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廖亦武:从拒绝做爱到接受强暴

提到「廖亦武」这个名字,我会自然地想到他与弱势群体做的系列访谈。有意思的是当我向国内的一位高校朋友说起「廖亦武」时,他问我,「为什么会突然提起那个八十年代写诗的人?」───他居然从未听闻《中国底层访谈录》和《冤案录》。在我们截然不同的记忆之间,隔了一九八九年这么一个时间分水岭──国命家运就此分流。当然,如今我们之间还隔著一个对新闻自由有著不同解读的社会制度。我再也无法从这位朋友身上辨出半点他当年在广场上要求政治改革的影子。我只听到「中国越来越走向自由民主」的官话。而且,他好象已经相信了这样的说法。至少,他在说服自己相信。

廖亦武在过去十多年的人生经历足以证明「中国越来越走向自由民主」的观点是个笑话。「六四」后,因为创作长诗《大屠杀》及编剧和主演的诗歌电影《安魂》,他被判四年徒刑,因此错过了迎来他唯一一个孩子的出生。他的妻子受牵连,后来为了孩子提出离婚。他在监狱曾因不堪肉刑折磨而两次自杀。出狱后进过疯人院。他再婚当日,被公安秘密带走,人间蒸发,成了婚礼上缺席的新郎。

他的第二任妻子最终因为无法忍受无休止的「抄家」压力而离去。最近那个不给他「家」的「国」又第八次拒绝他的护照申请……倘若这是「走向自由民主」,我真不明白何谓不自由不民主。当然,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压制批判思维的社会里,重复一万次的谎言也就成了真理。

在我看来,廖亦武的系列访谈为谎言时代的人性沉伦、人心冷漠、道德沦丧作了最好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在《冤案录》里作者与「六四」同案犯李齐的对谈是一个历史定格。

被恐惧摧毁的人性:拒绝做爱

李齐是当年与廖亦武因为所谓的「特大反革命案件」而被关押审讯的「同案犯」

一位朋友曾经感慨说像李齐妻子晓晓这样的女人实在不堪,竟然用离婚和拒绝做爱的方式来威胁还有点政治理想和文学情怀的丈夫与「六四」一刀两段。对此我并不认同。先看李齐如何讲述晓晓发现他还在写「六四回忆录」的反应:

她像个小女孩,一屁股坐在那些乱纸中,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一声声拖得极长。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悲惨这么绝望的哭声!我六神无主,像个罪犯一般跪下去,求她宽恕:她却推开我,随手抓起一页「罪证」揩眼泪和鼻涕。她反反复复地念叨:「晓不晓得,警察要上门了,要上门抓你了,晓不晓得?!」她说:「我们离婚!」我回答不离。她说:「我怕你了,李齐。」(P.l40 )

还有后来晓晓拒绝和李齐做爱的一幕:(晓晓):「我不想和你做爱,身体有感觉也不想。」我(李齐)气急败坏地叫:「你都湿了!」晓晓说:「我再重复一遍,湿了也不想。下去吧。」(p.142 )

在高压统治下一切的无可奈何,尽在不言中。对於女人来说,做爱是最个人、最不容扭曲、不愿意含糊的一个敏感细腻的选择,压抑自己不和有感觉的男人做爱的痛苦应该不比强迫自己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小。是什么让晓晓决心抗拒自己的本能?是什么让她如此「悲惨绝望地哭」?宁可离婚也不要再面对的「怕」?

她怕什么?

李齐是这样解释当年晓晓因为他的「反革命罪行」而受的牵连的:「我的孩子刚一岁,可晓晓也受到牵连,蹲了十来天牢房,几乎每天都接受审问。你想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女人,读大学,受文学熏陶,嫁我后,几乎天天写爱情日记,但一夜之间,梦全毁了。关进女号房周围都是妓女、贼、皮条婆和吸白粉的,折磨起新犯来,比男人更不择手段。什么火烤阴道,筷子夹乳头等等,把个晓晓吓得整日以泪洗面,差点成了精神病。」(P135)

廖亦武的第一任妻子阿霞也有类似经历:「阿霞当时已身孕三个月,却被带走,关押在公安局看守所里达四十多天,日日提讯……阿霞吓坏了,这埋下了日后婚姻破裂的种子。四年后,我刑满开释,企图重操文字旧业,而阿霞一见我摸出小说草稿就惊悚不已,我试图解释几句,她竟双手抱住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P359)

廖亦武和李齐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爱妻的恐惧。显然她们面对的是一种不可承受的恐惧,因为她们最终都选择了离开各自的丈夫。她们就这样告别了,带著年幼的孩子,或许还有她们当年没有经历政治迫害前对诗人丈夫的最纯粹的爱情。

在强权高压下,男人们为了他们理想的国反抗专制,女人们为了自己破碎的家用拒绝做爱的方式来反抗男人们的反抗。她们被迫拒绝本能、拒绝感受、拒绝温情、拒绝自己所爱的所爱。在专制社会里,想做一个忠於自己、忠於爱情的女人都那么地困难,连感情也不得不变成交易;而且,人们已经搞不清楚交易是由男人还是女人先开始的。

被极权埋葬的尊严:接受强暴

李齐是这样形容失去晓晓的日子的:「感情是有极限的,翻过这极限,世界就变了……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十八般武艺无所不精。我给书商写了一年多,赚足两万块,就自己试当书商,很快亏光了本钱。

接下来就借钱,连我妈的养老金也连骗带借,老人家一悔悟,立见追出门来,在大街上找了我一下午,幸好没出车祸。」(「P.142 )

他这样理解他生存的年代和活在其中的自己:「六四一开枪,惊醒了众多梦中人,这国爱不起,思想和文学也爱不起,只有钱能够超越祖国、阶层和文学,可以尽情地爱。」(P136)

李齐的访谈让我重新去理解我多年前读到的《中国底层访谈录》里面那些看起来堕落得跟牲口一样活著、但又好像良知未泯的文人诗人。例如那个从一九八九年开始变得嗜赌如命、希望用游戏淡化死亡记忆的先锋小说家,那个感叹自己「为什么不在八十年代被汽车辗死」的酒鬼翻译家高马,还有那个声言不跟老婆离婚但却嫖遍天下的书商……

当年我根本不知道《底层》的作者「老威」是何人。书是朋友回国时在正儿八经的书店买的。不过书看了不到一半,我就觉得作者一定是个跟「六四」有关系的人。想想有什么事情会让一个个曾经豪情万丈、充满了激情的浪漫主义者一夜之间全部别成了醉生梦死的酒鬼、赌徒、嫖客,而且还口口声声地用我一些我实在不好意思引用的字眼说自己如何被一个时代强暴强奸?

