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10月14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报导/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因发表敢言文章遭到打压。近日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以工作调动为名注销其记者证。昝爱宗正准备对此提出法律诉讼。 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昝爱宗撰写了不少评论批评当局。今年七月廿九日，浙江萧山拆毁基督教家庭教会教堂并打伤拘捕教会人士，昝爱宗在海外网站上撰文批评，八月十一日被行政拘留，七天后刚获释就收到了中国海洋报的书面解聘通知。 据海外博讯新闻网星期四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日前正式注销昝爱宗的记者证。该总署在中国记者网上公告此一消息声称理由是昝爱宗出现“工作调动”。昝先生星期四接受了本台的电话访问： 昝爱宗：理由是工作调动主要是面子好听一点 记者：中国海洋报的人全都知道你的事吗？ 昝爱宗：知道。 记者：他们有没有表示同情还是默不作声？ 昝爱宗：文学副刊的编辑说我还可以写稿子，但不署名。但我没写，因为最后要主编审稿，他不同意还是不能登。 记者：当时是以什么理由解雇你？ 昝爱宗：新闻出版总署的人打电话给报社副总编刘涛到北京开会说要解雇我，刘涛给我解释是因为我写了很多文章嘛。 昝爱宗目前正准备采取法律行动维权： 昝爱宗：工作调动，网上也注销了，这证明是新闻出版总署的举措，因为以前准备要起诉新闻出版总署嘛。现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 记者：你准备告新闻出版总署什么呢？ 昝爱宗：告它剥夺我的工作权利。 对于昝爱宗因言获咎，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认为： 刘晓波：昝爱宗的这种调扣记者证，这种方法用得越来越多来控制记者和媒体，不听说就砸饭碗嘛。最实质的东西是，近几年它严管新闻媒媒体，越来越严格。 近年来，中国当局用各种方式打压敢言的新闻工作者。包括解雇《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记者王光泽；解雇《讨伐中宣部》一文的作者北京大学的焦国标；解雇西藏女作家，编辑唯色关闭其博客。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刊登中国历史学家袁伟时的文章引发争论后，主编李大同被投闲置散，副主编卢跃刚被解雇。中国法制早报记者王甘霖在其个人博客刊登自己撰写并公开发表的反腐文章后被终止网络服务。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晚报》记者李金华，吕爱强因揭发当地造纸厂违规生产反被陷害索贿。湖南当代商报的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判刑十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判刑两年；报导湖南省隆回县县委书记腐败问题的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被判一年。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李民英六年。

　

首任社长韩少功、首任主编蒋子丹讲述杂志改刊历程

^{《天涯》杂志的“改刊号”众星荟萃。在韩少功与蒋子丹的努力下，杂志获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赞誉。}

^{近年来，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种人文期刊都以思想、文化见长。与《读书》一创办就偏重于思想、文化不同，《天涯》起初只是一本名气不大的文学刊物，直到1996年改刊之后，才逐渐为读者所熟悉，继而声名鹊起。而主持《天涯》改刊的韩少功、蒋子丹都是作家，在编辑《天涯》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文学到“大文学”、“大文化”的观念转换。这种变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与文化界的思想分化如出一辙。《天涯》的转型，也浓缩着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天涯》简介

^{《天涯》首任社长、作家韩少功。}

^{《天涯》首任主编、作家蒋子丹。}

^{《天涯》现任主编、作家李少君。}

^{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任首任社长、主编的《天涯》杂志，是国内目前负有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其主要栏目有：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特别报导、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主要发表社会思想批评、社会热点深度报道、文学艺术实验新作、民间语文资料（日记、书信、契约、启事等各种民间文体）等，是一本从普通百姓到作家学者都可以参与的杂志。}

^{《天涯》改刊之初，确立追求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办刊宗旨，提倡“大文学”、“大文化”的办刊方向，刊发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

　　韩少功大局维持，小项得分

　　1995年年底，就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韩少功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每况愈下。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寄赠作者的一百多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但主管部门觉得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非常混乱，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韩少功对办好杂志信心十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和一些朋友曾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如他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随后，他把《天涯》杂志当做作协的核心业务和工作重点，实现财力与人力的倾斜，使《天涯》的条件逐步改善。在主编人选上，韩少功确定了女作家蒋子丹，她以前是韩少功在《海南纪实》时的同事，也做过《芙蓉》的编辑，“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韩少功说服她“出山”的理由是：“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蒋子丹说，“这句话击中了我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她考虑几天后表示同意做主编，并提出条件———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由于蒋子丹是无党派人士，任命她当主编在当时完全是破格，也遇到一些阻力，但韩少功没有顾及这些。由于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很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正是在飞行集会上，韩少功谈到了杂志改刊，要求《天涯》突破纯文学的范畴。

　　蒋子丹组合“超豪华阵容”

　　蒋子丹就任主编之后，利用到各地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机会，在挎包里装上一叠《天涯》改版方案，向几乎所有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组稿。在《天涯》启动之后，迟子建、张洁、王安忆、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张抗抗等女作家先后给《天涯》寄来稿子，以至韩少功戏称，《天涯》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

