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先生已于2006年10月16日下午在北京逝世，虽然此文是1998年为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写的祝词，但姑且把此文找出谨作为对何老的悼念！
行将过去的这个世纪是我们民族纳入世界大潮的世纪，从传统的木乃伊般的古中国大梦中醒来，真正意识到生命存在的全部尊严、理性、良知、欢乐和痛苦，真正在魏晋、晚明等民族和个人的黑暗而惨酷的挣扎中冲破了存在的依附罗网，真正意识到人的自觉和解放。尽管梦醒后的痛苦是深重的，尽管中国人个人的自觉少有自觉到“不自由，勿宁死”的目的，但中国人以“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和最大代价前仆后继寻求了整个世纪，中国人在各个方向努力失败了依然在努力向往人的解放和国富民强。无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我们都是为了民族和个人进入现代性的行列，企望早日屹立于世界诸民族和现代文明之中。个人的遭遇已与民族的命运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这个世纪的初叶，一二十年代，我们民族的精英们如实体现了一个巨大生命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冲动和原创力，由异族（当时看来）统治集团进行的立宪改良不用说了，由民间精英开创的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不用说了，由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们领导的革命和构思的立国原则、建国方略也不用说了，仅“窃国大盗”袁世凯也曾实行了由上而下的民族振兴之路，企图像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德意志的威廉皇帝一样实现我们民族的现代化强国之梦。所有这些，所有这些冲动、创造、血腥、冲突、反复、悲喜剧……在功利浅近的混乱世界里锻炼了人，考验了人，考量了民族的智力和道义水准，考量了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在实力较量中，国家几乎被肢解了，社会被肢解了，一个有数千年专制集权政治统治的奴隶和奴才们失去了恒定的主子，一个近代以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在病弱中更陷入荒诞中。以至于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种混乱中的自由当然不能长久，一种丧失了其现代精神之后的权威在建立秩序中获得了进展，因而，这种进展勿宁说是历史之手在多年的容忍之后出现的反动，冲动没有了，创造没有了，建立秩序成为目的和全民一致的要求，历史以诡异的方式将一个古老民族的陈腐的文化寄生在新的中国人身上，寄生在名词、概念、主义、制度等新的形式上。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最深刻的本质被消解，历史进程的经验主义的内容被抽空，历史创造的主体自由被剥夺，一切只服从于一个意志，功利的意志，极权的意志，专制的意志，秩序均衡的意志，一切只是移植、拷贝，以俄为师，以法为师，以德为师，而英、美的社会成就，更重要的，个人的存在和成就被判为反动、落后，这种“进步”的历史在帮蒋介石统一全国后，又在1949年成就了毛泽东一生中的两件事业之一，建立了秩序较之前朝更为井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诡异是，以启蒙的名义终结了启蒙，以理性的名义终结了理性，以自由的名义终结了自由，以共和的名义终结了共和，以解放的名义终结了人的解放。历史书写中的芸芸众生，就生活在这样的名义，这样壮丽的风景里，他们以名为实，以为自己幸福、崇高、自由、获得解放。所有奴隶憧憬的天堂，所有奴隶存在的无限的尽善尽美，在现实中经想象得以完成。这想象之路，是无数人用生命、鲜血、人性中最纯良的崇高、无私和至善、人性中最闪光的可歌可泣的行为铺就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命运，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里，以文化、人为代价重建了秩序、共识，而这共识取消了个体的意识，这秩序限制了整体的活力。