当然,后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查禁和勒令销毁《底层》,《南方周末》因为发表关于《底层》的文章,引发人事地震,主编、副主编及编室主任全部被撤职;出版该书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被整顿,损失惨重等等事实,让那些《底层》里提到的、已经选择了不抵抗的文人们被再强暴了一次。至此,他们都变成了集体沉沦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恐惧与极权面前不同程度地拒绝和抗争过。但就如廖亦武笔下那些当年被骗进疆的女学生一样,她们一旦被关进新房,在「乒乒乓乓,坛坛罐罐全砸稀烂,还有哭闹、叫骂、寻死觅活」(P325)后,就永远沉默了。

以生命自由爱情守护良知

在极权统治下,男人们不得不接受专制的强暴,他们也同时在醉生梦死当中强暴那些他们不爱的女人。为了个体的生存,他们被迫接受罪恶,埋没良知,掩饰怯懦,最终放弃理想。我对廖亦武采访的那些不停上访不断喊冤枉的个人心存敬意,至少他们在暴力面前还继续发出声音。

这篇文章的题目之所以用「读廖亦武」,而不是「读廖亦武的某某作品」是因为我觉得廖亦武是用生命写作的。只有他才会写出那样的作品,而读到那些作品,你就知道作者是他。

我至今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当年我偶尔从《倾向》上居然读到一封廖亦武写给贝岭的信,我就断定这个「廖亦武」就是《底层》的作者「老威」,特别是他提到了萧。尽管他认为「九O 年入狱,那个叫「廖亦武」的诗人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他在所有访谈里的嬉皮与不恭还是无法掩盖那个属於八十年代的诗人廖亦武影子。或许这正是廖亦武最大的幸与不幸。他一直用生命用笔去拒绝强暴守护良知,也因此失去了与他患难与共、相知相爱的妻子宋玉。宋玉离开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他钟爱的几句歌词:你就是你你不能变成我就连你在那儿默默地苦斗我也只能远远地注视

在强权统治的恐怖下,女人们不敢爱自己所爱的男人,男人们放弃自己所爱的女人。生命就是苟活。人们从被迫接受专制逐渐变成了自愿接受专制,「自由」

也就成了被曲解的「自由」。爱情成为了恐惧的理由,迫使人们在恐惧当中拒绝感受,接受蹂躏,放弃理想。用廖亦武的话说就是「只能在政治导演的安排下,登台演出滑稽剧。

「但愿这是最后一幕,无论对我还是中国。」

杨宽兴:警惕与流氓政权交往的商业风险

据报导,朝鲜宣布进行核试后,中朝经贸关系蒙上浓重阴影,部分中国民间资本被迫退出朝鲜市场,一些投资项目亏本转手都没人要,对这些投资者来说,“走是一定要走的,己经投入的资金也不可能撤出了。”

现在我们还无法评估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政治震荡给投资朝鲜的中国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些投资人在投资朝鲜的问题上过于轻率,而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也没有及时向他们提供投资上的政策指导。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而孔子所说的“不入”与“不居”,针对的是有两条腿能走路的人而言,而包括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跨国项目,由于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回收环节复杂等特点,更需要避开政治动荡、军事冲突、恶性民族矛盾等潜在威胁之下的国家与地区。

显然,这些在朝鲜境内折戟沉沙的企业家们犯了商家之大忌,而一直主导六方会谈的中国政府,由于对朝鲜半岛形势缺乏具有长远眼光的判断,没有给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经济战略,任由中朝之间的贸易和投资近年来迅速上升。

看来,两次海湾战争中的教训并未被有关政府部门和投资者记取。如同目前的中朝贸易与合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中国企业在与伊拉克企业的商业合作中,存在大量“延期付款”的问题,投资产生的利润无法变现,海湾战争切断了伊拉克与外界的交通往来,也切断了伊拉克向中方的款项支付。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中国投资伊拉克企业的欠款追讨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巨额资金成为死帐。此后,中伊商贸交往一度中断,但在“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掩护之下,上百家国字号企业和民间企业再次涌入伊拉克淘金,却不料伊拉克混乱的经济管理使之基本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大量合同被迫毁约,更糟糕的是,导致伊拉克改朝换代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无法继续的半拉子工程再次使中国企业陷入血本无归的境地。

除了政局的戏剧化变动之外,类似萨达姆和金正日控制下的政权,由于其本性使然,普遍存在权力过度干预经济,经济决策朝令夕改等问题,尤其是在朝鲜,由于几十年一贯制的计划经济控制,在朝鲜境内既无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存在,也无具有连贯性的国际贸易政策。全无章法的跨国贸易与投资,实际上难以受到足够的保护,就连国际贸易中最基本的结算体系,在中朝边境贸易中都是不存在的,与朝鲜企业打交道的中国商人,必须想尽办法对付朝鲜僵化到极点的政治制度限制,而这使他们随时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下。于是,从事贸易与投资的中国商人,便采取贿赂的方式,与朝鲜企业管理层交往,因为那些与中国商人交往的企业经理,往往身兼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的职务,一些初与这些“经理”打交道的中国企业家,从他们呼风唤雨的能力中,会有一种如雨得水的感觉,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正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说,金氏王朝是一个流氓政权、无赖政权。金正日和他的官员们不懂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白吃白喝了中国几十年,从来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早已习惯了欠帐不还,因此,中国企业与与朝鲜企业的交往中,时刻都须防范他们的无赖本性发作,据我所知,曾有辽宁地方的企业被具有中校军衔的朝鲜“经理”骗得倾家荡产,而那个“经理”把骗得的货物献给领袖金正日之后,换来的是一枚上校的肩章。朝鲜企业骗中国企业的现象,正如中国企业骗中国银行,无论使出什么手段,把巨款骗到手就是成功。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尽管中朝之间人员往来密切,历史上,经贸活动却不活跃,金氏王朝从来不曾有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做生意的打算,他们的习惯于要钱花,而不是赚钱花,可以说,对任何人来说,这个政权都不是一个值得交往的生意合作伙伴。俄罗斯企业也曾因为朝鲜企业拖欠货款等问题,向总统普京求援,于是,普京亲自向金正日讨债,金正日恬不知耻地耸耸肩膀,对普京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些拥有资金却缺少投资项目的民间企业家逐渐把目光转向朝鲜,幻想去一个尚未得到开发的国度淘金,据统计,自2001年到2005年四年间,中朝边境贸易增长了一倍以上,而且,对朝鲜的直接投资也呈迅速上升的势头。这些企业家被中朝友好的“传统友谊”蒙住了眼睛,却没有想到:对丧失理性的金氏王朝来说,它一旦与国际社会彻底翻脸,那么,投向朝鲜的资金几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事实上,除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和金正日统治下的朝鲜,出于抗衡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需要,中共政权也在国际上拉拢和结交其它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比如伊朗和苏丹等等,而伴随这种密切的政治关系而来的,往往就是商业交往的增加,与“改革开放”中的一般资金流向相反,在这些商业交往活动中,中国基本是一个资金输出国,越来越多的国有或民营企业资金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对于资本逐利本性而言,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一般奉行对内镇压、对外敌视西方的政策,由于其政策本身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因此,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很容易陷入非理性疯狂状态,严重危及商业投资的稳定预期,使贸易与投资的回报充满不确定性,无论发生战争、政变还是剧烈的经济动荡,最终受损的是那些贸然涉足的企业。

中国政府和企业家应该懂得,政治需要是政治需要,商业交往是商业交往,在与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发展政治关系的时候,不可轻易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交流,尤其应该约束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否则,最终可能又落个鸡飞蛋打。

至于国家间的对外援助,那就更是一笔糊涂帐,至少,到目前为止,对越南和对朝鲜的巨额援助,最后的结果都只是养出白眼狼,为了结交几个在联合国替咱们说话的“哥们”,我们还要花多少冤枉钱呢?中国人算是倒了大霉!不说也罢。

