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大字报《院党委拋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是东北工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所以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当年想把书读好也不容易，因为有“只专不红”的危险。我虽然是共青团员、系学生会的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加上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便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席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仿真反派的发言；例如《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学校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比例百分之五至十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往往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线上纲，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X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X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共产党员们那么残忍、那么泠血、那么伪善，而又那么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心安理得地为别人制造悲惨的灾难。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象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共产党是迫害狂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六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二十六号，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拋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不许他申辩，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淹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四十年后的二OO六年，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拋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教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是全院批判的重点。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九。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冲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就走上了社会。接着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就写了一张“兹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X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之后和低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要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报。在西安碰上的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便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但大部份只分析上层的权力斗争、毛泽东的阴谋和威望；近年刘国凯等人的“人民文革”说，却从广大人民群众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引起热烈争论，深得我心。

比如，上海市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百多万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十七年里，中共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暴力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饿死四千万人，仅四川一省当时就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省委内部文件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二零零六年第一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具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就是中共腐败的典型代表。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就这样的十七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有权好办事，狗仗人势，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国营资产、人民血汗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年，到如今也没过到河。他们自己倒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征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老百姓摸进更加一穷二白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我一家的苦难

我祖父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只读过一年私塾，廾五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犁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腊；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证》。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己值一千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一九五七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饥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米(十六两为一市斤)，他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年仅四十一岁。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他因顶撞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一九七四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一九二三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垫教师，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一九四九年四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秘书、县总工会秘书等。一九五七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一千六百二十天(次)。一九七七年遭公社武装部扣押十八天。我弟弟的缝衣机、义弟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十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一百五十元。受冤遭罪二十多年后，父亲于一九八O年获“平反改正”，恢复党籍、工资待遇，办理离休。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无法弥补的。他二十多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我母亲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饿死。因为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岐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我的遭遇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钖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如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渖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招牌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出动十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从此由陈李凌挑起的武斗在辽渖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沉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沉形势答〈辽沉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沉阳市大街小巷。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共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所谓“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偓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沉、在东北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见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沉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发配西南三线基建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的，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岐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一九七九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罪名。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四川，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一九八七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毛共政权完全是洪秀全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政权。

庆父不死，鲁难不止 

让我最后看穿中共本质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枪声。刽子手用带血的手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那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不彻底揭露毛泽东共产党滔天罪恶，不把共产党反动派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就永远没有民主宪政，永远享受不到“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就永远无法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现代化。我愿意和一切有志于此的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

31-Aug-2006定稿于流浮山庄

2006年8月18日沂南县法院对陈光诚案件的审判过程是极其荒唐的，世人已经很清楚。辩护人被诬为偷包贼而被关押至开庭结束、不顾被告人的明确反对而强行开庭、动用上百名警察进行交通管制以拒绝亲友旁听、对外地赶来准备旁听的人士进行软禁、拘捕、殴打或遣送，不一而足。加上此前的律师被多次殴打、相机被抢劫、车辆被掀翻、光诚妻子被多次殴打并软禁13个月以上、光诚母亲和孩子被绑架、不予安排会见当事人等等，足以构成世界司法史上的一大奇观。而最近透露出来的若干关键证人被刑讯逼供的情况更是令人震惊。

陈光余、陈光军两人，是所谓的陈光诚所谓“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最关键证人。2006年9月8日，李劲松律师接到陈光余打来的电话。陈光余在电话里说：“3月11日被抓后，被警员绑在椅子上审讯逼供五天五夜不让睡觉。在此期间，我在这种状态下所签名的讯问笔录里面的词和和我说的肯定有差距。我只说了一两句但他们就写出一大堆。当时他们是轮流审问我，同一个问题他们能问你一千遍，……他们基本的目的就是想什么事都往光诚身上推。”

2006年9月10日，陈光军发给律师的传真讲述了他被酷刑逼供的情况：“2006年3月11日晚，我和陈光诚、陈光余三个人被沂南县公安局的人员抓到沂南县刑警队后，他们用铁链把我绑在椅子上，开始对我讯问，我不理他们，他们问什么我也不回答。他们三班倒，每班两个人，不让睡觉，不让吃饭喝水。他们说态度好就给一点吃，每天有吃一顿的时候，也有吃两顿的时候，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不让解手。每次解手，都要多次请求。他们总是说：等一会、等一会。有一次他们说大便不行，只能小便，后来我想起了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在陈光诚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我就情绪激动，很生气的跟他们讲理。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超过24小时后，经过商量，他们就对我说，本来想行政拘留你，由于态度不好现在对你刑事拘留。又把我反背手拷在了椅子上，一直到3月14号晚8点多钟，才把我送到了沂南县看守所。由于我身患严重的腰肩盘突出症，05年麦收后就开始治疗三次，最后一次手术回家是在阴历的11月26日。时间太短身体远没有复原，这样长时间的坐着我的身体实在受不了。”

被拘留13天的村民韩延东说：“当天下午四点，我被送进拘留所。在拘留所3天以后，又被公安局蒙着头不知带到了什么地方，让我坐在椅子上用铁链子锁住。就这样在椅子上呆了90多个小时，在这期间不让睡觉。吃饭给我一点点，以后他们又把我送进了拘留所。”

村民陈华的证言更证明了侦查机关存在的非法逼供行为令人发指：“在2005年农历的8月11日把我传唤到县公安局，做了笔录，说我扰民，拘留13日。在拘留期间的农历8月17日下午8点左右，我被带到门口的一辆车号为8531的车里，被他们把头蒙住带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间屋子里，被他们锁在一张椅子上，讯问了60多个小时。在这期间，他们不让睡觉、不给吃饱饭、小便不让出门，有时锁都不给开他们把椅子竖起来就这样解手。大便他们把我头蒙住，铁链拴住我的腰，两个人看着解手。最后给我做了讯问笔录让我签了字按上手印，才把我头蒙住，坐上辆车给送了回去，他们没给我任何手续。”

2006年 8 月18日，沂南法院秘密审判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位村民，三人均被判刑7个月，缓刑1年。在他们8 月24日被释放后，律师辗转了解到他们被严刑逼供的情况：“3月11日晚，我被沂南县刑警队抓进去之后，用农村拴狗的那种铁链子把我绑在椅子上，脖子一道、腰一道、腿一道，共三道。……他们连续15天不让我睡觉。困得实在受不了要睡的时候，刑警就用带刺的橡胶棍砸我的脚。他们轮班审讯，反复诱供，他们对我说的话不满意，就让重说，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有一次连续20多小时不给吃饭。警察说忘了，实际是故意不给饭吃。……连续15天不让睡觉，实在受不了，痛苦之极。到后来他们想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他们逼我说光诚不好。……警察自己写好材料让我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放在一边照着念，还不能总看。让读什么就读什么，读不好就打。他们在一边摄像。”

三个人受到虐待的情节大同小异，但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三人均被酷刑逼供是确定无疑的。

陈光诚自己也曾遭到非人道的虐待。3月12日至3月14日，沂南县公安人员三天不让陈光诚睡觉。他为此曾绝食绝水三天，抗议这些警察败类的暴行。加上陈光余、陈光军、韩延东、陈华、陈庚江、陈光东、陈光合，至少有8人在陈光诚案件中受到刑讯逼供！

这不但是一个丧失人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相关警察构成犯罪的问题！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公民使用酷刑（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国也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侮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这类酷刑的实施者显然是在挑衅刑法的尊严、挑衅中国政府的郑重承诺和人类文明的底线！

——兼论鄢烈山先生的文风问题

写这篇文章对我来说颇为痛苦，因为鄢烈山曾经是一位我所尊敬的师长，尽管这种尊敬已经属于过去。我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夏天与鄢烈山一起参加”草原部落”组织的笔会，在满天星辰的夜晚漫步在草地上的美好时光。那时候，鄢烈山执笔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其杂文针砭时弊，深受读者喜爱。没有想到，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几经波折之后，鄢氏已衰老不堪，勇气不再，甚至满口昏话胡话。你的匕首和投枪对准的不再是当权者，而是处境比他艰难得多的同道中人。尽管鄢烈山不承认今日中国的写作者的身份存在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差别，但从其滑落的人生轨迹恰恰可以看出：中共的文宣体制和思想控制，是如何缓慢而精确地让一名曾经为民请命的好书生变成为坐稳了奴隶的顺民。

