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问：您在小说中使用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讲故事，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个叙述者。似乎没有任何连续的两章使用同一种声音，您为什么给小说这样一种结构呢？使用这种结构是不是给您自身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答：实际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16世纪奥托曼的细密画师的声音，一位苦苦寻找战场上失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声音，杀人手的可怕声音，一个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这个发现之旅中，我异常兴奋。在我的故事中不仅人物本身会说话，还有许多不同的物体和颜色都会粉墨登场。我想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组成一曲丰富的乐曲，展现上百年前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原貌。视角的转换其实也反映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从我们的角度经由上帝存在的观点寻找过去的师姐。这些都与我对绘画的了解有关，我的主要人物都生活在不存在透视法限制的世界中，所以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幽默表达自己。

问：有个人物，女主人公的儿子，叫奥尔罕的，这个奥尔罕是你的另外一个自我么？

答：奥尔罕不是另外一个我，就是我自己。关于奥尔罕的许多细节，以及一个孤身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的逸闻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在小说中也用了我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两兄弟无休止的争吵，敌对，求和，对母亲的独特情感都是自传性的。把这些细节放到这部历史小说里，我是想给它一个个人的维度。

写作历史小说的困难不在于完美再现过去，而是把历史与某些新鲜的东西联系起来，使其不断丰满起来，用想象和个人体验改变它。

问：写作这样一部具备丰富细节的历史小说，你都做了哪些功课？

答：我花了六年时间。当然，我用了大量的时间读书，观看各种美术作品，但我不觉得那是调查研究，我乐在其中，非常享受。 土耳其人是优秀的收藏家，许多古老的政府文件和艺术作品都保存的非常完好。我在这些故知堆里游荡，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以前我们的理发师还兼职给男人切包皮，如果顾客给的钱足够他们，他们还给人拔牙等等。

至于绘画，我6岁就开始研究了，我总幻想着自己能做一名画家。在孩童时期，我还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后来我受了更多西方绘画的影响，大概20岁的时候，我开始写小说了，画画的爱好告一段落。

问：您能否解释一下细密画大师只有变成瞎子才能到达伟大的顶点这中间存在的张力么？

答：中世纪的画师，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模仿和重复的结果，你模仿的越多就越完美。画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描绘同一副场景、同一个主题，他们把这些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了。他们根本不需要用眼盯着自己的作品。

问：您认为伊斯兰绘画的审美与西方审美的冲突对你超越历史有重要意义么？你是否提示读者他们两者代表了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看世界的方式？

答：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基于此，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读解世界。

在我的小说里，这种冲突甚至带来了凶杀。但是读者应该发现，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冲突。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问：哪些作家和艺术家对你产生了深刻影响？

答：我已经48岁了，在我这个年纪，影响这个东西令我十分紧张。我更希望你的问题是，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哪些东西。比如托马斯曼，我知道历史小说的快感主要来自于糅合各种细节的秘密。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本身同等重要。我从艾柯那里可以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不过，我从尤瑟纳尔的身上获益最多，她写过一篇评论，讲述历史小说的语调和语言的，非常精彩。

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

瑞典文学院10月12日宣布，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荣获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的获奖，也许可以带出许多中国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今年54岁的帕慕克对土耳其政治採批判立场，他敢於站出来批评土政府对其境内少数民族採取不人道待遇，甚至直揭土耳其中一战时曾屠杀阿美尼亚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土耳其人屠杀库尔德人的疮疤，并因此成为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在诺贝尔文学奖者的得奖者中，不乏利益集团不喜欢的人，也不乏对本国历史一些看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的作家。例如1994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文化、政府、特别是右翼对战争历史的问题，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日本人得知大江获奖时，都惊讶不已，随后就感到愤怒。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大江获奖是因为他对日本保持批评态度。其实，大江对历史问题的看法，跟另一批判日本战时罪行的老兵史东郎可谓十分接近。

巧合的是，这次帕慕克得奖，据报土耳其政府也十分不爽。另外，获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1996年），就被前苏联放逐被逼流亡美国。在1970年获诺奖的索尔仁尼琴（又名索尔仁尼津，1918年出生）一样也曾被前苏联放逐。

从帕慕克，从大江健三郎，从索尔仁尼琴的例子，就可发现诺奖喜欢对历史具自省能力的作者，但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眼中，这些作家都是“侮辱本国民族的败类”。可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都普遍认为：帕慕克、大江健三郎、索尔仁尼琴他们才是对的。

2000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旅法作家高行健（1940年 – ）对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等，也似乎有跟中国官方不太一样的立场。一些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高行健当年获奖大力鞭挞，他们的反应跟当年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者对大江获奖的反应倒是十分一致。高行健原籍江苏泰州，那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成长地。不过，高出生於江西赣州，他跟胡锦涛不可能曾有甚么交集。

帕穆克在其30年写作生涯里，只着书7本；中国的作家，有谁可以这么注重质而不注重量？他对土耳其的国家级奖并不领情，在中国，拿国家级文学大奖，倒是没有谁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这难道真的只是“外国反华势力有心为难”吗？

