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还是在遥远的周代，每年春秋两季，朝廷都要派员下到各个分封地，去“采风”。风者，民歌也。采风者采集各地民歌回到朝廷，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从这些民歌中观民风之盛衰、政事之得失。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了。后来孔子总结诗三百，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可以观”即指上述诗的社会观察功用，而“可以怨”则指人们可以用诗歌来表达对政事的不满。

不料，日月如梭，时光倒转。到了公元2006年9月11日，在中国，在重庆，在彭水（看起来是一个法外“独立王国”），居然发生一起因诗而牢狱的事件。不，不是事件，是丑闻。

秦中飞，一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普通小职员，因为一首讽刺本地政事的《沁园春》，居然被“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关押进看守所”，并于“9月11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一首诗逮捕一个人！让文明社会难以置信。公元前的东西周，那些无名氏们《伐檀》没事，《硕鼠》也没事，两千多年后，仅仅一曲《沁园春》，却惹上一场刑事灾难。这简直是时光隧道中的历史倒转。如果起孔丘先生于地下，也要拍案：难道尔辈连我的诗可以观可以怨都不懂？难道你们连中学都没上过？

从民间角度，诗可以怨，这是权利的表达；从为政角度，诗可以观，这是权力的自警：这样一个源自先秦的传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社会上的不满、怨恨和愤怒如果用诗表达，至少比通过行为表达要不激烈得多。权力者为其权力打算，也应该察悟于此，并以此自纠。然而，权力往往使人愚蠢，彭水的权力者非但不悟，而且放纵手中的权力，试图把历史上源远流长的“诗可以观”再度改写为“诗可以狱”。这是不折不扣的文明丑闻。今天，它势必要自尝权力滥施的苦果。权力者不是担心这首诗“会对彭水对外工作造成极不利的影响”

吗？殊不知，真正不利的影响不是这首诗，而是由你们造成的丑闻。

至少，我以前是没听说过彭水的。

现在，这个县的检察院正在认真办案，起诉罪名是诽谤。尽管这首词的主体是对当地政事的不满（词中所指俱有现实原型）。但，权力者只能绕过诗可以怨，抓住它的第一句做文章。所谓“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胞。”它暗含了现任和前任三位县领导的姓或名（马、伟、华）。这其实也是一种怨，它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彭水主事的不满。如有不妥，却无有不可。如其不可，那是在权利和权利之间。但现在不同，现在的关系是权利面对权力。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无权力的权利是可以对权力者使用类似的语言。而权力者自己也当明白，既然握有公权，他的某些个人权利（如肖像或姓名等）就未必能与普通平民的这项权利相平等。有所得就有所失，这是权力者必要的代价。如果你不想付出这代价，你就交出公权。当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被人把自己和裸女的照片合成在一起，他只能一笑而已，却无以起诉公堂。同样，面对这首属于文学创作的词，即使开头嘲弄，权力者也不如睁眼闭眼，大度置之（如果他聪明的话）。无论如何，权力都不应大动干戈，把人送进牢狱。本质上，这是一首有所怨的讽刺诗，不是诽谤。即使诽谤，也应私诉而不是公诉。刑事公诉，反让我感到，这个县的检察院、公安局都是为县委书记开的。

从报道中看到，因为诗可以狱，秦作者已经陷于前所未有的恐惧，“他经常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惶恐，焦急，六神无主”。这种恐惧，连同他的家人，也连同许多收到他手机短信的人。对此，不禁让人想到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讲演。罗氏四大自由中的两项，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一是“免受恐惧的自由”。秦作者因为前一个自由而失去了后一个自由。这不是秦作者个人的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现在，事件没结束，官司还在进行。为了走出恐惧，恐惧中的秦作者倒应考虑法律反诉，反诉彭水权力部门对自己的刑拘，此项拘留于法无据。

让我们一道支持秦作者（他尤其需要法律界的援助），争取“免于恐惧的自由”。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为一位经济学家所获得，这一轰动性新闻“误导”了许多人，他们以为默罕默德•尤努斯是由于为穷人办银，而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的是理论贡献，而和平奖则针对的是行为贡献。多数人的常识容易出现谬误。

尤努斯，用27美元起步，为43名妇女办了一个小银行，让这些贫穷的妇女靠机织毛衣而摆脱了贫困，并且他的银行也越办越好。这不是神话，连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受了感动，竟然拿出一块评论区来发表难能可贵的实话——佩服尤努斯的成就。

其实，在中国，有比尤努斯做得更好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交往十年的老朋友与可敬的经济学前辈——茅于轼。茅先生在山西临县用小额货款扶贫的事情，几乎为经济学界的人们所熟知。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有人声言，茅先生的金融活动未经当局许可即没拿到那种称之为“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东西。这也多少像家庭教会的“非法行善”的状况，你干了有益社会的事情，没批准执照，也不能算是合法。在中国要多少本钱开一个银行——27美元吗？你要如此去申请，中央银行的官员非说你疯了不行！

制度，就是制度的差异，才使尤努斯广受赞誉，而茅于轼却不得不承担正统的责难。不管是尤努斯还是茅于轼，以小额贷款帮助穷人，都不是创举。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印刷工”富兰克林）早就做过，而且富兰克林基金由于支持穷人创业而积累了资本，曾为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建设提供过相当的捐助。于此，常识又在中国的“特殊制度”下，被忽略了。常识产生谬误与常识被忽略，成了中国的一道“风味大菜”，所以，我们往往“拿死人”说话。用宣扬孔丘去“对付”西方对施瓦辛格、麦当娜的宣传，凡此等等。在思想的道德性上，茅于轼可比孔丘伟大多了。有人曾评价说，茅于轼是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这个结论作为一家之言尚可，但要给茅于轼的道德哲学贴上鲁迅的标签也无异于“污人清白”。鲁迅出了一路子狂骂，他还做过什么有益于芸芸众生的事情？

