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海落英（澳洲）

自从历史上有华人移居海外至今，反华排华一直是一项风靡全球的“体育运动”，此起彼伏，从无间断；它和反犹太人、反印度人、反白人、反穆斯林甚至反美情绪一起，组成了世界上族群冲突和族群仇恨的一道仇外“风景线”。

中国的舆论和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由於中国在十九世纪一直处於落后地位，因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华人依然在世界各国遭到排挤；即使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海外华人的日子并没有好过过，反华排华的浪潮依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中国强大了，海外侨民不再受歧视”的愿望一再落空。

印尼一直有着反华排华的传统.从1959年至今，印度尼西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华排华.缅甸、越南和柬埔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有过全面反华排华的历史，许多华侨受到歧视、排斥和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倾家荡产.

继2004年9月西班牙温州鞋被焚烧、俄罗斯中国货遭围堵、法国中餐饮业因卫生问题被报刊系列报道从此一蹶不振、罗马尼亚华商遭警方频繁查抄无理罚款敲诈勒索等等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於2006年5月发生又反华暴乱，华人商铺遭到破坏，一些华人也受到针对性的攻击。2006年4月，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也发生排华事件，暴民不满当选的总理，把矛头指向了当地华人，指责华人操控商贸政治。在日前举行的赞比亚大选中，反对党领袖萨塔就指称中国向赞比亚倾销人口，中国人在该国接管了当地民众赖以维生的店铺。华人在全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排华反华困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这样看来，中国落后华人要挨打，中国富强华人照样还是会挨打，华人挨打与否与中国的落后还是富强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外华人五百多年来一直被人憎恨被人歧视被人迫害呢？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仇华运动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合理和不合理的理由混合在一起成为了憎恨华人族群的动力。排华运动，和反犹太人倾向、反印度人情结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华人成就的嫉妒。

由於华人能够吃苦耐劳，加上强烈的获利欲望，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大批华人发财致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在印尼，华人只有全部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三，却控制了印尼百分之七十的私有企业；越南华侨这百分之三的少数，却曾控制了越南一半的商业；柬埔寨的华人也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控制了柬国80%的经济命脉.华人的勤奋，使他们大多富甲一方，但华人的财富也受到当地人的嫉妒。当贫富差距悬殊达到一定程度又无法疏导时，矛盾就会爆发，因而就有了1964年缅甸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顷刻间家破人亡；也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宣佈禁止华人从事18种行业，限制华人经济发展，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即向全国发出通令，全国人民全部撤出城市，到乡村开荒，每人只允许随身带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华人一夜间一贫如洗。

发财致富，历来是华人的强项，但是不愿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一直成为海外华人的硬伤。华人大多自恃来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岂能归顺“蛮夷”“番族”，即使身在海外，依然心向祖国，一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情怀。这种故国情结，在获得祖国称颂的同时，往往也会使当地人对华人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猜疑。在投资方面，这种故国情结也有着强烈的反映：据中国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的外来投资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海外华商”。日前，澳洲工党领袖比兹利指称澳洲第四富豪、中国首富施正荣剥削澳洲人的智慧，在中国设厂赚取暴利，便是将猜疑明明白白地转变成了指责。

由於风俗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必然会产生华人与当地种族之间的矛盾。由於西方社会的民主宽容以及宣扬多元文化，这种矛盾不会强烈到对抗的地步。但是，宽容和忍耐并不等於融合，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凡是华人居多的地方，白人就会很快搬走。可是在东南亚，当地人的素质不可能达到宽容和忍耐华人的水平，他们对华人的发展设定了苛刻的限制，有时甚至会达到不合情理的地步。

另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切向钱看、假话欺诈的恶俗风气以及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财富或是提供机会给较弱势群体，一旦随着移民蔓延到了海外，必然会引起居住国国民的反感。西方商人甚至老一代华商也不得不承认﹕一旦中国人进入到哪一个产业，哪个产业就绝了﹗言下之意，中国人不会把这个产业链延长，以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当这种反感的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形成当地居民的反华排华运动。

历史表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造成其它国家反华排华的一大原因。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被合理化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了东南亚排华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文革，同样导致了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在缅甸，当时的驻缅甸使馆和新华社机关向华侨学生大量发送毛泽东语录和像章，鼓动他们崇拜毛泽东和造反，缅甸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章，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进而酿成反华悲剧。柬埔寨的华侨也被要求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崇拜毛泽东，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宣传材料，西哈努克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反制华人。

当年郑和下西洋，据明史称是“欲耀威异域，示中国富强”、“宣扬中国文教，俾天子声灵旁达於天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革，据说是为了“拯救世界上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但事实上，却是几百年来漂流在外的中国人一直处在被歧视欺侮的地位。眼下，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企业、寻找能源和文化输出，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对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80多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这些战略对於中国的崛起十分重要，但是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但愿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授人以柄”再被其它国家用作反华排华的借口，让海外华人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欺凌。

 

海落英（澳洲）

在中国过年，过了十五才算过完新年；在海外在澳洲，一过春节这一天，这年就“革命化”地算过完了。

一年的热闹似乎都集中在一天，这一天的热闹又都集中在唐人街。从早到晚，唐人街充斥着从零时摊位上传来的叫卖声、吆喝声、舞狮队的锣鼓声和羊肉串的焦糊味，要是没有一群群驻足观看的洋人和前来祝贺致辞的议员们，这里跟中国任何一个乡镇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两样。叫卖的是去年没卖出去的滞销商品，吆喝的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优越性。

其实，这种多元文化的多元热闹并非只是中国新年有，希腊人的新年、意大利人的文化节也是如此：把本来就十分繁忙的街道堵上，沿街摆上数十个、上百个摊位，将文化注释成低劣的廉价商品和高价的民族小吃。这样，所谓的新年、所谓的文化节便变成了出售劣质商品的garage sale，变成了市议员、省议员和联邦议员们高唱“多元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户外卡拉OK大合唱。

多元文化到底好不好？多元文化当然好！多元文化“价廉物美”，少数民族社团不需要付出什么，就可以申请到政府拨款，保持你想要保留的不管是优是劣的文化的全部，不仅可以保留你的语言，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开办语言学校，甚至还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一块土地筹备盖个“土地庙”或“娘娘庙”什么的，政府好像也不管你筹备了十年八年最后有没有盖成，反正你不申请别人也会申请，这钱总得要花。