可是说，文学是没有在公权力垄断的情况下开出灿烂果实的。中国的作协，近年一直被外界批评，指这半官方的设置已成为一些投机政客的钻营和实施权力寻租的场所。作协的不少负责人，对文坛的贡献根本没有得到知识界承认.中国在八十年代未还有一个文化部长王蒙是得到广泛尊重的作家，但自王蒙之后，文化部长都是官僚出身的居多。

中国文坛，也不一定没有有良知和具有批判力的作者。2003年7月2日，湖南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着名文艺评论家余开伟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在此前一天，同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另一位老作家黄鹤逸也递交了退出省作协的申请书。两位作家的举动引起了各方媒体的关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要看一个国家有多少软实力，观察其如何包容自我批判的声音是很重要的指标。像今天的全球霸主美国，它对其过去的种族问题、立国精神等，一直都有彻底的激烈讨论。今天的美国社会，对布什的发动战争，也有极大的质疑。美国容得下这些声音，其修正错误可以较别国要快要彻底，所以其国力一直保持强大了一百多年不衰。一个国家对批判可以有多大包容，跟其民主的成熟程度，政治的稳定和国民的素质都有莫大关系.今天中国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中国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发展，才可成为全球尊重和信任的大国。

同一天我在《中国新闻网》上同时看到两条报道，一条有关“宽容”，一条有关“铁腕”。前者是湖南省广电局长在一次“超女”座谈会上的发言，称“今年来，超女比赛不断遭受一些非议，但国家依旧允许超女的举办，是国家、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宽容的体现。”另一条是山西省方山县县委书记为了免于中小学生沉迷网络，“铁腕关闭县城全部网吧”。这两条消息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背后都隐藏着的一个关键词：“权力”。一个是权力的姿态，一个是权力的行使，两者都让我诧异。

听话听音。超女本是一种竞技性的社会娱乐，它表现为参与者和组织者的一种权利，怎么成了官方的恩典？我担心这位局长是否明白宽容一词的使用语境。宽容是指，对异己的信仰、观点、行为的容忍和承认。它的使用语境，通常是在不同的权利主体之间。亦即一个社会中，在价值上彼此不同的人能够相互接纳和忍让。惟其如此，该社会才是一个“共和”的社会，或，“和而不同”。据此，这位局长的宽容，我可以接受它来自社会，却不能接受它来自国家政府。

政府代表国家，体现的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在面对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时，不谈宽容，只谈合法。公权力的职能之一，就是监管个人或社会权利有无互侵。有，公权力则依法作为；无，公权力则价值中立而不作为。这里只有依法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却没有宽容或不宽容的余地。违法的事，你宽容了，我告你权力渎职；不违法的事，你不宽容，我诉你权力滥用。就超女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如果它没有触犯法律，它就是一种权利。而政府作为公权力，本来就没有宽容与否的份。

如果我们承认权力对权利的宽容，无形中就埋下了权利的隐患。比如当年有位大人物很宽容地说：要让人说话吗。殊不知，说话居然要让，他不让怎么办？让人说话的自由不是自由，而说话的权利不容侵犯，才是自由。说话如此，超女亦然。权力既然“允许超女举办”，就意味着它可以不允许。而我们知道，某些权力方的人确实也表示过这意思。只是，超女果如被禁止，我不知道它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因此，当权力对权利讲宽容时，这种宽容便如同当年英国人潘恩所说：“宽容并非不宽容的反对，却是不宽容的假冒。”

果然，当权力不欲宽容时，它就走向了“铁腕”。一个县委书记居然可以动用手中的公权，关闭县城所有的网吧，从而端走了一个行业中人的所有饭碗。我不知道，他凭什么。本质上，这是公权力对行业权利的越界侵害，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救救孩子。然而，面对公权力，我们不问目的，只问方式。目的是内在的，我们难以确知。退一万步，即使像希特勒那样，他的目的也未必不可以摆上桌面，比如为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鉴于目的不会伤害权利，伤害权利的只能是权力的行使。因此，对公权力的考问，唯一地，我们只看它的行使方式。而这里的方式，就是看它是否依法。

网吧作为一个行业，自然拥有营业的权利。它不是不可以取缔，但必须确凿它的违法证据。否则，权力行事单凭个人或集体意志，亦属违法。权力违法远比权利违法可怕。权利违法，尚有权力追究；权力违法，权利只能望洋兴叹。据报道，网吧取缔的执法依据是，“县城所有的网吧都被证明是不符合规定的。”不合规定可以使之合规定，停业整顿便可以。明明是因为孩子上网，却声称网吧手续不齐。可见，因前者而取缔，于法无据。它不仅伤害网吧业主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成人在网吧上网的权利。为了一部分人的权利而妨害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力的不公。

至于网上就网吧取缔的一片叫好声，心情可以理解。但这种堵而非疏的方式，尤其是它超越了法律权限，不能不引起警惕。不妨这样说，当权力未能依法行政，这本身就不是好事，哪怕它是在做好事。设若它这次是在做好事，那么，下次呢？谁能保证权力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不做坏事？因此，对以上发生的两件事，我的态度是：

