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王光美女士（1921——2006.10.13），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刘前任妻子王健与他离婚后，刘王在延安结婚。2006年10月月13日上午，王光美在专门为中南海领导人就医而设置的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病逝，享年85岁，生前患病肺炎。10月15日，香港媒体率先报道这一讣闻，大陆官方媒体总是迟到几天以应对各界反应，因为这样的新闻总是由中宣部把关，最后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最慢的速度”首发。

王光美于10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原本有一个成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梦，但由于遇到了共产党，一切都变化了，包括他们夫妇俩的不幸命运。

1948年，王光美27岁时嫁给50岁的刘少奇，随后似乎注定她一生要遭遇重大屈辱和冤屈，可贵的是她一生没有被恶所胜，而是以宽容胜恶，可以说到了晚年就全心向善了。虽然她一生很可怜，但她最后的宽容，包括对迫害她全家的毛泽东后人的宽容，为她赢得了好的名声——这个时候她只剩下宽容了，因为她不欠共产党什么，共产党虽然对不起她一家，但她一家都已经用行动证明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对王光美的记忆也是随着对刘少奇的记忆而来的，我生长在”文革”后期，稍微懂事时从大人的嘴里听到王光美被妖魔化的事情——当时中国正是群魔乱舞的时候，在农村搞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也是很积极的，不但村里人把刘少奇的石灰像堆出来”搞臭”，还让王光美陪绑，于是那个荒谬的时代就出现了王光美的石灰塑像，成群的人就开始取笑这个女人，包括人人都要摸她的胸——一个集体性压抑的时代对政治敌人表示出非常惊人的性释放。

好在屈辱只是见证那个时代的人妖颠倒，好在王光美活了下来。刘家与邓家走得很近，等邓小平复出，刘少奇平反的事情也很快提到日程，1980年，死后11年的刘少奇被恢复名誉，遭遇丈夫被迫害致死，前后坐牢12的王光美后来还担任过政协常委等名义的职务。当年，王光美学习的是物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后来在北大也是读物理——可惜没有人学习民主政治，没有一个是律师出身，所以，他们都深受一个用权谋无所不用其极的阴阳谋大师毛泽东打击，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比起普通人，王光美的命运已经很好了，”文革”期间冤死的人有几千万，又有几个被平反昭雪和补偿的？不过，晚年的王光美若能在内心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以及”文革”为何至今还没有结束，那么虽然光美一生很可怜，但她就可以称得上悔改了。尤其她宽容对待毛泽东的后人，已经说明了这一切。但愿”文革”别再中国重演。

1989年”六四”期间，王光美还是做了一点对国家很有益的事情。当时，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前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的何家栋先生说服王光美给胡启立打电话，动员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欣然接受。当时首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民主运动期间新闻界签名的召集人、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和卢跃刚为对话团成员，卢跃刚为中国青年报广场报导组组长，后来两个人同时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

中国的事情，无论多坏，都与毛泽东这个人有关，”文革”就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大最坏的”遗产”，如今随着”文革”最大的受害人之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去世，她作为历经”文革”近乎灭门惨剧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遗孀，只能”标志着那个时代最后一缕残照隐入历史（媒体评论语）”，但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可以正视自己最近40年间发生的历史了。现在的中国，还远没有到彻底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时候，只要毛泽东不被否定，”文革”就很难被正视，就说明”文革”还远没有结束——这是中国多大的悲哀啊！

《史记。伍子胥列传》有两个成语叫”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是说楚国人伍子胥为报杀父弑兄之仇，勾结吴国攻下楚都城郢，拆了楚国宗庙，挖了平王的坟墓，抄起铜鞭，怒打三百鞭，连楚平王骨头也被打断了，脑袋也砍下了。伍子胥鞭尸行为被他先前的好友申包胥知道，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批评他不放过死人太过分，太残忍。伍子胥回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指到了没落灭亡的阶段）。”历史可以使我们知兴衰，那么谁是当代的倒行逆施者呢？无疑就是毛泽东，只要共产党不摆脱毛泽东思想，就是”日暮途穷”.现在，王光美已经宽容了毛泽东所造的罪恶，但是共产党还不认为毛泽东是罪恶的，所以其注定是已经处在”日暮途穷”的阶段。

不过，今天活着的人应该好好纪念王光美，她的不幸历史，可以见证中国的不幸历史，建议”文革”期间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胡锦涛先生、一口气读出六句名言诸如”为什么我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温家宝先生等参加王光美的葬礼，纪念这位不幸但又主张宽容的女人。

愿王光美的后人，能够牢记”文革”的不幸，为最后彻底否定”文革”、正视”文革”历史，做出应有的努力。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教授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学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掉入陷阱的中国转型：发展专制体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发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国崛起的黑暗一面）》，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深层的症结，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最近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连续举行了几场讲座，和胡鞍钢等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反应热烈；笔者作为听众，有幸侧身其间，今据现场记录和网上有关资料作如下综合报导（未经讲者审核）。

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掉进了“陷阱”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革命巨变，现今的经济总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还微不足道，如今它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耀眼的经济数据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的话，那就错了。不管“经济发展引起政治改革，导致民主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引起政治渐进改革”的理论，还是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找到的都是负面証据，受到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为什么？

国家政权力被垄断，市场经营效率低下，经济利益靠权力支配，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这就是不仅是政治转型坠入“陷阱”，经济转型也堕入“陷阱”的缘故；这陷阱叫做一党专政导致的掠夺型的“陷阱”。根据自由演变理论，持续的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将逐步让国家变得更为民主。尽管这一理论的长期性纪录毋庸置疑，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却失灵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讨论并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蓝图.今天，政治改革的话题却是禁区.八十年代发起的加强人大、乡村选举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等，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不但停滞而且后退。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寻找原因：

1，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为非法执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証据”，从而为反对政治改革制造了最佳借口。

2，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负作用。经济增长，因政治体制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在专制体制控制下，巨大的经济增长，使政治权力的价值升高，政治权力得以转变成经济利益，并对经济资源实行控制。权力出租、权钱转移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越演越烈。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的发展使统治精英反对民主化的欲望上升。九十年代到现在，民主化只是在口头上讲讲.精英们现在不担心失去政权，而是担心失去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统治精英很会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在利益驱动下很快学会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了经济资源的办法。九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庞大的警察、武警、防暴特警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大学、社科机关设有告密者；一个省的公安文件上说，去年发展了多少情报信息系统、提供了多少情报，如何对付民间突发事件等等。