多元文化的好处，还在於促进了少数民族间的竞争。华人申请办个中文学校，希腊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也会申请开办他们的语言学校；希腊人申请拨款办个希腊新年，华人也会办个中国新年庙会，意大利人也会搞个意大利文化节。这种多元文化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对政府拨款的竞争。你意大利人办个文化节得到了5万元的拨款，我华人搞个中国新年怎么只拿到4万9！

小时候总听老辈人说“祸兮福之所倚”，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断学习的辩証法也教导我们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多元文化事实上也是一分为二的。

当你美滋滋地享受着多元文化给予的“价廉物美”时，你就失去了融入这个社会、成为澳洲人的机会，你还是陶醉在你自己的文化之中，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就不是一个澳洲人！从多元文化政策中获益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越是边缘化，越是难於融入澳洲社会。多元文化，事实上推迟了移民融入澳洲社会的进程。

多元文化十分鲜明地将不同人的民族身份突显出来，区别开来，而不是让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认同到澳洲人这一身份上。我不止一次地被问到：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你是哪国人？）

“Australian， of course.”（当然是澳洲人）

“No， I mean，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really？”（不，我是说，你本来是哪国人？）

看来，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於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你来澳洲以前的本来面目。

我们大概已经忘记了当初移民的目的：成为澳洲人。可是现在我们仍然是华人：Australian Chinese（澳籍华人）或者Chinese Australian（华裔澳人），有人甚至还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地自称为“旅澳华人”（是来澳洲旅游的华人？还是来澳洲旅游逾期未归的华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多元文化造成的。多元文化将你的身份钉在你所属的文化背景上，让你仍然是华人，而不是澳洲人。所以，1982年和2006年当意大利获得世界盃足球赛冠军时，在墨尔本的Carlton区就会有一大群意大利人彻夜欢呼庆祝，他们不是意大利游客，他们是意大利裔澳洲人；1997年当香港回归中国时，就会有一大群华人在澳洲各个城市的街道上游行庆祝，他们不是华人游客，他们是华裔澳洲人。

多元文化，培养的就是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间谍”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贼心”。

移民来澳洲，就要成为澳洲人，不然来澳洲干吗，不如早点回去的好。

这话，波琳韩森说过，财长卡斯特罗也说了，总理霍华德也是这个意思。但你不能说，说了这话就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国家利益主义者，是站在澳洲的国家利益之上说这个话的。

多元文化政策将居住在澳洲这块土地上的人划分成一个个文化部落──多元文化部落，这些部落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利益，而不是我们在此生活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澳洲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当有人代表国家利益说话并有可能损害其他民族群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

多元文化政策，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溺爱和纵容，不管其有意无意也是一个阴谋，让少数民族边缘化的阴谋.

多元文化政策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的例子，法国、英国、南非、加拿大等等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都是失败的。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国已经收紧了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已经受到了挑战和冲击，政府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从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到现在的多元文化政策，将来肯定会藉着“澳洲共和运动”转为“澳洲化政策”（Australianisation Policy），以加强国家各民族的凝聚力。

华人大多是放眼未来的，一般都是过着初一就准备十五的。在对待澳洲移民政策的变化上，同胞们也应如此，不要过几年上了当吃了亏才想起我今天对你说的这句话──

叫你别上多元文化的当！

爱因斯坦在祝贺印度“圣雄”甘地70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后世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以后的人们或许也越来越难以相信上个世纪曾有过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的巨人。这位开创了物理学新纪元的伟大科学家、这位热切关怀人类事务的世界公民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半个世纪，离他横空出世、创下科学史上的奇迹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1905年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决不是偶然的，26岁的瑞士籍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在短短6个月间连续发表多篇物理学论文，在三个不同领域作出了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而他当时同任何学术研究机构都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小技术员。加上他后来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公认的诺贝尔奖评奖标准，他一生至少应该得8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其科学贡献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生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一生都在为世界和平、为捍卫人权奔走呼号，他发表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甚至比科学论文还要多，如果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授予他，那也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他仅仅获得过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不是因为相对论，1922年冬天他在路过上海时接到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通知。

去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宣布2005年为“国际物理年”，德国政府干脆把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而且决定把爱因斯坦的名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镌刻在政府大楼上。在遥远的中国，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而出版的各类书籍琳琅满目，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文章，爱因斯坦再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85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专门新编了一本《走近爱因斯坦》，分“心路历程”、“人生信念”、“正气歌”、“个人与社会、国家”、“反对纳粹暴行”、“伦理”、“教育”、“宗教”、“犹太人”、“科学探索”、“哲学思考”、“念先辈悼师友”等12个主题，精选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论文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言论，同时挑选了大量他在各个时期生活、活动的照片，着重展现这位科学家、人类之子的人格魅力。的确，与其科学成就同样重要、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无疑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正是《走近爱因斯坦》的主旨所在。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被打成右派，逐出中科院，回故乡浙江临海当了20年农民的许良英先生正是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在恶劣的条件下，化16年时间编译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其他参与翻译的有范岱年、赵中立、张宣三、李宝恒等），从1976年到1979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热爱读书、视野开阔的胡耀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推荐给共青团和组织部的干部阅读。1979年，北京还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商务版的《爱因斯坦文集》共收入爱因斯坦的论文、演讲词、谈话、书信等410篇，约130万字，虽然从时间上说它是世界上第10部爱因斯坦的文集，但在英文版的40卷本《爱因斯坦全集》1987年开始出版之前，它却是篇幅最大的一部爱因斯坦文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中这套书依然名列其中。像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科学读物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借助爱因斯坦身上的光环冲破思想禁忌、走出长久的封闭、蒙昧状态的时代需要。爱因斯坦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二十几年来，各种爱因斯坦的著作、传记以及有关爱因斯坦的读物长盛不衰，成了书市上不老的长青树，从2002年开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赵中立等译），爱因斯坦留下的庞大科学遗产和精神遗产正是惠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

爱因斯坦的意义远不止是科学上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埋头于探索宇宙奥秘，致力科学研究，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对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类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1914年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哪怕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反对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决不向强权屈服。1933年5月，他的挚友冯。劳厄劝他不要对政治问题发言，以免召来不测，他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停止捍卫人权的斗争，并一再为消除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威胁发出呼喊。1953年12月，他在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一个人权奖时声明：“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他摆脱了个人狭隘利益，超越了一切斤斤计较的得失计算，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于要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们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承担社会责任，从乔尔达诺。布鲁诺、伽理略、斯宾诺莎到爱因斯坦，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古老的中国也有他们的精神同道和精神传人。