70多年前，准确地说，1923年11月3日，河南信阳乡间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婴儿，这万家小儿出生在我们中原动荡之地，没有文化，没有秩序，没有权威，他在蹒跚学步时就开始“跑反”——蚁民们在兵匪们争战的时候东躲西藏以苟全性命的说法儿。南北之战、红白之战，在这里来回拉锯，跑反就得钻山沟，藏树林，在广阔天地里不知不觉中他的童年流走了。外界的无限可能性于他既非丰富也非确定，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少年所具有的开智启蒙、人类知识（无论是学习教育还是生活实践）沿着时间在人身上的传递赓续与他无关。他的父亲因为跟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交游，不得不弃家逃亡。在这样的家庭里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出来抗日，从被动地跑反到主动地加入组织，既是救国，又是救自己。但在混乱的队伍里差点混淆了他对于正规的有理想的行伍与土匪地痞之间的区别，幸而“救亡”一念使他有一个明辨世界善恶是非的标准，然而他也只能听天由命，在命运赐予一个转机时跌入命运的另一个安排里。破坏铁路，埋地雷，刻钢板，从这个队伍里跑到那个队伍里，从队伍里回到社会上，做雇员，编杂志，又回到队伍里，成为集体的一员。这样跌跌撞撞的生命仿佛自卑的乡下人而能专注终成为杰出的文学家的沈从文先生的早年，但他比沈先生更要不幸。沈从文先生还有湘西纯净的记忆，他只有世界拚凑不起来的碎片。一个什么也还不懂得的少年很早就失去了对于世界的确定感，他是无根的。他是草根中的种子，不能落地开花结实。生活和生命中每一正常健康的经验都与他无缘，一切正常的应该经验的在他那里都落空了，生命来到生活里却是凌虚踏空。该读书时却受了成人世界的蛊惑，到想起读书时最好的光阴已经流失了；该热烈地拥抱世界时却被众人践踏，到写人生的诗页时生命已经干瘪；该有路径可循时却处身于荒漠，到孤胆走路时已进入了幽闭的铁屋；……一个生命给予了他，又从他身上流失，力量从他身上流失了，意志从他身上流失了，生命意识的光线却没有减弱，反而在懦弱的性格里更敏于外界的感受，更强烈地照明世界，要求生命的降临，要求力量，要求意志，要求世界的确定和秩序。这个幼小的生命因此获得了早熟的对于个人命运、作为和集体相联的认识，他知道要有所作为最好是融进集体的队伍里，而这集体的队伍在现代是由有追求的社会精英——现代政党领导其追随者组成的。他懂得了革命，认同了中国共产党，以为要使社会有希望，老百姓安宁富足，国家像个国家，就必须打碎现有的政权，以理性——马克思主义设计改造中国。为了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万家少年中学只读了几天就在无根的中国大地上漂泊，经历了无知、盲目、幼稚、坎坷、成人都难以忍受的艰难、冤屈和苦痛、阴暗，经历了日本侵略军的牢狱、国民政府的牢狱之苦，在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里，又因为坐过日军牢狱、国军牢狱而进了共军的牢狱。他被驱逐出境，如同数十年前我们民族的伟大思想家所洞见的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一切已死和方生、未生的造化的把戏：阿Q 也不准别人革命。
悲剧会变成喜剧。他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平找到了中共地下党。不同以往的是，城市知识分子打着最时髦的知识理论主义旗号，为时髦或真理而同路了农民党打天下，农民党为政权而主义了共产革命。一切都是战争，在历史和个人“全面滞后”的格局里，一切存在都被存疑，都将经历革命“战争”的洗礼，那以真理战胜的虚无，那以沉重代价战胜的历史，那以历史战胜的愚昧，全都赋形于一个个历史里真实的个体。万家少年就被要求到文化新闻出版“战线”去做开辟工作。要占领心灵地带，要在世界观方法论中神圣战争教义，要在灵魂深处进行革命并确保革命胜利，要攻破人的精神防线使一切人在安身立命方面获得解放。诠释新的主义理论，共产主义事业——一种人类的知识精英尚未充分认知之时，就匆忙应社会之请上场试验的理想主义，就由历史找到了最好的解释者，由政党找到了最好的战士，像他这样的怀抱热情、经历过实践斗争、又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也确实对理智和勇气坚信不疑，自认为把握了“历史规律”，而像他这样长久地游离于生活、社会和集体的苦闷而又弱小的心灵，一旦诉说起对于宏大的名词和叙事的向往献身，一旦解释起人性中崇高和理想主义的一面将会达到怎样的极限呵。
《把一切献给党》就这样写出来了，党是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为了解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为了夺取政权，在政权建立以后，为了使国家人民富强，使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辉煌走向辉煌，一切都是党的，一切都属于党，为了党，服务于党。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为了党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不，还献出了历史上空前的生命极限：意志、力量，人性赶上了神性，超越个人几达天神的伟力。这是怎样的伟大、壮观、崇高啊。《赵一曼》《我的一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刘志丹》……源源不断地从他笔下流出。从这个已改姓何名家栋的万姓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流出。