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曾经与鄢烈山一起合著《李贽传》的杂文家朱健国，前两年提出”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思维”的观点。此观点在杂文界引起很大争议，也导致鄢、朱这两只同样来自湖北的杂文健笔反目成仇。我并不完全赞同朱的观点，但我认为提出此说法颇有意义，我们可以用它来疏理和分析当今中国写作者不同的身份与境遇。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的中国，就客观事实而言，写作者的身份确实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足以成为个人的道德水准和作品的价值水准的评判标尺。某些体制外的写作者，因为坚持个体写作的独立性，自动放弃或被动失去了在体制内的职位，而成为真正的”独立写作者”（我不愿使用”自由撰稿人”这个概念，今天的中国连自由媒体也没有，何来”自由撰稿人”？）。这些体制外的写作者，由于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医疗保险等等，需要承担比体制内的写作者更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确实为了写作的纯粹性付出了更大代价，我们理应给予这些人士以充分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某些体制内的写作者，虽然依托于现行体制，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与体制外的写作者一样热爱民主自由，并通过个人所具备的有利位置，竭尽所能地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他们在某些特定时刻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体制外的写作者。因此，这些身处文化、学术和新闻体制之内、仍然领取工资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受到指责和鄙视，他们同样值得公众尊敬。体制外的写作者，如刘晓波、廖亦武、焦国标、北村、余世存、昝爱宗等；体制内的写作者，如胡绩伟、吴思、卢跃刚、章诒和、秦晖、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等，均是今日中国之脊梁。职之是故，体制内外的差别，仅仅是上帝所安排的位置和使命的不同。而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因此，人分体制内外，文无体制内外。

不同的身份必然带来不同的境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常识：尽管体制外的写作者当中亦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但大多数体制外的写作者，为了坚持和捍卫写作自由，备受官方打压、监控、骚扰乃至承受漫长的牢狱之灾。在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格局之下，他们艰难的处境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由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国内市民社会逐渐成长，公共空间逐渐扩大，加之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和西方政府的人权外交日益有力，以上诸多因素使得部分体制外的写作者得到了一点点生存空间。一般而言，体制外的写作者或通过写作或通过其他的谋生手段，还不至于会被活活饿死。当局再也做不到毛时代那样，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饭吃了。但是，此种生存空间及异见作者的人身安全并无制度保障，仍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这种脆弱的平衡，随时可能会因为当局的突然翻脸而被打破。过于乐观地评估体制外的写作者的生存境遇，要么是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便轻率地发言；要么是故意美化现状，以此为官家涂脂抹粉。

鄢烈山认为中国已无文字狱

遗憾的是，理应熟谙时事的鄢烈山，却在多篇文章中大肆传达与中国现状完全不符的论调。鄢氏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没有人会因为发表与官方不一致的言论而受到迫害。因此，鄢氏论说那些严厉批评官方的意见作家乃是出于”政治投机”，只有他本人才是”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真人”.作为体制内的成员，鄢氏不是致力于同体制外的同道一起拓展言论空间、推进民主进程，反倒对根本无法与之公开辩论的体制外作者大施讨伐。鄢氏这样写道：”不可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取消了’反革命罪’和’政治犯’的罪名，日常交谈中已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伟大领袖’的’攻击罪’，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这样就出现了政治投机的可能。”鄢氏还说：”有的人非常清楚，随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提高，不想升官发财的平民百姓在国内媒体（包括网络）发表文章并无多大的政治风险……在境外媒体发表’出位’、犯忌的言论也未必出什么大事，仍然可以出国访问、演讲，只要不搞串连、不搞组织活动，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操作，是不会坐牢的，纵然坐牢一般也不会把牢底坐穿，更不会受到张志新一样的对待。”

中国真的不再有文字狱了吗？老实说，鄢烈山的这些话连中宣部的发言人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不知道鄢先生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来的。胡适说过，”大胆假设”之后必须要”小心求证”，如果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环节，”大胆假设”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贻笑大方的谬论。当今中国的司法体系中确实没有了”反革命罪”，当局却以”危害国家安全”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新罪名取而代之，可谓换汤不换药也。据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会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的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便有七十三名作家因言论而被以各种罪名构陷入狱，如今仍然被监禁的尚有一半以上，许多人在狱中受到了酷刑和虐待。其中，比较为公众所熟悉的有：因撰文揭露中宣部禁止报道六四事件而被判刑十年的作家师涛，因撰文呼吁中共十六大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而被判刑两年的教师欧阳懿，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当局而被判刑三年的残疾人罗永忠，因揭露山西地方政府腐败而被判刑十二年的记者高勤荣，因报道福州爆发”登革热”而被判刑三年的记者李长清……以及姜维平、杨子力、张宏海、徐伟、靳海科、卢雪松、黄金秋、郑贻春、杨天水、杜导斌、刘荻、蔡卓华、赵岩、李智、阳小青、程翔、力虹、努尔莫哈提？亚辛……这张名单实在是太长了，我无法全部抄录下来。

可见，文字狱不仅没有消失，近年来还呈现为愈演愈烈之势。这张名单上的名字，鄢烈山总不能说自己一个也不曾听说过吧？如果鄢先生确实连一个名字也没有听到过，那只能说明如今鄢先生的身份已经很尊贵了，不屑与这些草根写作者为伍了，对他们的命运自然也就漠不关心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可以是鄢先生个人的选择，但请你从此安逸地过自己月薪一两万的好日子去，不要再继续装扮出一副忧国忧民、正义化身的模样来。那样做你不觉得太虚伪了吗？当然，我不相信鄢先生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在这张名单当中，程益中、喻华峰、李民英等人是《南方都市报》案件中因言获罪的牺牲品。《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同属于《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鄢先生总不至于对这起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文字狱闻所未闻吧？据说，该案被广东当局炮制出笼之后，《南方日报》系统数百名记者编辑签名抗议，一向以坚持正义自诩的鄢先生大概也签名了吧？如果鄢先生知道其中一两个名字，却仍然声称如今的中国” 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那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那就是将自己的献媚建立在别人的眼泪和苦难之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大谈鲁迅呢？

异见作家群的真实处境

我们必须直面异见作家群体的真实处境。除了遭受牢狱之灾的危险之外，若干异见作者还受到各种各样的监控、骚扰，被非法剥夺各种公民权利，甚至无辜的家人也受到连累。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著名政论家刘晓波，今年二月至三月长达两个多月被软禁在家中，从七月起再次受到软禁，至今仍未解除，一年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失去人身自由。其他异见写作者如王力雄、张祖桦、江祺生和胡佳等人，也都有相似的经历。这样的生活状态，鄢先生尝试过吗？愿意尝试一下吗？

说到出国，拥有护照、出入国境，这本来就是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然而，刘晓波、包遵信、廖亦武等人却被剥夺了此项权利，长期被禁止出国。廖亦武先后申请办理护照达八次之多，迄今为止仍然不能获得护照。被官方禁止出境的人士为数众多，其中既有一些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也有许多是异见作家。这张黑名单从来不曾公布出来，谁也不知道是由什么部门拟定的、谁也不知道黑名单上面究竟有多少人。

即便能够出国的少数几位异议作家，如王怡、朱健国、焦国标、王力雄等人（也包括本人在内），亦并非如鄢烈山所想象的那样”来去自由”、”里外通吃”，他们的处境个个堪忧。焦国标不久前赴美领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在其出国前几天，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打来的电话，警告他在国外不得”乱说话”.朱健国在赴美参加文革四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前夕，深圳国保人员多次恐吓他不得与会，否则后果自负，此前他还被国保抄家，电脑亦被查扣。王怡近年来虽然多次出国，成都方面一直采取多种方式骚扰其日常生活，他所在的成都大学将他长期停课，只发三百元的”基本工资”，当局甚至使用下三滥的手法制造大量给他妻子的匿名信，企图以此破坏他们的夫妻关系。鄢烈山先生是否了解过这些情况呢？

我本人的经历也算是丰富多彩。在第一出访美国前夕，国安方面约我吃饭，建议我回国之后将所有见到的人的名片给他们复印一分，换言之，就是希望我成为”线人”，结果被我断然拒绝。此后，我虽然多次出入境，但经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检查和刁难。有一次，我从美国回到北京的时候，在北京海关被扣留长达一个多小时。海关工作人员在一群便衣特务的唆使之下，强迫我为身上携带的旧电脑和旧相机缴纳高达三千元的税款。然而，即便是这种残缺的、如履薄冰的自由，也随时会遭到”合法”的剥夺：近期，官方通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名誉权案件，让法院下达了禁止我出境的命令。我告知法官，愿意先放一万元的保证金在法院，以解决所谓的”执行难”问题，却被法院拒绝。这是数十年来惟一一起因民事案件而被禁止出境的个案。对此，鄢烈山先生该作何感想呢？是一声叹息说”他终于被禁止出境了”，还是继续坚持他那自以为是的看法——” 我们可以善意地理解乐观地评价，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官民互动和国际互动，是最终走向’和解’、’双赢’和社会进步的良性开端。”我当然希望鄢先生的设想真的能够实现，但”体制”的胸襟似乎并没有他所想象或建议的那般广阔。

