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鲁迅是酒,胡适是水

——2006年10月19日鲁迅离世70年

黄昏独坐,又想到鲁迅,想到“故乡”,我甚至想,如果不是他写有一篇《故乡》,“故乡”是不是会成为我们如此熟悉的一个词。也许鲁迅太深刻了,我有时会想,他是不是有神经质,不喜欢走动,喜欢孤独地坐着抽烟,喜欢胡思乱想,喜欢玩得深沉。他留给世间的文字,确实是有长久生命力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引发无限想象,可以无限延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可以不断地重新发现微言大义,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往往不是常识的阐发,而是文学化的,他的语言表述、思维方式、想象力都那么独特,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心境下,不同的时代,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与此相比,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就显得太浅白、太清楚、太不文学、太不哲学和太不诗意了,太没有想象、延伸、解读的空间了。我脑子里临时跳出两个词,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喝下去是会醉的,所以我们常常被鲁迅所蛊惑、所牵引、所陶醉,在他的深刻、伟大里走不出来,在他的“故乡”里走不出来,未庄、鲁镇,成为我们难以出走的“故乡”,我们都像阿Q那样为画圆不成、成了瓜子状而遗憾不已,哪怕死到临头也浑然不觉。我们都像祥林嫂那样反复念叨着,实际上是内心充满恐惧,对现世、对来生。还有孔乙己、狂人、华老栓和形形色色的看客,在他们的命运中,分明有我们这命运的影子。走不出老绍兴,是我们永远的悲哀。

鲁迅是醇香的老酒,多少年轻有梦的人都会被他醉倒,甚至醉一辈子。从政治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去解释鲁迅显得太牵强了,说到底,他从来都不是政治中人,即使他曾加入过“左联”。他只是文学中人,他不提供道路选择,他提供的只是精神家园,那原本是他试图安顿自己的家园,当然,也可以说,他最终没有找到这样的家园,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的过程”。

胡适是淡淡的水,他的文字如水,他的思想如水,对一个衰亡民族来说,他的精神资源只是水,不能醉人,很多有才气的人瞧不上。因为水太一般、太普通了,他提供的仅仅是常识,是常理,是看起来那么寻常的人间价值,在他的文字中,人们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感觉。

酒不能喝多了,水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生活中,水比酒更重要。鲁迅自酿的酒,人们将继续喝下去,胡适的水,我们也离不开。嘲笑胡适浅薄的人,往往是被所谓的“深刻”迷住了双眼。胡适不是一个文学中人,他在文学上只有提倡之功,只是开风气之先,而无骄人的实绩,如他自己所说只是“尝试”而已。他的文字清晰、简明,没有提供无限阐释、任意延伸的可能性,满足不了人们的审美需要,也没有给人留下回味、想象的空间。

很久以来,我都爱读鲁迅的《野草》,那种语言、那种穿透一切的胡思乱想,那种无路可走,也要继续往下走的坚执,那种深入骨髓的焦虑,都让人动心,让人不安,让人欲罢不能、时时回望。每一次重读《野草》,似乎都会有新的感觉、新的体验。鲁迅的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给人不安感,有许多未知的因素,充满了不稳定性。

胡适不同,他的世界没有那种焦虑和不安,他有一种脚踏在地上的从容和平静,过得一天就是一天,进得一寸就是一寸,哪怕在现实当中永远都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但我们一样可以追求自由,并且充分享受追求自由的过程、追求自由的快乐。胡适的理想包含在生活中,在日常的读书、写作、交友中,在批评、建议、挨骂中,在一点一滴的做事中。换言之,他期望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间天堂,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社会。所以,他始终对现实怀有一种乐观、一种希望,他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鲁迅深不见底的绝望、虚妄大不一样。

酒耶?水耶?20世纪的中国大地上出现这两个人物,已经是历史给这个民族的厚待。有一天,他们的头像应该被铸在钱币上。他们所提供的是不同的精神维度,如果说鲁迅给我们精神家园、故乡的诱惑、梦的安慰,那么胡适提供的是一条通往文明的道路,做为一个现代人的常识,他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邵 建:胡杰新片:文革非自文革始

10月15日下午两点,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虽死去》。这部片子属于口述影像纪录,悲剧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主述者则是死者的丈夫、时年85岁的王晶尧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本校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殴打致死。用带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个人,而且是她们的校长;致死者居然是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里,这都是一个诡异的事实!对此,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友琴女士有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的野蛮”。

“野蛮”似乎更多和男性有关,女性又何以野蛮?王友琴女士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又及:“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也许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温柔并不需要某种文化的熏陶,她们天性如此。倒是某种文化的熏陶,才使她们不但违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线,做出类似法西斯的行为。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呢?“目的论”文化。

看片时,我很注意片中她们的表情,那些女红卫兵的脸上充满了正义感,就是在打人时,她们的表情也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们的眼睛告诉我,她们正在行使正义。

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在我看来,打死卞仲耘,这正是女学生行凶时非但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正当的潜在缘由。否则,没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这个手。

这是一个红卫兵为自己当年行为的辩解,它活生生地显示了,在“目的论”的逻辑中,罪恶如何转化为正义:

