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让中国文学有一点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过于世俗，过于缺乏艺术性，过于缺乏精神的灵光。中国作家过分集中地把注意力盯在社会政治这个层面，社会如何污浊，政治如何腐败，老是被这些东西缠住。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本来可以摆脱文革时侯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获得稍微广阔一点的发展空间，应该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局面，尤其应该出现具有精神超越性和灵魂升华感的大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期待都不幸落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文坛依然精神苍白，空间窄小，面貌单一。
不能说这些关注世俗社会的文学是错的，它们都没错。它们都是截取了我们生活中某一面的真实，非常客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是这么可怕。我们到单位去开一个会，或到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去办一件事，哪一次不是被那些下流的面孔、下流的语言折磨得身心疲惫，那种倍受伤害倍受凌辱的感觉久久纠缠着你，三天三夜也摆脱不掉。回到家里想读几行文学作品，又不得不面对这些柴米油盐和馊豆腐烂玉米，不得不面对这些下流的嘴脸和无赖的权谋，实在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好感觉。只能是越看越沉重，越看越绝望。
为什么中国文学只能这样。难道文学就是复制生活的肮脏与黑暗吗？中国文学有没有可能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有没有一种不只是复制我们的下流和绝望，同时还对我们的堕落表示悲哀、对我们的苦难表示悲悯和抚慰的文学存在？基于这样的期待，我渐渐害怕那些虽然真实客观、却仅仅只是复制生活的作品。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反腐败的作品，反响很大，有朋友推荐我读，我说我不想读。官场怎么样腐败还要看它吗，哪个人不知道。对于社会腐败和我们自己的内心状况，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有基本的了解和认知。这个业已被大众了解和认知的事实，是不需要文学作品来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通过作品来告诉我们，我想柏杨的一个酱缸蛆的比方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一句话就已经把我们自身的恶劣境遇和内在精神的恶劣状态描述得十分明白。
如果一个作家倾尽他的终生力气，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们都已经知道的认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是酱缸蛆，这个作家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应该超越这个东西。目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是没有超过这一层东西的。我们把笔触伸向社会的时侯，老是用《三国演义》和《子夜》的模式来展现这种社会画面。本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艰辛的努力。以前的作品没有给我这么大的震惊，没有让我充分感觉到这条思路的不足。因为以前那些作品还写得不够精致。比如《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都有点粗俗。《故乡天下黄花》采取调侃的荒谬的喜剧手法，肯定要忽略很多东西，更是给人以尚未说尽的感觉。看了《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我曾经对这一路作品寄于很高期望。我期望有人写得比《古船》更精粹，比《故乡天下黄花》更加具有艺术内部的文本意义。
可是这样的作品一旦诞生，我就感觉到它的缺点太多了。《羊的门》在文本上是比《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更加成功的小说。它已经充分地文学化了。这个作家既很有才气，也有极大的艺术耐心。我觉得他比张炜比刘震云都有更好的艺术耐心。《羊的门》从文本本身来说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正是作者的耐心和作品的漂亮，使得我对这一思路的文学忽然怀疑和失望。我觉得中国文学沿着这条思路已经走到头了。这种模式所蕴涵的资源已经被我们用尽了。再在这个空壳中这样走下去就只能走向覆没。
为什么令人瞩目的小说老是这种模式的作品呢？其中大多数作品甚至还没有进入文学状态，都是非文学文本。为什么只有这种非文学文本才能博得读者呢？中国人对文学本身的要求太少。人们不向文学要求文学，而只向文学要求一般的公共认知。老百姓尽管内心有了这种认知，但是由于这种认知只能在私下里谈，他不知道如果拿到公共场合，这种认知能不能跟人一致。这些作家通过文学文本告诉一般的老百姓：我与你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老百姓就感到非常的拥护。在这个意义上，它自有它的社会意义。但是这样的作品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有给文学内部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从文学的内部来说，每一个作家都应该而且必须是这样的上帝。你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就是你说有光就有光的世界。可是中国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他都不说要有光。他只写我们的黑暗，制度怎么黑暗，政治怎么黑暗，日常生活怎么黑暗，内心隐秘的自然人性的冲动怎么黑暗，他只写这种黑暗。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满足于传达这种黑暗。把这种黑暗一股脑地向读者传达出来，表现出来。所以看得多了，我很害怕这种黑暗。
这种黑暗一方面是生活告诉作者的，作者这样的传达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整体上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即使生活整体是这样的，只有黑暗，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我们与这些黑暗是什么关系，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精神上的劳动，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现实的黑暗，是不是因为我们企图创造一点光明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内在要求，目前这样状态的写作是不是完全合理，这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二十世纪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纪。确实有很多阴暗的东西压着我们的心。但是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亮色的。比如在五七年，尽管那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毕竟有那么多敢于仗义直言的人站起来挑剔这个社会的缺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光明所在。尽管在五七年前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清洗和思想清洗，可是五七年还有这么一批人站起来说话，这些人就是光明的承载者。1998年《思忆文丛》出版以后，我看到北大当初那批年轻学生讲的话，真的感到震惊。在五七年批判刘宾雁的会议上，刘宾雁的一个朋友竟然因为感到不公平不正义，马上就以跳楼自杀表示抗议。后来，中国还出现了顾准和张中晓那样的人，还出现了一批像林昭、遇罗克这样的人。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生存状态一直保持着清醒。可是我们的文学为什么就是看不到这样的财富和尊严？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走不进我们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因为它不符合审美的要求，文学自身必须拒绝它们，还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群体内心都太阴暗了，我们对那些伟大与光明永远视而不见。如果文学是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完整的表现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简直就是一路黑到底的文学。