权力，我不向你要宽容，我却要你遵法律。

按照中共政治惯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最后一次全会的主题是除旧布新。不过，与以往历次中共中央全会相比，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题鲜明：打击“条条”（中央各部）与“块块”（地方），加强中央集权。

这一次加强中央集权是在两面旗帜的掩护下进行的，一面是以反腐败为手段打击地方诸侯，另一面则是以民众利益为旗帜讨伐“特殊利益集团”。

在地方诸侯当中，广东帮的强势早成昨日黄花，如今只有上海与北京还在耀武扬威。但北京属于闷声发财之类，不象上海的陈良宇，时时向中央叫板，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宣称“上海走在全国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公开对中央让上海多上缴财税收入的“劫富济贫”政策表示不满，声称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因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房地产市场规律），连不懂装懂都不会”，并含沙射影地指责胡锦涛的私德――这些“新华社内参”编选的话特意模糊了原始出处，有些绝非陈的公开言论，由此可见中共特务政治之厉害。

上述这些议论当中，陈良宇以地方大员身份擅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政治文化中本是僭越之举，批评中央领导人私德与能力更是招祸之由。“勇略震主者身危”，更何况陈良宇并非勇略震主，只是挟前朝天子之威震今日之主，所以他的倒霉只是时间问题，腐败只是个最好的打击由头罢了。同时，胡也将“反腐”利剑高悬于北京市政府头上，收不收拾，收拾到何种地步，全看中央政治需要。只要上海、北京两地诸侯俯首，其余的地方诸侯自然不敢吭声。中央权威似乎在短时期内又得到了加强。

而敲打“特殊利益集团”，目的也在于收伏地方诸侯，迫其听命。

朱鎔基“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制，养成了一批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的经济寡头，它们不仅坐享垄断利益，还能够操纵影响国家的行业政策制定过程，从而出现了利益集团“俘获国家”的现象。温家宝履任后，国务院各部门之间互相攻讦之事从未间断，如央行曾声言要将财政部告到全国人大法工委，发改委与商务部互相杯葛、审计署屡受其他部委恶攻。而能源部、电力工业部、央行等强势部委更视总理权威如无物。为了加强国务院的事权，温家宝没少动脑筋，最重要的一招是找事由将一些强项倨傲且不听招呼的国有企业领导人陆续调离，如2005年吉林省松花江苯污染事件发生后，温借机调整了中石油的领导班子。今年8月间又陆续调整各大国有银行高层领导。这种调整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远离其人脉丰厚之地。

继人事调整之后是道德讨伐。新华社于10月4日发布文章，要“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全国媒体立刻奉旨展开一轮批“特殊利益集团”的风潮――这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昨日还是政府刻意培养的“国家重要经济支柱”，今天就被宣布为“损害公众利益与破坏社会和谐”的“特殊利益集团”，一夕之间荣辱尽改。但中国人如果以为从此可以消费便宜的能源产品与通讯产品，那可大错特错，这种批判只是吊民伐罪的故智，目的在于杀杀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倨傲之气，却并非取消其垄断地位。毕竟都是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与此同时，六中全会还要画一张大饼，即改善社会保障系统、抑制贫富悬殊，藉此收拾民心。说起来，医疗、教育、社会保险均是朱鎔基主政国务院的重要“改革成就”，如今要继续“改”，还真是个难题，这倒不是否定朱的政绩会有什么政治风险，关键是哪一项都得要投入巨额资金，这钱又从何处来？

上述一系列铁腕手段，虽然打出了光鲜的“为民”“反腐”招牌，但其目的却在于加强中央集权，树立第四代领导人的权威，并非如某些海外华文媒体所言是为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只要看看中国当局正在强力压制国内舆论，抓捕异议和维权人士；收缩对外开放政策等种种举措就可得知。凡此种种，表明中共政府已经绝意政治改革。中共智囊们盛赞这是“维持稳定，赢得时间”。但如果中国当局拒绝政改，赢得时间并不意味着赢得机会，最多只是延缓危机的到来。

到清华科技园看一个朋友。在大堂里看到印制精美的《园区报》，随手翻看，看到一海龟为主的科技公司的活动，这份报纸报道了该公司的一次晚会。整版的文字图片，充满着好学生、乖孩子式的“喜庆气息”。晚会分几大主题，每一主题都用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标签式歌曲表达，跟公司的创业史对应，“南昌起义”、“长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报纸报道说：“晚会在……歌声中圆满结束！”

我扫视到最后一句话，抬头看了一眼美仑美奂的大厦大堂，又看了一眼报纸上“海龟”的时装、眼镜，确认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再看“海龟”们的照片，公司总裁带着员工们的图片，跟领导人视察的情景一样。如果海龟总裁的身材不那么胖，他跟员工在一起的人物关系形态，则让人想到我国画家们画毛委员在井岗山时的画面。

老板和员工能结成如此的生活和工作关系，报道、摄影能“正搞”成如此中国特色。一切都让人联想，一切都让叹服：I服了YOU！

是的，恶搞虽然让人开怀，但听说被禁止了。只有正搞才能创新出如此令人惊奇叹服的中国生活和中国事业。当超女十强赛以八荣八耻的歌曲开场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这个国家正搞的创新力量。

