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默:浴 火(短篇小说)

浴 火(短篇小说)

沈 默   

 

昏暗的石子路踉跄着向后退去,雨旁摇摇晃晃的陋屋象幢幢鬼影般向他扑来,但借着酒壮胆,他无所畏惧。

王阿根今天穿了件深藏青色的茄克衫,有八成新,底下是一条哔叽呢的旧西裤,一双白色旅游鞋。他不喜欢穿牛仔裤,嫌这劳什子太紧,小弟弟有些被拘禁得象是透不过气来似得感觉。

他虽然从小生长在上海,但家境贫寒,文化大革命中又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多年,因此看上去始终有些土气。他长了个典型的国字脸,浓眉大眼,就是嘴唇薄了一点,额头也低,而且皮肤黝黑黝黑的,充分显示了插队落户时红太阳的威力,晒得至今没有褪色。

一只野猫突然从脚下窜过,吓了他一大跳。这条巷子本来就小,加上两边拆迁搬走的人家丢下许多垃圾什物,又没有街灯,仅靠月亮惨淡的光,远远望去,犹如踏进了一片鬼域。

阿根祖宗三代都与火打交道,据说他的曾祖父逃荒到上海后,侥幸找到一份救火会的差事,那时候连个头盔制服什么的也没有。就几个半饥半饱的汉子,拖辆装有大木水桶的车,提了些面盆、拨火棍之类的,一有报警就敲敲打打的去救火。到了阿根的爷爷,他老人家居然从小对巷头的一家铁匠铺敬畏起来,天天到那里去帮忙拉风箱。拉着拉着,被铁匠收了徒弟,再拉着拉着又被老铁匠招了女婿才生下阿根他爹。

阿根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只记得很小的时候,半夜有人拼命敲着他们的木板门来报噩耗,说参加大炼钢铁时上夜班的父亲因生产事故被沸腾的钢水浇死了,死的时候人踡缩成了一团,如一截烧焦了的炭。阿根躲在哭晕了的母亲身边,吓得连看都不敢看父亲一眼,只觉得周围都是火,热得教人透不过起来,他害怕极了。

插队落户回城以后,他被街道分到一家保温瓶厂工作,自然又是同火打交道。他每天在玻璃溶液前烤得汗流浃背,直到前一阵子接到通知,说他这个先进工作者同样也被下了岗。捏着薄薄的一叠人民币走出厂门,虽然离开了炉火,他的感觉还是热,热得教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难道火真是我们家的宿命?”醺醺的脑际突然冒出了一个古怪的念头。人的命运有时候真的很难预料,特别是在解放后乱世多于盛世的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神化到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长期造神运动的结果,使得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民毫无自己的信仰,只能对极少数人所制定的党的政策顶礼膜拜如神明。

就拿王阿根来说吧,当年是党的政策让他与同学们一起一夕扬名,成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小将,一度甚至去主宰别人的命运。可偏偏也是党的政策在“清五.一六”运动中把他关进了牛棚,后来又让他插队落户,到山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种忍饥挨饿,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以及“早请示,晚请罪”的日子,恐怕一辈子都磨灭不了。后来又是党的政策是他回到上海进了保温瓶厂工作。虽然在滚烫的炉膛旁工作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但与在山区修地球的日子相比则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接着又是党的政策使他成了下岗工人,靠一点微薄的生活津贴度日,过着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现在屋漏偏遭连夜雨,又是党的政策要把他祖传的这一小块立锥之地也抢了去,让一部份太子党先富起来,而且党的政策令这些遭到抢劫,含冤受难的人上告无路,求诉无门!

隐隐约约看到了家中的油灯光,阿根心中一阵温暖,仿佛在黑暗森林中迷路的人看到了远处的村落。突然“咣!咣!咣!”的巨响连续不断地轰鸣着,脚下的大地随之震动起来,这是隔邻已拆迁完毕的区,打桩机日夜不停的在赶工,震得人头昏目眩。据动迁组私底下的说法,这其实是对付钉子户的好方法。谁叫你抗拒拆迁?总有一天把桩打到你门前来,把你家团团围住!你不怕停水、停电、断路,但你的耳膜和五脏六腑可禁不住打桩机的闹腾――那是一种几乎会把人逼疯的噪音。

破旧的木板门上贴着一张区人民法院的强制拆迁令,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阿根咒骂了一声,一把将告示撕了下来,再吐上一口痰。为了该死的动迁,阿根家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他年迈的母亲因为与动迁组理论,说他们分房不公,一下子气血上湧,中风倒地,送到医院也没能抢救过来。他怀孕的妻子为了扶持婆婆,急得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结果早产的女儿在育婴箱里足足待了一百多天才出院。女儿的小命虽然保住了,但母女俩从此落下了一身的病也背上一屁股的债。

阿根家的要求不高,就是想和其他邻居一样分到离住家不远的工房去,或者搬到闸北区他工作的工厂附近也好。至于说他的妻子还没有报上户口,不在分房人数之内,他也就忍了。可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要求动迁组就是不答应,说什么名额已满,硬要他们迁往浦东。

长期以来上海就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如果搬到浦东,阿根为了陪着妻子和女儿去上海看病治疗、领生活津贴、报销医药费等等,必定要经常摆渡往返,不要说多化了好几倍的时间,光这路上的花销就不是一个下岗工人的生活费所能负担的。阿根想到这里就愁肠百结,夜不成寐。可动迁组组长朱红朝却是阿根的死对头,记得当年阿根糊里糊涂的跟着班里的一些高干子弟组成什么战斗兵团去造反,也曾经斗过房管局的处长朱红朝,因为朱红朝的父亲是工商地主,本人又参加过三青团。阿根身材长得结实,又不善词令,自然就被分配去看押“阶级敌人”一来二去的就与朱红朝结下了樑子。俗话说“冤家路窄”,阿根偏偏在分房的时候又遇上朱红朝。朱红朝先说阿根妻的户口不在上海,因此连腹中七个月大的女儿都不在分房之列,后来又说原来谈好的面积要改变,刚刚气死的老母亲也要除名。最后全家只有王阿根一人能发到巴掌大小的一间房,而且是在浦东。

阿根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拆迁,拆迁,拆得家破人亡!”他到处奔走上诉,找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找房管局、找区法院、找工会、找纪检委、找政协、找妇联、找报社……几乎踏破了铁鞋却毫无用处。就这样皮球踢来踢去之后,阿根家成了“钉子户”。