中国人社区

张伟国:"胡曾之变"陈良宇成祭品—-《动向》十月号编辑手记

胡锦涛与陈良宇的关系有好几个方面,既是江泽民上一代权力核心遗留的老问题,也有崛起的政治力量挤压政治空间的新问题,也有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性问题,当然还有他们两人政治风格上的巨大落差……,他们的关系反映了中共权力更替的一个死结。

胡与陈的矛盾,综合起来,原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一个是向越南学习,借鉴民主国家和政党的经验,民主竞选最高领导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 如果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正常的民主政治机制,胡锦涛与陈良宇之间就可以公开辩论他们之间的分歧。有了这种机制,中共党内势必将涌现出比胡锦涛、陈良宇干得 更好的人才,当然也会有效的遏制腐败;缺少这种机制,中共就始终陷入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无法自拔,腐败也成了无法遏制的制度性癌症。另一个是通过地方自治 和联邦制来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成功的经验。

但是, 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并没有让陈良宇公开辩论,甚至连公开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给他。即便如此也无法回避陈良宇事件带来的党内分歧,迫使胡锦涛不得不用更高调的 “和谐社会”掩盖这一事件带来的震荡。可以说,提出”和谐社会”的六中全会本身就不和谐。胡锦涛心目中的和谐社会完全是那种”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式的和谐,充其量也是金正日统制北朝鲜的放大版。中共用三十年前处理四人帮的手法处置陈良宇,显示了中南海政治上的保守倒退,在本质上与金正日是一路货。

中共研 究专家汝略在给本刊撰写的评论中指出,新华社编发的《陈良宇言论选编》表明”陈良宇虽不是党内最大的腐败分子,但却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异议分子。不管他出自 什么动机,他毫不掩饰地反对胡锦涛试图把中国拉回共产旧体制的图谋,并为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胡锦涛对陈良宇的胜利,不是黑对黑的胜利,而是深黑对浅 黑的胜利,是胡锦涛倒行逆施的一次重大胜利。而这个胜利对于正在艰难摆脱共产旧体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本期特辑以”胡曾之变 陈良宇落马”为题,评析了胡曾联手发动了一场事实上的政变,将来中共党史或许会写作”胡曾之变”。有多篇佳作,分析了重创上海帮的来龙去脉以及可能的引发的政治后果,为解读近日大陆政局的巨变,提供了多种视角。专题” 中国民主教育”,指出任重道\x{9060}的”中国民运要先做人,后做事”,同时还从纳税人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共腐败没落的本质。受欢迎的 “中共派港间谍自述”连载渐入佳境,本期《许家屯曾与国安部”较量”》,涉及到了香港的敏感核心。

近邻日本刚刚完成了最高权力更替,本期特刊发焦国标先生的对话录”日本需关心中国的政治民主化” 。 人物栏目刊出的”读廖亦武”,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观察解剖了中国社会细胞的癌变,为此本刊还在封底配发了北京高氏兄弟的作品。读者请勿错过。

莫建刚:暮年的辉煌

林牧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在悲痛的思念中,回想到2001年贵阳民运刚刚走上正轨,便得到了这位老人的支持和呵护。他以他独到的政治智慧及其经验指导着我们在民运的工作中稳步发展,减少了不少的麻烦和少走了不少的弯路。可是在这期间,林牧先生的努力和工作,却被某些自称为民运精英的人物讥讽为“老人政治”。我们认为:象林牧先生这样既睿智又有工作经验的民主同仁和“老人政治”是搭不上伙的。象林牧先生这样的民主同仁,在他们的身上随时都闪现着为宪政自由民主而奔忙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信念,而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信念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

所谓“老人政治”,我们以为就是那些既无政治智慧又无工作经验;对宪政自由民主运动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而又不愿意实实在在地为宪政自由民主做实事的的人。他们怕政治风险损害了他们那种毫无意义的又被绝对奴役的生存权利。他们怕付出政治风险的代价,象一群永远躲在蓬间中叽叽喳喳的雀鸟,当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刮起一阵阵政治迫害的妖风时,他们便鸦雀无声了,当迫害的政治妖风过去后,便又聒噪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老人政治”,有了这种想法同时也将这种想法体现在自己的行为中,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只要有这种迹象出现都应该被认定为在政治和信念上老了,这是精神和思想信念的老化,它带给宪政自由民主运动的是障碍和危险,这样的“老人”怎么能促进宪政自由民主运动正常而有序的发展?

这些“老人”们是不愿意和“现行的宪政自由民主运动”脱钩的,这是因为他们梦想在中国民运的抄作上分一杯羹。他们心胸狭隘、思想枯萎、心理嫉妒,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一种新的思维形式替代他们那种早已干涸了的精神思想。于是乎这些“吃着民运的饭,又砸着民运的锅”(林牧语)的所谓的精英们,不思干一些对中国宪政自由民主运动有益的实事,而老是在民主同仁中制造事端。他们在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面前不敢说一个“不”字,但却对那些干着实事的民主同仁们横加指责、造谣中伤、甚至污言秽语的对这些干着实事的同仁们破口臭骂而自以为能事。毋庸置疑,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自称为民运精英的人,他们在精神上以及在宪政自由民主的意义上都蜕变成了枯朽的“老人”。

我们需要象林牧先生这样具有人格品质,以及在道德思想及其信念上永远都立于不败之地的民主同仁。他们不怕来自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治迫害,对中国现行的宪政自由民主运动能提出新颖的指导意见。他们不是“老人”,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都是年青的。

现在,中国的宪政自由民主的趋势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所有民主的同仁们为了建立一个以宪政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法治国家而英勇奋斗,这些民主的同仁们都愿意在非暴力的自由和平的革命中,将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抵抗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一道道新的长城。

中国民运“要实行凤凰涅槃,在烈火中再生”(林牧语),从而铸造一个崭新的更能发挥其自身力量的,具备着深刻而敏捷的思想,宽容而富于情怀的心理,以及广阔而无所畏惧的心胸的中国宪政自由民主的伟大群体。

(2001-11-24手记;2006-10-18完成于病中)

民主论坛

谢  泳: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场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为什么怀旧

1995年11月底,我为收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曾去昆明一次,当时恰好许多西南联大校友回昆明,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和西南联大校庆,我和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一起交谈,听他们回忆和遐想,几乎每日都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当时我感到最难忘的是这些联大的学生那么容易怀旧,容易被往事牵走……后来我整理资料,看许多联大学生的回忆,好像能理解一点他们的情绪,因为那些岁月中毕竞有美好的东西。他们都已是70岁以上的老人,但他们怀念的也仅是自己的青年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

人老了是容易怀旧的,但所能忆起的,多数是温馨的往事,不是一切过去都可以成为回忆的,就说那些联大学生,为什么不怀念50年代60年代或以后的生活呢?所以,我渐渐明白了一点,所谓怀旧,多数是怀念那些失去了的好东西。

我这几日正读张冠生先生的一本书,名为《乡土足音》,这本书是写费孝通的。费孝通晚年,特别怀旧,我过去读他的散文印象就很强烈,这次读张冠生先生的书,又见到费孝通先生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在一次追思楚图南的会上,费孝通说:“我们上一辈人,很多知识分子身上,都有那么一股劲,不去想个人荣辱和得失,脚踏实地,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做事情,始终都是一个样子。现在,这股劲不大看得到了。,应该把这一套接下去。”