就收入而言，部分只能为海外媒体（包括网站）写稿的异见作家，也远远低于能在国内写稿的鄢烈山们。比如，海外网站的稿费，通常一篇文章只有区区二十至五十美元；而国内主流报刊的稿费，有的千字即达千元人民币。鄢烈山却抓住这点少得可怜的海外稿费，给体制外的写作者们无限上纲上线：” 就算你当真去搞什么’体制外写作’，挑战’体制’所有文字只在境外发表（姑且不论完全发表于境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有多大），你在国内总有生活来源吧？而这生活来源，不论是辗转汇来的稿酬，还是出于何方馈赠，纵然是来自海外慈善基金或个人的纯人道主义捐助，也仍然与’体制’权衡利弊得失之后的容忍有割不断的联系：是’体制’意在改善国际形象（人权纪录）的表现；甚至是’体制’本身（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这段话说得实在是太恶毒了。

首先，鄢烈山置疑在那些海外发表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究竟能有多大的影响，其言下之意是：我的文章能在国内发表，我的影响比你们都大。你难道不知道：部分异见作家的文字无法在国内发表，这不是他们的错，乃是中共严密的新闻出版控制与检查制度所致。谁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在国内自由地传播、被同胞自由地阅读呢？你不去谴责加害者，却来嘲讽受害者，这是什么逻辑呢？其次，鄢氏暗示某些体制外写作者拿”美元”，潜在的意思是：他们都是”汉奸”，他们的钱来路不正（鄢先生认为：除了稿费之外，还有”馈赠”）。这与当年鲁迅的论敌污蔑鲁迅拿”卢布”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暗箭最为阴毒，可以致人于死地。第三，鄢氏为此大唱当局的颂歌，把异见作家顺利拿到海外稿费当成是当局的额外恩赐。我想反问的是：当局究竟有什么权力、凭借什么法律来扣押这些劳动所得的汇款呢？鄢氏同时又暗示当局：如果你们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扣住他们的支票，让他们拿不到从海外寄来的稿费。其实，中共当局还用你来提醒吗？诸多意见作家为海外媒体写作而获得的稿费经常不能收到。比如，海外媒体寄给刘晓波的支票，即便写上其妻子的名字，也被中国银行拒收，此情形已经持续了三年多。鄢先生为何还要雪上加霜呢？

坐稳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

我们不是要比谁最勇敢、谁受到的迫害最大、谁的生活最困难。但是，对于那些因为不愿做奴隶而遭受压制、承担苦痛的异见作家，总得有中肯的评价吧？总不能帮助官方出谋划策来抹黑他们吧？有人愿意当奴隶，有人不愿意当奴隶，这是各自不同人身的选择。我不批评那些愿意当奴隶的人，但我无法容忍的一种情况是：愿意当奴隶的人恳求奴隶主残酷制裁不愿当奴隶的人，用鲁迅的话来说，叭儿狗往往比主人还要凶。这是中国知识阶层中不断上演的悲剧。鄢烈山本人也曾一度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那么你完全可以像焦国标那样，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讨伐中宣部上。但是，鄢氏却打着”匡正文风”的幌子，挥刀砍向言论空间已经极度蹇逼的体制外异见作者们。我想，这已不单纯是一个”文人相轻”的问题了。

有趣的是，鄢烈山引用小说家余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段访问来反驳作家身份的体制内外之分。余华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体制内体制外的区别。例如莫言、苏童、贾平凹，他们都是在体制内，但他们依然很优秀。读者要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只要作家是生在中国，就是在体制内写作，不可能独立。要说不同无非就是有的人有工作，有的人没工作而已。”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除了圈子内部的肉麻吹捧之外，有一句真话吗？余华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呢？余华是一名大唱毛泽东赞歌的作家，是一名把毛泽东时代看到无比美好的作家，是一名不承认发生过大饥荒的作家。鄢烈山引用这样一个”过于聪明”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论调，不正说明鄢氏本人与之日渐趋同吗？

鄢烈山一直很喜欢谈鲁迅，在文章中引用鲁迅文字的频率，不亚于引用江泽民和胡锦涛讲话的频率。大概正是此原因，鄢烈山才得以”荣获”了官方所设定的”鲁迅文学奖”.鄢氏以能获得此奖项为莫大之光荣，并以之作为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中国作家可以进行”公民写作”的例证。尽管鄢氏仍然抱怨说，获奖之后并没有让他本人在《南方周末》的边缘化处境有任何改观，虽然自己曾是报社的”编委”和言论版的主编，如今却只能充当一名不入流的编辑——” 正当盛年时，不明不白被贬抑且将终老于每周听从一审二审裁决发落的最底层编辑……偶然得个文学界的大奖，无改于我在新闻单位的处境”.这种抱怨是主子可以宽容的抱怨。抱怨归抱怨，其实鄢先生对目前的处境还是比较满意的。有了这样的”心满意足”，鄢氏才会尖锐批评另一些写作者，因为心中有”不平之气”而无法做到”客观公正”.当然，如今《南方周末》的高薪，岂是昔日湖北乡下的乡村教师所能比拟的？而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其费用恐怕也并非工薪阶层所能够承担吧？我不禁感叹：为什么人们总是逃不脱鲁迅所说的”人一阔，脸就变”的宿命呢？

鄢先生的日子过得好，这本未可厚非。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但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便不惜恶毒地辱骂那些一个字一滴血泪的体制外作者，这就未免太不厚道了。鄢烈山攻击那些走在言论最前沿的写作者”有更为精明的利害算计”，”有的人正是看准了这种政治行情，仔细预测了安全系数，反复评估了成本收益率，于是把握时机，一反小心翼翼的故态，装出一副比谁都要彻底要激烈的模样，俨然成了唯我独革的体制外’斗士’.”鄢先生，你知道这些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被监视、被跟踪、被骚扰的种种情形吗？大部分异见作家已经习惯了此种”透明”的生活，他们没有像祥林嫂那样对自己的遭遇喋喋不休，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是”正常”的。我想，包括鄢先生在内，没有人”心甘情愿”选择这样的生活。例如，湖北网络异见作家杜导斌被捕之后，他的孩子在学校中饱受歧视，心理遭受重创，一度患上了自闭症。这难道是精明的利害算计、看准政治行情、预测安全系数、评估成本收益的结果吗？对比能够将孩子送到海外留学的鄢先生，谁更”聪明”、谁的生活更”幸福”呢？

我想对鄢先生说：虽然某些异见作家与你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中的某个人与你之间还有过激烈论争，但你也不必对此群体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吧？难道非得如此才能挽回你的”面子”吗？如此气急败坏的诛心之论，哪里有半点你本人所倡导的、 《书经》中评述的”好文风”——”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呢？你口口声声说：”对于个人，对于私人领域的事，涉及个人隐私不谈，对私德（动机之类）的批评也应当心怀善意，不搞’有罪推定’，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乃至’话到嘴边留半句，得饶人时且饶人’.”对照上下文，我发现你似乎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明明已经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却又号称”仁厚君子”；明明早已”有罪推定”、将对方看成了”坏人”了，却又宣称”心怀善意”.即便是《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见了，恐怕也要自叹不如吧？

坐稳了奴隶的人无权辱骂不愿做奴隶的人，这是我所坚持的一个常识。倡导”好文风”的鄢烈山，其文风偏偏最为恶劣。我想，”鄢烈山现象”对我们任何一个秉持良知的写作者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警醒。逆水行舟太难了，而放弃又是那么容易。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七、十八日

首发民主中国

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要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并在典礼上演讲。那是霍普金斯大学专门培养政治与外交人才的国际研究学院，美国政府不少高级官员都是从这里毕业。学院有一个悠久传统——每届毕业生在毕业前搞一次投票，选举他们最希望在自己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人物。这届毕业生的投票结果，达赖喇嘛位居第一。学院因此对达赖喇嘛发出邀请。恰好本届毕业典礼与达赖喇嘛访问华盛顿时间一致，流亡西藏本来就很会做公关，尤其对这种掌握未来美国权力的学校更予重视，达赖喇嘛便如约而至。

我得到两张票，约了一位朋友一块去，顺便给我当翻译。上午刚刚见过那么严密的保卫措施，担心毕业典礼参加的人多，排队做安全检查肯定需用很长时间，于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场，结果却是进出自由。可能因为达赖喇嘛只是毕业典礼邀请的嘉宾，不是他的专场活动，因此也就不好专为他的安全对来宾进行检查了。单从安全角度，只要有这样一场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活动，上午看到的那种戒备森严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刺客肯定会避开上午那种场合，选择这种既方便又容易逃脱的地方下手。