妻子抱着女儿在煤油灯下发呆,见到阿根带着满身酒气回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生性懦弱的她当时从乡下嫁到上海,就是为了看阿根还有这么一间破木房可以遮风挡雨。只要有口饱饭吃,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哪怕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总比乡下好。可人算不如天党算,现在一改革开放起来,他们就连这一间小小的破木房也朝不保夕。她真不知道她们母女俩今后会飘泊到何处去。

“斜对面的阿四家和后弄的李老师今天都搬走了,一定是动迁组又给了他们增加了面积,现在只剩下我们家……”女人絮絮叨叨的告诉着男人。

“妈的,还说什么街坊兄弟同进退,打死也不搬。结果加了一两平方米就做了缩头乌龟,真不是东西!” 阿根要倒水喝,摇了摇暖瓶,暖瓶是空的,看看煤球炉也早已熄了。他叹了口气,到水缸边舀了勺冷水,一口气咕咚咕咚地全灌了下去。

“听说这块地是陈云的儿子同香港大老板合起来买下造什么度假村的,市里同区里边催得紧着呢,我看,不如……”
“什么陈云、陈风的,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小老百姓干了一辈子活,两手空空,就只有这么一间祖上留下来的小房子,现在还要千方百计的把我们赶出去,把地皮抢走。这是什么世道!”

“可捱得过今天,捱不过明天,女儿又病得厉害,这断电、断水的日子可怎么过哪!……”妻子又嘤嘤的哭泣起来。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我就不信人民政府会把我们赶到大街上去住。要是这样,我就跟他们拼了!” 阿根头昏脑胀,心里烦躁得厉害。他大声嚷嚷着爬上小阁楼,一躺到床上便觉得浑身酸痛――这还是插队落户时落下的病根。“又要变天了……”他喃喃自语着,哼哼唧唧的翻了几个身便沉沉睡去了。

忽然有人大声的敲门。阿根睡眼惺忪的忙爬下楼梯去开门。门一打开。外面站着的竟是动迁组组长朱红朝,他满脸挤出阿谀奉承的笑容,与以前判若两人:“啊呀呀!阿根啊,你写的信市里领导都收到了,你的困难党和政府都非常关心。市委赵书记说:决不能让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让王阿根这样一个先进工作者受到丝毫委屈。现在房地局领导特地批给你一家三口一套两房一厅的新工房。喏!钥匙就在这里,我陪你去看看?” 

阿根半信半疑的跟着朱红朝就走,不一会到了一幢刚竣工的崭新的大楼。阿根在朱红朝的指点下用钥匙打开了其中一套房间的门,只见这套房宽敞明亮,有厨房、有浴室、有婴儿房,虽然没有阳台,但阿根已经满足了:“我这是不是在做梦?看来还是党的政策好。我们工人阶级现在虽然不能领导一切,反而被一切领导了,但是这最后一小块栖身之地,人民政府还是会给我们的。”

阿根兴緻勃勃的忙着丈量房间,他正打算着怎么样想办法安置几件还勉强能对付着用的旧傢俱。“这里放方桌,这里是五斗柜――虽然掉了只脚,用木块垫一下还能用。里屋放床。床头柜,瓶瓶罐罐就先放在床底下……”

突然又有人狠命的捶这门,那声音惊天动地几乎要赶上打桩机的可怕轰鸣声。

“阿根!阿根!快醒醒!他们……他们来强迁了!”妻凄厉的叫声、女儿的嚎哭声,夹杂着一些敲敲打打的巨大声响把阿根从美梦中惊醒,他赶快套上衣服衝下楼去,只见朱红朝带着一群外地民工正七手八脚的把他的傢俱往停在门外的大卡车上搬,有几个民工正在用大锤子在敲毁他的墙壁。

“你们在干什么?” 阿根大吼着,他对梦境和现实的剧烈反差似乎还没有能反应过来:“谁叫你们来搬的?快给我住手!”

“唔,阿根啊,这是区法院的强迁令!我们是好心好意来帮你搬家的,你的运气真好,现在连搬家费都可以省下了。”朱红朝皮笑肉不笑的拿出一张盖有大红公章的纸在阿根面前一晃又赶快收回到口袋里,象是怕阿根会一把抢过去撕烂了或吃下肚似的。

“好人哪,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给我们母女一条生路吧!看看孩子病得这么厉害,难道叫我们睡到马路上去等死吗?”妻抱着哇哇大哭的女儿,跪在几名壮硕大汉面前苦苦哀求着。

几个民工犹豫了一下,动作慢了下来,有的人还悄悄地往外退去。朱红朝却变了脸,一声断喝:“还不快搬!首长马上就要来奠基剪彩,误了开工时间,你们全都给我滚回乡下去!”

呯的一声,一只旧茶壶打破了,桌子也断了一条腿被生拉硬拽了出去,孩子的衣服、尿布、被褥洒了一地任人践踏着。
有两个壮汉在朱红朝的指挥下把挡道的阿根妻连人带怀中抱着的孩子一起生生的往外拖。阿根妻哭喊着、嚎叫着,衣服也挣破了,露出了粗糙的肌肤,就有如一头护仔的绵羊在狼群口中挣扎一样。

“住手!”气红了眼的王阿根一把拎起放在屋角的煤油桶大步衝上阁楼,才三两步便爬上房顶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只打火机。底下的人全都惊恐的奔到屋外,眺望着他,以为他要放火烧房。

“我从一数到三,你们再不滚蛋的话,我就立即点火!”王阿根怒不可遏地把一整桶煤油从自己头上浇了下去,还把手中的空油桶狠狠的摔向朱红朝,却竟然没有命中目标。

在早晨哀伤的阳光下,王阿根头上的、身上的煤油闪闪发亮地往下淌着,像是随时随刻会窜出骇人的火舌。

“阿根啊!阿根……不要……”妻急得昏倒在地上,孩子在母亲怀中拼命嘶哭着,像是从刺鼻的煤油味中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你们看什么?快搬——不要理他,不要上他的当!”朱红朝回过神来立即对民工们大声嘶吼。“党的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强迁令一定要执行,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我们改革开放的脚步!”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区委书记铿锵有力的声音。

