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近亲繁殖”还要行多久?

中国人民大学的顾海兵等学者以23所国内外知名大学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对象,对教师来源做了调查,他们发现,在17所内地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山、南开等)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其中有604人都是最高学历在本校毕业,直接留在本校任教,占全体教师的62%。在中国科技大学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中,在本校取得最高学历的占了54.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80%的教师都是这个学院毕业的,北大经济学院有64%的教师毕业于本院,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这个比例相对低些(但也占53%),与这些数据相反的是,海外大学毕业生很少有留在母校任教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有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47名教师中,只有一个人的最高学历是本校。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东道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了这项调查结果,直言不讳地批评内地高校,超过6成的教师毕业于本校,这一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已危及大学的创新能力。这位中科院院士指出,自然界基因的多样性保证了“物竞天择”,使生物不断进化,在科学领域,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由于“近亲繁殖”,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目前的现实是,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近亲繁殖”的程度就越是严重。

朱清时院士的发言,经新华社报道,刊登在各地的主流报纸上,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长期以来,“近亲繁殖”现象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知道朱清时院士这次的大声疾呼是不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他也不无悲观地指出,依据现在的教师更新速度,这一现象20年内还不可能根本改观。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出了这些真话。这是我们值得欣慰的。更值得欣慰的是,他本人就是大学校长,他却可以毫不顾忌地说出在他领导的大学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个民族总要有人不断说出真话,才会有希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有啄木鸟,而不能光有喜鹊。今天,既然已发现并认识到“近亲繁殖”的严重性,正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想办法逐渐扭转、改变这种状况,哪怕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说,可怕的不是大学有“病”,而是畏疾忌医,而是视而不见,而是忽视、轻视、漠视。

“近亲繁殖”使智力低下或某种残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大学的“近亲繁殖”,其弊病和危害可谓多矣,就近而言,容易形成许多相互之间有师生、同学等关系的小圈子,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可想而知的,它有意无意地为排外心理、关门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在学术层面上,相互之间有学术师承关系,不同的观点、见解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出来。众所周知,学术基因的单一化,对于滋生新的思想是极为不利的。长远来看,“近亲繁殖”注定会造成大学校园内学术创造力的消退,久而久之,大学会失去一种动力,大学本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基地,能容纳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思潮、流派、倾向,相互激荡、砥砺甚至辩驳、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不同学术因子的交互中,才有可能不断迸闪出新的火花来,也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无愧于大学的称号。蔡元培先生早就说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则,而“近亲繁殖”正好是与大学的这一宗旨逆流而行的。

本该最具有前瞻性的大学,毫无疑问要站到时代前面,引领文明进程,应该成为新价值、新思想、新方法的发源地,而不是一个思想僵化、学术停滞的地方,更不是出丑闻、闹笑话的地方。为了维护大学的声誉,“近亲繁殖”不能继续下去了。朱清时院士提出建议说,以几所重点高校为核心,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相互推荐研究生,相互推荐新教师,联合进行校改,加快教师队伍的流动。前段时间,我听一位在中山大学读博士的青年朋友说,他毕业后是不可能留校任教的,因为他们学校有规定,本校毕业生不得留校。如果每个高校都如此规定,我想,“近亲繁殖”现象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余  杰:即使反腐也为中共特权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对落马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不作一个字的结论,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上海首脑瞬间换人,如同川剧变脸一样,至今让外界猜不透胡温之“袖里乾坤”。不过,上海市面未有大的动荡,大多数上海人舞照跳、财照发,房价也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直线下滑。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一名地方官僚对一座“国际化”的样板城市的影响实在有限。人一走,茶未必凉,珠光宝气的上海滩“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陈良宇案发之后,海外媒体和内地网络纷纷揭露其贪渎荒淫的生活内幕,就连善于察言观色的“文化大师”余秋雨也跳出来说,早就知道陈不是个好东西了。

