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台湾联合报专访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请他分析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为何将文学奖颁发给土耳其小说家帕穆克。马悦然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穆克，是为了他追随着母国首都忧郁的灵魂，找着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与缠结的新象征。”

瑞典学院 不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的着作有七本从土耳其语翻译成瑞典语文版，除了1979年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与他的子女们》未出版，帕穆克重要的小说如《寂静之屋》、《白色城堡》、《黑书》、《我的名字叫红》、《新人生》、《雪》，以及帕穆克自传体的城市史《伊斯坦堡》在瑞典都出版了。《瑞典日报》立即报导出版社的看法：“太好了！这表示瑞典学院一点都不害怕碰到政治。”

帕穆克 爱偏僻地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

奥罕。帕穆克去年获德国出版界和书商“和平奖”演讲时，说过一段话，使马悦然印象深刻。

他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父亲有丰富的藏书，与父亲讨论汤玛斯？曼、卡夫卡、杜斯妥也夫斯基等那些了不起的小说大师，已在他的内心创造出一个欧洲，“他对欧洲的兴趣不只是来自於一个西方化的家庭，小说也是欧美文化最主要的基础，他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小说的欧洲，小说主要的目的，是要读者想像他自己是‘他人’（the other），我们读书的时候会希望透过‘他人’来解释‘我是谁’。”

他晚近发表的散文集子（从德文书名Der Blick aus meinem Fenster翻译）《从我的窗户看出去》解释他对文学写作的看法，他真正锺爱的是半穷不穷的落後环境与那里边的人，他觉得土耳其与拉丁美洲遍布如此的居所。这样的环境是文学创造的好地方，离开权力集中的首都之外的地区简直还要更好。他说：“我爱这些偏僻的、站在现代世界门槛上的地方，并不因此而失望，我感觉到我属於这个世界。”

回到东方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

他从七岁到二十二岁，最大的希望是成为画家，在伊斯坦堡游逛到处画画。1970到1974年学建筑学，没有毕业，改学新闻，1980年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他在土耳其画画的日子，他那个漂亮的母亲提醒他，“嘿，这里是伊斯坦堡可不是巴黎，谁要看你画的画呢。”

帕穆克认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写的是“住在地下室的人拒绝当欧洲人”，而他自己第一本小说《杰夫代克先生与他的子女们》写的是现代的、欧洲化的家庭，若照他後来的看法，这本小说简直不够“伊斯坦堡”，老一辈的土耳其作家自怜是法国境外的法国人，帕穆克不愿意重蹈上一代的脚步，而成为现在的样子。他说：“我後来写小说的很多趋向是，回到东方的传统文学，为了爱讲故事而说故事，避免契诃夫式的心理学和敏感，追求一种非西方式的对身分（identity）的看法，这一切让我觉得像在家里写小说。

他是胆子很大的异议分子

马悦然说，帕穆克的胆子很大，土耳其政府不愿承认过去的罪恶，他是第一个告诉读者库德族有三万人被杀害，亚美尼亚人在上世纪有一百万人遭到屠杀，他是第一个伊斯兰作家出来为鲁西迪大声抗议的，1995年土耳其作家Yashar Kemal遭政治压迫时，帕穆克也替他讲话。他主张土耳其加入欧盟，就会压制军阀，改善国内的政治。 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

他说，一个作家因为可以想像自己是他人，就能感受那些被迫害者的感情，所以他可以为他们说话，发出声音，所以作家跟他身处的阶级没有多大的关系。一个真正的小说家可以把自己写为“他人”、他人写为自己的故事。马悦然指出，帕穆克的小说常有这种二者合一的现象，在《白色城堡》、《新生活》、《黑书》和《雪》里出现过“二为一”的人，有一点像高行健的《灵山》之“我”和“你”，他常用的小说主题是，我即是你你即是我。

他不仅谈像自己的“他人”，也谈不像自己的、会引起恐慌的“他人”，这样总体的呈现就会帮助作者和读者来认识自己。“一个土耳其作家若不能想像库德族的困境，那麽他的小说就会有相当大的缺憾了。”帕穆克这样说。

帕穆克很钦佩纳博科夫，旅行时总要带着《说吧，记忆》、《罗莉塔》，以及《幽冥的火》（Pale fire），帕穆克最钦佩的作家不是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而是斯汤达尔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他认为杜氏的《邪灵魂》（Evil Spirits）是最好的政治小说。