“快干!快干!谁干得好我给谁发奖金,我还给他转合同工!”朱红朝大喊着,跑前跑后的催促着。王阿根脸上流的是亮晶晶的煤油,朱红朝的胖脸上流的是亮晶晶的汗,民工们又继续努力地把破傢俱室外。

“一……二……三!” 王阿根忽然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奇怪、好陌生,他机械地按下打火机的按钮,只见兰色的火光一闪,轰的一声,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满是火的向他走来……。

二00六年八月十二日 脱稿于渥崙

 

《自由写作》首发

 

阿  钟:烹孩(散文)

烹孩(散文)

阿 钟   

 

 

烹孩

在一个看似自由的世界上,人们都懒洋洋地伸展着四肢,没有太阳,但他们看上去都很明亮,他们坐着或站着,使人感到他们已经吃饱了,他们的脑子里几乎没什么可想的。而我的兴奋有点过火,我坐在轮椅上,与其他病友互相追逐着;其实我并不是真的兴奋,我之所以这样活跃只是为了引起未婚妻的注意而已,她高不高兴是我最为关心的事。未婚妻手扶栏杆静静地坐在那儿,但我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恰如其分,能让她高兴。我继续夸张地使劲让轮椅飞跑起来。

我抬起头,看见对面的阳台上一个老妇人,身上扎着围兜,正在宰杀一个小孩,她用绳子使劲勒那孩子的脖子。这里的居民都是这样宰杀家禽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宰杀鸡或其他动物。孩子也是他们的食物,家中会有很多孩子,其中长得丑的、或看上去不太聪明的孩子,他们就用来炖汤,就象炖鸡汤一样,这是本城居民的一道主菜,但这道菜是不是真的很有益于身体健康,又有谁知道呢?

孩子挣扎着,拼命哭着喊着求饶:“外婆,我以后再也不敢淘气了……”但好像没人听见这样的哭喊,谁都无动于衷,人们对这样的喊叫声已经习以为常。在本城中,又有谁没有吃过这道菜?宰杀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窗口

夜很黑,弄堂里已没有人,只有一只孤零零的路灯照着你的窗口,二十步开外的地方,还有一个孤零零的我斜靠在躺椅上,视线正对着你的窗口。

这是台风季节,刚下了一场大雨,台风几乎要把屋顶都要掀起来,但在这样的盛暑,台风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福音,使被这酷暑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人们可以喘一口气。

台风下的人们在安睡,但我却清醒地回想着种种不快。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刚出学校,就被社会拒绝了,我没能得到期待中的工作,成了这个社会中最不堪面对的群体成员——待业青年。

台风呼啸着,但内心的火焰吞噬着我的精神,我在昏沉。

我面对着你的窗口。

雨已停,雷已息,闪电已过,风继续在呼啸,静静的弄堂里只有我在昏沉。

但是突然,在你的窗口出现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景象,死一般沉静的夜一下子变得生动起来。是你出现在窗口,你脱掉夏衫,露出了少女的酮体。路灯下,你的美不加掩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所有的器官都在这一刻一下子全部张开。这种女性肉体令人手足无措的神性,难道不是我们一切信仰的基础?这种引诱简直令人伤心欲绝,因为它触动了并非经验中的某个记忆,它是从记忆的背景中浮现出来的;如果它同时代表了某种不祥的预示,但却是对一颗准备闯入社会撕杀一番的雄心的初次软化!

但这只是一瞬间,你就在窗口消失。从此以后,你的窗口就成为我期待中的一幅画,你是这幅画中的主人公。但是主人公消失了,在这幅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国家领袖

国家领袖召集一群人进行密谋。在暗淡的灯光下,国家领袖已其仁慈的心肠打动了每一个人心。由于过于肥胖,国家领袖需要旁人不断地为其擦拭流不尽的汗。但国家领袖并不因其过于肥胖变得笨拙,反而常常以其敏捷的行动令人惊叹。国家领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他让参与今天密谋的人作为他的左臂右膀承担最重要的责任。国家领袖是一个会计师,他抓起抹布擦了擦嘴,然后告诉他们应如何记账。国家领袖吩咐每一个人所要做的事。暗淡的灯光令人温暖,由于得到重用,暗淡的灯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既凝重又愉快,这是一种稍加掩饰的愉快。权力使人突然变得生动起来,使人变得机敏和有斗志,于是一场革命开始在一个楼里、或曰在一个小巷里悄悄地发生。一些被革职的人开始将其寓所腾空,以便新掌权的人入住。曾经趾高气昂的人突然变得低声下气,而原先名不见经传的人却在那儿发号施令。国家领袖以其巨大的支配力改变着这个小小团体的权力结构。国家领袖上楼去了,他在别人的搀扶下,进入了最高层。从此以后,出现在照相机闪光灯下的将是一群崭新的权贵。革命其实就是国家领袖的突发奇想,没有国家领袖的恩准,要想革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老态龙钟的国家领袖,我们还能指望你什么?

 

 

《自由写作》首发

 

武宜三: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命(散文)

我的写作与文化大革命(散文)

武宜三    

 

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

大字报《院党委拋出“死老虎”,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大约可以算是我的第一篇政治评论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各大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当时是东北工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我,本来是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才投考工科专业的,所以非常喜欢读书;想到四年级就开始学习专业课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当年想把书读好也不容易,因为有“只专不红”的危险。我虽然是共青团员、系学生会的干部,但因为读书成绩比较好一点,加上父亲有所谓“历史问题”,便成了“问题学生”。常受到“政治辅导员”的旁敲侧击:要注意“又红又专”。他经常炫耀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火线入党”并提前毕业而成为党的政治工作者的光荣历史,以及一年一席在毕业生中抓“反动学生”的战绩。我隐约觉得,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反动学生的“候选人”。后来文革中有人抄了他的办公室,果然发现他收集了很多我的“反动言论”:例如上政治课时奉命仿真反派的发言;例如《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看法等等。

学校每年都要在毕业生中按比例百分之五至十来抓“反动学生”。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也为了表现自己革命立场,政治辅导员往往都要超额完成任务的。因此,从学生一入学,政治辅导员就开始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他或者依靠党团员中的骨干分子和争取入党、入团的“进步学生”的报告,或者在个别谈话、“谈心”时引诱你暴露“活思想”,甚至是政治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然后剪头去尾、罗织、比附、上线上纲,再装入档案袋。我班廿多个同学中,竟有五六人与我同入黑名册。在这里,我应当记下我的政治辅导员王X昌和马列主义理论教员金蕴X的姓名,他们两位曾密切地配合着在我们班上作了十二分精彩的表演。