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埋头于浩瀚宇宙，无论当他抬头仰望星空时，还是注视人间时，从来都是那么谦卑，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傲慢和骄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身后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和任何纪念标志，住了20年的房子也坚决不同意作为故居存在。他一而再地强调：“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在时间的河流中，他的科学成就或许会被后来的人所超越，但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道义担当、对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一切将长存于世上，激励着人类继续前行，他树立的榜样在科学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将是不可磨灭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是他在悼念居里夫人时充满深情地写下的一句话，也正是他本人最好的写照。

各位好友、各位伙伴们！

感谢各界好友们为我祝贺满九十岁的生日！人活九十年，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个日夜，不容易啊！七、八十年来，我们的理想，我们所追求的新社会，虽然经受多次惨重的挫折，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在我们几十年的千千万万的努力奋斗中，也不是一事无成。很多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高尚力量，仍然起着推动和启发的作用。人们仍然充满信心，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每当我回首平生，我仍然充满着美好的记忆，感到问心无愧，心地坦然。

在座的各位老友中，有比我大几岁的老战友，也有比我小几岁的老伙伴，我们都曾经为民主自由，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我们的友谊长达六、七十年，可说是人生中十分珍贵、十分难得的友情。

在座的老朋友中，更多的是比我小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朋友们，这也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曾经与我密切合作、并肩战斗过的伙伴！你们也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老战友、新战友，你们都曾经多方面的鼓舞过我，激励过我，帮助过我，我终生难忘。

我从二十世纪的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活到今天的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十分幸运，公然闯过了九十大关，踏进一个充满希望的、送旧迎新的十年。当然，要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我左思右想，浓缩成四句话，二十个字：

坎坷三万日，乔灌集成林。

焚烧和尚伞，根除霸王魂。

所谓「坎坷三万日」，说的就是我一生奋斗了近八十年（我十二岁就远离家乡），所谓「乔灌集成林」指的是「文革」后这三十几年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稿，经过几番挑选审改，已经整理成册。我的心血结晶终於成为一个小小的「丛林」，为后人提供一点清新的空气。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鼓励、启示，特别是在座的各位老朋友和新朋友的帮助。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结晶，而是我和老伴狄沙俩人的心血结晶。所以，在这里，我表示特别感谢我这位老伴。我同她结婚整整的十三年，在写作和编辑上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是一言难尽的。

后两句概括我几十年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是我们坚持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点，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清楚，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同志们，战友们，人活九十，应该看清楚一些事，想明白一些事，而我总是缠绕在各种绳索中，挣脱不出来，因而我常常忧心忡忡，忧国忧民。但是我们毕竟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肩上的这副沉重担子，应当交班了。当然，我还是充满希望，还是会尽心尽力作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过去写的一首小诗中，有两句话：「春蚕到死丝方尽，寸寸余丝寸寸心。」我希望在座的新老朋友们，自强不息，健康长寿。希望能和老友们共度明年的、后年的，九十以后的生日。

十分感谢大家来为我祝寿，我和狄沙一起为大家深深鞠躬！请大家举杯，为我们这些九十岁、八十岁、六七十的伙伴们乾杯！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如果5.4运动,给中国带来的不是民主和科学,而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今天的中国,完全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

西方的船坚炮利,打掉了中华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如人.但是,中国人只是承认自己技不如人,而不承认自己需要彻底的改造.所以,中国人开始的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的只是技术,手艺等皮毛,而没有去学西方的根本.

5.4运动,一般人都认为是洋务运动结束,开始了真正的从西方的根本去学习.今天看来,5,4后的向西方学习,仍然是急功近利,是实用的做法,如给一个重病人找药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并没有真正找到西方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的运气真是太坏,中国开始虚心向西方学习的时候,正好是结果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作为新思潮的社会主义,刚刚开始露头.

5.4运动后,提出的民主和科学,当然是西方文明的精髓,但不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我觉得,西方文明的根本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5.4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不幸的是正好给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清理了道路.

为了劳苦大众,让人民当家作主等等提法.完全符合所谓的民主.而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横竖正反总是有理的自然辩证法,又完全符合所谓的科学。民主变成对民的强调，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民主最后等同于无产阶级专制。科学变成了经济决定论，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宿命论。动态，发展的科学成为死的教义。

.5,4运动后的德先生和塞先生,似乎是为了马列主义量体裁衣制作的.以人民的名意,剥夺了人民的自由,被叫做新民主主义.不允许批评,甚至不允许怀疑的教义, 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独裁专制的最不民主的社会,仍然可以叫做民主,没有思想自由,最违反科学精神的学说,也居然可以叫做科学.这不只是对初入大观园的中国人,对有着自由民主传统的西方,也同样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中国人从民主,科学的路,滑向马列主义,就几乎是必然了.

一直到了今天,自然科学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似乎还是两回事.当事实和学说发生矛盾时,修复的办法是:自然科学是修改理论,而社会科学是修改事实.

如果5.4运动,提出的口号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则马列主义就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乘虚而入.共产党只能利用集体主义,很难利用个人主义,马克思的理论，就只有必然，没有自由。同样对于中国的封建传统,民主比自由更容易被接受和改头换面的运用.

在中国，为什么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最后都败在马列主义的手下,这当然和苏联的共产国际的渗透有关,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中国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素质..

说到底,中国在5.4后.只能提出民主,科学, 而根本不可能提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的确是缺乏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的土壤.

中国在四十年代的为数不多知识分子中,除去马列主义的信徒,除去不少的技术分子,和相当多的没有受什么西方思潮影响的旧文人,剩下的已经就不多了.如果,再把理论上算是自由主义者,而骨子里仍然没有自由主义的精神,如写文章,做演讲说的头头是道,回家就打老婆的人也除去,.真正可以勉强算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可能是太少了.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自由知识分子,本身也存在形形色色的缺陷和问题.他们的身上,中国儒家的影响很深,所谓的士的精神,是从修身到治国,这点没有什么值得指责,但士为知己者用,甚至是,士为知己者死.而这个知己,又基本是指向统治者,就经不起推敲了.

知识分子作为清议,作为一种舆论监督的力量,是正确的选择.即议政而不参政.但如果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真正的参与政治的博弈,那时候才叫做秀才遇上了兵.民盟诸君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谁让他们自不量力 ?

如果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大失误,就是49年丢失了中国,那么,这里民盟的功不可没.中国的国内因素，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民盟是第三大罪人,它帮助了中共,糊弄了美国.尽管他们自己也是被糊弄的.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人,作为自由主义的考核,也有许多处的不及格,我这里只谈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对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和一个实践的问题：对中共的认识.