吴运铎、赵一曼、方志敏、刘志丹……等形象成为共产主义试验的精神象征，教义一旦同人性的美好相结合，其创造就既富于人性也富于神性。他影响了几代人的心灵，人们确实认识到共产主义事业的英雄形象是有怎样完美的人性，正像苏联文学中卓娅、舒拉、保尔……们一样构成共产主义事业的代表，也是人类精神的代表，何家栋先生创作了把人性提升得单纯、明朗、壮丽、高尚的中国人形象，这些向善至善的人性在解放着恶的的社会和自私的心灵。在这些人面前，存在的价值、力量不是不言而喻的吗，对人心的争夺不是不战而胜的吗？而由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何家栋同志们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不是不言而喻的吗？直到今天，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志的作品、何家栋同志的作品还在印刷出版，每隔数年印刷行世，还在教育人、影响人、陶冶人。在除去教义的外衣后，共产主义试验的附产品，对人的高尚情操的塑形竟成为人类历史长河里最美的收获之一。这些英雄形象在理想主义回归到世俗社会的今天看来已成为人类不可企及的崇高人格典范。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英雄们的崇拜者把他们从人间送到了天上，并以他们为准绳、为金棍、为神鞭，工头般地奴役参与人性和生活试验的芸芸众生。正是英雄们的崇拜者们使人们（人类文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认识到，在理想主义的试验中，在直到本世纪以来的数百年的人类追求进步的历史里，始终有恶的力量、失去人性的力量、异化的力量存在，始终有以美好名义满足一己私欲的力量存在；人类是靠经验而非抽象存在的，社会是因为人的交往相处关系才得以组成的。正因为如此，在以神魔之争为假想的试验的历史结束之后，不在神魔之间作“痛苦”选择的人就能活得正常健康轻松多了。而在试验之中，仿佛神魔附体一样，一切平凡的人性是得到了怎样不可思议的扭曲呵。
最不可思议的是，工厂建起来了，大楼盖好了，革命得红了眼的人又把他打入另册。何家栋先生的创作是在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状态下写成的，试验中的他得向试验中的工头们和操纵试验历史的混世魔王们（是神啊）承罪认错。他一边写检查一边写书，他面前摆着两叠稿纸，检查写不下去了就写书，就写他心中那些为了理想献身的先烈们和还活着的凡俗而高贵的人们。检查没有交卷，书却出版了。工头们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他的活跃和力量，革命年代的人性大概就是一有机会就得显示唯我独革的力量，就得革掉他人乃至他人的性命。整他的人说，“好小子，还不服气，还不老实，怎么就打不倒呢？”于是一有机会，只要露头，就整他，修理他，给他治罪，“帽子”之上又加上一顶“帽子”。共产主义试验的悲喜剧离奇得非言语所能表达，非头脑所能想象。而他的痴迷顽固却可想而知，他坚信共产主义、人世理想，他相信“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纯而又纯的试验，他相信我们民族正在富强，国家正在发达，制度非常完善，秩序非常健康，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充满希望。虽然有这样那样自身的不幸，但他从未怀疑过党，怀疑过毛泽东，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不免曲折。只是到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叛国”出逃异国他乡，他在又被从城市驱逐到乡间后——他在这里不仅“家破人亡”，而且留下了牙眼的残疾——听到消息时才醒觉过来。他意识到他参与的试验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怀疑那些意识形态宣传家是否读《共产党宣言》，如果他们随手翻过，他们怎么敢那么起劲地“用诅咒异端异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300页）。可是他们居然还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执政了，对外无不宣示其极于美好崇高，而其活动方式还像个带有黑道色彩的秘密团体、地下组织，一切策划于密室，一切权力更迭都是暗盘交易、私相授受，选个代表都要秉承上意。用军事手段解决思想政治分歧，以残酷无情的政治清洗对待异端，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极力反对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的583页和687页里有清晰有力的表达。