1995年9月,在南京师范大学,费孝通又说:“教育是干什么的,我们民盟讨论过多次,大家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的素质。可是,素质又是什么呢?不能空讲,要有具体内容,我说主要就是懂得做人的道理。所以,教育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讲做人的道理和规则。现在似乎不大讲这个了,怎么做人不讲了,光教你怎样做一个工程师,怎样操作电脑,怎样考高分,教育变成一个很狭隘的东西了。比起来,我们上一代人倒清楚一点,抗战时期,都懂得爱国,当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根本。没有了根本,怎么去做人做事呢……”为什么上代人知道教育的真诗而后来的人不懂了?因为文化精神不同了。1943年张清常先生给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小写过一首校歌,歌词是这样的:

在这里四季如春,在这里有爱没有恨。

我们要活泼精神,守秩序,相敬相亲。

我们读书要认真,知识要多,头脑要清新。

能独立判断,能俭能勤,发奋努力,好好的做个人。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唱着这样的校歌长大,大概能做一个好人。因为能产生这样的校歌的环境,是由许多文化因素构成的,就说这首简单的校歌,后人就不一定能写得出,不是文人学者笨了,而是不兴这个了,所以人们才常常怀旧。

过去的大学生的辩论

前两年大学生辩论很时髦,但后来好像冷下来了,我没有去细想冷下来的原因,但看过几次当代大学生的辩论,感到这样的辨论,不管怎么说,意义实在有限,辨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表演而已,而与其费时看这样唇枪舌剑的表演,还不如去看一场话剧或读一两本金庸的小说。

大学生辩论,本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光有这个形式,没有实际内容,辩论再精彩,也只是一时的口才较量,而没有思想的力量。当代大学生辩论的弱点,不在于参加者的素质和口才,而在于整个辩论中缺乏时代精神。而时代精神,简单说,就是你所辩论的问题,是不是生活中真正存在的,是不是多数人都关心的。任何辩论,只有把握住这样的问题,才能真正见出水平,不然辩来辩去,都是一些生活中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凭常识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大学生辩论虽然看似一个形式,但由于大学生在当代社会中特有的角色,所以由这种角色传达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有时我看着那些聪明的大学生为一个常识甚至公理而无理辩三分时,我真觉得这是浪费他们的才华。那么真正的辩论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前几年,我在做《观察》研究的时候,曾在图书馆见到过一本40年代末在南京出版的《大学评论》。在这本刊物的第2卷第10期上登载了一篇当时上海交大师生的辩论记录。当时是1948年12月28日。这次辩论的主题是《和谈是可能的吗?》。正方:和谈是可能的。反方:和谈是不可能的。经过两小时的辩论,同学公断结果,百分之六十五的人认为目前和平不可能,反方获得大胜。

上海交大的这次辩论很有深度,而这深度首先来自于他们辩论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大家最关心最有倾向的问题,由于是真问题,辩论双方才真正投入智慧和判断,绝不是临时从字典和辞书上查那些所谓的丰富知识。真正的辩论,有时口才、风度反而不重要了。《大学评论》上那篇关于和平是否可能的辩论,50年后,依然具有很高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到4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的整体价值取向,对于分析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都是很生动的历史资料。知识分子是最爱和平的,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和平不可能。在这些大问题上,上海交大的辩论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考空间。这次辩论,从双方的语言、逻辑和辩论的技巧看,都是今日大学生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反映了当时校园文化的风貌,历史应该是一代胜过一代,但有时又不这么简单。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线不能过。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傅斯年代理胡适出掌北大,坚决不聘在伪北大供职的教授,这就是底线,不能过。由于事关民族大义,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是有好传统的。但我前面说的另一条底线,就不明显了,有时过了这条线的人反而比没过线的人还得意,这是因为中国人在人道主义这条线上没有悠久的传统,所以才有“宁可错杀而不放过”的传统。人道主义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听起来很抽象,但我理解也很简单,就是行善,不要做绝事。什么是不做绝事呢?就是人头掉了是不会重长出来的,如此而已。这个底线也不能过,谁过了这个底线,或者谁原谅过了这条底线的人,好像都不会让后人谅解。不管什么线,其实说到底是我们做人要先有一个最低的标准,过了这个线,就不是人了。

昝爱宗:金正日真流氓

10月20日的报道称,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国务委员唐家璇于18日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并在19日与朝鲜流氓领袖金正日会晤。

此前,在朝鲜于7月5日试射七枚导弹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代表中国政府去平壤斡旋。原定7月12日回国的回良玉一直等到7月14日仍然没有见到金正日,如此轻薄社会主义中国的共产党贵宾,金的无耻做法,一度让中朝关系陷入紧张、尴尬。

虽然说,副总理与国务委员是一样级别的职务,但副总理的权力要大些,可这个流氓金却不理会副总理,而是肯见国务委员,实际上唐是国家主席特使,他若再不见,中国就要动颜色给这个共产党流氓看看了。

所以,当朝鲜不顾中国劝阻单方面在10月月9日进行核试炸,中国果断使用了“悍然”

字样,再者双边关系也雪上加霜,迫使中国不得不支持美日等国在联合国提出制裁朝鲜的1718号决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更对记者表示,朝鲜坚持要做坏事,将面对严重后果,无人会保护它。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若不是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政党利益,中国是不会保护流氓,更不会迁就流氓的。

流氓总是流氓,正如狗改不了吃屎一样。

对于这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但由于美国吃过大亏,又与美国关系不太大,所以美国希望中国强硬一点,因为中国可以用共产党的手段更好的牵制流氓。

“我们被朝鲜欺骗了,也许有一天,朝鲜核武器会瞄向我们。”中国政府的反应多少是比以前进步了,比以前事实求是了,但中国应该对流氓国家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深刻的判断,因为这个流氓国家一直到进行核试验前一天为止还欺骗中国,而且进行核试验的当天中国比俄罗斯更晚才接到通报,这让中国政府没有面子,并对此事感到非常不快。

俄罗斯驻平壤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在北韩进行核试验的2个小时前接到了关于核试验计划和背景的通报。但是,中国则在进行核试验前20分钟才接到这样的通报,以至于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紧急召开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随后中国通报了美国韩国等国。

流氓可以“悍然”,但又不知其“悍然”,所以中国不能不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强烈谴责朝鲜。”

对于流氓,不能不再强硬一些,因为它是外强中干,骗不了别人,只能骗自己,肯定是早早进入死亡之旅的末日王朝。

严  力:怀念金斯堡(散文)

怀念金斯堡(散文)

严 力   

 

八十年代中的金斯堡,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有一股顽皮的神气,或者说是不屑于挑战的幽默,随着他语言的发出,眼神好像在为其变换韵律。这是我对他的一次描绘,可是时隔几年之后,这个描绘被我自己怀疑了,因为那是我在1985年夏天于纽约初次见到他时的印象,那时候的我还不会英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注意力才会集中在他的眼神上,想借此猜测他在说什么。时隔几年之后的1988年,我从纽约皇后区搬到曼哈顿东村11街住的时候,才发现他与我只有一街之隔,他住东村的12街,于是联系多了起来,我的英文也可以与其对话了。这时候我修改了上面的那个描绘: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里有一股顽皮的神气,或者说是不屑于挑战的幽默,随着他语言的发出,眼神好像在思索下一句。总之他对语言是极其敏感的。知道我在编辑一本中文的诗刊“一行”,他就为我组织了一次在他任教的布鲁克林大学朗诵的安排,我们去了七、八个在纽约的中国诗人,用双语朗诵时他很高兴地说:“中文诗歌在这个学校里还是第一次发出声音呢!”