毕业典礼开始前，先是毕业生入场。其中一个毕业生在她的博士帽上用白胶布贴了一个“Free Tibet”，在一片黑方帽中非常显眼。这种情景并不只是在达赖喇嘛出席的场合才会看到。去年我在新英格兰的乡村参加一个当地人的节日，也照样看到西藏的雪山狮子旗，还有几个人专门为流亡西藏筹集捐款。西藏问题在西方社会影响之深，波及之广，是长期呆在中国之内的人难以想象的。

毕业生入场后是贵宾入场。达赖喇嘛走在贵宾行列最前面。全场欢呼雷动，大都是对达赖喇嘛。贵宾从中间过道走上主席台。我的位置是靠过道的第四个座，陪我去的朋友在第三个座。达赖喇嘛就在我们旁边停下，亲吻了一个孩子。我那朋友事后特别遗憾地说，如果她是在紧挨过道的座位，就要跟达赖喇嘛说话，而且要把我介绍给达赖喇嘛，告诉他我是一位关心西藏问题的中国作家。我没有对她讲我和达赖喇嘛刚见过面。

在达赖喇嘛之前是校长和其他一些来宾的讲话。其中有一位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他是这个学校的早期毕业生。当解释国防部副部长是个管什么的官时，他调侃说如果谁对中国有多少导弹瞄准美国感兴趣，就可以问他。从这种笑谈可以看出，在美国军事部门的思维中，中国已经开始取代垮掉了的苏联。

达赖喇嘛的演讲在最后压轴。他先用藏语讲，有一个藏人在他身边做翻译。不过讲完开头他就不再用翻译，自己讲英语。他说他是可以讲英语的，只是发音不太好，但是能够把意思讲清楚。那么为什么要先讲一段藏话呢，因为有个翻译在旁边嘛，要是他一点藏话不讲，翻译不就失业了吗？他讲话很逗，不时惹得众人大笑。

他的演讲大概意思是，人是需要具有知识和能力的，所以人需要受教育，你们到这个学校来学习，目的就是要获得知识和能力。但是仅有知识和能力是不够的。如果你没有同时具备对人类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那么知识和能力的作用就可能是相反的，变成对别人的毁灭，同时最终会毁灭你自己。你越有知识和能力，毁灭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只有人具有对社会的关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时，知识和能力才会发挥好的作用。这番话在我听来，对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倒是最有针对性的。中国的学校可以制造出大批专业人才，在专业范围内头脑精明，才能过人，然而对社会和人类却没有爱心与责任心。这样的人很容易把他们的才能用于做坏事，并且把坏事做到很有水平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当今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演讲结束后，达赖喇嘛离开。全场再次欢呼雷动，经久不息，他也频频回头致意。我们对往下继续进行的典礼没有兴趣，也就随之离去。会场外面，达赖喇嘛的车队已经起动，路两边的人向他的车热情招手。一位女记者抢着用手机发稿。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主席也在外面，跟我打了个招呼，又匆匆走开。

外面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我突然想到地球另一面的北京会怎么看待这一切。昨天是“十七条协议”签订五十周年的日子，布什总统在这一天和达赖喇嘛见面，并把见面地点安排在白宫。北京无疑会认定是蓄意安排，特地利用与“十七条协议”五十周年的重叠表达一种挑衅。上午和达赖喇嘛见面时，他专门告诉我这个时间安排没有特殊意图，完全是巧合。如果日程全部由美国方面安排，我相信他们可能的确不会想到那日子有什么特殊。然而美国人想不到这一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会想不到。这种时间重叠对北京一定会构成刺激。最近美国国会刚通过新的西藏政策法案，批准给流亡西藏更多支持。达赖喇嘛这次来美访问，陈水扁正好也同时来美，受到国宾规格接待，跟江泽民、朱鎔基访美的接待规格一样，行动也不再像前两次来美时那样受限制，会见了多位国会议员，其他活动也安排了不少。纽约市长朱立安尼无论在江泽民、朱鎔基、李鹏哪一个到纽约时都拒不见面，把他们说成专制政权的代表和六四惨案的刽子手，陈水扁到纽约时他却不但要见，还要赠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这些无疑都会被中南海认为是布什上台后对中国的蓄意挑衅，并且是一个合谋，藏独、台独等各方反华势力正在美国的操纵下走向同污合流。

我恰好在这个时候来美国与达赖喇嘛秘密会见，当局对此会怎么看，这使我多少有点担心，如果硬把我这次活动说成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是很容易给我定一个罪名的。

当天晚上和WA、JM，还有一对藏人夫妇在JM家附近的一个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拉萨人，但都很久没回去了。怀念家乡，却只有听我这个汉人讲一讲拉萨的现状。晚饭后大家分手，我跟JM去他的新房子喝酒聊天。

JM刚买的新房，是那种Town House.他在美国十几年，一直租房住，花掉的租金早超过房子。现在终于买房了，由此也看出他的心态变化。原来始终不买房，是认定自己不会定居美国，迟早会回西藏，现在则开始正视“现实”。聊天的时候，虽然他面带笑容，但总让我感觉心头徘徊着一丝伤感。他没有谈他现在对西藏前途怎么看，但我感觉他内心深处已不像过去那样坚定和自信。倒不是他本人变了，而是十几年过去，理想不但没有接近，反而似乎变得更远，我想如果不是回避的话，每一个献身自由理想的藏人都无法不为之黯然。

当晚我住在JM家，房子还没有添置家具，我的房间里只有一个床垫放在地毯上。

第二天，5月25日早上，JM上班前先送我去机场。我从那里飞洛杉矶。我欲言又止，没有告诉JM此行来美国是见达赖喇嘛。倒不是为了防范什么，JM是个靠得住的人，只是我不知道该把话说到什么深度，那就不如不说了。不过估计他从我的日程安排——达赖喇嘛到哪我也到哪——也猜得出。这一点好几个人都注意到了。国内部门如果分析我的行踪，当然也会看出其中的关系。

WA当天从另一个机场飞，比我晚一个多小时到洛杉矶。达赖喇嘛一行已经在前一天到达。WA在达赖喇嘛下榻的 Pasadena Hilton饭店开了一个房间，我去那里和他会合。达赖喇嘛这次到洛杉矶的主要目的是给当地华人佛教徒举行一次为时三天的传法。这是他第二次到洛杉矶做这种传法，一方面是为普及佛教，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流亡西藏正在加强对华人的工作。现在无法与大陆汉人接触，他们就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

5月26日，达赖喇嘛的传法进入第二天，我和WA去听了上午的传法，讲的是“般若心经”。入场前要经过安全检查，背包不许带，人人走检测门，还有警卫用仪器在身上扫。达赖喇嘛的一队保镖是从华盛顿跟来的，据说为他们和他们的设备花的钱远超过达赖喇嘛一行自己的花费，只不过那花的是美国政府的钱。来听传法的人在我看已经相当多，不仅有中国人，还有不少美国人，包括形形色色的佛教僧侣，看模样属于好几个不同的国家。但是WA还是认为组织得不够好，来的人不够多，大概那是和他们以前所见的盛况相比。

我和达赖喇嘛的见面安排在上午和下午两场讲经之间。安排给我和达赖喇嘛的谈话的时间不像原来以为的那样充足，事实上比第一次见面多不了多少，因此我需要考虑如何在那样短的时间说出尽可能多的话，同时还得把要表达的内容说明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插记

谈话才开展了不到两个小时，酒已经喝了1斤多。我的脑袋不由自主耷下来，老头却越战越勇，二目神光四射。我先后起立几次，到屋外借冷风与冷水醒酒，还好，体内动静不大，起作用的大概是此前的那碗汤面。

为了召唤或者戏弄我，老头又把“背时的保长回来啰”唱了一遍，还跺脚转圈旋到门旁。男人的自尊受到挑战，我就从他手中夺过茶缸，灌酒一口。待两人复位，我撑起眼皮，也竭力让自己射出神光，以产生逼视的现场效果，使访谈及有关酒量的口水战能够进行到底。

其实我天生没酒量，稍微一沾，注定从脑顶盖红透至脚底板。上个世纪80年代做诗人，只咂几口葡萄酒就胡话满篇，与历朝历代及同时代之嗜酒如命的众多诗人相比较，可谓狗熊气短。不料发生六四，更不料我写诗写进了监狱。出来后，物是人非，我诗兴没有了，却时常喝两口闷酒，无所谓好坏吧，也发不出“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的高级感慨。搞《底层访谈》那会儿，我在成都殡仪馆隔壁的烂茶馆里，偶与遗体整容师老张结识，为了套近乎，进而套出他秘而不宣的身世，我竟舍命陪他喝了七、八回酒，每回都翻倒在硬板凳下，人事不醒。拿老张的话说：“除了一口气，跟尸体也差不多。”