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
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
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
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
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
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这样炼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过程。这位历史在场者有一句话使片子产生了历史的纵深,他说:“这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

是的,就是这所女子师范大学,早在1925年,就上演过学生冲击校长的一幕,那就是当时震惊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风潮”。一边是以许广平为代表的女学生,一边是女校长杨荫榆。双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杨当负更多的责任)。在“驱杨”运动中,学生多有过激举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面倒地指责杨荫榆,却从未对学生采用的手段做过哪怕是稍微的反思。过程不必描述,我们只消看许广平给鲁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师汇报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
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
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
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
快活,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
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声口如见其人。然而,这只是一斑。至于她们把校长轰下台来、赶出会场,继而给校长室贴上封条,把东西扔出来,又在校门口贴大字报,警告校长不准进学校大门,且专门派人看守等,总之,如果读过一通“女师大风潮”,那么,即使在同情她们、并认可其一定正义性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其变态所在。就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说,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当年“许广平们”的变本加厉。

古人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杨荫榆和卞仲耘虽然命运不同,又分属不同时代;但,在她们俩人相隔的这几十年间,并不难寻绎其中历史发变的“草蛇灰线”。
年轻的许广平无疑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她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她的。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
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
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女师大附中的女生们为了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长?

“目的论”文化是20世纪左翼激进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就这个世纪而言,它源远流长,并形成一种持续的精神遗传。文革有“目的论”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所谓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上述那个红卫兵为自己的辩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90年代。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价值支撑,便从体制和民间两方面潜伏了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胡杰新片,我的读感是,从“目的论”到“法西斯”,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胡杰片中的一个定格:红色恐怖万岁!它坐实了“目的论”的逻辑: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因为它恰是用人血写就。

章立凡:解读乔冠华晚年际遇的一封信

外交官是个诚实的人,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撒谎。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


一 事出有因,语焉不详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外交家,其郁郁以终的结局,曾令许多人感到惋惜。他的第二任夫人章含之女士在《我与乔冠华》和《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两书中的自述,更令这种结局染上了一层凄美的悲剧色彩。才子才女惺惺相惜的爱情、以沫相濡的晚年,读者多为这样的故事感伤不已,笔者亦曾是其中之一。

导致乔冠华晚年悲剧的原委,研究者往往就一些人事关系作出推测,当事人则语焉不详。章含之曾谈及自己被毛泽东点将调入外交部后,未能如愿到新闻司当发言人、且发展一再受阻的人事原因:

后来得知,那是已在外交部集聚了相当权势、我当时视为朋友的毛泽东的那位远房亲戚所决定。从我入部那天起,我就已陷入了她的摆布之中,直至最后在她和她的亲密伙伴的手掌中毁灭!

从我调去美大司受阻一事,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对于我,她们也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我隐约地感到外交部由于有这样的特殊人物,情况比较复杂,恐怕不是久留之地。

书中所说的这两位特殊人物,当然是指先于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她俩本是章的好朋友,但自她进入外交部后,友谊演变成竞争;章嫁给乔冠华之后,更与各种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令关系日趋复杂。关于高层权力斗争,章女士曾谈到“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并有如下表述:

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合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所谓第一次错误,系指1973年乔冠华反戈一击批判周恩来之事。1975年下半年 “批邓”开始以后,乔、章在外交部与两位通天人物的“内战”趋于白热化,又产生了章所说的第二次错误:

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拼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拼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内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

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历史的书写不同于外交辞令,章女士似有难言之隐,其自述又缺乏文献上的证据,令真相显得扑朔迷离。


二 一纸御状,抖出猛料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

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三 孤注一掷,满盘皆输

这封“告御状”的信,章女士在上述两书中均未提及。笔者所感兴趣的,则是她写这封信的目的。研读后略作归纳,信中包含了如下要素:

一、 事后觉悟到康生通过海容、小唐诬告江青、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
二、 海容、小唐曾向老乔调查江青、春桥的历史,乔表示完全不知道;
三、 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海容、小唐不要替康生传话,章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
四、 小唐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这封信似可作为打开乔冠华晚年厄运之谜的一把钥匙。乔在历史上跟随周工作多年,又在1974年随邓小平出访美国;写信时间正值1976年“天安门事件”二十天后,康生、周恩来已先后去世,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此信意欲变被动为主动,联系批邓,揭发王、唐,“拼命一搏”;递交后也曾收效一时,令江青对这两位小姐暴跳如雷。

从总体上看,这封信技术含量不高,结局则是满盘皆输的政治自杀。毛泽东对此信的表态及其逝世后“四人帮”的倒台,提前结束了乔冠华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12月2日的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对此曾有如下说明: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控制外交部,早就看中乔。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自觉卖身投靠“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参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明知道主席对“四人帮”有严厉的批评,但他却在外交部当谣言来追查,说这是“政治谣言,分裂中央”。他对毛主席指定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极为不满。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在批邓中,毛主席认为外交部的运动有问题,让他请示华国锋同志,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运动搞乱,要把知道“四人帮”底细的王海蓉(容)、唐闻生同志打成“反革命”,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扫除障碍。毛主席批评乔“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唐”。乔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对周总理,把康老揭露张、江的叛徒问题向江青告密,态度恶劣,至今不能取得群众谅解。鉴于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免去)乔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

李先念这段定调性质的话,带有那个特殊年代的烙印,但也透露了若干重要的历史信息,有重新解读的必要。在当时“凡是”思维的主流政治背景下,毛泽东对章含之这封以“我们”口吻来信的批评,已足以形成对乔冠华最致命的一击。章女士也谈到:“最终,据说是我那样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乔冠华和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四 卿卿误我?我误卿卿?