我不是专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不过社会公平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关心的事，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更会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各方面人士的注意，也成为政府政策中必须考虑的一个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究竟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处于什么阶段？造成分配不公的原因是什么？对策何在？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把原因分析错了，对策也跟着错，这就很危险了。

收入差距扩大 并非因为流动性不足

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分配不公是流动性不够造成的，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起点不公平造成的。

流动性不足包括垄断造成的流动障碍、地区保护形成的障碍、身份限制的障碍等。在我看来，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有根本性的缺陷。我们这个社会是流动性不足还是流动性足够，本来就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足或者已经足够是相对于什么标准而言的？参加讨论的人多半是用自己头脑里的一个标准做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测量。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流动性不足的例子，但是我们又忽略了流动性不断改进的事实。

应该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经济自由度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只看到了存在障碍的一面，而忽略了已经改进的一面。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28年是我国经济活动空前活跃的一个阶段。老实说，今天全国已有的几千万富人，28年前全都是穷人。因为“文革”的时候，全国的富人统统都被消灭了，财产都充公了，连家都抄过了。没有任何人有私人小汽车，没有私人住宅，全国的银行储蓄存款总共只有210亿元，人均不到25元钱。那时候的中国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穷人国。可是今天出现了身家几千万(或许上亿)的富人，人均储蓄存款也已经上了万，这不是流动性足够的证明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产生出这么大的贫富差距，难道不是流动性造成的吗？

客观地看，改革20多年来，流动性是不断有所改善的。原来不许农民进城，现在有将近三亿农民进城打工；原来只有高官才能出国，现在农民也能出国；原来外贸是国家垄断，现在民营的外贸公司如雨后春笋；原来干部是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现在找工作是双方挑选；过去黄金和外汇不能自由买卖，现在限制越来越少了。所以说，流动性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贫富差距却不断在扩大。可见用流动性不足来解释收入差距的扩大有根本性的缺陷。正相反，是流动性增加导致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流动性的增加，大家固守在自己的那块土地上，所有致富的机会都不能利用，那中国还是一个穷人国。

城乡差别是 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

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

收入分配不公是不是起点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拿“文革”时的状态算起点，除了城乡差别，其他人为的不平等都尽可能地消灭了。“文革”时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在全世界恐怕都算是最小的一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富人，大家都一样穷。教育方面先是把大部分大学都关了门，只留极少数理工科大学，入学的机会尽量照顾了弱势群体，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进大学。社会晋升的机会大部分也留给了三代贫农出身的人。“文革”的发动者不但消灭了富人，而且打倒了有学问有思想的人，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文革”又剥夺了有行政能力和领导才能的人，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又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领袖抓起来。总之，“文革”把一切社会精英统统都打倒了。虽然那时候还是有许多的不平等，但是跟别的社会作比较，应该算是相当平等的一个社会了。所以说，起点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别，别的不平等应该说是很小很小的。

现在来看看城乡差别。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得到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分别就农村和城市本身来看，收入差距并不那么大：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只有0.36，城市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2。但是把城乡合起来看，基尼系数就到了0.45。所以说，我国收入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别大。

这个差别从建国开始就有了，后来越来越强化，到“文革”后期城乡差别发展成典型的二元结构。乡下人是不允许进城的，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有一个城市户口。学生们下放农村，他们最盼望的就是有一个回城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差别在经济收入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能反而扩大了。大中城市的建设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像北京、上海等地简直是换了人间。但是农村的面貌改变有限，除了有些新房点缀其间，总体上还是老样子。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比例从80%以上降低到60%。但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总是比城市的低，差距在扩大。这是我国基尼系数高的基本原因。

工业化过程 必然带来贫富分化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

从全球的范围看，穷国都是农业国，富国都是工业国或者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见，贫富差距的根子在工业化的先后。只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者赶不上，贫富差距就形成了。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先有机会离开农业的人收入就增加了，继续留在农村的人靠农业取得收入，这样的收入很难上得去。这可能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我们看近200百年来的世界史，也很清楚。世界的工业化是18世纪后期开始的。在此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进步非常慢。人口没有多少增加，寿命也没有多少延长。是工业化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人口迅速增加，寿命大大延长，财富迅速积累(请参考《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先走上工业化的国家都慢慢变富了，等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的贫富差距并不很大。而更多的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内部的收入分配就会出现扩大的趋势。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点，先恶化，后改善。他的原话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