工头们，一切人类社会里寄生于他人生命之上的吸血者们，从来没有为主义而献身，而是为夺权而投机于主义，他们信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搞的是牛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何家栋先生的思想到此时才获得了坚实的判断力。他被扫地出门时只准许带一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它使被奴役被蒙昧的存在敞亮。存在之所以被奴役，是因为他个人的生命价值建立在官方的政策上，是因为他的言行心理受规定制约于宗教虔诚，只须信仰，而无须求证的，是因为整体的意识代替了他个人的意识而成为他的意识和思想。对于这样禁锢僵化的心灵状态而言，只有现实的巨大反差冲击花岗岩般的脑袋，给宗教偏执狂的感觉颠倒过来，输进一丝怀疑之风，被奴役的心灵才会开始自己的解放之旅，从整体剥离出来，孤独然而把握住了生命。这样的人生经验已非传统的中国意识所能把握，它需要命运的帮助或搀扶。在人世间不能通过的地方，有命运的安排。尽管我们有罪孽，易受诱惑，但无论如何，世上某处总还有一位圣者和高人，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而在中国人惯习的态度上，乌托邦的破灭之后是闭门思过，是隐居，是万事休般的沉默，最好的态度无过于独善其身，以保持自己的清白。在西方，人类的经验乃是，德性世界里最具变革力量的不是乌托邦，而是懊悔、布施、同事。
在中国人民迎来共产党第二次“解放”，即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里，何家栋先生被恩准从山东农村回到首都北京，好心的领导告诫他，安度晚年吧，别再闯祸了。何家栋先生耐得寂寞，也想学学圆滑，就把时间花在读书、调查上。偶尔也带青年记者去采访，出主意，改稿子。但这独善其身的态度显然包容不了他参与的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命运，为了理解这一命运，哪怕从自身清白的角度证实自己的存在，他至少得在自己头脑里解答他的历史和世纪。于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还读了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量文献，阅读、思考，他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没有任何超越人的异化人的内容，就是为了人的自由，一切都为了人，属于人，服务于人，而社会只是这真正人的存在的自由联合体。思想再一次解放了人。这解放就是奴隶们从认识上解决了主人所宣示的教义，剥夺了思想的人思想了剥夺者们宣讲的思想。而思想一经掌握人，就会变为解放的力量。老共产党人就在奋斗来的政权秩序里反思政权秩序与人的关系，反思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而非主流的精英们则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人、同志自居，以五四精神检验共产党政权的合理合法性。这反思带来的革命性力量汇集到一起，是一个民族在本世纪80年代创生的强大的人性的要求。以人道主义对抗极权主义，而当极权主义消蚀蜕变为集权专制主义的时候，人道主义的要求也进一步演变为自由主义的要求。
在任何一种文化中，老人、传统对现实的影响力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依附性极强的民族，德高望重者在社会接受上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成功。他们能说出真话、说出常识就不错了，他们能展示他们的白发、岁月就可以了；而一旦他们能说出更多的，我们现实正匮乏的东西，如同学舌时尚或年轻人的声音喊出年轻人的口号、主义、理念，就更能让后生晚辈肃然起敬。虽然这样的老人在现实中就已经少而又少了，何家栋先生不仅超出了这些“口吐真言”的老人，而且进一步关注并思考我们时代的重大命题。跟有数的民族的正大思考一样，这些真知至理是如此无人闻问，在随波逐流的时代巨变里，我们民族巨大的几乎人神共愤的悲惨过去，我们现在的无以名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苦闷动荡，我们内外环境剧烈的变异，我们的不安全感……就只能由我们每一个人来担当。而我们每一个人心为形役，身不由己，因为外在条件和教育的缺席，我们的生命无力展开。我们困惑、痛惜、无助、被盘剥、被窒息。在极权的幽闭恐惧之后，我们再一次经历原子荒漠中的恐惧。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奇观。我们一再宣称解放，解放了人，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的创造活力。我们却如此飘忽无定。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组成了民族的当下状态？这些人组成社会的原则是什么？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在高远的理想主义之后，就由着世俗的理想主义上场，是否在世界大同的口号过后，就应该是民族主义或丛林主义的旗帜高扬？中国人是否命定与一种异己的，貌似普遍主义的理想相连？