我从未觉得酒好喝，感谢抱过无数死尸又来抱我的老张，栽培起了这点酒量，自此厮混江湖，倒无大碍。在云贵高原，我最喜欢的是50度以上的青稞酒，纯如水，却烈如火，喝它犹如猛士跨门槛，一道又一道，往深处走去。先还跨得顺，渐渐的，就会感到跌跌撞撞，体力不支了。在这个时候吹几口箫，再吟啸一阵，就觉得眼前的世界那么远，那么远，似乎在无数道门槛之外。门槛外面的人（其实就是你身边的人）缥缈得只有米粒大，你往上升或往下沉，想在哪儿就能够在哪儿。先秦？魏晋？唐朝？都行。至少你可以用那种语气与人说话，而不会被人怪罪。晋朝的阮籍为了躲避做官，竟赶在司马昭的使者到来之前狂饮，死尸一般趴在案桌上，三天三夜不起。你看，酒是多好的保护伞，它至少让老阮在暴政之下，即张扬了个性，又得了善终。哪像圣人稽康，脑袋都快掉了，还那么清醒地弹琴，将一腔热血寄托于丝弦，寄托于时过境迁的春秋刺客聂政，真是可怜可叹的精神自摸啊。

由此我联想，在警察登门之际，我等反动文人能否也学习先辈，狂饮一番，醉他个三天三夜？万一警察也晓得阮籍的老掌故，有雅兴重演呢？太可笑了，该不该扇自己的嘴巴？因为在实际生活里被警察堵住，只会有两种清醒的结果：越窗而逃或束手就擒。酒是没用的，哪怕烂醉如泥，也将被弄上警车，丢进局子去受审。

该如何就如何，就像眼前这个老酒鬼说的：“该你死就不得活。”

哪怕不胜酒力，我的录音机还是开着。可灵魂深处的空虚、恐惧是录不下来的。现在好多了，老头儿，我再喝一口，你满意了？

老威：继续讲嘛。

余金元：讲啥子？

老威：土改，划地主。

余金元：马鹿塘的大地主，孙家多啰，6个老祖（曾祖父以上的通称——老威注）都是地主。他们这个家族根基深，清朝开明老祖的时候，就从曲靖的小衡山往这边迁了。不仅开垦万山老林，还办铜厂、办纸厂，出了许多做生意的好手。后代也很密，主脉在马鹿塘，禄劝和则黑的大住基村也有，其它地方串没串种，我就晓不得了。到了二三十年代，还出了个孙万昌，号称“孙百万”，据说在昆明和禄劝都办有铜厂和纸厂，摊子极大，受到过国民政府的表彰。

老威：算个受国家扶持的农民企业家，类似如今靠“希望牌饲料”发家的刘永好吧。

余金元：可到了解放那会儿，孙家已经衰败成空架架了，只是名声还算大，于是统统划为恶霸地主。加上其他姓，马鹿塘一共有十几户地主。除了人以外，对地主的所有财产实行没收，对富农则实行征收。

老威：什么叫征收？

余金元：房子留着，外面的财产，包括田地、租石、别人的欠帐，全部要征收。牲畜要征收，梁上的腊肉、过年猪也征收。此外，每户富农，一律罚款300元。当时的骡马价才50元1匹，所以搞得富农也喊爹叫妈啰。

老威：交不起咋办？

余金元：交不起就抓，就关，就翻来覆去开斗争会。饿你，打你，让你跪瓦碴，跪烂泥坑，吊你个几天几夜。还有烟屁股、辣椒水、大杠子，不把屎尿给你整出来！再不交，就要喊“开牌”。

老威：麻将牌还是长牌？

余金元：拿炮火敲你的茶壶。

老威：啥子鬼茶壶这么值钱嘛。

余金元：茶壶就是脑壳，一炮火崩掉脑壳，当然一了百了，不值钱了。可富农的日子肯定比地主好过，至少还有房子，罚款数额也明确。对地主的罚款是一路往上涨的，你给得起300，就再添100；400给了，还要增加到500，甚至600，就是不封顶。上面的政策，理解得通俗点，就是又挤又捏，直到榨干剥削阶级的最后一滴油。工作组的同志说，如果将地球上所有地主、资本家的骨油统统榨干，那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老威：有没有交不起罚款被崩掉“茶壶”的？

余金元：孙姓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啥子都没收了，大半年，罚款挤了550元出来，还差50，任你咋个整，把脚杆手杆弄断，也交不起。有天早晨，太阳刚刚露脸，民兵就将他架到坡上，当面挖了一口井，然后端枪指定他说：“最后问一句，交不交？”大公公吓得哆嗦，手脚绑住了，还一个劲儿磕头，脑门子都栽烂了。人家又扳起他的肩膀说：“等你一句话啰。”大公公磕不下头，眼泪如垮堤一般淌下来，他干嚎了一声：“找不着交啰！！”

人家可没手软，说：“找不着？开牌！”一炮火冲后脑勺去，轰隆！人就趴起了。

老威：50元一条人命？

余金元：村里人都说，大公公家大业大，到头来还抵不着一匹骡马钱。

老威：还杀了哪些地主？

余金元：光交罚款这一场，就镇压了三、四个。孙姓六老祖家的大公公，一辈子节约，不但穿补疤衣裳，连拉在路上的屎都不肯浪费，要包回来肥地。所以没有人晓得他到底积攒了好多钱。经过减租退押，赔罚不封顶，弄他跪了十几天瓦碴，膝盖烂成两个窟窿，鸡巴已经尿血了，还口口咬定“没钱”。于是全家老小都被圈拢来，陪他跪。没一会儿，女人们就遭不住，又哭又喊：“老背时的！老挨刀的哟！为了几个钱，全家人的命都搭上啰！”这一闹，老吝啬鬼就垮了，两个拳头又捶胸又捶地：“扶我起来！扶我起来！带你们去挖！带你们去挖！”周围的民兵一听，高兴得拍掌，立马架起他跑了1里多路，才在一个荒园子边边刨出6个大白锭，每锭银子足足有10两。

四老祖家的孙光诚是个烟鬼，他把鸦片膏埋在盐巴坛子底下。枪抵着他，把一坛坛盐巴搬开，挖几锄，烟坛子就露出来。开了封，乌亮亮、黄澄澄，一坨又一坨，全是上等货。

老威：割肉哦。

余金元：存了几十年的鸦片膏，跟金条子的价钱差不多啰。

老威：交干净保命嘛。

余金元：没有一个地主心甘情愿交钱。不斗争，银子不会自己长腿跑出来。开头，尽管大形势和政策都明摆着，地主们还你比我，我比他，甚至学“狡兔三窟”，将浮财藏好几处。拿工作组的话说，敌人总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可结果呢，人吃了亏，有的还落下终身残疾，可罚款不能不交齐，否则“茶壶”难保。

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说话算数，多数地主还是释放了。养完伤，熬到重新落户、重新分地，无论好歹，还是有一份啰。只要没判刑劳改，都给出路。地主中也有老好人，干活比贫雇农更卖力，大家都看在眼里。1958年，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也一概入社，成为和大家一道评工分的社员。

你问杀了多少地主？我得扳指头算一算。清匪反霸到减租退押，光孙姓家族，大老祖家就死了大公公、二公公、三公公。还有二老祖家的二大爹和孙乡长孙大恩。三老祖家的大公公，四老祖家的孙光诚，孙百万家的孙维汉。六老祖家的大公公。其它家族，死了赵家强、方少先、朱洪葛、陈仕统、陈仕章、高本伦、李荣胜。还有哪些啰？记不起来了。

总之，在伪政权手头做过事的，与解放军对着干的，有血债的，拉贫雇农主席团下水的，窝藏财产抗拒土地改革的，贩过烟摸过枪的，大家觉得不太顺眼的，一个都没有逃脱。我亲眼看见，就镇压了好几十。马鹿塘、撒营盘、则黑、皎西、皎平，公审大会转着圈儿开，每次都是几千上万人。