2004年八万四千起，2005年八万六千起的群体性骚乱都被轻易镇压下去了，效率奇高。有人在海外演讲，公安部也能把电话打到他那里去；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与表姐通了个电话，第二天公安局就找到他表姐。经济发展了，税收多了，为统治集团的提高控制能力创造了条件。为了控制信息流通，政府花巨资扩充人员和改进技术.三万多训练有素的特别网警用先进技术监视和过滤着所谓“敌对和有害”的海外网站。

3，共产党统治集团为适应新形势聪明地对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有选择的镇压；拉拢、收买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家，形成了新的社会精英联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对立面，九十年代后却成坚定盟友。入党、当官，使知识分子地位、待遇得到提高；用名目繁多的奖励，如国务院津贴等，实行明目张胆的收买；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风险：舍不得车子、房子、津贴，就要听话。如刘宾雁、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良心现在没有了。

吸纳、吸引力之强弱完全取决於经济的发展。知识精英一旦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利益同盟，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发展就掉入了“陷阱”。可见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码在短时期内是如此。

二，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及其失败机理

渐进改革忘了为什么要搞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是在后意识型态的政权里进行的，统治精英为了政权的安全，採取了两个措施：一靠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即使用暴力。但仅靠暴力不够，还要有一个“利益联盟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让忠实追随者得到实惠；即用利益引诱追随者，把追随者牢牢地绑住。这样政权便稳固了。

渐进改革有个内在矛盾。按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越高越好，因为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市场化使后意识型态国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胁，於是他们就抵制市场化，因市场化削弱了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因此“渐进改革”成了共产党唯一的选项：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份是大块，是核心；这样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资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细观察发现，放的都是租金不丰厚、竞争厉害、利润薄的行业；最终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丰厚的，如金融、保险、电讯、钢铁、运输、能源、自然资源等资本密集的行业.

为阻止这些行业开放，统治精英会显得异常诚实，他们公开承认：“这触及到我的部门利益啦！”经济利益一牵涉到政权稳定、生存问题，就谁也不敢拍板。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响的行业，如果有改革的勇气，就要先开放银行金融业；把银行金融业干部任用权由中组部移交给董事会。但是计划经济是中共政权的生存基础，所以共产党就是抓住不放；银行成了私人金库，批个条子十亿、五亿，也不用还。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从而形成了政治联合体.这些效率低、利润丰厚的行业，漏洞最大、腐败也最严重。行业保下来了，租金拿下来了，统治集团及其忠实追求者的集体利益也就保住了。

另一面，渐进改革之行业内部利益与政权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行业只看个人、小集团的短期利益，看不出或不管政权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垄断行业，腐败越严重，漏洞也越大。除银行体系外，粮食流通体系也非常腐败，坏账几千亿元。渐进改革是后意识型态政权的生存之道，但又与行业内的人有利益沖突，於是渐进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实际上渐进改革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是倒数第三，低於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三，为什么转型时会出现掠夺型政权？

国家既可能是发展的推动者，又可能是对社会掠夺者；在专政体制下权力限制没有任何保障之下，国家只能是社会的掠夺者。

1，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人关系来解释。一旦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产权分配、出现产权下放，精英掠夺也就出现了。

2，转型过程中由於权力下放后，上级对下级监督出现问题，监督失灵.中国政府治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委托代理这一层面，主要是监督成本过高。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缺乏平行监督机制和由下而上的反馈。这可以从行为方式上看出许多问题，如代理人以权谋私，做表面文章，特别是兴建形象工程，以及公权私有化。

3，在转型过程中突然出现退出机制。以前一加入共产党，就不能退出；等於孤注一掷，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现在可以退出了，例如当私人企业主。退出机制影响了成员对集团的依赖和对将来的预期，使成员在最短时间内把投资回报最大化，把对政权的投资提前兑现；利益最大化就是对社会实行掠夺.掠夺够了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加、欧洲去了。因此，所有官吏都在以最快速度贪污敛财。

总体意识型态变化。根据中组部问卷调查，基层官员连“四项原则”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什么信仰。因贪污数千万人民币而遭处决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就承认：他担忧中共会垮台。这种心理变化，加上权力分散、体制约束即监督机制的失灵，风险很低，掌握资源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疯狂掠夺便不可避免了。

集团性犯罪腐败把公权小集团化了。黑龙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员，包括省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长、高级法院院长以及十三个省委领导中的八个。沈阳、福州等三十多个县和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湖北襄樊市一个案件有七十多个官员涉案，其中县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败的国家政权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现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卫生、环保一系列都出了问题，因为统治精英只为自己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佔有全国百分六十的财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握有百分六十的财富）。工农这两个传统的盟友被共产党彻底抛弃，成了边缘化、赤贫化的弱势群体.

打破这个困局几乎毫无办法，为了巨大利益，为了保护分利集团，共产党总是强词夺理地说它如何伟光正、証明现状是如何最合理。改革无法爬出“陷阱”，这就是中国今日改革的困境。

首发《动向》2006年十月号

刚刚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是中共自我宣传的，即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到二○二○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另一个是在即九月下旬陈良宇下台以后引起的政治地震，胡锦涛与江泽民上海帮的较量结果究竟如何？海内外对此极为关注。按照中共的政治套路，为十七大所作的准备可以分为思想理论和组织人事两方面，所谓“和谐社会”的理念、口号与目标任务，属于思想理论范畴，而整肃陈良宇这样的党内政敌，藉此腾出位置安插自己的人马，是组织人事方面的安排，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用中共的术语应该是“两手硬”。

胡锦涛、曾庆红力排众议、匆忙赶在六中全会前夕处置陈良宇，很显然是要在借这个东风，彻底解决上海帮问题的，具体的就是要逼退贾庆林、黄菊以及北京的刘淇和天津的张立昌，进而收拾各路诸侯，使团派和太子党的新人，在十七大更上一层楼甚至晋升最高核心层做好铺垫。但这仅仅是胡曾的如意算盘，分析公报和官方的公开报道，人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六中全会本身并不和谐，甚至是开砸了！有一种可能是，胡曾的方案遭遇了上海帮以及各路诸侯的阻挠，陈良宇事件引发的高层分歧，结果就成了“只谈和谐不讲肃贪”，胡锦涛不得不用更高调的“和谐社会”来掩盖陈良宇事件的震荡。

公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如果这话当真，按照党章规定，作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应该有权利出席这次会议，根据议程和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如果审议陈良宇案件的时候，他还有申辩的权力。陈良宇下台后，流传着一份新华社编纂的《陈良宇言论选编》，有人认为这些言论表明陈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异议分子，陈之所以下台就是因为与胡锦涛政治上的分歧。在《陈良宇言论选编》中就有对胡锦涛“和谐社会”表达的不同意见。陈说，“太多地强调稳定就让人想到实际上不稳定，太多地强调了和谐社会说明了实际上社会部和谐，这些词，适当的场合强调是正确的，当口头禅，滥用，用多了起反作用。”