　　在北京，蒋子丹见到了史铁生、何志云、张承志和李陀。张承志对筹划中的《天涯》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门槛一定要高，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蒋子丹请他举几个够门槛的作家，他笑着点了几个人。蒋子丹掐指一算，除非这些作家的文章只供《天涯》发表，否则杂志肯定要开天窗。蒋子丹回忆，“在谈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手里一篇稿子也没有的‘空手道’主编，谁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杂志拾柴烧火呢？张承志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于是我揪住不放，请他在创刊号上来一篇。”蒋子丹还邀请李陀担任了《天涯》的特约编审。第一期《天涯》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史铁生、叶兆言、张承志、苏童、陈思和、钟鸣、格非、蒋子龙、戴锦华都名列其中，因此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头三期杂志的作者中，先后又有王小妮、冯骥才、吴亮、刘索拉、邵燕祥、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露面。这使名不见经传的《天涯》引起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天涯》改版被《新民晚报》评为当年“国内文坛十事”的第二位，一份报纸还用整版篇幅来讨论“天涯模式”。由此，杂志改版的计划得到了初步实现。

　　史铁生反对“作家立场”

　　创刊之前，蒋子丹曾去史铁生家约稿，史铁生看了约稿信之后，对“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标题很不满意。他说，立场这个词在他看来很有点扎眼，好像要督促人们表态站队似的，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联想。

　　在蒋子丹印象中，史铁生是个温和的人，即使对什么事儿有不同的看法，说起话来也很婉转，可是这一次，他对这个栏目的反感表达得十分清楚和确切，让她感到有点意外。按照大家的构想，设计这个栏目的本意，是想倡导一种直白犀利的文风，便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观点自然会牵涉到立场，所以有了这个栏目。而蒋子丹当时并没能说服史铁生，后来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创刊号上就把他的一篇《足球内外》给编在“作家立场”了，倒也没有听到他的抗议。

　　在后来的几年里，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天涯》的“作家立场”栏目，确实成了辩论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应了史铁生的“站队”说。

　　“90年代诗歌”的滥殇

　　在向文化、思想类杂志转变的同时，《天涯》并没有离弃纯文学。现任《天涯》杂志主编的李少君与天涯结缘就是因为诗歌。

　　《天涯》改刊之后，韩少功送给了正在《海南日报》副刊做记者的李少君。李少君看了以后很喜欢。在一次闲聊的过程中，有人说到诗歌界很不景气，有个著名作家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诗坛已经被解散了，使人已经分流云散，不存在了。李少君听了很生气，他很激动地对韩少功说，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就向韩少功介绍当时比较活跃的陈先发、伊沙、杨健、侯马、小海等一批1985年左右进大学的人新诗写得多么好。韩少功就说，“那你把你今天说的写出来，给《天涯》做一期专辑。”李少君迅速联系了陈先发、伊沙、杨健等10个青年诗人，在《天涯》改版后的第4期刊登了他们的诗，他自己还操刀在后面加了个评论，李少君特地作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被市场拒绝的诗歌，被文坛冷淡的诗人》。这期杂志出来后，在年轻诗人中反响很大，因为当时很多文学刊物中诗歌已经被取消了。韩少功就对李少君说，干脆你每年编一期吧，起个总标题叫“90年代诗歌精选”。后来，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北大博士周瓒写了篇文章考证“90年代诗歌”这个说法，证实这个说法是《天涯》最早提出来的。“当然这是一种契合吧，因为与80年代斗志昂扬的朦胧诗相对的，90年代诗歌表现出平稳、低沉的中年风格。”李少君说。

　　从纸上谈兵到介入现实

　　之后的李少君介入《天涯》的工作越来越深，李少君记得，“从人文精神讨论开始，作家们分成两拨。一拨认为社会需要人文关怀，作家应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另一拨认为应该拥抱市场，市场欢迎什么作家就应该写什么。当时《天涯》因为立场明确，坚持人文精神和批判反思，一下子就把有类似思想的诗人吸引过来了，《天涯》很快成为了一个平台，一个提倡此类精神和品质的平台。”此时，《天涯》也成为了引发思想争论和反思的发源地，刊物介入现实越来越深，关注的事情也越来越具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韩少功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蒋子丹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思想界的激烈论争，而《天涯》杂志成为了主战场。

　　温铁军到海南来，李少君和一个朋友去看他，温铁军一个人从晚上8点说到12点，4个多小时。李少君的朋友都录下来了，回来后把文章整理出来，温铁军修改后发表在2000年第3期《天涯》上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

　　韩少功意识到，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1999年，《天涯》在南山开生态环境笔会，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是社会上比较早关心环境问题的。

　　黄平、李陀、韩少功、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等都参与了。至今，生态与环境仍是社会热点问题。

　　2001年，《天涯》组织讨论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问题，李少君邀请了现在已经去世了的《白银资本》的作者、依附理论的创始人贡德·弗兰克到《天涯》开会。

　　“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

　　《天涯》曾在文学界率先发起了“关于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并且从两个方面来引导社会关注：一是让年轻一代开始关注底层。很多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

　　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这个最早是在网上的讨论，说的是一个上海白领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到哪里都坐飞机，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一次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从这个讨论开始，《天涯》发表了一系列比较年轻的作者的文章，叫做“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谈这些年轻人到工厂、到乡村的一些观察、思考，引导年轻的一代关注底层；另外就是发起一个“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当时的初衷就是觉得中产阶层文学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而作家应该站在弱势者的立场、边缘者的立场，应该多关注底层。

　　这场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关于底层的表述，如何表述底层，讨论“穷人恒穷”，为什么穷人永远是穷的。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现在还在继续。

　　2002年接任主编的李少君认为，“《天涯》在文学艺术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提升。”