老威：马鹿塘乡毙人在哪儿？

余金元：张家坟场。就在我的房子背后。那是张家的祖坟场，清朝、民国一直到解放，坟包密密匝匝。土改时候，在里面镇压了五、六次恶霸地主。

老威：每次崩多少“茶壶”？

余金元：5颗以上。镇压方少先是在1950年。当时从他家里搬来两张八仙桌，叠在一起，足有3米高。这姓方的30多岁，长得牛高马大，旧社会当过地方民团的团长，连土匪见着都怕。几个解放军把他弄上桌子，虽然五花大绑，可叫他跪，他就是不跪。下面的人吼了几回，他还是要站起来，说要盯着太阳走。死到临头，就由了他。黑压压一大堆人在下面，仰起脑壳，却只能望见他的下巴。有人问他：“方少先，你打过共产党游击队没有？”他回答：“我晓不得。”又问：“你做过什么？”他回答：“我做过团长。”大声武气的，没有一点虚火。

下面安静得很。一般农民哪见过这阵仗，埋起眼睛不敢看。只听得姓方的又吼一声：“有没有酒？”下面应一声：“有。”

“赏一口嘛。”

“给他酒。”

腿快的人舀来一满碗酒，当兵的一手挎枪，一手从一片人头中接过去，说：“方少先，脑壳埋下来。”

姓方的蹲了下来，伸脖子来就酒碗。

当兵的手短，够不着。就说：“坐下来，慢慢喝完再走。”

姓方的就坐在两张桌子上，当兵的还是够不着。于是和另一个当兵的商量，两个人叠起来，终于将酒喂上去。

姓方的叫了声：“够意思。”就呲出牙齿，轻轻衔住碗边儿，猛一仰血糊糊的脸，哗的泼进嘴巴。

跟着一声破碗响。再跟着一阵排枪。姓方的脑壳烂完了，连胸脯也全是蜂窝眼。他坐不稳，就从两张八仙桌上倒栽下地，半截颈桩插在一个坑里。两秒钟，他弯了一下腿，又啪地蹬直，翻了两转，才不动了。把大家骇得天昏地暗，人群一会儿散开一会儿拢来，婆娘娃娃都惊乍乍地叫。

老威：我都听得受不了。来来，喝口酒。

余金元：酒鬼啰，要死得干脆些。

老威：有死得不干脆的？

余金元：烟鬼孙光诚就怕死。镇压他时，民兵拖着到了井边，喊“跪起”，他却瘫起了。眼睛里全是一片白，拽来扯去都弄不正，就要将就着打了。可枪筒子指着脑壳轰一炮，他却一偏，转身就抱住毙他的那个张天佑。吓得人家哇哇地鬼叫，甩了枪，爬起就跑。但是又跑不动，因为被孙光诚圈住了腰杆。一堆人扑上来，打、踢、枪托子捣，牙齿都整飞出来了，孙光诚也没放手。这个倒霉的张天佑哦，裤子扯脱人才扯脱。原先还以为毙人是好差使，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最能体现对剥削阶级的恨，结果被骇得光溜溜地满山跑，全村人都去追。

老威：孙光诚呢？

余金元：换人换枪啰。黑着一张脸上前，大吼：“死都死了，你还要哪样？！”轰隆一炮，人倒地了，咕咕地冒血，却还在叫唤：“呃，咋个打的嘛？！”于是再轰一炮。孙光诚的身板猛一下绷得直直的，接着翻半个滚儿，咽气。

老威：他妈的，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余金元：遇到困难喝口酒，阎王不得勾你走。

老威：喝一口就喝一口。

余金元：转个眼，这些人就死了几十年，记不得提不得！遭孽哦。

老威：你觉得他们该死吗？

余金元：该死也死了，不该死也死了。管逑他，喝。

老威：你还晓得哪些？

余金元：这地方属于撒营盘区，彝汉杂居。彝族那边有龙家、禄家土司。土改时候也毙掉了不少。龙家娶鲁坝的一个姑娘做土司婆，花60两银子打了顶凤冠，因为太沉了，只在大婚仪式上戴过一回。解放军清匪反霸，一家家围剿大户，解除武装，没收财产，鸡犬不留。轮到龙家，当家的镇压了，土司婆也逃不脱。毙她的那天大早，我们赶到撒营盘，正碰上解放军拿枪逼她穿上拖地的彝族带裙，戴起10来斤的凤冠。

老威：演戏吗？

余金元：凤冠上的银链子叮叮当当的，还真像戏台子中的皇帝娘娘。大家里三层外三层地观看，连树上房上都挂满了人。可当她穿戴齐了，解放军却递过去一把笤帚，命令她当众扫地。土司婆以前都有丫环服侍，哪干过活儿？只见她像个木头人，一扭一扭，带裙与笤帚都在扫地。没一会儿，凤冠就压得她受不了，汗珠子淌成了两条槽。她向解放军打躬作揖：“报告大军，请允许拿掉凤冠。”解放军回答：“不允许。土司官爱这个漂亮，你就顶着它劳动嘛。”

土司婆没办法，继续扫地1个多钟头，一直到早饭时间过，人快晕了，才剥掉那身遭罪的行头，换了平常的穿着。和方少先一样，她也是在两张叠起的八仙桌上被毙掉的，像个女鬼从戏台子栽下来，骇人啰。

老威：唉，人生如戏，老人家喝酒。

余金元：这马鹿塘太穷了，太穷了就恶。现在好些，可同外面相比，还是差劲。年轻人，男的女的，都往外跑，不跑不行啰，跟我年轻时一样。刚解放那阵子，穷是穷，可热情高涨，跟着共产党工作组，组织起来斗地主、富农，分地分财产，有奔头。有一阵子，天天有会开，没衣裳穿没饭吃也天天有会开。枪毙恶霸地主，大家欢喜得跟过年似的，天不见亮就起床，守在火塘边，也不生火，就那么干冷干熬。为啥子，为开公审大会啊。为早早撵到那儿啊。看富人被押上刑场，都拉家带口涌过去。轰隆、轰隆，连着几炮十几跑，那边人还在抽气，这边多少双眼睛已鼓鼓地盯着，又是为啥子？为冲过去、扑过去、蹦过去抢衣裳啊。都想着第一个到死人跟前，将他们的衣裳、裤子、袜子、鞋都剥下来！还有帽子和头帕，叫子弹射烂了也要，浸透了血，甚至粘着皮肉也要，怕啥子，洗一洗、缝一缝、补一补还可以穿。这是白捡的，是村里乡里的大户穿过的，总比自家的破衣烂衫强。

老威：每次毙人，大家都要去剥衣裳吗？

余金元：非要把阶级敌人剥得精光。有的人贪心，一家子跑两三趟，往家里抱衣裳。惹得腿慢的穷棒棒火冒三丈，就在死人旁边打起来，搞得又是泥又是血，很丢人。如果死人的皮能穿，估计也扒下来了。因为有的人，明明眼前已经一丝不挂，还在翻来翻去琢磨。连屁眼也用树枝搅几遍。遭孽啰。

老威：哪个遭孽嘛？

余金元：都遭孽。穷得要饭也遭孽，富到后来被镇压也遭孽。想想嘛，大家有吃有穿，何苦去折腾死人？村里有两三个光棍，冷慌了，抢来衣裳，洗都不洗就往身上笼，结果没裹几天就烂成油渣子，棉花里子起坨坨。狗日的，也不怕叫血腥气冲着。

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子孙维汉，旧社会算比较威风，可在土改中崩了“茶壶”，光溜溜的，没得人收尸，就被一脚踢进沟里了。哎呀，那个时候，万山老林的野物都吃肥了。

眼一闭啥都晓不得啰。光也罢不光也罢，都填了大坑。衣裳随他抱，行头随他抱，骡马随他牵。婆娘娃娃呢，想送没人要。嘿嘿，身外之物。小同志，喝酒。

老威：喝。

余金元：我们中国有100个省吧？

老威：没那么多。

余金元：那就13个省。

老威：好像少了点。老人家你醉了。

余金元：该吃晌午饭了。我们吃了款，脑壳要好用些。

老威：要赶路。就不打搅了。

余金元：不急啰。

老威：酒在肚子里还没消化呢。

首发民主中国

今年是长征70周年与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年，中国官方出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前者进行了隆重的纪念，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先生在纪念长征70周年的大会上作了调子高昂但却仍然难免虚空的长篇讲话，号召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新的长征。

胡称其创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长征。不论这种类比是非正确，人们当可从中看出胡对中共长久以来坚持的红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固守，而此种固守显然已经与新的时代潮流不太相符合了。