到底是胡锦涛讲得正确，还是陈良宇讲得对？是可以比较分析的，至少要保证这种不同的意见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才有和谐的可能。有人在看到陈良宇的言论后感觉他比胡锦涛正确，如果构建货真价实的和谐社会，中共需要从自身做起，应该允许陈良宇与胡锦涛就进行公开辩论。胡锦涛拒绝（或者不敢）辩论，而是用传统发黑材料的方法，即使“压服”了陈良宇，但在中共党内、中南海高层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诚如《动向》记者的北京内幕报道披露的，六中全会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和悲观失望情绪。

其实，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恰恰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是破坏社会和谐的乱源，中共不对自己的罪恶认罪忏悔，发而以所谓“和谐社会”为名，再让老百姓对中共感恩戴德，实在欺人太甚。就从胡锦涛上台这三年看，他嘴里口口声声讲“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行动上却压制新闻舆论、打击维权运动、不断破坏人权纪录、开政治倒车，若以胡锦涛的思路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加强中共破坏和谐的能力，充其量只是金正日统治朝鲜的翻版。

检验中共是否真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看中共是否敢于正本清源，承担历史罪责，须放弃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开放报禁。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胡锦涛现在一手高举着屠刀，架在人民的脖子上，一边还强迫人家承认他就是化身“和谐”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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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72期

陈良宇案尚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突然被国务院免去职务，官方的新华社在10月13日的报道中并未透露详情，只告知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将接替邱晓华的职务。出生于福建宁化的邱晓华，不光有着令很多官员羡慕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非常年轻，不到50岁就做到了国家统计局局长的位置。从邱晓华的工作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且形象一向良好。之前的国内外媒体几乎没有有关邱晓华与中共高层不和的消息，他出乎意料地被免职自然会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

 

邱晓华被免职的消息一经公布，对其前途命运的估算便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邱晓华并不像陈良宇那样有明显的上海帮背景，从派系权力斗争方面几乎找不到他为何被免职的答案。台湾辅仁大学统计资讯学系的谢邦昌认为，邱晓华的资历很完整、作风很稳健、有学者风范，是第一位从统计局内部调升的官员，因此，他最初对事件抱持正面看法，觉得邱晓华会另有高就。但之后几天的情况说明，邱晓华不是“另有高就”，而是幡然落马。13日下午，有记者登陆国家统计局网站，发现此前长期赫然在目的新华社记者“高度评价”邱晓华的文章已难觅踪影。香港《苹果日报》14日报导，邱晓华已在12日被中共中央双规（在规定时间、地点交代问题），原因可能与陈良宇案有关，同样涉嫌严重违纪。

 

陈良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对抗温家宝，抵制宏观调控政策，这被认为是他遭整肃的重要原因。邱晓华在被免职之前，人们看不到丝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他被指“严重违纪”必然让外界将他和陈良宇联系到一起。邱晓华七个月短暂的局长生涯，正值中国宏观调控如火如荼的时期。有消息表示，邱晓华被免职，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他最近在有关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表了不少和中央步调不一致的公开讲话紧密相关。熟悉内地经济运作的人士指出，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发改委、中央银行等同属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邱晓华更以局长身分出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其言论与中央宏调重点产生较大偏差，对政策执行极其不利。

 

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留给外界以行事谨慎、作风稳健的印象，他虽然一时无法改变江泽民时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性质，但在一开始多少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这从非典时期的舆论透明度、对原卫生部长张文康的罢黜，以及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等一系列事件中不难看出，“胡温新政”的说法也就是从那时应运而生的。然而，胡锦涛纵然有拨乱反正、独步千古之志，在江派人马的牵制下，也难有再造乾坤之力。在江泽民缔造了空前绝后的腐败官场之后继任，胡锦涛不能不慨叹生不逢时。胡锦涛既无能力改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又无勇气充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从胡锦涛最近的表现来看，他的执政目的无非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维护中共当前的专制统治，他的执政目的中即使有“为民”的成分，也只能摆到不起眼的位置。

 

正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胡锦涛为了保证在十七大上的主导地位，必然掀起新一波的党内权力斗争，刘志华、李宝金、陈良宇的相继落马正是权力斗争的具体体现。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早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不争事实，胡锦涛在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所扛出的“反腐败”大旗虽然挥舞得酣畅淋漓，但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实内涵却不言而喻。陈良宇正是以“反腐败”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而被打倒的典型代表，虽说陈良宇确实存在罄竹难书的问题。

 

陈良宇的倒台早在外界的预料之中，因为之前，有关他和胡温不和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另外届倍感惊异的是刘志华和邱晓华的落马，因为太突然，甚至于在他们出事以后外界还无法获知具体原因。这也许就是胡锦涛个人执政风格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在有自知之明的贪官眼里，凡事不动声色的胡锦涛也许比其他党魁更有威慑力。面对高官的频繁落马，老百姓虽然心花怒放，但很多官员则寝室难安，他们可能会想：“今天邱晓华倒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

 

2006年10月15日

 

民主论坛

——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

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国家地震局长期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正确建议和公众监督，拒用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将使唐山大地震悲剧可能在国家地震局公开宣布的中国第五次地震活跃期（现在已进入）重演！认真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中国家地震局的失职渎职责任，建立科学民主的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是事关今日中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2006年10月6日，陈一文先生在深圳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文本。

身高一米八六，满头银发，目光坚毅的陈一文，指着一张老照片——祖父陈友仁1927年 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开会的合影——自我介绍说：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自己是一个母亲为犹太人的英籍华人，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新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网》[www.chinainfo.gov.cn]主页下边专门开辟《陈一文先生就解决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专栏，发表有陈一文160多篇文章。定于2006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环保与新能源国际论坛”接受了陈一文的两篇论文《大气“氧气枯竭”是比“全球温室效应”对人类持续健康生存造成更为严重危害的恶果》与《对传统能源以及新型替代能源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评价的十八项评价指标》。据陈一文介绍，这两篇极具超前创新理论的科技论文在中国环境与能源领域可能形成轰动。

八年三上书——国家地震局始终拒绝公众建议与监督

1998年以来，陈一文先后三次上书批评国家地震局，呼吁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和民间群测群防地震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专家共生的中国地震预测多元化监督机制，迅速启用被压制的地震预测科学新技术发明者自主创新的“土仪器”及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以防范唐山大地震悲剧在中国重演。但这些重要建议八年来始终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值此中国今日进入第五次地震活跃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迫近的严峻局面，国家地震局却一再压制公众的科学建议和合法监督，以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的谬论来推卸有效防范地震灾难的责任，实属严重不作为与渎职。

