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挑选出一位，既是诗歌中的英雄，又是战场上的英雄，那么，这最合适的人选无疑就是辛弃疾。这是历史上的一位非凡的人物，生性豪爽，尚气节，有燕赵义侠之风，史书为我们所描述的形象是：红颊青眼，壮健如虎——迥异于传统中的文人形象，更是以文弱而著称的宋王朝的一个异数。辛弃疾生于１１４０年，此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以及整个淮河以北已沦陷金人之手，报国复土的志向，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曾两度抵达燕山，“谛观形势”，察视北方山河，探听金军虚实。公元１１６１年，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趁当时的有利形势，聚众两千，举起抗金义旗，并加入了当时北方的主要抗金力量耿京军，被任为掌书记。期间，经辛弃疾动员，另有一聚众千人起事的济南僧人义端亦归属了耿京。然而义端却是个投机分子，一晚突窃印潜逃，愤怒的辛弃疾立即亲自追捕，将其截杀在逃往金营的途中。次年正月，辛弃疾从南宋奉旨归军的同时，义军中不幸出现了张安国等叛徒，杀死耿京，投降金人，被任命为济州知州。辛弃疾闻讯后，又立率骑兵五十，突袭济州，将张安国缚置马上，连夜押回建康。英雄的壮举，盛传一时。归南宋后，辛弃疾辗转于各地的官职，行政治军，俱有声誉，其间虽也有数度被迫归隐，但始终没有改变的志向，就是收复中原。据传，他郁郁而终时，嘴里仍不甘地呼喊着“杀贼”，时年六十八岁。
当然，对于历史来说，辛弃疾更主要的是一位英雄式的伟大诗人，他将他归南宋后，再也无法回战场驰骋的英雄豪气，引注入了词这一诗体的创作创造，纵横杀伐，不仅收复巩固了豪放词派的崇高地位，而且缔造了更为庞大的词的帝国。而另一方面，他早年抗金的英雄壮举，他中晚年坚固如磐石的收复中原的志向，亦从未从他的诗中退出，而且成为了一种情结，一种背景，始终或隐或显地出现在辛词的主流创作之中，使得《辛稼轩集》在某种意义上，可作为一部跌宕起伏的英雄悲剧或英雄史诗来阅读。
诗歌史上，历来以苏辛并称，作为豪放词派的两位巨擘。然而，在都拥有着巨大的胸襟与气魄之外，由于二人的生命个性及人生态度的差异，使得所构成他们词的力量的元素及力量的效果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苏轼太能调节自己了，他总能面对不同的境遇遭遇，适时地从儒释道中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来解脱自己，他的一生在精神上似乎都在御风而行。与之相比，辛弃疾一直没有也不想超越自己的那个世界与理想，他仿佛一个肌肉始终紧张扭曲的巨灵，固执于一个目标，挣扎于人生的炼狱之中，当然，他亦由此获得了一种更为雄健壮阔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以追求一种静穆之境，超越为主流的中国古典诗中，是殊为难得的，因而也显得更为珍贵。
在诗歌伟大的创造力，以及这种创造所呈现的一种强大而复杂的生命力上，宋词中的辛弃疾实际上更相似于唐诗中的李白。虽然他们都在众多的题材与风格中显示了一流的身手，但在他们最具个性的诗篇中，在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中，那种瞬间而强烈的爆发，多声部的对抗交织，波澜起伏的开阔气象，都使得这两位诗歌史上的巨人最有条件与资格并论在一起。在李白的歌行中，在我们熟悉的随口就能吟诵出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伟大的诗章中，我们可以很轻易地辨认出上述的那些鲜明的诗歌特征，尤其是那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一会儿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一会儿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会儿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会儿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然而，我们在阅读中并不觉得这两个声部的矛盾，分裂，它们在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的统御下，相互对称，相互激荡，并奔腾出李白那不可一世的伟大诗篇。在这一意义上，我想说，辛弃疾的一些词章亦是如此——只是李白的奔腾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一种生命与个性要求无限的解放与现实的无情的压抑之间的矛盾；而辛弃疾的奔腾力量则完全是来自于他的坚定的收复国土的理想与南宋王朝的狭隘自私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看这首《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这首词写于淳熙十五年（公元１１８８年），这一年，辛弃疾四十九岁，按理说仍值壮年，但在多次的抗金复国的努力无望后，他沮丧到了极点，消沉到了极点：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