为了避免歧路亡羊的衍论，以上问题——对比于尤努斯与茅于轼，有一句俏皮话，可做点睛之论：在中国，好多事没人干，好多人没事干。

我要说的第二个人们不知道的“茅于轼的故事”是它的被禁锢状态一直未得好转。不久前，一些非常希望明了地了解茅于轼的“70年代人”要求出一本关于茅于轼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诸论的“简读本”。这事自然有人找我，一者我写过茅先生的评传，二者我编过茅先生的文稿出了《经济学的智慧》。茅先生收到我信，表示同意，但又劝我考虑他被禁锢的因素，免得“劳而无功”——书你编好了，到审核机关一审，“枪毙”。

制度，还是制度的差别，我想尤努斯先生远不用担心这些。这正是他比茅于轼幸运的地方。

当然，制度是会变的，毕竟它只是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价值理性的追求是人类向善的根本动力。

在以上大有“悲情”的对比之外，我看还是乐观地看待价值理性方面的东西。据我的研究表明，实在是一项经济学诺奖改变了苏联人民的命运，从此为他们走向政治民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1975年苏联人康托洛维奇以线性规划创始人的身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大大地鼓励了苏联知识分子与西方世界接近的热情；苏联官方也不再彻底仇恨西方，1976年，苏联举办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200周年的纪念。

以后的经济学说史家会证明二者有必然联系的！我所要说的呢，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终于进入了苏联，而经济自由主义悄然展开，政治自由的要求也顺势而来。

如果说是里根的强硬政策对苏联的民主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么1975年的经济诺奖则远超过了“星球大战”的威慑力，它温和地让苏联人服下了一剂醒神汤。

良药，真地不一定苦口！

至于今后几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否授给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不想妄加猜测，但是我认为俄国诗人普希金诗句仍有启示意义：

朋友，相信吧！

阴郁的日子就要过去，

那幸福即将来临！

2006年10月20日读19日《人民日报》偶感

首发议报第273期

前天晚上20点回到南京，到家父母很惊讶。之前已在电话里说过要回南京，星期四带父亲去见八一医院肿瘤内科专家秦叔逵主任的。当时在电话里还对他们说了关于伽玛刀的问题。告诉他们，伽玛刀不适合做直肠肿瘤。他们忽略了我要回南京的信息。

到家吃晚饭，洋山芋条煮得烂糊糊的。说，洋山芋很不好吃。母亲说：你不要吃，买它干什么？我说：买回来做蔬菜沙拉的。随即闭嘴，不说这个话题。

同父母一起生活多年，一直遵守一条规则：要么自己动手做，不做就将就。这个家是他们的，随他们生活，要顺从他们的习惯，尽量填平生活上的代沟。这样就能和睦相处。对我来说生活不是主要的，只要能平静写作，可以把写作而外的自己以及所有与自己有关的不平静因素消灭掉。这些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整理父亲的病历。最近一个月他们去过一些医院，咨询了一些医生，每位医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化疗医生，还是中医，都认为：或手术、或放疗，把局部病灶处理掉。可这两项都是有风险的。作为子女不能替他们做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明确这一点，他们是夫妻，他们在一起是一辈子的彼此选择。他们是彼此属于。一旦他们做了决定，就全力帮助他们。

父亲不住嘀咕，非常焦虑：我不知道你回来，要是知道明天去看病，今天我就不吃那么多饭了。你不知道我每天上午都会很麻烦，一大包，一大包地出。我说，我去就可以。

冲了冲淋浴，看了一会儿网就睡了。一觉醒来，打开电脑，显示器右下角的右下角的时间是0点30分，在网络上看了几分钟，用三个搜索自己的名字，看看有没有被屏蔽的。当初高价上网，为中国网络铺路，铺出来的竟是一条公共信息资源被屏蔽的路。觉得困，关了电脑又睡。

早上醒来，已经是7点钟了，8点钟之前必须到医院。上次我没有挂到号，很多人都是前一天晚上排队挂号的，癌症已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了。自从父亲查出直肠癌以后，我调整了饮食习惯：基本吃素，不吃刺激性的食物、油炸食物，少吃腌制食物，每天喝8杯水，尽量做到每天定时大便，另外每天疾走30分钟。人和动物不同，人是有自制力的。这半年来我一直这么生活。

喝了一杯蜂蜜水，拿了父亲的病历和PET/CT片子就下楼。真正病得不能动的人是不能这么看门诊的。上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发了一条短信，抬头看前方，发现司机绕路了，想说，懒得说。早晨心情好一天心情都好。

第一次见秦主任是四月初，那时父亲刚刚做完手术。父亲不肯化疗，他的所有朋友都劝他不要化疗。我到秦主任这里来咨询“与癌共存”的问题。父亲生病后每一次看医生的情景都历历在目。第一次秦主任批评我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晚期直肠癌术后必须化疗。手术只能清除肉眼看得见的癌肿，看不见的癌细胞是清除不掉的。尽管做了化疗。父亲的癌还是复发了。秦主任要查过房才能到门诊。

南京大学和八一医院不是挂钩医院，父亲害怕化疗。更害怕手术。不是挂钩医院可以疏通关系。如果老爸不愿在这里治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治疗癌症有多种办法，如果是农民，他们只要有钱，医生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而知识分子都是有主见的。他们虽不是医生，他们听的多，看的也多，各类广告的信息量大，自以为是的想法也多。

癌症病人的求医之路是不容易。在这条上再多的钱也能挥洒完，人依旧命归黄泉，临了连买墓穴的钱都没有，黄金级，钻石级的医疗方案能救命么？未必。所以找医生如同投奔山头。

秦主任提出了5点方案，说用希罗达溶解液灌肠，让药物直接到癌肿，还要配合放疗。介绍我到放射科找王主任，又说，怎么做，你要听听手术医生的意见，他是最了解情况的。又吩咐：执行方案必须到肿瘤内科。

到放疗科向王主任咨询。王主任是一位热情爽朗的女医生。她那里有位女病人，这个病人大约50多岁。胖而黑，赤裸上身躯体的肤色像印度女人。听口音是个小官太太，我第一次看到女人乳房切除后的刀疤，随即把脸转向另一方向。她做了放疗还复发，可以那种心灵和肉体的痛苦。当初女人引诱了亚当偷吃了禁果，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注定忍受许多的痛苦。