六中全会公报确有新意，新在要构建“正义”、“友爱”的社会。读惯了阶级斗争丛书，突见“正义”、“友爱”字样，不免一爽耳目。这么说，胡总书记要领导我们追求“正义”和“友爱”了，心情为之一震。在构建“正义”、“友爱”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公平”、“诚信”的社会关系，那将是一幅多么美妙的远景啊！想着想着，全身心不由溶入痴迷般的梦境。

公报还有令人惊喜处：和谐社会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这条承诺较之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共富的政策棋高一着。邓的“共同富裕”不过是个幌子，毕其一生从未在“共同富裕”上采取过措施，让当权派及其子女富得流油倒是真的，中共高层权贵及其后代货真价实地“得其所哉”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群众因此颇有被邓欺骗的感觉。如今提出和谐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而且规定：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这样就有了一把标尺，测量建造远景的轨道是否偏离正途。千万不可象邓小平那样，挑起个“共同富裕”的幌子忽悠大众，柜房内却把财富日复一日地私分家小。

“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好！就以此为根据，规划和谐社会的构建。“人民群众”，其主体当然是工人、农民及普通知识分子。现在先说工农吧。

工人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什么？远的、大的问题不说，只说一个历史欠账问题吧。1949年建政以来，国有企业不断增加和扩大，它创造的利润几乎全部上交，连必要的设备折旧费都不扣除，企业成本中的职工工资压缩到最低点，叫做低工资制，即只付有限的吃饭、穿衣和水电房租费，手表、自行车、缝纫机都是奢侈品，子女教育费、房屋购置费、养老保险费均付阙如。这种低工资制已经降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工人计算的劳动力价值以下，劳动力仅仅是勉强维持，不致冻饿而已。国家把应付职工的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欠账扣除，以便支应内政外交之需，比如无偿支援越战即达200亿美元（要知道建政初签定中苏条件时只从苏联贷款3亿美元）。欠职工的这笔账一直挂在那里。经济学家杨启先算过：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约7500万，其中约1／3冗员，即2500万，在结构调整时势必分离出来，以买断工龄方式（这种办法对职工是不合理的）应付一次性买断费，以每人4万元计，共需支付1万亿元；在职职工还有5000万，以每人20年龄、国家积欠每人按1万元算，共需支付5000亿元；离退休职工约为2300万，国家欠账按每人2万元计，共需支付4600亿元。3项合计，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历史欠账共19600亿元。（《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济南出版社第121、124页）应该说，这是国有企业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经济学家吴敬琏呼吁，将国有资产切出足够的部分偿还对职工的欠账，他计算总数为18000亿元。（中国老年报2003年10月16日3版）李绍光教授计算为超过2万亿元，他同样呼吁以国有资产补偿欠账。他提出：必须明确职工是债权人，政府是债务人，双方需要有文字性协议和相应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有相应的法规予以规范。（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日B9版）然而，所有呼吁都如泥牛入海。现在好了，要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关系，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太好了！请由此开始，用偿还对职工的欠账这个具体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语）

再说农民群众。1949年建政后，农民虽然穷，但是搞现代化工业建设的资金靠谁？还是得从农民身上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西盖个乌龟壳剧院花费数十亿元，其中也有农民汗珠子摔八半儿换来的钱。农民交的税包括“耕地占用税”，怪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农民是集体一员，自己种自己的地却要交“耕地占用税”。农民养头猪，自己宰了改善生活，却要交“屠宰税”。烈士、战士优抚是政府的事，农民要交“优抚费”。民兵训练是军队的事，农民却要交“民兵训练费”。老人还得交“计划生育费”。乡镇工作人员工资要由农民承担。这税那费，最后成为苛捐杂税。《中国农民调查》披露，至1990年仅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要求向农民征收的费用达149项！1996-2000年向农民征求的税款从87.9亿元增至465.3亿元，4年增长4.3倍。农民忍辱负重，他们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不要以为农业税费正在免除，只要看另一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正在上涨就可明了，实惠并没有付予无言的农民。

那么，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什么？远的、大的问题且不说，单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吧。国家收购农产品时硬性压低其价值，向农村出售工业品时人为超越其价值，其价差源源不绝地流进国库。据学者测算：1950-1978年剪刀差总额为5100亿元，年均175.8亿元，1979-1994年剪刀差总额约为15000亿元，年均937.5亿元。（南方周末2004年3月11日C22版）这些钱流向何方？仅举一个例子就可明白：造原子弹、导弹需要高精尖的工业设备的巨额投资，需要引进耗资巨大的原材料和技术，这可都是要白花花的银子啊！据专家估算，大陆第一棵导弹制造和发射耗资410亿美元（按1957年价格）。410亿美元！约相当于1978年大陆GDP1473亿美元的28％。现在大陆的GDP已经增长到2004年16500亿美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政府宣布达到小康水平，那么，归还对农民的欠账应该说是有能力的。剪刀差是对农民的巨大不公，纠正这种不公是走向“公平、正义”的不可回避的课题。要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关系，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适当的了。太好了！请由此开始，用向农民偿还剥夺的剪刀差这个具体行动证明中国共产党言而有信。“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马克思语）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开造假，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比如最新的造假记录就是中国记者网最新刊登的注销本人记者证，注销原因是”工作调动”——这是天大的笑话，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暗中给中国海洋报社施压，让报社解除我的记者站站长和记者职务，其背后的第一恶人是新闻总署——当然还有一些”影子部门”暗中作恶，实际迫害我的恶人是中国海洋报社，一上一下这两个”衙门的老爷”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使我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怎么还美其名曰”工作调动”呢？造这么大的假，也许只有这些”衙门老爷”想得出来，真是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人。