孟公瓜葛
开篇的三句，似乎已完全是一个阅尽了沧桑的老人的通达之语：我已经是这么大的年纪了，对于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我珍重珍惜的，只是故人的友谊，就象历史上的元龙，孟公相待他们的友人那样。
我病君来高歌饮
惊散楼头飞雪
笑富贵千钧如发
硬语盘空谁来听
这是又一个声部的出现。虽说明自己仍在病中，但这四句声调的激昂悲壮，显然与开篇的三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辛弃疾，从词的一开始呈现给我们的那个似乎已顺卧在命运之榻一侧的老人的身影上欠起了身，并疏离出来，目光炯炯地虎视世界。
记当时
只有西窗月
重进酒
换鸣瑟
但第二声部似乎是昙花一现，诗思很快又回到了第一声部，回到友谊的回忆与饮酒的解脱之中。
事无两样人心别
问渠侬
神州毕竟
几番离合
然而，在辛弃疾身上，解脱永远只是暂时的，临时的。涌涨的酒意又使声部起了变化：世上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只是对待它的人心不同。请问你，历史上的中国，有过多少次分裂，多少次统一。这里似乎出现了第三种声部，它既不属于第一声部的平和超脱，也不属于第二声部的慷慨悲凉，或者说，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
汗血盐车无人顾
千里空收骏骨
正目断关河路绝
这一段诗境虽仍处于“关河路绝”之处，处于第二声部和第一声部的纠缠，挣扎，争斗之中，但强烈的社会批判，不屈的命运抗争，已明显地使第二声部在搏斗中胜出，虽然在站立伫望的诗人身后还拖着一片阴影。
我最怜君中宵舞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
看试手
补天裂
结尾的四句，第二个声部完全胜出，或者说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胜出。可以这么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文明古国中绝无仅有地绵延至今而未中断，绝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齐鲁大地造就出辛弃疾这样的伟人，也决不是偶然的。至此，历史馈赠我们的那个至死都在想着收复失陷河山的伟大爱国诗人辛弃疾的形象，已清晰地站立在了我们面前。这个形象，不是通过简单平面的抒情描绘出来的，而是通过多声部的交织激荡，呈现出来的，因而也就更真实更立体感，具有着更强大的感染力。
自然，这种多声部交织的长调在《辛稼轩集》中所占的数量不是很多，正如这类歌行在《李太白集》中一般，然而，无疑地，正是这类作品构成了他们的最具个性最具感染力的部分，有着不可模拟的风格与力量。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放开视野，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在中国古典诗词的阅读中显得篇幅巨大的李白的歌行，辛弃疾的长调，与许多西方伟大的抒情诗比较起来，都还是显得短小的。然而，在实际的阅读效果中，我们却并不觉得其短小，往往反而有一种更加辽阔的感觉——这种阅读效果，或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为独特的贡献之一。如何探讨这种效果的形成原理，这里，我想引入一个启发性的比拟：核爆炸原理。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辛弃疾的长调或李白的歌行，每一首都可谓质量非常巨大，具备了核裂变条件的原子核，当读者的目光，如一粒外来的质子，打入这些原子核内部的时候，便会产生核裂变，并随着阅读的深入进行，引发着系列撞击中的核裂变，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巨大的阅读效果。这种阅读的核爆炸，因为是由读者的共同参与完成的，因而，每个读者的学养，人生经历，及生命力的强弱，都会使核爆炸的当量有所差异。然而，即使那些最弱小的核爆炸，它的辐射力，冲击波，都会超越对一般优秀诗作的阅读。即使你不喜欢这种核爆炸，你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巨大威力与存在。