第一次是1998年12月15日，在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黄湘宁以及孙威等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下，陈一文向北京市长贾庆林呈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圈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紧急建议》的信函和建议书，强调中国有一批非主流的地震预测专家已突破了地震预测的关键科学技术，希望尽快采用。论证了最大限度调动群测群防的积极性是搞好首都圈地震工作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是能预报的。不能因为专业部门因私心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的错误观点而把非专业部门地震专家们的地震预测视为“干扰”。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测信息、拒绝监督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此信估计转到地震局后被压制，陈一文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2日，了解到地震领域外新调来的宋瑞祥局长对于地震预测的基本态度与前任领导明显不同，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身份，直接给宋瑞祥局长写信，谈《张铁铮预测地震“三要素”的“磁暴二倍法”及其“应用地磁对地壳构造运动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希望宋瑞祥局长能改变国家地震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以及手握大权的“主流专家”们对地震局坚持“地震能够预测”非主流学者以及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建议局长以身作则主动访问、请教、抢救已八十高龄并体弱多病的中国著名地震预测学专家张铁铮与北京理工大学地震预测专家郑联达教授的地震预测研究成果；建议破除国家地震局大部分权威人士的“地震在当代不可预测论”，承认“地震在当代中国已有人有新方法新技术进行预测”和“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实现地震准确可靠预测的基本条件”的事实，并树立全面突破“更上一层楼”的信心。

对于中国当代能否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及其主要阻力问题，陈一文在信中坦率地写道，“根据我从1990年逐渐开始的对中国地震预测技术发展的跟踪、调查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打一比喻”∶？ 数名非主力登山运动员已经分别探测清楚通往顶峰的所有途径，包括通的和不通的，个别人也曾经登上顶峰。因此，这些队员，尽管始终是非主力队员，他们对登山队整体登顶有信心。尽管多数主力队员从来没有登上顶峰，始终认为爬不上去，只要队长重新组织队伍，以有实践经验有信心的非主力队员为主，登山队肯定能够实现整体登顶。

现在的关键是看宋局长愿不愿意亲自领头担任中国支登山队的队长？“

陈一文认为，多年来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国家地震局一直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一位任务，而将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次要工作，这是必将导致唐山大地震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原因。

信中，陈一文毛遂自荐∶“如果国家地震局领导有兴趣的话，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诸多专家群体的支持配合下，我可以在以下领域向中国地震局领导提供咨询意见和评估意见∶？ 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原始创新的多种地球物理手段基础上的全国地震监测、地震预测系统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地区性国际合作[中亚地区性合作、远东地区性合作、东南亚地区性合作]的规划与实施方面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多位地震预测技术专家及其地震监测仪器配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方法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局的政府采购建立以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的采购规划、评标标准和评标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的中国创新科学思路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预测科学与日俱进实现更多重大突破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地震预测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咨询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某些适合引入中国的国外地震预测科学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

此信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第三次是2006年8月10日，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名义又专函新一届国家地震局领导陈建民局长，力荐因多次地震预测准确，被实践证明是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高级工程师，希望陈建民局长细读孙威三十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工作的实录《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由此迅速改变中国地震部门长期以来对被实践证明已经正确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尽快恢复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确立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之路！

预计到再次发生前一封信的遭遇，陈一文的这封信不仅寄给陈建民局长本人，写给国家地震局系统多位院士，写给中国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所长与多位骨干，同时写给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多位专家等三十多位人士。现在已得到数位专家私下的赞同，但陈建民局长却在两个月过去的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答复。有鉴于此，陈一文只好诉诸媒体求援公众。如读者要求，陈一文对本报公开披露该信全文不予反对。

孙威的铁证——国家地震局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30年

陈一文随信向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多位院士、研究员推荐的24万字长篇纪实《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实际上是一部控诉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不能预测专家”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血泪史，它以近乎“工作日志”的再现原始资料方式，披露了国家地震局自1976年以来，三十年中，一再漏报唐山大地震等十多次地震大灾惊心动魄的事实，而这些漏报地震大灾（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曾被多位“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及时预测、及时报告，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并且连报告预测的原始纪录资料也被隐藏或销毁。国家地震局某些人一再向国家领导汇报说，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属于事前毫无前兆，无人可预报的不可预报之天灾，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的悲剧升级，多与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人祸相关。——

原包头钢铁设计院计算站计算机硬件技术员孙威，其30年的“民间地震专家”生涯开始于1975年2月9日成立的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自1975年6月被评为包头市“优秀地震测报员”后，他多次纠正国家地震局的错误预报，多次补正国家地震局的漏报，多次应邀向全国地震预报会议介绍成功经验。因为1975年6月起，孙威就在包头钢铁设计院的支持下，自行研制了比国家地震局设备先进的地倾仪、地重仪、地应力、土地电、磁偏角等5种连续可见地震信息自动记录仪器，并探索出挑战传统地震理论的“孙氏地震预测新方法”，受到国际地震预测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试看孙威1976年前后受到国家地震局的多次无理压制，即可见一斑：

1、反驳国家地震局的不实预报被压制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一位副局长带头到内蒙古检查群测群防工作，宣布包头——五原地区可能会发生六级地震。孙威根据自己的观测资料反驳说：在一个月内不会有波及包头的有感地震。结果，直到1975年底，在包头——五原一带，连一个四级地震也没有发生，孙威地震观测点因为预报“没有地震”而出了名，受到包头市地震办和包头钢铁公司地震办的表扬。

2、震前向地震部门预报唐山大地震被压制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孙威向包头市地震办赵兴黄主任预报：根据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观测和自动记录图显示，7月底8月初，在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发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电话预报给赵兴黄主任。结果在7月28日早晨6点多钟，得到包头市地震办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点42分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天早上，孙威又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今天还可能有7级左右地震发生。果然当天18点45分，唐山真的又来了一次7.1级地震。

从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剧来看，孙威的这些报告的预测意见都未被国家地震局采纳。不仅如此，连孙威这些预报的原始纪录也被人刻意销毁——在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到处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电话记录本了，青山小宾馆“准备会”的记录也不翼而飞。赵兴黄和郝荣更是一问三不知，再追问就装腔作势地说，是吗？有这回事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纸包不住火，包头市地震办的一位值班员终于找到了电话记录本，但已经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关页次。好在孙威自己留下了连续完整的记录和资料。

3、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4、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5、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国家地震局每一次漏报地震致灾后，甚至在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新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仍多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使“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保护他们能免受受问责。。