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点不错!共产党员们那么残忍、那么泠血、那么伪善,而又那么暗藏杀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毁掉一个青年学生的政治生命,可以轻轻松松地断送一个人和他一家人的幸福;可以毫无内疚地把他的学生、同学、“同志、阶级兄弟”,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可以心安理得地为别人制造悲惨的灾难。

这些当年或昧着良心,或丧尽天良地以别人的鲜血染红顶子的“政治工作者”们,可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好象还没有,至少我没见过。我倒知道这些人后来都混到教授、博导什么的,先是红、后是专,所有好处他们都捞足了。

共产党是迫害狂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向东北各高校派工作组,六月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哪里鼓包鼓的大,哪里派的就多。”(《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铜墙铁壁》第二十六号,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辽宁省委、中共沈阳市委联合工作组策划和指使下,同时为转移斗争方向和保护自己,以郝屏奋、王太明为代表的中共东北工学院党委拋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被整下台的原党委书记兼院长柳运光和所谓“柳运光反党集团”,对他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野蛮批斗:批斗者作饱含无产阶级义愤状,声嘶力竭地读着经上级批改过的批判稿,控诉柳运光的所谓罪行,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不许他申辩,只允许他回答是与不是;只要一申辩,就马上抢走他的话筒或拔掉电线;再用高昂的“不许柳运光放毒”、“只许柳运光老老实实”、“柳运光要低头认罪”、“打倒三反分子柳运光”、“誓死保卫院党委”、“柳运光扁茄子了”等口号来淹盖他的“放毒”及羞辱他,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严格和精心彩排的。

四十年后的二OO六年,我写了一封信给这位终身坚守理想主义的老革命家:“数以千万计的仁人志士拋头颅、洒热血,最后不过是摧毁了一座旧监狱;但又建造了一座更大、更坚固、更黑暗、更恐怖、更血淋淋的新监狱,然后再把他们自己和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我说:“对于您,把一生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老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也许是您所不能接受的、痛苦的、残酷的结论。但这却是事实!”

学院同时又以反右派、反右倾的老办法在教师中抓了一大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例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赵惠元教授,是非常受同学爱戴的老教师,却被当作“与党争夺接班人、反对毛主席教育革命的反革命分子”送到各班接受巡回批斗。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议上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学生“右派”。不久又在沈阳三所大学工作队长会上说:“批判比例多大?百分之一、二、三,学生百分之五左右。”(《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穷》)在刘少奇、邓小平和宋任穷的工作组专政下,院党委也在学生中大抓反动学生和右派学生,李奇、吴蓓莉等几位学生是全院批判的重点。那两三个月,校园里笼罩着“白色恐怖”,像我这样的“问题学生”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据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的统计,沈阳六所大学中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即达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总人数百分之九。可是文革后邓小平们却把亲自部署的打倒老干部、整知识分子和整群众的罪恶都推到所谓造反派头上,可谓插赃嫁祸、颠倒黑白,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晚上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我搬了张靠背椅坐在走廊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十六条》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这几句话,绝对让我松了一口气。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中共东北局和中共辽宁省委在沈阳市组织了有几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收听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的现场转播。东北工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被安排在偏僻街道,便举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标语牌冲击主会场。除了个别警察、老工人和学生有碰撞外,学生队伍基本畅通无阻。当时我们热血沸腾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国际歌》,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路上”,确实有一种被解放的轻: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
向着自由,
向着新中国发出的万丈光芒!”

从此,沈阳市的大学生就走上了社会。接着有《西安告急》大字报说,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因受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迫害而自杀,要求全国声援;我就写了一张“兹有本校学生某,家庭成分贫农,准予外出串联”的介绍信,先找王X昌签名,再到院文革办公室盖公章,之后和低我一级的本系几个同学坐上不要钱的火车到西安去了;动身前贴出了题目是《我们要造东北局、省市委的反!》的大字报。在西安碰上的几个福建籍的清华大学、东北工学院学生,便一起“杀回福建,去造叶飞的反”了,直到1966年底才冒着严寒回沈阳。在这两地,除了演说、辩论外,自然也写了许多大揭露、“大批判”的文章。

文革发生的社会基础

探索文革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但大部份只分析上层的权力斗争、毛泽东的阴谋和威望;近年刘国凯等人的“人民文革”说,却从广大人民群众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并引起热烈争论,深得我心。

比如,上海市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召开的《彻底打倒以曹狄秋、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一百多万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雨雪之中坚持站立数小时之久?说是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煽动”,是徐景贤、王洪文的“策画”,说得通吗?

我本人参与和组织的西安市《揭开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路线斗争盖子大会》和福州市《批判福建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及许多街头辩论会,规模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数万人;在“徒步长征”途中也应邀到河北廊坊附近的农村搞了一个多月的文革运动,帮助当地贫下中农打倒了他们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并成立了大队革命委员会,大受群众欢迎。几个外来大学生就能“所向披靡”、有那么大的能量吗?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亿万人民累积在心中的、对中共各级政权怨恨的总爆发罢了。

十七年里,中共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暴力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反右派、工商业改造,尤其是三年人祸饿死四千万人,仅四川一省当时就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这是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从省委内部文件上看到的,并到北京向杨尚昆、公安部、民政部作了汇报,得到杨尚昆等确认的数字。(林雪:《我向中央讲实情——访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龙门阵》,二零零六年第一期)随后又有反右倾、四清等运动,斗争不断,老百姓不得安生,且贫困不堪;而各级党政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尤其高级干部骄奢淫佚、夜夜笙歌。例如,各省市都有高干娱乐部,狗马声色,五毒具全。毛泽东的豪华行宫几乎遍布各省市,就是中共腐败的典型代表。对于广大工、农、复退军人来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是奴隶的奴隶。(鲁迅)“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尚书》中这句话大概可以解释当年“一人奋臂,万方景从”的群众心理。

就这样的十七年,如今居然成了一些人口中的“黄金岁月”。因为邓小平的分赃社会主义比毛泽东的叫化子社会主义给工农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谁先富起来呢?是邓小平和他一伙“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子女先富起来了;靠什么先富起来呢?靠老子有权好办事,狗仗人势,巧取豪夺,把国有财产、国营资产、人民血汗装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邓小平把“改革”叫做“摸石头过河”,可是摸了二十多年,到如今也没过到河。他们自己倒摸了不少好处去。工厂改制、工人下岗,城市暴力拆迁,农村野蛮征地,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地产暴利化。把老百姓摸进更加一穷二白的烂泥潭。

马克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之谓也。我问我的老院长:“老院长当年满腔热血沸腾地参加革命、领导天福山起义,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新中国’吗?”