朋友是正搞建筑设计的。我们谈到了他的工作，他说我国的建筑师们最让外国同行羡慕的是，外国同行几乎没什么舞台可以施展，我国的建筑师们却可以在“拆了”（china）上面设计最新最美的东东。我们“拆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拿来拆建了全世界的建筑理念和建筑风格，我们的所谓发展进步几乎是世界建筑博物展。朋友说，谈论行业的腐败已经没有意义，他对建筑的恶俗已经没有悲愤了，倒是对其中关联的社会问题，要么是心碎，要么是司空见惯地麻木了。

朋友说，这几年他承揽了不少地方政府的工程，走遍了全国各地。最有印象的是大大小小的政府机关大楼有一种“家族相似”特性，比如一般平地起高台，有高台阶，有立柱，让外人站在门口有一种仰视感……这还不算最出格的，最搞笑的事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官员似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是一家子，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太相似了，穿西装，穿短袖衬衫，穿皮鞋，几十万上百万千万吃出的身材似乎比服装更像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里多挟带一手包或公文包也似乎是同一厂家生产的，他们走路的姿势、神态是一样的，他们的长相也是一样……要是能把全国各地的官员的照片放在一起，就那么随意地放在一起，不需要多少语言，人们就能明白生产出这么庞大人群的国家多么值得留意，当然，这么随意地放在一起可能是一种“恶搞”。朋友的话让我想起我的“流氓人种学”来了。

朋友从政治建筑学说到了官相官态，说到了官话。他说，无论我们怎么否认贬低它，这是一个事实：只有官人、官商、官学才是可以存在的，才可以活得繁荣的。以前人们认定这是一种党文化，从毛泽东开始，就以为不好的现象都是党八股造成的，今天我们明白，在党文化之上，更有一个官的幽灵无处不在。说到底，当人们嘲笑党文化时，官家主义堂而皇之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这是我们骨子里的势利、卑贱、依附。传统王朝时代，人们早已说破了这种秘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以，今天，他们还能搞一搞建筑，还能搞一搞设计，是因为官员有兴趣，官员要搞，官员允许他们搞。

我在去年给 吴思先生获“自由写作奖”的授奖辞中说：“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多跟官学、专制的体制及其生活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宿命对中国的写作者构成了持久的挑战，这种专制甚至能够把那些最具有个人性的作家、最具有自由倾向的学者收编国有，征用为政教合一下的学术文化的装饰品，如巴金先生、费孝通先生、冯友兰先生等都曾如是。”这其实跟吴思先生的“官家主义”是一个意思。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当陈寅恪先生孤独地研究他的“再生缘”、只能凭记忆或托人找相关材料时，郭沫若先生可以动用一国之力把《再生缘》的各种材料拿到他的案头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官家办这种大事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十大建筑也好，旗帜性科学家也好，“国突”专家学者也好，政协作家也好，人生有尽，典型无穷，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官学也是学，它是一门学问。这种学问对于官家主义盛行的大陆，其意义非同小可。虽然它的创新要打折扣，它离文明的人性提升之路也相距甚远，在罪与苦的社会里，它的个人救赎也遥遥无期；但它却可以活人养人。胡乔木临终前希望把某些诗文归于自己个人名下，他在官场混了一辈子，居然忘了官家比在官家混的个人要大得多，除非他确实表现了自己要高于大于官家，那些诗文才会在岁月的淘洗中显影出“胡乔木”三个字来。

这种官家主义治学堵塞了一切创新之路，已经有人在惊呼民间知识生产创新力量在当代的萎缩了。因为民间，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是对官家的拙劣的叛逆者或募仿者。“这种政教合一的党文化或体制文化对人性的侮辱和损害，使得这些写作者们大多成为牺牲，难以进入人类文明构筑的写作传统的殿堂，难以展示人性的高贵美好，难以推动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自我完善。”这也是中外大哲困惑不已的汉语言的生命力问题，生存的事实一旦向汉语言转换，就会失真失重。其实哲人们忘记了，这是唯官家作威作福的结果，也是汉语自动向官家低头的结果。

不用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属于官家的。一切新生事物当然也属于官家的，一切的创新首先也是官家的，其次也是官家恩赐而来的。没有官家，人们的一切也难以为继。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一旦有假冒伪劣，人们首先想到求助官家严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超女也才能超下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龟们也能自然而然地向官话官相回归？

我在干什么？“干那选秀下的蛋！”

一颗子弹飞出去了，有人倒下，有人惊呼，有人晕厥，有人号啕……这个场面极具戏剧效果。万众的掌声，此起彼伏，但你不能说，我爱子弹。

昨天，我朝布景的装置上扔了七、八个鸡蛋，合成现场有片刻的凝滞。

但是，人就是人，在阴沟，在厕所的外墙，在坛坛罐罐里，在苗圃，你都可以开花。她们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艰辛，也比我更操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都在走路。一条没有个性的金光大道，好比香烟纸盒上的图案，有人穿梭其中，按规定好的路线朝着自己心意的目的挣扎。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心意不会死去，是顽强的，在今天是顽强的。所以，她们很美丽，每一个都很美丽。你们可以诋毁她们，舞台却还她们尊严。