何家栋老人反省自己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糊涂帐，没有心情舒畅发挥所长的时光。而在尊老重老的社会里，他仍不愿意取媚后生和趋俗社会，口吐无伤大雅的“真言”而享过安逸盛名的生活，他选择的是扎扎实实的努力。他看到自己来日无多，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对民族社会的进步——首先是健康——真正有所贡献。像父亲、导师、义仆、忠心耿耿的幕僚、太子太傅，他有一副慈悲心肠，无私地把自己所有给予年轻的朋友，不求回报。他当年以无名的写作把一个时代的精神影响给了无数的无名的中国人，那佚名化的影响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影响，那无数无名的中国人也仍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虽然直到今天差不多每隔几年他的书都要以再版的形式影响更年轻的一代，但有谁还体认那书中的精神呢？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历史必然性，他在晚年企望把个人一生的经验影响给几个有数的具体的中国人。当这一努力在官界无望时，他希望在学术界能发现扶植一批有作为的学者，以《经济学周报》为阵地，他梦想像鲁迅、周作人办语丝一样，帮助一二十位有希望的年轻人，陈子明、王军涛、高瑜……一大批政权体制外成长的优秀人才，却为政权的发展逻辑断送了学术思想生涯。有的坐牢，有的流亡，有的下海，有的做官，他手中积存的十几部书稿，永无出头之日，只得物归原主。然而何家栋先生还不甘心，在90年代中期，他作了一生最后一次的重大努力，他又参与办报，企图在更年轻的人中间，在二三十岁左右的人中发现人才，这次努力失败得更惨。他身无分文，却为人作经济担保，拉下十几万元的亏空，幸得好友相助，才摆脱困境。他给自己解嘲说，“我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他如此的和善，任何人在他面前不必拘礼，任何人可以感到春风扑面。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找上门去，把他那里当作一个跳板，访问他，利用他，尔后可以把他当作衣饰抛弃，他丝毫不计较，从来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高德，自己的重望，自己的山门帮派。用生活在丛林中以为是生活在市场上的今天的中国人的话说，他是一个有大资源的人，但他没有变现不说，反而仍是穷窘的一个孤家寡人——有时他想帮一个年轻人都手足无措。当高瑜的先生被土匪绑架勒索赎金的时候，他到处乞求，得到的还不够土匪索要的一个零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人世没有任何伤害之心，索取之意。他是真正的中间物，连接了过去和未来，归化于时间的苍茫之中；他是真正的大树，那么多人纳凉，遮风挡雨，尔后又剩下他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他是路上热情的行者，人们经过他，又各自行路。他一无所有。1949年进北京时他已是共产党的13级干部了，现在的他依然是13级干部，连个职称也没评上。“年光过尽，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仿佛此生就是一个错误或虚无，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同谁讲理呢？他掐指一算，进城一年多，退休后一年多，真正做事总共也只有这两三年时间，静夜思之，人生的大悲剧不过寻常又充满遗憾，虽无负于党国，却有愧于人民。他蜷缩在拥挤的房子里，接待来访者，帮助上访者。给人看文章，给人改文章，乐以忘忧——经常像当年写《胸中自有雄兵百万》一样署上别人的名字，留人吃饭，给困难者一笔费用。他是谦逊的，他常说，自己读书不多，他开玩笑说自己办经济学报纸的最大优势是不懂经济和经济学，认真起来时他惋惜自己没有哲学。他常说自己年纪大了，脑子慢，有时想到一点，表达不出来，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找刘力群、秦晖、王康这些小字辈们给他上课。甚至对毛泽东、胡乔木这样的人物，他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在学力上不如人家，“能写那样的诗，我就写不出来”。然而他又是极为自信的，他说，西方的哲学著作他读过不少，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大都看过，他厌烦80年代以来年轻人中的时髦写作，对先锋之类的诗作，他毫不客气地说，“告诉他，让他找棵树吊死得了。”对于六七十年代的写作者状态，他坚定地认为自己的感受“像磕瓜子磕出臭虫来”是正确的。他交往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们对他这样的在党的跟党工作了一辈子的革命者有着难以言喻的的优位感，他对这样的偏见毫不在意。