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落英:《断背山》与桃花源

海落英(墨尔本)

文学评论,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中国文学的评论以“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为证,对西方文学的评论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证。其实,文学评论的这一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对目前风行全球的《断背山》的评论。

一提及《断背山》,人们会不加思索地将其定义为“同性恋”作品,而不知“同性恋”只是作品表面的浅层故事,“同性恋”只是作品中人物深层思想的表现形式,没有人深究过作品通过“同性恋”这一表现形式想要传达什么思想什么主题。

事实上,如果说《断背山》有什么恋的话,也是双性恋,而不是同性恋。作品中两个男主人公杰克和埃尼斯,虽然会隔三差五地上山“偷猎”,享受同性之欢,但是他们同时还有家庭:杰克娶了露琳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埃尼斯和阿尔玛结婚,育有一双女儿。另外,埃尼斯还和“狼耳朵”酒吧的女零工有染,而杰克则与一个牧场主的老婆有一腿。这样一则混乱的性关系故事,怎么会被定性为纯粹的“同性恋”呢!就连小说主人公也不承认他们是“同性恋”──杰克说:“我不是玻璃”,埃尼斯说他也不是。

如果《断背山》是“同性恋”代名词的话,那么李安说“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就应该是指“人人心中都有同性恋”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再说,作品中两个主人公的同性恋情的发生,也是非常偶然的,没有丝毫的事前预谋:埃尼斯睡在帐篷外感到十分寒冷,杰克叫他进帐篷睡觉,“当杰克抓住他的左手移到自己勃起的阴茎上时,他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随后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假设上断背山的不是两个男的,而是两个女的,同样可能发生类似的事情;假设上断背山的是一男一女,那么《断背山》描述的将会是一场轰轰烈烈、充满浪漫情调的异性恋;假设上断背山放牧的只是一个男的或者只是一个女的,可能会发生一场人兽之恋。

不管作何种假设,上断背山肯定都会发生事情;这发生事情的共同性,才是揭示作品主题的钥匙,而不是将作品的主题狭隘地框限在具体发生什么事情上面。不要简单地因为发生了异性恋,就将作品定性为“爱情作品”;因为发生了同性恋,就定性为“同性恋作品”;因为发生了人兽恋,就定性为“动物作品”或者是“超越人类爱情的博爱作品”。

上断背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作品及其主人公想要表达其思想的渠道罢了,发生这些事情所表现出的主人公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才是作品思想和主题所在。

在我看来,《断背山》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是美国青年在特定时代所承受的沉重压抑(包括作为同性恋者的压抑),以及他们面对压抑所作出的极端宣泄。

作品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1963年,这是作者刻意而为的。1963年,美国青年文化处于从“垮掉的一代”向“嬉皮士文化”过渡的阶段,是“垮掉的一代”这一青年文化得到充分发展,而“嬉皮士文化”尚未蓬勃的年代。“垮掉的一代”,首先发端于文学领域,进而影响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五十年代美国沉闷的政治空气令许多青年感到窒息和压抑,他们感到彷徨、苦闷和失落。于是,他们对这个社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进行了彻底的反叛,或为了逃脱污浊的社会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或吸毒群居,以颓唐放纵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学群体,“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群居、裸露、吸毒和放纵性爱,但是所有这些只是他们对主流传统文化反抗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其反抗的全部内容。

《断背山》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是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前途无望,注定将来得干重活、过穷日子”,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既沉闷又绝望;而断背山上两个人发生的同性恋,则使他们承受的压抑得到了宣泄,成为他们共度的美好时光。他们与“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们一样,逃离各自的家庭,希望过逃遁的生活,试图在社会的边缘重建一个理想的世界,希望通过随心所欲、无拘无束的放荡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找回在现代社会中丢失的原始的情欲和快乐。

这个在社会边缘建立的理想国度,在现实世界中是旧金山的哈特。阿什伯里(Haight Ashbury)、洛杉矶的日落带(Sunset Belt)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而在虚拟的文学作品中,那就是“断背山”。

许多人在阐释“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句话时,往往将其理解为:人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于启齿的隐私”、“难言之隐”、“不光彩的过去”等等负面的东西。其实,“断背山”应该被理解为“理想的国度”、“浪漫而又远离尘世的地方”,那里没有世俗的纷争和压力,只有无忧无虑和随心所欲。主人公杰克说:“我们有的只是一座断背山,全部的寄托都在断背山”。

断背山,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理想。“人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都有一个梦想。

这个理想,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是“断背山”,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则为“桃花源”。

《桃花源记》描写的也是在社会边缘的世外桃源,这个“理想国度”的桃花源只是作者表达其思想的渠道,真正要宣泄的是陶渊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断背山》描写了同性恋,但同性恋同样也是作者将作品主题传达给读者的形式而已。

《断背山》讲述的不仅仅是同性恋,它与同性恋有关,也与同性恋无关。

人不能靠书的指导去生活

我还记得在高中时代的某个晚上,熄了灯,大家都躺在床上,听宿舍里的一个女孩子讲自己的事。她那段现在看来稚嫩的,令人痛苦的恋情,她认真的背诵了《简·爱》里面的一段:“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么?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谈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现在想来,这段话无论与她当时的情况多么不相称、乃至虚张声势,她之后又怎样与生活妥协而放弃挣扎,《简·爱》这本书在这个女孩子经历感情困扰时的意义总是不容抹煞的。

显然这不是一本讲爱情的书,虽然时常被拿来当作爱情教育的启蒙读物使用。讲授《外国文学》的潘一禾先生曾经笑言这是一本女孩必读书,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必须学会的选择,和坚强。当然,现下我这个年纪读起来,与十四五岁的人读又是不同的感受。书中最触动我的部分是简爱叙述的幼年:一个敏感,倔强又带有一些独立意识的女孩子,在成熟之前,总会遇到种种难以想象的苦恼和困扰。那种困扰并非如今畅销书写手们捏造出的虚张声势的苦难,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酸涩,永远也不够美丽的困扰,不屑身边的人,却又为得不到他们的认同而耿耿于怀。