我却记得香港评论家董桥2003年写过一篇《向上海陈市长致敬》的文章。那时陈还是市长,董桥引《信报》署名“柳叶”之评论说:陈良宇一身便服坐地铁上班,跟全体领导坐面包车去开市政协和市人大会议。从区长、副市长做到市长的这十一年里,每年农历除夕都到黄埔区一家福利院去跟老人们一起吃年夜饭。他还在网站上请老百姓评议三项最受市民关注的政务,吸引上万人参加。“即便是作秀,至少他心目中有观众的概念,他是想做给老百姓看,在乎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像。”

香港人太善良,分析大陆政情时总是雾里看花,智慧如董桥也会犯此低级错误。不过这也说明,陈良宇虽然是个坏官,但并不比其他中共高官更坏。

此次陈良宇遭整肃,并非像某些海外媒体及香港经济学教授郎咸平乐观估计的那样,是因为中央下决心要反腐败了。说起腐败来,陈良宇只是成千上万的腐败官僚中的普通一员而已,那些出现在六中全会会场上装模作样地记笔记的中央委员们,哪一个敢说自己比陈更乾净呢?

虽然陈良宇倒台了、地产大王周正毅也“二进宫”了,但反腐英雄、维权律师郑恩宠的处境并未有任何改观。郑恩宠揭露黄菊、陈良宇、韩正等人官商勾结、侵占百姓土地、实施暴力拆迁等事实,却被上海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如今,陈良宇垮台之后,郑恩宠仍然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反倒继续受到上海警方的传讯、恐吓和监视。作为基督徒,他连去教堂参加正常的礼拜也遭到暴力阻挠。

可见,反腐倡廉不过是中共当局的一记翻天印罢了。中共一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反腐是其特权,不容百姓染指。在司法不独立、舆论不自由的情况下,中共唱独角戏的反腐能有什么效果呢?

此次上海虽然“换将”,却并未“易帜”。上海竖立的是一面什么旗帜呢?中共建政以来,保持至今的“上海特色”便是:上海始终是全国在政治上最左的地方,上海以其政治上的极端保守换取到了经济上的特权地位。

在中共治下,上海从清末以来最有活力和生机的文化中心,沦落为一座最没有文化原创力的城市。毛泽东时代,上海左祸最烈,自柯庆施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所谓的“四人帮”集团居然全部发迹于上海。

江泽民从上海崛起的轨迹也与之相似:如果不是在八九民运中率先整肃《世界经济导报》,体现出旗帜鲜明的“政治正确”,此一庸人哪里会被中共八大元老看中,白白拣到总书记的香饽饽呢?江泽民登基之后,“上海帮”从上海北伐中央,遍布权力要津,俨然成为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最显赫的一股势力。

此次陈良宇失事,“上海帮”折了一员大将,但“上海帮”的旗帜却仍然高扬在中南海–其“政治左经济右”的方针仍在从上海向全国蔓延。

首发VOA

阳小青二审被判有罪免处当庭释放

 

【2006年10月24日狱委讯】阳小青网站消息/2006年10月17日上午,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隆回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记者阳小青犯敲诈勒索罪,免予刑事处罚。

阳小青系《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2005年3月受报社派遣到湖南省隆回县采访调查该县肉食水产公司、县造纸厂在企业改制中巨额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因撰写稿件揭开了隆回的黑幕,原县委书记杨建新雇凶追杀记者,后动用公安于2006年1月23日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阳小青拘捕,并于5月16日在隆回县法院进行了公开审理,于6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阳小青一年有期徒刑。阳小青当庭提出上诉。

2006年8月15日,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9月6日,阳小青被取保候审。今天(10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在隆回县人民法院宣布免予阳小青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今天上午,隆回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在倾盆大雨中赶到隆回法院声援阳小青的老百姓有感而发:天高皇帝远的隆回县人民法院真是黑了天啦!同时有老百姓在法院门口点燃用来照明的煤油灯以讽刺隆回的暗无天日,并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

尽管二审判决并没能为反腐记者彻底洗尽冤情,但中院能改判,并当庭宣判释放记者,使隆回百姓看到了希望。在法庭宣判完毕,数百老百姓在法院门口放起了鞭炮,以庆贺记者阳小青取得的初步胜利。

因为严重的强权干预,二审判决仍是不公正的,是一种折衷的处理方式,阳小青及其家人仍然不能接受,并将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讨回公道。