形成这种核爆炸效果的另一个更为深层次也更为基础的因素，应是中国古典诗特有的文字结构及逻辑，使得语言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弹性。如英文文法中不可或缺的主词及动词，中国古典诗中往往可省去，因此，很简练的词语排列，就能构造出一个个鲜明的意象或场景。不同的时态在中国古典诗中亦无需象西诗那样，顾及逻辑的繁琐羁绊，而从容地跳跃于诗行之间。如由“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跳跃至“记当时，只有西窗月”再跳回“重进酒，换鸣瑟”，这样的诗的建筑，在西诗中是不可想象的，亦无法译成西诗，仅“笑富贵千钧如发”前面的主词是用“我”还是“我们”，就令人大伤脑筋。因而，一首长调或歌行，在杰出的古典诗人手中，往往能容纳下众多的不同时态的意象和场景，这就为在一首诗中多声部式的意象或场景的相互碰撞，激荡，提供了先天的优越条件。所以，西方诗人虽很擅长形成抒情诗长河的滔滔奔涌，但极难制造出这种抒情诗瞬息间的核爆炸效果，而当他们试图唱出多声部的时候，不得不把抒情诗丢在一边，去寻求戏剧的帮助。
由于词这一新诗体的特点，以及辛弃疾大胆灵活的运用，发展，辛词中的这种多声部的对抗，交织，还具有着辛弃疾自己的新的特色。在最典型的李白的歌行中，它的两个声部始终是在各自的极端对称，对抗，交织着，无论哪个声部似乎总处于一种颠峰的醉意状态之中。而我们再来看辛弃疾的另一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整首词几乎都为第一声部的一种醉意中的壮语所占领，直至最后一句的“可怜白发生”，才出现了第二声部。整首词在诗思的结构造势上，就仿佛把读者引领到一座山峰的绝顶处，突然面临着一个万丈峭壁及深渊，令人惊心而颤栗。显然，这最后一句才出现的第二声部“可怜白发生”，不似李白歌行的不论哪个声部，始终都处于一种极端的癫狂状态，它似乎显得冷静，客观，仿佛是在一个醉意的吟咏者一边站立着的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在适时的时候响出自己的声音，指出舞台中心的那个戏剧独白者的宿命，并构成了一幕具有悲剧力量的戏剧场景。这种站立在一边的歌队的声音，我们在辛弃疾的其它词，如：《贺新郎》（用首韵送杜叔高）收尾的“南与北，正分裂”；《念奴娇》（瓢泉洒酣和东坡韵）收尾的“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等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辛词获得广阔而强大的力量的另一个艺术手法，就是它的密集如军团列阵般的用典。诗中用典，无疑是中国古典诗人的擅长，并在李商隐与辛弃疾的手中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首辛弃疾的《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即使把无须分行的如“记当时，只有西江月”“看试手，补天裂”等也分成行——其实迥异于现代人对诗的理解，中国古典诗是不分行的，分行并非是诗成立的决定性条件——全词二十二行，一百一十六字，却运用了至少八个典故，其密集程度，运用的出色程度，都是中外古今诗人中罕见其匹的，直如一个天才的统帅，对一个伟大战役的布局，控制，驱遣。这些典故的运用，不仅使这首长调词拥有了一个更加纵深辽阔的背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之胀破了抒情诗的格局，而拥有了一种史诗的品质。虽然典故在诗中的大量运用，增加了读者阅读的难度，但克服这些难度所花费的代价却是值得的，至少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次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幽访奇。再具体到诗的内部肌理上，从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与效果上来说，辛词信手掂来，自然超妙，已使之完全化入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语言之中。在《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一词中，除了“元龙臭味，孟公瓜葛”一典，若不能了解其历史成因，便不能体味到一种对友谊的珍视珍重外，其余的用典，在一般意义的阅读上来说，并不构成障碍。如“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其文字本身的画面，意象，已提供了足够而充沛的诗意感染力；如词结尾的“看试手，补天裂”，即使读者不知道其后面的中国古典神话中女娲炼石补天的故事，文字本身的结构亦足以使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就我的阅读范围所触及的西方抒情诗的总体印象而言，在二十世纪之前，诗人们对诗中用典这一技艺似乎并未下很深的功夫，他们更擅长于围绕着典故中的神话或传说来展开一首诗。