年纪过去,这些隐约的苦涩就被有意无意的遗忘掉。再没有人去回忆,去写一个女孩在成年之前心灵的蜕变。没有人会回忆年少时身边那个仅仅因为美丽而得到一切宠爱的“敌人”,那些自我加冕的虚无缥缈的优越感,那些为得到别人认同所做出的努力和失望,或者是一双不合时宜的高跟鞋。这也是一个女孩的成长必经历程,正如同爱情的洗礼。现在想来,如果那个时候读过这本书,起码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不至于那样手足无措而卑微的度过了那段年纪。

至于书里的爱情,不好评论。潘先生曾经说,“有这么一个人,冥冥之中,你听见了他的声音,人海里你看见那双眼睛,你知道你的话只有他能听懂……”说的相当煽情而蛊惑。“以我当时的年纪,对此深信不疑。”如果现在潘先生再开一次这门课,她再讲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定会站起来告诉她,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听见很多声音,看见很多眼睛,发现能听懂我的话的人绝不止一个……

所以,一本书的意义永远在于唤醒一些尘封的过往,对曾经难以面对的困扰的释然,而不是先知性的指导读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每个人的价值观总有微小的差别,而经历毕竟不能面面俱到,强加的观念一旦变成行为,结果就难以预料。以前常常听说一句话,诸如某本书改变了谁的一生。窃以为,这并不算是一件好事。

 

《烟花三月》与李碧华

《烟花三月》是香港知名作家李碧华的新作。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她的《胭脂扣》、《青蛇》、《霸王别姬》等作,演绎香港市井人生,点染艳异色彩,广受欢迎。李碧华文字疏散,笔下不无矫情时刻,但她的惫懒与世故,反而成就一种独特魅力,尤其是在编拟前世今生的鬼魅故事,串演警世阴阳的教训时,她其实已不自觉地继形了宋明民间话本烟粉加灵怪的传统。

李碧华擅于写情爱,却不是一般痴男怨女的情爱。在她的世界里,古为今用,人鬼同途,生生死死,轮回不已。《胭脂扣》、《秦俑》、《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在后现代加如工纪末的风潮里,她宜俗宜雅,既颓废又警醒的姿态,竟然成为香港文化奇观之一。然而到了1997年以后,即使像李碧华这般的想象力,也已露出了疲态。大历史的时刻来了又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五十年不变”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另外一种大限已然悄悄弥漫开了。香港的“大邂逅”与“大奇迹”还可能吗?如果有,在哪里?

李碧华的答案是她的新作《烟花三月》。这个动听的书名不再标示一本小说,而是一本“报导文学”。隐隐约约,李碧华似乎也配合了“时代需要”,摆下了虚伪游戏,来点有血有肉的真材实料了。这本书记述李碧华厕身(中日战争时期)华籍慰安妇控诉日本暴行及兴讼求偿的行动了,一段奇遇,故事的主角是湖北籍的袁竹林及四川人廖奎。抗战期间,出身贫寒的袁竹林被诱拐,逼迫成慰安妇,当时的袁年仅十八岁,却已两嫁,还有一个女儿。她在慰安所里饱受蹂躏,且因被迫堕胎,永远不能生育。与此同时,她的独生女也夭折了。但抗战胜利才是袁煎熬的开始。她的“淫行劣迹”不能见容于自己的同胞,羞辱成了她的生存条件。1947年,袁竹林与国民党警察廖奎偶然相遇,产生情愫,两人排除万难,于次年成婚。大陆易色,廖奎苟且偷安,却因为一件极小冤难在1953年被发配北大荒劳改。袁与她的养女三年后北上团圆。然而北地物力维限,夫妻生活无以为继,1961年大跃进末期,袁被迫与廖离婚南返,自谋生路,从此音讯全无。

三十八年后,香港女作家李碧华从袁竹林处听到这段遭遇而深深感动了。袁年纪已大,毕生只有最后一个愿望:找到廖奎,一诉离情。这样的离乱故事,在现代中国史中已经成为常态,毋宁可叹!我们的女作家一向擅以冷笔侧写人间情事的无常与无偿,这回却动了恻隐之心,要为袁竹林圆梦。慰安妇向日本讨公道牵涉跨国法律与政治,总是事倍功半,但慰安妇回首前尘往事,另有一种恩义,有待补偿。出入这两种历史任务间,李碧华的胜算多大?

我以为在这一关口,李碧华为“香港情与爱”又作了一番定义。李此前的小说多半在前世今生中打转,并由此思考香港作为“交易”前世今生的转口点。《烟花三月》里,那虚无缥渺的人鬼情突然落实到现代中国史的血泪中;而莽莽大陆,陡然提供了一个新的言情述爱的空间。骨子里李碧华其实讲的还是她专长的一套。她要探究两个被历史作贱,时间遗忘的男女,是否能在迥然不同的时空环境里重续前缘。然而细读《烟花三月》,我们理解“回归”后的李碧华,“再世为人”不是显现不同的面貌。她现在写的是“报导文学”。叙述中虽不乏被报导的对象,报导者李碧华的无所不在,才更耐人寻味。她不只写袁竹林与廖奎的乱世之恋,她其实也写了自己对这样乱世之恋的爱恋。行有余力,更要付诸实践。

1997前后,香港文化界开始谈论“北进想象”。但少有像李碧华这样将“北进想象”的实相与虚相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烟花三月》描写报导者李碧华如何一步步了解袁竹林与廖奎的生平故事,如何运用自己的关系,展开跨国追踪。“廖奎,你在哪里?”不再只是袁竹林的深情勘问,也成为李碧华的欲望归宿。更惊人的,当香港传媒,从《明报月刊》到《天地》图书再到《壹周刊》都加入寻人行动,引来众多回响,袁与廖的不了情俨然要成为香港人的不了情了。

我们也注意到,在《什么都没有发生》及《无爱纪》里,各介绍了一位大陆女子,沈英洁及王绛绿,作为爱欲辨证的托喻,沈来自大陆来港,胼手胝足,但求安身立命。王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演绎了一场性禁区内不可能的爱欲冒险。到了《烟花三月》,慰安妇袁竹林现身说法,回诉自己经历非人遭遇,却也展现她惊人的爱欲勇气。周蕾所谓的“始原激情”用在这三位女性角色上,都能引生更多辨论。回归后的香港作家,要如何调整他们的感情倾向?中国是那诱惑的极致,也是创伤肇始的所在。她以女性身份,激发爱的想象与禁忌。疲惫的,历尽虚情假意的香港俨然属由后代的虚无追本溯原了;一下子地老天荒、生离死别的俗调,突然又多了层新的含意。但是且慢,这样的大陆也许曾经有过,却早已失传了吧。它的“意义”反要由香港制造,逆向输出。