“三个女人一台戏”,毛泽东为何要对章含之来信作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对乔章联姻的不满(章女士在书中曾屡次提及)?是对外甥女王海容的偏袒?还是在赞同唐闻生的主张?

前两种猜测,目前从文献上无从查证,第三种似略有线索: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说:“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同年11月12日,毛在江青的一封信上批示,谆谆告诫说:“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如此看来,唐闻生关于请第一夫人退出政治活动去养老的说法,固然会令江青恼怒不已,而在毛的眼中或不失为保全之道。

毛泽东有先见之明,江青无自知之明。章含之的政治眼光和手段,则远逊养父孤桐老人(据说章士钊生前并不看好“准姑爷”)。乔冠华是折冲樽俎的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却在纵横捭阖的国内政坛中一败涂地。章女士亦曾自道:“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983年乔冠华逝世时,由于章含之不同意将乔在“文革”中的错误写入讣告,报纸只发了简短的消息,没有介绍其生平和发表评价。2006年元旦,她在接受采访时爆出新料,指出正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张字条,给她们夫妇带来了厄运:

……1976年某日,华国锋觐见毛主席。华谈到批邓工作,认为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够好,并谈了一些新设想。于是当时已经口齿不清的毛写了个字条,上面是:“你办事,我放心。”华从毛主席那儿出来,碰见乔冠华,给乔看了条子。乔问什么意思,华就说了他请示批邓并得到毛的允诺。乔表示理解,并没放在心上。
而后来,天下人都知道了这张条子——那成了毛让华接他班的诏令了。而却有一个人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条子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这个人,他能活吗?

章女士披露这段掌故有点迟,目前尚属口述孤证。上述字条的背景和真实意思,直接关系到一段重要历史的诠释,有待史家进一步辨析考证。

乔、章夫妇在“四人帮”倒台后堕入“十八层地狱”,究竟是由于毛泽东对章含之来信的批示,还是因为伟大领袖写给接班人的字条?至此,章女士已先后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厄运成因说。

对于远去的历史和人物,今天理应有更多的客观与宽容。乔、章之恋的根本不幸在于:男女主人公身陷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时代夹缝,这场轰轰烈烈的风花雪月之爱,注定要缘于政治,博于政治,毁于政治。

有人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女士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

权力往往令人愚蠢,爱情似乎也未必能使人聪明。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

2006年4月18日 风雨读书楼

王 丹:幸好还有这样的下一代

今天,采访一个当年的右派分子,现住洛杉矶。

这是一个越南华侨,曾经追随共产党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以后的结果你可以想象,因为他质疑当时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能有多少代表性,被打成了右派、劳改。没有工作,一晃20几年岁月蹉跎,生命中浸透了苦涩。

现在,他已经是70岁的人了,提到往事就眼圈红润,泪水就会情不自禁的夺眶而出,只能在哽咽中回忆着自己的苦难。

看过很多类似的材料,觉得他的个案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他还是幸运的,毕竟没有被枪毙或者饿死。不过他的泪水还是让人震撼。

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样的泪水呢?历史,其实才刚刚过去50年。当年的受害者绝大部分还在世啊。再过30年,难道这样的历史就真的会淹没在遗忘中吗?

后来,就收到一位没有署名的网友的来信,聊以自慰。

你好,王丹:

我是四川成都的女孩,在法国大学就读艺术文化管理专业。我对学潮的事件相当有感触,虽然我很年轻。因为七岁的时候,由于家离广场很近,我随着我的两个“愤青”哥哥到了成都的天府广场,当时有好多标语,条幅……每天都增加,更换……突然有一天傍晚,大家都开始跑……我傻忽忽地也跟着泡,摔到在地,血流了下来……至今我的头上还有一块小小疤痕。最重要的是,我听到了枪声。他们居然向学生开枪!