素食为主，顺其自然，一切看淡，决不用那些人为的手段去拉回青春，有些事情是会适得其反的。再次对自己说。

王主任向我询问了情况后说，大肠癌术后不做放疗50%一年复发，80%两年复发。术后照光和复发照光剂量是不同的。往往是有条件治疗的知识分子错过治疗机会，我告诉她，我父亲已经76岁了。她向我介绍说，现在80多岁的人，90岁的照样照光。我说这要父亲同意。现在无论做什么他都怕。她理解地说，等他想通了再来。

从八医院出来，经过几家买室内装饰用品的小店，有几件绣花的床上用品特别漂亮，都是出口商品的打样品。看看而已，这些在南京用不上，南通的家已变成了工作室。八个月来在医院进进出出重新认识了生命价值和人生价值。还是一个取舍问题，有取必有舍，眼下连临碑练字，画画拉琴的时间都没有，别的都还是免了。

过马路，到街对面的绿柳居吃牛肉馄饨，这是偶尔一次的小小享受。自从查出血液中尿酸高，已同美食绝缘。之后回家。

因为下午要回南通，中午的事情很多。到附近的复印店去复印父亲的病历。这一个月来，母亲陪他跑了几个医院，咨询了中医、西医。我要做的就是把每位专家的意见和方案汇总分析，其实很简单：西医肿瘤内科和中医肿瘤内科都希望拿掉病灶后化疗和中药疗。中医希望中药配合化疗，化疗希望用手术和放疗去掉病灶，放疗专家则说，带病灶的放疗和术后放疗剂量是不一样的。最后手术第一。父亲怕手术，他没有冒险的勇气。

前些天九歌书店的庆媛姐打电话来，很激动地说，最近有一本书名叫《如焉@sars.come》小说很有点意思，要我去拿。打电话给她，她在。于是打车到长三角。见到她，她拿书给我。说了几句话告辞。路过玩具店，看到洋娃娃，喜欢。买了2个小的，一个仿真的。这个蓝眼睛的洋娃娃会笑会哭会说话。放在一个红塑料袋里拎着。大的娃娃要带到南通去的。

16点40分上了南京至南通的大巴。在大巴上翻了翻那本小说。知道大概的内容，小说写的是基本过景的那代人，尽管在书中、在现实中他们也开车、也上网，也去西餐厅，却脱不了那种众人拾柴火焰高，扎堆的、革命时代的胎。每每在五星级酒店大堂、机场、或咖啡馆、餐馆看到：或大声豪迈地说话，或发革命牢骚的五十几岁以上的男女，多半是书中的这类人。他们贵族弗来，小资不弗来，平民也弗来，他们对于今天的物质是要享受的，对于今天价值观念却是抵制的。不管他们、你们、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世界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啦，被那只“看不见的手”抚摩过的世界谁也无力改变。

据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电：十月十九日上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厦门参观海峡两岸农业合作成果展览暨项目推介会时，听到“台湾香蕉又出现滞销、台湾蕉农十分焦虑”的消息后，马上提出“通过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十月十二日，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因参加基层人民代表选举而遭流氓暴力袭击受伤，并因此使家庭经济顿陷困境；两个月前重庆泛蓝成员张起因悬挂中华民国国旗遭到当局非法拘留十多日；然而作为泛蓝大本营的中国国民党、泛蓝阵营领袖连战，对此连屁都没有放一个，更别说“通过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建议：中国国民党应改名为“中台农业品贸易协调部”，并请连战同志屈就“中台农业品贸易协调部”部长兼台湾香蕉党驻中国联络处处长.

中国方面，在当天下午立即就由中共中央台办主任陈云林同志，以惊人的速度、特高的效率对连战的要求作出快速反应：宣佈由中华供销总社下属的北京市果品有限公司、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和超大现代农业集团立即与台湾农业团体达成协议，紧急採购三百吨台湾滞销香蕉。今年六月十四日，中国方面也曾紧急採购二百吨台湾香蕉，以解决当时香蕉的滞销问题。可见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巨大威力，国有企化公为私的乾净俐索！

至於几千万中国农民工的巨额工资，例如二OO四年是三千亿元，被长期拖欠，几年无法追讨。中国共产党只是让他们先把包工头杀死，然后再把他们枪毙。

而“滞”在农村的中国几千万农民的孩子不幸考上了大学，而且交不起学费的时候，党就让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或他们自己去自杀。例如甘肃省榆中县杨英芳，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弟弟之后就绝望地跳下百丈悬崖。

所以我又建议：以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人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也应循实改名叫“台湾农业品促销党”或“台湾农民关心党”，并以陈云林先生为该党接待部部长.

22oct2006

新世纪新闻网

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已成为上海社保资金案被逮捕的第一人，与张荣坤、陈良宇有牵连的上海希尔顿酒店老板郁国祥亦于近日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知情者透露，此案之所以进展迅速，关键在于从张荣坤手中查获了一批淫乱录影带。中国官场的腐败已成不争事实，胆大包天的官员除了贪污受贿之外，就是嫖娼狎妓。时下，乱搞女人已经成为官场的时尚，成为官员身份的象征。

今年7月18日，张荣坤因违法取得上海社保32亿元人民币资金收购沪杭高速上海段的经营权而被立案调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也与张荣坤一起被查处。有关部门早就知道此案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不可能没有关系，于是在查处张、祝二人之后，便顺理成章地揪出了陈良宇。高官的作案手段一般都比较高明，即使东窗事发，往往也很难祸及自身，而多半是有替罪羊帮其承担责任。陈良宇和胡温不和的消息虽然早就传得沸沸扬扬，但他却一直在政治舞台上风光无限。陈良宇垮台虽在外界的预料之中，但跨得如此身败名裂却多少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有香港媒体报道称，张荣坤曾在酒店套房内设置针孔摄影机拍下一些高官的淫秽录像，当中纪委调查张荣坤时，张荣坤为求自保，即供出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上海官员名单，证据中包括官员寻欢的纪实录像带，其内容不堪入目。据说，张荣坤为人八面玲珑，深谙社会、官场、商界之潜规则，初到上海时的他并不起眼，为了结识在上海官场乃至中共高层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不惜举债向黄菊的妻子余慧文所主管的慈善机构捐款，于是，便成功地和前上海宝山区长秦裕、前上海社保局长祝钧一等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张荣坤为了空手套白狼，所以在这些官员面前表现得十分豪爽，长期包租一家豪华酒店的房间以方便官员们吃喝玩乐，且经常代为物色美女，只要得知谁对哪位艺人、模特儿有意思，懂得投其所好的张荣坤总有办法让他们如愿以偿。