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整个世界向左转移.苏联作为新生事务.作为新的社会尝试.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整个西方，除了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外,肯定,赞美的声音占据了舆论.想想中国的文革在西方仍然有不少人赞美,也应该不难理解.

民盟诸君当然多多少少的知道苏联的人权,自由的种种问题.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却仍然肯定.他们糊涂的提出要美国的民主,苏联的经济,根本不懂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上的自由.苏联的经济就必然是苏联的专制政治。

另一个是民盟对中共的认识,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说出共产党的自由使有无的问题的储安平,会仍然留在大陆.难道是他喜欢自由的无?

事实上,民盟诸君对中共,还是基本了解的.虽然其本质的邪恶认识远远不够.但问题的根本不是民盟诸君对中共的一厢情愿的美化,而是他们对自己的过分自信.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制约中共,甚至可以改造中共.他们以为在拿枪杆子杀出来政权的中共,有可能听他们的梦话.这种知识分子的在政治上的狂妄无知,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文章所说的是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的被打断,并不只是指自由主义者.但共产党打的最狠的,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已经信仰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打自倒了.而那些虽然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但没有剪断和中国传统的脐带的人.本来就不是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
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又赶上了毛泽东这个混世魔王.秦始皇加斯大林的这个痞子王,终其一生的破坏文化,到临死前,看着他的文革杰作,好不容易的吐出了一句话: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始终没有赦免文科 .

其实,看看今天的现状,就能明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中国又有多少人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今天的中国，已经从集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变化成为权威主义的维持性的统治。中国的竹幕早已千疮百孔，外部世界的真实对中国人，不再是什么秘密。

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和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再有什么不同。不管中共仍然想控制，但今天开放后的中国，不得不成为地球村的一员。互联网的威力动摇了中共的谎言统治的基础。

但是，为什么在今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仍然是那么形影孤单？自由主义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主义，为什么真正身心都可以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仍然是三三两两。用民主，自由，人民，正义作为武器的人，是前仆后继。而真正愿意以自由主义为自身追求的人，仍然是屈指可数。

答案可能是，作为投资，自由主义是高风险，底回报的愚蠢商业行为。是投入多，收效慢的不精明的商业行为。

喜欢在赌场上一试身手的人，看不起自由主义的小家子气的。

今天在中国朝野上争论不休的,自由主义仍然占据着舞台的中央,我相信,不管前途多么的崎岖坎坷,自由主义将领导世界和中国的潮流.对专制,独裁的政府,同时也对以民主压自由,以革命,正义,集体,国家,民族来压个人的天赋人权的势力,我都是不同政见者.

.13.10.06. 墨尔本

－－读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有感

中共整肃陈良宇的事态，并没有完全按照预先的计划发展，对胡锦涛“反腐肃贪”的叫好声，只持续了几天，继之而起的是对无章无法的“党内斗争”的批评。最近，坊间流传着一份《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它揭露了中共党内的问题，又表现了陈良宇的性格。因此《选编》迅速吸引了海内外的读者，于是陈良宇的问题，究竟是“经济问题”“生活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也就浮上了台面。

《内参》再兴“东厂风”

历来，“新华社记者”有权参加各级地方党委的重要会议，他们写的“内参”足以中断人的“政治生命”。在毛泽东时代，各级高层会议上，只要有新华社记者在场，便是清风雅静，或者假话连篇……中国能走到“崩溃的边缘”，无疑也有《新华社内参》的卓越贡献。

从《陈良宇言论选编》，可以看到中共“高干政治生活”的新发展，他的周围或下属中可能就有“新华社记者”，于是私下谈话也被录音。这种假“稳定压倒一切”再兴的“东厂风”，无疑会导致假话风的再起，从而把腐败的中共加速送到万劫不复之地。

陈良宇的言论的焦点是反对胡锦涛，他认为胡锦涛头戴钢盔镇压拉萨喇嘛，和对自己泰州养母的刻薄、都不足以证明他会是一个稳重博爱的领袖。事实上，我们也不妨想象一个戴钢盔办公、戴钢盔睡觉的中南海领袖。当然，我们或许还联想到另一个头戴钢盔的历史人物，那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祖师墨索里尼。

言论显示陈良宇比胡锦涛正确我希望陈良宇是在批评专制主义，但他可能是在嘲讽戴钢盔的专制主义者的心理素质。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不戴钢盔，不是也照样可以实行法西斯统治吗？他陈良宇不是也把一个手无寸铁的律师关进大牢？因此，陈良宇可能是在声称，他是一个更勇敢的专制主义的卫道士，如果共产政权死了，他或许愿意去当一个“兵马俑”。

陈良宇反对胡锦涛的许多言论，如“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太多地强调稳定就让人想到实际上不稳定，太多地强调了和谐社会说明了实际上社会不和谐”，都很正确，不需要许多智慧，因为它们早就是民间的笑料。然而，陈良宇说得很必要，最近“和平崛起”的陈词滥调的确有所收敛了。

陈良宇有些言论是非常错误的，如：“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又如：“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伟人，他把中国从经济停滞的陷阱中引出来，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当前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消耗了世界百分之四十钢铁、水泥、煤炭，产值却不及世界的十分之一。因此，“宏观调控”是必要的，只有把速度和消耗降下来，把质量和产值升上去，人民的生活才会从更高的层次上得到改善。说实行“宏观调控”，就是要回到经济停滞陷阱中去，那是偷换了概念。

陈良宇认识到：“政府的权力是腐败的根源，加强政府权力只能加强贪污腐败，减少政府权力，不该管不必管的事情，让市场竞争机制去自然平衡，人们不求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时候，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结果会造成更多更大的腐败。”

但是，陈良宇的思想深度是非常局限的，他说的减少政府权力，增强市场机制，“贪污腐败也就失去了温床，就可以控制了，”也并非完全荒谬，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北洋政府的权力功能远低于共产党大政府，而且有百分之百的市场机制，那时的贪污腐败的确远不如今天的共产党。但照他的意思，只有消灭政府权力，才能灭绝“腐败的根源”，只有“无政府”，才能“无贪污”，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只能是“有政府，必有贪污”了。