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验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内各地区情况差别显著，一旦流动性增加，有机会致富的人很快就富起来了，而留在农村的人继续生活在贫困中。这恐怕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必不可免的过程。政策方面的不当不是主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发展过程时发现，人均收入为3000-5000美元时，是最容易发生社会动乱的原因。工业化起步之后人均收入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当然，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拿工业化过程来解释难免过于简单化，例外是有的，比如拿印度来说，他们也处于工业化过程之中，但是他们的收入差距比我们小。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开放的速度没有我们快，变化不像我们那样剧烈，社会分割源远流长，流动性比我们差。印度吸引的外资只有我们的1/10，储蓄在GDP中的比例只有我们的一半。这两个活跃经济的重要因素都远比我们弱，他们的工业化过程也远比我们慢。

加速实现工业化 才是缓解问题的方案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按照这样的看法，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工业化的历史过程，想解决它，快是快不起来的。我估计如果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城市的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扩大，基尼系数还会上升。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当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时，农民的收入就能逐渐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慢慢减少。

在此过程中，特别要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让他们的劳动所得能够不被侵犯，并且有平等的机会就业或自谋职业。应该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通过税收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转移一部分给低收入人群，以缓解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动荡。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有大动作，首先解决贫困人口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燃眉之急。否则，社会动荡的危险很难避免，尤其是在低收入人群中阶级斗争的学说远没有肃清的背景下，这种危险更为迫切。要让大家明白，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最近，笔者在泰安参加了国际中小城市发展会议，数十位来自美国、日本、蒙古、印度等国的市长共襄盛举，共同探讨21世纪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并介绍各自的城市。我注意到，这一次来自国外的中小城市中最小的一个只有1500个居民，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美国的几个城市人口也都在五万到十来万。这在中国只能算作街道或者小区，但是在国外就是城市，其标志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行政区划、法律法规、市政府、新闻纸和治安单位。

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很多这类城市的市长都是业余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市长市议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只是在晚上或周末到市议会开会决定城市发展事宜，并且不拿市政府工资，最多只是拿一点车马费而已，例如美国加州的喜瑞都市、蒙特利公园市、圣马力诺几个城市都是如此。

在中国，人们会把这些外国的城市市长捧得不亦乐乎。但是如果你要跟他们谈谈关于一些城市的决策方面的事情，即使像建立友好城市之类的小事，这些城市的市长却无法自行决定，口中诺诺，无法拍板，因为需要全体市议员甚至全体市民来决定。市长或者市议员只是一个民选的代表而已，没有一个项目是个人可以做决定的。美国城市的官员是由地方上的老百姓选举出来的，他们知道自己的任期如果要延续，就必须让老百姓满意，所以在施政方面不敢掉以轻心。

那么，美国城市中诸如土地开发、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建设、社保基金等等这些最有油水的项目是如何来决定的呢？

首先，美国的各个城市在筹建之初就由法律专家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这些法律参照联邦和州政府的法律，对于城市的规划统一部署，例如商业区、住宅区、生活区、娱乐区等等的划分，早在一个城市的早期就已经指定区域。对于市长市议员的权限也在法律中规定得巨细靡遗，就像一个大大的棋盘，下棋的规则已定，后来者只需要按部就班。

其次，就是专业人士组成的组织和委员会参与事务的决策。美国的城市可以没有警察局，可以没有消防局，没有工业商业局，但是却都有一个都市开发委员会，这个由专业人士和行政人员共同组成的机构，掌管着城市土地开发、城市建设等等的规划，大到重建一个市中心，小到一家居民的后院要加盖一个厕所隔出一间新的卧室，都要这个委员会批准，甚至还要派人到现场勘察。不过他们也是按照既定的方针办理，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审核而已。至于大型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就要全体市民们来讨论决定，有的时候要交给市民投票表决。至于社保基金都有专业的社保基金会掌管，这些社保基金会根据联邦法律运作，全美国有好多基金会在竞争，跟城市毫无关系。至于开发房地产，那与市政府就更加没有关系了，房地产商根据市场的运作来投资，完全走市场化的道路。

由此可见，市政府保持一个小政府的结构，有利于市场运作，有利于专业人员作决策，同时也有利于老百姓的利益得到最大的兼顾，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代替整体，个人的决策代替专业人员的决策。市长的权力缩小到最小，减少了腐败的可能。