我一家的苦难

我祖父出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只读过一年私塾,廾五岁才结婚。他是个多面手,除耕田的犁耙插割外,也会烧炭、捕鱼、打腊;还靠自学掌握了堪舆、择吉、合婚、卜卦、简易中医等技能,文化程度达到通解《三字经》和代人写楹联的水平,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土地改革时他被任命为乡农民协会秘书,专责丈量土地和填写《土地证》。土改后,他辞去农会职务而安心务农,一边买牛种田,一边在分得的山地上广种松、杉、竹、桐等经济林木,合作化估值入股时,林木己值一千多元,是乡中林业大户。可惜他的劳动成果全毁于后来的大炼钢铁和盗伐,今天只剩荒山秃岭矣。

从我懂事起,祖父几乎过没有什么顺心的日子。三反运动,父亲被诬为“贪污分子”,祖父为“退赔”事四处奔波、心力交瘁。一九五七年父亲被视为“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回乡强迫劳动改造,给祖父打击巨大。大饥荒期间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米(十六两为一市斤),他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苦不堪言;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一九六二年逝世,年仅四十一岁。文革中我家遭五次抄查,几代积聚的万余册新旧书籍被当“封资修”抄走。而他因顶撞当地游民分子,被挂牌在各自然村中游街示众,从此悲愤交加,病卧不起,于一九七四年含恨去世。

父亲生于一九二三年,念过几年私塾和新式小学,做过小店员、山区私垫教师,一九四八年九月参加中共地下游击队,一九四九年四月成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区委秘书、县总工会秘书等。一九五七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被当作“不纯分子、投机分子”而开除党籍、清洗回乡,受尽岐视和打击。文革中更被列为“坏分子”遭管制,批判、斗争之外,更服无偿苦役达一千六百二十天(次)。一九七七年遭公社武装部扣押十八天。我弟弟的缝衣机、义弟的木工工具被大队扣留十个月;以地下黑工厂之罪名罚款一百五十元。受冤遭罪二十多年后,父亲于一九八O年获“平反改正”,恢复党籍、工资待遇,办理离休。

但他二十多年的损失却是不可估量,也无法弥补的。他二十多工资不给补发外,政治等各方面损失尤大。如果他不失去公职,我母亲断不会在三年人祸期间饿死。因为父亲被诬陷蒙冤,上累及祖父母;下累及我兄弟妹,我从初中起就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只能上东工这样二三流大学、学冶金这样傻大黑粗的“非保密性”专业,政治上受岐视,被当作“反动学生候选人”,前途一片暗淡凶险。弟妹则根本没有上学机会,如今沦为“弱势群体”。

我的遭遇

文革中虽然看到中共政权的专制腐朽,但也只有“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平。自解放军奉命介入文革后,由于高级将领与地方首长同属特权阶层的关系,他们天然把原来官办红卫兵当作依靠和扶植的对像。在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钖联、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如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凌少农运筹帷幄之下,原本已经出现大联合局面的辽渖地区出现了三派鼎立的大分裂。在军队支持下,以尉凤英、李素文等劳动模范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为招牌的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凌晨出动十万人围攻东北工学院,从此由陈李凌挑起的武斗在辽渖地区越演越烈。

这时期我写过《批判沉阳军区带枪的反动路线,解放宋任穷》、《就目前辽沉形势答〈辽沉战报〉记者问》等大量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多被同一派的工人、大专院校和中学生组织转抄、翻印,贴满沉阳市大街小巷。有一次,钢冶系主任周自定教授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核对一条毛语录,原来他虽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却不甘当逍遥派,也私下在帮红卫兵传抄大字报。可惜这位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正直的留美炼钢专家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人毛泽东思想联合宣传队”进驻东工后,不堪迫害而跳楼自杀了。当年留学有成的高级知识分子,轻信毛共的宣传和统战,为了建设所谓“新中国”,放弃了彼邦优偓的待遇而上了贼船之后,也不知历经了多少劫难,经过了多少运动的煎熬。最后像周教授这样可怜地惨死在毛泽东‧林彪‧陈锡联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的,在东北工学院有好几个;在辽沉、在东北更不知有多少了,令人扼腕叹息。

乱伦分子陈锡联(见罗点点《回忆录》)当权后,辽沉造反派受到严重报复和严厉清算;我背着装满了黑材料的档案袋,发配西南三线基建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作“内部控制”人员使用。每有重大活动,例如吴法宪亲临视察之类,我便是受监控目标;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他是受保卫科指令在监视我的,提醒我凡事小心。胡风说:“咳嗽都有人录音”,我算有了亲身的体验。

在政治上受岐视外,连交女朋友、谈恋爱,都要被人查档案;加薪晋级也遭百般刁难;出外参观学习,“保密单位”不让去;即使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臭老九”也要让工人优先。在事事不遂心,前路暗淡之下,一九七九年冒险“申请赴港探望岳父”,侥幸获批,从此定居香港。所谓“冒险”,是指一旦申请不获批准,就会背上“不满社会主义、向往资本主义”的罪名。

我因在少有人申请出境的四川,较容易得到批准;但妻子儿女在福建却因政风腐败而受尽拖延,直至一九八七年才获成行,一家得以团聚。“家庭团聚”这条最基本之人权,在中共来说也是不屑一顾。夫妻分居满一年,才有七天探亲假。许多夫妻分居数十年是常事,不少家庭悲剧和社会问题就因此而产生。毛共政权完全是洪秀全太平军的翻版,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灭绝人性的流氓法西斯政权。

庆父不死,鲁难不止 

让我最后看穿中共本质的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坦克和枪声。刽子手用带血的手撕下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他那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不彻底揭露毛泽东共产党滔天罪恶,不把共产党反动派骗人、害人的歪理邪说批臭,中国人就永远没有民主宪政,永远享受不到“言论与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就永远无法摆脱专制独裁的陷阱而走向现代化。我愿意和一切有志于此的善良的人们,一起努力。