造假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超级本色”，也是海洋报的”超常能力”.9月27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中国记者网上对外公布，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在9月21日正式注销了昝爱宗的新闻记者证。这里要说明一下，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大权独揽，所有新闻媒体无权制作和颁发自己机构的新闻记者证，必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作并颁发，事先要必须参加由新闻出版总署强制规定的记者资格培训，全国55万名记者，每人培训至少交纳400元人民币的培训费，55万记者就是2.2亿元。400元是最基本的收费，在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每人培训费用高达1000元，仅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就培训了5人，费用是5000元，整个浙江省有万人以上的记者，1万人就需要交培训费1000万元，还不包括记者们因为培训来回的交通等花费，可见新闻部门并不是什么”清水衙门”，而是一个”油水衙门”.现在，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海洋报社的联手下，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终于得逞了，公开在中国记者网上公布明显造假的”注销公告”，详细情况请见网页：http://press.gapp.gov.cn/ http://press.gapp.gov.cn/news/wen.php？val=news&aid=12617——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借助手中权力，非法对一个正常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记者的打击，以所谓”工作调动”为名，实际上他们意图”双赢”，既打击记者，又让记者自己承担责任，可谓名利双收。

本来，国家政府的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理应依法保护记者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可中国的新闻出版总署不一样，他们不但要打击说真话的记者，还要造假，愚弄公众。如果说我是因”工作调动”，那么，是他们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了吗？

此前的9月1日，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受总编辑盖广生委派，为了达到让我自动离职的目的，他欺骗我说2006年全年的工资还给我保留，但事实上等2006年10月8日”国庆、中秋”长假过后，我电话询问陈志春我的未发工资情况，比如7月份、8月份和9月份的工资情况，他居然说工资已经决定停止发放，也就等于我正常工作的工资也被粗暴停止了。

8月28日，我第一次向国家海洋局局长、中国海洋报社理事长孙志辉急送传真（010-68030799），向他详细我在中国海洋报的工作情况，以及我对报社副理事长、报社总编辑盖广生的做法表示不能认可，我向他提出：因为我的事情（指在海内外写一些批评政府做法的文章）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事实上，我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批评政府，也是为这个国家能够自下到上、自上到下真正和谐好，出发点是爱国的，善意的，行为本身也是理性的。可当时盖广生总编就多次口头要求我与报社解除关系，离开报社，后居然以”掩人耳目”的说法口头撤消我的记者站站长职务，但我不认可他们的”非常做法”，坚持在原岗位保持站长工作至2006年9曰10日被强迫解除职务和记者工作为止。非常遗憾，对于我的投诉，孙志辉局长、理事长没有做出任何回应，2006年10月13日，我再次向他发信，这次是发表公开信，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严重遗憾。

这段时间，中国海洋报社对如何处理我还做了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如2006年8月9日，盖广生总编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口头意见”为理由，再次口头要求我与报社解除关系，并于10日派人送达一份只有一句话”经研究昝爱宗同志不再担任浙江记者站记者职务”的所谓正式文件，要求我交出记者站的各项证件，我因报社没有明确是否免去我的记者站站长、报社记者职务而提出不同看法。此后两个星期以来，报社盖总编一直口头要求我自动与报社签订解除工作关系合同，可在未签正式书面解除合同之前，他就多次口头逼迫我不再担任记者站站长和记者职务，是不妥当的。

我与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有过多次接触，他也认识我，我曾于2003年就海洋管理、渔民权益等问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过公开信，人民网和新华网都公开转发，当时任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孙志辉也是知道的。2003年10月，在中国海洋报记者站站长会议上，孙志辉向我们介绍新闻工作要增加使命感，要舆论监督，2005年初在国家海洋局成都会议和2005年秋在北京平谷金海湖记者站会议上，他特是这样强调，可到实际工作中都成了空话。

前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迫害记者、公开造假，后有中国海洋报具体实施迫害，他们的做法天衣无缝，似乎达到了掩人耳目、名利双收的目的，但是我是知道真相的，当我把这些真相一一公开，可见他们愚弄公众的骗人之举就会被记录在案，就会被公开揭露。谁做恶谁承担责任，将来，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前些天，有位未曾谋面的教师朋友在读了我的《“幸福感”与幸福的距离》后，在网上给我留言：

“我是一普通的教书匠，潜心关注的是人的潜力的挖掘与提升。但生在这样的社会，深感统治阶层与政府行为里面暴露的黑暗与愚蛮对社会个体的束缚与压制，那些赤裸裸的权利熏心与不公正令人痛心疾首，那些造成的伤害与损失令人心寒令人愤慨。。。。。。我恳请您结合您写过的《”幸福感“与幸福的距离》里的那个小镇长，与湖南省株州市一个区的小小的信贷部主任挥霍掉4、5个亿人民币的住房公积金，加上公车消费公款吃喝政府自己统计的每年的分别几千个亿，再结合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陈良宇等高官的相继落马，他们造成的损失不仅经济方面更加深重还有其它方面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我国居民的总储蓄量就那么几万个亿，经得住这些社会蛀虫这些败家子几下折腾？），对如何加强‘反腐败势力’的力量与实力或其他方面反映一下百姓的心声、民主的哀号、正义的呐喊！题目可以叫《谁给我们算清腐败的账？》或《谁会每年给腐败一个年终统计？》或《谁会每年给腐败一个年终白皮书？》。”