人，是不可以为别人活的，而人为己所爱、为己所愿而付出，也是经过选择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干那选秀下的蛋。我想说，我说那个蛋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说它是先锋后先锋是当代艺术是时代潮流，有谁敢质疑？我是谁？我就是那戏剧。这话听起来让很多人不舒服，又想跟我较真。好嘛，又让我干成了。你们为什么对我一直都那么好？我真他妈想不明白！没有这么帮人、这么成就人的。活该！先干那蛋，再干那艺术，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何以获得了自由？可以狂放不羁到这般地步？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搞阳谋不搞阴谋），因为，我的后面有她们。

是的，我知道，你们听不懂。

这样的基础，让我沉稳、平和、宽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睡得好，吃得香，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放在碗里是圆的，放在盒子里是方的。

来吧，提点要求。

在搬到目前的新居前， 我住在同一区的另一条美丽的道路。

它的名字叫做圣.乔治路 〈St. Georges Road〉。

那条路上有一栋现时为瑞典教堂所在地的地标，孕藏着被称谓为墨尔本知名最富裕区「Toorak」命名的由来。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Toorak」，据说最早来自澳洲土着的发音，它原来的意思是指「黑色的乌鸦」或者是「沼泽地」。

在1849年有位搬到圣.乔治路〈St. Georges Road〉来的商人杰姆士。傑克逊〈James Jackson〉，在这儿盖了一栋被他命各为Toorak House的建筑物。

1874年政府沿用其命名；正式将Toorak，作为官方的正式通用的名称.此乃墨尔本驰名於世最精緻的住宅区突拉克〈Toorak〉的渊源由来。

初抵仍被浓浓的英国风笼罩的 Toorak区，不管逛街、参加 Party、或坐在街边咖啡店喝咖啡，那些穿着整齐礼貌周到的悠闲老人们对初次见面的人常有着他们固执而先入为主的品味标准。

在标榜多元文化交融和谐的墨尔本，人们常不是把肤色、种族、从何地来的移民看成重点，他们通常会在意地问你三个问题：「你住在那一区，你的孩子念那一所中学，你参加了那些俱乐部」？

那表示你与他们之间价值、教养、品味的区隔或认同。与这些老人们闲聊常让我体会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在《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所探讨的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场域的惯习如何建构成社会阶级趣味的区隔与价值品味。

如果你参加了墨尔本市的市区一日游，搭载你的游览车应该会将圣.乔治路〈St. Georges Road〉当成观光的景点之一。

这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街，两旁植满着四季各具风情的阔叶树， 一栋栋围墙高筑的豪门巨宅， 延街而立， 围墙里是花团锦簇精心设计过的各式花园， 路边是修茸整齐的如茵绿草， 在阳光普照的清晨、午后、居民们家中那具有英国传统的早茶、下午茶餐点的惯习，经常在我闲步其中的记忆里， 成为永难忘怀的扉页。

这条街背临着墨尔本有名的雅拉河（Yarra River） .有25户的人家后花园直通隄岸，有些人家还拥有小汽艇或木船， 在那有雾的清晨，或晚霞满天的黄昏，隐约可听闻到在河上徜徉泛舟的细碎笑语 .我以前住家的左边邻居，是一栋被政府列为古蹟的雄伟古堡，佔地约有四万呎，屋龄超过百年，圆型的堡项还矗立着旗竿，屋后的小树林，林木高耸参天， 许多松鼠和几只狐狸经常在林间跨跃，男主人是个着名的音乐家，记忆里的他总是喜欢穿着白色西装， 着淡粉或淡紫泛出银光的高级领带， 开一辆老古董劳斯莱斯，女主人是长得有点像导演伍迪艾伦於1977年，荣获奥斯卡的 「安妮霍尔」 里黛安基顿所饰演的那位神经质文学家。

每当周未， 邻居家常有正式非正式的各种音乐会或是艺文界聚会在进行。悠扬的交响曲经常由邻居那整夜灯火通明的音乐厅里传送过来。

住在以前屋子时， 曾有几次被邀共饮下午茶的记忆，第一次被邀访参观的记忆，如今鲜明如昨，他们那古堡共有81个房间， 外型虽然宏伟， 里面却陈旧不堪，油漆早已斑驳， 樑柱略有倾斜， 那木质的地板在走动时都会发出吱嗄声响。

只有那敞阔的宴会厅仍可感受到昔日的盛况风华，墙上巨幅的油画点粧着古堡那繁华落尽的淒冷， 与主人遥远美好的童年记忆。

这栋男主人由外祖母那边继承而来的豪宅，因为作为艺术家的子孙辈难以维持高额的维修费， 加上其被政府列为古蹟， 外观不容任意加以改造， 整座古堡成了后代人的烫手山竽， 目前产权纷杂，争扰不断，令人叹息不已。

