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9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说，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有许多优势：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就是我们党历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优势；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是做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到底是说过“依法治国”的人物了，虽说腐败是违法犯罪，但在党内，也还只能从纪律角度讲。

江泽民对“纪律性”、“思想统一”、“组织巩固”、“战斗力”的强调，像他强调过的“三讲”、“三个代表”一样，使我像上述那位受了灾还只说自己“没出息”的灾民一样，有了“哑巴吃黄连”的感受。毫无疑问，像任何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一样，江泽民理所当然地讲到了“讲政治纪律，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持中央的政令畅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每个党员都要加强组织观念，顾及党和国家的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有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做到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不论什么人，不管其职位高低，都不允许搞独断专行，或者拒绝组织的调遣和监督，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要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但是千条万条，江泽民又煞有介事的说：反腐败才是最根本的一条，因为它对共产党是“生死攸关”的。既然是生死攸关，那就要让谎言、谎言般的誓愿与真相赛跑或者干脆盖过真相，于是，江泽民又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些年我们抓得是紧的，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但是，消极腐败现象还是没有得到全面遏制，有的还在滋长蔓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很艰巨，不能有丝毫松懈。”

如果江泽民不讲“依然严峻”，普通老百姓来讲“依然严峻”就困难了。但最困难的还是如何理解江泽民说到的“要从源头上反腐败”。什么是“源头”呢？这当然很重要，涉及到真反与假反、深反与浅反、大反与小反、本反与标反等等的区别。1999年李锐老先生在南京发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演讲时曾经说得很干脆：共产党就是喜欢说漂亮话。老百姓则有“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议论。那么，“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是不是一句漂亮空话呢？

1998年，曾经充当镇压学生急先锋的陈希同被判了十六年徒刑。宣判后，《南方周末》、《杂文报》等报刊才在1998年8月的中下旬陆续摘登了“当年”与“前年”陈氏“慷慨激昂”、“大言煌煌”的“语录”：㈠“其他官员的财产到底腐败不腐败，我不知道，但我自己可以向广大学生保证，自己的财产都是清白的，是完全可以经得起检查的。”——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89年5月；地点是天安门广场。㈡（关于查处大案要案）“不管涉及哪一级，哪一个人，都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不能有案不查，更不能查而无果。”——讲这段话的时间是1996年；空间是会议报告席。……据说陈希同已经获得保外就医的待遇了，并且称16年是什么政治迫害。什么政治？我等老百姓自然无从得知了。

最近被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说成中共“理论宝库”的《江泽民文选》，以捞走人民数以亿计财富的代价（当然江泽民也要拿稿费的）硬堆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了。江泽民以与陈希同同舟共济时刻的“胜利姿态”说：“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今年6月4日，1989年反腐败争民主的“政治风波”就过去整整17个年头了。腐败不断泛滥的祸根何在呢？在农民、工人哪里吗？在这里我最不喜欢听到“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貌似深刻的话了。既然共产党用强权摁住人民说：党是人民的代表，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党是人民幸福的保证和靠山。那么，腐败也只能被共产党一并代表，腐败的源头也只能从共产党发酵了。既然共产党说中国有了“世界上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那腐败的源头便只能属于这个制度了。当然大学里只传授一种形式逻辑，那么，借用江泽民的话，腐败的源头也只能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微软的输入软件中这也是固定词组呢）了。总不能领导中国的共产党，所有的好事归它，所有的坏事或者归右派、或者归造反派、或者归“自由化知识分子”、或者归“国际反华势力”吧？如果把贪官比作“四人帮”，把邓小平、江泽民比作毛泽东，总不能说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吧。那么，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能说邓小平、江泽民发动了腐败呢？

那么，运用同样简单的小学生都不能理解的逻辑，落实到人头，为什么不能说：腐败的源头就是邓小平、江泽民呢？

为什么当年迷倒陈希同、王宝森的情妇，今年又被报道再次迷倒了中国银行副行长赵安歌呢？因为王希同、陈宝森们的源头没有变啊。

陈希同的谎言，是从共产党的文件上、大报告中复制的，是千万个共产党的贪官都熟套的“漂亮话”——

    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反对司法腐败是司法机关的性质、地位和重大职责所决定的，是社会司法制度赖以巩固的重要基础，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保证。”“谁要想扰乱河北，谁要想破坏河北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断然没有好下场的！”

    原兰钢公司总经理张斌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用兰钢的钱买小汽车；第二，不用兰钢的钱买房子；第三，不乱花兰钢的一分钱！”

    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原福建省上杭县女副县长罗凤群：“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并可一直枪毙到我的孙子。”

    原广东省某副市长马红妹：“我是人民的公仆，吃、穿、用的都应该是公家的。”

    成克杰：“我要书写一些老百姓永远不会忘怀，认为我没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

    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我最容易动感情的是对我的下属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说了不算，定了不干。”

    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对乱占国土资源违法案件要一查到底！”

算了，够了，中国难道不是大大小小的邓小平、江泽民遍地都是吗？就秘书幕僚们弄出来那样的江泽民文选也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不要说后来成了你政敌的陈希同会直摇头，上述口吐莲花的贪官哪一个说漂亮话的功夫都不会在江泽民之下。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刘方仁：“法德兼治方兴国，各级干部要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树立起人民公仆的形象，努力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写到这里，我倒是有些不忍起来，例如我真希望江泽民先生和他的公子先生，不会如境外媒体报道的那样，连死刑贪官也要直叹不如啊！

也再不要挥舞经济增长的政绩遮羞布了，原安徽省副省长、死刑贪官王怀忠已经坦白：“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关于腐败的源头有作者说得真质朴：“中国最大、最毒的毒品：官僚政治体制！”

“三讲”、“三个代表”是江泽民的小发明，但是，没有一个贪官不是“三讲”、“三个代表”的“名嘴”。

请不要在无耻地诬陷“自由化”了，历史已经用事实说明了“用镇压换来的‘稳定’”究竟“稳定”了什么——腐败而已！

 

看到中共的外交部门在第一时间对朝鲜的核武器试验发出立场鲜明的表态，我感到非常高兴：所谓中国与朝鲜“同志加兄弟”的、牢不可破的血肉关系，终于被核武器的强大威力轰开了一道裂缝。果然当天晚些时候，横跨在鸭绿江上象征着中朝同盟关系的“中朝人民友谊桥”就关闭了。核武器在朝鲜引爆的同时也引爆了全世界尤其朝鲜周边国家的恐惧，但我却为中朝关系的因此断裂而欢呼。

半个多世纪前，联合国出兵朝鲜半岛平息北方武装对南方的侵略时，用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话说，“孩子们，好好干三个星期，然后回家过圣诞节！”，但中共悍然出兵朝鲜半岛与联合国对抗，导致三个星期的战争延长为两年六个月，还造成中国军队14万死、26万伤残。为了不再继续扩大损失，联合国与中国通过谈判结束了战争。现在看来，如果没有这场中共主动插手的战争，中国不会付出40万人死伤、经济建设被推迟5年左右的巨大代价，朝鲜半岛也不会有南北分裂的局面，当然也不会有后来朝鲜北方饿死200万人口的灾难和今天核武器猛然引爆的噩梦了。所谓中朝友谊也许是中国从这场战争获得的唯一“积极成果”了。

但50多年来，用桥梁象征的“中朝友谊”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批判美国外交思想道德至上的人宣称，所谓外交不过是利益关系，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是虚伪的，那么“不虚伪”的中朝外交同盟关系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利益？那道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友谊桥梁不过是一道单向流动的动脉血管，中国的粮食和能源物资从这里源源不绝的流向朝鲜，但在鸭绿江对岸的土地上催生的并非文明、和平、自由的花朵，而是穷兵黩武、养兵百万，是践踏文明、威胁和平，是对内凶残镇压、对外蛮不讲理，是无视世界发展潮流，公然挑战人类理性，是玩火自焚走向自我毁灭的疯狂……用“中朝人民友谊大桥”把这样一个朝鲜和中国连接起来，是中国人的耻辱；中朝友谊关系在羞辱中国的同时还损害中国的利益、甚至危害中国的安全。

但在中国，外交政策很难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公众评说的话题，人民的意见很难上升到影响对外政策的层面，比如共产党中国的政府长期与朝鲜魔鬼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就不符合中国人民利益，完全无法代表人民的利益取向，但人民又无可奈何。在这个意义上，魔鬼朝鲜玩火自焚引爆核武，如果促使中共政权下决心与朝鲜从此断绝交往，真是中国人的福音。虽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最终没有不公开翻脸破口大骂的，但这一次的中朝翻脸，可以为中国节约无数物资、省下数以几十亿计的钞票不说，还将使中国有机会摆脱魔鬼的纠缠，在外交上与美国达成默契，与联合国的里文明国家一道，共同面对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邪恶力量。如果因为少了中共的撑腰壮胆，美国可以无所顾忌的以武力摧毁半岛北方的邪恶政权，清除朝鲜核武器，帮助半岛人民获得统一，即便中国不出一分力，相信也会得到朝鲜半岛南北人民的一致感激。