当然，腐败还是存在的，加州曾经发生过一个市长由于腐败案而被判刑的例子。那是两年前，洛杉矶郊外二十英里的一个城市康普顿市发生的。这位前市长叫欧玛·布莱德雷，他滥用市政府的信用卡为自己和亲戚度假的旅馆付费，还买了高尔夫球杆、为自己修补牙齿，一共花了7500美元，判了两年。而这个人还大有来头，是鼎鼎大名的洛杉矶前市长布莱德雷的侄子，布莱德雷这位黑人市长的雕像就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候机大厅的广场上，用以表彰他为洛杉矶这个多族裔城市作出的贡献，曾经前后担任三任洛杉矶市长。就是这样一个市长，他绝对帮不了自家人犯法，所有的一切都在检察官的起诉下进行。美国的市长出访国外，如果不是市议会决议派遣这位市长出访，必须要自己承担旅费，他没有权力用纳税人的钱作私自的事务。美国很多政府官员栽跟头，常常都是在用公款为自己度假买单。这是他们权力的唯一一个灰色地带。

【2006年10月13日狱委讯】2006年10月7日/国际笔会无比震惊地获悉，俄罗斯著名记者兼作家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在今天——2006年10月7 日遭暗杀，被发现枪杀于她在莫斯科的公寓电梯里。 波里科夫斯卡娅作为一名报道车臣战争的记者，自1999年撰写文章揭露俄罗斯军队在车臣侵犯人权后，就一直遭受威胁。尽管面对威胁，她还是继续写作，并于2003年发表了《肮脏的战争：一个俄罗斯记者在车臣》。她还是2003年出版的《地狱一小角：车臣电讯》的合著者之一。她的最新作品《普金的战争：衰败民主中的生命》将于今年12月出版平装本。2002年，在试图与车臣反叛者谈判释放数百名人质时，波里科夫斯卡娅是获准进入莫斯科大剧院少数局外人之一。2004年，她在试图飞往别斯兰报道当地人质危机时患重病，因此人们猜测她遭人故意下毒，以阻止她报道那场危机。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一位勇敢的作家，她的出名不仅在于批评车臣战争，也在于批评体现俄罗斯最新发展的极权主义倒退。她的死引起严重关注，并证实了一切忧虑，”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说，“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抗议这种事情得以发生的俄罗斯现状。” 有关谋杀案的调查正在进行。波里科夫斯卡娅所在的《新报》副总编辑维塔利·雅拉谢夫斯基肯定她的被暗杀与其工作有关。一些俄罗斯人权观察家也有同感。莫斯科副检查长还告诉新闻界，将调查她的死与其新闻工作之间的可能关联。 波里科夫斯卡娅因其勇气曾获得众多国际奖，其中包括在2004年获得遭谋杀的瑞典首相的家人所设立的“奥洛夫·帕尔梅奖”。该奖授予波里科夫斯卡娅，以表彰她 “为俄罗斯人权长期斗争”所做的工作。 “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在报道俄罗斯最困难的处境时，以她的正直和勇气激励了全世界的作家，”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说，“她在笔会和其它全球论坛上一向是坦率的人权倡导者。国际笔会哀悼她的去世，并呼吁进行无情的调查，使那些对她被杀有责任者绳之以法。” 进一步细节，请联系狱中作家委员会萨拉·怀亚特。 伦敦办公室：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UK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 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Nobel split delays book prize

快讯，北京消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日前正式注销中国海洋报记者昝爱宗的记者证，并在中国记者网上公告，理由是”工作调动”。网页地址是：http://press.gapp.gov.cn/news/wen.php?val=news&aid=12617

中国记者网由新闻出版总署管理，具体是该署报刊管理司负责。该网地址为http://press.gapp.gov.cn，昝爱宗的记者证被注销列在2006年9月17日－9月21日之间的”记者证注销公告”内容里，列第二位，记者证号码为B110171000016，注销原因是“工作变动”；列第一位为汕头日报的林琳，原因是”记者证被抢”。

据悉，昝爱宗目前正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维权，讲走上法律诉讼程序，法律届人士认为，中国海洋报单方面违犯劳动合同，处理昝爱宗的决定是无效的。

昝爱宗此前为中国海洋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在海内外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和对专制部门的尖锐批评。