正是对于自身存在的坚定性，他可以放弃一切关于人之外的称号、荣誉，别人称过他为作家、出版家、教育家、革命者、思想家，他却与这类社会集体意识所认定的知识分子或革命家都不十分贴切或吻合，他是一个人，是由革命和知识所真正解放了的人，是启蒙运动以来文明史上最为难得的一类人，不为任何职业或名词所限或所放弃。他在山东务农时，种的菜比地道的农民所种的菜还要好；他在出版社工作时，经营收获比目前的一心为利的出版业的成就还要大。他说，那不过是存在的一个证明，一次人生体验，并没有什么意义，也无须寻求意义。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是人生的过客。历史是由英雄圣贤创造的，这样的话当然有片面的真理性；但说没有某人我们就会生活在黑夜中，则不过是十足的妄语，那些自以为是的历史人物不把寻常的我们带入黑夜中，他们是不会放手的。让我们按他们的设计生活，就以为给了我们光明并让我们感恩。实际上，除了第一个从树上下来走路的猴子，我们能感谢谁呢？没有它，我们还在地上爬。但它也仅是个猴子，并没有超凡入圣。是天地万物养育了我们，我们也只向天地万物感恩。
在为半真理所利用的昏昧社会里，何家栋先生当然只能孤身度日。社会似乎不需要他。20年的民族改革开放事业，被人称为革命解放的事业，本质上正是新生的阶级、官僚产业学术联手反抗传统、前朝旧人的事业。建立自己的秩序，正是新生阶级的目的。他们为了自己的霸权，从头开始，宣布自己的天然优位合法，更腐朽反动的旧人们如同那被泼倒的婴儿和脏水。而婴儿们也不甘愿退出历史的舞台，正是双方和各方内部对历史权力的争夺，使得新生和就死都失去了内容和意义，活动只在于生死本身。20年来民族的智力资源主要用于这种资源分配上。何家栋先生企图作新生阶级的朋友，作这个民族上层社会新生或重建的思想者，命运可想而知，接连的碰壁，悲剧不属于他，属于我们民族和这个社会，历史的宿命如影随形，被解放得可以随心所欲支配人命、民族命运的阶层、集团并没有解放自己和他人。
谁获得了解放？什么人在这片土地上感到是一个人，一个公民？什么人为自己作为人而感到一生的自豪、幸福和充盈活力？瞒和骗的罗网一直存在，并没有被毁掉。在这个民族经过一百年的努力之后，罗网赤裸裸地显形露出狰狞的面目，而健康的高洁的情怀和追求几无存身之地，百年来的民族冲动至此沦为虚无、轮回和无奈，何家栋先生希望有正大清明的声音出现，有说出真知和至理的声音出现。是的，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什么是她自己的声音，什么是她今天的知识和道理，有没有可与世界正灿烂着的文明共美的知识和文明？何家栋先生称赞《历史深处的忧虑》、王康、王小波、喻希来、秦晖们的作为，但这力量还不够，这力量远远不足以荡涤正遭受严重和多重污染的中国大地上的腥膻和迷雾。比起那些文化不自觉的声音，动不动就说“不”的声音，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打嗝的声音，这些力量是太微弱了。于是，他又一次破门而出，以壮人世间健康的力量和声势。壮盛年华死去的王小波曾说，世间很多明理的人都在沉默之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何家栋先生的打破沉默正如王小波自我辨白的，社会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不容许人顾及自身的清白。在这不顾及个人安逸的介入生活中，何家栋先生发现义和团的大师兄、红卫兵小将、说“不”的三流文人和长着三只眼睛的假洋鬼子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淌的是同一条河水；法东斯、法西斯在东西方为万世开太平的世界超人和超文化大梦里相遇；吃了几天饱饭旧病复发的先主和后主、遗老和遗少结成反自由主义的神圣同盟。西方非主流的后现代派一经移居中国，就错认故乡是他乡，变成了前现代派，为权能集团“保驾护航”……但是写文章谈何容易，凭借自己的年龄智慧已经远远不够了，他还必须翻阅最新的学术文献，而那些故作高深、欲和世界名流“对接”的文字几乎像天书一样难读，他只得虚心向人请教，先把那绕口令一般艰涩的文字弄懂了才好下笔……经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经过了只有历史能够理解的出演正剧背后的苦涩，文章写出来了，文章写出来了。观点如此明晰，论说如此有力，以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说起，老头儿的斧头够快的。这个70多岁高龄的老头儿写的是些什么文章呢？《文化不自觉的典型——评盛洪“为万世开太平”》《后现代派如何挪用现代派话语——评崔之元“经济民主”和张颐武“文化民主”》《人权和族权的差异——什么是民族主义的真精神》《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评刘智峰“解释中国”》……这与中国当下的话语情境无丝毫隔膜，但由一个老人用一个年轻人都少有的明晰写来，我们可以欣悦而不带任何机锋地说，那是怎样的新潮和时髦呵！何家栋先生够重够快的斧头之所以要砍向比他年轻的甚至只有20来岁的青年人，是因为他同马克思、鲁迅这些思想战士一样，论战绝非出于私怨，而是公仇。公仇，是出于对戕害人性的反抗，是出于对人性扭曲丑恶一面的揭露。李慎之先生高度称赞这种对于年轻一代中时兴思想的原则批评，他说何先生的这些文章如同孟子晚年对于杨朱墨翟之学的拒绝。这些需要智慧和大勇的文字，不仅在老一辈人中少有，即使“咸与维新”的新生阶层里也没有多少人书写。这种烛照一个时代的文字继承了别车杜赫尔岑们的知识分子传统，继承了我们民族固有的忧国忧民的意识。