突显胡锦涛与邓江不是一条心

反复强调自己是“共产党人”的陈良宇，反对“用更多更大的权力来整治贪污腐败”，他认为市场化就能消灭贪污，而只字不提人类的“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的普适经验。按照他的“共产党人”逻辑，只有等待全部社会资源被共产党徒们侵吞完毕，全部进入盗贼们的市场，贪污才能结束。从《选编》中，也可以看出陈良宇对海外媒体批判“上海帮”的耿耿于怀，他甚至用斯大林主义者惯用的“反苏反共”的罪名翻版–“反华反共”，来恐吓党内政敌和海外舆论。我们可以看出，陈良宇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也是一个敢于思想的人，但他的思想太落伍，他无法从反对自己的言论中，获取自知之明了。

陈良宇政治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上海帮”的死亡。这是胡锦涛、曾庆红连手的胜利，更是一个没有政治理念的庸人帮派的自然结局。贾庆林、黄菊这样的“政治负资产”，也必将在下届中共聚会上淘汰出局。然而，陈良宇的“错误”也只是“不和中央保持一致”而已，而他自己则可以宣称“我和已故的邓小平同志、健在的江泽民同志一条心”。因此，这场斗争在政治上将没有输赢，除非发现他贪污了大笔美金。

这就是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所告诉我们的党内斗争的信息。

二○○六年十月七日

首发动向

中国大陆地区地大物博，成千上万的人口，甚至有上亿之众，都会碰到这么一个难题：为什么在中国的新华书店里买不到一本《圣经》？

中国有2300多个县，全国至少有上万家新华书店，但顾客们都会碰到这样一个尴尬无奈：这里绝对买不到《圣经》。

除了新华书店这个“国营老大”之外，再找找全国其他性质的书店，比如民营书店，集体书店，甚至个体书店，全国估计有几十万家，还有一些超市、便利店里的书店，书店连锁店等等，都无一家是可以买到《圣经》的书店。

难道《圣经》是稀缺书籍吗？不是的，因为《圣经》太大众化了，其文字有数千年的历史，也不需要保护版权。

难道是这些书店被禁止流通宗教信仰的书籍吗？不是的，在上述书店，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买到道教经典《道藏》、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及佛教的经典就更多了，诸如《金刚经》等，几乎随处可见。像《道德经》中华经典，由于没有版权，几乎每个出版社都可以无偿出版。据李柏光博士介绍，在监狱里，信仰基督徒的犯人们，其聚会读经祷告的宪法权利，往往被剥夺。而在某些“感化场所”针对信仰法轮功的犯人，是坚决不能阅读被官方斥为“邪教”的《法轮功》书籍，但可以在监狱里读到佛教的《金刚经》，这又是为什么？

在浩如烟海的众多宗教信仰书籍之中，独独没有被称为世界惟一的文明之光的《圣经》可以公开在书店销售。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文明国家以官方命令公开禁止书店经销《圣经》，但中国实际上就是禁止《圣经》以图书的方式公开出版，更不允许个人私自印刷《圣经》免费赠送。

为什么中国政府那么惧怕《圣经》的流通呢？是不是他们心中有撒旦呢？

《圣经》在中国，只是享受的是内部资料的待遇。中国有370多家由政府特别允许可以出版图书的出版社，却没有一个出版社公开出版过《圣经》，只有部分出版社出版过《圣经故事》或《圣经》解读研究文本，以及《圣经》的部分篇章翻译，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美国冯象翻译的《圣经之创世纪》，也是以研究的方式出版的；再如北京民主党派的出版社——群言出版社公开出版过王汉川博士翻译的《圣经旧约之创世纪、出埃及记》，《新约之约翰辅音》等生命树系列，也是以鉴赏的方式出版，该书籍的前半部为研究，后半部为附录经文。这些图书，总不能称为《圣经》全书。《圣经》全书66卷，目前没有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包括专门出版宗教类书籍的国家宗教局主办的宗教文化出版社，也没有公开出版《圣经》全书。

那么，目前在大陆流通的大量《圣经》又是怎么一种书呢？

我们看到，这些《圣经》就是内部资料性质，因为其没有13位数字的国际出版书号及图书条形码，甚至也没有图书必须要有的图书再版编目数据（CIP），不能进入以条形码销售为要求的书店、超市销售，没有出版社的名字，所以说这些《圣经》不能称为图书。

这些只准许在基督教堂内流通的《圣经》（教内发行），是由中国基督教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按照中国国务院的“出版条例”，该协会并没有图书出版权）。这些《圣经》都是由专门印刷圣经和赞美诗等基督教经典的江苏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的，据官方的数字，自1987年至1998年，共印发1700多万册《圣经》（中文和合本），都是免税的。这个公司的印刷设备、圣经版权和纸张，都是由美国的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的，成立公司也是双方合作的，所以几乎每出版一部《圣经》都会注明这么一行字：本书的印刷，自1987年起，承蒙联合圣经公会捐赠纸张并提供版权，特此鸣谢。

1987年至今，将近二十年历史了，中国得到《圣经》的基督徒有福了，不能忘记近二十年来美国联合圣经公会的捐赠和更多的传福音的基督主内弟兄姊妹的无私奉献。

由于《圣经》不能称为中国正式出版的图书，所以只能由主管出版的省级新闻出版管理局“准印”——中国印刷《圣经》的主要省份是江苏省。我在最新印刷的《圣经》上看到，准印号为“苏出准印JSE-0001374号（2006年印刷）”，即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准许印刷的，至于印刷多少，他们没有写印数——估计每年都是一个惊人数字，现在大陆需求《圣经》量非常大。尤为明显的是，自2006年起，该版权页上明确规定“本书仅限于在中国境内发行”。而在2005年印刷的《圣经》上并没有注明这一限制性规定，如2005年版《圣经》准印号是“苏出准印JSE-0001169号（2005年印刷）”、“苏出准印JSE-0001170号（2005年印刷）”。难道这是警告说，2006年新印刷的《圣经》就不能被带到中国大陆（境内）之外吗？

《圣经》在中国未能享受到正常的图书待遇，而且只能在中国境内的教内发行，所以说这部《圣经》太宝贵了，太让人爱不释手了，首先《圣经》价格低廉，按照美国联合圣经公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合作，该部圣经的定价不超过1美元，即不超过8元人民币，2005年印刷的64开《圣经》为7.5元人民币，64开新约圣经红字版（附诗篇、箴言）为4.5元，32开《圣经》为10元人民币，中英文对照版为28元人民币。对比一下，香港出版的任何一本《圣经》都比大陆定价高，有200元一部的。不过，香港和美国，都有富翁奉献，大量购买、印刷《圣经》无偿捐赠在宾馆、饭店、学校、福利院等，任由客人随意带走——传福音。其次，这本圣经印刷质量非常高，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任何一本《现代汉语辞典》、《新华字典》、《辞海》的印刷质量和纸张，都无法与之媲美。第三，就是教徒们遗憾这么一本最宝贵的经典，却不能进入中国购书量最大的新华书店销售，还有那些希望阅读这部经典的非基督徒读者，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一个大城市内哪里可以买到《圣经》，我本人就在很多书店听到有顾客问有没有《圣经》，却得到的都是否定的回答。令人遗憾。