1989年纽约东村有一家“纽约瑞根诗人咖啡馆”开张,不久之后的一天,金斯堡打电话给我,约我去这家咖啡馆朗诵诗,这时候正好在瑞典的李笠来纽约住在我家,就一起前往。

这家咖啡馆的主持人是一个在大学教哲学的诗人,介绍了之后,我才弄清楚这家咖啡馆也是酒吧,搞了一种诗歌朗诵竞赛的项目,也就是每个星期五晚上有两个诗人轮流朗诵,像拳击比赛,有三个回合,一个诗人朗诵一首诗之后,有三或五个评委举出有分数的牌子,三首诗的朗诵对垒之后,积累的分数谁多就谁赢了这场朗诵比赛。胜利者最后会得到奖赏。在这个星期五晚上进入咖啡馆酒吧是需要付门票的,每人好像是三块钱,我和李笠以及金斯堡都是嘉宾,所以没有付钱。我们到的早一些,离诗歌朗诵竞赛的时间还有近一个小时。金斯堡解释说:“你是嘉宾朗诵,不参加诗歌朗诵的竞赛,你先朗诵,然后是竞赛者的朗诵。”金斯堡把我准备朗诵的诗歌先仔细阅读起来。这是一个我的朋友邹希圣把它翻成英文的,金斯堡一边阅读一边拿出笔来修改上面的句子,他解释说有些诗阅读没有问题,因为那是文字,但是朗诵就不同了,需要修改成适合朗诵的语言,需要为声音作出考虑。他为此工作了将近二十分钟之后,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与李笠交谈了一会儿,朗诵就开始了。主持人先介绍了一下这个诗人咖啡馆酒吧的情况,然后就介绍了金斯堡和我,我用中文朗诵了共分九段的“纽约中央公园组诗”,然后由金斯堡朗诵英文的。我当时觉得英文的语言顿挫比中文的更有力,也可能是金斯堡长期朗诵的经验使其有一股不同的气。金斯堡朗诵之后,听众的反应不错。接着咖啡馆的主持人又朗诵了我的一组由我的美国哥们斯仲达翻译成英文的“酒故事”,因为是有关酒的,特别适合那个酒吧的场合,赢得不少笑声。

接着,擂台赛开始了,是两个纽约东村的诗人,我注意到第一个朗诵之后,三个评委

举出分别是“2”“2”“3”的牌子,也就是说总分是7分,第二个朗诵者的总分是6分。

这一轮后休息十分钟,大家到吧台买酒或者聊天,就这样进行了三轮,胜者三轮总得分是21分,另一个则是18分。主持人后来在我的询问下告诉我,擂台赛之后进酒吧就不收钱了。

之前收的门票钱的一半是给朗诵胜利者的奖赏。输掉的诗人也有奖赏,那就是整个晚上可以免费喝酒。而评委们都是有些成就的诗人或者研究诗歌的大学教授,这几个评为免费喝酒的。不过他强调说因为是刚开始举行这样的玩法,有些条款以后会有修改。我当时觉得这个诗歌竞赛的玩法很有意思,因为有不少高潮,譬如听众对某一轮之后的得分感到不公平时就会发出倒彩声,有的听众还会塞给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个诗人一块钱,引起哄笑,但能感觉到幽默的力量,而不是火药味。

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我还看到了纽约时报介绍这个酒吧的消息,看来他们确实搞得不错。

金斯堡和我因为住的近,后来也时常一起吃饭聊天。它也送给我几本他的诗集,有一本诗集上还因我的要求画了钢笔画。他平时很忙,经常出外朗诵,甚至去中学朗诵。他朗诵诗的男低音很诱人,还会用各种形式打出拍子。今年是他嚎叫一诗发表的五十周年。想当年他反战的导火索点燃了整个世界,而如今美国还是身陷在伊拉克战争的泥浊中,历史在不断重演,而金斯堡也已经离开人世快十年了。1997年年初我在纽约苏荷区的一家画廊里面组织了一场以纽约“一行”诗人为主的朗诵会,之前我打电话给金斯堡,希望他也能来参加,但他说正躺在床上,一切活动全要听医生的,而一生是不让他随便出门的。我这才知道他已经病重,我嘱咐他调整心态最重要。也本想去看看他,但是因为马上要回中国看望家人就拖了下来。

接着就在97年的4月听到了他离去的消息。

后来我把在一行上翻译过的他的一首诗“我领悟了海,我领悟了音乐,我想跳舞”寄给了为他整理材料的一个秘书,那是我和我的美国哥们斯仲达一起翻译成中文的。我在下面打上这首诗来表达对他的怀念:

我领悟了草坪,我领悟了山坡,我领悟了高速公路群,我领悟了泥路,

我领悟了在停车场路上的汽车,我领悟了售票员,

我领悟了现金和支票以及卡片,我领悟了公共汽车群,我领悟了哀悼者,

我领悟了他们的穿红色连衣裙的孩子们,

我领悟了高速公路,我领悟了别墅,我领悟了旗……

领悟了信徒们,领悟了他们的卡车和面包车,领悟了穿着卡其布制服的保卫员,

我领悟了人群,领悟了由薄雾的天空,领悟了所有的弥漫着的笑容和虚无的眼睛,

我领悟了枕头,著着红色与黄色的,方的枕头和圆的……

我领悟了拱门,领悟了弓,领悟了男人和女人的游行,

领悟了前进,领悟了风笛,领悟了鼓、喇叭,

领悟了高的头饰和番红的长袍,领悟了整套西装……

我领悟了花轿,领悟了雨伞,领悟了塔,

领悟了绘制过的手饰,四个方向的颜色

领悟了代表慷慨大方的琥珀色,领悟了代表因果报应规律的绿色,

领悟了代表佛祖的白色,领悟了代表心的红色……

我领悟了塔上的十三个世界,领悟了铃的把手和伞,领悟了空心的铃

领悟了那将装入铃心的尸体

领悟了那些正在吟唱着的僧侣,喇叭在我们的耳朵里,烟雾从防火砖的

空心铃的头上升起

领悟了人群的沉默,领悟了智利的诗人,领悟了彩虹,

我领悟了死了的印度教首领,我领悟了他裸体胸部的老师在看着一个在塔内燃烧的尸体,领悟了哀悼的学生

在他们的书前盘腿而坐,诵唱着忠诚的经,

我领悟了用他们的手指表现着的神秘的手势,领悟了

在他们手中的铃和铜的闪电

我领悟了从旗和电线和伞和漆着橘黄支柱上升起的火焰

我领悟了天空,领悟了太阳,围绕着太阳的彩虹

我领悟了薄雾之云飘过这太阳……

我领悟了自己心灵的跳动,我的呼吸穿过我的鼻孔

我的脚走着,我的眼看着,我的脑子领悟着从被尸体燃烧的

纪念碑上升起的烟雾

我领悟了下山的小路,我领悟了向公共汽车移动着的人群

我领悟了食品,莴苣沙拉,我领悟了老师缺席了,

我领悟了我的朋友们,我领悟了我们的瑞典汽车蓝色的,我领悟了

一个抓住我手的年轻小伙子

我领悟了我们的在汽车旅馆门锁里的钥匙,我领悟了黑暗,

我领悟了一个梦就忘了,我领悟了在早餐上的橘子和柠檬和鱼子酱,

我领悟了高速公路,我的疲倦,我的关于作业的观念,小伙子的在微风中的有乳头的胸部

当汽车开下山坡穿过绿色的树林驶向水,

我领悟了屋群,晒台眺望着有薄雾的地平线,海岸

和老化的石头的沙子中

我领悟了海,我领悟了音乐,我想跳舞。

(此诗写于1987年5月28日,金斯堡的从西藏来的喇嘛老师被火化之后)