说实话，看了他的这段正义之声，我也很有共鸣，但我没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今日之腐败已深入骨髓，呈现出“普遍化、团伙化、大额化、高层化、制度化”的趋势，一句话，别的没有现代化，腐败已高度现代化，又有谁能“算清腐败的账”，谁能给腐败每年一个年终“白皮书”？我只好抱歉地回复说，反腐败在现有的体制下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和谐社会”，大概是近来国内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组之一，我们清楚地知道，一个腐败丛生、贪欲膨胀得不到控制的社会当然不可能和谐，一个官权泛滥、肆无忌惮、通吃一切的社会当然不会和谐。这不是抛出一个陈良宇就可以解决的，即使多几个张良宇、李良宇倒霉也无济于事。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什么？简单地说，和谐社会就是一个能约束官权、保障人权的社会，靠写在纸上、挂在嘴上的决议、号召和宣传口号，靠那些空洞无力的、轻飘飘的说辞，“和谐社会”永远都不会离开双引号，这个词组只具有学生背诵、考试时填空得分的意义，官员写总结交差的意义，而与亿万生灵的现实生活无关，与大地上所有的忧虑和劳苦无关。

以一个前现代的政治体制，要应对高度现代化的腐败态势，确实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局。如果不能从体制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腐败是无解的，换言之，前现代的办法已经无法解决现代的腐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这种可能性，至少媒体的公开报道中还没有露出一点改革的蛛丝马迹。体制格局之内，除了已退休的几个党内民主派老人李锐、朱厚泽等先生在不遗余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政治改革，权力舞台上总是回音空荡，我们听不到任何值得兴奋的声音，给人希望的声音。腐败现代化恐怕还将持续下去。

毛泽东作为政治符号有着太多的分析意义，绝不是一两本或尊或贬的传记所能表达清楚的。在强劲的话语霸权形成伪历史推动力后，许多反对毛泽东本人及他所建立的统治的异议者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掉进毛的逻辑中去。现在，异议力量内的炽烈互讦与个别政治人物对草根社会的利用，已经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类的盼望救世主的公众心理还会继续增添历史素材。

回观尚未钙化的关于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体有三方面因素：

一、长期的社会混乱，是流民文化再兴的温床

中国每到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流民文化就会大抬头一次。这是个历史宿命。毛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有一个大混乱时期。

所谓流民文化，就是底层社会的精英分子迫切希望利用社会动荡方式寻求改变阶层地位的那种急切心理。如果这种动荡达不到一定程度，这个庞大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就会推动它达到那个临界值。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第一代大规模平民造反领袖陈胜的翻版。如果这种动荡出现可能消弥的趋势，那就要向相反的方向努力，以挑起分利集团的内难为主。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五代政治开启者朱温的一个历史翻版。

第二点特别重要。细节上的对比则是：毛泽东趁国共联合北伐见胜之机发动“农民运动”，与朱趁朱李（沙陀部）联合为唐平蔡贼（称帝的秦宗权）见胜之时，谋除李克用而导致内乱如出一辙。

在历史上，如果朱温不挑起朱李之争，五代乱局（所谓“开辟以来一大劫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烈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如果毛泽东不背后下手搞“农民运动”，就不会有国共内战。

为了权力目标－－所谓改天换地－－不过姓氏政治之变，也就成促动了流民政治往流氓政治方向的发展。

再细较之，朱温与李振之流杀唐末清流文人（并投入黄河，使后者永为“浊流”），与“镇反”、“反右”又有什么区别？甚至生活细节，也大体有共同价值，朱温淫乱，屡以部将之妻待服及与儿媳乱伦，无非是毛泽东淫及侍从（如张某凤）、贵族（如周恩来之养女孙某世）行为的历史合法性？

二、中国的精英文人尚未变成知识分子

时至今日，国人在“非黑即白”的政治思维中提及“反右”，必为有民主人士背景的人士鸣屈喊冤。殊不知，这个文人阶层并没有多少民主政治素养，仍局限于“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的传统政治投机思维。天津的张伯苓当算最突出的代表。

自西学东渐以来，体用之论盛行，即便有留洋经历的大“知识分子”也逃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富国强兵的逻辑。于是，一个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则成了“争之不至，委曲应之”共同心态下的让步。这概由于传统强大之故。在个人思想变化上，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是从政治上归化中共政治的所有“民主人士”的一个先例。章老先生的变化当然不是政治上归顺了谁，而是思想向传统回归：从反对暴政到赞扬秦始皇政治如1910年代的其著名论文《秦政记》所论；从批判儒家转向尊孔读经。

与流民文化向流氓政治的转化相呼应，章先生的这种巨大变化也源于对前者的巨大担心。

三、政治流氓之间的争利与朋党政治的复炽

时至今日，批毛势力几乎一概地将延安整风、“文化革命”这样的整肃归咎毛的权力欲变态，而在实际上呢，正如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见中共胜局已定的后来投机一样，早在这类人以前就有一大批名义上憧憬新社会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投靠了中共。这批人比稍微接触过西学皮毛的人更不了解民主政治，也更多地具有“流民政治－－政治流氓”的习性。

所以，从权力整合的角度来论，归化中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如丁铃、冯雪峰之流更需要一个权威裁决。毛泽东作为一个狡诈的政治家，也是先强捧鲁迅而后借势自造为“文圣”。作为延安整风的逻辑结果的“文化大革命”在“流民政治－－政治流氓”框架下，仍是文人阶层（而非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一个最高裁判的结果。不同于延安时期的条件是：原来的流民加流氓二性转化为传统的朋党政治。