前此我以陈冠中的《什么都没有发生》与黄碧云的《无爱纪》为例,描述香港情与爱想象幅度的两极。前者精刮算计,以不愿及不能爱来摒挡一切随爱而来的牵扯;后者则大事铺张无所顾忌的爱与恨,往往以玉石俱焚为出路。在我的解读中,这两种姿态每有自我颠覆之处。《什么都没有发生》留下挥之不去的爱的遗迹,作为“没有发生的反证,而《无爱记》在遍阅种种爱欲的逾越与冒险后,归结为无爱——并无言——以对。李碧华的作法又与两者不同。她身处回归后的香港,不再坐以待(祖国的?)爱,反则要”送爱心到大陆“,一方面,好重演《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香港经理人的本业,”二手“打造传播别人的爱的故事——这是服务业的本色;另一方面,她也呼应黄碧云式的哲学,深自为爱欲劫毁的宿命所牵引。事实上,她比写任何一说都入戏。《烟花三月》这部”报导文学“如果没有了李碧华的角色,不过只是又一本大时代悲欢离合的插曲。有了她,一场不可思议的”恋人絮语“于焉展开。

《烟花三月》里李碧华自述寻人一筹莫展之际,在人代卜一卦,卦像是“火泽睽”,显示袁廖二人好事多磨,天各一方,“‘不言而喻’的巧合,竟要数千年前《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一支,透露出来?”一切莫非姻缘。前定李碧华不禁毛骨悚然。问题是,李碧华也注定要在这再世情缘中扮演她宿命的角色吗?故事,不,报导,由此急转下去。廖奎下落竟然查出,原来他早已离开东北,随再娶妻子姜春兰一家人移居山东淄博。而淄博的一个区淄川正是《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故乡!冥冥之中是注定了的。报导中的李碧华于束装北上,先到武昌与袁竹林母女会合,再转赴淄博——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李安排的摄影记者。袁廖重逢的高潮凄苦感人,不必细表。我所有兴趣的李碧华自始自终长相左右。是她化不可能为可能,也是她记录观察,批注这一场重逢的涕笑与无夸。李注意廖奎夹在袁竹林与姜春兰间的微妙尴尬。“世上所有爱情悲剧,都只因为”一公两母“。她忘了在第三者外还有个第四者——她自己。她是局外人,可却无所不同志。凭爻卦的指引,她来到了《聊斋》的故乡。她也是来偿愿的!”如果一个传奇,可自《易经》开始,以《聊斋》作结,就很圆满。“这个传奇的女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李碧华,或她不是人,而是鬼;她是爱,而没有身份。

在《烟花三月》的后记,李碧华如是写道:我的第一个小说唤《胭脂扣》。是女鬼如花五十年后上阳间寻找她最心爱的十二少的故事。——回头一看,有很多虚构的情节,竟与今天寻人过程有诡异的巧合。《烟花三月》便是血淋淋的《胭脂扣》。它成书了,也流传开去,冥冥中是滞一些亡魂在“借用”寄意呢?

的确,人世与鬼域,报导与虚构,相衍相生,成就了李碧华式的文学创造观,而她更进一步说明,促成她创作动力的,端在“钟情”。“钟情”是一种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释的强烈感觉。但欲断难断,似聚似散,人却作不了主。“女作家李碧华与前慰安妇袁竹林互为灵媒,牵引对方进入名唤爱的畸域,不能自主。这一”钟情“说,其实远比前述拉岗式”爱的礼物“说,更有说服力。

然而作为写作者,李碧华的钟情不乏自恋的焦虑?她的“爱的礼物”真是运行无爱吗?再引用罗兰?巴特的观念:“每当恋人看到、感到或知道情侣因这个或那个外在于恋爱关系的原因而感到不幸或受到威胁时,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便会油然而生。”但巴特话锋一转,提醒我们当对方深为自己的不幸而痛苦时,恋人可能发现这痛苦不但与已无关,甚至“把我给一笔勾销了”。由是产生恋人暧昧的位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爱苦难,真是桩可怕的事;但同时,我又漠然视之,毫不动情。我的认同是不完全的;我是一个母性,但又是一个不够格的母性。”

李碧华那里只“借用”袁竹林的矿事写书她创作的历程;她更(冥冥中?)“借用”了袁的故事写出了一个香港作家与她的中国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那么容易爱,就是伤害”,黄碧云写着:“永远不要爱上自己的项目”,陈冠中写着。而李碧华回归后走上了千疮百孔的中国土地,叙说着她“不完全”的爱的故事。回到本文开始的讨论,李碧华归根究底是“自作多情”的。她可能是自以为是的,表演性的自作多情,但更可能是自力更生的,生产性的自“作”多情。两者都不脱自恋的基础,但什么样的恋爱不以怜惜自己开始?是在这一辨证中,香港的主体性才有了奇妙的安置。

而套用李碧华的叙事方法,香港的情与爱可能找回它的前世?我想到的不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个故事结束在上海。我想到的是陈残云的《小团圆》。在陈的小说里,国民党士兵黑骨球在抗战初期被拉夫参军。八年间转战四方,侥幸不死。战后回乡才发现母死妻离,一无所有。1946年,漫步九龙街头的黑骨球孑然一身,四顾苍茫。突然他在街上巧遇昔日同村旧识老妇,并且惊喜交加地得知他的妻子不但活着,还来到了香港!黑骨球终于与妻子团圆,却发觉她神色诡异,似有难言之隐。果然,飘流到港的妻子因为生活所迫,已经下海为娼。

《小团圆》写于1946年。据此,故事中人物重逢比《烟花三月》中廖奎、袁竹林初在开昌见面还早了一年。但两作所要讲的乱世情缘,却如出一辙,所不同者,《烟花三月》跨越半个世纪,为廖袁往事,画下凄清句点,《小团圆》中的黑骨球与妻子百感交集下,接受命运现实;黑骨球逃离军队,决心与妻子留在香港,赌赌运气。他们不回大陆去了,一念之间的决定,是否改变他们后半生的命运?“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王安忆的话再度回到耳边。