这个事件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当时大学毕业后还在电视台作过旅游节目的导演,尽管如此,传媒是党的喉舌性质让人觉得反感和难过。

于是决定出国了。我现在25岁,在法国里昂二大上二年级。对于民主,自由的概念。逐渐体会深刻。那次学潮给我的影响也十分地大。

按理说我是80年代的人,但是我和他们差别太大了。80年代对学潮的事件了解太少了。这是垮掉的一代,颓废、压抑但物质解放。我觉得我应该作点什么,应该让80年代的人不要迷失……至少不能不知道这个大事件的意义。

幸好,今天的时代还有这样的下一代,让世人还在感动中。

刘逸明:反腐风暴席卷腐败特区

上海官场惊魂未定,深圳官场便迎来了空前的反腐败狂飙。据香港《明报》报道,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多名执行局官员日前被双规或隔离调查,涉案金额过亿元人民币。目前,最高法院纪检组和广东省纪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在深圳进行全面清查工作,该市法院系统有20多名院长和庭长级官员被列入反腐名单,涉及面之大为广东省司法界历年罕有。

深圳这个历史上的边陲小镇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被邓小平圈定为经济特区后,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虽说城市面积不大,但发达程度却在中国首屈一指,远远超越其它地区。深圳的发展既得益于中央的优惠政策,更凝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的心血。因为深圳海纳百川的胸怀,每一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无业人员纷至沓来,除了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之外,也为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疯狂打拼。不仅仅有打工者,还有来自港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外资企业纷纷落户深圳,使得深圳的发展优势得天独厚,独占鳌头。

然而,在中国官场日益腐败的大趋势下,寸土寸金的深圳更能吸引官员的贪欲,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深圳官员同样难以洁身自好。可以想象的是,深圳官场的腐败程度应该会比其它欠发达城市更高一筹,之所以深圳官场的腐败迟迟未能引起外界的注意,笔者分析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

1、虽然深圳不是省会城市,但深圳官员的级别并不比广州低,深圳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历来都挂职广东省委常委,因此,一旦其高层卷入腐败案,便能对腐败圈子产生很大的保护作用,倘若广东的纪检监察部门想要查深圳的弊案,可以说是阻力重重,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

2、深圳的经济较为发达,一般能够在深圳长期工作的人在生活上都有一定的保障,因此,深圳的官民对立情绪非常微弱,在那里几乎感受不到太大的社会矛盾。较富足的生活使得深圳市民不大注意官场的腐败情况,在深圳的腐败官员完全感受不到来自民间的反腐败压力,只要有一些官员结成腐败同盟,便可保人人平安无事。

3、深圳官员和中共高层的特殊关系也是导致深圳官场的腐败难以暴露的重要原因。前任深圳市委书记黄丽满曾在江泽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担任江泽民的秘书,他和江泽民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虽然难以证实她和江泽民有外界盛传的暧昧绯闻,但江泽民会在很多方面向深圳倾斜却不是没有可能。据说,黄丽满的丈夫在深圳商界翻云覆雨,可见,这和黄丽满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利有必然联系。自从胡锦涛接任军委主席一职,黄丽满的官位便明升暗降,这应该不是巧合。深圳官场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黄丽满的形象,她在任时,谁敢查深圳?

早在几年前,一个小小的深圳市副市长李意珍竟然敢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迫深圳的学校学生观看其女儿参演的电视剧,这不能不说是胆大包天。李意珍的不明智行为自然引发了网民对他的口诛笔伐,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诸多论坛竟然将此事视为敏感话题而禁止谈论。李意珍果真有这么大的能量可以让媒体主管部门为他封锁舆论?照我看,多半又是因为黄丽满。从那时起,外界开始感觉到深圳官场的腐败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但可悲的是,就是无法浮出水面。

或许是因为深圳官员和胡锦涛的对抗并不如上海官员那样明显,所以,胡锦涛的视线在调离黄丽满之后就移开了深圳。深圳官场的腐败势头并不因胡锦涛的上任而有所收敛,而是愈演愈烈,在摆平陈良宇之后,胡锦涛必然会对其它地方的上海帮势力开刀,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前任书记黄丽满都有着和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共事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属于上海帮的成员,因此,中央对深圳官员动手并不奇怪。据称,有关部门驻扎深圳已经多月,看来,查处深圳官场的腐败并不是在查处上海社保资金案之后,而是几乎同时进行的。

胡锦涛反腐败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神不知鬼不觉,而且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查小官的目的正是为了擒获幕后“老板”。可想而知,此次中央的行动并不会止于对深圳司法部门官员的查处。据报道,已经先后被双规的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裴洪泉、某经济庭庭长张庭华、某民庭庭长蔡晓玲、某庭法官廖昭辉以及该院执行局某处处长等人。有记者曾在事发后致电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求证此事,但该院办公室一名官员却显得惶恐和紧张,急忙表示无可奉告,并挂断了电话。

胡锦涛时代刚刚开启,能否彻底地反腐败和能否启动政治改革将成为决定民心向背的关键,对陈良宇的查处已经让不少人热血沸腾、欢呼雀跃,如果能够再在其它地方掀起新一波的反腐败高潮,对胡锦涛未来的施政将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深圳官场的腐败绝不逊色于其它地方,对裴洪泉等人的查处势必要牵出更高级别的官员,同属江系人马的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和前任市委书记黄丽满也许正是胡锦涛意欲剔除的终极目标。

(2006年10月20日)

继承鲁迅:因为热爱而绝不放弃批判

今天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纪念日。

一个人活过,又死去。这是一个孤独的秘密,无法解开,难以揣测,不容虚构。而我们要纪念的,不过是这样一个名字,一个连接集体感知的密码:鲁迅,一个愤怒而痛苦的人;一个以彻底绝望的方式寻找希望的人;一个否定一切绝不宽恕,但是以呐喊慰藉寂寞者的人。