6、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

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皆有较高灵敏度和实用性（即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曾经多次抓住过的地震前兆），可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 “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国家地震局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的“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确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然而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因而受到坚决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由此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悲剧后果之责任。国家地震局几十年来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则比其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陈一文获得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著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我们可以说，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就是中国人民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本文已经陈一文先生审定）

2006年 10 月 14 日三稿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新世纪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有那么几十年我们言必“斗争”，言必“你死我活”，谈“和”色变。其实，先人早就有言“和为贵”，又说“和而不同”。前者指出妥协、合作的可贵，后者标示多元、共存的价值。现在上下齐为“和谐社会”努力，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呢？高层定义为六个具体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显系人心所向。民间则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前者讲的是民生和社会保障，后者讲的是民主和言论自由，二者具则“和谐”达矣。这与前述的六个目标是相通的，无疑体现了一种上下共识。

当然，如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共识”。“和谐社会”作为有待“建构”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体现。这应当不难理解。这两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以“郎旋风”为标志的国企改革争论，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但是，古今中外，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改革是在全无异议的状态下进行的吗？应该看到，1980年代改革初期那种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罕见的特例。它的背景，一是此前十年浩劫这另一桩罕见的特例几乎伤害了从上到下所有人，从而促成了一种“走出‘文革’”的共识。二是改革前夜的旧体制不仅缺乏自由，而且福利极低，走出这种状态很少有所谓“自由还是福利”的两难困境，也很少有“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的冲突。

然而，“走出‘文革’”这一罕见的共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解体，“走向何处”的歧见则逐渐凸显。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由和福利的诉求在提高，“为更多自由而降低保障”与“为更高福利而减少竞争”的分歧开始显现。而那些失去了保障却未增加机会、损失了自由却未享有福利的人们，面对那些利用体制缺陷既垄断市场“机会”又掌握计划特权“保障”的人们，更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觉。

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甚。不仅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之前，高收入者公共福利愈高，低收入者公共福利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旧体制的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趋势；而靠单纯恢复“大政府”来增加公共品供应，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个事实：真正的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具备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框架，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能带来可以追问的责任。

上述这一切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有的是市场经济中难以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缓解。但更多的却是公共治理不充分的结果，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到位的结果。对于前一类弊病，我们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既然承认竞争，就难免有输赢之别和风险运气之别，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赢家通吃”。而对于后一类弊病，唯有通过推行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来消除“权家通赢”。我们尤其要防止借矫正“赢家通吃”之名在缺少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单纯强化权力、扩大垄断，而使“权家通赢”的弊病更趋恶化，甚至造成“权家通赢”与“赢家通吃”的恶性循环。

无论对上述哪一类弊病，走向和谐一个共同之道是：加强协商、沟通、妥协和平等博弈的机制。和谐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矛盾社会，当然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那它就只能意味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进行理性谈判、讨价还价的社会。改革也许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形成共识，古往今来的成功改革也不乏在歧见中进展的例子。但是共识或难求全，底线必须持守。共识不足，可以谋求妥协；没有底线，社会就会乱套。如今高层所确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间所流传的“有‘禾’入‘口’，人‘皆’能‘言’”，在追求设立这样的底线上显然是一致的。

   莎拉·沃特斯是近年来备受英语文坛关注的女作家。莎拉·沃特斯，1966年出生于英国韦尔斯，现居南伦敦，曾被《Granta》杂志选为“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以及英国图书奖的年度作家。萨拉·沃特斯的作品均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在优雅缥缈的氛围中带有神秘悬疑感。1998年处女作《轻舔丝绒》一推出便跃登畅销排行榜。2002年，凭借小说《荆棘之城》，入围英国文学大奖“柑橘奖”和“布克奖”。

    英语文学界最具声望的文学奖———布克奖在伦敦揭晓。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SarahWaters)，凭借小说《守夜人》（TheNightWatch）击败前布克奖获得者彼得·凯瑞和巴里·昂斯沃斯摘得大奖，并获得5万英镑的奖金。

    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的《守夜人》，曾经以微弱劣势错过今年的柑橘奖。《守夜人》是一部关于上世纪整个40年代英国的故事。故事描绘了空袭，灯火管制下黑洞洞的街道，偷偷摸摸的违法关系和性冒险。评委费奥纳·肖认为，这部小说“扒掉了伦敦的内衣”。2005年度的布克奖被公认为是近几年竞争比较公平的一届。发言人威廉·希尔表示，“这次布克奖是近年来最为透明的一届，我们之前肯定还没有透露过获奖名单。”本届布克奖评委也是历年来最为国际化的一届，评委分别来自印度、澳大利亚、爱尔兰、埃及等英语国家。虽然最后的评审风平浪静，但之前对布克奖入围名单的竞争十分激烈，在经历6个小时的“马拉松”商议后，评审委员会总算在近日贡献出了一份今年的入围长名单。在40年的布克奖历史中，这次商议所耗费的时间几乎是最长的。获得布克奖肯定对莎拉·沃特斯的小说有促销作用。去年，《海》的获奖使这部滞销的小说立即畅销，数月内销售量超过50万册。而其他落选作家的作品甚至整个图书市场都能搭上“布克奖效应”的便车，获得不错的销售佳绩。1969年开始颁发的布克奖是当今全世界最权威的小说大奖之一，在文学界影响力直逼诺贝尔文学奖。

_{2006年是杂志界的特殊年头，香港《号外》30周年，日本《Axis》25周年，英国《Wallpaper》10周年；国内的《时尚先生》10周年、《新周刊》10周年、《世界都市》10周年，连去年刚从《中国时装》改名的《时尚芭莎》也搭顺风车，过起20周岁的生日。另一方面，中国时尚生活类杂志仍然处在拓荒、布局和发展的初期阶段……}

      《时尚先生》10年

        返老还童重塑形象

_{《时尚先生》已是男性时尚杂志的翘楚。}

　　手头还有最早的《时尚》杂志，一点也不时尚，纸张虽然很厚，设计和内容却很老土，但如果将时光转回当年，转回那个小四合院里，这本杂志的出现是多么惊天动地。

　　10年里，《时尚先生》的主编换了几茬，从殷智贤到逄伟到王锋，物是人非。殷智贤还在《时尚家居》，已经出了两本家居方面的书，并扩展出一本全新的《时尚置业》杂志，继续拓宽广告领域；王锋延续一贯对男性刊物的热爱，《时尚先生》的机会突如其来，恰到好处；而前主编逄伟则自闯江湖，办起了一本名叫《大道》的男性时尚杂志，无独有偶的是，《财经》杂志每月的增刊，也叫《大道》，看来真是大道朝天，各走一边。