2006-10-11

 博闻社

【2006年10月12日狱委讯】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力虹等异议作家遭迫害的声明 暨转发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关于中国打压异议作家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10月11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于10月10日针对中国政府打压异议作家向全体笔会会员发出紧急行动通报，抗议中国有关当局监禁本会会员力虹以及郭飞雄、陈树庆等三位异议作家，严重关注他们目前的危急处境，呼吁确保他们在监禁中的一切基本权利，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立即无条件释放。 独立中文笔会为此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各地有关当局对异议作家的镇压行动近来日渐频繁，已报道的包括：本会会员、宁波著名作家力虹和中国民主党人、杭州著名法律工作者陈树庆先后于9月6日和14日以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拘留，沧州著名上访人士郭起真于9月12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被审，著名维权人士、广州独立出版人兼作家郭飞雄于9月14日以“涉嫌非法经营”被刑事拘留并于9月30日正式逮捕；此外，北京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自8月15日以不明罪嫌拘留已近两月，本会会员、北京著名维权人士赵昕自8月19日被警方带走隔离居住一个多月后至今被软禁在云南父母家中，山东著名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于8月24日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重判徒刑达四年三个月；本会两名会员欧阳小戎和李剑虹于本月21日在青岛旅游被警方非法劫持并分别强行押回各自居住地昆明和上海禁止离开。 本会认为：有关当局这一系列镇压行动都是以言问罪的政治迫害，完全违反了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严重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所应保障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和其它基本权利。因此，本会强烈抗议上述侵害人权的镇压行动，呼吁笔会会员及国内外一切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各界人士、社团、媒体和政府，响应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于今年五月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和日前发出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相关紧急行动通报，密切关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打压异议作家的事件和个案，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包括本会会员力虹、师涛、张林、杨天水在内的所有因言获罪的在押人士，并停止骚扰、威胁、殴打、关押等各种针对异议作家和记者的镇压行动。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中国打压异议作家的紧急行动通报 2006年10月10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35号 中国：镇压异议作家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中国发生的明显打压异议作家的事件感到忧虑。最近几周来，三位异议作家包括一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已遭监禁。他们是：张建红（力虹）、杨茂东（郭飞雄）和陈树庆，都因其批评文字和异议活动被关押。他们面临在监禁中遭受虐待的危险令人严重关注。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并寻求确保他们在监禁中受到人道对待。 根据笔会的信息，著名作家张建红（力虹）于9月6日在华东浙江省宁波市被拘捕，当时20多个警察搜查了他的家，拿走了他的电脑并盘问他的妻子。据报道，他因发表在海外网站上的批评文章而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张建红现年48岁，是当地有影响力的作家，以从事异议活动和发表大量作品而知名。他在1989年至1991年曾因民运活动而系狱。他于2005年8月创办人文网站《爱琴海》(http://www.aiqinhai.org/) 并担任总编辑，但该网站在2006年3月被当局禁止。他还是海外中文网站《博讯》(http://www.boxun.com)和《大纪元》的(http://www.dajiyuan.com)撰稿人。 杨茂东（郭飞雄）是著名异议作家、独立出版人和维权活动人士，于9月14日在华南广东省广州市被拘捕。他妻子说，警察搜查了他们的家，拿走了杨的电脑、手机、书籍、文稿和其它文字资料。次日，报道说杨因使用假书号出版和出售二万本书被控“非法经营”。他的妻子称这些指控完全没有根据。有报道说，杨在监禁中受到虐待。 杨茂东现年40岁，因其批评文字和维权活动已被当局注意了一段时间，曾因参与和报道广东省太石村村民的反腐败活动从2005年底月被拘留到12月。笔会曾为其释放进行过活动(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ndex.php?pid=33&aid=393&return=33)。从那以后，杨多次被当局骚扰，最近一次是8月9日。据报道，他当时被控使用假票被铁路警察殴打并短期监禁。 杨茂东是作家兼独立出版商，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还发表了许多散文、诗歌和文章。 陈树庆是异议作家和被禁的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于9月1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被拘捕。他是因头天街道传唤通知自己去大关苑派出所的，以被控“煽动颠覆”而拘捕。此后，警察搜查他家，拿走了他的电脑和一些文字资料。指控的理由不明，尽管已知他发表批评文章在一些海外中文网站，如《博讯》、《民主论坛》、《大纪元》、《议报》、《观察》和《新世纪》。 陈树庆现年42岁，1999年曾因参与建立被禁的中国民主党而拘押4个月。此后，他为当律师而学习，于2005年通过考试，但被浙江省司法厅以他在互联网所发表的文章“违反中国宪法”为由拒绝发给他律师执照。他就此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初审和上诉均遭法院裁决败诉，此后一直遭警方骚扰。 请发出呼吁：  ——抗议拘押作家张建红（力虹）、杨茂东（郭飞雄）和陈树庆，呼吁根据中国1998年已成为签约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  ——寻求确保他们在监禁中不受虐待；  ——敦促当局在他们被拘押期间，尊重其基本权利，充分保障他们与家人和律师见面以及一切必要的医疗保健。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没有适用的传真号码，建议将呼吁书的复印件给你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请他们寄出呼吁书，并欢迎提出任何意见）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44 (0) 20 7405 0339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七十年前的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山城堡会师，悲壮的长征结束。这个最初起源于突围和逃亡的漫长旅程，被后来的历史不断地放大，终于被证明为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七十年后的今天，报纸，电视，图书市场，当事人的访谈，都在回述这段历史，似乎要为每一个年轻的中国人补上那些历史的细节——当然是那些红色、正面的细节。于是《长征》、《延安颂》等电视剧又在荧屏上反复播放，关于“长征”的书籍，也出了一大摞。上个月在北京开会，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给我一本王树增先生的《长征》，六十多万字，红色的封面，书名用的是毛泽东的“长征”二字——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可怕错误，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但他的书法，我很喜欢，张旭之后，他是一个草书大家，生前理应让他多兼一个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才是。《长征》一书很有重量，记述详尽，尽管很多细节，都在各种史料中读到过，且还有很多内容，估计作者也不便写在书中，但总的说，树增先生把材料组织得好，读得有趣。可惜的是，很多史料，作者没有加注，尽管这样方便普通读者阅读，可对我这种很想知道这些史料和记述都出自哪些地方的读者来说，未免不能尽兴。记得之前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作者的史料真是惊人，分析也力透纸背，许多的线索，都可以在作者的注释里找到，令人大开眼界。

《长征》一书，我在北京回上海的飞机上读了大半，回来后，又花了一个晚上将它读完。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物和两段话。两个人物是彭德怀和杨成武。彭德怀真是战场上的大指挥家，为人耿直、坚韧而充满道义，没有他，红军的前途将会完全不同；杨成武是我老乡，他的老家，离我老家，隔着不到三十里路，他率领的四团，总是走在中央红军的最前列，最艰苦、惨烈的攻坚战，几乎都是他最早迎上去，他能历百难而不死，实属奇迹了。两段话，一处是在第五百七十二页，红六军团十六师占领湖南省的锡矿山后，师政委晏福生在矿区群众大会上讲话，他说：“矿山老板不劳动，却养得肥头大耳，整天吃喝玩乐；你们工人天天在矿厂劳动，晒得墨黑，饿得皮包骨头。这是为什么？是因为矿山老板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你们，是你们的血汗养活了他们。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他们，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很快，工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就被鼓动起来了。我想，这话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力量。假若下次山西再发生草菅人命的重大矿难，不妨派个人去现场，将这段话读给那些工人们听听——革命先贤的智慧，真是不可小看啊。另一处是彭德怀说的，在五百一十六页，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在离开红三军团时向军团所有红军干部讲话，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的几万人，到今天长途奔袭至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被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彭德怀说这话的时候，掉了眼泪。——读到这里，我是有震动的。以前我们通过史料知道，红军长征结束，部队还剩下的人数要比彭德怀说的多，但此时我才明白，最终到达哈达铺的红军约八千人（其中作战部队大约为六千人），多数是从半路“扩红”（扩大红军之意）中新招募来的，而那些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数万人，大多数在半路就牺牲或失踪了。还有很多半路招募的，也死在半路了。这个伤亡数字是非常惊人的，也是惨烈的。

我的爷爷，就是红军长征途中许多伤亡人员中渺小的一员。

我的老家，福建长汀县，也属于中央苏区的一部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福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他病重期间，就住在长汀的福音医院，当时的傅连暲院长救了他的命，毛泽东一生都对他充满感激。朱德和康克清在那里结婚，瞿秋白、何叔衡在那里就义，“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据说就在我们村庄旁边“跃过”的。我从小喝的就是汀江水，受的都是红色教育，今日，这些均成往事。

彭德怀说，从苏区出来的数万红军，走到目的地的，只有两千多人，而我的爷爷，就是从中央苏区跟随大部队一起出发的，他不在那最后的两千多人之中，但也没死，而是因伤掉队了——他走了长征途中的大部分路程，掉队之后，找不到部队，就回到老家继续做他的农民。我爷爷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才去世，但他生前对他自己这段革命历史一直三缄其口。他大概和我父亲有谈论过，只是他去世的时候，我还年幼，没能亲口听他的传奇经历，只依稀记得，他躺在竹椅上读报纸那老迈的样子。我后来知道，他参加红军很早，当时家乡穷得吃不上饭，听说参加红军能吃到大米饭、白面馒头，就跟着红军上路了。我后来访问过我们那一带还活着的老红军，多数人都说，当时自己并没有那么高的革命觉悟，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根本听不懂，参军能吃饱饭才是真实动力。当然，他们想不到，行军打仗，吃不饱的时候比吃饱的时候多，饿死的人，也不在少数。而我爷爷，在老家就属于能干的人，比人家早革命，并且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算起来是中共资格很老的党员了。二○○五年我去延安，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专门看了一下党员数目的资料，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党员，大约是五万多一些（包括已经牺牲的）。当时我在想，这里面也包括我爷爷。我爷爷后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要不只要大难不死，解放后，肯定也有一官半职，若是这样，他估计会把我们这些后人教育得又红又专，这对我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长征时，大约是在四川境内的一次战斗中，我爷爷负了伤。四川军的战斗能力是很强的，甚至超出了红军将领的预料。我爷爷或者是在杨成武的部队里，或者是在刘亚楼的部队里，那个时候，红军中的闽西老乡，很多。而我爷爷负伤之后，在转战途中，属于要被寄放在老乡家里的那种，因为他并非相当级别的军官，享受不了被担架抬着走的待遇。甚至在匆忙中，后方可能也来不及安排这些伤员的前途，就往前转移了，每个人的命运都自己掌握。我爷爷那时不仅负了伤，脚上还长烂疮疤，实在走不动，就掉队了。掉队求生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党员证塞到了一个石头缝里——假若不这样，一旦被发现他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的土地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后来，他被当地的一个地主收留，那个地主答应为他治病，条件是要我爷爷伤好之后，在他家里做几年无薪的长工。我爷爷就此拣回了一条命。后来他再也没有找到部队，也没有找到自己塞在石头缝里的党员证。全国解放前几年，他带着满身伤痕，辗转回到贫穷、偏僻的老家闲居，由于失去了党员证明，加上又离开部队多年，革命的念头，大概也灰飞烟灭了。