31-Aug-2006定稿于流浮山庄

 

《自由写作》首发

 

杨远宏:对“旧日子”的叩访(书评)

对“旧日子”的叩访(书评)

──读《旧日子–贝岭诗选》

杨远宏   

 

对多数人而言,阅读贝岭的《旧日子–贝岭诗选》也许正如欧阳江河在《89’后国内诗歌写作》中所说:“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的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就连贝岭自己也早在1985年就歼语般地写下:

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
將在一片歌聲中搖曳

(引自詩作《太阳歌手》)

后来的“历史”(一切到来都在到来中死去,在到来中倒进历史)表明,诗人当年天才的敏感,成了一个惊心的预言和歼语;而欧阳江河沉重的历史叙事,在历史被交给一把剪刀之后,也暗示了一个“新”的阅读和写作时代的开始。我们都知道期间发生了些什么。贝岭的歼语和欧阳江河的历史叙事,在另一个时代得到了众多写作和阅读(多数情况下还是阅读在先)现象学意义上的雄辩支持。社会语境的、功利心理的、写作自律的复杂,微妙交织的现象学括号还在加大;它有时更像油榨机两边的榨板,在对生命/灵魂/精神作最大限度的逼榨,然后才是中间的“干货”──写作文本。然而加括号毕竟只是意愿性的、可能的悬置,并不构成切除或“袪魅”的必然与无可挽回。有时情况正好相反,当人们被括号一再悬置、榨取的惊觉之后再去触碰那括号,一切遗忘瞬间觉醒,括号之内会碰撞出没加括号时更惊心动魄的眩光。对多数诗人而言,说来有点自惭行秽,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认真想过要加入这个括号,因此在打开贝岭的《旧日子–贝岭诗选》时,虽然我可能感到“变得格外遥远”,但非但没有感到“任何试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的努力都有可能………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就贝岭相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成为隔世”的另类写作而言,在当下太多迷幻和虚妄的写作语境中,我反而感到一种对严酷、抗诉、坚忍、沉思的写作品格的激活和必需。

其实事情发生得比这更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多数诗人在对旧形式突围和文学史情结双重“影响的焦虑”的挤压和策动下,把批量的想象和亢奋消耗在文本形式不断翻新的构思和确立中,消耗在不断生产翻云覆雨的诗歌事件和诗歌现象中时,贝岭却处变不惊,游离于这一切之外,写下了:

唱针在我心里
歌声在土地这张唱片里

要学会停留学会久别重逢

(引自诗作<三月的漂泊>)

这种几乎是旧时代“唱针式”的抒写比之那些敏感的形式天才,是尖利的、回旋的、向心的、留守的,始终在生存的要害和血液上锥出疼痛的光溅;而在当时速度崇拜的诗歌语境中,说出“要学会停留学会久别重逢”不仅需要勇气,比主张“减速”、放慢的“中年写作”说悟的更早,而且更象征了诗人对诗艺的自律和互文关系的深思熟虑。这种深思熟虑当然可能带来事实上、也带来文本形式上的自足和封闭,但是,同时也煅铸了诗人文本形式的沉稳、圆满和精致;它所发出的睿智眼光在文体内外延伸,还使诗人预感到了:

二十世纪的凄风苦雨后面
必定还有一场大雪
一场厚厚的大雪

说出了,“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将在一片歌声中摇曳”的歼语。不只是速度的停顿和相逢的重返:

匍匐前进的路上
肩膀和肩膀摩擦着
发出光亮”
(引自诗作《生活》)

而且还是降低,生活和写作姿态的降低;这种降低是对“土地唱片”的贴近和倾听,是谦卑和坚忍,是为了把高出的部分或高度留给生命、灵魂和精神,而不是在此突出诗人的自大和扯旗搭台的形式狂欢。如此,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太阳歌手》中:

深秋的黄昏
歌手的身影掠过大地
他们的心和太阳的光影叠在一起

等看似背反的诗句,这绝非是青春期修辞的浪漫,而是一颗屡经磨难和溶炼的心灵,在下堕的沉重中光灿般喷涌和上升,最后是“为了不让旷野溢满落叶的荒凉”。而“肩膀”,则是担当。九十年代,中国诗人肩膀与肩膀的分离和滑落,使诗人“肩膀和肩膀摩擦”的依托和砥砺,听起来更像是挽歌,甚或是痛苦和远不可及的招魂。

我不会像有些论者为虚设当下中国所谓“和谐社会”环境所认定的那样认为,诗人的上述喻指不过是可有可无或更应是可有可无的、写作道义立场的预设(我甚至想不出这样的“预设”会伤害什么)。当:

那有力伸展的铁
正从四周向你拢来
……
充盈不可企及的恐惧
(引自诗作《脸也有着被挫伤的庄严》)

当思想再度失血
再度因苍白而变得尖刻

而成为“心灵窒息的证据”,当“阳光”也被“装载瓶子里”,难道诗人就只有被虚幻的“春天和时间不贞的爱情/打垮”(引自诗作《无题》),而不能或不应当做别的选择,像贝岭那样对此大声说“不”吗?!

从根源和发生上讲,一个写作者写作中的道义立场,是很难或冒充真实地在写作中不事先途经血泪而即兴生长或预设的。如此看来,关于写作道义立场的“预设说”,反倒更像一个先验的预设或虚妄;何况,如此诗学观或许为文本形式本体的专注,或许出自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厌倦和逃避而放弃道义立场和暗示,已经对九十年代多数诗歌的“失血?“苍白? 和“心灵窒息?,构成了可悲的推动和呼应。在贝岭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此戏剧化的“预设?,有的只是他:

从胸腔产生
弯延于喉管
并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声音
(引自诗作《太阳歌手》)

以一以贯之的良知和道义,应对每一个词的叩问和牵动。正是有了这样的灵魂根底的坚实和恪守,那象征生命的忍冬藤和野性金雀花,哪怕“盘绕着尖利的风沙?,才会在“依旧荒凉的高原”“年年开放”,才会:

以坚忍不宁的绚烂 
在寒风的清爽中
向孤寂宣战 
……
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 
比试锋芒,比试力量

(引自诗作《忍冬藤年年开放》)