重读这首诗和重读嚎叫,似乎有一种平衡性的历史的曲线在人类精神史上重复。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看见金斯堡在天国盘腿而坐,而领悟正是一种音乐不断在他的四周跳舞。而嚎叫中的一句诗不断旋转:啊胜利忘掉你的内衣吧 我们自由了

2006.8.31.于上海。

 

《自由写作》首发

 

阿  海:半个世纪的《嚎叫》(随笔)

半个世纪的《嚎叫》(随笔)

阿 海   

 

1955年,美国旧金山西部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接到诉状,当地警察局公诉几天前在当地六号画廊举办的一场诗歌朗诵会。会上最出风头的一首长诗,内容惊世骇俗,使用了大量色情和暴力的词汇,但是朗诵起来却气势非凡,不可一世。那天的朗诵会自然也吵爆了画廊的顶棚,不仅惊动四邻,而且引起了当地警察局的高度关注。

那旧金山警察局告的就是这首称为《嚎叫》的长诗,认为这首诗挟嫌“淫猥罪”,要求法院予以禁止。那天坐堂的法官姓字名谁,已不可考,但是法官的当堂判决,却引出了我们这半个世纪之后的话题。法官阅读了这首长诗之后,认为它“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嚎叫》的作者金斯堡顿时出名,据美国的《读者文摘》的报道,以《嚎叫》为名的诗集一下子卖掉了三十六万本。金斯堡可谓名利双收。

如果说旧金山地方法院的一个不知名的法官改写了世界的当代文学史,那只是将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混为一谈的说法。但是他的确造就了一个金斯堡,并由金斯堡作为领军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赫然留下了一个称为“垮掉的一代”这样的一个文学群体,并且影响深远。

1986年,我正在北京沙滩后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分配到头上的任务是编写教科书的世界现代史部分,因此不免涉猎了许多现当代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资料。景山脚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看上去很不起眼,但是收藏的图书资料非常丰富。那个年代,就收藏了大量的英文原版著作,包括英美国家七十年代出版的介绍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主要图书。

1986年到1987年,在编写教材之余,写了一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简史》。这大概也是国内第一本现当代西方文化史。书稿写完之后,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愿意出版,但是临发稿的时候,当时的社长兼总编却坚持认为,因为作者还太年轻(本人时年22岁),所以这本书不能称为“史”。于是提起笔来,把书名改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这是非常愚蠢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样一来,这本书岂非不好销售?何况改成“掠影”,不伦不类之极,这就好比是把年轻母鸡生的鸡蛋,硬是不叫鸡蛋,而称为“嫩鸡生的蛋”一样。

这且不说,这本书名被改得糊涂的文化史当中,不仅介绍了金斯堡、《嚎叫》和“垮掉的一代”,而且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刊出了《嚎叫》的中译本选段:“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被疯狂地毁坏,饿着肚子歇斯底里地赤裸身体;/拂晓时分拖着脚步穿过黑人街区,希望寻找一针够劲的毒品。 /……”(见《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阿海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229-233页)

我的这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史掠影》肯定不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金斯堡的,但是却肯定是第一个将他写进了中文的历史书当中。这本书也和其他人的介绍文章、事件和人物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金斯堡在中国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我正在埋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兄长严力,在纽约和金斯堡成了朋友。

八十年代,诗歌是中国最神圣的东西。各种思想的浪潮从西方而来,头上都多少顶着一张诗歌的荷叶。在囫囵吞枣之中,金斯堡对于中国年青诗人的影响,虽然很大,但是却不是直接的。除了严力等几位早年去美的诗人之外,中国诗人普遍是不了解美国社会五十年代的郁闷和其他的社会背景的。也许是在今天,当诗歌终于成为不是东西的时候,中国诗人倒是多少能够体会金斯堡当年的闷骚。

但是金斯堡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中国诗人可以不理解他的闷骚,但是理解他的愤怒。“我这一代的精英在手臂上烫出香烟洞,表示对资本主义使人麻木的烟雾的抗议”,正是当年传诵一时的名句。中国诗人当时肯定不了解金斯堡在这里指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被消灭殆尽近四十年了,但是凡是写诗的人,却都知道“使人麻木的烟雾”。

“垮掉的一代”,在美国五十年代的语境中,蕴含了对当时社会由市场、伦理、选举、基督教等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存在的一种反动。当金斯堡影响中国的时候,这种语境毫不存在。影响中国的只是对社会反动的勇气。除此之外,金斯堡勇敢地将各种词汇,大俗大雅,统统入诗歌而朗诵之,相信对中国诗人在文学性方面也有相当的鼓励和启发作用。

旧金山的那位地方法官作出如此高明判决的半个世纪之后,金斯堡的影响在中国也逐渐式微。而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产生了金斯堡在五十年代奋笔书写《嚎叫》时的类似的语境和郁闷。可惜,远远地听到的,从那里传来的并不是充满愤怒的吼叫,不是敢于向“资本主义那使人麻木的烟雾”叫板的声音。我听到的是一片呻吟,逼住嗓子的娘娘腔,以及自虐下半身的低俗之声。

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悖论。金斯堡影响的一代中国诗人,是最没有相同语境的诗人;而相同的语境产生的时候,金斯堡在中国失去了魅力和穿透力。也许,中国正期待或者酝酿着自己的诗人,从“垮掉的独生一代”中破空而出;也许金斯堡已经属于历史,而且仅仅和八十年代中国的历史有关。

 

《自由写作》首发

 

李  笠:中国的人和事和我(组诗)

中国的人和事和我(组诗)

李 笠   

 

 

母亲,墙

她含笑站在长城上。阳光把长城涂成一根金黄的树枝, 把她涂成鲜美的花朵。“她没有死!”我对着手上的照片自言自语。

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看到了长城:一条辉煌的镣铐,落日给自由女神投下的长长的阴影子。

统一货币文字的秦始皇活着,他让欧元变成一轮喷薄而出的旭日,并让布鲁塞尔的黑西装汇成权力走廊里一支浩荡的的兵马俑:“我们是真正的中央帝国!我们……” 

一个墙的帝国!我们在那里呼吸。一枚十字架飞起,它摆脱了墙。它飞越城市,飞越一条把所有的绿色攥在手中的长城——河流。它在云上。它下降。为了和地上自己的影子结合。

影子在爬,在喊:“我们想工作!我们饿!” 喊声的回音从新建的柏林墙——铁丝网的另一头返回, 响成橡皮子弹的暴雨

暴雨中妓女用肉体在自己的月光——街灯下筑起一道长城。“我们强大无比!我们和麦当劳一样幸福!”