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所包含的“文人相轻”的大量细节再典型不过地说明以上命题。发生在反右年之前的这件“文坛大案”（1955），不就是在源于胡风与周扬“鸡零狗碎”的文艺观点分歧吗？其中，“鸡零狗碎”的东西与胡风对何其芳（1944）年介绍延安整风细节中的自夸之反感，又密切相关。

胡风案的标本意在于：它发生延安整风之后，又发生“反右”之前，而后又被延长到“文革”。

结语：理性地看待“中国文人”的法西斯性格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政治学上可以归结为“流民文化－－政治流氓－－朋党政治”这样一个结构。通俗化地可解释为：“他们服从造反头子的绝对专政，同时又对那些地位比他们低的人采取独裁主义态度”。在纯粹心灵结构状态上，就是“独裁主义－－受虐狂并发症状态”。

毛泽东，虽为这种法西斯（文人）大众心理的最高裁判者，但是在纯粹人心理特征上他也归属于此类。他对苏俄的欺诈性仰仗以及后期对美国的谄媚（强捧尼克松），还有退而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妄想，都是证明。

时至今日，对毛的批判还大多出于“个人义愤”，尚没上升到哲学与心理学层面。－－这是个巨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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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9日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6年10月1日核对文献

2006年10月8日定稿于含溪轩书房

──《观察》首发 

据10月号的《争鸣》月刊报道，九月初，国家审计署向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提交的今年第五个审计结果报告表明：四十二个部委（办）违规挪用资金的金额高达160亿元。该报告在中共党内和社会各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仅9月12日至9月16日几天时间，中央有关部门收到的抨击、谴责，要求引咎辞职、公开内情等信函就多达3400多件。国内几大门户网站的网民也纷纷表示声援、支持审计署署长李金华，要求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纪委履行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依法严惩腐败官员，建立有法律保障的监督机制。

6.4大屠杀之后，江泽民的上台将中国社会陆续带进了一个全面腐败的新时代，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在对民众产生极大威慑力的同时，更助长着利欲熏心的官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身试法的勇气。邓小平的南巡使得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得以在江泽民时期继续推行，而民众最为渴望的政治改革却无丝毫进展，甚至较八十年代有所倒退。跛脚的改革造就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格局，在少数城市高楼林立和一部分人家财万贯的背后，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虽说前任总理朱镕基在位时也切身感受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三农”问题却始终不能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便开始一蹶不振，不计其数的国营企业都濒临倒闭，昔日自以为拥有铁饭碗的工人也开始流离失所。农民和工人江河日下的处境为社会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普通老百姓不再渴望所谓的社会稳定，而是人心思乱。可以想象的是，一旦社会危机重新爆发，民众的怒火将难以遏止。面对岌岌可危的社会局势，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拍案而起，敦促当局重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三农”问题和劳工问题。

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新上任的胡温领导集体不得不将“三农”问题放在亟待解决的问题的重中之重。农业税因此而取消，农民终于有了喘息的余地，虽说农民不再承受类似于以往沉重的苛捐杂税，但生产资料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偏低依然无法让农民走出贫困的漩涡。一些农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纷纷步出家门，开始了打工生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民虽然有了超越毛时代的择业自由，但从毛时代开始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政策性歧视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中国媒体年年为GDP的狂升而欢呼雀跃，但普通老百姓依然穷困潦倒，很多人连读书和看病都无能为力。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80%的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其余的80%的人仅仅掌握着20%的存款，贫富差距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普通老百姓的饥寒交迫成就着官员们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绝大多数人仍然在愚民统治下任劳任怨，既不敢发出自己肺腑的声音，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随着资讯渠道的日益多元，民主国家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感染着中国民众，国内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也就越来越强烈。

民众的觉醒并不能阻挡官员们漫无边际的贪欲，为了聚敛财富，不少地方官员对老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进行疯狂掠夺，警民冲突因此层出不穷。原本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新闻媒体在官权的压制下不得不进行歪曲的宣传，对老百姓实施不见血的杀戮和对官员暴行加以纵容。从江泽民时期开始，“反腐败”的呼声就惊天动地，然而，真正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却寥寥无几，被冠以渎职罪名的人多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体制的胡锦涛时代，腐败官员依然是我行我素、目无法纪，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继续大放异彩。

面对举国上下官场的一片腐败，胡温虽有反腐败之心，却无彻底反腐败之力，9月下旬幡然落马的陈良宇虽然表面上因腐败而东窗事发，但在权力斗争从未间断的中国，其下台的真实原因可想而知。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因为大力揭露官场腐败黑幕而被外界视为反腐败的铁腕人物，然而，他揭露各部委违规挪用巨额资金的审计报告在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当今中国，最多沦为官场内部排挤政敌的工具。

2006年10月12日

民主论坛

朝鲜核爆的威力不仅体现在地缘安全、国际秩序、道义方面，也引起国际社会连锁反应，亚洲和欧洲股市发生一论震荡波。面对世界上的谴责声浪，朝鲜驻联合国特使表明立场：核试爆使朝鲜拥有了“抵抗侵略的威慑力”，因此“有助维持和保障半岛和区域和平与稳定”。延续多年的六方会谈，抵不上一个流氓政权耍无赖，核爆证明六方会谈已经失败。六方会谈，朝鲜暂时是唯一的赢家。地缘利益权衡，都怕引火烧身，最终纵容了金正日的胆气。金正日看透了几个大国在谈判桌上的软弱底牌。朝鲜代表叫称：“你们可以合伙对付我们，但你们不能改变我们”。金正日参与会谈游戏，但不遵守游戏规则。他不怕把北韩引向第二次韩战。韩国联合通讯社曾引述一位朝鲜强硬派官员的话说，一旦安理会制裁朝鲜，将会被视为是向朝鲜宣战。这名朝鲜官员警告说，朝鲜越受压迫，反应会越大，它会根据政治和外交判断，决定是否要再次核试爆。金正日摆明流氓嘴脸：国际社会不让我好过，那我就以牙还牙，把整个世界搞个乌七八糟，看看是谁玩谁。金正日在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的同时，将朝鲜推向更加孤立的国际地位。