记者无国界批中国司法不愿改错判

VOA中文部 

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五说,湖南邵阳市法院星期二重新审理原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杨晓青一案,将隆回县法院今年6月对他作出的判刑一年的判决改判为有罪、不予刑事追究。

无国界记者组织认为,杨晓青因为写文章揭露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腐败而被捕,邵阳市法院的裁决显示中国司法系统因为怕丢面子而不愿彻底推翻错误判决,但这不能掩盖杨晓青被毫无理由地监禁数月的事实。杨晓青获释后表示,他将上诉湖南省法院,要求无罪判决。 

 

抄家亲历记

Google为其“中国政策”辩解

 

【2006年10月24日狱委讯】最成功的互联网搜索引擎Goolgle(谷歌)因为配合中国对互联网的检查制度而受到非议。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媒体大会上,谷歌在遭受业内人士批评的同时,对自己的“中国特色服务”进行了一番辩解。 

德国媒体大会是德国以电视媒体为主的专业人士的年会,最近几届的大会还加进了新媒体-互联网媒体的讨论内容。在今年,也就是总计第20届媒体大会上,德国之声新媒体部主任霍尔格.汉克主持了互联网作为媒体的专业讨论。汉克在发言中指出,最为世界第一大互联网搜索服务公司,Google影响巨大,例如“在德国,90%的互联网用户都使用Google搜索引擎。这一数量上的优势潜藏着操纵的危险,例如Google上的影响搜索结果排名的原因并那么让人一目了然,还有就是如何对待个人留在网上的私人信息,也是个问题。”

Google公司欧洲分部公众事务与公司交流部主任拉切尔.维特斯通女士为公司辩解说:“我们是一个技术企业,我们也经营广告,我们自己不提供内容,也不生成内容。”维特斯通女士说,Google检索的结果排名是与一个网页的被浏览次数有关系的,这是一个事实,点击量高的网页自然就会排名靠前。她说,个人信息也进入了可被检索的内容,并以对使用者来说最优化的方式影响搜索结果。她最后言简意赅地说:“我们帮助用户去发现些东西。”

互联网方面的专业记者卡特琳.帕瑟希则对Google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位女记者说:“Google的用户界面十分友好,这是她的独家特色。”霍尔格.汉克立即指出,在Google同意在中国对批评政府的内容进行过滤后,这一检索引擎的民主特色就开始打了折扣。拉切尔.维特斯通接下这个话题说,其实Google的“中国政策”在公司内部也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她说,Google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有关法律,例如在德国,就要遵守德国的数据保护法;Google在努力使得自己的服务更加透明,这是有目共睹的。

帕瑟希女士指出,不管什么样的法律,都不能保护存储在美国的服务器上的用户个人数据不被美国政府索取查看,也就是说,争取更多数据保护的斗争已经失败了,死守还有什么意义呢。德国联邦政府数据保护与信息自由事务专员彼特.沙尔则认为这样悲观未免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其实还不能知道互联网的长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他还指出,谈到个人数据,要做出两种区分,即个人在互联网上公布的个人数据和他在网上活动时留下的个人数据,例如他的IP地址或者他访问过的网页。彼特.沙尔认为,Google在区分什么是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上做了一些调整,这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在网上留下的数据数面数年后还会被搜索引擎列出来”。

 

 

帕慕克:等待中的双重人生

写作之路曲折,大器晚成终大成

 

  白色帕慕克

  下个月,帕慕克的另一本小说《白色城堡》将与中国读者见面。什么是白色帕慕克?在帕慕克获奖之前,我们对他的认识几乎是一个空白,除了少数的文学爱好者读过先前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这个名字几乎完全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一夜间,他突然红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空白,让我们带你认识一个白色的帕慕克吧。

 

  如果《白色城堡》是帕慕克的代表作,他有足够的理由和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相比。《白色城堡》这个后现代故事探讨了笛卡儿自我意识中的黑暗、隐形的分支。帕慕克有着《天方夜谭》中讲故事的能力和气概。这本书中的土耳其并不在现实中。人们并不是为了了解17世纪真正的土耳其才去读《白色城堡》的。