　　《时尚先生》是中国最早的男性时尚类杂志，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没有竞争对手。正因此，有一段时期，《时尚先生》办得死气沉沉，老气横秋，有人开玩笑地说：它可真是办给先生看的，小伙子哪看这么老土的东西。

　　三四年前，当女性时尚杂志饱和，竞争进入白热化后，很多资金开始进入男性时尚杂志领域，时尚集团自己创办了《FHM男人装》和《时尚健康》男性版，南方报业的《名牌》创刊，华商报《名仕》创刊，台湾的《男人志》进入。去年，著名的男性时尚杂志《MAXIM》化身《风度》，曲线进入，沉寂的男性杂志市场开始热闹起来，这个时候，对于《时尚先生》来说，稍感压力，改版或者更换主编成为当务之急，而王锋阴差阳错得到了《时尚先生》。在他的带领下，一年多来，《时尚先生》迅速变得年轻、新锐、有活力了。无论是广告量还是读者数量，《时尚先生》都是男性时尚杂志的翘楚。而其他的男性时尚杂志，要么是定位和内容有问题，要么是推广和销售不得力，要么是内部斗争太激烈，要么是进入市场太晚，短期内还无法对《时尚先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时尚先生》江湖老大的这把交椅算是暂时坐稳了。

　　《时尚先生》可以松口气了吗？远未到时候。业内笑谈，时尚集团原来的销售都是坐办公室、接电话、等广告单，《VOGUE》进来后，他们开始登门拜访客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竞争对手来了，说明竞争进入新阶段了。

　　这个对手就是康桂纳斯特集团：《VOGUE》进入中国，挖走《ELLE世界服装之苑》包括主编在内的大半精英，这一招又狠又准，既充实了自己的编辑力量，又狠狠地打击了竞争对手，使得《ELLE世界服装之苑》元气大伤。

　　现在，该集团的另一本著名男性杂志《GQ》又将进入中国，康桂纳斯特中华区的领军人物刘炳森如果采用同样的“挖角战术”，那么，拥有男性杂志最多的时尚集团将是首选的富矿，而《时尚先生》则首当其冲。局势如何变化，还得进一步观察。

　　《新周刊》10年

       制造概念营销新锐

_{《新周刊》善于制造概念。}

　　客观地说，《新周刊》对中国杂志界及杂志人影响深远。创刊初期，它屡屡突破和超越原有办刊思路和办刊手法，让人耳目一新，总编封新城自己也说：“2000年之前的《新周刊》，无论选题还是表达方式，其实颇多的是新锐包装下的愤青式的冲动与张狂，有的干脆是‘说不’语境下的集体宣泄……”但恰恰是这种冲动与张狂，让早期的《新周刊》赢得了读者，诸如《中国不踢球》、《我爱你》、《弱智的中国电视》、《砸烂电视》等选题，锋利无比又直击人心。

　　2000年后，《新周刊》转身，成为生活趋势观察家，卖观点、卖生活方式，《新三十而立》、《飘一代》、《第四城》、《她一代》等都是影响非常之大的选题。再后来，《新周刊》与时俱进，又进入造榜行列，不砸烂电视了，转头操作“中国电视榜”和“生活方式榜”。现在，《新周刊》进入吃老本时代，选题屡落俗套，一看标题，你大概知道它会怎么操作。更令人不解，也令读者不快的是，《新周刊》屡屡为一些烟草企业制造貌似生活方式的选题概念，频繁打出擦边球，难道《新周刊》将成为国内烟草企业的首选广告发布媒体吗？

　　对于《新周刊》来说，最致命的弱点是经营，杂志编辑人员很多，由于是半月刊，每年至少有25期杂志进入市场，然而其全年广告销售额却比不过一些月刊杂志半年甚至一个季度的销售量。所以，对于《新周刊》来说，欢庆10年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将来的出路。目前硬新闻类杂志，如《三联生活周刊》等渐成气候，软时尚类杂志如《时尚》、《瑞丽》、《ELLE》等势头强劲，处于尴尬状态、不软也不硬的《新周刊》何去何从？制造概念，发布榜单恐非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

　　《ILOOK》10年

　　从文化变身物质，并不停改版

_{《世界都市》旨在成为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

　　当年接手《世界都市》，洪晃是想给有头脑的女人办一本时尚杂志，她认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时尚杂志都是给没头脑、没思想的女人看的，应该让有思想的男人女人来教导那些没思想的女人，然后通过批判改变这些女人庸俗的时尚观，因此，王朔、吴文光、芒克、刘索拉等各行各业有头脑的人，都成为了《ILOOK世界都市》的作者。最开始的时候，事无巨细，她都亲自出马，热情很高。她跑到上海去查报摊，并想跟淮海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亭老板于老头套近乎，不惜送中华烟，送章含之的签名书，结果烟被老头扔到了淮海路上，洪晃自言“丢了优越感”。

　　一番折腾之后，洪晃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Look世界都市》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而不是我自己观点的讲台……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女人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

　　接下来是又一次改版，另请高明，晓雪开始进入《ILOOK》。晓雪模仿美国明星时尚类杂志《IN STYLE》的风格改版杂志，提出口号：“让我们和明星一样灿烂”，并逐步将杂志风格固定。曾有同行评价《ILOOK世界都市》就是一本产品说明书，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增加页码到300页后，《I LOOK世界都市》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了，发行量有了上升，每年的广告销售额也号称过千万，作为一本没有版权合作的本土时尚杂志，这样的成绩让人称道。

　　今年，是晓雪进入《I LOOK世界都市》6年，也是《ILOOK世界都市》杂志创刊10周年，但晓雪已经离开，远赴上海，主编《ELLE世界服装之苑》。

　　想来也是，杂志做到这个份上，想超越，取得更大成绩，有瓶颈，难突破，但一不留神，就会倒退，被竞争对手赶超，一直停不下来的紧张状态总是会让人窒息，离开并寻找更为广阔的平台是明智的选择。据说洪晃和新主编张大川一起，正在对《ILOOK世界都市》进行又一次改版，洪晃曾开玩笑地将版权合作的杂志称为“国际大户人家的中国养女”，随着“养女”越来越多，一本本土时尚杂志的命运更值得关注。

20世纪流传最广、最为人钦佩的美国小说。

——克罗蒂亚·皮埃罗庞:《纽约人》

现在我们拥有了一部美国杰作:粗糙的水晶被磨成真正的钻石。

——詹姆斯·迪克

篇章安排精巧至极,没人能想出痹烩更好的构思了。

——H.L.门肯

当菲茨杰拉德处于他创作颠峰之际,他把对社会百态的了解化为了文字(他既是社会的批判者,也是社会的牺牲品),至少成就了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