没想到，解放后不久，由我爷爷介绍入党的一个红军战士，后来当了福建一个地级市的书记，随后他又成了福建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在老革命众多的解放初，是一个很大的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爷爷的内心，寻找组织的冲动似乎又死灰复燃起来。不久，他还真的筹集了路费，去找这个老朋友。他希望这个朋友，出来证明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这个朋友入党，是我爷爷做的入党介绍人，由他出来证明，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势使然，这个官员对我爷爷说（大意）：我本人很感激你把我引向革命道路，也不否认你是中共早期的党员，但由于你脱离部队太久，后期的历史清白与否，我不能肯定，所以我不能出来作这个证明，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份工作，或者指示有关部门养你一辈子。我爷爷详细地讲述了自己脱离部队之后的经历，这个朋友终究没有站出来，于是，我爷爷在他那里住了十几天后，备感无聊，就打道回府，继续当他的农民。

现在想起来，失去了组织关系，还想在组织革命成功之后重新确认这种关系，本身就是一件可疑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逻辑，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但瓜分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了。别说我爷爷只是一个普通红军士兵，就是一些红军将领，离开部队之后，也很难在革命胜利之后获得优待了。现成的例子是罗明和谢小梅夫妇，那是真正的老革命了。罗明是一九二五年的党员，一九二六年就做了中共汕头地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时年二十四岁，就领导了闽西的农民暴动。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密切，以致后来苏区中搞出了一个“罗明路线”，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肃反”时，在这条路线上的人，冤死了很多。遵义会议后，罗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他当时的秘书就是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可是在红军再次攻打遵义的时候，罗明负重伤，在红军即将从贵州进入云南的时候，他和妻子谢小梅一起被中央留在贵州“坚持地方工作”，他们虽不情愿，却也无奈，只好和红军部队作别。之后的几十年，他们受尽苦难，九死一生，可一直没有再找到部队——我估计是找到了部队，他们也未必能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因为在那个战争年代，谁能够证明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清白的呢？谢小梅在解放后只好当了个小学教师和百货公司的采购员。直到一九八一年，我猜可能是时任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的关照，广州市委才恢复了她的中共党籍，而这，已经是四十六之后的事情了。六年之后，一九八七年，罗明就去世了，谢小梅也垂垂老矣。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今天读报纸偶然看到的。江西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的李才莲，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算是一个党史上有记载姓名的人了。他一九三五年就在战争中牺牲了，可他的妻子池煜华，直到今天还在等他回来。从三十年代开始，她就一直在找自己的丈夫，解放后，她还给自己认识和见过面的毛泽东写过信，希望毛泽东帮他找到自己的丈夫，毛泽东把信批转给了蔡畅处理，蔡畅也组织了人去找，可就是几十年打听不到音讯。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美国传记作家哈里兹。索尔兹伯里再一次来到中国，在考证当年苏区中央分局十二名委员的历史身世时，发现只李才莲一人下落不明。通过有关部门调查及查证资料，终于确认：当年在瑞金铜钵山壮烈牺牲的李才莲，就是池煜华要找的丈夫。只是，这个时候再把消息告诉池煜华，她已经不相信了，因为多年来，她已被等待丈夫归来的愿望异化了——她只能接受丈夫还活着的事实。这样的故事，在闽西，在瑞金一带，我估计挺多的。惊动了毛主席都查找不到一个中共早期官员的线索，普通士兵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比如，我爷爷的兄弟中，就有一个，参加革命之后，至今生死不明。他自从踏出家门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因此，我爷爷能侥幸活下来，已经是幸事了，要想让一个解放后的省委负责人来证明你失去多年的党员身份，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幼稚的想法。

时间就这样一年年过去。关于我爷爷的革命传奇，乡亲们大都淡忘了——因为在我们老家，参加红军后来牺牲的家庭，为数不少，光我爷爷的几个兄弟中，除了我最小的叔公（我爷爷的小弟）之外，全部都参加了红军。其中我的大伯公（我爷爷的大哥），活了九十多岁，六年前才去世。他去世之前，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我还没有结婚。当时我不在老家，是我父亲把这话转述给我的，我听后泪流满面。在我大伯公身上，至死都留着几块弹片，没有取出来，这成了他革命的证据之一。有一块弹片，是从大腿射进去的，经过几十年之后，这块弹片居然随着经脉和血液运动到了小腿肚上。我还小的时候，坐在他的脚边，经常提出要捏一捏这块弹片，每当这个时候，大伯公就会卷起裤腿，把我的手引到那块弹片旁，一捏，有一个硬块，他说，天要下雨时，那里就酸痛得很。因此，他每次预言天要下雨了，没有不准的。以这块弹片为由，我听了很多他参加解放战争的生动故事。他有一本老红军证书，凭着这本证书，每个月可以到乡政府领一点钱，给我们这些小孩买零食。在那个年代，我们老家，穷得饭都吃不饱，零食是每一个小孩的梦，哪怕是今天，也还是全国的贫困县，而我那个名叫“美溪”的村庄，虽然居住着一千多人口，可至今还未通公路。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前，家里最多是一个月吃一次肉，有时是两个月才吃一次，之所以吃肉，往往都是因为家里炒菜的猪油用完了，得买肥肉榨油，顺便买点瘦肉小孩吃。熬过油的肥肉渣——这个童年记忆里最香的东西，却不舍得给我们吃，而是被我母亲藏起来，理由是，要等有客人来的时候，用来剁碎了，和葱或蒜加上酱油一起煮，浇在面条或米粉上，增加美味——客家人的好客，由此可见一斑。我家有兄弟姐妹六个，我排行老二，爷爷奶奶都去世得早，只父母亲两个劳力。一个农民家庭，要供我们兄弟几个人读书，这种艰难可想而知。直到现在，我很多朋友都不理解，为何我们家，三个男孩都大学毕业，我还读了博士，会写文章，还出了书，而三个女孩，也就是我三个妹妹，其中有两个却一字不识——她们从未踏进过校门。个中原因，其实不单是因为客家人重男轻女，而是在那个年代，我父母根本不可能把六个儿女都送进学堂——家里实在是太穷了。能保证我们男孩顺利读完书，在当地已经近乎奇迹。即便如此，我从小到大的学费，一多半还是向学校赊欠的，仅仅因为我读书成绩好，老师才不急着追我交钱。进了大学之后，说出来很多朋友都不相信，我大学的后面两年，基本上是靠自己赚的稿费供自己读完大学的，没有再向家里要钱，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因为这是发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福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相当不错了——谁会想到，一九九二年之后的福建，还有自己赚钱养自己读大学的学生呢。只是，稿费是不定期来的，有的时候，有好几张汇款单同时到，那我就可以请同学去下馆子了，没有的时候，一连几个月没钱来，那时我急得每天一下课就跑传达室，在汇款登记本上翻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以致后来连传达室的阿姨都熟悉我了，偶尔路上碰到我，都会主动告诉我今天有我的汇款没有。实在没有，一连几天吃馒头配白开水，也是常事。当时并不觉得特别苦，但在心里，在同学面前，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自卑。我哥哥是在武汉读大学，情况并不会比我好多少，他实在没钱吃饭了，向同学借钱，往往是很难借到的。那个时候，很多北方学生认为福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是有金山银山的地方，还借钱？那多半是装穷吧。那时的生活这么艰苦，倒不是我父亲不会赚钱，相反，他在当地，还是比较本事的，会农村的各种手艺，哪怕是建一幢房子，从勘察，设计，绘图，木工，泥水工，他全部都自己动手。他还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但是，在我们那里，集体贫穷，两个男孩同时上大学的，仅我们一家——说句实话，在当时的中国，即便一个双职工家庭，要负担两个小孩同时上大学，都是艰难的事情，更别说是一个贫困乡村的农民家庭了。我在大学的时候，发表了不少文章，很多都是万字长文，今天回想起来，当然是不忍卒读了，但在当时，有些还产生了小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为我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生活费。其中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刊发在一九九四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稿费两百多元，对学生来说，算是一小笔钱了，我去拿汇款时，路上碰到系主任，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祝贺你”，我听得一头雾水，不知他要祝贺我什么，后来才知道，一个在校本科学生的万字长文，能登在最高级别的杂志之一《文学评论》上，这对一个地方院校来说，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这几年有记者来采访，总问我为什么那么早开始写文学评论，我没敢说出真实原因：当时最根本的动力是因为我要通过赚足够的稿费来供养自己读完大学——文学在一般人眼中，是高尚的事业，只言赚稿费，实在是难以启齿啊。现在看来，虽然好笑，却异常真实。因此，我上面说我大伯公有时会给我们买点零食吃（所谓零食，其实就是一块村里人自己做的豆腐干而已），这对我的童年，就是奢侈的享受了。我还记得，因为他是老红军，每年春节的时候，村里的干部就会敲锣打鼓上门送革命对联来，有时还有一幅革命画，后来，大家都不稀罕这些了，村里也不上门送了，直接就叫人顺路带到我们家了事。