张荣坤深知和上海官员的关系是建立于金钱之上的，一旦他们翻脸，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张荣坤能够在上海迅速崛起，成为上海商界的风云人物，仅仅和余慧文、祝均一、秦裕交往是远远不够的。凭他登峰造极的吹牛拍马功夫，要和当时红极一时的上海滩大哥大陈良宇成为朋友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防止被和他交往的官员所出卖，张荣坤必须想出行之有效的策略，他知道录像的巨大威力，所以在那些官员淫乱的时候进行了偷拍，虽然他的初衷并非要出卖那些官员，但这却不失为一个自保的好方法。据说，祝钧一、秦裕等人被带往中纪委上海驻地盘问时，本想拒绝合作，但办案人员一打开录影机，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在酒店的丑态后，随即面如死灰，首先承认了生活作风以及勾搭张荣坤的问题。

想必陈良宇也曾接受过张荣坤的情色贿赂，如果陈良宇在与漂亮女子狂欢时也被偷拍，这对于张荣坤来说将更为有利，因为干部嫖娼和找情妇于党纪国法均不容，保留一段陈良宇淫乱的录像对于张荣坤来说如同上了保险，这样就可以和陈良宇的命运捆绑在一起，风险系数将非常低。陈良宇落马以后，中共中央对其立案调查的决定中只言他“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并未说他生活腐化糜烂，可能是在当时尚未找到有关证据。不过，之后的海外媒体却频爆陈良宇包养情妇的消息，特别是他和名模马艳丽关系暧昧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

前不久落马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被免职以后，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简短消息，称他：“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懂得官方媒体发文规则的人不难看出，刘志华一定是包有情妇，否则绝不会说他“腐化堕落”，数年前在北京怀柔饮弹自杀的王宝森也是如此。刘志华是主管北京奥运工程的副市长，中国媒体曾称奥运工程是“最干净的工程”，此事的发生可以说打了中国媒体一个响亮的耳光。刘志华案令人震惊，因为刘志华身上并无派系色彩，之前也未见有关他的负面报道和不利传闻。直到很多天以后，才有媒体爆出刘志华被拍性爱光碟的消息，而将该光碟呈送有关部门的正是他的情妇之一。如今的中国官员包养情妇已经司空见惯，刘志华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跟随时代潮流，他因情妇而落马只能说他运气不如别的官员好。

刘志华案让人感受到了偷拍官员淫乱录像这一招“一剑封喉”的功效，在偷拍方兴未艾的今天，张荣坤也可谓是得风气之先。贪官污吏在作恶行凶和巫山云雨时虽然行动诡秘，但不可能完全隔绝于世外，只要有人敢于对其进行偷拍，并制成音像制品，将其掀翻便易如反掌。

2006年10月22日
民主论坛

美国的根基和最繁茂的枝叶都是宗教的，这是美国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为很少有其他国家能够自诩为把宗教和民族自身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当今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对外行为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揭示美国基本特征的经典著作中，这样描述：“在法国，我看到的是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结合，共同统治着国家。”

在中国这样一个其大多数人口是无神论者的国家，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宗教如此虔信，如此充满热情？不过，关于美国的宗教为什么与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并行不悖这一点，却很少有人去多想。前一个问题或许应当由社会学家或宗教学家来解答，而后一个问题则是政治学家们所思考的事情。

以研究基督教信仰与现代政治和外交现实之间的联系而著称的德裔美国人莱因格尔德。尼布尔，曾把美国人用宗教形式表达自己价值观念的现象称作“自由文化的幻觉”。他认为，美国人所以持有这种幻觉，是因为他们带有对民族命运的宗教看法，即，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造就来创造人类历史新开端的。

这一宗教看法在美国立国前后经历了世俗化的过程，到1754年美国建国前，美国政治家对民族使命的描写开始变为《独立宣言》中的措辞——拥有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如此，似乎矛盾的是，启蒙思想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清教思想；美国用其自身的形象来重建世界的使命被认为不仅受到上帝的首肯，而且受到理性的辩护。

美国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中最宗教化的国家，“山颠之城”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美国作为一个宗教社会的一个最强的认同是，需要公开祈求上帝的保佑。我们恐怕很少见到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宗教仪式：美国最重要的国家节日——7月4日的独立日和5月26日的阵亡烈士纪念日——都通过宗教仪式来纪念；国会会期中的工作日都从牧师的祈祷开始；美国的各种仪式——婚礼、葬礼或总统的就职典礼——都采用宗教仪式。每当美国遇到民族危机时，美国人都以宗教形式来寻求慰藉和进行宗教祈祷。我们都会清楚地记得，在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时，布什总统用来结束其慷慨激昂的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美国。”

直到现在，所有关于主要国家宗教信仰和行为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美国这方面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1994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96%的美国人说他们信仰上帝，1995年43%的美国人说他们去教堂，69%的人说他们加入了基督教会或犹太教会。

这些都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早在1976年提到的美国“公民宗教”的一部分表现形式。在他看来，“公民宗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共同特性，它已成为有约束力的文化力量。

美国的公民宗教和美国的“政教分离”这两个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东西如何能和谐共处？美国学者J.N.德墨拉斯和里斯。威廉斯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解释：这两个看似不一致的东西其实是共生的。每一个都防范另一个过度发展，正由于在重要的政府政策方面国家和教会是相互分离的，人们才可以放纵一个有象征性的公民宗教；同时，美国的政教分离从来不是政教之间的完全分裂，因为存在着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公共宗教仪式。

德墨拉斯还认为，美国的政教分离并不是独特的，因为所有欧洲国家的宪法都为宗教自由提供了某种保证。美国主流宗教的真正独特性在于自由教会的存在。世界上信仰宗教的自由主义者会很快脱离其信仰体系，转向完全的自由主义，而在美国，自由教派的世俗化非常缓慢，其中很大程度就在于自由化的宗教与一系列强制的宗教礼拜活动结合在了一起。