　　西方社会对朝鲜进行全面制裁，只有中国、韩国等国际人道组织为朝鲜提供一些粮食和能源援助，另外，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双边会谈。中俄韩三国在谈判桌上又采取绥靖政策，制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因此，金正日对哪方都不满意，他要用核弹索回个人和国家所谓的尊严，所以，金正日用核爆实施报复，意图获得朝鲜的国际生存空间。在金正日的意识里，没有道义可言。对一个不断制造暴政的独裁者，闭关锁国，残暴统治，人民流离失所，温饱不继，这超越了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范畴。对道义指责，他用独裁思维作出回答。金正日操持一个国家，自绝于人类文明序列。国家元首的罪恶，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陪绑，金正日的邪恶，是文明人不可理喻的。

　　朝鲜核爆，据美国一些媒体分析，是用千顿烈性炸药在中北部地下隧道制造爆炸，伪装成核爆。其他都可以伪装，测试核爆地的空气污染成分，可以验证是否进行了核爆，以及核爆的当量。这需要时间收集空气尘埃，进行化验确认。即使退一步看，朝鲜今天不搞核爆，谁能保证它明天不会搞。不管核爆真假，朝鲜挑衅安理会和中国、韩国、日本周临国家的强硬姿态，是确证无疑的。金正日将国际焦点，从伊朗引向东北亚，国际秩序将面临重新洗牌。

　　中国作为六方会谈主导者，会谈失败，让中国颜面扫地，处于更加尴尬的地位。朝鲜在核爆半小时前通知北京，显然无法安抚北京的愤怒，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罕见采取“悍然”的强硬口吻。中国对待邻国，一直采取儒家的“睦邻友好”外交策略，但历史多次证明，“小兄弟”常常翻脸，武装侵犯“老大哥”。越南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1960年代越战期间，中国人连肚子都吃不饱，粮食、武器和军人，源源不断支援越南。1979年“自卫还击”，越军使用的是早前中国支援的AK47冲锋枪，野战工事用有“中粮”字样的大米麻袋垒筑。我清楚记得当年的《解放军报》都有公开报道。朝核危机，确实让中国的地缘角色尴尬，现在真正尝到养虎为患的滋味。既怕美日等西方国家联手对朝的经济制裁升级，引发朝鲜大规模难民潮进入东北，又怕金正日恃仗核武器，威胁中国东北富庶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不管怎样，金正日牢牢掐住了几个大国的脉搏，掌握着主动权。朝鲜核爆与印巴核武竞争意义不同，印巴限于邻国之间的威慑，各自国内尚有制衡的力量，而朝鲜一贯流氓、邪恶，金正日摆明了就是对抗美国，戏弄邻国。中国周边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都拥有核武力量，本来国家安全都成问题，现在又冒出朝鲜，强狼环伺。

　　国际人道救援，可以看作朝鲜人民是无辜的，甚至也是独裁政治的受害者，但是，金家政权从来没有把人民福祉当作国家义务。朝鲜官员把国际社会制裁当作宣战的理由，这种表白是赤裸裸恫吓安理会，其实色厉内荏。我们不难忘记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崩溃前夕，政府发言人萨哈夫信誓旦旦告诉国际媒体，巴格达人民作好了战争准备，巴格达是美英联军的葬身之地。事实如何呢？伊拉克人民痛恨萨达姆的暴虐统治，他们既没有拿起武器参与巷战，而是早早逃离了巴格达这座恐怖之城。作恶多端必自弊。金正日裹挟下的朝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朝鲜的社会景象，跟中国文革时期如出一辙。外国游客只有在朝鲜规定的景点、学校、机关参观，而这些地方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非常虚假，不是朝鲜真实的社会缩影。金正日严禁人民使用移动电话、互联网。由此可以判断朝鲜独裁政权要把一个国家拖向蒙昧的地狱。独裁政权本质上是反文明、反人类、反人性的。在一个人民没有自决权的国度，战争或许让他们暂时失去家园，甚至生命，但是，可以得到长久的自由和解放。韩国官员潘基文将出任联合国秘书长，期望对朝鲜半岛统一作出建树，如同东西德的统一，都作为二战后分裂的国家，让文明制度战胜野蛮制度。

　2006年10月12日

──《观察》首发

● 以科幻小說衛斯理系列風魔讀者的香港作家倪匡今年自美返港，一如既往反共，他說所謂共產黨進步猶如說食人部落開始著西裝用刀叉吃人肉。

● 倪匡夫婦（中）和兒子倪震（右）及未婚兒媳周慧敏近影。

移民美国十三年，今年中回流香港定居的小说家倪匡，依然人气极旺，不但传媒争相採访，他近期与读者会面的两场公开座谈会都全场爆满.