  帕慕克将他的叙述放在了梦境般的场景中,卡夫卡式的白色城堡就是在现实中永远不会存在的东西。

  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

  帕慕克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是享誉国际的土耳其文坛巨擘。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他曾获得欧洲发现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都柏林奖等等。其中,《我的名字叫红》获得了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欧洲三大文学奖项。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寂静的房子》、《白色城堡》、《黑色名册》、《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雪》、《伊斯坦布尔》。

  父亲是写作的启蒙老师

  如果这个世界上要选出大器晚成的作家,帕慕克肯定当之无愧。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他,直到90年代才得以成功,而一旦拥有名声之后,他的名字就迅速进入了土耳其文学史,并成为在市场和文学评论界同时得名的作家,得到的奖也越来越多,直到今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大器晚成”很大部分也归因于作家道路选择的缓缓到来。从伊斯坦布尔的一所美国学校毕业后,帕慕克就进了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习建筑,这个行业是他的家族最希望他从事的工作,但他的家族未曾想到的偶然事件却完全改变了帕慕克的决定。三年后,为了躲避兵役,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新闻专业注册就读。这个决定让他首先接触了写作,并最终“弃砖投笔”。

  所幸的是,尽管整个家庭都反对他做作家,帕慕克却得到了他父亲的帮助,直到32岁之前,他都一直在接受父亲的“零花钱”。“但即使是我的父亲,也认为我应该把建筑学完。”他说,“他们的想法就是,艺术和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他们都是一帮酒鬼。因此我非常努力地把第一本书写了出来。我不希望任何人(尽管我私下会对自己说)说,我在这所学校里什么都没做,完全是浪费时间。”帕慕克的父亲在三年前去世,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个“失败的诗人”。他的形象也隐约出现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一个想逃离家庭的男人。“他看不起土耳其文学,想象着巴黎是个很酷的地方,于是也就这么过去了,”帕慕克说,“他结婚生子太早,我想他很后悔这点,他希望能继续年青时代。”从小,帕慕克就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学生,而且热爱打篮球。“他一直没变,喜欢从不寻常的角度看事物。”帕慕克曾经的同学范迪特说。

  写作之前是个画家

  在爱上写作之前,帕慕克更早的爱好是成为一个画家,他说自己小时候常常喜欢模仿小说插图画画,后来又受到很多西方绘画的影响。但是,因为自己的家庭一直以来都以从事工程为传统,认为“只有从事工程和数学才算一回事”,而艺术和人文根本算不上什么,因此他的想法一直以来都受到家族的冷遇,只不过因为他的确表现出很强的艺术才能,所以他才不用接触工程,而被改送去学习建筑。

  “我在20多岁的时候在文学界没有很多的接触,所以发表第一本书就有点困难。”帕慕克介绍。他花了四年时间完成《杰夫德·贝伊与其子》,据他介绍,这是一本有关“家族传奇和我祖母如何赚钱”的书,尽管三年后这本书的发表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

  尽管帕慕克进入新闻学校逃避兵役,但1982年当他30岁时,他还是在军队值了一段时间的班,出来后,他遇到了研究俄罗斯世袭的历史学家亚林·图根(Avlin Turegen),两人结婚并在1991年有了女儿茹娃(Ruva),1985年他们共赴美国,亚林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习了博士,帕慕克同时在爱荷华学习写作,以及教授土耳其语,不过更多的时间他还是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上面的一个小间里写作《黑色名册》。三年后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他却凭他的书一举成名。

  在谈到那段生活时,帕慕克说的最多的还是书。“我的卧室就建在300万本书上面,我很高兴这点,”那儿有非常多的土耳其书,一直都没有人去看它们。“”帕慕克就是那种不断抽烟、喝咖啡,滔滔不绝说话的积极类型人物,“《白色城堡》的英国出版商肯思戈登·史密斯这么介绍他。

  帕慕克的双重生活

  传统富裕大家族和西方学校留学的背景,使帕慕克的身上具备了两种文化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甚至在他童年时期就隐隐出现。

  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中,帕慕克提到自己5岁的时候,在姨母家看到墙上挂着一个小男孩的画像,而他的姨母还常常突然对他说道:“看!