直至二十世纪初，在现代派大诗人艾略特的手中，这种局面才得到了改观。艾略特的名作《荒原》一诗，就是通过神话，宗教传说，经典著作等等典故的旁征博引，来使诗歌获得一种广阔而纵深的背景，其风范直如七百多年前的中国大诗人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莲子居词话》。甚至在某些诗篇的用典布局上，艾略特与辛弃疾都发生了惊人的相似：辛弃疾有一首《贺新郎》，直接移用了《论语》中的感叹句“甚矣吾衰矣”作为词的发端；而艾略特的《三圣人的旅程》一诗起首的“我们碰上一个寒冷的清晨……”等发端的数句，亦是直接移自于西方中世纪的一本宗教著作。他们的移用，都与全诗融合无间，如同己出，并撑开了一个纵深的诗意空间，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两位诗歌巨人的用典风范有异处的话，那就是理性深邃的学者诗人艾略特的用典，有如女娲补天，将一块块典故之石镶嵌焊接成一片斑斓的天空；而“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诗人辛弃疾的用典，则有如奔腾的江水，冲击激荡着一块块典故之礁石，并使之似乎亦成了自己江水奔腾的一部分。
在大量而密集地运用典故，以及驱谴散文，口语入诗等方面，辛弃疾无疑是极具现代意味与启示的，但在今天，他却被我们不应该地疏远了——当下不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但并非不需要英雄。然而，即使我们把辛词主流中的“醉里挑灯看剑”之类的英雄情结排除，来读一些下面这样的诗句：
昨日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如何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西江月》（遣兴）
回首叫
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
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
二三子
——《贺新郎》
我们至少也可以把辛弃疾看成我们身边的一位极有个性与魅力的朋友。
威尔伯是头猪，是一头落脚猪，太小太弱，一出生便面临被杀的噩运。在快被约翰。阿拉布尔先生杀掉的时候，是八岁的小女孩弗恩从她父亲手中的利斧下拯救了它。弗恩抓住父亲手中的斧子不放，泪眼汪汪地说：“……这不公平。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于是，父亲只好住手。就这样，当小猪威尔伯第一次面临生死劫难的时候，弗恩成了它的第一个拯救者。她用奶瓶喂它喝牛奶，并为小猪取一个漂亮的名字：威尔伯。从此，小猪威尔伯在女孩弗恩的关爱下，日渐长大，在大谷儿仓里生活得无忧无虑。
一天，一个坏消息打破了谷仓的宁静。老羊告诉威尔伯：一到冬天圣诞节，几乎所有的猪年纪轻轻地都将被农民杀掉，然后把它变成餐桌上的熏肉火腿。威尔伯如梦初醒，绝望地扑在地上哇哇嚎哭，呻吟说：“我不要死，我要活……”这时，夏洛轻快地安慰它说：“你不会死。”并且承诺，自己会想尽办法来救它。
当威尔伯再次面临生死劫难的时候，拯救的重任落到了夏洛身上。夏洛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罢了，自从夏洛遇上威尔伯，它们之间的友谊就已经超越了蜘蛛与猪之间的物种差异，朋友间无私的关爱与生命中纯粹的友善，正一寸一寸触摸彼此柔软的心房。夏洛竭尽全力，默默无闻地为威尔伯创造奇迹，履行自己的承诺。终于在一个雾天的清晨，朱克曼一家发现谷仓大门上张开着一张精致的大网，在网中央整整齐齐地织着几个赫然大字：“王牌猪”——这是夏洛的精心杰作，也是拯救行动的开始。
很快，消息不竞而走，人们从四乡八镇兴冲冲赶来，争睹这头奇迹般的“王牌猪”，威尔伯的猪舍成了吸引人观注的中心。在随后的拯救行动中，夏洛又相继在网上新织了“了不起”、“光彩照人”等大字。后来，当夏洛在丝网上给威尔伯织下最后两个字“谦卑”时，威尔伯不负众望，在集市评比会上战胜了一切对手赢得了特别奖，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以后的安宁日子。而此时，夏洛感到了精疲力竭，它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在只剩下夏洛和威尔伯两上单独待着时，它们有这样一段平静而感动的对话。
“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威尔伯问道，“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夏洛回答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唉，”威尔伯说，“我不会说话。我也不能像你一样说得那么好。不过你救了我，夏洛，我很高兴为你献出生命——我真心愿意。”
