
小麦远比今天的被英雄泡沫淹没的郭起真要幸运万倍。因为在他死了400多年后，他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而成了著名历史学家卡洛。
金伯斯《奶酪与蛆虫》一书（1982）的主人公，从而成了颠覆宏大叙事的传统史学的炮石──大时代毕竟是由小人物改变的。无须罗嗦已有的学术观点，只看“故事性”记载就够了：小麦的阅读习惯片面而武断，几乎就是为了印证自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和观念而阅读；为了这个观念，他可以改变文本重点，将文本中的事实理解成完全相反的东西。400年后狂鲁迅也与小麦一样，他可以开口便骂（还有绰笔便写），但终其一生也没写出胡适最次水平上的“有参考文献格式”的文章。我不想将郭起真与鲁迅联系起来，但他的确是鲁迅主义的一个受害者，“一个也不放过”的观念已经固化为“伟大的道德观念”。他在法庭上所喊出了“一时之胜在于诉，千秋之胜在于理”的豪言壮语之前，又高声申明“我上诉”──政治案件上诉本身就是对自己智性的侮辱，除非你有技术性的等待比如人情疏通──现在看来，对郭起真几乎没有可能。
这是怎样的一个矛盾呀！？
更令我震惊的是，他根本没认出我来，还高对他太太说：“快给綦彦臣打电话！”（──是我穿得太体面了吗？为了和刘路郑重地对待这次宣判，我穿上了七年来很少穿的西服。）要不是郭太太赵长芹向我和刘路二人重复这个细节，我几乎不敢相信它曾发生过。与郭起真的“发疯”相对应，有一个细节真得让我更总结不出感想来：郭的儿子（一米七的小伙子）站在我身后，而我的左邻是一位资深警官，当他察觉郭的儿子靠近我们时，他倏地起身离开我们，到三米多远的东墙面那边站着去了。
二、被夸大了的“危害”
由于郭起真与法轮功存在着的“模糊的间接关系”，他的“危害”被夸大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判断，今天也得以证实。他为自己12年之悲惨境地不得改善，卷进了以救助法轮功涉案人员为主的高智晟律师的“绝食行动”。但其最主要原因还是“为己谋利”，想“利用”高的活动把自己的事情“做大”。所以，在6月30日会见时，我劝他以身体为重、放弃在看守所内绝食时，他表示接受。
郭起真与法轮功的模糊关系（他本人是个无宗教信仰者）也被当地一种称为“中国共产党沧州市委防范办”的意识形态主管机构所“婉证”（有关引用来自刘路律师卷宗）。该机构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大纪元》是2000年‘法轮功’邪教组织等敌对势力在美国创办的一家中文网站。现发展为多个语种，内容以批判、攻击中国现行制度为主。”证明的逻辑关系，当然地是从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开始，中经公诉机关，再落实到审判环节。一审判决的表明参与绝食并写了绝食日记是第一“罪行”，尽管表情严肃的女审判长把高智晟念成了“高智成”──法官实在没有必要去查字典了！让以上所有核心性分析成为判决内容的另外动因就是郭起真竟然成了所谓的天鹅绒行动（这样一个闹剧）的一个主角，“有幸”成为“各省市和平交接委员会”的河北省一号人物。
作为共产党钦定的历史教科书所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郭起真也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有办法让这个21世纪的中国“小麦”读一遍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吗？希望不大！因为那淹没了他的那些泡沫英雄们本身就是这样的鸦片吸食者。他们不仅要让郭起真吸足他们的残烟余雾，而且还给他纯度更高的“精神冰毒”──那位大英雄声称来沧州声援他，结果英雄从未来过他家，即便路过沧州也是如此！
三、有弹性的“神经病”问题
有关证据在叙述郭的经历时（无主观定性），回避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即有一个文件所表明的：
“2001年3月12日经天津市司法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郭起真‘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危害行为无责任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0条之规定，2001年3月13日该郭被释放。但是，这个司法部门的文件在诉讼中让位给了一份同样出自司法部门的文号为‘冀精司鉴字第2006088号’的《精神司法鉴定书》（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中心，2006年4月26日）。后者证明郭起真”案发时无精神病，（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事实上：（1）凭郭的经济条件，无法买到昂贵的恢复药品；（2）郭的外界刺激条件未变反在加强，自然恢复也不可能。
仅仅是郭起真案件的司法鉴定的技术处理的两种结果，也为中国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由什么样的更具权威的机构来做司法鉴定，成了影响案件公正审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即便是敏感的政治案件。
这也是一个笑话：若干年前，称异议人士有神经病并扔进“疯人院”，是政府打击异议人士的成本最小的手段；而今天，要证实一个异议人士有神经病，势比登天还难！！
无法结束的结语：赵长芹与儿子的生活怎么办？
坦率地说，作为刘路律师在郭起真案上的“特聘助手”（两次被刘路召到沧州讨论应对方案并最终旁听了宣判），当初我与律师都认为：必须技术性地让郭放弃传统抗争方式，在法庭上保证不再上访、上街，也不再写文章，但要求政府方面给一份“可吃饭”的工作比如回原单位房产公司上班。律师拿到起诉书后，得以会见郭起真，以上意见郭也表示接受。但在开庭时，受环境刺激（主要指抓他的人们多在旁听席上），他不但否定了对律师的承诺而且大声指斥律师，不让律师讲话。于是，包括会见后，律师写给审判、公诉、公安三方的意见函，也实质地遭到了否定。
我们没任何力量可阻止一个“疯子”被判罪的这种“21世纪的麦诺齐奥事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和法轮功的冲突未见任何减缓的趋势，也未见任何一个政治力量愿意居中调停，郭又不幸地的因个人不满间接地卷入到这场冲突之中去了！！
剩下的问题则是，郭起真的太太与儿子的生活来源问题怎么办？
孩子正在高中上学（刚入高一），赵女士凭修补毛衣的技术肯定挣不到多少钱。我自己也感到：本不宽裕且有债务的日子又添了一份压力。唯盼自己的某本书突然“火”起来，能赚一把大钱，但也说不准哪一天突然上了“黑名单”，书也不能出了。
我们的道德抗争与我们的利益计算正在发生冲突，这仍然是个问题！
（2006年10月17日夜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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