——E.L.多克特罗:《民族》

一本奇特的书。神秘而光辉闪耀的故事。他写得很美——他风格如此,因为他落笔自然,对形式的把握臻于极至。

——艾德文·克拉克:《纽约时报书评》

译序 巫宁坤

一

20世纪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一百年来,巨匠辈出,名著如林。自辛克莱·刘易斯于1930年首次为美国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先后又有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莫里斯等小说家获奖。谁料到,1998年,纽约文学出版界巨擎兰登书屋回顾本世纪英语小说的成就,由负责编选世界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库”编委会选出20世纪最佳小说一百部,高踞榜首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划时代巨著《尤利西斯》,其次便是美国小说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20世纪美国小说中,《了不起的盖茨比》自然就是首选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不长,与《尤利西斯》相比,仿佛是个“侏儒”,膺此殊荣,自然引起评论界议论纷纷,为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屈。好在自由世界文学评论中,历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代文库”的评价并非“一花独放”,从此确立了这一百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而且也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小说界群星灿烂,各放异彩。西奥多·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1925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悲剧》。同年4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问世,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艾略特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评价的分量了。但是,这部杰作并没有给作者带来他所追求的名和利。直到1940年,他贫病交迫、溘然长逝10年以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他的其他作品在美国和西欧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评论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做出了新的高度评价。《了不起的盖茨比》逐渐成为美国大学和中学英文课的必读书,今曰则更是家喻户晓的美国文学经典了。

二

这部被如此看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底是怎样一部小说呢?从故事情节的层次说起吧。青年军官杰伊·盖茨比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普通农家,他英俊聪明,耽于浪漫的好梦。他在南方一个大城市驻防时,和一个“大家闺秀”黛西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盖茨比出征欧洲期间,美丽风流的未婚妻却嫁给了纨绔子弟汤姆·布坎农。

盖茨比复员归国,在纽约从事非法的私酒生意,发了横财,决心夺回旧爱。这时汤姆和黛西已赶时髦迁居大纽约市长岛豪宅,盖茨比便在其海湾对面买下一所更加豪华的别墅,经常举行盛大的晚会,等待机会吸引黛西前来赴会,以期重温旧梦。久别重逢,黛西深为盖茨比忠贞的爱情所感动,也为他的财富动心。汤姆发现两人间的隐情后,在纽约寻衅摊牌,当众揭露盖茨比靠私酒买卖暴富。盖茨比不甘示弱,坦陈两人间五年不渝的爱情,要求黛西跟他走,黛西却拒绝和粗鄙不忠的丈夫分手。黛西驾车从纽约回家途中,心绪不宁,撞死了汤姆的情妇威尔逊太太。盖茨比决心为她承担罪责。汤姆谎称驾车的是盖茨比,并唆使威尔逊枪杀了盖茨比。

“三角恋爱”的模式在中外小说史上屡见不鲜。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由于富有的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结果造成悲剧,也不在少数。19世纪英国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的杰作《呼啸山庄》就是一个例子。可是,在天才作家的笔下,一个言情小说的平常模式却被点化成一个“高贵的野蛮人”心灵承受最深刻的苦难的戏剧和景象、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即受难”的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基本情节也属于同一个模式,菲茨杰拉德的天才却将一个并无多少罗曼蒂克色彩的“三角关系”点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灵魂受难的缠绵悱恻的悲剧。

三

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盖茨比从年轻时起就一心要追求“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

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

一旦爱上了“黄金女郎”,“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就结合在一起了”。她成为他理想的化身,尽管黛西早已移情别恋,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重温旧梦:

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

因此,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也超越了世俗的男欢女爱的恩怨。为了重温旧梦,他不惜投身纽约金钱世界的污泥浊水,但是他对财富本身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并无兴趣,出污泥而不染。

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

他的灵魂在受难,但是他无怨无悔,从一而终,“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小说叙述者从一开头就表白从不轻易褒贬人物,却在和盖茨比诀别之前理直气壮地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所以,盖茨比是“了不起的”。

四

盖茨比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明孕育出来的产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斓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菲茨杰拉德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学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徵逐,他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惘”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也是作家本人“灵魂的黑夜”的投影,“在那里永远是凌晨3点钟。”

小说家以凝炼而富有浓郁抒情气息的语言,画出“爵士时代”一个“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情节、人物、对话、场景、主题等等熔铸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正如同时代中国小说家沈从文所说,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五

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不仅是“美国梦”幻灭的悲哀。它也写了“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的顽强生命力,盖茨比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就是它最好的印记。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菲茨杰拉德“逆流向上的小舟”最后埋葬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一座古老的圣玛利天主教堂的墓园里。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碑前地面一块碑石上镌刻的正是这部杰作的最后一句。无独有偶,一个当代“美国梦”的巨人、电脑大王比尔·盖茨,也将这一句镌刻在华盛顿州豪宅图书室内的顶板上,作为“逆水行舟”的座右铭。

附：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作者 小土布衣

我感觉到菲茨杰拉德内心的矛盾，在极端讥讽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的同时却又不顾一切的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当中。这种矛盾是极具创造性的，这种矛盾使菲茨杰拉德丰富的想象力在强烈的自我对抗中得到最完全的释放，他用幽默的笔调描述了盖茨比疯狂的一生，主人翁的命运充满了荒诞喜剧的色彩。

在故事的讲述者尼克还没有见到盖茨比本人之前，他的形象就已经被他的宾客们在他的豪华别墅里传开了，他的不知来源的巨额财富，他的可疑的牛津出身以及他的门的多哥罗国王授予的勋章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获取用于确定自己怀疑的证据，于是盖茨比的神奇在那个夏天随着到达他别墅宾客的不断增多迅速在整个纽约传播开来。盖茨比是使人发笑的。在他显赫的名声背后，他的灵魂是如此的卑微，他几乎完全依靠海湾对岸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维系他的希望，他五年来魂牵梦萦的女人，他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思念，他不断地对她加以想象，他把她神化了，他的心中深深刻着黛西的名字，只是名字。

盖茨比与黛西在尼克的小房子里重逢是全书最有意思的一幅图画，与故事开始时汤姆与他的情人威尔逊太太在约纽私会不同，这幅图画带有几许忧伤的浪漫主义色彩。汤姆是整个富人阶层的缩影，他的性格集合了多数有钱人的特点，自私、胆小、无责任感、霸道、粗暴，他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他的意志。所以当他的情人歇斯底里的叫着他老婆的名字时，他认为是对他绝对权威的挑衅，他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随后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尼克在这时选择离去，混乱的状态并没被进一步的描述，混乱的抽象度在尼克离开后得到真正的发挥，这意外的混乱令人无比惊讶，它是极其精彩的，它满载着富人阶层的可笑形象。