令人沮丧的是,在民族的历史 / 文化传统中,虽然可能生长或脱出动机暧昧或蒙昧而戏剧化的、气节高标的社会人格,却稀有能给精神 / 灵魂提供足够支持的生命 / 文化基因。以此,我们可以对那些微量社会人格元素轰轰烈烈的悲壮出演与精神 / 灵魂光芒却往往大面积垂落、苍白在中国人生、历史舞台的可疑悖谬,获得一份心领神会的深刻理解。将此延伸到充溢着利 日常相关的世俗生存,尤其是当此种生存音强权而变得尖锐严峻,我们也不难理解,何以当那只“看不见的手”一只有意无意拨动利欲的琴弦,那些原本浮光掠影或本属搔首弄姿的精神/灵魂,就会顷刻化为利欲的狂舞,甚至,可能轰轰烈烈的微量社会的人格元素,也会在舞台上消失得了无踪影。这正如唐晓渡在《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中所言,“并没有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九十年代,它也不会在被我们经历后跌入万劫不复的时间深渊”。不过他是在写作学之内的延续、互动关系上提供了一种专业理解;而我,在此显然注入了社会、伦理、心理的历史思考。抽空和坍塌并不始于中国的九十年代,早在良知、道义和诗歌英雄理想余脉犹存的八十年代,贝岭就在被抽空之后的“无核的愤怒”中,看到了 :

那些遁世的英雄
我旧日的好友
他们启开光阴的瓶盖
沉缅在梦中
用酒精冲淡痛苦

或者用“冷漠”冰冻出一种与生存了无擦痕的“尊贵的智能”,或者无奈而狂暴地 :

在纸中彻悟
并用意象轰炸历史

而诗人自己,则 :

孤立在冬季里
等待,用诗的荆条抽打
直到疼痛──至深处

(引自诗作《我已无言可告》)。在此,诗人形象是孤愤甚或多少有点夸张的,但我更多看到了诗人生命/灵魂/精神光芒凌万强势的内聚和外射。对一些人而言:

一个失去仰生的世界
天空
有仇恨和酒
清凉地蠕动
夭亡

而对贝岭,则是“血”绽出“孤独的烈焰”(引自诗作《省》),是“低下头”看看 :

那些孤小无助
涂炭的生灵
他们就是你的自身
你要用心去感受
你要学会爱
用爱去接近
用爱去报应不幸

(引自诗作《听哲倾谈》)的谦卑和内省。毫不奇怪,一个承担、见证了大苦难大悲痛而又始终爱心涌动的人,既可能持续铺展世俗之血的热度,也可能在血热中升起宗教情怀的圣光,这几乎是逻辑和宿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相对于八十年代多数诗人或者(前卫)先锋诗歌不断花样翻新,角逐的形式变革而言,贝岭处变不惊,更像一个老式的吹号手。也就是说,贝岭的诗歌文本并不具备现代诗诗歌史形式中善变的档案性。这对那些怀报诗歌雄心和文字史情结的诗歌才子来说,无疑是痛心疾首的。以贝岭的敏感而言,说他是形式的迟钝、弱智或盲视显然是可疑的而难以令人信服的,何况,他已在波澜不惊的写作品格中煅铸了一种沉稳、坚实、园熟、精致的,形式感很强的文本形式。问题也许暗含在洛夫读贝岭的诗之后的感受中:“以贝岭这一代(尤其是贝岭‘这一个’──引者注)诗人而言,在这样彷徨无依的时空中,自我既非超人,又不甘为一个幸存者,或如贝岭自己所说:只能做一个精神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追求一种悲剧性的存在,藉以对抗孤独,征服绝望。”如贝岭这样的诗人,他们只可能也只会以他们的精神悲剧去担当,见证历史,甚至“他们本身即是一部血泪交逬的历史”(洛夫:<用爱去报应不幸>),而不大可能对形式样态有多少狂热的现实感和历史感。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写作不是打开而是内聚,不是满天烟火而是一座炼丹炉或一座炼狱。如果但丁可以以他的炼狱进入文学史,那么,形式变革格外叫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应当对贝岭的写作格外多一份用心,而不能因为对形式样态的偏爱而轻率地对他们的炼狱一概排除。

我刚刚说过,贝岭已煅铸了一种形式感很强的文本形式。他用词的简洁、精准,词序、行序、节序的逻辑相关和慎密、严谨,都几乎达至无可更移。这一切形式元素像下残棋一样谋虑专注的调动、组织和安排,在《虚》这首小诗中发挥到了极至:

          盘卧,或奔旋于海上
     穿梭,针眼空空
     苍茫积成垢
     时间铸成钟

词语几乎不可置换;词序或可为一,但要么诗意的起点和指向张冠李戴,要么诗境的自洽和内在逻辑混乱和暧昧。比起那种甚至整节整节可以任意置换或任意删节后仍可称作诗的“诗”来,我不知道这样的诗人更有资格称作诗歌天才,还是贝岭更配认定为精心、严肃的诗人呢?

最后我愿意特别谈谈《旧日子–贝岭诗选》中最长的一首诗<主题与变奏>。“最长”也意味着落幕和终结,但并不必预示开始:如果这道幕布前后都是缺席与空旷,而形同大大小小无形垂落的沉沉黑幕,那就比一个夜晚的降临更可怕,情况也就更是如此。我们可以穿越无数个夜晚,却难以穿越这道既是道具又是场景的、一帘之隔的幕布。

那象征般兀立的主题
来自我们无助的内心
记忆,如同一场浩劫
虚幻而又真实
被扼止的
是想象的年轮
它被残酷的背景遮掩着

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主题”。一个时代被封杀。幕布纹丝不动。记忆,比流星陨火墬落、熄灭得还快。高热亢奋的高粱花下,土地比冰块更寒冷。这是一个时代正在被狂欢庆典所延长,并在延长中被影子作者和影子阅读不断改写和误读的尾声。与贝岭的 :

我们难以宽恕
难以再用激情压榨我们的青春

的执拗不同,改写是聪明适性的手术,留下一堆纱布,却不留下半点血迹;而阅读,则在歧义丛生中将阿Q的圆圈越画越大,落入圆圈的手、笔和仅有的一点影子则越画越小。
我们的头颅盛满了狂妄(也是虚妄—引者注)的血 
……
用无知的力量炫耀 
一个种族灭绝前的征兆