回忆录述参加纳粹经历格拉斯新书卖33国

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出版仅一个多月,已至少卖出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版权,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韩国、日本以及中国。

格拉斯的出版商施泰德尔出版社在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宣布,《剥洋葱》德文版的销售数量已经突破了20万册。由于在此书中令人震惊地自述曾在青年时代为纳粹党卫队效力,格拉斯一度成为知识界的众矢之的。

格拉斯在书中坦白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纳粹党卫军中服役。这份惊人的坦白马上让格拉斯饱受抨击。格拉斯在一份电视录音上回应道:“无论是谁,想通过审判的终将通过审判。”格拉斯承认在党卫军服役后表示,“那段往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沉默那么多年的原因是我写这本书的理由之一。这必须最终公开。”

此前人们只知道,格拉斯于1945年5月负伤后被美军俘虏。后来,格拉斯成为一名作家,并于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被称为“但泽三部曲”。但泽是格拉斯的出生地,战后划归波兰,即现在的格但斯克。

白烨又出惊人之语预言"80后"明年消失

对“80后”的年轻写手,从三四年前他们热热闹闹地出现到今天,一直面临着各种评价。昨天,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80后”写手蒋峰新书《淡蓝时光》的发布会上又出惊人之语,他预言明年“80后”这群青年写手将不再以群体出现。

现状:“80后”需要净化

昨天,蒋峰新书《淡蓝时光》新闻发布会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举行。

生于1983年的蒋峰表示不喜欢“80后”这个词语,但他不回避自己是“80后”,并认为目前“80后”最需要的是净化,“‘80后’有很多问题,比如抄袭,但还有一些更让人不舒服的。”他说,郭敬明抄袭案出来后,一些人借此提出退出“80后”,但有的人连5000字都没发表过。

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80后”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他们与文坛主流力量没有形成互动。“‘80后’不关注主流文坛,不与他们主动接近;而主流文坛认为这些青年写手还是孩子,不值得关注。”他指出,“我们要在变化中认识并关注‘80后’,并推动主流文坛与青年写手之间的互动。”

预言:“80后”将成历史概念

白烨表示,“80后”是一个有问题的概括语,但“在三四年前突然涌现出大量青春写手时,确实没办法找到比这个词语更适合概括这个流派的。”

他认为,“眼下的‘80后’更像一个江湖,而且会成为一个历史概念,我想到了明年‘80后’将不再作为群体出现了。”

白烨说,这种变化与两方面有关:一是“80后”本身在不断成长分化,有的人考上了研究生,有的人大学毕业了可能就不再从事写作。另一方面,“80后”的读者也在成长,“很多孩子看‘80后’的作品是为了消遣为了宣泄,他们长大后,未必再喜欢这样的作品。”(

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余秋雨—-道德小人

曾经有人把秋雨写的历史散文称之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口红”,确实是很有见地的观点。至少,我读秋雨那些“文化苦旅”散文的感觉,除了对他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有点印象之外,几乎从中体味不到什么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独到的历史见解,却仿佛在听一个无耻的上海三流戏子在自己的书斋里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地对着当代戏班首领的画像倾诉其师爷的戏班中发生的那些道听途说来的往事和韵事。我想,我的这个感觉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

前些年,上海学者张闳在他评论秋雨的文章《我为什么要批余秋雨》(注1)一文中说:“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他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余秋雨代表了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典型品格。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他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与杨文的赤裸裸的高亢讴歌不同,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

我一直以为,张闳对秋雨的批判在文化的层面上,确实深入到了他的骨髓:“通过他(指秋雨)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这种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双眼。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在文体上,余文则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之最恶俗和浮夸的一面。有人把这种文体称作‘娓语’的当代复活,但这种变异了的、用来向主流和市场双重献媚的‘娓语’,不如直截了当地叫做‘媚语’。”

如果要我来为秋雨的散文找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认为只有“无耻”二字才能概括其精神实质。我甚至认为,谁要是说秋雨是“文痞”或“文化流氓”,都是过分地夸奖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长一根能做“痞子”和“流氓”的脊梁。秋雨,其实就是神州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道德荒漠里,因为缺乏羞耻感的滋润而长成的一个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他靠的既无耻又无情地对走进了历史的大小人物胡乱鞭尸而名传遐迩并获得文化市场的。这,就是我最近重读了他早先写的《道士塔》(注3)和最近写的奇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注4)而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我们先来看看,秋雨在他的奇文《道士塔》中是如何既无耻又无情地对可怜的小人物王道士鞭尸的。秋雨在文中绘声绘色地写到:“历史已有记载,他(指可怜的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尤其令人无法想象的是,秋雨仿佛就是王道士当时身边的道童或豢养的一只狗转世一样,他对王道士当年的一举一动居然刻画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栩栩如生:“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象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对我等此生都难以涉足一回敦煌的凡夫俗子而言,秋雨的上述描述是永远无法去核实的,也是永远无法去印证的。可怜的王道士被秋雨胡乱鞭尸后残忍地按在中国历史的粪缸里,似乎永远不得超生了。

然而,书写中国历史和王道士的历史,毕竟不是秋雨一个人可以包办的。据作家华山剑在他新近写的文章《余秋雨的〈道士塔〉凭什么选进教材》(注5)一文中说:“笔者也亲身去敦煌考察过,像王道士这样的故事,笔者也在敦煌和兰州地区就听到过,因此,笔者去敦煌之后就寻找到了文物保护部门的人员打听了这个流传于世的关于王道士的故事是否属实,那些文物保护部门的朋友们全部都哈哈一笑了之,他们都劝笔者不要相信那些街头巷尾的类似于评书那样的传说,一个文物专家回答的很好,他说,一个普通道士算老几,他能够做主把文物低价卖给外国人么,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那是可能的,但是,说他破坏了敦煌文物,那都是旧社会中不了解内幕的人们不敢和无证据去直接指责政府当局而把王道士当替罪羊的说法,其实,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不都拿着中国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么,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很普通的居士,他有什么资格和能力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呢!由此可见,发生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敦煌文物和破坏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军阀乱来所致,就像孙殿英为自己军队集军资就开挖清朝坟墓的那样,就像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历朝历代的战乱,都造成了文物书籍的大量破坏厄运的那样。”