公民宗教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它使“美国例外”论深入人心。1941年，创建并拥有《时代》《财富》和《生活》美国三大杂志的亨利。卢斯，从“美国例外”论出发把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他认为在20世纪，美国是不断扩大的事业领域的中心，是虔信上帝的乐善好施者，是自由和正义理想的源泉，“美国将作为仁慈的霸权，或父亲般的权威来发挥作用”。这就是美国的霸权可以是“仁慈霸权”这一观念的根源，而这一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美国的自我形象和对外行为。小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就体现了这一点。

“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

笑蜀：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最近发布“广州共识”，呼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具体规章的修正，以改变对农民组织的发展多有不公正限制的状况。让农民组织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我所听到的一个疑问是，村委会就是村民自治组织。既然村委会已经普遍建立，又何必另起炉灶，发展其他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会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的确，现在呼吁搞农会的人，有的是认为村级选举有问题，所以需要农会来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但问题在于：村组织如果真是农民选的，就不需要农会了吗？同样逻辑：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政府，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会、商会乃至类似民间组织？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既然民主政府是民选的，已经代表了人民，所有的公民组织是不是都可以不要了？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然而这怎么会成其为问题呢？

现在关于村委会到底是政权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这是有争论的。但我觉得这争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何在？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在西方，左派、右派可以竞选执政权，但选上来的只能有一个。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既有一个左派政府，又有一个右派政府。那么假如在右派政府执政时左派如何表达其集体诉求？第二，民主政府仍然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所以民主政府和公民组织两者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实际上公民社会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民主政府主要是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民权利尤其是结社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这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无自由的伪民主”，以所谓多数决定的方式否定己域的公民自由，这就成了“多数暴政”了。

近年来不少人讲“多数暴政”，但他们往往把所谓多数暴政与“直接民主”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直接民主通常不可行，但它与“暴政”并无必然联系。“多数暴政”与民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关。瑞士各小邦都是直接民主，但那里没有“多数暴政”。纳粹时期德国人虐犹是通常所说“多数暴政”的典型，但首届纳粹政府也是代议制下产生的，不是“直接民主”政府。所谓多数暴政，就是“多数”产生（无论直接间接）的公权力越界（侵犯“群己权界”）剥夺公民自由。

自治更为重要

笑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用民主反对自由？

秦晖：对。其实农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结社自由问题，因为农会不是政权组织。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你也不能以他们是“少数”为理由来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农会也不可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去对少数行使权力。那种“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农会”、“夺权农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农会不是“民主政权”，只是成员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当然这不是说乡村不存在民主问题，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农会是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组织，政府是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主产生，其权力也会有制约，不能随意侵犯农民的权益。相反，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能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

还有一个就是民主政府和NGO的关系。以前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靠政府搞公益也有很多不足。根据所谓中位需求理论，即便是民主政府，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往往是“多数人”需要的公共物品，那些不能成为多数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往往就缺位了。比如像扶贫、帮助残疾人这些事，政府可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人很少，不可能支配政府的决策。于是需要非政府组织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总而言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是有缺陷的，需要第三部门来补充。

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一个新特点，就是非成员利益的公益组织发展势头比较猛。像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妇女儿童原住民权益保护组织，他们与传统的成员组织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成员自身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是民间社会以义工、捐助等方式组织人力物力资源来自愿产生公益的团体。

很多人对非成员公益组织寄予很高的期待，这可能过于理想化。实际上非成员公益组织是一种只有在成员利益组织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高级形态。如果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怎么有能力维护他人的权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非政府组织，真正应当重视的恐怕还是成员利益组织。现在要讲中国的公民社会，着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这里。那些最理想的东西当然不是不可以搞，没有农会这类基础，那些“更高”的东西恐怕难有乐观的前景。

我认为农民也应该享有结社自由，能组织农会来与其他利益群体打交道，形成集体谈判、参与博弈的能力。我一直有个看法：熟人共同体建立权责对应可能更需要的是伦理约束下的自治而非民主。共同体越小，人们之间的持久互信和伦理联系越多，权力和责任就越容易直接融合为一，“民主”制约的必要性越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即便是西方人也不会主张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父亲。原因很简单，父权一般都以父责为基础，“虎毒不食子”嘛。家外的熟人共同体，伦理约束就不那么可靠，但比陌生人社会还是有作用，而且它的“交易成本”较低。但是进入陌生人社会，伦理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制度安排来制衡权力、保证权责对应。

乡村的熟人社会也是这样，实际上熟人群中通常会有一些成本更低的功能，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为中的权责对应等问题，如果合理使用这些资源，有民主当然不错，没有民主，也不见得就是大问题。其实许多不发达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民主不民主，而真正最需要民主的，是那些缺少直接人际情感联系的陌生人社会、大尺度社会。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在陌生人社会建立权责对应的一种运作方式。

因此，民主不是万能。民主更适宜县级以上单位，村一级主要是发展有效的自治。那么乡镇这一级怎么办呢？我觉得在中国很多地区，乡镇一级的确可以变成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成员可以是职业文官即公务员，由上级派任并对上级政府负责。那么，乡镇一级的农民公民权利如何体现呢？不一定体现于直选乡官，组织农会的权利更重要。有农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跟政府沟通、谈判，我觉得不仅没什么坏处，反而可能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好方法。没有那么高的行政成本，那么多负担，还能保持一定的效率，老百姓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虽然乡官是派出而非民选，但权力有制约，责任可追问，不能为所欲为，农民有诉求可以通过农会来与之协商，乃至向上级政府请愿。他的施政仍然需要征得农民同意。我觉得这比在乡镇直选与否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可能更好一些。

笑蜀：你的理论一句话概括，就是“自治优于民主”。

秦晖：也可以说是“自治比民主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

根本问题是农民权利问题

笑蜀：农会的必要性论证似乎已经很充分了，但如何操作仍然是个问题。

秦晖：我觉得立法是不是可以，当然应该考虑。但从中国的改革历史看，一般是实践先行的。到了一定时期就约定俗成，转化为法理上的承认。中国农村的所有变革：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不都是这么来的？