简单地以为鲁迅是一个偏执的斗士,就忽视了他曾经在沉默与开口之间的彷徨。他懂得沉默的充实,也了解开口的空虚。他已经并非非言不可,但是他选择了因战斗而空虚。概括地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容易忘记,其实这个民族既不善于批评,也不善于接受批评,它从来不曾拥抱鲁迅的灵魂。或许,他更合适被称为“民族药”——鲁迅只是怀抱着“最坏的恶意”,把自己变成一剂医治民族灵魂的苦药。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于清醒中选择偏执、意味着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意味着以痛苦来安慰,而尤其意味着以批判来热爱。

关于鲁迅,可知可见的已经足够,可揣测可虚构的更是广大。在学者的不断解读与反复挖掘中,鲁迅甚至可以被归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阵营。还有人孜孜不倦地考察他的日本情结,以及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因缘、与左翼阵营的离合。这些“还原性”的解读只停留在学术讨论,因为鲁迅这个名字在大众听来,就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鲁迅的批判读起来广大而贯通,只要是可耻的,只要是卑劣的,只要是黑暗的,就是他所不能宽恕的。他不专注于任何明晰具体的政治诉求,更不在意建立具体的体制诉求。他站立于“无物之阵”,所以他才可以把整个世界当成敌人。

一个在符号语境中濡染的现代人,他脑海中的鲁迅,就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时代。他似乎不必借由任何团体而独自光荣,因为他似乎不曾借由任何团体独自战斗。归属一个阵营就意味着放弃一块批判的领地。鲁迅这个名字,意味着因孤独而获自由,因为无所依赖而获得权力,意味着以自由的权力做纯粹而彻底的批判。

鲁迅不宽容,但是没有人能断言他不理解宽容,更不能说他不赞成一个宽容、多元而自由的世界。只是在他的时代,他如何能够相信,以宽容的方式就可以争取到因宽容而美好的未来?

即使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又怎么可以相信,没有纯粹、自由、彻底的批评,社会的污秽可以自我清洁,灵魂的疾病可以自我痊愈?体制的缺失能够自我纠正?公权的使用可以自我约束?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思想者的医治,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批评者的坚持。

七十年前鲁迅离开人世,这个名字从此任人评说。我们今天所纪念的鲁迅,是民族灵魂中最悲痛的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的战士。

烧妓院与灭门——重读《笑傲江湖》

在《笑傲江湖》里有两次灭门,一次是青城派灭了福威镖局;一次是嵩山派灭了衡山派刘正风的门。

第一次没什么可说的,就是一般江湖上巧取豪夺故事的翻版。虽然青城自称侠义道,面对”辟邪剑谱”的时候,自然也把侠义道的身份放在了一边,把身份比较相似的福威镖局一举踏平。按说福威镖局三代都是干保护人家身家性命的工作,可是只要是青城派高兴,他也就不管这镖局是不是同道中人了。

第二次灭门故事发生前,有一个小插曲:令狐冲受伤后,被魔教的长老曲洋放到妓院里养伤。经过一番曲折,刘正风与各路高手赶到,在搜查过之后,刘正风道:”在下也早就想铲除这个藏圬纳垢之地,现下正好”云云。接着,刘门弟子把老鸨与龟奴、妓女与嫖客赶出门去,一把火烧了这个藏圬纳垢的地方。

然后,故事到了刘正风金盆洗手的时候。嵩山派按照正邪不两立的原则,在刘正风不肯屈服于暴力要挟的情况下杀了刘的满门老少与弟子,同时在场的,还是跟着去烧妓院的那些名门正派,只不过这次对象有了些不同。

要是我们对比烧妓院与灭门,多少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妓院自然不是什么好地方,刘正风作为衡山城里的大财主,又有高强的武功与众多的弟子,在他认为不好的情况下,烧个把妓院算得什么?对于妓院的老鸨与妓女来说,刘大爷是真正的强者。

同样,嵩山派作为五岳剑派的盟主,实力超群。左冷禅本人有十三个师弟,号称”嵩山十三太保”。相比较而言,只有师兄弟两个高手的衡山派,只能是被支配的角色。

除了相对而言的实力与暴力手段的相似,这里最相似的地方,是加害者所使用的讨伐口号有精神上的实质。刘正风先生之所以要烧妓院,不但是因为同道尼姑的愤慨,他本人的道德观念也是他认为可以将妓院烧掉而无愧的原因;而这种道德与正义感,在他被灭门的时候,那个恒山的神尼也对他表示了一次——站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

当刘正风用某种看来是绝对正义的行为来用暴力对待弱者的时候,恐怕没想到报应来得这样快。作为侠义英雄的刘正风,是不会想到那些卖笑女子的辛酸与生活的不易。在他看来水深火热的妓院,就是邪恶的所在。而嵩山派与其他侠义道的高手,也不会想到这个刘正风与魔教的长老其实不过是音乐上的知音,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与魔教沾上瓜葛,自然就不是好人了。名门正派杀几个通魔教的叛徒有什么不对?所以刘正风在烧妓院的时候,恐怕与嵩山派的这种想法有共鸣。