是一缕烛光照着世纪末黄昏的清明，在当代汉语写作中，少有他这样清理汉语写作本身的，把汉语写作从概念、术语、标语、口号还原为对人本身的关注与否及规定如何的。于是，像鲁迅等先哲所曾做的，借助于汉语写作者及其现象，何家栋先生为当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的生产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人为参照的精神文化史。自然，在何家栋先生的这一举动里，还有他自己和我们民族这个世纪痛苦的革命经验，在革命队伍里、在民族进步的努力中，并不是一团和气、并不是人都向上人性会得到提高，并不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何家栋先生的分析框架里，许多具体的个人已经成了衰败文化的一种典型符号，是历史之手移书于人的非人表征，是流氓、是鹰犬、是飘飘荡荡的僵尸。在黄昏，在历史将进入暗夜的时代，在咸与昏昧的时代，老人们在暗数自己的时日，年轻人在发泄他们盲目所想的，社会在迸开繁琐的万花筒般生活的吉光片羽，学者们卷入知识的考古、猎奇、拍卖、起哄、叫价中，如同先知的天才海子所描述的：“万人都要把火熄灭”，大家一同远离光明，一同发昏，一同虚无，一同沉沦，在暗中游戏。何家栋先生却在点燃自己，化一缕光、一星火，洞明什么是人，什么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秩序应该如何，为什么人要为保存文化而取消自己，指出具体的历史人事并非都是健康的力量，并以伦理是非判断人事的价值。这正是海子拟设的立身处世的内容，“我独自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与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藉此得以度过漫漫长夜。”是的，无数诗人这样做过。“就让我把自己点燃，作为火种，作为净洗的声音”。
这是久违的声音，是人心期待的声音。想象汉语写作中久远的传统，“金声而玉振”，“振衣千里冈，濯足万古流”，是金石檄文，是黄钟大吕，是大海潮，是狮子吼，是大光明；想象人心在剧变的技术和物流里对于平易物理和健康人情的要求，每一时代的人都要产生关于他们自己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注解的语言，人心需要解答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人的本质。汉语写作大多纠缠于细碎的资本关怀和文化关怀中，何家栋却发现了存在的匮乏和完整的人的缺席。在这样富于实践的思想里，何家栋先生首先解放了自己。他解决了他时代的人也就是今天中国人的责任价值所在，那就是不耽于空想，不沉溺于宏大的话语里，不眼看着豪门、权势、都市生活和现代化的结果，而是关心弱者，关心人的生存状态。建立一个国家到底是想干什么？他质问我们的立国精神，我们为什么要走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向外跑？人们生活在这里，不像大款、权贵、宣传工具宣传的那样舒畅，能像那样舒畅的有多少呢？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啊。那么多人的命运不在汉语的言涉范围里，不在权力的考虑范围里，不在金钱的关照范围里。人们过得飘忽不安，至少心情不舒畅，总那么恐怖，那么老为衣食而奔走，那么整天不安。那么多人离开了和准备离开此地投奔异国他乡，那么多人反认他乡为故乡家园，是因为故土不适合他的发展，国家不是大家意愿的共同体。人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不就是每个人都有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发展可能性吗？何家栋先生以为，一个国家不适合这个东西，这个国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问题不在于人们今天发多大的财，不在于人们的收入到不到1000美元，经济增长是8还是7，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应感到他在此时此地生活是舒畅的，是联合国宣言所说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地方。正是从这种人的常识出发，何家栋先生纠缠于、斤斤计较于我们民族的状态和生存质量。他想起鲁迅，鲁迅的作品中《坟》还有点现实价值，其他的东西都走得太远了。鲁迅在《坟》里边提出了建立人之国。何家栋问道，到现在我们哪还叫人？农民进城还叫人吗？在衙役恶吏面前还叫人吗？我们的公务人员为什么会有“父母官”“青天大老爷”的感觉？这是光荣还是耻辱？