尊敬的孙志辉先生：

本人昝爱宗，原是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是局长先生的下属单位正式工作人员，已经为中国海洋报社服务长达五年之久。8月28日，我向您写了一封反映中国海洋报社副理事长、中国海洋报社副总编辑盖广生剥夺本人的工作权利，迫害本人，至今已有一个半月时间，这封信没有任何回复。为此，我决定写第二封信，是公开信。

对于第一封信”石沉大海”，难道是您没有收到吗？不是的，8月29日，您的部下盖广生副理事长已经电话明确告诉我，我发给孙局长您的第一封信（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传真010-68030799），您已经批阅，并转给了中国海洋报社。于是，盖广生副理事长当即委派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于9月1日赶到杭州，软磨硬泡，多次逼迫我签署”中国海洋报社与昝爱宗解除劳动合同”，被我多次拒绝。

只是遗憾，孙局长作为中国海洋报社的理事会理事长，作为中国海洋报上级国家海洋局第一把手，居然对副理事长盖广生如此迫害记者无动于衷，并对我的投诉无动于衷，我对此深表严重遗憾。

9月1日，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受盖广生委派，为了达到让我自动离职的目的，他欺骗我说2006年全年的工资还给我保留，但事实上等2006年10月8日国庆、中秋长假过后，我电话询问陈志春我的遗留工资情况，比如7月份、8月份和9月份的工资情况，他居然说工资停止发放，也就等于我正常工作的工资也被粗暴停止了。9月21日，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海洋报社的联手下，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注销了我的新闻记者证，并在中国记者网上进行”注销公告”——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借助手中权力非法对一个正常行使舆论监督权利的记者的打击。

我被强迫”解除记者工作”，最大的原因是8月1日因我发表文章揭露并批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于7月29日使用暴力等不当的方式强拆党山在建基督教堂，随后就被杭州市有关部门关注，包括由中国海洋报社总编辑盖广生介绍我认识的杭州市国家安全局的情治人员，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的警察，以及幕后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就我的文章”打小报告”的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黄柏青（电话0571-87163127、87163126、传真87163107）等人，尤其是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和主管网络监管工作的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早有迫害我的先例。黄柏青处长在电话中明确告诉我他们向新闻出版总署告我在浙江”舆论监督不听话”，就此我也曾向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俞剑明反映过，要求他们保护我的舆论监督权利，但他们都一样漠视我反映的问题，并在继续打击我，致使2005年度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年检从2005年11月推迟到2006年4月25日才通过，但却不进行公告。此后，经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陈志春多次证实，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管部门都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我帮助村民维权、揭露地方污染环境、网络上大量发表批评政府文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等事例，即所谓我”不适合当记者”的证据。

事实上，孙局长本人多次在中国海洋报全国记者站长会议上强调，舆论监督工作很重要，一定要加强舆论监督，可我作为北京的中央级新闻媒体的记者，在舆论监督地方政府的丑闻时，行使正当权利，却得不到报社的支持，也得不到孙志辉局长兼理事长的支持，所以我再次向您表示严重遗憾。

我还曾经是2001-2002年度的中国海洋报先进个人，获得过报社颁发的奖状，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我因为表达宪法确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向往民主和自由，所以在你们国家海洋局官员看来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剥夺我的工作权利，逼我到没有工作的地步。

最后，我向孙志辉局长、孙志辉理事长漠视我的投诉，进行抗议。同时，并传达这样的信息：我将继续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维护我的工作权利，并继续向国家海洋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上级国务院投诉国家海洋局机关报——中国海洋报迫害记者并剥夺记者工作权利的涉嫌违法行为，以及有关部门打击我行使宪法权利的违宪行为，陆续将投诉信直接寄达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办公室。

被中国海洋报强迫解除工作关系的记者  昝爱宗2006年10月12日国家海洋局，中国海洋报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号，电话：010-68047634  68020193 传真 68030799国家海洋局局长、中国海洋报理事长孙志辉（原海洋出版社社长）、国家海洋局机关报——中国海洋报副理事长、总编辑盖广生（原海洋出版社社长），盖广生电话：010-68047740手机 013501087830   中国海洋报社办公室主任陈志春电话  010-68047746  手机 013621101336昝爱宗  手机  013082850180   电子邮件 [email protected]   或[email protected]