它们最后的诀别，颇令人伤感。夏洛最终没能回到谷仓，为了友谊它以生命的代价拯救了威尔伯一生的安宁和幸福。或许，在世故者眼里恐怕是不屑的——不图功利、不计回报，纯粹为友谊而牺牲生命的奉献行为值得相信吗？可能吗？
在这里，爱成为永恒的主题，它可以穿越任何现实的障碍，直达对方心灵最深处；它可以抛开任何世俗的习惯和观念，让生命的价值在蜘蛛网上蔓延。
我有时觉得，读童话就象读禅宗书，其中有大纯真、大自在、大内涵，童话总能以它的纯洁来让我们感到羞愧。在现实中当你面对遭遇生死噩运的威尔伯时，你会怎么做？当你在为工作为生活奔波忙碌时如何提升一点生命的价值？威尔伯是幸运的，在童话的世界里有夏洛来拯救它命运；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谁来拯救已经缺失这种爱心的人呢？
78岁的白发余光中一直坚持新诗写作，并深切关注着新诗的命运和发展。
一场面对中国诗歌现状和发展的学术论坛———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昨日在北大开幕并移师北京友谊宾馆举行。这场研讨会由北大和首师大的诗歌研究中心举办，为期两天，汇聚了余光中、邵燕祥、屠岸、洛夫、于坚、唐晓渡、王家新、胡续冬等老中青三代诗人，谢冕、洪子城、吴思敬、杨匡汉、冷霜等诗歌理论界学者。
明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据悉本此论坛的规模是近两年来最大的。昨日上午北大举行的开幕式上，余光中回望了新诗起源的历史，他感概胡适、闻一多等新诗开创人过早中断了新诗创作，并称自己这一代没有中断创作的人如果写不好新诗，责任全在自己。他还朗诵了自己在成都杜甫草堂写的诗，专家普遍表示他的诗凝聚了诗歌“简约、精致”的本质。
针对当代中国诗歌被边缘化的说法，诗人屠岸认为这只是事实的一个面。“创新无可厚非，但创新不能脱离了诗歌崇高、美的本质，否则就不是诗了。”屠岸在此提到了一些年轻人颠覆诗歌传统、语言美和诗美的现象。
昨日到会专家有不少认为中国新诗的生命力很顽强，将产生更好的作品。但同时，也有不少人提出了现在诗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语言的口语化导致了诗歌简练本质的丧失。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表示，口语化继承了五四传统，但没有克制的话，就和诗歌精简的本质相矛盾了。
据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匡汉介绍，目前中国有八所高校有诗歌研究中心，全国保守估计有2000到3000个诗歌社团，不少是高校学生为主的年轻诗歌爱好者，另外还有十万多会员的中华诗词会，“新诗和旧诗并存，诗歌还是有希望的。”他说。
1999年的时候，我还时常在《工人日报》上发表点东西，承蒙报社朋友好意，他们也赠送一份报纸给我，当然，自己对于报纸头版上的那些文字向来是不大感兴趣的。 11月1日的报纸到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期报纸出了很大的问题，就在头版头条。下面是当日的报纸头条，请注意这篇报道上四则标题提要的第二则：
“如果仅仅依附于党政，工会就没有存在必要”。
在报道正文里的话是这样的：“尉健行强调，我们党和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工会工作又不同于党政工作，工会工作做好了，党政工作也就相对好做，党政工作与工会工作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对立的。工会工作如果仅仅是依附于党政，那么工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这里强调的还是工会与党政之间的一致性，基本上还是凸显了工会辅助党政的作用。不过，对于工会独立性的些微倡导看来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很快，报社朋友告诉我，报社正面临整肃，让我留意那天的报纸。大约一个礼拜后，我又收到了一份日期仍然为11月1日的报纸，其他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头条却完全不同了，仿佛视察者又到了一趟山东，发表了另一篇讲话。这是那份新报和附加的一则“重要更正”：
读过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的朋友，还记得其中非常类似的情节么？报纸编者更正里说“将原报收回”，不过显然覆水难收了。我把两份报纸都珍藏起来，作为印证奥威尔天才想象力的一个证据，也可以说是文学家的想象总会在现实世界里兑现的一个证据。
贺卫方
2006-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