在这里,强者的道德观念就是准则,强者所缔造的价值观就是弱者的命运。在江湖的世界里,只要暴力具有足够的量,道德、正义就随着到来了。这种正义的标准,是贯穿我们这里的精神血脉之一。什么叫用道德与正义杀人?翻开历史,上面记载的都是这样的情况。

刘正风是不会管被赶出妓院的女子的死活的,他的目的就是”行侠仗义”,至于那些可能几年辛苦积攒下几个钱、而在火中完全失去的妓女是不是会死于沟渠,这不是正义使者刘正风的事。当然,嵩山派也没操心刘家以后的命运——他们更干脆,把人杀了了事。

正派就好象这么具有天然的暴力合法性,他们自己论证过自己是侠义,他们就是侠义了。结果,百姓与弱小的侠义者都是这些大侠义者体现正义的对象。这正义竟然也象生物链似的,大正义吃小正义、小正义吃老百姓。我们的历史与潜意识就在这正义的圈子里打转,看着各种正义代表我们来做好多事,就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自己的道德品行这么有信心。直到有一天,发现他们的遮羞布下面是各种兵器的时候,某些正义才让百姓理解了。

贺卫方:刘仁文《具体权利》序(未删节版)

近年来,刘仁文教授在报章上频频发表文章,从法学的角度,对于一些案件乃至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作出分析和评论。虽然自己近年来已经不大读报了,但是通过网络,还是可以读到这位同行的一些很有新意和力度的作品,也从中间得到不少教益。平常人们总喜欢说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所谓转型,其实最主要的便是从非法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要建设一个法治社会,一项关键的工作便是国民法治和权利意识的唤醒,与此同时,还需要推进相关制度的合理化,以便使权利的诉求得到严格的法律保障。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像仁文教授这样的法律专家勤奋的研究和将法律知识向社会传播。

 

仁文教授把他的这本文集取名《具体权利》,他此前就曾告诉我这个名字的来历跟我的那本名为《具体法治》的小书有关。这让我颇生“与有荣焉”的感觉。当然,我读这本书里的文章,的确有很多立论和论证的途径是我十分赞赏的。作者不是从一些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前提出发,而是针对一些具体的案件或法律问题,运用法学理论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值得注意的,作者并没有把视野仅仅局限在一些典型案例上,他也对于那些影响案件判决的各种制度因素——诸如法律教育以及法律职业建构等——给与相当的关注,这是颇具见地的。

 

也许读者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具体法治”也好,“具体权利”也好,这种以“具体”字眼相标榜的法学研究“进路”(approach,或许可以不避夸大地名之为“具体派”)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学理追求?它与我们这个时代其他的研究路向有怎样的区别?我们不妨在这里作些简要的讨论,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偏之见,在这里写出,姑且可以视为假作序之机会,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

 

所谓具体派的法学研究,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是,一国的法律制度是一个体系,其中既有宏大的价值目标,也有妥贴地体现这些价值目标的原则,同时也有促成这些目标和原则得以实现的一系列具体制度。把法律视为一个系统,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注重其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联,从而避免那种把法治或权利删繁就简,化作一些激动人心但也只是激动人心的大口号的建设思路。这样的觉悟部分地来自于我们对于中国制度与思想史的反思。考察儒家思想与古典制度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看到,我们也许从来不缺乏口号或宣言,但是如何将这样的目标与足以促成其实现的具体手段与微观制度结合起来,却是成果寥寥,乏善可陈。过去读胡颂平编辑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适的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胡适]先生又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联经1984年版,页67

 

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这样气吞山河的口号可解或不可解,而在于仅仅是这样的口号终究无法达到那样的目标。司马谈批评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在我看来,之所以少功,就是因为所劳者总是停留在那些博大的号召上。要为生民立命,就需要认真地观察生民何以难以立命,需要深入到一些看来细枝末节的制度环节之中,例如怎样维护百姓的土地权利,在土地可以交易的情况下,如何强势者利用弱势者的危难而巧取豪夺,同时又如何保障所谓“豪门”的私有财产不至于在道德主义的号召之下被肆意分割。当发生纠纷时,又如何公正地裁判,如何避免同案不同判,如何防范负裁判之责者的腐败,如何在谴责腐败的同时建立切实有效的制度使得腐败逐渐减少。不仅如此,当皇权成为妨害生民立命的最大力量时又如何解决?儒家除了作出一些道德规劝,某些置身家性命于度外的官员冒死上谏之外,竟然是难有作为。没有了具体制度的的支撑和辅佐,则宣言与口号都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

 