大伯公是我平生最敬重的人之一，他仁慈，宽厚，充满爱心。我一生，享受了他的很多关爱，这也是我艰苦的童年生活中，少有的亮色之一。对我的爷爷，我的记忆却相当有限。只记得我们家，多年前一直保留着我爷爷参加革命斗争的两个证物：一个是军用水壶，后来我多次在战争电影中看到类似的，原本是草绿色，我上中学时，去农田干活，还用这个水壶装水喝，只是，那时它的颜色已经磨损，变成灰白色的了；另一样是一件呢子料的军大衣，纽扣很大，金灿灿的，据我爷爷说，这是他们缴获的国民党军穿的战利品，回来经过改装，给我父亲做了一件呢子上衣——我父亲自己会裁缝，亲自动手改的。这件衣服，我还小的时候，也有印象。只是后来找不到了，大约是穿得太破，丢了。此外，我家里除了贫穷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一丝革命家庭的气息了。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再一次让村里人对我爷爷充满好奇。那是“文革”后期，每个村里都有民兵训练。训练期间，还要经常练习打靶。一次，我爷爷带着我哥哥，路过打靶现场，他停了下来，看着那个民兵连长教射击。连长估计也是一个新手，射击的姿势、射击的准确率，在我爷爷这个老红军眼中显得笨拙而幼稚，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这个老头突然松开我哥哥的手，对民兵连长说，让我来！连长大概是被我爷爷突然绽放的威风和霸气镇住了，情不自禁地把枪交到我爷爷手中。我爷爷单手支枪，连发数枪，枪枪命中靶心——多年之后，我仍然可以想象我爷爷当时的风采。他在部队的时候，一直枪法神奇，一晃几十年没打枪了，没想到宝刀未老。枪声过后，打靶场一片惊叹声。当我爷爷把枪还给民兵连长的时候，那个连长的嘴巴张得很大，就差没有面对这个老人喊一声“首长好”了。

这大概是我爷爷晚年最风光的一幕。此外，他更多的是在家门口慵懒地晒太阳，带孙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那个时候，他会想起长征途中凄厉的枪炮声和战友们因饥饿和伤痛发出的呻吟声吗？他去世得太早了，我来不及问他。他身上的故事，终于被他带进了黄土。今年八月，我回老家，我们兄弟三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专门去了一趟他的墓地——他的墓地和我奶奶隔山相望。那天，酷热的阳光下，他安静地长眠于黄土中，周围是肆意生长的草木，我在墓地边，站了整整二十分钟——他抱过的孙子，现在已经成人了，而他生前无缘享受我们给他的任何一点孝敬。墓地是我父亲亲自砌的，简朴而庄重，对面是一条小河，水声响亮。我想，他的故事，只有我们家人会珍藏在心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爷爷应该感到庆幸，他在中年之后，得以回归故里，尽管生活贫穷，但过得平静而真实，躲过了中国大地上那些巨大的政治喧嚣，也逃离了随之而来的各种运动。他最初为革命远行，后来又重新成为农民，这个人生轨迹，没有给我们家带来任何光荣，却无端地给我父亲这辈增添了许多惊吓——在那个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要把我爷爷当作国民党部队的嫌疑人员来批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毕竟他后面有好多年的经历语焉不详。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父亲在乡村，一生信守一个农民的本分，连生产队长都不愿当，入党就更不用说了——“文革”期间，上头派来的工作组，住在村里相当长的时间，看重我父亲的才能，一直想动员我父亲入党，好继续栽培他，我父亲拒绝了。四年前，我父亲这个一生耿直、嫉恶如仇的农民，因为这些年在我们的鼓励下，帮村里做了不少修桥、建学校的公益事业，经几个村里的人自由投票，居然当选为这几个村唯一的县人大代表，可他参加了一次人大会议，就不去了，理由是，大话、假话太多，听着憋气。我可能受我父亲影响，走的也是一条远避政治的路，想的不过是专心研究文学，无心于其他。单位的领导关心我，多次想动员我入党，其中一个领导，还和我打赌，说我不到一年就肯定要申请入党的，因为在我们单位变成公务员单位之后，专业职称是不和工资挂钩的，工资待遇只认行政级别。不入党就很难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就不能涨工资，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我对领导说，算了，我们家的党员关系，在我爷爷那辈，已经终结。我还半开玩笑地说，让那些更适合的人到党的怀抱里去，我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好。为了彻底打消他们让我入党的念头，我告诉领导，我爷爷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党员，到我这一代，还是改行做点别的吧。领导大约被“一九二七年”这个久远的年代震住了，没再说什么。只是，我那经过了准“长征”的、后来失去了党员关系的曾经是老共产党员的爷爷，看到他的孙子走着这样一条道路，他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呢？我想，他会尊重我的选择吧。“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这是我小时父亲教我念的话。客家人讲耕读传家，真正看重的，其实也不过是一耕一读罢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回念往事，宛然如昨。时值中秋，匆此记述。读者诸君，一笑可也。二○○六年十月六日。

二○○六年九月四日，中国三大门户网 站之一的网易旗下的网易文化在网上开始了一项中共统治五十多年来最为敏感的调查，题目是：“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截至九月十五日下午六时的投票结果是，在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投票者中，竟然有高达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选择来世再做中国人的只约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初段投票结果即时引发轩然大波，投票原定于十月十一日结束，但投票连同非常热烈的网友讨论随即于九月十五日被强行终止，而且有关网页也被删除。九月十六日，网易新闻频道主编唐岩及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同被解雇。

调查共给出十个选项，“不愿意”和“愿意”各五个。在那百分之六十五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点六是因为“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有百分之十七点一是因为“在中国买不起房子，幸福离我很遥远”，有百分之七点八称就是不愿意，没有给出理由，有百分之零点七是因为“在中国不能恶搞”，有百分之零点四是因为“在中国看不到好的动画片”。至于在那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称来生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投票者中，有百分之十八是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没有别的原因”，有百分之六点六是因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给我自豪感”，有百分之六点二是因为“我要做龙的传人”，有百分之二点七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相信来生也会这样”，有百分之六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前景看好”。

被虐狂病患者上亿计

在一个自信可以睥睨全球、号称是英明领导爱民如子的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中国，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这无论如何都是个大笑话、大丑闻，极大的国家机密。特别是，尽管中共几十年来倾全国之力强制全民洗脑和封锁资讯，但依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称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并深深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缺乏人的尊严”，这确是令我颇感意外，也肯定令中共领导人更感意外，而且面目无光。来自中国的朋友说，他对投票结果不感意外，只对有人有胆量做这个调查感到惊奇。我就希望不是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中共领导只想控制人民的今生，不管来世。

当然，说百分之六十的比率高，也只是以中国人的特有标准而言。若按一般文明人的标准，以中国大陆民众被奴役的悲惨程度，按理起码有百分之九十九说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才算合理。这也提醒我们，在中国，无药可救的被虐狂病患者已上亿计。

如果再看看这些网民的留言，你就看到这些来生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人并非戏言，而是态度相当认真，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感到无限讨厌、无奈、苦涩，对中共领导有咬牙切齿的愤恨。

请细读：“我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被罚做中国人的，罚做受XXX的愚弄和欺骗的 …… 哭 …… ”

“不用来生，如果现在有机会我现在就不愿意做中国人，我爱中国，但是我无法继续去爱，这个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极端。”

“中国的贪官比哪都多，两级分化太严重了，如果有可能，现在就不愿做中国人！！！”

“来世做猪，都不做中国人！ ”

“制度不好，但愿来世的时候，中国是民主制度，我深爱生我养我的地方。但愿那些成天说谎言的人，以人民为敌的人，早日死去。”

“做中国人感觉活着很憋屈。”

“生为中国人，我没有尊严我感到悲哀！中国的文化都是虚伪的文化！我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发展权了！！！”

“我找不到爱这个中国的理由！请指教。”

“愿意不愿意我还是中国人，但我会叫我的下一代不要做这个国家的人。”

“来生我决不做中国人，这个国家不爱自己的人民，你有没有理由要求自己的人民爱这个国家。”

“为什么不愿意来生作中国人，因为不愿意被奴役是人的本性。”

“我痛恨我为什么是个中国人。为什么生我的土地却要我办暂住证？”

“多少人都是这样，这是无可奈何，命中注定。”

“在我们所住的这个苹果里，发表言论说其他苹果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苹果要好，属于非法行为。根据这个事实，请问其他苹果是更好的可能性大，还是更坏的可能性大？”

“我都快三十了，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女友，一天到晚在工作压力中麻木度日，到公司快三年了，老板没有给我们加过一次工资，物价却在飞涨，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我还有梦也许就只剩下期望下辈子不再生在中国！”

“想想自己在中国降生后所走过的五十多年的人生历程，我所经历的不幸，所有同龄人都能够一听就明白：刚刚学会说话就天天喊‘饿’喊了三年，刚刚懂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就天天喊‘万岁’喊了十多年。再后来，我赶上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却上错了车而被载到一个又一个没有权势的小衙门里，如今成了一个标准的穷人 …… 幸好，中国也有了互联网，我不必像前辈陶县令那样消失在荒野，而能够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失败者，隐遁到虚拟世界去打发自己余下的垃圾人生。说来令人可笑的是，我在无望的现实人生中一败涂地，却在虚拟的世界里找到了自认为有意义的生存方式，所以， 我真的很感谢发明互联网的美国人。但也仅此而已 …… ”。