他怀疑我们民族的智力和道义水准，我们民族可能真的不是优秀的和高尚的。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弱者的繁殖都是最快的，强者的繁殖是最慢的，优秀的繁殖都是慢的，而且是易于灭亡的。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的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于是，在何家栋先生那里，陈独秀先生那样激越的爱忧“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已经失去，更多的是一种思想无法通过的苍凉困惑，我们的老祖宗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来？何家栋先生怀疑他们走出来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不在山上当猴子算了？走到一起为什么没有一点人的感觉？俄罗斯至少在前一个世纪里，有高尔基说过做一个人多骄傲。中国人有这种感受吗？做一个人多么骄傲，中国人的感觉是有钱多骄傲，有名多骄傲，有权多骄傲，有多少身外之物多骄傲，而且都那么忙着包装自己，好进入历史。俄罗斯人的感觉，高尔基是通过底层的流浪汉说出来的，确实反映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精神。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始终不曾有这种做人的感觉呢？我们都是影子，忽聚忽散，忽隐忽现，影子在黑暗中是不存在的，在光明中更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何家栋先生的解放，在早年抒写人的崇高美好一面之后，他在晚年找回了人的本质，找回了火炬。年轻人都惊讶他的新锐、深刻，学者们都惊讶他的见识、勇气。他不是一个成熟的大师，不是一个完美的艺人，他不是作家、学者、官员、精英，但是他担当了民族的问题，担当了人的问题，努力做到了命运都没有想到的人的完满。是的，命运从没有给过他机会，但他功德圆满。假如说本世纪我们民族有什么中心命题，假如说我们一百年的历史有什么精神现象，那么，没有比人的解放更能表征我们的世纪风云了。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是要民族及其成员获得解放，获得做人的感觉。这是最高的要求，其他的，做一个皇帝，一个富翁，一个与他国接轨的通人，一个其他文明承认的学者、大师，倒在其次，倒是最不需要智慧和勇气的。正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和理想告诉我们，天地间最伟大的事业，莫过于做一个人，因为一般者还不是人，因为学者、大师、政治家、巨富还不是人，因为名利包装的还不是一个人，因为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全称的极远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由于现代国家机器的发展，由于我们民族从中华文明固有的轨道上脱轨接于国际社会，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传统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等诸多转型同时发生在一个时间的历史里，个人在民族的命运里注定卑微无力，个人的解放就只能经由个人的努力实现，而且多半在头脑里、在思想里实现，就像昏昧状态里个人只有自己照亮自己一样。在一百年的风云人物和芸芸众生里，获得解放的又有几人呢？真的，在何家栋先生痛苦坎坷的一生中，他晚年在思想的痛苦中解放了自己，参与了提升烛照社会的工作，虽然思想是痛苦的，可是不思想更痛苦；虽然获得解放的过程是痛苦的，可是做奴隶更痛苦；虽然写作是痛苦的，可是不写作更加痛苦。何况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认识并摆脱专制并不是自由的本质，它只是自由的属性，自由有着对于痛苦等人生广博经验的包容。胡适曾感叹中国人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可怜境界。对于任何环境中的人来说，生命是存在的，哪怕他在痛苦里感受到了不自由，他也获得了自由的生命，他也成就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何家栋以自己的努力在世纪的黄昏里成就了一道风景，这是孙中山、鲁迅、顾准、王小波……们的风景。虽然他们都为感觉到做人的不自由而痛苦，可是我们却认定他们真正体现了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因而，在这样的时刻，在他安度75岁生日之际，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向他表示祝贺，向他表示敬意。
1998年月10月北京皂君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