把法律作为一个系统,还要求我们十分关注局部与整体之间可能的矛盾,并且通过学理的研究和有效的机制来消弭这样的矛盾。在讨论西方法律传统的特色时,伯尔曼曾经特别强调了法律成为连贯统一的整体这一追求的价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早期的法学家们是如何运用辩证法,通过分析和综合的方式把法律整合为一个体系的。“1112世纪西欧的法学家将希腊的辩证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他们试图将法律规则系统化为一个整体——不只是确定具体类别案件中的共同要素,而且还将这些规则综合为原则,又将原则综合为完整的制度,即法律的体系或法律大全。”(中译本,大百科全书版,页167)在翻译这部著作时,我留下最深刻印象之一的内容是,博洛尼亚伟大的教会法学家格拉蒂安是怎样运用这样的辩证法来协调教会法的各种不同渊源、不同规则之间的那些表面看来明显的冲突的。他的著作《冲突教规之协调》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学史上的经典,正在于它奠定了西方法律传统的一个基础性特征。而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准则便是不同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和谐,没有这种和谐,结果就是受法律管辖的人们永远处在无所措手足的状态之中。如果说在近代早期是自然法成为整合不同规范的主导力量的话,那么,在现代整合法律规范的力量则是不同类型的违宪审查机制。当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机构的行为涉嫌违宪时,违宪审查机构便通过宪法解释的权力对立法或行政行为作出审查,从而维护法律体系在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和谐统一。不消说,今天我们的法治在这方面还没有迈开关键的步伐,在违宪审查机制付诸阙如的情况下,怎样尽力减少法律体系内部的冲突乃是具体派法学的重要使命。

 

 

具体派法学强调具体制度和局部改良,并不意味着忽略整体的价值导向,相反,具体制度的意义只有在一个合理的整体之中才能够彰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具体派学者格外重视大体制导向的合理性。可以说,如果大制度的价值导向不合理,具体制度越精致或许越有害。因此,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低头拉车不忘抬头看路,在推进具体制度建构的同时,还必须同时关注这样的制度与更广泛的体制之间的关联;当宏观制度走向出现问题的时候,必须把更大的心力用来扭转其方向。

 

当然,扭转体制、批判流行意识形态都有可能触动一些敏感领域,从而引发体制本身的强烈反应,受到压制的改革者愈发相信大体制不变,则具体制度的变革以及技术性知识的累积完全是无济于事,甚至南辕北辙。这种局面有可能导致改革者转变为革命者,憧憬剧变,再次走向历史的循环。这是相当可悲的结局。问题出在哪里?记得罗素在评价潘恩(Thomas Paine)的贡献时曾经有大意是这样的说法:潘恩的杰出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于民主的追求,更在于他把对民主的追求本身民主化了。今天,我们在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力建设法治和民主,也应当努力把对于法治的追求过程法治化。当我们阐述现代司法制度的种种价值时,需要深入到制度背后,发掘相关制度背后的知识、理念和内在而具体的逻辑。例如,为什么司法必须独立,并不只是因为它是权力分立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跟我们设置司法机构的基本目标息息相关。不独立的司法就无从以公正、确定而一以贯之的方式裁判纠纷与案件,这一方面会加大纠纷解决的成本,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司法机构成为制造而不是解决冲突的地方,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和平。我相信,能够带来真正改变的正是这种温和理性而细致入微的力量。

 

最后,对于具体派法学来说,立身之本还在于作为一门专业知识的法学。因此,我们要致力于法学知识传统在中国的建立和延续。尽管在知识形态上法学一直具有相当形而上的面向,不过,离开了那些基于生活世界的稀松平常的事实,那些高妙的学理将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我们平常读一些法学尤其是部门法的著述,决不像读某些法理学作品所感觉的那样或文采飞扬,或玄妙迷人,反而是枯燥琐碎,满纸的专业术语拒行外人以千里之外。试读民法大家王泽鉴先生关于“不完全给付与侵权责任”之间关系的论述:

 

债务人因可归责于自己之事由为不完全给付,致债权人之人身或其财产权益遭受损害时,债权人得以债务不履行为由,就所生之损害,请求损害赔偿。不完全给付之行为,同时具备侵权行为要件时,被害人尚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例如出卖人因其过失,以患有传染病之鸡交付于买受人,致买受人原有之牲畜亦罹于疾病死亡;或赠与汽车一部,赠与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告知刹车机件失灵,致受赠人因车祸受损害者,均同时构成不完全给付责任(债务不履行责任)及侵权责任。(王泽鉴:“不完全给付之基本理论”,《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96

 

虽然作者举出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加以解说,文字也简洁清晰,对于那些谙熟自罗马法以降尤其是德国、瑞士民法学说具体演进脉络的学者来说,这段话足以生发丰富的学理联想,然而,对于一个法律圈外甚至民法圈外的读者来说,其中的奥妙和精义实在是不易索解。但是,正是这种严谨细密的专业知识才构成了法律职业的基础,也可以说,构成了一国法治大厦得以建造的质朴而坚固的梁柱砖石。

 

读仁文教授本书中的不少篇章,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所采取的论证策略和言说风格都是颇合微衷的。自己以有这位具体派同道而极感欣庆,也就没有推辞写序的邀请,尽管由于拉杂地写了不少自己对于一种正在形成的新法学风格和理路的初步思考而有些不安。姑妄言之,算是共勉罢。