实在是字字含悲凝恨。如此彻底绝望的悲号在一个民族或文明当中此起彼伏，这样的一个民族或文明确确实实是彻底失败、原是不该存于世上，涂炭生灵的了，就像其他多个老朽不堪的所谓古文明永远消逝那样。但中国却大抵是靠着惊人的繁殖欲和繁殖力，和长期“无耻当道”（ survival of the meanest ）和不择手段而得以死拖活拉的苟延残喘下来。这样一个该死而不死、人多势众、论量而不论质的颓败末路文明，是很难再有任何出路的。更坏的是，这样的颓败末路文明，一方面通过贸易全球化扰乱全球的经济秩序，要全球无限量分担中国人的大毒瘤，并以不合规格的中国式劣货残害全球民众健康，而且由于全国民众都厌恶再做中国人，都只希望逃到自由文明的地方重新做人。长此下去，玉石俱焚怕会早于和平演变的实现。

看来，一切都已太迟

这些网友的的悲愤之情，令我想起香港歌手卢巧音的名曲《好心分手》里的经典歌词：

“曾给你驯服到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赴过汤，蹈过火，沿途为何没爱河。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 从头努力也坎坷。”

现在，相信越来越多中国民众的梦想，再不会希望领导人改邪归正，或希望国人重拾失落已久的人性，因为这是没有可能的，而且看来一切都已太迟了。他们的梦想就如这调查中的另一些网民说的那样：

“生在如瑞典、瑞士、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等欧洲宁静的小国，并且有一个舒适的白领工作。然后一直和家人朋友们幸福地生活到老！ ”其实，这些地方不像中国，即使蓝领工作也是舒适的。

“我下半辈子很想找个安静有人性的小地方生活， 看到亲切的笑脸， 过上自然的生活， 和不同人种肤色的人打交道，有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我恨透了我现在不得已生活在中国杭州，我去了国外回来后，就越来越看不顺眼这里了。”中国人能够终于摆脱做“大国奴才”的虚荣，而宁愿作个蕞尔小邦的自由民，难能可贵。

“我爱我的祖国，爱她博大精深的文化，爱她的历史。但是如果有来生我不想再做一个中国人，因为现在的中国人都带着虚伪的面具，高尚的外表下却是肮脏的灵魂，我要学着辨认每个面具后面的嘴脸，以防被暗剑所伤，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人活得太累。如果有来生我想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到一个坦率的、充满爱心的国度渡过幸福浪漫的一生。”很抱歉，只要你还是迷信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你还是不可能深刻反省，你的灵魂还是要在苦海飘零的。

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迅速地通过香港媒体放出种种“内幕”，欲将事变限制在“反腐败”，并故作深沉地要人们跳出中共权力斗争的“局限”来看待此事，用心可谓良苦。不过，显然出自上海陈良宇派系中人之手的署名“笑笑”的文章却不客气，一篇《胡锦涛被套牢陈良宇是赢家不是输家？》，写得生动逼真且杀气腾腾，让人大开眼界。

中国大陆的腐败，是其极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下的恶果。试图将”反腐败”与大陆专制政治切割开来，且联系国际反腐败的趋势，从具体转向抽象，想的是不错，效果则难说。

然而，看”笑笑”的文字，祝均一、陈良宇等人简直是大义凛然且忍辱负重的国之栋梁，为上海民众的利益，不惜断送其个人政治前程，堪与中共之诸多先烈比肩了。只是，从“笑笑”文中可见，中纪委查案固然盛气凌人，其外调武警担任保卫毕竟尚属自保之举，而上海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包围中纪委调查组，却实在相当过分，十足的”地头蛇”压制“强龙”模样。而“陈良宇既是输家也是赢家”的关键之举，所谓“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发放标准的政策”，查当时的报导，却只见“高龄纳保”。上海提高社保和劳保的民生保障之举，应该是比“高龄纳保”更为重大的变化，但笔者不才，却未能查到相关报导。同时，未见中纪委被赶出上海，却有上海民众示威的报导，”笑笑”的文字，也就只能参考而已。

但是，”笑笑”所言，陈良宇要用其行动，“来彻底砸碎中央对地方为所欲为的局面，彻底砸碎步步为营企图否定邓小平、江泽民改革路线的人的妄想”，显然不完全是空话套话，有其实际的内容。这一场弄得象是政变似的事变，其意义看来远远超出“反腐败”，而涉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局。

“中国的重大矛盾”

看着眼前这一场背后矛盾错综复杂的政治事变，笔者不由得想到，六月末七月初，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StephenRoach），接连发表两篇以”中国的重大矛盾”为题的报告，认为西方人士的“宏观”角度往往导致“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他则尝试以“反宏观”来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

罗奇的那一番分析，与眼前这一场事变，恰形成某种对照。

罗奇认为，“在旧有的国有经济模式中，经济的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地方银行的影响力“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而“‘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

这一分析，的确触及到现实深层的矛盾。

中国大陆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里基本保持着其传统的专制结构，经济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化有很大的进展，然而其基础结构也依然保持着，国有体制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并借助于新的改革争议而积聚起新的扩张能量。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黄靖观察，所谓“北京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价值理念的经济基本点，体现为“越是经济外围的东西，像销售、轻工业、服务业，越是市场化，经济的核心部分像交通、运输、通讯、金融等等，还是社会主义化，尤其是金融体系，中国改革这幺多年，金融体系的改革是最糟糕的”。

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是空洞的标签，其实质即为保持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不变，甚至发展。这一点，现在已是越来越清楚了，而且不断地祭出种种的什幺什幺“安全”或“国家利益”来为其保驾护航，不断地刮起什幺什幺”旋风”来动员民众予以支持。

在国有体制与市场经济发展之矛盾的基础上，罗奇指出的”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之矛盾，发展起来了。

结构分散，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其实它倒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而与中央集权或中央计划经济相对立。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它的结构分散仍然是行政性计划体制的某种延续，表现为行政结构“条”与“块”之间的利益博弈的状态，而这种结构下的集中与分散，则并非取决于市场。

在改革中，行政权力结构有限度地分散化，传统的高度集中导致压抑地方积极性的局面有所缓解，倘若能向联邦体制演变，当为很有希望的发展。但是，国有体制下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基本格局，至今尚未根本改变。

特别是金融体系，开放民营的程度有限，听命于政府、服务于国有经济的本性仍然保持着。中国数十个省市，在浙江出现了“自下而上、创业型、市场导向型模式”，那里的银行早就开始向私营企业放贷，它们成为中国业绩最好的银行。可以说，浙江体现着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却一般地仍遵循着”依赖于大规模政府投资、国家行业政策以及得到政府支持的外国投资”的模式，其银行业本身的竞争被扭曲、其集中受到制约，相反，因服从于行政权力的分散而分散，形成了行政分散环境下的地方权力－金融体系，于是，政绩考核体制支配下的地方投资冲动、发展冲动及其利益保护主义，逐渐地抵消着行政分权改革的进步性而走向反面。所谓”科学发展观”，体现着对这种现实的某种反思，而要改变这种现实，却极其艰难。

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地方分权，向联邦体制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趋势是民有民营格局取代国有格局，在竞争基础上，集中与反垄断并存，然而，在现实中，国有体制在变革的浪潮中竭力维持着其基础结构，地方分权有所进展却受阻于政治制约，难以发展为联邦体制，于是，竞争终究受到垄断的阻挡，反垄断立法难以触动行政性垄断的现实，则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廉价劳动力，拼的是资源消耗，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而现代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金融业，却因为仍然只是以扶持国有经济为己任，不要说以金融业推动经济的竞争与集中，其自身的竞争与集中尚且处于扭曲的状态。

在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状态中，“中央计划经济”分解为”地方计划－市场经济”的混合物，而市场经济本身增长、创新的“自下而上”本性，则隐藏在这种分散状态的地方体制背后，使其在增长过程中举足轻重。这样的中央地方关系格局，再加上党政派系的复杂分野，陈良宇之类重要地区的大员，其“尾大不掉”也就毫不奇怪了。

腐败与反腐败，看上去黑白分明。即使腐败之人举起“反腐败”利剑砍向其它腐败之人，也同样会赢得掌声。然而，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却是一盘复杂的棋局，其中的是非，搅成了一团乱麻，且暗箱操作，黑幕重重，我等局外之人只能看个大概，根据有关迹象推测一二，那幺，现在也只能说，腐败普遍地蔓延，普遍地反腐败当然有阻力，也有现实的成本，而有选择地反腐败成为现实的选择，顺便地也就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中共高层查处陈良宇，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而行维护中央权威之实，而武警的人事调动布局，成为其中重要一环，足见幕后矛盾之尖锐。“笑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其中的图景，看上去似乎比爆料“反腐败内幕”报导描绘的图景更为真实了一些，只是，或者以”反腐败”而掩饰权力之争，或者以颂扬地方豪杰而掩饰其腐败劣迹，都不足为训。

中共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整治上海之际，唱出了“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高调。

这一高调的出处，据“笑笑”披露，是温家宝──中共的这位总理认为，上海已经是一个“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而中国落后和穷困地区”懂得利用官民结合的特殊的利益集团”情况比上海还要严重。

地方的官民结合，成为共同利益体，在中国，这实际上是联邦体制的自然基础，是一种自然趋势。中共为维护其一己私利而无视这一点，是实际上不愿意看到这一点，或根本反对这种趋势。中共的一己私利，是其“特殊利益”。