《圣经》只能在教堂内，恐怕是共产党早期的闭关自守政策，也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思维作怪。没想到，现在时代不同了，政府要构建和谐社会，怎么能够少了上亿基督徒的参与呢？如果不让《圣经》这部全世界的文明之光在中国大地普照，又如何体现和谐社会呢？

目前，我们中国大陆使用的《圣经》还是1919年前后翻译出版的《和合本圣经》，也是中国最早的普及白话文的翻译作品、杰出范例。现在，中国大陆却没有一本现代权威中文版的《圣经》被翻译出来，难道是大陆没有人才和经济实力吗？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大陆，不但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研究、翻译《圣经》的专家，中国的学者完全有能力组织教徒自身的力量翻译这部宝贵的《圣经》，比如上海就有国际组织亚洲圣经协会的翻译人员已经推出了标准中文版本的《圣经》，葡萄藤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希伯来文学者林涌强先生已经翻译出《圣经》四福音篇，北京的王汉川博士也推出了自己组织力量翻译的《圣经》若干篇（生命数书系，群言出版社），香港有《圣经》普通话版本也值得参考，这些都是好的方向，一旦中国开放对《圣经》的出版、印刷、发行、零售的限制，那么，更好的《圣经》版本将在中国大陆更多地出现和出版，更多地成为人人皆知的福音。毫不夸张的话，至少神州大地这一上帝惟一真神的领地，一年发行5000万册，甚至人手二册，上亿册的发行量，也都是很正常的。

《圣经》全书浓缩成一个字就是“爱”，也就是“光”，即生命之光，智慧之光，永恒之光，真理和自由之光。其中，被称为“生命之光”的《圣经新约之约翰福音》，第1章5节有段话分别有以下几种中文翻译，如1920年和合本是这样的：（上帝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2005年亚洲圣经协会的版本是：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胜过（领会）这光；北京王汉川博士的2005年版本是：光照耀在黑暗中，黑暗却没有认识光；而杭州的东方文化研究学者林涌强先生的最新翻译，可以做到与《圣经》最初的希伯来原文与汉语“一个字对一个字的翻译，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应对了《圣经之启示录》所宣扬的“不能加添什么，也不能删去什么”，他的翻译非常简单：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领会光。

现在的中国，《圣经》之所以不能进入大大小小的书店，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这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没有领会光”的时刻，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期待重生，进入属灵的新天新地，就需要信、望、爱，进入大爱。

林涌强先生说：“当福音传遍，太阳升起来了，那黑暗还会在哪里呢？”

是的，我们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而走向重生。重生的意思是指：1、新生命开始了；2、由祈祷孕育；3、结出圣灵果实。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其实就是“创始是道，道的性质是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就是上帝，当“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光是永远的，包括看得见的光，看不见的光，能使愚人通达”，于是就“深渊与深渊呼应”，有如卵子受精，人的新生开始了！所以，读《圣经》神的话语，会使得有福的人因“豁然开悟”而“新生初始”，受到上帝的拣选，正如保罗所说，“义人因信得生。”

中华民族，走了两千多年“大同”向往的坎坷苦难路途，直到今天以基督徒为代表的“千僖年”向往，才真正是一直在向往着人人向善，圣人辈出的新时代。林涌强先生说，中国自孔夫子起的2500年左右历史都不能免于悲剧的循环，那么究其原因，就只能用“恶”字来一言以蔽之了。因为人心都归往“亚”（“亚”字处于“心”之上，就成了“恶”字）一类的次重要方向了，以至于中华民族“路漫漫兮”，世世代代都终生求生，努力却全然归于死地。如今我们的出路，也只能用中文所传达的“道”来一言以蔽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那首要的目标，以至于“神州”中国起死回生，进入荣耀的光，得享完全的救恩。

如今，我们中国所有向善的、有罪的、悔改的、苦痛和受难的、贫困的、有权柄的，都是需要《圣经》这一文明之光，这一生命之光，这一真理之光，因为《圣经》的话语已经使我们明白了只有神一位是至善，惟一自有、永有的真神，惟有靠着他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以短暂的人生来实现永生，成为“圣人”。因此，何以“人人向善，圣人辈出”？惟有道，上帝的道，就是直奔首要的目标，也就是首先来掌握、领会《圣经》神话语的本意。

当然，我们这个世代，也需要一部更好的与原文一字不差对应翻译的中文权威版本《圣经》，希望不久能够在中国神奇般公开出版，人人得以享受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这圣经就好比食谱和药方，是指导人类怎么“食用”的，而不是让人像欣赏小说或文学作品那样，看着、或听着来满足趣味的。这部经典的“道”没有像小说那样的语言色彩，倒有食谱和药方一般的语言平淡，因为“道”，得着的永远不渴，就像一棵树长在溪水边；这道，就是通过看着、或听着，从而让人们可以耳濡目染地渐渐明白：怎么享用所说的内容。毫无疑问，《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包裹了永远的大爱。请注意，在此所说的是每一句话。这样的大爱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人恍然而悟，使人产生共鸣，从而渴慕和领受大爱的引导，于是，人就因此“重生”，就永远在光在荣耀中，就不再有黑暗。

《圣经》里，每句话的主题都是永生之“光”，每句话的宗旨都是让人领会这“光”，并且行在“光”里，从而得享永生，永远的生命。

“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是的，中华民族和地球上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一样，我们寻求福祉的答案只能是归在这焦点之“光”里，愿《圣经》在中国可以公开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刷、发行，愿《圣经》能够在中国每一个家庭里都可以荣耀上帝的儿女，让每一位上帝的儿女同得“道路、真理、生命”，得到那荣耀神的光，不再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黑暗！

国际笔会祝贺奥罕·帕慕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在今天说：“我们祝贺奥罕·帕慕克，因为他是一位结合了出色写作与勇气及人文智慧的作家。对笔会而言，他代表了一种全球视野的开放，朝向创立一个多创性的和平世界。”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女士欢迎奖讯说：“奥罕·帕慕克丰富而有条理的叙事，架起了连接不同世界的桥梁，打开了通向体现文明处于十字路口的文学、历史和语言之门。”
 