有人在喊妈妈。不是骨瘦如柴的非洲饥童,不是瑞典养老院里孤绝的老人。而是一个钢铁灵魂。帕索里尼!当拳头冰雹似地落在他身上,他不停凄声地叫喊“妈妈”。诗人最后的声音。这最后的声音在试图变成一道抵挡野蛮铁蹄的长城时,化作了夜空中一个闪耀的金环:一个膨胀的共同体!

童年住宅

三间房。三个家。共同的楼梯共同的走廊共同的厕所共同…… 屋里老有客人。喧闹。流动。一列把所有目的带往同一方向的火车。旅行总是从中饭后开始,到黄昏结束, 在母亲的喊声中。没有电视。但有石头,纸片,玻璃弹子。有时你会厌倦这一切,但你永远不会死于孤独。喷嚏,咳嗽,它们是共同语言的一部分。我沿着这些气息和声音成长,直到它们变成我的肺,耳朵,心跳。有一天我更换了火车。但我离开的那辆车常来看我,当我对着灯下自己的影子说母语,当一间百米平方的客房在午夜的黑暗里向我伸出带血的利爪……哦它在这里, 此刻,耀眼,像一个把摸当钞票的娼妓,我能摸它,听见它的喘息,一片拆迁后留下的废墟,那里一幢装铁门的别墅正在上升……

 

偷读年代

像偷渡
从阴沟的口子飞往星空

我们走入妓院
背对母亲的目光

一只伤口
露出所有的月光

我读
干裂的土地狂饮暴雨

我手淫
铀寻找爆炸的欢乐

那是初恋
一切美如抽象的明天

母亲和我

 

1

你一针针地缝着
我九岁的棉鞋
我看见回归线
跟随你指头移动
但并不知道
那就是二十年后
北欧雪地里
我踩出的孤单的脚印

2

你穿着一件
最便宜的
印着小白花的
蓝色衬衣
穿过我童年
现在,它在瑞典冬夜的上空浮现

3

树静立悬崖,像一把巨伞
我们坐在它底下乘凉
风吹起,树摇晃,撕着自己朝天空奔跑
这就是我们人, 你说
我们靠着遍体伤痕的躯干,一直坐到太阳下山

4

我们站在站台上。这是我去瑞典的那个秋天
我们看着前方
前方——除了此刻看照片的我——什么也没有
唯一闪耀的
是背景:一列火车,一道闪电
用分离
点亮你的含泪的双眼

5

世界依旧吃着你的的拿手菜

材料:
人心一只。猪血二茶勺。欢乐一克,忧伤五克

调味品:
孤独一勺,焦虑三勺,失望七勺
辣椒少许,大蒜少许,以及适量的盐酱油

做法:
1.让心片切,放盘上
2.放入蒸笼蒸一生,食用前撒入葱花即可

有时写诗时,会听见你
真诚的声音:我也写诗。但不用语言。我用原料

6

我:
夏天来了,你应该换换环境
上海人多,空气差, 而且闷热
世界很大。世界不只在家里
你可以吃吃瑞典的熏鱼
看看这里的岛屿,冰川磨出的礁石
这里有唐朝的空气,陶渊明的诗境
你应该换个环境。不要老呆在中国

母亲:
电视上我见过他们的夏天
为了摆脱身上的冬天,让皮
变成温暖的海滨,他们四处奔波
我知道北欧是避暑胜地。空气好
但我已经习惯浑浊的高温,人群
我坐在树下,知了就送来青山的幽静
我摇动扇子,海风就阵阵地吹来

7

一具孤烛照亮的尸体
耀眼,如五月阳光里的人影
凝视,世界就变成
菜刀,铁锅
我坐着,想变成一支安魂曲
但你不需要我。你充实
充实,你才如此安祥,如战争上空的蓝天
风呜咽。风说:不用再等
等信,等电话,不用再......
桌子,椅子,床,你的身体
随烛光摇晃
等待变成墓碑的沉默:
瞧,这么多花圈
活着的时喉,从没有一朵……

8

在你放内衣的地方
我找到一卷丝绸裹着的东西
三张纸
上面的一张
是我八岁时写的法书
中间那张
是奖状:三好学生
底下的一张
是我十岁时画的列宁
他一手插腰,一手指着前方

9

回忆,就变成梦……
你坐着。手端着一只空碗
我走向你,你变成椅子
我坐在椅上,俯身
你变成桌子。桌上的毛笔,纸
我写,你变成歪斜的“人”
你摇头,但没提高嗓门
我停笔,你变成床
我入睡,你变成大海
我飘游。我听见你叫喊,象被弃的孩子
孩子是醒后的我
坐着,写诗,写你
说过的话:宇宙,是一只倒置的空碗

一代人

革命!他和稀饭振臂高呼
然后上班,变成齿轮
夜到来。他望一眼星空。睡去

一个和尚出现在他梦里,说
那时一无所有,世界如空 
如今有了洋房,世界更空

被革过命的城市归来
满街的肉香,人参浴
离他的梦很远。离他的墓很近

来自阿尔巴尼亚的报告

海内存自己,天涯若比邻
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

1

没这首歌,我现在不会在这里:地娜拉!
满地的旧“奔驰”在没有红绿灯的街上飞跑
一头驴停在街角,像迷路的游客
广场中央,一个青铜骑士,流血流亡的原因

2

去北方的途中:废弃的厂房,赶羊的男孩
去北方的途中:一幢水泥大楼
没有阳台,但每扇窗都装着飞碟似的天线
终点:一个官员哭着向西方要钱

3

一排灰色的巨型石棺。这是新城
它像中国某个新村。牛吞咽垃圾箱吐出的东西
远处,被水库埋没的古城
钻出水面,像冤魂——希望工程的果实

4

毛泽东,他们说,是一个把伤口当桃源的疯子
他们提到63年。反苏。那时我三岁
满怀饥饿展望一天两餐的
前景:用人民的骨髓点亮社会主义明灯

5

明灯化为喧嚣的市场!山顶上
一家新建的“美国大酒店”如灯塔闪烁
山底:“东方红”正拖着一座废弃的中国设计的工厂
向唯一的前景——博物馆——爬去

中秋节想到一个中国诗人

他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块地
造了间小屋,为笼住家乡的月光
他冬天烧煤
读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诗人
诗带着他逃离死水
向大海游去
但赞美和诅咒
如二氧化碳和氧在他体内争斗
于是雪
不停从他诗中飘入庭院,变成月光

1999年圣诞节的奥德修斯

边界抽缩成掌纹。我躺成斜着的渡船。祖国
飘落成今晚瑞典的大雪
我握紧酒杯。酒杯——一只固定漂泊的铁锚

 

世界公民

1

雪下着日耳曼人的表情,我看见中国南方的雨
雨中小笼包冒出的蒸汽

我和一个瑞典女人共进早餐
她把外婆的早晨和自己抹成面包上的黄油。我咽着童年的泡饭

2

电视里,两种不同颜色衣服在为一只足球奔跑
冲撞,为了脉管的血变成上升的国旗

一张亚洲脸被欧洲的海关卡住
但商店向他走去:“你买, 你就能通行!”