屋后小树林尽头， 还修筑着长长的护城围墙， 墙缘有段凹陷， 主人特别介绍那是用来架置枪炮管用的，昔日的炮管早已被移走， 留下寂寞历史的陈蹟。

也许你会觉得不解？为什么我舍得离开如此美好的居所？

我的旧家是栋乔治亚式的建筑，屋龄不久， 面蹟比起左邻右舍的巨宅只能算是袖珍屋，其实还算住得蛮舒适的，它原来与我右边的邻居是同一产权，祗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地价的攀升， 开发商将原来大片土地切割为二， 邻居以前正是旧屋主的网球场。

而我家除了将前院大花园盖成住宅，我的后花园， 则保留了原来可用来当游泳比赛标准尺吋的超大型游泳池，而这个游泳池正是迫使我离开那儿的罪魁祸首，因为墨尔本的天气多数偏寒，一年之中可游泳的天数对我这种不擅泳技， 来自亚热带惧寒身子的人简直寥寥可数。而维持它清洁的费用每月结算差不多和养个baby一样多，长久下来， 令人愈来愈不能心甘情愿。

然而，最后我下定决心离去的原因是有一天， 住在我后面的邻居， 来按我家门铃， 他带着我到他们家的前院， 我家后院与他们家的前院大约有半层楼高的落差， 后花园的地基由一道挡土墙支撑着。邻居要我看那道挡土墙， 其上已有明显的裂痕和倾斜。

他告诉我，大雨如果带来土石流很可能让这道危墙被沖倒，或者造成土壤松动游泳池漏水，位居我家下半段近河的他们一家人，很有可能会被流到雅拉河去。

被他一提醒，我愈来愈害怕，随后赶紧找工人来估价准备维修。

这儿的「工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到市公所查了一堆「歴史资料」，然后对着我讲述我所居住其上「所在地」百年来歴史的渊源和变迁.这也就罢了，还请来「专家学者」替我补习我家「财产」的「歴代祖先」。

据「专家学者」说，我家房子底下曾有过一条小河，隔壁那位主人和他小时候常常在晚霞满天的沼泽边欣赏群行起落的飞鸦.童年的记忆在他口述的歴史中栩栩如生起来。

工人告诉我，要修后花园那道挡土墙，大机器得从邻居古堡的花园拖过去，否则我家花园根本进不去，我得先去徵求邻居的同意，可是在他看来，邻居根本没理由同意这种骚扰和带给他们的毁损.哎，这可怎么办才好？我花了好多时间、精力去处理这件事，又到市公所交涉了无数次，终於，我选择了最驼鸟的方法，三十六计，搬走为上策，我找了房产经纪把问题丢给他。

更重要的，由此次经歴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我自己。像我这么潦草的人肯定没有足够能力去承担如此沈重的「歴史包袱」。

幸运地，那时期房价还不错，市场也热络，我终於将这扰人的房事解决了。

房屋经纪问我，新的房子要有什么条件和要求？

我说：「最重要就是没有游泳池，花园要小，拜託千万不要是什么珍贵的「歴史古蹟」」。

房子不用花很多钱和时间打理，要新，不能一天到晚要工人来，简而言之，这房子是要用来居住，而不是要给客人参观的。

我曾经为了自己的虚荣心，付出过难以想像辛劳的代价！

现时，我的新居在距老名街不远的东南方，近距离地到处是各式风格与美感殊异的小店林立，生活机能前卫便捷。

我望着春天逐渐温暖起来的天空。

即使我真心向往那祗曾在梦里出现过的回忆……「那一片黑鸦飞行的沼泽地」，然而；毕竟我是一个没有足够能力筑梦的人。

我在上海认识罗沙，先生姓罗，沙是日文“先生”的意思。也许这个发音不标准，但是，我却习惯叫他罗沙。罗沙于1983年留日，学的是教育法。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教育法学位的学生。1986年回国时，还吸引了一位美貌而痴情的日籍女子，她为了追随罗沙，在他回国之后，频频来信，最后只身来到中国寻找梦中的情人。

可惜，神女有心，镶王无梦。那段恋情究竟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不得而知。

罗沙给我的印象就是不断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雾从来没离开过他那张尖瘦的脸。脸虽尖瘦，但是，却有一支笔挺的罗马鼻子。这罗马鼻在缭绕的烟雾中露出一副沉思者的忧郁。我曾经被这种男人的忧郁深深打动了。我和他读的都是同一门学科，所以，我们相见如故。交谈起来犹如师生般亲切。

在我认识罗沙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华师大任教了。

我们的相会总共不上三次。

我在上海为了翻译三本美国儿童小说，不得不躲到闵行的乡下西渡去住，西渡，很诗意的名字。西渡与闵行码头仅一江之隔，相互可以望见楼上的灯火，看到江畔的行人。从闵行码头过去西渡只需五毛钱的渡轮，我为了在黄昏时分能看到夕照下的黄浦江，很多次特意从江的这头晃到那头。来回数次如此，过完了心瘾，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我的童话王国里去。

那是初夏，我一天翻译五六千字，也就是每天除了吃饭喝茶，基本上都在电脑旁忙碌。我的生活就被这些童话故事取代了，我热爱故事里每一个小人物。不管是《绿野仙踪》里的胆小狮、稻草人还是《奥兹玛公主》里聪明的黄母鸡毕林娜；抑或是《奥兹仙境》的小男孩蒂普，那个没头没脑但是可爱的南瓜头。当我沉浸在这片纯净的天地里的时候，我听说，罗沙此时也在乡下居住。而且，距离我居住的地方西渡骑自行车只有十分钟的路程，他在一家日本公司里当翻译。我欣喜若狂。立即给他打电话，真渴望一叙旧日情谊。