  那是你!“这个男孩无疑带来”帕慕克的双重生活“的印象。”我怀疑我所看到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多:在伊斯坦布尔街道的某个角落,在我们房子相似的一幢房子里,还生活着另外一个帕慕克,他如此像我,就像我的双胞胎一样。“小时候,帕慕克的父母常常吵架,于是小帕慕克就会自己做起一种”消失游戏“,他会坐在母亲的换衣桌上,摇动着三面镜子,直到”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反射出奥尔罕“,无穷的反射出现。后来帕慕克发现可以把这种游戏运用到小说写作中去。的确,阅读他的小说就可以发现里面存在了无数的叙述者帕慕克。

  在阶级分化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的家庭背景无疑属于最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他的父亲是IBM公司土耳其分部第一任CEO,帕慕克也曾在《黑色名册》中提及自己从小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他也拥有传统上的大家族。“在我出生之前,我的家庭有一幢大房子,一幢奥特曼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大厦,整个家庭以及很多仆人生活在大厦的不同部位。”尽管这个家庭随现代化逐渐衰落,但仍然可归于上流阶层。

  在《伊斯坦布尔》这本书中,帕慕克提到他的名为“帕慕克寓所”的房子。当他长大后,整个五层大楼都被他的家族占据,从他家的雨棚往外看去,他可以看到圣索非亚大教堂、临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滨、托普卡仳皇宫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大桥,所有的都是“精华”,他说,“我生活的地方是我精神中最强大的中心。”而另一方面,帕慕克曾接受了相当西方的教育。

  帕慕克和他的哥哥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美国人建的罗伯特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为建立社会精英而设,同时用英语和土耳其语授课,不少土耳其总理都出自该校,还有大部分毕业生后来都成了土耳其工业和学术界的支柱人物。

  “这种教育就是让你在和传统适当接触的同时,变得非常世俗化和西方化”帕慕克说。

  所有帕慕克的小说中,都存在其自传的影子,去年出的《伊斯坦布尔》更是将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想法融入到自传中去。在“富裕”这一章中,他提到了自己出生的社会环境。“我的祖父是很富有的人,我的父亲也有很多的钱,尽管浪费了很多。我的童年则充满了祖父的大喊大叫,因为当时我的父亲和叔叔一直在卖这卖那的。”帕慕克的母亲和哥哥依旧生活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哥哥是土耳其知名的经济学家,但是,帕慕克却和他水火不容,他在《伊斯坦布尔》中记载了自己小时候遭哥哥打的回忆。“人们总认为因为我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成功、快乐的人,就一定会写这些东西,但我所写的东西就是立足于我们的文化。”在他其他的小说里,也常常出现他哥哥的形象。

  他的写作也受到大量本地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之前接受采访,帕慕克曾表示自己受到许多历史作家的影响,如汤姆斯·哈代的细节描写,卡尔维诺的创新能力以及女作家尤瑟娜的语言,而比如《我的名字是红》这本书同样受到很多伊斯兰缩图绘画的影响,这些画极其重视细节和技巧。

  然而尽管被欧洲主流社会所喜爱,伊斯坦布尔依旧是帕慕克生活和写作的重心。除了他在美国呆的三年之外,他所有时间都待在伊斯坦布尔。

  就如他在书中写道:“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伊斯坦布尔———从来没有离开这些房屋、街道和邻居。尽管我时不时生活在别的地方,50年过去后我仍然发现自己还在拍第一张照片的地方,在我还躺在母亲臂膀里的地方。”

  获奖后,何去何从?

  “接到得奖电话时,我正躺在纽约的床上”帕慕克说,“瑞典皇家学院的秘书荷罗斯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我满心喜悦地答应了她。这首先是为土耳其语言和文化而庆祝,我属于这种语言和文化,然而就是作为个人而言,我接受这个奖,以认可我这32年来对小说艺术谦卑的奉献。”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却手持厚重的诺贝尔奖牌的帕慕克将何去何从呢?