在这一特殊利益支配下，中共反对根本改变国有体制支配的格局，反对政治改革而维护其一党专制，反对联邦制而维护其中央集权，这样，才使得地方的利益也同样地扭曲为所谓“特殊利益”，出现中共所谓“特殊利益集团”。

笔者已多次指出过，中共已经形成了《共产党宣言》所明确否定的”特殊利益”。按照《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不是同其它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它”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中共，则的确已经有了这种”特殊利益”。它为维护其专制地位，根本不准其它政党真正能成其为政党，根本不准真正能成其为政党的政党出现──也就是说，其它政党生存的条件，是其不得争取执政的地位，只能匍匐在中共脚下成为“花瓶”，美其名曰为“参政党”。为维护它作为这种”特殊政党”的地位及其”特殊利益”，中共不惜动用国家机器，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使得今日之中国，成为中共之家天下，国库成为中共之党产，腐败遍于国中，清廉不容于仕途，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平民百姓苦而不敢言。

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则比较复杂。

中共反对联邦体制，坚持在地方有限分权的状态下依然保持中央集权。它坚持维护国有体制的正统地位，就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被严重扭曲，“可持续发展”的活力被追求GDP增长的“地方计划－市场经济”所压抑，以“科学发展观”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大权操之于中央政府。显然，这不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状态，却是计划体制下的常态。

改革不能不走地方分权之路，而在国有体制支配下，地方分权难以改变政府控制市场、垄断资源的格局，则地方“特殊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在中共这一最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羽翼下，撑起其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共倘若要“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必要的功课是“从我做起”，先检讨中共自身，看看是否能够改掉它自己的顽症，否则，自己种下不和谐的种籽，却要求收获“和谐社会”之果，天下岂有这等美事。

现在，中共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即将结束，无论它顺利或不顺利，也无论它如何追求“和谐社会”，它面临的矛盾客观存在，倘若没有相当的理论智能和政治智能，仅仅只靠笔墨装饰或政治权术，就不过还是“技止此耳”了。

最近连看三部长篇，铁凝的《笨花》、格非的《人面桃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外》，都是名家之作。

三部长篇用的都是传统写实手法，即使一二处技痒难熬，也不过稍显红杏出墙之意，探探头又缩回来。

这三部长篇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写的都是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

现代历史背景的小说，似乎正吸引着作家们的眼球，特别是名作家们。为什么？

因为写历史不易，优秀作家特别愿意挑战自己，愿意与不易的事较劲？因为他写我也写――文坛宿将们正在进行一场谁比谁更具实力的暗中较量？因为历史是无法验证的，亲历过的人都已离去，剩下的只是几页不会言语的纸，真假是非无从辨别，从而给想象展开了信马由缰的宽阔天地？因为养尊处优惯了的名家们已与现实拉开距离，已把握不住时代生活的脉跳，怕露馅，故为自己作的一次退而求其次的明智选择？因为成熟，因为有了自己的史识，因为对歪曲的历史有着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的不满，非得一吐胸中结瘀方能感到轻松痛快？

不管什么原因，文学似乎有点像女人的时装，送去一波，迎来一波：伤痕文学、改革文革、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进军诺贝尔奖文学、海明威热、马尔克斯热、杜拉斯热、昆德拉热、博尔赫斯热……如今，轮到现代历史文学热了。

将一段自己没经历没感知的历史写得活龙活现，不是所有作家想做就能做到的。

名家就是名家，文字漂亮，功力深厚，角度独特，细节传神，叙说描写简繁得当疏密有致……写得扎实时，如严真卿的字，端正稳当又不乏姿色，耐以品味，写得飘忽时，哪怕一个优美的倾身而出的姿色，照样做到重心不偏，有惊无险，即使来了兴致有了情绪，上天落地腾云驾雾，也始终做到头脑清楚，不忘将根隐形中连住大地，必要时，还知道释放大小烟幕，云山雾罩一番。

然而，敬佩之余，如果冷静一下，抽出身来后退一步，我们是否会发现，铁凝精心雕刻的《笨花》多了一些冗长，多了一些罗嗦繁复喋喋不休，而少了的，恰是她曾经给过读者的掩藏于人心角落里的那份对美好的渴望？！是否会发现，格非的《人面桃花》，不管怎么努力看努力理解，总觉得与之存在距离，缺少一分思想感情上的真正投入，觉得故事也好人物也好都欠了那么一分丰满，而他笔下的那个王国，怎么看都能看出些白面书生不切实际的幼稚来？！是否会发现，刘醒龙的《圣天门外》纵然写出了一部近代中国血淋淋的杀人史，纵然写得不乏惊心动魄处，但是，他笔下的真实中是否存有一些不真实、准确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准确，妥贴中是否存有一些不妥贴？！

今天的读者，仅仅根据生活常识、根据对人与事规律性演变的认识，就能看出他们书写的历史与人物中有着那么多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妥贴，就能看出那么多破绽、那么多可疑，那么，那代人还活着的话，他们将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是否会发觉太多的可笑太多的荒唐无知？！这些作者纵然有再大的诚意，他们又能恢复多少历史的真实？是的，我们过去被灌输告知的历史是被弯曲了的不可信的，但他们笔下显现的历史又有多少可信性？有无矫枉过正之嫌？一个对捕捉今天、捕捉自己经历过的有着真切感受记忆的生活都缺乏信心的作家，如何让人相信他笔下再现的他所没有任何经历和感知的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想：再现这样的历史，究竟有多少价值？这样的历史，究竟值不值得用一本二本三本厚厚的文学著作来表现？

这场新掀起的对历史题材的关怀和文字倾泻浪潮中，我们的作家们确实某种程度心满意足地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和知识储藏量进行了一次大阅兵，测试了自己超时代超生命的想象能力，检验了自己历史知识扎实丰厚的程度，对自己的古典文学功力也作了一场掷地有声的“实力秀”，甚至对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由来已久的传说、书上看来学来的星星点点，也进行了一次洗心革面的再生产式的试验性运用。

然而，归根到底，这些都只能算是技能测试，尽管层次高低有所不同，但技能测试的本质无法改变。这样的测试带来的满足是表面的。作家真正的满足来自心灵。作家不管怎么写，写什么，归根结底是写自己，写自己的思、自己的想、自己的情、自己的感。故事是不值钱的，人类故事编来编去也就这么几个模式，何况编得再好的故事也会被看出几分的假来，真正值钱的是在故事的叙说中作家所表达出的思、想、情、感！有价值的是作家的思、想、情、感，作家本身的满足来自于思、想、情、感，能使作家、作品达到自己的最高境界的也唯有思、想、情、感！

在近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我们的作家们，在自己没有经历的历史中究竟能够得到多少个人满足？这满足到底来自技能测试还是来自心灵？几分来自技能测试几分来自心灵？

无经历的历史中，难有真实的感知；真实的感知中，难有无经历的历史。

今天的人写过去，不管你具有如何的想象能力和恢复还原能力，你所用的最终都是你现在的感知。只能是现在的感知。你只不过是做了一次借代，只不过是把自己有生活经历的感知搬过去，放到过去的时空里，然后，自欺并且欺人地认为那就是过去的感知。时代不同了，封建社会、农耕时代，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变化，或许及不上现在的十年二十年。那样的社会、那样的时代中，朝代可以变更，但社会的大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基本不变。那样的社会时代中，思想感知是可以通用的，可以以假乱真的；而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掐断了这种思想感知变通的可能性。哪怕你看再多的书，用再多的精力、做再多的考证，你所沾沾自喜的对于那个你未经历的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实在太少，少得太可怜太微不足道，根本撑不起一个社会的画面，勾不成时代的氛围，传递不出时代的气息。一如王安忆，不管她如何努力用心地想要写出一个老上海，她怎么写也写不过张爱玲，不可能写得过。她笔下的老上海是她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零零碎碎的拼凑，她不过甩了几滴现代的水，便将之假想成是一场过去的雨；张爱玲不用制造不用刻意，她身在的就是那个时代、她笔中流出的点点滴滴天然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天然就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

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合适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同样，作家哪怕再有本事，也不适合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就说《圣天门外》的刘醒龙，他写得不错，确实不错，写作技能、思想认识，什么都不缺。然而，再给他二十年时间，或许，他可以把杭九枫写得更好些，甚至把阿彩写得更好些，他可以在他熟悉的人身上发现这点那点特性，然后将特性富有神韵后放到杭九枫阿彩的身上，但是，他再努力再动足脑筋挖空心思用足浑身解数，他怎么写都写不好雪柠写不好梅外婆，不可能写得好。她们身上的那份高贵是他凭空想象的，是他所根本不了解不熟悉的，是他的骨子里完完全全没有的。

文学是人学，人学归根到底是心学。如果文学可以提倡或说可以提醒的话，那么，这里想公开并且放声说的一句是：写自己能够准确实在把握的有记忆有感知有认识的生活。

中国出了一个曹雪芹，于是个个都想当曹雪芹，中国出了本《红楼梦》，于是个个都想写出部《红楼梦》。而曹雪芹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恰恰因为他对《红楼梦》中的生活谙熟于心了如指掌，恰恰因为那样的生活中有着他的感知，有着他的亲身经历。

《红楼梦》里，曹雪芹开出一份送礼清单，被后来的研究者翻来覆去研究出了那么多的社会深度、广度和宽度。这样的清单，任何一个当时的作家甚至普通老百姓，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开出成百张。

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就是对社会负责了，相对而言，可信得多的历史自然而然也就在其中了（还省却了那些穷毕生精力所作的清单之类的大彻大悟研究）。更重要的是，写好自己有经历有感知的生活，那是对自己负责，诸如铁凝、格非、刘醒龙这样的优秀作家，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将自己的才气和功力投到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中去，对自己的灵魂乃至人类的灵魂进行不避不闪的逼问，那么，万事都有内在的客观公允的运转规律，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功就远不是耍几分小聪明小滑头小技巧所能比拟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才能天分的最高点上取得他们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