笑蜀：但以往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农会则涉及社会政治领域。而农村社会矛盾很多，一些地方干部很敏感，只要你一组织农会，他们很容易条件反射，把这想象成对他们的权威的一种挑战，而不管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

秦晖：其实，真正的挑战不在农会而在别的方面。于建嵘的统计表明，农民上访前，70％的人都认为上面是公正的，毛病都在下面。但上访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还引起报复。然后那些人就认为上面有问题，对体制的信任损害更大，以至于出现非理性反应。这提示我们，虽然不能说农会一点风险没有，但别的做法风险更大。让农民有组织地协商，建立农民与涉农诸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非理性反应包括上访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重。

笑蜀：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农村社区用了那么多的心思，又是直选，又是组织农会，但我认为无论直选还是搞农会，都需要一个前提，要有农村精英存在。现在乡村人才普遍衰败，这种情况下无论搞直选还是搞农会有多大意义？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赞同，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的问题，而不是农村本地的问题。

秦晖：这我也有同感。政府补贴新农村住宅固然必不可少，但在城里给农民工盖廉租房或许更重要。还可以说得更实质一些。中国真正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三农”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对待占我国公民大多数的那些“人”，也就是对待“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所谓农民问题，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种田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被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其如今是否种田）的问题。正如你所说，那些人现在很多都在城里，解决“问题”不考虑他们能行吗？

笑蜀：就此而言，其实也不是什么农民工问题，就是一个农民问题。

秦晖：对。农民问题不一定是农村的问题，它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但是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在户口簿上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都是应该解决的。

笑蜀：他们身上带了一个印记，走到哪都有问题。

秦晖：对。我们讲的农民既不是指一种职业，不是指种田人；也不是指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有雇工也有老板，但即便是富人，是老板，他们也仍然是农民，所以才常常称什么“农民企业家”。而作为“农民”，他们的权利维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笑蜀：本质上是权利的匮乏，公民权利的匮乏。

秦晖：对，所以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农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农民一时进不了城，还不能不呆在农村。

新农村建设如果真正有意义，就应该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你就得维护他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你就得维护他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鼓吹“城市化”还是“反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现在中国许多农民是什么处境？就是他要进到城市里，在城市就感到到处受刁难；但如果他留在农村，当官的又动辄圈他的地，老想把他赶走。我说最简单的：你把权利还给他，不要禁止他离开，也不要强圈他的土地。他进了城，你就不要歧视他，把他当作市民看待，那不就完了吗？经济发展，城市化当然不可避免，但是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没有必要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把农民赶走。

笑蜀：对。但按照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状况，城市化的进度可能是有限的，它能容纳的人口也可能是有限的。

秦晖：肯定是这样。农民是否进城取决于他在城里能不能找到工作，农民不是傻瓜，他会不会一边保留土地，一边进城去看看？完全可能，而且通常实际就是如此：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去了。八字还没有一撇，什么信息都没有，就随便把家产卖掉，然后自己跑到城里去流浪———这样的人也许有，但肯定不如土地被别人看中然后不由分说就被撵走的人多吧。

笑蜀：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算计不比我们差。

秦晖：如果条件成熟，农民绝对会希望进城；但如果条件不成熟，农民肯定不会进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笑蜀：对，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之类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要圈地了就一道命令下来，通过简单的行政区划，把农村变成城区，人为地把农民赶进来，农民不想要城市户口都不行。一旦觉得进城农民是个麻烦，又一道命令下来，给农民设置很多就业门槛，甚至租房门槛，人为地把农民拦在农村。农民是进城还是留在农村，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选择，只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需要。

秦晖：现在很多城市化是人为的，变成地方政府生财的一个途径了，当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会问题如今受关注，原因不过如此。

据《南方都市报》载，重庆市彭水县教委的秦中飞因编发短信《沁园春?彭水》而被拘，理由是涉嫌“诽谤罪”。据说这首打油诗对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县委书记和县长进行了“人身攻击”。大概是因为诗中嵌入了县委书记蓝庆华的“华”字和县长周伟的“伟”字吧。这两个常用汉字是否已被垄断为专用字，自有法律机关去判断；但若仅因为触犯名讳的问题而关押公民，则无论如何都让人难逃时光倒流之感。

我倒宁愿相信，秦中飞的打油诗中所反映的那些当地存在的实际情况，才是他真正遭到某些人的嫉恨的原因。据报道，40多位接收和转发短信的人都被公安机关传讯，有人甚至被两次问话。这进一步说明，短信中表达的社会舆论才是真正让地方政府某些人坐卧不宁的原因。就这一短信而言，内容当然是批评性的，而且非常具体。那么，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些问题的实际解决，而那样高度神经过敏于其传播呢？短信内容的传播，决不是批评性民意产生的源头所在；反过来说，仅仅是禁止这一短信内容的传播，也根本不能真正消除批评性的民意。秦中飞的打油诗的立意是善意的，是规劝性的，“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这种珍贵的社会舆论本来就是当地政府官员应当充分听取的。只有“痛定思痛”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自欺欺人地掩盖问题，才能真正维护政府的形象和政府官员的形象，真正改善“不可开交”的官民关系。否则，即便问题暂时得到掩盖，有朝一日，盖子揭开，悔之晚矣！

“诽谤罪”的指控是需要有受害人作为原告的。倘若县委书记和县长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官员的人格权应受到限制”的法理通则的挑战。法学家贺卫方教授认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诉讼资格就需要加以限制。由于公职人员握有相当的公共权力，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方式是否合法，乃至日常言谈举止是否妥当，对于社稷安全、公民权利的保障关系极为密切，理当受到传媒更为严厉的监督。如果允许公职人员轻易地提起名誉权诉讼，则必将导致对传媒的压制，言论自由的权利将会丧失。”换句话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官权越界，民权难伸，官民之间的严重不对等在一些地方还是相当难以医治的锢疾。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对于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制约是不甚情愿的，如果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地运用公权力报复舆论，追究舆论，即便搬出《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也无法打破沉默，舆论监督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官司打下去，司法实践对“政府官员的人格权应受到限制”的法理通则的维护，将会成为对健康的舆论监督的最大支持。