看到没有,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秋雨在书斋里凭空杜撰的极度煽情的“文化苦旅”散文,居然是靠如此无厘头的捏造事实,和对王道士这样的可怜虫一样的小人物的毫无根据的残忍而又无情地胡乱“鞭尸”,终于赢得了中国一大群没有文化的无脑儿们高声喝彩和持久不断的掌声,其捏造史实的奇文竟然被选进了中学教材而流毒深远。秋雨也因此而登堂入室步入文化殿堂,进而被著名的CCTV捧上了神州的文化巅峰来当华夏文明的判官。

也许秋雨可能在《道士塔》一文中对可怜的王道士鞭尸得逞后忘乎所以,这回他作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曾经的著名文化顾问,同样可以对成了政坛上废物的“良宇”进行政治上的“鞭尸”。谁料想,当他把自己的献丑加献媚的奇文《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刚发表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中,他用来“鞭尸”得心应手的那根滚壮的鞭子才刚刚落下,就有许多人立马抓住了他那双长了眼睛的巧手,从而把他那副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嘴脸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镜像之中。

如,知名网络作家张锐在他的文章《鞭尸者余秋雨的滑稽戏》(注2)一文中写到:“秋雨的文章大意是,陈良宇在位时,沪上的教授、学者多次在学术讨论中向陈良宇献媚。大师说,学者、教授们失去人格的吹捧习惯,助长了某些领导人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总之,大师很不爽,陈良宇在位的时候,大师不爽在心里,陈良宇倒台了,大师说,看看看看,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吧,阿拉说的就是这个名字。”

看到没有,在张锐的笔下,一个无耻之尤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活脱跃然纸上。在这里,我想还是选用秋雨写于十多年前的《小人》(注6)一文中的文字来描述他,才最能刻画他那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的真正面目,也才能显得既惟妙惟肖又极具喜剧、闹剧和活报剧的三重效果:

秋雨确实“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就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代表。”

秋雨非常擅长于对那些走进了历史的死人和政治僵尸“泼上很多脏水而使他们无以言辩”,从而把自己“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

秋雨用自己那双长了眼睛的手上的一支巧笔,“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

秋雨,他是当代中国的文化人不假,但却是个无耻的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如果有人非要问我为什么要把余秋雨亲切地唤作“秋雨”?我的想法是,这是为了最后好借用一下秋雨的著名标题: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余秋雨。

注释:

注1:http://www.china.org.cn/chinese/RS/617797.htm

注2:http://blog.donews.com/zrde/archive/2006/09/29/1049681.aspx

注3:http://www.cnool.net/tianyige/present/yuqiouyu/n005.htm

注4:http://blog.sina.com.cn/u/46e94efe010005sf

注5:http://culture.163.com/06/1023/14/2U4H2RQA00280004.html

注6:http://www.millionbook.com/mj/y/yuqiuyu/yqyz/020.htm

徐友渔:以法治约束“特殊利益集团”

  我们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公平正义原则起指导作用,每个人的收入、享受由其能力、贡献决定,人们的基本权利平等,生活、医疗、受教育等基本权利得到保障,贫富差距固然存在,但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尤其是,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是自然的、公正的,即是在机会平等和竞争规则一视同仁的条件下产生,而不是基于强势的社会地位、畸形的行业差距等等。

  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今日之中国,妨碍和谐社会的形成,妨碍公正原则贯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活动和发展,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获得了巨大的不应得的利益而保持着合理合法的外表形式,因此,根除这种弊端比打击和惩治个人性的贪污腐败更加困难。最近,已经有不少人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些抑制和防范的思路,在这种形势下,清醒的认识和广泛的共识是必要的。

  “特殊利益集团”这个概念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顾名思义地作字面上的理解。一般而言,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阶级、阶层、行业、集团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此不必讳言。农民希望农产品价格高,运输业职工希望票价上涨,这是自然的。白居易早在诗中写道,卖炭的老者“心忧炭贱愿天寒”。我们现在说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指利用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利用垄断地位获取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

  对于特殊利益集团引起的社会不公正,人们的最初印象是行业之间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并且不断扩大。金融、能源、电信、民航和某些基础建设行业的收入比一般行业高得多,与农林牧渔业等相比更是极为悬殊。至于房地产业的暴利,其中某些人在征地、拆迁方面的巧取豪夺,在出台政策、操纵舆论方面的能量,更是令人侧目。更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在同行业内部,居领导地位的人相对于一般职工又形成了一种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往往比名义工资高,甚至高很多,比如,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隐形收入是工资的10倍左右。

  这样获得的利益之不合理和引起人们的极大非议,在于收益既不反映能力,也不反映贡献,而是由于垄断地位造成的。有人说,效率与平等是一对天然的矛盾,似乎在平等方面有所失就一定会在效率方面有所得,但行业差别和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不平等恰恰极大地损害了效率,因为进入这些行业不是基于竞争(没有能力的比较,甚至没有学历的比较),这些行业又由于基本上没有同行的竞争而不思进取,以致服务水平低下,多年来人们抱怨的“电老虎”、“铁老大”等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特殊利益集团的弊端不仅是由于收入差距引起不满,还在于有人为了维护特殊利益集团而在立法、执法等方面拼命活动,使国家的政策为自己的行业、部门、集团服务,使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永远难于得到改进,离现代化目标遥遥无期。

  从表面现象看,特殊利益集团是个行业、部门问题,但实质上是权力垄断的问题。如果没有行政性的、硬性的规定,如果没有排他性的政策,行业和部门的差别会减小到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解决的办法,也不可能是人为地抹消行业、部门、集团的差别,而是要用法治来规范权力。一个和谐社会或法治社会不可能取消人们的阶级、阶层、职业等方面的差别,但一定不允许靠权力垄断而独占好处的权势集团大行其道。

  关注“特殊利益集团”系列评论之二

  经济人 之 吴向宏专栏:政府如何实现经济公正
 
  中共六中全会的主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其中,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消息让我非常振奋。几年来,我一直从经济人的角度,强调经济公正,关注贫富分化。我一直认为没有经济公正,也就不会有经济效率。未来一段时期,如果中国的商业秩序和经济环境能够变得更加公正合理,单这一制度因素就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成长。