西渡的初夏闷热，潮湿。我特意选择座落在农贸市场上面的房子。两室两厅，柚木地板，落地窗，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每月的租金600元左右。我贪图房子上的装修不错，而且下面的农贸市场可以让我了解附近农民、商贩以及居民的众生相。几步之遥，有一个南京的水墨画家印俊和他川籍的同居女友，江畔最幽静的那片房子里，还有我认识的藏书两万册的老作家昕江敏。画家、诗人、作家混杂一起，这简直就是上海的另一个波希米亚。

西渡，吵杂，脏乱。但是，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黄浦江的另一头，一片迷人的菜田。农妇带着斗笠在太阳下耕作。有的还把西瓜摆放在路边，每次散步归来，手上总会带点什么。尽管超级市场里的物品应有尽有。那片菜田不远处，就是罗沙工作和居住的地方――肖塘了。

太阳下山之后，天开始凉快起来。我就从六楼推着我的自行车，出发去见罗沙。他的房子也在一片菜田旁边。数月未见，我们的样子都变得很农民。我的肤色明显晒黑了，而他本来就有农民的皮肤，只是衣着不像先前讲究了。我也是，有时穿小印花短裙，素色衬衫，有时，穿上军绿色喇叭长裤，和宽大的黑色T恤。头上戴渔夫帽，脚下穿休闲鞋，不穿袜子。这般景象，谁见了都会感到亲切，因为，我们都融入了乡村生活，感觉人愈加简单了。

我们都没想到会在这个地方相聚。他一番惊喜之后，依然是不断地抽烟。

房子里放了很多小食物，香蕉、曲奇、面包或者别的零食。罗沙之所以看上去形体消瘦，原来他有胃病。真巧，我也有胃病。只是，不及他严重。所以，话说着说着，那些零食也就越来越少了。

“五年前，我就不看报了。三年前，我也不看书了。”罗沙半眯着眼，烟雾中喷出这样一句貌似大哲人说的话来。

“哦，为什么呢？”

“报纸看多了没啥意思，上面有油墨，听说那油墨就含有山埃，致癌物质。”

我在烟雾中努力寻找他那属于罗马男人的鼻子。

“不看了，都不看了。没啥好看的。我现在研究太阳能。”他说着，从抽屉里找出一些他作研究的纸张。我看不懂，我对什么能什么子都不感兴趣。

罗沙，曾经在华师大任教期间，独身竞选人大代表，不是现在中国被任命的那种人大代表，而是他像西方国家竞选议员一样，亲自到街上宣传政治纲领，去拉票。但是，罗沙因此丢了他的教育职业。回想当年，若非参政，如今的罗沙已经是教授了，哪怕持续单身，也过着平静的生活。

罗沙的文章出色，他除了日文优秀，英文也好得令我钦佩。我们还有幸合作翻译过数篇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作品。其实，中国人学习英文，不是为了谋生就是为了出国，而他，却为了研究学问。他对文史哲的热情，我并不意外，但是，他却说他现在研究太阳能。我深深佩服一个学者身上的科学精神。

我对他研究太阳能的事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但很快就收敛了笑容。

“咱们曾经都热衷于教育事业，可是，中国这教育事业似乎距离我们的理想甚远。”我感慨地说道。我清楚，我说这番话是在为他理想的幻灭而伤怀。

“这样吧，我们合作开一家英文学校如何？上海现在很多人都对英文趋之若鹜，但凡希望获得优厚收入的人都渴望能讲几句英文。我们就开家成人夜校。”

我在大陆从来没就过业，这个问题来得有点唐突，所以，我惊愕了一阵儿，还是回答不上来。

“容我考虑考虑再作打算。我是很感兴趣，可是，我的生活比较动荡，说不定哪天就跑了呢。”

他听了之后，脸上很是高兴，因为，我没有拒绝。可是，对于我来说，就等于是拒绝了。毕竟，我的这些“容后考虑”的话已经包含了微小的可能性。

我们当晚在一起晚餐，之后各自东西。直到我收到美国邀请，即将离开中国之际，罗沙始终没听到一个关于办学的满意答复。也许，我的含蓄的拒绝，使他那死灰复燃的教育理想又再度遭受沉落。黄浦江，水面飘满了垃圾，而他是否会在渡轮经过西渡的时候，想起我来？想起年轻时候从黄浦江到日本岛国的情境？那个爱慕过他的日籍女孩是否会成为他最美好的回忆？这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为办学一事感到遗憾。

就因为我对罗沙满怀愧疚，他高挺的罗马鼻始终无法从烟雾中模糊，消失……

2006/10/10 SAND BEACH

当年他是一位全科医生。我在一条义诊搜索条里发现这条信息，就像那天发现他有漂亮性感的大胡子一样今人惊喜和遐想。那天抬头看到他，以往光洁的下巴往上到鬓角，半个脸毛乎乎的一片，啊，原来如此！以后看到他，目光总会从他下巴溜过，或是偷偷的停顿一下。