再来谈鲁迅逝世70周年。鲁迅这个生活于上上世纪与上世纪之间的中国人，是以其文学成就知名于世的。无论现在的人们对其有多少不同的看法，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史上的大文学家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之。鲁迅的文学成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曾经被视为一个神话，人们从中剔除掉一些过分的夸赞成分，人们仍然将得出如下的结论：鲁迅仍是一个成就斐然的大文学家，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对于鲁迅的批评是很多了，如黄金秋先生对鲁迅的批评，比如徐沛女士对鲁迅的批评，徐女士还自称鲁迅的天敌，《未来中国论坛》还开设了一个专栏，专栏的名就叫作：“鲁迅天敌”。现在还不知道这位可敬的鲁老先生的天敌有多么厉害，从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徐女士也还只是对鲁迅的某些思想与人生态度、行为提出批评，自然批评是很严厉的，已经到了厌恶、憎恶与不共戴天的程度。让我们放下对“天敌”的评说吧，因为那不是本文所要向人们讲叙的主要问题，本文的主题是长征与鲁迅的关系。

那么，长征与鲁迅又是什么关系呢？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夺取中华民国政府权力、以工农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进行的一次次武装暴动过程中的一个事件。关于此一事件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影响、对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结论是明确的：没有长征这样的军事突围行动，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就将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所歼灭；如果红军被歼灭，中国将不复有红色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将走上与后来的共产主义道路完全不同的道路，即将无可避免地走上孙中山先生当初所谋划的民主自由之路。由此，中国将真正的富强起来，而且不会发生那么多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社会灾难。如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等。但是历史无法假设，历史只是一些业已发生的事实。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现的是与我们的良好愿望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事实表明：长征获得了成功，那藉由此次长征而获得喘息机会的中共及其军队，从此发展壮大起来，最终在与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队的惨烈搏战之中取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红色中国从此上演出一幕幕苦难的戏剧。

据说，当中国工农红军成功地突出重围到达目的地陕北后，文学家鲁迅给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贺电，贺电云：“在你们的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希望”等等。我不知道，此封贺电是否真实？我也没有兴趣去对此进行考证。我只在想，如果贺电属实的话，我只能认为我们的大文学家鲁迅确实是一个意念倾向于中国红色革命的人。联系到鲁迅后期的一系列文学与社会活动，他的言论与行为，我想这一结论还是有依据的。至于将以残暴的马列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视为人类的希望，这只能证明鲁先生的认知错误。说得不客气些，这位文学家也并非真正聪明事事正确。相反，在此事上他只能被人们视为一个糊涂蛋。能够将共产党视为人类的希望吗？如果能，那么人类的希望是什么呢？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自从共产党在世界上产生以来，经由共产党所发动的共产主义革命，迄今已造成上亿人命的损失，并且，共产主义仍然未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苏联、东欧土崩瓦解，共产主义的中国摇摇欲堕，共产主义的古巴、朝鲜、越南孤立贫穷。我们的大文豪竟要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共产党身上，这也是不能不让人叹息的事情。自然，人无完人，人不可能事事正确，鲁迅也不例外。我们并不因为鲁迅先生为红军发出过贺电这样的事情就否定鲁迅的为人、他的文学成就、他的很多卓越的思想。

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在中国共产党所营造的党文化之中，长征与鲁迅都是一个神话。前者是政治军事神话，而鲁迅是一个文化神话。对于这二个神话，人们有破译的必要。人们也有必要揭去那神话上装饰的部分，还事物以本来面目。长征是一次成功反抗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冒险，而鲁迅是一个有着左式倾向的现代大文学家。人们不必对此二个神话顶礼膜拜，人们不必将长征与鲁迅视为必须尊祟的神圣事物，人们应当也可以用现代观点来看待两者，而得出自已的结论。这些结论不必与官方的一致，因为那种以政治的强制力强求人们思想一致统一的做法，已为历史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与灾难性的。只要是中国人，就谁也不会忘了文革，不会忘记强制性思想统一将造成怎样令人悲伤的国家悲剧与民族悲剧。

我们可以纪念长征，可以将长征当作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来纪念，但是我们必须从现代观点出发，揭示长征的多方面含义。从长征所带来的社会性后果来看，长征留给人们更多的是负面的教训。这个教训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应再以传统的方式谋求国家的统治权，不应再以血腥残暴的武力夺取政权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变更，除非人们所面对的政权是违反人类公认的准则的、非民主、非人道的政权。传统的打江山、坐江山的观点早就应该改变了。那些野心家正是利用人们对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理念，蛊惑人们造反来夺取自已所渴望的权力的。

我们自然也不会去指责那些参与长征的将士们。他们只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悲剧中的角色，为时代红色的逆流所裹挟，作出了实际将令他们的后代蒙羞的事情──向着走向正确的中华民国政府开战并彻底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府，而使中国的社会列车倒回数千公里，一直倒回到封建时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封建社会。

我们可以、也应当纪念鲁迅，因为，无论如何，鲁迅仍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文学家为人们所长久记念。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中的极为巨量的有价值的信息，将永远为人们所重视。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鲁迅。尽管鲁迅确非完人，鲁迅思想之中有一些偏见与错误，鲁迅的为人、个人品格之中也有着一些可以对之加以讨论的东西，但是，鲁迅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邪恶的。鲁迅的天敌们也并没有向人们指出鲁迅更多更确实的思想错误与行为错误。我们所要警惕的只是，文革时期将鲁迅视为一个革命的文化符号的现象，必须警惕人们利用鲁迅思想遗产中的消极元素来为荒谬的思想与行为辩护与加持。

比如，鲁迅的绝不宽恕思想，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思想等等（当然，这些思想从其文化意义上并非全错，相反，在确实有些偏颇的同时仍含有部分正向的价值）。

我们可以纪念长征与鲁迅，只是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与新的思想来纪念。

民主论坛

尤努斯不仅仅是一个小额贷款的发明人、推广人，而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懂得怎么启发每一个人的内在潜力，充分发挥一个人的创造性，通过这条路来消除贫困，这确实给了我们从事扶贫工作的同志们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很早就知道尤努斯教授的成就。我们并不是不知道穷人是可以享受银行服务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改革取得辉煌的成就，可是我们又有两千多万人还没有脱贫。我们在十多年以前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引进尤努斯教授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但是经验说明，我们不太成功。到现在为止，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贫困人口，用小额贷款来解决贫困问题的例子非常少，虽然我们试了很多，有二三百个小额贷款机构，不算政府的，加上政府的就是成千上万了，但是其中能够成功的非常少。

我感觉，这次尤努斯教授来访问中国有可能给小额贷款扶贫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要在哪些方面推动？根据我的看法，我们做了十几年，有相当的进步。我想我们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承认小额贷款一定是高利率的，世界银行的经验，小额贷款的利率就是盈亏平衡的利率，在15%-20%。过去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借给穷人钱还这么高的利率，这变成推广小额贷款很大的障碍，现在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农村的金融需要各种所有制的金融主体进入，包括自然人，包括企业、法人。这个问题的解决现在已经有很多例子，而且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还有以下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环境没解决。现在我们对小额贷款开了一个小口，各个地方政府批准作为试点，全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一共只有七八家。而且这七八家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呢？据我所知是通过招投标竞争，由政府批准，这样一个制度不成为小额贷款成长的法律环境。应该跟工商注册一样，有一套办法，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就可以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现在所谓开了一个口不算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环境。

第二个问题，小额贷款必须是又有存又有贷，我们现在的规定是只贷不存，不许可吸收存款，一上来吸收存款，把人家的存款卷跑了，人都找不着了，这就出大事了。需要谨慎，这是对的。但是总是不许又存又贷，这就像尤努斯教授讲的，把一条腿割断了，就剩一条腿怎么走？农村的小额贷款最终一定要变成又存又贷。开始可以做一些限制，比如前三年不许吸收存款，从第四年开始可以少量吸收，到第几年可以不受限制吸收存款。又贷又存是尤努斯教授告诉我们的经验。

第三个问题，由谁来监管，由谁来制订一套办法没有解决。尤努斯教授讲了，由现在的银行监管系统，用它的条例来管小额贷款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专门监管农村的小额信贷运作。我从1993年开始做了农村的小额贷款，这个贷款在全国几百个小额贷款当中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是唯一由私人出钱来举办的，不是政府办的，也不是外国机构办的，就是我本人和我的亲戚朋友拿钱出来办的。第二个不同，我从1993年办到了1998年，资金非常有限，我没有多少钱可以提供，到了1998年也就是五年之后，我感觉我们必须吸收存款，否则做不大，于是开始在我的朋友中间跟他们借钱，拿他们的钱放到农村去做。又过了三年或者四年，大概是2002年，我开始吸收当地老百姓的存款，这么一来，资本的运作资金加了四到五倍，我们从几百块钱现在做到了130万元，当然这个数目非常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比较我们跟孟加拉的经验可以看到，中国也有很多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只要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国的小额贷款是有非常光明的前途的。