国际笔会欣喜这位重要作家的作品以此种方式得到褒扬。奥罕·帕慕克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也是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大师。
 
奥罕·帕慕克本人去年曾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在土耳其刑法第301条追究下受审。国际笔会希望他的获奖将凸显这个事实，许多作家和记者仅仅因为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正在土耳其遭受审判。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琳·克拉克博士指出：“奥罕·帕慕克写作有关少数民族特性及经历的问题。对于太多的土耳其作家来说，这会把他们带上法庭，并且有时还会带进牢房。我们因此特别高兴，一位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得了这一荣誉。”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和国际笔会联系：
伦敦办公室: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Tel: + 44 (0) 20 7405 0338 Fax: +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根据英文原本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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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2006年10月12日）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
“他在探索其故城的忧郁灵魂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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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EN congratulates Orhan Pamuk on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12 October 2006
 
International PEN congratulates Orhan Pamuk on being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Jirí Grušá,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PEN said today, ‘we congratulate Orhan Pamuk as an author who combines great writing with courage and humanistic wisdom. To PEN, he represents an opening of global perspectives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 peaceful world of creative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Joanne Leedom-Ackerman welcomed the announcement saying ‘Orhan Pamuk’s rich and textured storytelling bridges worlds and opens doors to litera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that shows civilisation at its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PEN is delighted that the work of this important author is being celebrated in this way.  Orhan Pamuk is a writer of extraordinary merit and he is also a great advocate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ternational PEN hopes that this award to Orhan Pamuk, who was himself on trial last year under Article 301 of the Turkish Penal Code for insulting ‘Turkishness,’ will serve to highligh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in Turkey who are on trial solely for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Orhan Pamuk writes on issues that relate to ident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minorities. For too many writers in Turkey, this can lead them into the courtroom and in some cases, prison.  We are especially pleased that a writer of such quality and courage has received this honour,’ commented Dr Karin Clark, Chair of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For further details contact International PEN
London Office: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Tel: + 44 (0) 20 7405 0338 Fax: + 44 (0) 20 7405 0339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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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wedish Academy
Press Release
12 October 2006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6
Orhan Pamuk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2006 is awarded to the Turkish writer Orhan Pamuk
“who in the quest for the melancholic soul of his native city has discovered new symbols for the clash and interlacing of cultures”.

细密画——吸取了从波斯地区传来的灵感滋养，在伊斯坦布尔绽放盛开的绘画艺术。

这是我辗转听到的关于《我的名字叫红》的片段介绍。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它会是那种波澜不惊的小说，就像黄仁宇的《汴京残梦》。一个温吞水一样的故事，故事里的每个人都会充当不厌其烦的解说员，向我们描绘遥远年代画师们的生活情境、工艺细节，以及微妙的艺术风格，给现代读者提供浮想联翩的材料，制造一条条连结我们与古人脑中所思所想之事的线索，令人体悟到一层又一层的历史。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厚达600页的小说，以一个简单故事为线索，竟然生出波澜壮阔。

一个细密画家被同伴杀死在城郊。一个远行多年的男子回到伊斯坦布尔，拜访他的姨父、他所爱的女人的父亲、被杀画家的雇主。一个用法兰克风格绘画来描绘奥斯曼帝国的秘密项目，涉及这位姨父、四名杰出细密画家，其中包含了死者和凶手。一个大师，经历了徒弟们的背叛。一个说书人，模仿画中的狗、树、撒旦，在咖啡馆里调侃讥讽。

从一具尸体开场，以一桩凶杀案的水落石出结束，中间铺排着发生在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阴谋与凶杀，以及缠绵悱恻的爱情。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出的悬疑小说，语言绚丽，结构精巧。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海峡与船只、寺庙与广场、无人的小巷、热烈的阳光，四百年前的伊斯坦布尔在帕慕克的笔下一时奔涌出来，历历如新。

假如它就是一部《达芬奇密码》式的历史悬疑。也许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找出主角，沿着他的目光去经历故事，评判配角，抓出凶手，破解谜团。但是，真正开始阅读后，我想你的疑惑一定与我相同：谁才是主角呢？

翻翻目录就会发现，在这本书里，所有有幸占据一个章节的角色都在像主角一样发言。

我是一个死人，我死在枯井里——我是一个流浪者，我回到故乡，听说了谋杀事件——我是那个凶手，我将同伴扔下地域，我将如何习惯这新的身份，在一如往昔的生活里——我是一棵树，我立在那里，看凶手如何惴惴不安，世人怎样忘记一切……

这里似乎没有主角。但每一个标题跟其他标题紧紧关联，每一个标题都意味着视点人物的替换，小说在一个个头脑之间传递着前进。这种仿佛繁复舞步的结构反而比固定在一个人物身上的视角更为吸引人，许多扇窗口一起打开任人观看并没有让悬念变得更少。

我是一棵树：我不想成为一棵树的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

我是一枚金币：我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是无情的；我是盲目的；甚至连我自己都爱上了钱；很遗憾，这个世界是建立在我之上的；我可以买所有的一切；我是肮脏的、低俗的、下贱的。

我是一匹马：我曾经穿越平原、参与战争、载着忧伤的皇室公主们出嫁；我不知疲倦地奔跑过一张张书页，从故事到历史，从历史到传说，从这本书到那本书。

书中人物的面貌，几乎全都是由这样的言辞和内心的自白构成。你可能读完了都还记不得第一个出场的人物留不留胡须。而这些言辞与思想，带着阿拉伯人、奥斯曼人的特有调调，借助比喻和一千零一夜式的故事，变得五彩斑斓，丰富无比，质感与细节洋溢在每一个字上。

现在你可能已经猜疑本书的主角并非人物，而是理念，它躲藏在章节之间，借助他人之口发言。这个人代表着古老的细密画的精神，而那个人代表外来的法兰克传统，如此云云。似乎整个故事乃是不同的理念争斗的投影。

但是没有这么容易。书中人物会一次次重复出场，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小说的故事，每一次参与，都可能令你发觉自己上一次对他的理解是残缺的，或者离题的。仿佛在半透明的画页上一次又一次覆盖上新的内容，最终谁也没办法在这层叠的画面中指出一个简明的构图布局，相反，偷懒的读者总是被带领着奔向不同的方向：