曾有过那样的时代，茶馆中高悬“莫谈国事”，人们用眼神表达情感，那样的时代并不和谐。安静背后的恐惧和敌意并不是和谐。“九州生气恃风雷”，有“风雷”才有“生气”，有“生气”才有和谐。今日的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模范遵守《宪法》，能否回归《宪法》言论自由条款对舆论监督的保护，能否回归服务公众的“公仆”本位，这将是以和谐的名义对新时代提出的考验。

蛆坑中别的没有，只有逐臭之夫。官僚与大款互相吊膀子，必定是臭到一起了。人们常说“傍大款”，其实不确，硬要说谁傍谁，还是说“款（商）傍官”更符合实际，就是说主要是大款在傍大官、钱傍权。

权力中心、权力本位是专权社会的基本特征。同理，过去讲“腐败就是权钱交易”，也不准确，秦晖教授只说“监守自盗”（官员本应为百姓看管财富）。所谓“权钱交易”的腐败就是当官的为了盗窃老百姓的财富，请来了信得过的帮手。不管帮手是不是暴发户，或者是低鼻梁还是高鼻梁、黑眼睛还是蓝眼睛，只要他们在一起腐败，权力就始终是主动的、被求方。求人方即使先动作，也不是主动方。中国要是到了有权的有求于有钱的，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中国现在总体上的局面不是这样的，所以，中国还低于资本主义阶段。说中国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党族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等等，只要带上资本主义四个字，还是有些高抬了。

中国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阶段。“过渡”、“转型”都是靠不住的说法。（我甚至特别厌恶“转型”一词，什么问题都说“转型期难免”，典型的愚民腔：“忍一忍吧转型完了就好了”。）人们只知道当官的在瞎胡来，看不出中国是不是在往进步阶段转移、过渡。有些“伪自由主义者”只说“无日不拱卒”怎么好，“技术官僚治国”怎么有理性，全然不问“渐变”的的方向。从现象上看，贪官与奸商就是臭到一起的粪蛆，所以，不必说什么“转型”、“拱卒”、“渐变”，干脆说“政治蛆坑”得了——注意：不能倒说成“蛆坑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弄出蛆坑来的，而不是相反。“反正中国是蛆坑，政治就是脏的。”这是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搅混水的说法，应当突出贪官污吏的主要罪责！

官官相护、钱权攀亲等等是“绝对的势利”。生活是“细节化”的，政治蛆坑的故事都是“肉麻生动”的。

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公安局副局长裴某因利用犯人挣钱、中饱私囊而露出狐狸尾巴的时候，非但没有受到有关领导的批评，反倒成了他们保护的对象。

浙江省建德市有个刑满释放的前警察钱某，不仅又穿上了警服，而且还当上了强奸良女的公安局副局长。

辽宁省普兰店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一名警察韩某，为非作歹，民愤极大，但当地有关领导就是不予追究。原来韩某利用检车的权力，常常诱逼领导的司机透出一两条领导的信息，诸如到哪家歌舞厅潇洒了一回，和哪位佳丽来往密切，到哪个铁哥们儿家赌了一夜，到哪个单位视察拎走了几个包等，一条一条记下来。有时韩也会破解一番，摸准某位领导的嗜好，请他们来自己开的有三陪女的酒楼放松放松。韩还悄悄潜伏在领导家门口，拿着照相机拍下领导家门口的迎来送往。哪位领导对他稍加干涉，他就嚷嚷着要曝光。于是领导就陪着笑脸，任由韩某为所欲为。（取自1998年9月14日《法制日报》华夫 文）

1993年，柳州地区一个体户因承包问题与该市一家公司发生纠纷，个体户将公司告上了法庭，一审获得胜诉，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0万元人民币。被告不服上诉，案子转到了地区中级法院。这位个体户找到地区中院院长兰树高，请求兰在二审时对他给予关照。兰树高应承了下来，并收取了他的一万元感谢费，后来二审果然维持了原判，赔偿金额也由10万元升到13万元。因为“公”司方面更有钱。……更有甚者，某个体户为追欠债务找到兰树高，兰树高指使他人伪造了一份中院裁定书，然后强行划扣了某公司的3.5万元给了这位个体户。这笔钱从中院取出时，兰树高先行从中截下2万元归为己有。（取自1999年1月11日《检查日报》刘一山 文）

还是说广西李乘龙案。

1996年12月20日，广西自治区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原为玉林市委书记──引者）因涉嫌受贿被逮捕，在搜查中共起获赃物、赃款计1416万元。

正当检察院和纪委准备全力以赴查清此案并扩大战果时，有人却提出以当时查清的4.5万元的犯罪事实尽快结案。一个实权人物说：“不要拔出萝卜带出泥，即使带出泥，也要掰掉放回原处。”另一则记者的报道说：有关人士称“这一群贪官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你做我也做，你贪我也贪，在这种普遍性的腐败之下，‘监督’、‘管理’必然处于真空状态。”

腐败“保护伞”高举，涉及高层领导干部的问题难以审问。李乘龙在看守所内频繁活动（而一些“维权人士”被非法羁押后连孩子见一面的方便都没有——引者），与外界勾结串供，虽多次变换关押地点，但始终未能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一些当事人和证人受到威逼和利诱，不敢与办案人员接触。……终于，突破口从对在押行贿嫌疑人谢朝明（广西玉林信联公司董事长兼经理）等人绝对隔离的突击审讯中撕开。谢朝明号称玉林市“十大王”之一。所谓“十大王”，是李乘龙担任玉林市委书记以后，以发展“能人经济”为名，挑选的10个各行各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个体户。李乘龙先后任命这些个体户为市长助理、政协副主席、助理检察员等职务，并通过给这些人批贷款、批土地、批工程等手段，大肆收受贿赂，同时利用这些人与高层领导的关系为自己升迁四处活动。

谢朝明交代了自己从1991～1996年共向李乘龙行贿296万元、送企业干股45万元的犯罪事实……后来，李乘龙终于交代了请人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等人帮忙等事实。同时也交代了“十大王”中几个“风云人物”同广西区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问题的线索。