  但经济公正怎样才能实现?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强政府”传统的国家,大众往往对政府的能力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或许,人们会希望政府发起一场运动,来“缔造”社会公正,比如说,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杀一批贪官,打几个奸商,达到“圣人出,黄河清”的效果。这类想法,在我看来,恰恰是偏离正道的。说到杀贪官,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狠手。比如清朝揪出的大贪官和珅,按今天来说属于总理副总理级别的人物,反腐力度到此可谓已经强得不能再强,但那并没有改变“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僚贪渎、经济不公局面。

  必须认识到:政府要实现“经济公正”,比之实现“经济增长”,是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目标。所谓政府,它的主体,是一个自上而下、令行禁止的官僚机构,这种机构最适合完成单一目标的任务。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可以用GDP指标来衡量的单一目标。政府只要把全部资源动员起来,层层压任务、加价码,GDP数字自然就会扶摇直上。所以,假若我们用“杀了几个贪官”、“没收了多少非法财富”、“投入了多少教育经费”这样的单一指标来衡量经济公正程度,则政府将毫无困难地在短时期内就能缔造出一个经济异常“公正”的社会。可惜,经济公正并非这样容易用单一指标衡量的目标。若是用上述方式人为缔造的“公正”,多半将成为不能持久的假象。

  实现经济公正的难点在于,“公正”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在个体层面上,无论某甲和某乙做了一笔生意,还是老板和员工签订一个合同,这些交易公正不公正,归根到底,只能看交易双方自己的主观判断。外人也许觉得某甲或某乙吃亏了,但是只要他们自己毫无怨艾,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公正的。在整体层面上,全社会的经济公正无非就是所有个体公正的加和,是无数个人、团体、机构之间每日发生的无数交易均达到或接近公正状态的加和,是无数主观评价的加和。有没有任何客观的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经济公正”这个主观评价的加和?对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道德家能够给出答案。以基尼系数这样的指标为例:我一向反对有些经济学者的“基尼系数无用论”,曾痛批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我得承认它不能作为硬指标。基尼系数太高,当然说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意味着经济不公;但另一方面,基尼系数太小,又说明社会分配过于平均,也是经济不公。在某个范围内,一个基尼系数0.35和另一个0.30的社会,究竟哪个更合理更公正?这根本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

  只有一个社会全体人民从各自主观立场出发,他们共同的自由和自主选择,才是达到公正的最佳途径。正如在经济学上,自由交易可以达到最高的市场效率,在道德领域,每个个体的自由和自主选择也可以实现最高的公正。如果让政府来抓“公正”,如果把“实现经济公正”作为考核各级官员的一个政绩,那么各级官员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就不得不人为设定一些“公正”目标,强力推行,其结果,将是政府意志代替了人们的自由选择,那在我看来,必将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公。

  这绝不是说政府对“经济公正”就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政府在保障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经济公正上,具有无可替代的责任和能力。如上所述,经济公正的前提,是每个社会个体都拥有自由选择的经济权利。但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中,在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中,弱势群体的经济权利经常被强势群体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奢谈“自由市场”、“自由交易”等,乃是极不负责,极无良心。因此,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不遗余力地保护社会最弱势群体的经济自由选择权利,保护他们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仍能有最基本的、符合尊严的生存选择;我希望看到这样一个明智的政府,不是去企图“缔造”公正,而是创造一个基本的土壤,让公正能够通过人民的自由选择来自主实现。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一方面剥夺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如拒绝工作的自由、集体谈判的自由等,另一方面却用人为手段来转移财富、人为缔造“经济公正”的表象。

摩  罗:悲悯大地——鲁迅组诗

(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19361019—20061019)

 

第一乐章  狂人的呐喊

狂人
五千年的人肉宴席吃光了奴隶的血肉
五千年的人血馒头压断了国人的脊梁
铁铸的地狱里我不幸睁开了双眼
遍地刀俎让我一天比一天绝望

下一道菜肴也许就是我的胴体
我想退出这个游戏他们说我丧心病狂
大先生呀!大先生呀……
我只想活个干净,就这么个小小的愿望

大先生
铁铸的地狱里从来没有退路
唯一的出路是唤起奴隶的反抗
人为刀俎我们就砸烂刀俎
再掀翻炮制人肉宴席的厨房

合唱
有一种力量正在觉醒
狂人
力量
合唱
有一种理想正在滋长
狂人
理想
合唱
呐喊的勇士拔地而起
狂人
呐喊的勇士
合唱
精神界战士正在出场
狂人
精神界战士
合唱
地狱的闸门透进了一缕阳光
狂人
阳光
合唱
奴隶们正在挺直脊梁
狂人
脊梁
合唱
脊梁——脊梁——脊梁——脊梁——

大先生
呐喊吧狂人
给沉默的奴隶解开灵魂的锁链
呐喊吧狂人
给吃人的历史开创崭新的纪元

合唱
生物进化呀……历史轮回呀……
历史的中间物……超人的探险……
觉醒者的恐惧没有止境
先知的痛苦还要忍受多少年

大先生
呐喊吧狂人
风起云涌正在锻造一代真的人
呐喊吧狂人
精神界战士屹立在时代的峰巅

合唱
生物进化呀……历史轮回呀……
人国的理想……真的人出现……
觉醒者的呐喊声嘶力竭
先知的孤独还要忍受多少年

狂人
大先生……大先生……
大先生
狂人——狂人——

狂人
人肉宴席我无意间享用了五千年
每一丝黑暗都渗透着我的罪衍
沉默是我的耻辱
呐喊是我的羞惭

暴虐早已深入我的骨髓和魂灵
每一次杀戮都颤栗着我的神经
救赎是我的向往
沉沦是我的宿命

真的人呀!真的人呀……
也许毁灭……也许毁灭……

大先生
也许毁灭……也许毁灭……
狂人
也许毁灭才是我唯一的解脱

第二乐章  祥林嫂的倾诉

合唱
祥林嫂,祥林嫂,
那根竹竿太破烂,
听得懂你的倾诉吗?
那个雪夜太寒冷
盛得下你的追问吗?

祥林嫂,祥林嫂,
你跟儿子团圆了吗?
两位丈夫都会面了吗?
他们真的要瓜分你吗?

祥林嫂,祥林嫂,
地狱里有人倾听你吗?