联系到无知张狂、盲目排外的新一轮狭隘民族主义自我中心(他在本质上是没有思想的文化自恋狂,是原教旨主义的)戏剧化狂热,贝岭的忧愤和那多少有点极端的符咒化表达并不耸人听闻。进一步说,我更深地默契是诗人那先知般洞穿历史时间的惊人眼光。这使刘禹锡那枚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中“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月亮,在贝岭那里变成探照的灯盏。

问题还远非如此简单。虽然我们“还在经历可怕的经历”,一个必需得到清理指证的时代也尚未得到清理和指证,而“我们野蛮的想象力”却转瞬“被痴呆般的老人占据”;社会感市井想象的转速,比我们的记忆擅长失落的加速度更快。这之间:

那些脸后的脸 
用肉叠合在一起 
那些残废的记忆 
被毁坏的人的命运 
那呓语般从天空跌落的声音 
用仇恨在我们的身上滋出根芽

脸对脸的重复和遮蔽,使所有的脸成为一张“脸”(马尔库赛的“单面人”在此出场);而“肉”的折叠,在此也就几乎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折叠,如果借用诗评家唐晓渡的一个词语及其相关表达,贝岭的写作即是作为见证、担当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圣词写作”。这种被贝岭反复强调反复抒写的“时代、圣词 唤起的有关记忆和期待”,让诗人和我们都同时“直接进入了主题内部”(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在此,我们虽然没有信道多少“变奏”,但“主题”已得以完成。

这当然不只是“一个悠久的寓言”,而那个时代,也不只是我们这代人“一生的仪式”。那么,在贝岭的主题完成之后,我们又该接续、抒写些什么呢?

 

《自由写作》首发

 

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2006年10月20日狱委讯】浙江台州吴高兴称,10月19日中午,经严正学的妻子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证实,严正学已被警方拘捕,他在椒江的住宅被抄家。严妻对我说,出面拘捕的大约是台州路桥的国保。

10月18日晚七点四十分,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从椒江打电话给我说,他刚从北京回来,上网看到了浙江部分民主人士悼念林牧先生的唁电,要我今后把他的名字也签上,我正作解释,严突然对我说,“等会儿再说,安全局找我……”电话中断了。我越想越不放心,稍后,我拨打严正学的电话,意欲问个究竟,拨打数次,电话都是通的,但无人接听。八点十分,我又拨打,终于有人冒充严正学接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只回答“是、是、是……”我断定严遇到了麻烦,但尚不能证实。

由于我不知道严在椒江的住宅和亲友,无法往访。经辗转联系上了严正学在北京的女儿和妻子,19日中午才证实了我的判断。严正学被拘捕的原因目前尚不明了,但肯定不是为悼念林老的事情。近年严正学一直在为农民和工人等弱势群体说话,得罪了不少贪官污吏。

2006-10-19北京时间13:40

 

丁东先生被“抄家”、传唤并指为“犯罪嫌疑人”

 

 

【2006年10月20日狱委讯】2006年10月17日下午2点,北京人文学者丁东夫人邢小群在家里证实,丁东是17日早上6 点被公安带走的,还抄了家,是“传唤”,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到下午2点多时,人还没有被放回来。根据有关法律,传唤最长不能超过24小时。至于抄家和传唤原因是什么,邢小群说没有看清楚,但看样子似乎比较严重。与丁东熟悉的一些学者认为,有可能丁东被抄家与他传播一些敏感问题的政治性书籍有关。目前,官方查获大量有问题的政治性图书,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就已查获911册,杭州《都市快报》曾刊登了有关杭州三联书店有关传闻,后经证实三联书店及其批发部已经关门,与传播有问题的政治性图书有关。 

丁东先生曾经主编、策划过各种人文图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曾在《博览群书》、《文汇读书周报》、《杂文界》等人文刊物发表历史、人文思想方面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夫人邢小群曾经采访过文艺界政治运动和文化风云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2003年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病逝,去世一个月之际,秋风等学者创办的民间网站上就已经荟萃了各种纪念文字140多篇,于是在包括丁东在内的北京一些学者的建议下,李先生夫人张贻收集整理,自费印刷了免费的资料集《李慎之文集》,收录了1999年网络上发表的著名文章《风雨苍黄五十年》,丁东先生等给予张罗了纪念文集《纪念李慎之》,于2003年5月面世。该些册子特别声明:“本书由李慎之生前友好自愿捐资印刷,谨作纪念,概不出售”。张贻还写道:“一年来,许多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纷纷来信要求尽快阅读到他的文章。为了纪念他,也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我决定自费印刷这本《李慎之文集》,以回报大家的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学者闵大洪在文章《两套“纪念文集”面世的启示》,就对这些资料印刷表示了认同,并期待诸如《李慎之文集》这样的作品能够尽早获得正式公开出版的权利。 

传播《纪念李慎之文集》,自费印刷,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有关人士认为,如果仅依据这一行为追究丁东先生的法律责任,则更证明了宪法权利是纸上的摆设,看得见的空话,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出现的“雪中送寒、锦上填刺”行为,为文明社会所不容。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郭起真被判有期徒刑四年的紧急行动通报

 

紧急行动网络 

2006年10月18日 

06年第24号第1次补充

中国:网络记者郭起真被判 4年徒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网络作家郭起真于2006年10月17日以颠覆罪被判处四年徒刑。据报道,自2006年5月12日起,郭就因批评文章和倡导民主活动被控以颠覆罪遭到拘押。据说,郭健康恶化且得不到相应的照料。国际笔会认为关押记者郭起真违反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根据笔会消息,2006年5月12日,网络异议人士郭起真在自己的家中被捕,并于2006年6月8日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的被捕似乎与他参加自2006年2月4日起,由倡导民运人士为抗议中国侵犯人权而发起的接力绝食活动有关。相信该指控基于他在海外网站上所发表的反政府文章。 

郭目前被关押在中国北部河北省沧州第二看守所。据报道他心理脆弱、并受断腿之苦,其中原因笔会尚不清楚。据说,他所关押的看守所里对他缺乏相应的治疗条件。

请发出呼吁:

——抗议拘押网络作家郭起真,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表达对他健康的严重关切,强烈呼吁在他被拘押期间,尊重他的基本权利,充分准许他与家人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治疗。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 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