徐炳松，清华大学毕业生，曾任广西区贵县县委书记、玉林地委行署专员等职，1991年8月，升任玉林地委书记。1993年1月，徐炳松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一度成为广西一颗熠熠升起的政治“红星”。听说联合调查组深入玉林市，并将李乘龙收审的消息时，徐炳松如坐针毡，四处求仙拜佛，遍“访”算命先生，渴望靠巫术的力量来“化险为夷”。

周卫东是玉林市文化局下属公司的经理，这个小人物却精通“厚黑”之学，他的经商哲学是：“小钱不出，大钱不进。”“不去行贿，你就不能发大财。”1995年3月13日晚，周卫东来到徐炳松家，请徐在关于合资承建玉石公路的意向书上签署意见给予支持。徐炳松在未作任何调查，也未提出任何疑问的情况下，即在周卫东准备好的报告上批示：“李乘龙书记：玉林市基础设施建设应加强，玉林至石南一级公路建设，现在提上议事日程，应抓住机遇，投资方不管是谁，能尽快投入资金，就应予以支持，有关公路两旁土地开发项目要办好手续。”（当官的说起话来多圆溜、动听！——引者）在这项工程中，有3000万元“去向不明。”

江苏省一“出镜率”最高的人物曾在苏州塔陵这一“死人安居”项目上，咔嚓一剪“收入”20万，但是不久即传出这集资数亿元的项目“出事”了，数以千计的“股东”们（多为军队地方的离退休干部）索要无门，至今仍被捂着盖子。因有公安局受命介入（对股东“代表”实施电话窃听、监视居住、威胁、利诱等），“股东”们也不敢“乱”动。我曾从电视上看到此翁（也是一张蛤蟆嘴）忙不迭地表态紧跟“三个代表”呢！

判了死刑的湖南著名“款嫂”蒋丽萍，是靠与那位省建领导核心在床上做游戏发迹的。中央电视台报道审判蒋案时说到蒋丽萍在看守所腐蚀拉拢“我干警”，没有具体点明用色相勾引。这其实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赖昌星的红楼以及赖款爷庞大的红装队伍，不是专为“爱武装也爱红装”的各级政治舵手们服务的吗？赖昌星的“小蜜”如今不是与她的同行们照样同台亮相吗？按照学者潘绥铭先生的研究，小蜜也是妓女的一种。可见妓女上了级别，入了蛆坑中心命运就很不一样的。难道蛆坑中的款嫂不是别具风味的“红色娘子军”么？

款爷也好，款嫂也罢，“只要具有代表生产力的先进性”，就可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入党了，并不论他们进入党组织与党章有无冲突。我所忧虑的只有一点：这样一来，政治蛆坑的固有气味是不是更令人难以掩鼻了。政治蛆坑的事听多了，我就十分惊恐——担心中国会流氓化以后紧接着“黑社会”化。

ＹＳ论坛

「引语：余秋雨慨叹“为什么说人家错了的人，自己不认错呢？真有趣”（《青年周末》），竟成了他的夫子自道，真的“真有趣”！」

被奉为“散文大师”、“大学者”的余秋雨，最近在担任中央电视台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评委中，又把他信口开河、死不认错的老毛病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再次见识他的“文化素质”大表演。

当观众指出余秋雨在点评中把成语“仁者乐山”的“乐”读成“le”的错误时，他不但不接受，反而说是字典错了。

余秋雨辩解说：“我在评点的时候，还愣了一下，想要不要读yao.但我想对于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并不知道这个读音，所以我最后才读了口语中大家熟悉的读音。”说不作解释地读古音“yao山yao水”，中国有多少人听得懂？叫人们千万不要做“字典一族”，“现在有些人就是字典派，整天翻着字典看别人有没有读错音。”“很多异读字的意义很相近，我认为这样的异读音就可以归并在一起。没必要再分化出那么多不同的读音”，呼吁统一异读字。（2006年05月16日《人民网》、《青年周末》）

有观众质问余秋雨：字典就是帮助认字和纠正错误用字的，字典是按照国家语言文字标准规范编辑出版的，而且有国家法律规定如何规范使用。您是一个搞文学的，而且又是评判别人素质的，难道您连个遵纪守法、遵守国家规定的语言文字规范的起码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都没有吗？这位观众直斥余秋雨之信口开河、不知耻辱、文人无行和缺德，真是一针见血。

更离奇的是自诩戏剧专家、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的余秋雨居然在评点中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把他的老前辈、老同行莫里哀说成“死在舞台上”；实际上莫里哀是1673年2月17日晚上九点演完《没病找病》后回到家里，由於剧烈咳嗽引起肺部血管破裂而致大量出血，於当晚十点钟逝世。（《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5月12日）

上海《咬文嚼字》资深编辑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中指出余秋雨文章中有一百三十多处“文史差错”，但余秋雨竟说“这我就不相信了”，还给章培恒封了个“当代最权威的文史专家”的头衔（《青年周末》），拿他来为自己遮羞。

由於毛泽东实行焚书坑儒、大革文化命的结果，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严重下降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被用小篆书写的黄遵宪《赠梁任父同年》难倒，引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除了把“侉离分裂”读成了“瓜离分裂”，还分不清小篆和隶书（《羊城晚报》）；以“重振国学”为己任、两个月内至少写了四篇鼓吹振兴国学的文章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竟不明白“七月流火”是什么意思而用错典，而且那四篇文章，还让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找出四处史实错误、一个别字和两个不通句子。（2005年6月10日《南方都市报？副刊》）。

再如，电视剧《隋唐英雄传》的编剧、导演、演员都以为刘备做过亭长，电视剧《聊斋先生》的编剧、导演、演员都让蒲松龄们看《红楼梦》；名作家西岭雪不认识“遐迩”；北京社会科学院清史专家阎崇年研究员用错“诛求”（《咬文嚼字》2006年8月号）；不胜枚举，有啥稀奇？

山西左权县原生态歌手、“羊倌歌王”石占明在大奖赛中把英国、澳大利亚国旗当作是中国、日本国旗时，余秋雨就批评说，“这样的结果太离谱了，让人感到痛苦”。可偏偏批评评别人的余秋雨批评不得，还死不认错；余秋雨慨叹“为什么说人家错了的人，自己不认错呢？真有趣”（《青年周末》），竟成了他的夫子自道，真的“真有趣”！

21-may-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