当然也有偶尔的闪耀，比如《古船》中写的那个隋抱朴，我觉得比《羊的门》里的主人公就了不起得多。隋抱朴是从剥削者家庭出来的人，他就老是反思为什么自己的祖先有权力剥削人，有权力吃别人的血。然后这些被剥削者为了推翻这些剥削者，又要用那么可怕的暴力行动来侮辱我们。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一直在反思这些东西，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担当这种民族内部的和人性深处的悲剧。我觉得他算是一点亮色，但是，后来张炜也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别的作家也没有走上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学确实做得非常不够。中国除了那些整天吸人民膏血的人之外，还有一些高贵的人天天在想问题，中国文学就没有做到整体上展现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面貌。我们只展现了一部分的面貌，尽管这一部分的面貌是主流是主要的。但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那种被我们忽略的非主流的东西。
再谈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假设我们的民族生活是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也可以假设人生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这些假设其实都是成立的。说到深透之处，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人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存在。西方很多作家就是面对虚无来写作的。但他们还是不一定就写出这种纯粹的黑暗。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实际上是对人的命运的反抗。比如命中注定我生存在一个专制社会，我从心灵深处憎恶专制，我渴望民主。为了反抗我这种命运，我要用文学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是从我们的现实的社会境遇来说，我们应该反抗这种命运。从人本身来说，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选择，被别人作为一个生命诞生下来，然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识，我们认识到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我们对存在本身感到恐惧，不知道怎么打发这几十年。可是这么荒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作家需要反抗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要反抗这样的命运，不需要反抗这样的荒谬，他就可以或者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样满足于感官的享乐，或者像肮脏的政客那样玩弄世界。那他还要写作干什么。
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他不愿意作别的选择，他只能用文本的方式来反抗人世的虚无和荒谬。他不但应该为意义的寻找和建构付出努力，他还应该向读者传达出他作为一个动物生命所体验到的幸福和欢乐，就像西方人对于上帝的感恩一样。我们能够活着，尽管是荒谬的是虚无的，但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了。我们应该体会到命运和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要怀着这种感恩活下去。带着这种感恩，我们来体验日常生活中这么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美好来建构出人在虚无中应该怎么样活、怎么样寻找意义。如果一个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他就是一个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用他的文本世界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意义，于是就有意义。这是一项对应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写作者生命史中最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件。
作家的意义就在这里。读者一旦展开这样的文学文本，就能感觉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一种光从远远的地方透视过来照耀着你。尽管很微弱，但你可以感觉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温慰。这一丝美好的东西就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艺术就应该给人的灵魂这么一点光亮，这么一点慰籍。它只能承担这么一点关乎灵魂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文学界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羊的门》感到不满足。这个不满足不是针对《羊的门》这个单独的文本，更不是针对这个作家。我在八十年代读过李佩甫的两个短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李佩甫很有才华。前不久我又读到李佩甫写下岗工人的中篇小说《学习微笑》。有的人写下岗写得非常浅，李佩甫还是显得比别人高一筹。这本《羊的门》已经体现了李佩甫对精神观察的深刻，他较好地宣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沉默、堕落与灭亡。但是小说在整体上受《三国演义》和《子夜》的传统拘囿太深，过多地沉溺于内心阴暗的展示和权谋肮脏的玩味。
当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演变为大家玩味的对象的时候，它们就像中国的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的精粹，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热衷于此千年百年几乎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地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为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作家企图拒绝这个精神黑洞的魅力、抵御这个精神黑洞的抽吸，但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寥寥无几。玩味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几乎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宿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抗议，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与拯救。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只是通过对黑暗的认知得到创作的满足和审美的满足。有时甚至还说不上是审美的满足，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自己能够看清黑暗而产生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充满了这种玩味感和优越感。
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不只是需要一个两个这样的作家作品，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达到这个水准，否则，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的文学已经是现代文学，很难说我们的文化是现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