带了一批旧书到南通重读，其中有一本《从普鲁斯特到萨特》，这是一本当年做文学青年时读了又读的书，再次阅读，毫不搭界地从文学想到他。上帝用父亲的病作路标，今年春天把我引入本不熟悉的医院、引见本不熟悉的医生们，体会本不能深切体会的亲情，把我引向回忆，引向人们忌讳的又习以为常的生死主题。冥冥之中的上帝，在我惶恐焦虑的时刻，从茫茫人海中把他引入我的视野，让我走到他的面前、请求他帮助我。三月里父亲手术后的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来到他的办公室，站在他的面前和他谈话，有一瞬间觉得奇异的眩晕。之后，我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追随他，爱慕他。

去年这时候，写作长篇小说《归程漫漫》，小说中的第二主人公是一个医生，这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医药商，原本有远大的志向和美好前程，却吃了官司，在一个劳改农场做了30年的医生，耗掉了全部的青春。前15年是一个服刑的犯人，后15年是一个留场的医生，他是全科医生，他的医疗室只有他和一个女护士。他的身世在周围的人看来像一团迷雾，是什么改变了他命运？是谁改变了他的生活？从开始的改变到最后的改变，他自己都拎不清。他的遭遇在一个15岁的少年和一个老年护士的断断续续的回忆中，这些回忆清晰而遥远，时间跨度约莫六十年。

大胡子医生的年轻时代也像一团迷雾，一片远方的云一样神秘。我总是想象：在西北、在煤矿医院，一个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生是怎样在干燥、风沙、煤烟和寒冷的西北度过他的年轻岁月，他的手术刀和包谷面、土豆、高粱米之间的故事。从上海到西北，再从西北到上海，到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及一路所遇那些异性目光……有一次午后在著名作家、翻译家杨苡先生那里喝咖啡，谈起医生，我说：过去没有发现医生是大众情人，作家和读者之间还隔着文字，医生却是直接的。杨先生会意一笑，说：我从小就觉得医生神秘、高尚，我有很多医生朋友……

在欧洲小说和欧洲戏剧中，医生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特殊身份像艺术家的特殊身份一样，一面进入贵族沙龙，一面联系社会底层的人们如流浪者和妓女，进入他们视线的是社会的全部，以及在死亡面前，各类人的本质。

有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在一个城市里，在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么多年都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昨天在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才有所悟：爱情的奇异的源泉是一种神秘感……幸福并不在现实中，而在我们的想象中……文学亦如此……普鲁斯特如是说。这些句子下面划着纤细的、淡淡的波浪线。我曾读过，在很年轻的时候。

【2006年10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屡次向中国政府透露个人资料，导致记者师涛等人被判重刑的雅虎公司，近日在美国捐赠巨额奖学金，称意图推动新闻自由，此举引起争议。 美国雅虎最近捐出100万美元给美国史丹福大学的“约翰圣奈特专业新闻工作者奖学金计划”，雅虎的捐献令该奖学金资助项目，在往后十年，每年增多一个名额。而雅虎的奖学金指明给予新闻自由受限制的国家的新闻工作者。史丹福大学的公布中引述雅虎创办人之一杨至远说：“我们希望这些由新闻自由受限制国家来的奖学金得主，能借此机会为他们的祖国带来改变和启迪。” 这项捐献于上月对外公布，随即在美国引起争议。纽约时报本月报道时称：“在不久前才将记者师涛的资料交给中国政府的雅虎，现在做出这项捐献，实在是‘突变’.” 这项奖学金计划以前的得主们也反对学校接受雅虎捐赠，指“显得雅虎是在用钱为他们受指责的行为脱身。 而史丹福该计划负责人在一封给前得主们的电邮中称：“雅虎的这项捐赠表明他们意识到在这方面的责任。我们当然注意到雅虎在中国具争议性的运作，这也在我们的考虑之列。这个捐款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而我觉得不安。” 美国雅虎新闻部总编回应纽约时报询问时说“公开自由交换信息是雅虎的核心主张，虽然对师涛的事情感到难过，但这次奖学金的馈赠不代表后悔，因为这是两难情况下的选择，毕竟要经营下去。” 湖南商报的记者师涛，去年四月被当局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监十年，罪行是向外公布一份当局对媒体报道六四的指引。根据法院的判决书的关于师涛寄出电邮的地址资料，是由雅虎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给中国调查机关的。 在捐献巨款给新闻奖学金的同时，被雅虎出卖私隐，导致因言入狱者的家属不但没有得到分文的赔偿，连道歉也没有听到。师涛的母亲高琴声星期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我没见过一分钱，雅虎也从未在这问题上跟我们通过气，不管从人道上来讲，不管它是对于错，起码给我们通个电话，解释一下也好，但从来没有，从这一点我就对雅虎有看法。” 然而除了师涛，当局在雅虎协助下投入监狱的，还有于2003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刑十年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及同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8年刑期的四川前公务员李智。 记者曾致电李智的家属，但电话无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