曹雪芹也好，罗贯中、马尔克斯、杜拉斯也好，都不会再出第二个了。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都做成了他们自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像这像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像你自己！

任何一种集体性的起哄、抢购式的“文学潮”中，隐含的一定是大量的盲目，大量的才能天分的浪费；一定是自信的匮乏、个性的消失。

模仿得再好的赝品仍然是赝品。

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产生于浪潮前。

12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场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再看这部电影，是因为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最近出版。也因为我将为人父，大卫的逃亡与成长，以及电影中这孩子的眼神，有一种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许久没有遇见的光芒。在瑞士，当大卫遇见的那位女画家说，“有人打碎了这孩子的灵魂”，我的心痛，就像心痛自己未来的孩子，以及心痛自己。

1963年，丹麦作家女安娜&#8226；洪在冷战铁幕下创作《我是大卫》，将一场从东欧到北欧的地理上的逃亡，超越时代的政治背景，描写成一个永恒的、生命意义上的成长寓言。数十年来，《我是大卫》成为青少年成长小说的经典。两年前电影改编获得成功，扮演大卫的童星演技惊人，在几个电影节上得到新人奖。中译本先在台湾出版，获得《中国时报》2005年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大卫的父亲是英国人，带着全家去保加利亚抵抗苏俄的扩张。在劳改营中，一个典狱官爱上了大卫的母亲，多年前帮助她逃亡到丹麦，但处死了她的丈夫。在离职的前一晚，这位典狱官再次安排了大卫的越狱，他没有告诉大卫真相，只叫他带一封信去哥本哈根。于是这个在阴暗的劳改营满怀忧郁，戒备，“不会笑”的孩子，孤身上路，开始了旷野中的逃亡和成长。

《耶稣受难记》的主角卡尔维泽，扮演了大卫在劳改营中的朋友和精神导师约翰&#8226；尼斯。尼斯要大卫一定要逃出去，才能得着美和自由。他告诉大卫，从前以色列有一个国王也叫大卫，写下了许多赞美诗。尼斯常为大卫背诵另一个大卫的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问尼斯，“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尼斯回答，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大卫气愤的说，让他们去死吧。尼斯摇头，说永远不要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他要大卫学会仰望自己所相信和依靠的力量。在逃亡的路上，大卫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对自己说我必须要有一个神，向他祈求。可是在劳改营中大卫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神，于是他想起尼斯的话，决定从此向这一位“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祷告。

小说中大卫的这些祷告非常可爱。我们的孩子多半会把父母当作神，想要什么就向父母开口，并一定要得到。最初的成长，就是当他有一天终于发现父母不是神，不能满足他的渴求，于是开始转向其他的“神”。但大卫学会了向他的“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感恩，他说我很惭愧，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当他勇敢的冲入火宅，救出小姑娘玛丽之前，大卫祷告说，这一次你不要帮我，让我自己来，给我一个回报你的机会，我是大卫，阿门。小说到最后，大卫和他心爱的流浪狗遭遇危难，最终明白了真正的爱是白白的恩典，不是用回报去赚取的。

可惜好莱坞在“政治正确”的傲慢下，用一个寓言式的偶像崇拜，替代了圣经中大卫王的赞美诗。一个面包师给了大卫一个“伊丽莎白像”，说这是面包的创始人，有什么需要向她祈求，她就会保佑你。这个讨好世界的改编成为电影最大的败笔。它将大卫的心灵世界简化了，那些对信仰和自由的孩子般的思考，被强行扔进了另一个劳改营。我先看电影，后读小说，电影中的大卫令我心疼得想收养，小说中的大卫却更令我对生命的成长满怀敬畏。

大卫的逃亡之旅，尽管一切都缺乏，但有三样东西是他最爱惜的必需品，恰好隐喻了生命的成长。一是肥皂，二是镜子，三是罗盘。

小说中，大卫越狱前，向帮助他的看守唯一开口要的东西就是肥皂。大卫觉得，自由是和清洁有关的。当他在阳光下，用一小块肥皂把“营区的味道和感觉”全都洗掉了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大卫，如果一直有肥皂，我就一直是自由的人。肥皂其实是生命的象征，只有被洁净的人才有自由。在电影中，大卫自己偷了这块肥皂，军官要枪毙他时，尼斯将肥皂从他手中抢了过来，站出来替大卫死。卡尔维泽再次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这一改编使肥皂的象征意味更加突出。

镜子则是真理和智慧的象征。在劳改营中，大卫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去丹麦去寻找什么。他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因为囚室的镜子挂得太高。越狱后他开始照镜子，学会笑，也认识自己和世界。他怀着对世界的畏惧进入世界，慢慢摆脱劳改营的捆绑，学会了接纳、帮助和信任。镜子促使大卫的思考，当他吃橘子皮时，觉得自己连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不知道，怎能说是一个自由的人呢。大卫一开始假装自己是马戏团的，后来他慢慢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有能力思考。“我不会再假装自己是其他人了”。

罗盘显然代表着道路。小说中大卫的第一次祷告，就是在罗盘掉进大海之后，电影中的罗盘则摔坏了。人若自以为知道方向，就不会举目仰望。一个有趣的情节是，大卫在劳改营听说“有国王的国家都是自由的”。他逃亡时不断问人家，英国有没有国王，丹麦有没有国王。他相信一个国王“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剥夺别人的性命和自由”。其实这不是对君主立宪国家的浪漫想象，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国度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国王，都属乎一个灵魂的国度。如果恋爱是寻找白马王子，成长就是寻找真正的国王。成长就是从一个国度向另一个国度的逃亡，从劳改营的为奴之地，向着应许之地逃亡。直到最后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得到安息，确定自己心中那个至高的宝座上，到底是谁或什么坐着为王？

经过了肥皂、镜子和罗盘，大卫终于来到哥本哈根，敲响了母亲的房门，有根有据的说出了这句话，“我是大卫”。

我们看过电影，读完小说，又有怎样的确据，说我是谁？

2006-9-5

《我是大卫》，安娜．洪著，穆卓芸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即出。

《送信到哥本哈根》，导演：保罗&#8226；费格，2003年。

● 編者按：美國九一一大慘案已五周年。美伊戰爭也已三年，元凶本拉登仍逍遙法外。本文根據著名作家的新著，介紹美國研究九一一的最新成果，揭示許多罕見的內幕。

 
● 無論怎樣評論美國的中東政策，
911 襲擊都是一個重要的出發點。美國密西根一刊物 2001 年 911 後的封面。

五年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我还见得五年前那天晴空无云早晨所蒙受的震惊.五年时间不能驱除我在那惊天动地片刻所经受的複杂情绪 …… 恐怖、悲伤、疑惑、愤怒、怜悯 …… 所有纽约居民都有过这类感触.今日正有两部电影在放映，一名《联合航班九十三号》，制片者用想像来描写英勇乘客与恐怖恶徒在机舱内搏斗的情景，终而造成堕机而未合恐怖份子之愿。另一片名为《世界贸易中心》，讲述两位赴救警察在高楼崩塌被压伤后终被拯救出险的故事。我这老影迷竟没有勇气前往观看，许多纽约人都有同感，因为我们受创未愈的心灵尚不能经受这类会挑动往日痛苦的刺激。我们都觉得记述这个历史上大惨案的影片来得太早，我们的创伤尚未因时光消逝而沖淡。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个五周年呢？作为读书人，我的方法是用阅读来了解这个悲剧发生的背景。最近一本新书可以帮助我的认识.新书名《阴影笼罩下的高塔：阿盖达与九一一之途》（ The Looming Tower ： Al ｜ 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书名中的「高塔」不单是指世贸大厦，也点明了十九名劫机者甘愿殉教的来由，本拉登在鼓励他们献出生命的演辞中曾引据可兰经中一段：

「无论你在哪里，

死神会找到你，

甚至在阴影笼罩的高塔中。」

此书作者劳伦斯。赖特（ Lamrence Wright ）乃「纽约客」杂志作者，书中一部份曾在该杂志发表。作者写书所用材料乃是根据五百余人的採访，包括本拉登亲信人物，阿拉伯电视广播记者，以及那位曾任白宫反恐怖情报机构首脑R.克拉克（ Richar C . Clarke ）。（按克拉克因与白宫意见不合而退休，亦曾着书批评布殊总统无能）。从这些採访来的内容，读者可以历史性回顾和了解「九一一」惨案。

本拉登仇美思想的来源

有关「九一一」事件的书多得很，但是此本书对阿盖达组织的发展，无论是在文化意义上，或是在政治意义上，解释特别详尽.赖特书中的中心人物有四位：本拉登、他的副手A.扎瓦里（ AL-ZAWAWRI ）、沙地阿拉伯前情报首脑法赛尔王子，以及FBI前反恐怖部门主脑约翰。奥尼尔（ John O 徛 eal ）。有了主要角色，这本书的论述便甚有头绪，读来犹如小说.这些人物的生活与政治、公开与私人诸方面都可交错陪衬.作者的主题是：仅仅几个重要人物的眼光与作为，就可以大大影响西方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两种文化的冲突产生了本拉登与扎瓦里，他们相信只有暴力能够改变世界。