  最近帕慕克在接受一家德国杂志采访时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将在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晚宴时发表的“一份具有优良欧洲传统的深刻发言词”。他还表示将用散文的形式来写作这段发言词,“我想借此机会发表我对众多问题的看法。”

吴冠中:道是平淡,却见浓艳

《文心独白》 作者:吴冠中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5.00元

《画里阴晴》 作者:吴冠中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8月版 定价:32.00元

  在2004年出版《画外音》之后,山东画报出版社相继又推出了《文心独白》和《画里阴晴》两本书,就此,我们看到了吴冠中文集一个相对清晰的格局。作为画家,如此倾心于文字,原本是一件带着冒险精神的事。毕竟,绘画作为视觉艺术与文字的表达方式有些许杌陧之处。但吴冠中却以他丰沛的艺术精神,看似率性实则轻灵地驾驭了这种表达方式,并使散文创作成为其整体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写作也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而吴冠中又有一颗如此奔放的灵魂,绘画固然能容纳下他的笔墨,又怎能写尽他的心胸呢?

  书中的文字尽管来处不一,却都有一种“回望”的立场。这一回首,便是刹那芳华。即便是国立艺专时同窗的奋发青年,待提笔时已是两鬓斑白;那些在政局更迭与时事变迁中经历的苦难,吴冠中并没有强作欢颜,但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一道来时,也只如一杯淡下去了的茶。此时与彼时的交错,让我们在字里行间看到了一张张明灭闪烁的面孔,而我们对于吴冠中的绘画艺术和人生历程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文心独白》开篇是《心灵独白》,他夫子自道:“品尝了西方的禁果,又不愿被逐出自家东方的伊甸园,确有这样的现代亚当和夏娃吧,我属于他们的后裔。”好一个“自家东方的伊甸园”,可不就是对它的心之所系,吴冠中才从西子湖畔到塞纳河边,却又在圣诞节时思念着端午,像怀念父亲那样怀念着屈原?西方与东方、现代与古典,正是因为已经涉河而渡,方能于回首间,更领会家园的美好,于是这“独白”更像是一种对话: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西方之精神与东方之灵魂,画家之声音与文人之沉吟……

  若说谈及母校、故师和旧友,不过是寻常怀旧文章的套路,我们却在吴冠中的忆旧文字里,看到了他无时不在寻找自己的痕迹:即便是回忆在母校里接受的科班教育,他依然反省到当时轻视文化的偏差,并由此谈到自己在从教时的体会,把艺术家的修养放到了基础“术”学之上。而那些梦里的江南水乡,他拿来入画,现其清俊,在文中已不回避时代车轮碾过时、留下的并不美丽的印记。也许正是因为对美的追求如此强烈,竟令他对丑也无不一一纳入眼底。在《文心独白》中,我们看到吴冠中记下了师生情谊,写下了天伦之乐,怀念着父母深情,吟唱着花鸟清音,但一样刻画了那些荆棘:南行至苏州,他看到狮子林里庸俗喧闹,留园中竟然把最好的景致划出来做照相生意,“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羞耻”。

  那么我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不再用“好”和“坏”来定义人和事物了呢?我们说,在好和坏之间有那么宽广的灰色地带,这种暧昧的宽容可真是好,我们在饶恕别人之前,已率先原谅了自己。可是吴冠中不,他可以容忍,但他不宽恕。所以他把那些不美好一一记下来,一同记下了自己的追忆和叹息。

  或许,只有先明白了吴冠中的这些心意,才能读懂他的《画里阴晴》。重读石涛对于吴冠中的创作历程有很大影响,他认为“石涛造型观中突出的颖悟是发觉了平面分割的重要,他充分利用了画面和面积,以白计黑或以黑计白,黑白间的对照、协调在石涛作品中,都被匠心独具地处理得臻于妙境,可有可无或不了了之地拜拜不存在于他的画面中”。得有多么明澈的心,才能从容地安置这些黑与白。一双看遍世事却不混沌的眼睛,一枝写尽沧桑却不落寂的笔,一颗苍老却又始终年轻的心,或许,只有做到这些,才能绘出最平淡却又最浓艳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