同样是在狭窄的空间里，同样是与情人幽会，盖茨比与黛西的会面更加引人发笑。讲述者对盖茨比的情感是很微妙的，他厌倦他的傲慢，却又同情他。他在盖茨比的请求下安排了黛西与盖茨比的会面，他们既痛苦又幸福，他们显得不知所措，他们之间异乎寻常的动作与言语具有朦胧的诱惑性，这种诱惑同样在尼克离开以后得以散发全部的魅力。当尼克再次回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已经完全被诱惑了，盖茨比的胳膊被黛西挽着，他们一同遥望她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盖茨比思念了五年的黛西因为黛西的到来而飘得越来越远，他感觉到她的形象渐渐远去，他的无限憧憬随着她的出现而消失，他再也无法继续他的幻梦，她就象朝露一样在他的心里慢慢蒸发，剩下的只是黛西真实的躯体。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

盖茨比在黛西迷人的噪音里听出了她的贪婪，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女神，他的梦早已物化了，他需要她，虽然她并不是他的黛西，但他在失去了一个神化的黛西之后他不能再失去一个具体化的黛西。而对于汤姆来说，绝对不允许他的生命里出现背叛，他不能容忍属于他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的事实。战争终于在一次ju会中发生了，他们并不爱这个女人，他们仅仅因为证明自己的威严与权势才去争夺这个女人。盖茨比几乎快胜利了，黛西说要离开汤姆。而此时汤姆撕破了盖茨比的面纱，黛西惊恐自己梦幻的消逝。

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在此时出现。因自己的不忠被丈夫发现后被囚禁于屋子里的威尔逊太太，在挣脱了禁锢后奔跑出房门时被汽车撞死在公路当中，凶手是她情人的老婆，因过分紧张而开车以求镇定的露西。更为幽默的是汤姆误认为是盖茨比杀死了他情人，继而指引伤心欲绝的威尔逊杀死了他的情敌。盖茨比死后，汤姆与黛西就象蜗牛一样退缩到自己的害怕中，随后便消失了。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产生的美是菲茨杰拉德想象力所创造的最神奇处，它的出现给全书注入奇特的活力，虽然有些混沌的气息，但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令人完全沉湎于小说的世界。

盖茨比的死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他莫名其妙开始的神话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他的父亲来到他的别墅后惊呀不已，强烈的自豪感已经掩埋了他的悲伤。就这样，盖茨比的葬礼在他父亲赞叹声里开始，亦在这种赞叹声里结束。

菲茨杰拉德的想象到了故事的结尾似乎枯竭了，或许他是想彻底讽刺富人阶层的胆小与懦弱，在盖茨比的葬礼结束后，无论是关于尼克与乔丹恋情的最终交待，或者是尼克与汤姆重逢后关于盖茨比死因的推断得到证实，都显得多余而又生硬，并且切断了读者刚刚展开的联想。尼克的独白是无力的，他想起盖茨比戏剧性的一生，想起盖茨比信奉的那盏绿灯，想起那些可悲的争论和逐渐远去的城市灯光，他的内心一片孤寂。

跛足改革的畸形结果

中国式跛足改革带来的畸形结果之一，便是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却没有带来底层民众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甚至近年来出现知识型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其中尤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和工资低最为突出。而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带来的是普遍的工资高增长和均富。

御用经济学家解释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恰恰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市场决定的，中国人口过多导致劳动力过剩，过剩导致价格低廉。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来自市场定价的「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多，劳动力自然就不值钱.的确，农村人口佔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低於70%，过多的农村人口造就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似乎印证了以上解释。然而，这种市场决定论却无法解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下降及其失业率。因为，即便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但大学生在今日中国仍然只佔总人口的5%.就这个比例而言，大学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资源，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理应不断攀升，至少不该不断下降才对。二○○五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已经被人为地压到了每月五○○——八○○元的超低水平。

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中国式的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说那些通过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极少数权贵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最广大底层之间的分化，即便仅仅从合法收入的角度看，两极分化也极为严重。比如，在民工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大学毕业生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那些特权阶层的收入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服务於中共官僚体制的公务员工资呈现出刚性增长（只升不降）。中央政权在二○○四年出台了新的公务员报酬政策，规定了各级公务员的月工资标准：科级三千，处级五千，局级八千，部级一万，俗称「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早已突破了这一新标准。

与此同时，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於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这说明，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即便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血汗工厂」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增长，比如，内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起码在70%左右。而在中国，一九九二年后的经济改革，尽管政府不断号召扩大内需，但内需对中国GDP的拉动只佔40%左右。为什么？因为相对於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广大农民及其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近年来，城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导致职工收入的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

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共维持GDP高增长的秘诀有二：一是不断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二是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日益加深。加入WTO以来，中国似乎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贸额和引进外资额不断冲上新台阶，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国际依存度已经高达70%.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经济全球化，中共政权引以为傲的GDP高增长将不复存在。

中国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权，其次跨国公司，再次是中国的垄断企业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廉价的中国劳工群体.钜额的外贸顺差和引进外资，不仅让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而且让中共政权的钱包迅速臌胀，为中共政权的独裁稳定和金钱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经济基础.

换言之，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变成广大劳工的血汗工厂.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於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於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按照全球化时代国际通行的竞争力评价标准，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有两种——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竞优方式是指：不断健全本国的法治环境和改善经济环境，不断地提高本国国民的人权保障水平，不断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训等投入，不断提高环保水平。其结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国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在这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不过是手段，而增加本国民众福利才是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

竞次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权贵利益导向而非公平竞争导向，是权力干预而非市场选择，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是以潜规则来代替明规则，是保护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竞争。其结果，它以优惠外企而歧视本土企业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廉价出卖本土利益；它以偷窃式引进代替合法引进，带来的是走私猖獗和损害知识产权；它以盲目引进代替精密论证，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费；它以放任自然环境的破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导致损害整个国家和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的破坏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践踏基本人权来剥夺本国劳工阶层的权益，结果是人为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取消劳工的基本劳动保障；它以跛足的技术模仿代替均衡的制度创新，结果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引向歧途。

显然，以竞次手段来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是一种突破商业伦理和市场规则的底线的竞争——不惜以严重损害本国劳工阶层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竞争优势。在「竞优」和「竞次」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沾满弱势群体血泪的GDP增长

以竞次方式赢得的所谓竞争优势，不过是以暂时的高效率代替了长远的高品质，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恶化代替了持续优化。所以，当下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野蛮远甚於西方的早期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GDP高增长的代价也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

二○○六年十月五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杂志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