附录：昝爱宗不服海报发2006年第19号文件决定并强烈抗议

中国海洋报社：

今收到报社8月25日发出的《关于解除昝爱宗同志担任的中国海洋报社记者及浙江记者站站长职务的决定》（海报发2006年第19号文件），报社并2次派专人前来杭州逼迫昝爱宗交出记者证、记者站登记证和公章。

对此，昝爱宗本人提出如下意见：一、强烈抗议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严重侵犯记者昝爱宗所特有的新闻自由权利；报社为虎作伥，故意制造劳动争议事端，掩盖其迫害记者，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质。

二、严重抗议中国海洋报社盖广生总编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粗暴干涉和要挟下，严重侵犯记者昝爱宗的工作权利。

三、记者昝爱宗于2001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任副站长、站长职务，根据国家海洋局1996年2月15日颁布并实施的《关于印发中国海洋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的通知和报社规定，记者站长聘期为4年。2005年3月10日，中国海洋报社再次与昝爱宗订立记者站站长协议书和广告经营协议书，协议期限1年，每年一签。2006年3月10日协议到期后，双方虽未换签新约，但仍按原协议履行，口头上已明确延续该协议的期限，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双方均已实际履行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昝爱宗具体完成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指标无可挑剔。

四、昝爱宗不服2006年8月25日报社单方面做出的决定，该解聘文件违反了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报社无正当理由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未提前30天通知劳动者，构成侵权，昝爱宗有权获得解除劳动关系的违约赔偿金。

五、昝爱宗依法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并寻求法律救济，在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生效之前，为保留诉讼证据所需，昝爱宗将保存持有的新闻记者证和记者站登记证和记者站公章等书证和物证。

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昝爱宗（签名）

2006年9月1日

老实说，我已很久不思考这样抽象的问题了，何况像这样大得可以做专题研究的题目，如果不是报社命题，我真的不敢起这么个思索的念头。但即便有思索的兴趣，我也不想将这则小文搞得那么周武郑王，看上去好像自成体系，却只是废话连篇。二十世纪的思想家波普尔说：“我们爱炫耀我们自己，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目的无非是让人刮目相看”，我可不想这样，我想用大家看得懂的语言来讲述一些常识。我自认是个知识分子，但我也只是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以此告诫自已，实在不足夸饰。我对自己有些不上台面的期望，说出来自策自励：

一：我只知道每天从点滴做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做到问心无愧。

二：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从事实根据出发，做细微末节的个案研究。没有根据的、不是事实的、游谈无根的东西，不去写，不去说。

三：告诫自己不拿任何违背良心的封口费。笔头与口头表达，都是拿来表达自由思想的，不是可以拿来无度交换的。笔头和口头当然也存在一个交易问题，因为知识分子也是人，一样得养家糊口，一样得吃喝拉撒。但任何交易都是有底线的，即为了拿钱，说昧着良心的话，我要拒绝。

四：不唱高调，尽量低调。我历来反感唱高调的人和事，因为这些悬的过高的标准，是专门去要求他人而设的。站得低的人，才可以平稳地行走，才可积跬步以至千里。

五：不敢说移风易俗，不敢说影响他人，更不敢说影响时代，只敢说首先自己保守底线。底线就是一些做人原则，如不攀附强势者，而丧失自己的批评良知；但也不为讨弱者的欢呼，而曲意迎合。

六：我也许很久不将一军，但无一日不拱一卒。这话是我借胡适先生的教导来鼓励自己，不是拿来要求别人的。我每天写博客，评论时事，做自以为有意思的文化建设，说负责任的话，我以为这样日有寸进，是很有意思的，故乐意为之。

七：现在有知识不如有见识，有见识不如有胆识，有胆识不如有常识。常识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常想贡献的就是那些被大言炫炫的说教所遮蔽的常识。

八：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之源，玫瑰花不会只有一种芳香。不同意见的存在与交锋，是我们能够真正思想的开始。

九：学会倾听不同意见，而不是一上来就对它充满敌意和曲解。任何观念都应该让它们自由竞争，让言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加以汰弃，从而经过读者的自由选择、识别而不是灌输，以便让自己的观念接受检测。

十：不要想把自己的想法放之四海，不要自以为正确到无可辩驳。

所谓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用我们熟知的一种经典说法，即“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暴烈行动中“民族革命”尚且要被排除在外，非暴力的方式自然是更不包括在内了。而所谓改革则是则是指将旧事物中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从语义学上说，改革并不是革命的从属概念，而且，它们在某方面甚至有着十分对立的内涵，同样是变革旧事物，前者是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后者则是破坏和摧毁；前者通常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后者则一般通过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前者一般自上而下，后者则往往自下而上。所以，它们区别是明显的。