3

二泉映月的旋律从泡饭里升起
把雪国的我化成青瓦上飞溅的雨珠

音乐静息成米粒——一个原始的真理:
年轻时, 谁都是天气的主人,老了,谁都是树根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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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伍:摇滚的狂荡(长诗)

摇滚的狂荡(长诗)

非 伍   

 

1

这是疯狂的岁月,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所有的舞步如同蜂拥的蝗虫

铺天盖地飞舞而来

妄图把自身那崇高的舞姿

镶嵌在人类那荒谬的历史的壁画上

于是,你看哪!

忧郁之舞,悲伤之舞

性狂疯傻之舞,倒戳交媾之舞

酣酗乱伦之舞,绝望嚎啕之舞

直到最后的死亡之舞

在这干涸憔悴的大地上

慌乱地展示着不朽的狂舞之影象

2

他象一只被打败的公狗

嚎吠在这条静寂的满是粪便的小巷里

他癫狂地哀号,并且一拐一跛地扭动着

那悲伤忧郁之舞

他之所以忧郁于全部身肢是他的心灵倍受鞭打 

他之所以被抛弃街巷是他的面庞呆滞阴暗于他的心灵并闪

烁出不可抑制的情欲他是一只被打败的公狗母狗遗弃了他

他四肢在地上爬行嚎吠着他的情妇

他扭动着笨猪似的躯体

舞蹈于他的忧郁和伤痛

他爬行,是一只公狗

他站立,是一具走肉

舔吃新鲜的粪便是狗的饥饿

发泄被压抑的情欲是动物的本能

他擂打着自身那虚弱的躯体

犹如白痴在原地打滚

他揪扯着蓬乱肮脏的头发

犹如疯子在痴癫的叫喊

他之舞蹈,他之狂乱

是在于他所垂涎的那根满是情欲的骨头—— 

一只正在发情的母狗

被一只战胜于他的公狗从他的盘中抢走而剩给他的是那些

引起他情思的残汤剩馕

3

这些日子总是那麽随随便便,想聊聊

你就走到街口

对着那根已经枯朽的电线杆

疯狗似的对它狂吠,你可以

在它的面前手舞足蹈,也可以

用你那只象干柴似的细腿踹它,还可以

用你的手臂撞击使它摇摇晃晃,总之

你想干甚麽都行

当你觉得甚麽都没劲的时候

你可以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到一家夜舞厅 

去吧,去欣赏那些晃动不已的丰腴的乳房 

去吧,去看看那些扭动不止的疯狂的屁股 

当你在这家夜舞厅象一盏游动的壁灯

感到激动不安的时候,你就跳舞吧!

迈开你的双腿,霹雳癫痴

扭动你的身腰,摇滚疯狂

癫痴!疯狂!你呵

就是摇滚舞星,你呵

就是霹雳之王

扭动吧,你那笨猪似的身腰

旋转吧,在地上滚来滚去

展示你自认为最美最美的舞姿

把头颅顶在地上,注意

千万别扭歪你那细小的脖子

这时,你就象一把巨大的弹弓叉

用你那银色的弹丸向女人们射击

完了,你不过瘾?!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向窗台蹦去

在窗台上,向大街上的人们狂吼

顺便做几个最美丽最高雅的舞蹈亮相,还不过瘾吗? 

那就撅起屁股,朝着空旷的蓝天,放几个 

震撼苍溟的响屁!

于是,你便心满意足的窜进舞厅的中央

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做鬼脸

这是你最好的媚态,舞蹈的传神

让他们欢呼吧:你这个摇滚霹雳;笨蛋! 

累了吧,去搂一个漂亮的舞女,脸贴着脸 

象锅贴一样在舞池中慢慢的转吧

有时,她会不高兴,最好的礼物

就是给她一个很很的吻

在她分红的脸蛋上印上你的名字

要不,你最好大胆地用手,拧她!

拧她粗壮的大腿

拧她肥美的屁股

让她的尖叫声在摇滚的伴奏中

回荡

然后,你再紧紧地楼着她的身腰

跳着癔梦般的舞蹈

进入你宣泄的梦乡

那疯狂的舞厅在摇滚乐的吼叫声中手舞足蹈 

所有性狂的屁股

晃荡,形成一条溢满情欲的大江

那媚态欢笑的乳峰在园舞的错乱里

围成了一道道乳形的山脉

诱惑,这里蛇腰扭动

那禁果—男人的心已被偷吃得精光

剩下的只是一具具没有灵性的躯壳

凶恶的诱惑,残忍的噬咬

复仇吗?是的,复仇!

因为你已把她的贞操占有

于是,那仇杀的种子在情欲的土地里

播种

于是,那相互掠夺与残杀的欲念随着狂乱的舞蹈 

在那些被诱惑的男人心中

蔓延

于是,所有的呕吐,殴打

在女人的复仇的尖叫声中

占领了男人的整个精神世界

噢!舞蹈吧,狂乐吧

整个淫乱的夜舞厅

在战抖,在摇晃

象一个精神失常的癔淫者

狂奔

蹦跳着进入那思想贫乏丧魂落魄的天堂

而你,当舞会完蛋后

便带着那个狂荡的舞女

去酒店

和她狂喝烂醉吧,把你的工资

乃至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换成酒

喝吧!喝完所有的一切,然后

只穿着一条裤叉向家中滚去

并且构思着,怎样向老婆吹牛

而得到她的谅解和怜悯

好了,一切癔梦都做完了

那胸中的欲火也熄灭了,这样最好

你跟跄,你吼叫,在月亮的耻笑中

玩了一个摇滚霹雳的最好的舞姿

影子般躺在早已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在最后一盏街灯的照料下

象一条被遗弃的死狗

昏睡,直到天明

4

当所有的飞鸟都向着时间的圆形旋转时

逝去的岁月

用它那把无情的刻刀,残忍地

镌刻着干涸柔弱而憔悴的大地

人类也将前扑后拥的在岁月那把残忍的刻刀下 

被雕而死去

他们那些希望、欲望、狂妄乃至绝望的幻想与理想 

所形成的狂舞之影象,都随着

这凝固而沉闷的天空

蠕动而裂变的大地,在山崩地陷中

被埋葬

时间和空间在这些狂欢而错乱的舞蹈中

缩短,变小

太阳将把它那疯狂的光芒

照射在另一个黑暗而有生机的星球上

我们这些多麽渺小而孤独的人类呵

在暗无天日的夜空下

狂欢吧,舞蹈吧

裸露着你们的躯体

展示着你们

肥美的屁股,粗壮的大腿

丰腴的乳房,野蛮的身腰

在化为金、木、水、火、土的那一瞬

你们将感到无限的欢欣,狂乱,悲哀与绝望 

但是,你们是对的

当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欲

当所有的癔病、癔幻、癔淫

在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里

都将以自己的狂乱之舞

化为影子

被镶嵌在黑暗的夜幕中

形成灰烬

于是,那虚假的天国之乐园

将重新为你们开放

而你们的形体却如同雕像一般

呆滞,傻笨

男人与女人将没有爱的诱拐

一切都趋于灭寂

是那样冥静

是那样清爽

1987年12月20日初稿于贵阳

1988年6月2日——19日定稿于北京燕山 

 

《自由写作》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