 

20061010

 

附记:《具体权利》一书即将由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拙序删节本发表于今天(20061019日)的《法制日报》。

刘军宁:中国哪有什么利益集团

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这就是“利益集团”。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不仅如此,这个本来流行于美国的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人们纷纷谴责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公共政策。“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口号已经亮出。有人断言,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成为改革的影子杀手。为此,有人疾呼“叫停改革”,以免改革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似乎一切都是利益集团惹的祸!一时间,对利益集团说“不”声震天价响!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真正的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产物,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在中国,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是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公民不能自由结社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消除行政垄断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强化行政垄断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权势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权力。所以,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利集团。它们之所以占据强势地位并表现出集团性,是因为它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权势分利集团有组织,以地区、部门为势力范围,以行业利益为纽带;有“执照”,依托党政权力使用和占有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靠权力分利,是权力和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巨无霸。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它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地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这些权势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商完全一体。他们的主管今天是企业的当家人,明天就可能是高官,后天又是银行家。在中国,这些权势分利集团所向披靡,它们最有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利益最有保障。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利益取向相同者自愿结成的团体。利益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二是纯民间的。现在根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所需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样就使中国目前所有的社团具有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性。一切团体只有取得行政挂靠之后才有可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这些组织都不是纯民间的,而是挂靠、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无处挂靠的利益群体根本就注册无门,哪里有什么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现在的立法与决策过程根本就没有为利益集团预留空间。在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利益集团地位合法化的背景下,有权势分利集团,有到处散落的利益诉求,有作为权力附着物的半官方组织,就是没有纯民间、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它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分解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

陈 彦: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

十月七日,俄罗斯着名女记者安娜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其莫斯科住所为暴徒枪杀,其时年仅48岁.安娜的遇害来得如此突兀,震惊了全世界。然而,安娜之死却又是预料之中的。

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当今俄罗斯屈指可数的坚持独立调查,坚持言论自由的女记者。自2000年以来,她是俄罗斯本土与国际性多项新闻大奖的获得者。俄罗斯记者联盟於2000年授予她”金笔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授予她”新闻与民主奖。2004年她还与其它两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共同获得表彰人权工作的”奥洛夫?帕尔梅奖”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声誉之所以能够冲出俄罗斯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是由於她多年来对车臣战争不懈的报道。她从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期开始大量报道车臣地区状况,详细描写战争中普通车臣人遭受的苦难,严厉批评俄罗斯军人对车臣人犯下的虐待和酷刑等非人道行为。在当今种族势力抬头,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俄罗斯,对一个被定性为反击恐怖主义战争的车臣战争真相的关注和报道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识的。仅仅是从维护大俄罗斯种族主义的动机出发,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就可能成为暗杀的对象。据最近俄罗斯一个网站透露,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和另一位俄罗斯着名女维权人士加努什基纳都在一个八十九人的暗杀名单上。

不过,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报道显然不仅仅开罪了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她对车臣战争真相的揭露,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推行的对车臣进行全面镇压的政策的批评,也使她成为俄罗斯政权的反对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专制政权苏联轰然崩溃,代之而起是一个憧憬与观望并存的时代。九十年代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面临社会转型危机,经济困顿,但是政治走向民主,社会开始再生,言论自由已然成形。九十年代末以来,普京通过车臣战争,将俄罗斯一步一步拉回到强权统治。目前的俄罗斯,绝大部分传媒已由普京政权掌控,新闻记者动辄得咎,独立媒体屡遭封杀。据悉,现在公认的两家独立媒体之一「商人报」已被亲政府资本收购,而另一独立媒体就是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就职的双周刊《新报》。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大量独立调查报道能够在俄罗斯问世,正是由於「新报」坚持独立和新闻必须挖掘真相的原则.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德国访问时表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在俄国国内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对於一个以追求真相、坚持独立的记者来说,俄罗斯的言论空间是极其狭窄的。不过普京还无法封闭俄罗斯已经对外敞开的大门.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声音毕竟可以传向世界。

从2003年起,她陆续在西方发表了《俄罗斯的耻辱:一名俄罗斯记者在车臣》、《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和《痛苦的俄罗斯:一个愤怒女人的日记》三本书,不仅真实记录了车臣战争的惨状,也对普京治下万马齐喑的俄罗斯社会有深入分析,甚至批评普京将俄罗斯带回到前苏联时期。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之后,西方舆论一致认为波利特科夫斯卡娅是一个只对真理低头的人,但实际上,从她的生前在法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痛苦的俄罗斯:一个愤怒女人的日记》来看,她之所以置生死於度外,深入调查车臣战事,不仅仅是由於其探究真相的执着,更是由於她从车臣战争和对车臣战争的镇压中看到了目前俄罗斯专制回潮的症结.车臣战争使得普京对外以恐怖主义堵住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对内以民族主义封住了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声音。并以此得寸进尺,一步步向前苏联极权主义后退。

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暗杀了,她的声音被仇恨的子弹吞蚀了。但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却可能放大她的自由的呐喊,却可能唤醒沉醉的俄罗斯的良心。

陈彦,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