从不畏言自己恐共、反共的倪匡，政治立场一如既往，且紧贴中国时事脉搏。在九月十五日的座谈会上，被读者问及为何对中共没有改观时，他一脸严肃地说：「很多人跟我说共产党进步了，但它的专制极权本质并没有改变，它的所谓进步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民间疾苦，你们应该看看《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就知道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最近的消息是关於新会市沙堆镇的选举（九月十二日发生），镇政府的官员垄断选举人民代表的选票，不发给村民，村民起来造反，与官员打架，目前还不知结果如何，受欺压的总是大多数老百姓，很多权贵和富商曾劝我去北京看看，我说你们去北京是看高楼大厦，北京有个地方叫上访村，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连听也没听说过.我说你们应该去看看，就知道中国底层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

香港人去大陆应该去看看上访村

其实，岂止权贵和富商这类人会这样反应，笔者曾跟一些在香港念大学的大陆学生谈起北京南站的上访村，他们竟都表示闻所未闻。一位由北京来香港中文大学念博士学位的社工系学生说，知道很多人到北京上访，却没听过有个上访村，大学生尚且如此，可见大陆美化自身形象的功夫确有一手。

倪匡还说，自己亲身经历过共产党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非常恐怖。九二年移居美国是害怕中共收回香港，那时他说过，共产党不死光，他不会回来。如今食言回来，是因为太太不适应美国的生活，所以他没办法，「我晚节不保就是了！儿女情长一定英雄气短。」

倪匡这份坦白，不禁令人想到他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甘心沦为统战工具，查、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

倪匡这次回港，专访他的媒体，还包括上海的时尚杂志《外滩画报》。原来倪匡的小说因内容有着强烈反共意识而一直被大陆当局列为禁书，但盗版的倪匡作品十多年前已在内地大行其道，近年还全部上网，风魔了不少读者，其中令倪匡冠上科幻小说大师之名的《卫斯理系列》最受欢迎，不但有大陆读者把他的作品分析研究，还有人盗用他的名字，模仿他的写作风格出版小说，倪匡到了美国迷上网络世界后还发现，有大陆「粉丝」在网上搞了一个只准讲卫斯理好话的「最爱卫斯理」网站，倪匡主动留言联络该网主时，网主还不相信是名副其实的倪匡找上网来。但上海《外滩画报》的访问内容，自然只字没有提及他的反共立场，倪匡的早年生活也只是轻轻略过.

倪匡五七年历尽艰辛逃亡香港

倪匡的政治取向和写作思维，跟他年青时在大陆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原名倪亦明，又名倪聪的倪匡，祖籍浙江镇海，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出生。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众多（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姊姊、一个妹妹），没有什么娱乐，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各式各样的书都爱看，那时舅父家里藏书很多，中国的几本着名小说，他在十二岁前已读过，现在记得最清楚是十岁前背的诗，那时最喜欢的书是《孟子》，升上中学后就爱看繙译小说，倪匡认为人脑和电脑一样，都是要先输入很多材料才会运作，相信童年时从书本的吸收，便成了他日后写作的资源。

倪匡十六岁时为了追寻共产党宣传的乌托邦理想，辍学离家，只身北上加入解放军，参与过土地改革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后来又去了内蒙古垦荒。当兵期间，他发现共产党的种种不合理和愚蠢行为，跟宣传的平等世界完全是两码子事，军队内部就有不少特权阶级横行，而且事无大小都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令爱好自由的倪匡越发感到不满和失望，经常跟上级争拗，也多次成为批斗对象。一九五七年的冬天，身处内蒙古的倪匡因两项罪名被迫逃亡。其一是因为风雪太大，运煤车不能把煤送到，他和另外几名士兵为免冻毙，合力把小河上的木桥拆下来生火取暖，结果被单位书记指为「破坏交通」。其二是他偷偷饲养的狼狗把军中的大队长咬伤，这两罪足以判他监禁十年，於是他听从朋友的提点，连夜骑马逃往北方，原本想到外蒙古避难，却误打误撞到了火车站，坐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把他送到出生地上海，但那时没有人敢接待他，他只好继续南逃，历尽艰辛，多次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飢，走了三个月的路到达广州，再经澳门，於五七年七月成功偷渡到香港。

在港奋斗一枝笔名成利就

倪匡抵港初期在工厂干杂工，晚上在大专院校进修，后来投稿到《真报》和《工商日报》，不但被採用，还获《真报》聘用，先后出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和政论专栏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写中共的土改故事，叫《活埋》，一九五七年底发表於《工商日报》。翌年倪匡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早期作品包括女黑侠木兰花、浪子高达的故事、神仙手高飞的故事以及六指琴魔等。一九六二年他开始用笔名「卫斯理」写科幻小说，在《明报》副刊连载，已出版的《卫斯理》系列小说达一百四十多本。在六十年代末，香港武侠影片兴起，倪匡转而从事剧本创作。十多年间，所写剧本不下数百部，代表作有张彻导演的《独臂刀》。

现时年过七十，曾经日写过万字的倪匡坦言自己已过了写作的高峰期，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出，配额已用尽了」。写作令倪匡名成利就，他也因此而一度意气风发，沉迷於酒色财气，八六年信奉基督教后，才逐渐摆脱各种生活恶习。不变的，是他依然厌恶共产党，倪匡坚信，一党专政始终行不通，权力无限扩张、没有监督力量，共产党必然腐化。他说：每当听到别人说共产党进步了，总会想起一个老笑话，话说一个食人部落的领袖，不服别人批评他残忍野蛮，於是派了很多子弟到哈佛、剑桥留学，多年后，这些留学子弟都西装笔挺的回来，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样了？他说我们好进步了，用餐刀吃人肉。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用餐刀吃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