祥林嫂
大先生,大先生,
其实我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春天也有狼……
你不知道阿毛有多乖……

大先生,大先生,
其实我只有一句话:
你不知道阿毛有多乖……
我不知道春天也有狼……

大先生
我不敢问问祥林嫂
地狱的雪夜是不是也这么寒冷
我不敢问问闰土
人生的镣铐增加了多少重
我不敢问问孔乙己
瘦弱的双腿又打断了多少回
还有那可怜的阿Q
麻木的心灵平添了多少鞭影刀痕

所有的奴隶,所有的远方
都向我奔涌而来
我一遍遍抹去这沉重的牵挂
遥远的应和声:牵挂)
所有的奴隶,所有的远方
一遍遍向我心中涌来
遥远的应和声:涌来)
我永远抹不去这沉重的牵挂
遥远的应和声:牵挂)

我不敢发问,我只能悄悄惦记
遥远的应和声:惦记)
我惦记着闰土的镣铐增加了多少重
遥远的应和声:惦记)
我惦记着阿Q的心灵平添了多少伤痕
遥远的应和声:惦记)
我惦记着孔乙己的双腿打断了多少回
遥远的应和声:惦记)
我惦记着祥林嫂的倾诉还有没有人愿意倾听
遥远的应和声:惦记)

合唱
让地上花开,开成人的笑脸
让天上云飞,飞成人的柔情
辽阔的原野,长出一些草青青
草青青
纷繁的人间,长出一些暖融融
暖融融

祝福呀祝福呀
天堂的神灵得温馨
祝福呀祝福呀
地狱的冤魂得宁静

每一颗人类的心灵
学会关爱
遥远的应和声:关爱)
每一双人类的耳朵
正在倾听
遥远的应和声:倾听)

满天云飞,飞成天堂的草青青
遥远的应和声:天堂的小草草青青)
草青青
遍地花开,开成人间的暖融融
遥远的应和声:人间的温暖暖融融)
暖融融

第三乐章   过客的追问

过客
问过了所有的老人
生的尽头就是死
访遍了所有的行者
路的尽头只有坟

向死而生为什么还要生
入坟之路为什么还要行
脚下没有温柔
头上没有悲悯

合唱
茫茫宇宙广阔无垠
不只是行者和老人
浩浩万物奔腾不息
不只是死和坟

过客
残砖败瓦堆砌着世世代代的荒凉
枯草寒星诉说着无边无际的虚无
我不知道我来自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我将死在何处

来到这里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坟冢之外会不会另有归宿
难道每个生命都只是为死而生
一无所望为什么还要迈出脚步

大先生
姑且走走吧,管他是荆棘是枯草
或许行走就是人生的使命
姑且走走吧,纵使是寒星是荒冢
至少可以安歇一颗疲惫的心

过客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
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
我不愿去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黄金世界里
我不愿去

破败的身子只配破败的风景
黑暗的心灵适应黑暗的光阴
率性为人是我今生今世的向往
行尸走肉是我此时此刻的写真

眼中没有温柔
心里没有悲悯
难见真的人

合唱
你从哪里来就将回到哪里去
生命的开端就在宇宙的深心
茫茫宇宙是浩浩万物的母亲
万物的母亲就是宇宙大生命
地上氤氲着温柔
天上飘袅着悲悯

仰望高高的昆仑山颠
霓虹万丈徜徉着瑞兽嘉禽
温柔和悲悯穿云破雾
万物的母亲至大光明
希望和绝望都只是虚妄
真的人沐浴着至大光明

大先生
我只经验过血雨腥风的大地
我只经验过麻木、荒寒和滚滚黄尘
向死而生是我必须承受的责任
入坟之路是我命中注定的坚贞

我们走呀走
管它坟不坟
我们必须走
管它坟不坟

合唱
茫茫宇宙是浩浩万物的母亲
万物的母亲就是宇宙大生命
希望和绝望都只是虚妄
真的人沐浴着至大光明

茫茫宇宙是浩浩万物的母亲
万物的母亲就是宇宙大生命
温柔和悲悯穿云破雾
真的人沐浴着至大光明
 

写于北京望京

附组诗说明

鲁迅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博大广阔,我只能截取鲁迅世界的若干个点,借助这些点的相互辉映,来表现鲁迅思想和情感的主要特征。

《悲悯大地—鲁迅组诗》选定了三个点,一个是借助狂人形象表现鲁迅的社会历史思考,另一个是借助祥林嫂形象表现鲁迅与弱势群体的深刻的情感联系,还有一个是借助过客形象表现鲁迅对于人生的哲学思考。三个点构成三个乐章,每个乐章的思想色彩和美学风格都不一样,从而使得全曲具有一定的节奏感和丰富性。

每一个乐章又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要素是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第二要素是创造这些人物形象的鲁迅本人,诗中被称为大先生(鲁迅在家里排行老大,最亲近的人常这样称呼他),第三要素是合唱,基本上代表了组诗作者的思考。三个要素构成极为复杂的对话关系,在互动之中推进歌曲的发展。第一、第二个要素之间,既有互文关系,也有一定的分歧,比如狂人和过客都只是分别表现了鲁迅的某一方面,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与鲁迅是同一的,但另一些方面又会出现不一致,这种既同一又分歧的关系保证了作品的丰富性。第三个要素既鲜明又复杂,它对另外两个要素既怀着深刻的认同和理解,又极为清醒地对他们予以审视和抚慰。它是站在历史的后门对前面两个要素进行反思的理性的力量,也是站在宇宙的高处对这两个伤痕累累的生命予以抚慰的爱的力量。

三个要素的对话和交互进行,使得鲁迅的思想和情感能够在一个较为辽阔的文本空间里得以展开。

孙悟假:对共产党生存境况的分析

1、对共产党最为拥护的:是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无论怎么说,共产党深得民心,这是最主要的事实与现实。正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所以中国这一个很另类的国家才在世界中活下去。共产党生得卑贱,但活得顽强,并且还将有很长的生命力。所以,一部分被党视为敌对分子的人士,盲目的乐观在中国社会是没有现实基础的。

2、对共产党最为崇拜的:是中国的学生群体,以中小学生为主要人群。中国的中小学生对党有着强烈的情感,即是热爱、崇拜和信仰。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是他们的共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已屈指可数,因此他们觉得中国就是世界的良心和全人类的希望,为此他们内心充满了我党主张的民族自豪感。但遗憾的是,这个学生群体随着年级和年龄的增长在数量上会持续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在大学生中,相信党的仍占多数。