你可能把它看成一个奥斯曼女人在穿插叙述着她对年轻时代的记忆。

你可能把它看成关于画坊里一同长大的画师们在经历背叛、猜疑、死亡之后回想生平的故事。

你也可能把它看成一千零一夜那样的故事集，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你看到“细密画”及“细密画大师”经历过诸王、帝国、入侵与叛乱诸多离合后的前世今生。

那么，是否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理念呢？它贯穿在整部小说的始终，贯穿在那些纷繁复杂的理念背后，借着理念的斗争彰显自己的存在。一旦我们抓住它，就能够将所有的理念，所有的故事做完美的分类，放置在合适的位置，让这些七嘴八舌的讲话人闭嘴，纷纷满足于这种最本质的叙事。

也许答案就在标题里：“我的名字叫红”。

这不但是标题，同时也被作者辟为一章单独放在本书最为激荡人心的部分。它的发言者不是可以推动故事发展的人物，也不是满口调侃讥讽俏皮话的画中物。“红”只是一种颜色，纯正的颜色。红就是红，没有深红、浅红之分。也没有清晨阳光下的红、黄昏反照下的红。

有人认为红色在这里隐喻的是信仰与真主，而我觉得红色正代表着细密画的秘密：它是凡间事物之上的典范，是理想圆足的真主眼中的世界。“红”正是理解细密画这种排斥个人风格与人物个体特征的艺术的关键，也正是坚持细密画还是改变细密画这场斗争背后的价值所在。

但是我坚持认为，“红”仍然不是本书的主角，帕慕克想写的也不仅仅是一部有关细密画背后的历史与信仰之争的故事，尽管这个主题已足够宏大。因为看完整本书，你会感觉到，书中的每个人或物之所以存在，绝不只是为了站在支持传统或者反对传统的某一边，充当读者对某一历史事件做出评判的人证物证。各种各样的声音交错而行，所经过的轨迹中已包含着它自身的意义。而我们只有把他们结合起来，不遗漏任何一个，就好像必须阅读整本书而不是片断章节，才能把握作者蕴涵在细节里的意图。

让我引述书中一个年老细密画家的话给你看：

因为安拉创造这个世界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才赐予了我们文字，所以我们才能彼此分享、谈论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但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故事起源于文字，图画只是用来装饰故事而已。然而，绘画的用意在于寻求安拉的记忆，从他观看世界的角度来观看世界。

“观看”，在我看来，才是这本小说的关键。你没有错，这本书的标题里就隐藏着有关“主角”的线索，但它不是“红”，而是“我的名字叫……”。是的，主角是这种结构，这种文体。这种不断转移视点的结构安排，并非是为了作者叙述的方便。它是带领我们进入故事最隐秘情节的主角，跟随它，按照它给我们设置的视角，我们才能体会深埋在作者心中的伊斯坦布尔的宏大，感受细密画背后信仰的力量，触摸奥斯曼女人和男人如潮汐般温柔而一往无前的情欲力量。

要跟随这个不平常的主角，你必须像书中每一个人物一样观看，平等地观看，观看人们的执著与取舍，观看城市的呼吸与变迁。当你能够这样观看书中的每一处细节，你将理解到：作者不是要告诫、宣扬什么，也不是单纯讲个复杂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想象一下，假如你已经有了千年的生命，而要讲述这一切，你能从何处开始，用什么样的形式？你必定只能像作者一样，写出伊斯坦布尔人自视自审时的种种陈述。他的犹豫、徘徊使得书中不存在一方战胜另一方的情节，如果说有，那也只有时间，新的时间战胜了旧的，但新的时间又立即老去。

所以，只有摈弃掉局外人的一切眼光，压制一切猎奇、漠不关心、指手画脚的心态，读者才能进入帕慕克在这本小说里营造的世界，才能最终了解，帕慕克是一个如此野心勃勃的作者，而《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有着如此伟大抱负的小说，因为他和它试图让读者观看到的是只有安拉才能具备的视野，是一个宏大圆足的世界，一个“红”的世界。

今年新科文学奖得主作品立即享受加印“待遇”

 
^{帕慕克得奖后的感言很谦虚，相信作品因此热销的势头会让这位“畅销”作家更高兴。}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得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震动了世界，也带动了市场销量。兰登书屋表示将大幅增加其作品的发行量，而其代表作简体中文版《我的名字叫红》出品方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称马上将加印1.5万册。

帕慕克：“我只关心我的写作”

昨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帕慕克本人将获得140万美元的支票，一个奖牌和证书，并受邀在12月10日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一场奢华的诺贝尔奖晚宴。

对此，帕慕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课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将获奖视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我只关心我的写作。”他说。他还表示这次获奖不是他的“个人荣誉”，而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所赐予的荣誉”。

但西方评论界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你可以开始注意到这种潮流———他们（文学奖评委）开始将奖项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宣告来颁布。”瑞典一份报纸的前主编亚恩·鲁斯说，他认为帕慕克是欧洲与土耳其关系的一个象征，“诺奖评委会在做决定时没法忽视这点。”

在有些评论家看来，帕慕克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欧洲主流圈的喜爱，他的获奖更被看成是土耳其在几十年文化改革后努力进入西方国家的一个象征。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文学家和政客表示帕慕克的获奖是名副其实。“我相信他得奖完全是出自自己的文学天赋，”土耳其议会的一名成员艾戈孟·巴格斯说，“这个奖显示了土耳其文学和艺术对世界做出的贡献。”

全球书商看准新状元“卖相”

帕慕克获奖立刻掀起了国际市场的帕氏作品旋风。诺奖结果公布不久，他就已有五部作品进入了亚马逊网上书店百名畅销书名单。兰登书屋也随即宣布将增加10万本《雪》的拷贝，另外《我的名字叫红》、《黑名单》和自传《伊斯坦布尔》同样也要增大发行。

实际上，帕慕克在获奖前已是很多西方著名作家的“偶像”。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都表示很喜欢他的作品。帕慕克的《雪》在美国也已卖出20万册。

与世界同行一样，中国内地简体字版《我的名字叫红》出品方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施宏俊表示，近几年诺奖得主中，帕慕克的小说更有大众缘，被誉为“亚洲最聪明的小说家”，他将复杂的内涵以娴熟的通俗小说的手法表现，更易于读者接受。

《纽约时报》这样评价：帕慕克的小说内容博学多闻，形式前卫实验，但又流畅好读，让人不忍释手。“前两天已经加印5000册，摘得诺奖后，当即又加印了一万五千册，相信他是一个后劲很足的作家。”施宏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