此书也指出，「九一一」的发生并非不可避免，各种特殊决策与偶然机会的汇合往往可导致悲剧。以美国而言，某些官员在政治上佔了优势再加上CIA与FBI之间的斗争，在左右影响局势发展。而前反恐怖专家奥尼尔的不幸在世贸大楼丧生，更证明命运在这悲剧中也插了一手：1、奥尼尔退休后凑巧应聘为世界贸易中心管理安全首脑，脱离政府后不但未能帮助捕捉恐怖份子，反而成为二十余名牺牲者之一；2、他的丧生令美国政府失去了一个事后可以追查恐怖活动的专家。奥尼尔原在FBI纽约分处工作，专责追踪阿盖达份子在美国的行踪，一直认为政府应该趁早行动，但是他的性急暴躁脾气，与官僚方面的推诿态度不合，愤而辞职。他的凑巧在大楼丧生，被视为「九一一」事件中一件最令人痛心的不幸。

赖特对本拉登的性格与私生活的描写特别有价值。例如，在我们心目中，他是当年阿富汗报纸抗苏战争中的英雄，可是有谁知道他往往在战斗之前突然病倒？有谁知道阿富汗战士讨厌他的行为，宣称他与其他阿拉伯同志「无用」？有谁知道他对妻儿的生活行为非常纵容？此外，我们也发现本拉登所发表的许多言辞被保留在各类书籍、影片与录音带中。这些材料把本拉登塑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立体人物。例如有一录影带显露，他在十七岁儿子的结婚典礼中颂诗庆祝，而那恰是他的两个身藏自杀炸弹信徒驾驶小艇在阿拉伯海撞炸美国军舰炸死十七名水兵后不久。他的贺诗：

一艘驱逐舰，甚至胆大人士也生怕，

它在港口与海面上激发了人的恐惧，

它骄横傲慢、扬威耀武地驶入波浪，

它满怀幻觉，渐渐地碰到它的厄运，

等候它的是艘在波浪上起伏的小艇。

本拉登的副手扎瓦里是个埃及医生，早於一九八十年代与本拉登相遇，他的激烈思想大大地影响了出生於沙地富家的本拉登。他成为这个沙地青年的「邪恶思想导师」。他亲自挑选后者的保镖，并督视他的医疗（本拉登患有爱迪逊氏病）。据赖特解释，本拉登在遇见扎瓦里之前并无政治深见，可是他在阿富汗所领导的抗苏战争造成了他的声誉，扎瓦里觉得大可利用，他自己青年时曾在埃及坐牢受过酷刑，阿盖达使用自杀炸弹乃是他的主意。在他的薰陶下，本拉登终於成为积极活动份子。

西方伊斯兰青年的羞辱与自卑心理

赖特写道，在阿富汗战胜苏联侵略军队后，本拉登原想退出阿盖达组织，返回沙地务农，但是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继续在沙地驻军，令他极为愤怒，而美军於一九九二年在索马里的活动（其实是人道救济工作）也更使阿盖达惧虑.最终，本拉登所领导的伊斯兰反俄队伍一变而为反美恐怖组织。

本拉登所领导的阿富汗反俄战士曾受到CIA秘密资助。当时阿盖达的两个敌人苏联与萨达姆也是美国之敌，那末它怎么会突然转化为剧烈反美呢？对於这个令人好奇的问题，赖特书中有详细分析，结论是：本拉登的反美并非出於文化思想的冲突，而是因为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与军事活动。谈到文化冲突，其实他纵容儿子们沉醉於美国文化；那些受训干自杀破坏活动的青年爱看好莱坞影片；本拉登妻妾之一特别喜欢美国的化妆品与性感内衣；另一妻妾有儿童心理学博士学位 ……

很多伊斯兰教青年信徒来到西方留学时都有複杂心理，他们一面指责美国放纵生活，一面又被美国的男女自由所诱；一面对西方女性的放荡反感，一面又被男女接触的自由所迷。他们受宗教束缚的性苦闷造成不正常的性心理。赖特摸透了这类心理：伊斯兰教青年在西方世界所蒙受的羞辱感与自卑感演化为反对现代化的极端心理，进而将杀灭美国人与文化视为理所当然之举.他们并不将自己看作杀人凶手或恐怖份子，而是理由十足、有历史使命的革命份子。

本拉登几乎遇见他的劲敌约翰。奥尼尔。如前所述，奥尼尔如果没有离开FBI，对这些恐怖份子的捕捉必可大有帮助。最令人气愤的是政府各机构间的不合作。FBI人员於二○○一年八月即预测恐怖份子或会用飞机进行自杀轰炸。赖特引证明尼阿波利斯FBI人员之言，此人被上级责备为「谨慎过分」后，愤而答道：「我只是希望能阻止有人用飞机撞入世贸中心。」这样随便一句话竟成为预言，令人寒心。

美国两大情报机构的内斗赖特特别批评FBI、CIA，以及国务院情报机构之间的势力内斗，不肯交换情报。他透露，CIA知道阿盖达高级份子曾於二○○○年一月在马来西亚集会，其中两名后来进入美国，参加「九一一」劫机.CIA竟未及时将此情报通知FBI.这些内部争斗，以前曾有书文论及，但是没有此书所叙的详尽.二○○一年六月十一日，恰在「九一一」前三个月，两个机构人员在纽约争论，竟到互相大骂的程度。书中令人难忘一景是：一个专门负责追踪恐怖份子的FBI人员於九月十二日在办公室中见到几名劫机份子的姓名与照片，发现那些人於一年半前已在CIA掌握之中，但未告诉FBI.那天正是惨剧发生之后一天，那人员悔恨噁心即入浴室呕吐。

《阴影笼罩下的高塔》也对克林顿政府与布殊政府作严厉批评.它指出，布殊於二○○一年一月当政后，对恐怖份子威胁并不看重。而在克林顿任内，一九九八年非洲美国大使馆受炸，美国的反应也不恰当││飞弹轰炸阿富汗的阿盖达训练营，但未杀掉本拉登。阿盖达在本拉登领导下，乃扩展成为全球性恐怖组织。本拉登的希望是引虎入穴，犹如他在阿富汗击败俄军一样地击败美军。虽然本拉登当年视萨达姆为敌，但「九一一」事件乃是本拉登指使，与萨达姆无关.布殊总统还是借故侵佔伊拉克，造成美军目前陷入泥潭不能脱身的局势，可说是正中本拉登之计。伊战三年来，美军丧生者已达二千六百余名，受伤割肢者三万余名，而伊国平民被杀死者也达十余万名。

可是九一一惨案有没有使布殊政府受到教训呢？根据国会「九一一调查委员会」两位主席的结论，美国国内保安措施并没有甚么重要改正。这两位主席一是共和党的汤玛斯。克恩（ Thomas H. Kean ），曾任新泽西州州长，一是民主党的索。汉米尔顿（ Lee， H. Hamilton ），前任国会众议员.他们近来合着一本新书出版，书名《没有先例：九一一委员会内幕》（ Without Precedent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9/11 Commission ），道出这个调查委员会对政府没有採用他们所推荐的保安措施的失望。这个委员会乃由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组成，不具偏见，而两位主席也在美国政界极受尊崇，因此此书对布殊政府的批评可说是公正不倚。

美国驻军中东最遭阿盖达忌恨

当年布殊曾扬言要把本拉登抓住，「死活不论」（ Dead Or Alive ）。但五年后，本拉登不但仍逍遥自在，而且CIA最近把一个专门追寻本拉登的部门解散。这个部门主脑M.萧尔（ Mlchael Scheuer ）已辞退，他也警告，近来中东局势，以色列与黎巴嫩之争，也正是本拉登所希望者，美国在该地区政策，恰合本拉登之所好。《没有先例》此书所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白宫对该调查委员会的作梗，迟迟不愿交出委员会所要求的文件，此外，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情报委员会也拒绝合作。克恩与汉米尔顿感到「令人气馁」。

白宫作梗的主要人物是当时白宫法律顾问，现任司法部长的A.贡扎勒斯（ Alberto Gonzales ）。他的不合作态度，令外人怀疑他是在保护总统，以免总统的颟顸无能可被调委会更明显侦见。委员会所要的最重要文件是二○○一年八月六日的呈报总统的「每日情报」。此文件名「本拉登决意进袭美国」，谓FBI已侦知阿盖达计划进袭纽约的联邦政府机构。一个月后，惨案果然发生。调查委员会要总统亲自作证，布殊开始拒绝，后来只见一小时，并不准有公开纪录。最后他要求与副总统切尼同时作证，其用意可想而知：1、自己不明之处，可由切尼代答；2、免得如果分别作证，他与切尼之言有矛盾。

调查委员会另一失败是无法获得被拘禁的「九一一」嫌疑犯的证词，因CIA首脑邓纳特（ George Tenet ）一口拒绝.两作者写道：「他们告诉我们，甚至美国总统也不知阿盖达份子被拘禁在哪里.」委员会乃向总统请示，又被贡扎勒斯居间作梗。后来他们只能向CIA作书面询问，他们认为质问那些被拘禁者特别重要，能明瞭劫机者的背景及宗教信仰深度。据传那些劫机丧生者虽是伊斯兰激烈份子，但有的违反教旨，饮酒吸毒，有的男女性关系随便，因此，如果宗教不论，他们仇恨美国的最重要因素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汉米尔顿这样问FBI人员：「你们比任何人更深入查询、知晓这些人的生活背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人为何要干如此凶恶之事？他们的动机是甚么？」

FBI人员答道：「他们仇恨美国。他们与巴勒斯坦人民认同，他们与受暴政压迫下的人民认同。他们把愤怒集中於美国。」克恩与汉米尔顿的结论是：「我们必须认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冲突的消解，乃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保持长期关系的要素；美国军队在中东的驻佔乃是阿盖达行为的主要动机.」

这样说来，布殊目前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如继续不变，另一个「九一一」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二○○六年九月一日於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