被恶搞的女诗人赵丽华
 

苏非舒裸体朗读诗歌

【新民网报道】国家一级诗人赵丽华的诗被网友恶搞，并被网友戏称为“诗坛芙蓉”，一时间全民掀起了“写诗狂潮 ”。

9月30日,数十位现代派诗人以”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为口号开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会上,男诗人苏非舒在台上当众脱衣,一丝不挂,全裸朗诵，此举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10月17日，诗人杨黎在博客中透露，诗人苏非舒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被北京海淀区公安局拘留10天。

10月18日，诗人牧野博客撰文《裸诵诗人苏非舒,明天的诗人为你骄傲!》，并“强烈呼吁释放诗人苏非舒！”

一连串的诗坛“大事件”，虽然有人付出了代价，但现代诗歌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在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0月25日，新民网连线了诗人牧野。就近期诗坛的一连串“大事件”，牧野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异常镇定。

牧野称，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中国的诗歌已经开始走进新时代。牧野还向新民网透露，本周五，他们将在北京再次举行一次主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的建构暨赵丽华诗歌研讨会》的活动。

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 非常险恶

谈起赵丽华，牧野始终坚持赵丽华的诗歌毫无疑问的是诗歌，但拒绝评论其好坏。牧野告诉新民网，从赵丽华被恶搞，到930诗会，再到诗人苏非舒被拘留，自己始终对这些事情“一清二楚”。

“恶搞赵丽华的人是一股恶势力，他们的人性非常险恶”。牧野的这番言论和赵丽华的如出一辙。赵丽华也坚称“有人在恶搞自己”。当新民网问及“恶搞势力”是否是诗坛内部人员时，牧野拒绝回答。

苏非舒被拘留 我只能说我很遗憾

牧野告诉新民网，9月30日，自己也在诗歌朗诵会现场，亲眼看到苏非舒脱掉16件衣服，最后当中裸体朗诵。牧野说，大家对苏非舒的行为可能误解了。“他为什么要一件件脱掉16件衣服？那是因为他要表达这样一种思想：诗歌受到态度束缚了！我们需要甩掉所有的包袱和负担。”

牧野说，作为一种行为艺术，苏非舒的行为没有异议。而对于苏非舒被拘留，牧野对新民网坦言：“如果考虑到社会影响，警方对其拘留，我只能说也无可厚非。我不能说他的这个行为到底是好还是坏。”

诗歌必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拟再次开展论诗活动

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牧野和新民网讨论最多的还是诗歌本身。他称，从五四以来，诗歌就受到了“冷落”。无论是赵丽华被恶搞，还是苏非舒的当众脱衣，都是诗歌被压抑后的总爆发。“我早就预感，诗歌的新时代将要来临了。诗歌被重新关注，这是一件好事。”

牧野告诉新民网，本周五，诗人们会组织数十个知名的诗刊在北京再次举行一个主题为《颠覆！全球化语境下的汉语诗歌的建构暨赵丽华诗歌研讨会》的活动。作为最主要的组织者，牧野说，关于诗坛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活动上会有一个完整的，深刻的，详细的解释和说明，赵丽华也将出席。

牧野坦言，自己并没有压力。会不会担心这次活动再次被恶搞？牧野很坚定的告诉新民网：“我保证这次没有人再恶搞！”

【2006年10月25日狱委讯】浙江台州 吴高兴发来消息称，据严正学家人透露：严正学被秘密关押在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今天（24日），严的妻子朱春柳分别找上台州市警方及其下属椒江区警方和路桥区警方，要求告知其丈夫究竟因何被关押，关在何处，并且递交了信函，但上述单位一律表示不知道严正学被关押之事。可是消息人士暗中透露，严正学被秘密关押在路桥看守所。严正学家所在的居委会负责人也说，18日夜抄家时她在场，搜查证是经台州市公安局局长签字的。 为追寻丈夫的下落，朱春柳专程从北京赶回台州老家。严正学家人平时在北京居住，严单独一人在台州生活，他是10月18日晚上8时左右被秘密绑架的，到现在已经是第七天了，当时他正与临海的朋友吴高兴通电话，秘密绑架因此而被发现。由于是秘密绑架，朱春柳估计丈夫会受到虐待，加以近日台州气温骤降，严妻还担心严在看守所受凉生病。

　

海落英（澳洲）

有人说，没有到过台湾就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没有到过大陆就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宣传。看来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这不，澳洲墨尔本“大洋时报”9月28日鲍权的社论《大哉，孔子》一文就给了大家一个什么叫长期遭受“洗脑”的例子。

鲍权在文章中提到：“记得在1988年，当年全球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宣言，特别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的孔夫子那里汲取智慧”。这实在是天大的谎言！早在1997年第1期《读书》杂志上李慎之就发表《诺贝尔与孔夫子》一文，揭穿过这个政治谎言。慎老检索了与1988年巴黎会议有关的资料，结果发现：75个诺奖得主在此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到孔子，甚至连中国也没提到。求证於儒学宏扬者、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也被告知：“没听说过”。慎老在文中指出，关於“现在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孔子”的说法并非洋人之论，而是中国学者费孝通先生之语，此语与巴黎会议毫不相干。

为什么早在1997年就被揭穿的谎言，九年之后还会有人相信并且写进社论让更多的人相信呢？我们可以说这是“谎言传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但事实上真正的原因还在於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那就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可以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谁就有传播谎言的权力，谁就成了人民的“喉舌”。於是，也就有了诸如“西点军校学雷锋”等等的假新闻和政治谎言。

“西点军校学雷锋”的新闻报导，在1990代中期曾经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先后由中国几家主要大报竞相转载，时至今日，新华网、人民网、中青网都还在鼓吹这个“真实的谎言”。

李慎之在《诺贝尔与孔夫子》中也附带提到“西点军校学雷锋”的话题，文中说：“前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挂有雷锋画像（也有说是树雕像的），把他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对此我曾问过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得到的答复是’没听说过’”。2006年初，以学术打假而着名的方舟子亲自致函美国西点军校核实中新网《学雷锋学汉语成为美国西点军校新时尚》一文的报导，得到的答复是：“谢谢您对美国军事学院感兴趣。那篇文章中关於雷锋的资讯是不准确的。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画像也没有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讚赏他和他的哲学.我希望这能澄清该问题并回答你的关注。克莉丝蒂娜。安克拉姆，公共关系办公室”。还附有电邮（[email protected]）。

说谎，大多是因为缺乏自信，只有靠谎言来壮胆，靠说自己如何如何了不起，希望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听自己的话相信自己；宣传机构说谎是如此，政府说谎亦复如此。

说自己了不起，说自己的民族伟大，当然可以；但就是不要将适度的民族主义演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总认为自己的民族比人家优秀，人家的历史比我们短，人家的进步和发展都基於我们的四大发明，整个人类的未来必须寄託於儒家文化，一副救世主的模样。这样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人家不反感不排华反华才怪呢！

不是说“落后就要挨打”吗，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强大了，怎么海外华人还是被歧视呢！东南亚一直有着排华反华的传统，欧盟在抵制中国货，非洲也在抵制着“中国货的海啸”，就连太平洋岛国所罗门也会排华反华，正在举行的赞比亚大选中反对党领袖萨塔就指称中国向赞比亚倾销人口，中国人在该国接管了当地民众赖以维生的店铺。华人在全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排华反华困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海外华人的这种生存困境，既有华人本身文化和经济的原因，也与中国政府历年来一贯坚持的对外政治宣传有关.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被合理化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了东南亚排华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文革，同样导致了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在缅甸，当时的驻缅甸使馆和新华社机关向华侨学生大量发送毛泽东语录和像章，鼓动他们崇拜毛泽东和造反，缅甸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章，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进而酿成反华悲剧。柬埔寨的华侨也被要求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崇拜毛泽东，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宣传材料，西哈努克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反制华人。

当年郑和下西洋，据明史称是“欲耀威异域，示中国富强”、“宣扬中国文教，俾天子声灵旁达於天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革，据说是为了“拯救世界上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但事实上，却是几百年来漂流在外的中国人一直处在被歧视欺侮的地位。眼下，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企业、寻找能源和文化输出，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对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80多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这些战略对於中国的崛起十分重要，但是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但愿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授人以柄”再被其它国家用作反华排华的借口，让海外华人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欺凌。

请不要将海外华人当作国内华人那样进行宣传，海外华人不相信谎言；海外的中文报纸，也请不要摇旗呐喊做传播谎言的“喉舌”。难道还嫌海外华人的内讧不激烈，难道还嫌海外华人吃的苦头受的歧视不够？就算求你们了──

请饶了我们海外华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