3、对共产党最为支持的:首先,当然是党自身。不可小看这个群体,第一在数量上就很庞大,6000多万人;第二,这6000多万人是中国最有实力的人,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尽管党自身内部也有众多分歧,观点、主张不尽相同,但利益却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抱有幻想注定失败。其次,对共产党最为支持的,还有两类人,一类是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大小领导,这些人才是中国真正的富人;另一类是其它所谓成功人士,但这类人的心理与态度就颇为复杂,不象国企中的“成功人士”,一方面他们希望在既定社会状态下稳定发展,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多东西在时时制约着他们。

4、对共产党最为轻蔑的:并不是国内的反对派、异议人士等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西方人、港台人。他们对共产党的轻蔑也导致了他们对整体中国人的轻蔑。西方人和港台人骨子里对中国人(大陆)有着很深的轻蔑,虽然他们并不一定想表现出来,但我们时常还是能够感觉得到。但中国人应该明白,他们的轻蔑并不一定是故意的或者恶意的,而是无意识的、身不由己的。其实,中国人在世界面前内心是非常自卑的,我认为中国人的自卑是好现象,可是中国人面对西人的态度,并没有反思原因何在,而是采取攻击和阿Q般的精神胜利法。前不久上海张教授对流氓外教的追讨,并不可用一句无聊二字打发掉,而是表现了国人骨子深处的自卑感和愚昧的力量。

5、对共产党最为怀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颇为复杂,因为知识分子之间在学识、道德和利益上有很大的不同,自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会不同。但作为整体、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物,笼统地说对共产党最为怀疑的是知识分子是行得通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为深层、最为有力、最为隐蔽和最具有“发展前途”的矛盾,但是他们的矛盾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这么分析他们的矛盾出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真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后发制人”的,思想与真理的方向决定社会的未来方向和社会面貌。相对来说,知识分子大约是属于掌握思想和真理的那部人,因此我说他们和共产党的矛盾是最为深层、有力和具有“发展前途”的矛盾。

第二、但是,就现实来说,思想的力量是柔弱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社会最有力量的人。因此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矛盾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6、对共产党的前途最为忧虑的:自然也是共产党自身,但这个问题却值得分析和注意。对党的前途最为忧虑的,并不包括普通共产党员、基层共产党员,而且也不包括“厅局级享受”的共产党员,不论他们从体制内获得了多大的利益,这个“忧国忧民”群体并不包括他们。真正对共产党最为忧虑的,是那些省部级以上的共产党人,甚至可以说省部级就是这个群体的“基层”。正是这部分极为高级的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所以才有了并决定了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中的种种新闻。对此,中国人应该理解党的忧虑,并支持党的决定,中国人再不支持中国人,那谁还支持中国人呢。

余世存:十月的诗

有幸跟气质美女在北京的街头漫步。我们出东方广场,看见长安街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美女说:这里是繁荣的,是强大的,它也确实是有钱的,可是它是狗屁,鬼才相信它的话。我翻译一下美女的话是,中国如此,人何以堪?

随后我到了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一呆就是十多天,与外界隔绝。我看到山水、城市的时候,禁不住了想到了美女的话,我在心里吟出一首小词送给她:小岛红衫泛蓝绿,大陆鬼使神差忙。季世愁煞时日丧。||缘起无端空性情,汉语有心伪文章。可怜江山多兴亡。

昨天下午离开博罗县,一个来自湖南的农民兄弟杨楚翔为我壮行。我在宝安等机时,给杨先生发短信,请他代问朋友们好。我在手机上敲出了这样的句子:余生乘机临南方,博罗诸君演阴阳。五行赞育参德性,八卦流转是文章。忍看民生不自主,羞说大地仍苍茫。愿我志士行天健,命如三光而永光。

我在博罗的时候,还遇到朋友们打电话问对鲁迅的看法。我想到的是鲁迅的自信和幽默。可惜大多数人并不看重这一个人的最高成就,这是一个上升到民族社会层面的人格成就。我在小县城里散步的时候,想到人们纪念这个人,我也在心里纪念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被他冷落过的徐懋庸说:人谁不爱鲁迅?当时年轻而气象恢弘的历史学家张荫麟则说:鲁迅是我国最富人性的文人。但对鲁迅,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鲁迅是谁?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是的,有的人刚死甚至还活着,就已经盖棺定论。但鲁迅离开七十年了,他的精神还纠缠着我们,甚至成就了我们。鲁迅是谁,也许人们还要问下去。我在当地为一个小朋友写字,他的父亲让他背下来,我默写了自己的五首新旧诗,却没敢为他写关于鲁迅的文字。我的关于鲁迅的诗是三年前的了,“题林贤治的鲁迅”:

 

一.

忘掉他!一个死不饶恕的奴隶

在无物之阵的战斗中倒下

无地自由,他的清算复仇

让人们怜悯他是一条好汉

当奴隶共和国发出愚妄的欢呼

他就由宗祠被请进了圣殿

 

二.

忘掉他!他播种的反抗

没能在奴才的心中发芽

赵家的狗在都市里温柔敦厚

猫公正可掬,头羊更干净漂亮

宽容法治没有写进他的呐喊

他变态的执着会把猫狗吓破胆

 

三.

新天新地的新人类要求长大

他就被推翻。咸与维新的事物

流着口水作弄,嘲笑,可怜

有史以来跳得最欢的醉虾

他获得的不是欣慰的纪念

他失去的不过是一个王冠

 

四.

他是永不停歇的行者

他是有机物,横战的历史

漫天无花的蔷薇,他是刑天

奴隶们恐惧地身披绿漆

扮成野草,把鲜花转献给食客

他是巨大的肠胃无法消化的坟

 

五.

他死去,看我们活着

看我们变成他的主人模样

看我们跟生活做感情的交易

看我们代替他审判,口腹之欲

代替了精神,精神不会实现

他是没有希望的坟

 

六.

奴隶的希望是变成德高望重

口含天宪,学会帮忙帮闲

安分的心肝们哀怨而受用无尽

他们的雅驯言行为儿孙们供奉

代代相传,这些虫豸们

这些奴隶们,这些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