不过，二者虽然区别明显，但实际上，它们又有内在的，不离须臾的血肉联系，这联系就是：革命往往以改革为先导，并且一直在后面追着改革，如果改革及时且速度够快，则为社会开辟出一条快速向上的通道，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反之，如果改革不及时，或速度太慢，则革命将会从后面呼啸而至，将改革扑倒，河决鱼烂，玉石俱焚。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革命既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灾星。

革命所以以改革为先导，这理由也很简单：当社会矛盾尖锐到即将引发革命之际，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计，总是情愿或不情愿地进行一些改革来挽狂谰于既倒。不过，因为这种改革是被动和应付的，所以也是缓慢跟拖沓的，结果，往往是给后面蓄势待发而又急不可待的革命扑倒，演成一场悲剧。

对于革命，我们唱的颂歌已多，而究其实，它实在不能算做一个社会的福音或理想——朱学勤先生有言“说到底，革命是淤塞之后的溃决。”革命的开始和终结不是什么人想要或不想要所决定的。它来临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无可调和的地步；它结束了，是因为社会矛盾已经相对缓和到社会本身可以承受的程度。革命不是天堂，而且也未必能将人类引入天堂，但它可以给渴望革命者带来天堂般的快乐。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弱者群体在困境中挣扎，他们心底不时会响起“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那永恒的咒语。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强，反抗愈强。当贫贱者最起码的生存权也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一点火星，都会像狂欢节第一发礼花信号弹，为人类情绪与精力最壮观的喷发揭开序幕：那便是革命的开始。当然，投身到革命中去分享快乐的，并非全是在朝不保夕的绝境中的死里求生者，还包括一部分原制度下既得利益阶层的叛逆，即部分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那些“不甘于平庸”的“革命浪漫主义者”，他们在狂欢节的火光中感受到一种受洗后灵魂升华的快乐，总之，对所有的革命者来说，革命都是一个渴望得到满足的过程，无论这一渴望是原始的、本能的，还是崇高的、浪漫的。所以，从理论上说，在人类消除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之前，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必然现象。我们即使承认“乌托邦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只能造出一个人间地狱”，也至少必须看到，革命所摧毁的同样是大多数人的地狱，否则革命不会发生。对悲观主义者来说，人类前进的历史是否就是从地狱到地狱的无限过程呢？然而人类毕竟还是在艰难地前进着。俄国人的一九一七年可说是法国人的一七九三年的翻版，“大处决”的悲剧几乎是古往今来一切革命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悲剧的一再重演并不是由于人们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状态，而是由于这是一个不受他们自己控制的客观规律。最底层的群众，往往是革命大军中最激进、最积极、最具战斗性的基本力量，他们在革命中体验的快乐，第一是生存境况的改善，第二便是对压迫者的报复。这种上升为快乐的报复情绪，很快会造成人性的扭曲，从而把报复行为推向极端化、扩大化。另一方面，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赖集中的权力，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向极权的方向发展，极权主义除了注定要带来腐败，它还会唤起对可能威胁和觊觎这一权力者（所谓“革命公敌”）的镇压的欲望。这种镇压往往因为掌权者被权力蒙蔽了理性而变得毫无节制的残忍。权力是一种麻醉剂，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如此，每一个稍持不同意见的人，都可能被夸大为异己份子——最危险的敌人，而对敌人的宽容，便是对革命的残忍，按照上述逻辑，最终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恐怖化。这个过程只有在新兴的强者集团建立了绝对的统治秩序时才会渐渐平息，因此，那些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命运而投入抗争的广大的弱者，往往在刚刚享受到解放的欢乐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新兴的强者统治下的恐怖和无助的悲惨境地，这的确是人类历史循环遭遇的一种可悲的无奈。

对于因为延缓改革而导致革命的例子，我们不妨来看看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暴力革命往往不是发生在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在压力减轻。渐近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例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政治高亚全面反动的时期。所有新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完全推翻，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顽固派不仅否定了戊戌新政，而且重新又仇视一切洋人、洋事物，甚至要“剿灭”或赶走一切洋人。这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车轮又倒退到了洋务新政以前。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可以说使晚清社会倒退到最黑暗时期——然而，此时，暴力革命倒真潜伏不露，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竟可哀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触底之后反弹的1901年。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这股势力几乎被洋人所“剿灭”。这无论对朝廷、对民族，都是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也就是说，“庚子”是戊戌以后大清国历史车轮倒退的最底线，这以后只能是掉头再往前进。再次启动改革机制。这一年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议和大纲》的14天之后，诏令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史学家认为：清末新政与前两次新政一样，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不易者三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但这只是清王朝的一厢情愿，无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社会要求看，庚子以后的变法不仅不可能停留“令甲令乙”式洋务新政水平上，也不能仅仅重演戊戌新政。所以，清末新政比两次新政都前进了一大步。这种进步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在经济领域，经由清政府的三次新政，在数千年小农经济一统天下的中国，创建了一批军事工业企业、民用工业企业，以及近代开矿、交通、通讯、金融业设施和企业，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清政府还制订、颁布了一批适应或有利于建立、发展近代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它也是中国建立近代经济体制的起点。 在军事领域，清政府从西式武器的购买、制造，到新式陆军、海军的编练，以及近代型军事人才的培养，近代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从而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国防体系。尽管这个体系在当时是内战有用，外战无用，但它毕竟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开端。在文化教育领域，清政府从洋务新政开始创建培养洋务专才的军事、外语、技术类的新学堂，到第二、第三次新政在全国各地日益广泛地建立旨在普及国民教育的普通学堂，不仅使近代学堂遍及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近代教育体制：从幼稚园、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直到大学堂，以及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师范教育、留学教育，还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和教育机构，并且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了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政治领域，清政府从建立总理衙门开始改革政治制度，通过三次新政，尤其是清末新政，基本打破了沿袭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一个近代型的、已显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作为向国会过渡的资政院，以及内阁、大理院，在地方也建立了向地方议会过渡的咨议局，在全国范围推行了地方自治制度，并且还制订了近代法律，其中有宪法大纲、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律师制度，中国政治开始向法制化、民主化迈进。而且这一政治架构，基本上被民国所接受。中国政治的现代化由此起步。要之，在十年时间里，几乎同时进行了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经济体制、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直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广泛、系统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个领域的改革不仅各自留下了许多有形的成果──这些成果大多被继起的民国所接受，取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过程中的最大的实绩；而且还产生了许多无形的成果，如：加速了社会的分化，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社会力量加快成长；促进了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组合，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政治力量得以更快地壮大；推动了社会观念形态的更新，近代文化和思想在逐渐扩大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这些无形的成果比有形的实绩更有意义。然而，这些努力为时太晚，步伐太慢——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是政府彻底地自我改革，改造成能承担近代政治的载体；要么让位。衰朽老迈而昏聩的清王朝不愿、也无力做到前者，那么只能让后者选择它。这是历史、社会、人民的选择，不是孙中山及其革命派所独能为；不是革命中断了改革，而是清王朝不愿、也无力继续改革而迎来了革命。换言之，后面的革命因前面的改革太慢而扑倒了改革。

再来看法国大革命。朱学勤先生有云“革命确实起源于压迫，却往往是在弹簧刚开始放松而不是压得最紧的那一刹那发生。革命中推翻的君主，通常是在父君孽债深重而自己又倾向于开明的时候，大地突然晃动起来。说革命是势利鬼欺软怕硬，也许不太合适，但父债子还确实是革命初起时常见的景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最近一千年最为著名的那场革工作命————1789年的法兰西革命，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远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开明。”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改革：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然而，就因为这场改革的迟缓，一场天崩地裂的大革命终于从后面扑了上来，压倒改革，制造血海。

我们曾说过：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最好的情况应该是：革命永远都只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应该时时宣传“革命理论”，让全国人民——尤其是统治者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停滞不前统治者拒绝改革的话，人民是有权起来革命的。到时天崩地裂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这样，在革命的恐怖下，大家都做一些让步，尤其是统治者，应该及时进行改革，加快改革步伐，以调整利益格局，缓和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有一些回旋余地和弹性，革命运动（实践）也就因此而不会爆发。王富仁先生指出：“它（指‘革命’——笔者）将永远威胁着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它权力范围之外而把社会底层的广大公民逼到公开与它决斗的地步。”这，或许就是我们这篇文章要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