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大概是在去年，我曾在网上见到一张照片，是许万平先生与其他四位民运人士的合影。那张照片在我见到的那一刻就深深打动了我。合影中许万平先生的坚定、坦诚的神情让人感动，其他四位先生那种朴实、坦然、无畏的姿容亦令人感动。今天，我在网上又一次见到那张照片。那照片给我带来的仍是感动，感动的意思是说它深深地吸引了我，用心地去注视它，并激起我一丝略带忧伤的深沉情绪。照片上的五位先生紧紧地靠在一起，其中一位先生将手臂搭在许万平的肩头。

五个人一律面向前方，神情坚定、坦诚、纯朴，其中中间的那位先生神色略显忧戚。个头矮小的许万平先生则昂着头颅，严肃坚强地望着远方。他在望什么呢？他们都在望着什么呢？他或许是在望着他所瞳憬的中国民主运动的美景吧？

这张照片上的五个人除了许万平先生外，其余四人我都不认识，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据照片的刊载人介绍，此四人应是许万平先生的同道，是一同从事民运的人士。

在当代中国从事民运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是一件有着当然荣耀的事情。因为照片上人的身分，与他们的姿容、形象，他们那与众不同的神态、神情，我应当认为他们是五位义人，即五位在当今中国坚守正义理念并将正义理念付诸实践性活动的人。

现在，这五位义人中的一位许万平先生已被中国司法当局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从刑期来看，这个刑期是很长的。很长的刑期必然有很重的罪名。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于许以何种方式颠覆国家政权，而颠覆国家政权又何以会构成犯罪，那真是让人伤脑筋的事情。

我所知道的是在美国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在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中都没有此种罪名。但是，在中国却有不少人因为此种罪名而遭监禁。

我的朋友杨天水也是因为此一罪行而被判决了与许万平相同的刑期。

我知道杨天水先生是一个持和平理性变革中国社会的人，又何以会因为此种罪名而获罪呢？如果杨天水、许万平以实际暴力行为去推翻政府，那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但是，现在，他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做呵。

他们至多是写了一些文章，向政府当局表达了一些抗议，或者参与了某一和平变革社会的组织。我们的政府又为什么要将他们抓进监狱呢？

义人直行，不义之人横行。义人受苦受难，却享有真正的荣耀。许万平与杨天水们现在监狱里经历着人们人生重大的磨难，他们的亲人在狱外为他们的命运伤心、担忧。

唉，是怎样的中国，怎样的一种情形？义人蒙难究竟要到几时呢？究竟何时可以使义人不再蒙难呢？或许，所有的一切重大改观要到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古国变得真正民主自由的时候吧。这个时间点又在历史日历中的哪一页呢？我期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为的是使义人不再蒙难受苦，国家充満正义与光明。

民主论坛

据《博讯》记者蔡楚报道，作家余杰9月22日接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被禁止离境。余杰在数年前因为批判著名作家余秋雨而一举成名，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并结集出版。因为大胆敢言，所以余杰的作品曾在中国的高校年轻人当中掀起了一股风暴，在言论自由无法保证的中国社会，余杰注定难以在自由出版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他的作品近年来遭到了当局的封杀，很多文章只能在境外媒体上看到。

余杰除了以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想与观点之外，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他虽然才高八斗，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是有待清除的“文化毒瘤”，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余杰曾是《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但没多久，他的作品便被该报拒之门外。余杰于2004年4月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作文岂能“爆破”》，批评了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揭露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钱财的事实。然而，事隔两年有余，余杰却出乎意料地被郑北京以“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告上了法庭。余杰理直气壮地应诉，然而，判决结果却荒谬至极，他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败诉，并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

颠倒黑白的判决当然无法让余杰接受，于是，他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9月19日，郑北京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限制余杰出境。22日，法院便作出通知：“因为余杰与郑北京的名誉权案件正在审理之中，因郑北京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法院作出在案件审理完结之前限制余杰出境，法院研究其申请，认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遂作出限制余杰离境的决定。”9月29日，余杰到法院与主管此案的李经纬法官面谈，要求法院解除对他的出境限制，并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李法官表示，虽然他自己也感觉郑北京的申请有些非同寻常，但法院难以拒绝。余杰最终向法官透露了自己将要访问台湾的计划，虽然法官与郑北京进行了联系磋商，但郑北京仍然坚持要把此案拖到11月。

此案是一个典型的枉法裁判案例，郑北京不是在余杰文章发表时的2004年，而是在两年之后的2006年起诉余杰，这本身就有些不合常理，即使郑北京的起诉完全合法。众所周知，余杰近两年的文学创作多为创作批判性作品，不是批判现实社会，就是抨击当局的独裁与专制，有时候还批评国家领导人。余杰的表现自然会点燃某些人的怒火，他和刘晓波先生曾因自由写作而被有关部门传讯。余杰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也是该笔会的理事和副会长，另外，他还是一名基督徒，并在今年5月份受到布什总统的接见。因为较高的知名度和特殊身分，余杰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文化活动，最近的活动尤为频繁。余杰和很多异议人士一样，电话和电子邮件均被监控，他的一举一动有关部门都了于指掌，他被限制出境的时间正是计划访问台湾的时间，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巧合？

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中国民众对民主与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面对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和前赴后继的异议人士，当局已经草木皆兵。众多的民主人士因为参加民主活动或直言不讳而锒铛入狱，尚在大众社会的也难以有其他人一样的自由，电话被窃听、工作被辞退、住宅被监视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原本应该以“为人民服务”和“依法治国”为追求的国家公职人员都沦为了执法犯法的先锋。在媒体和体制内作家千篇一律歌功颂德大环境下，余杰无疑是另类，是当局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被剥夺出境权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诸如这样的例子不知道还有多少，刘晓波、野渡、廖亦武等等，他们不也是被剥夺了出国权吗？事实上被剥夺此项权利的人远远不止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余杰的遭遇只是一个个案，是异议人士遭遇的一个缩影。

陈光诚、高智晟、郭飞熊、力虹、陈树庆等人的相继入狱向我们昭示着政治严冬的来临，“中国维权运动向何处去？”的疑问再一次撞击着每一个关心中国民主进程者的心。据香港《开放》杂志透露，就连以自由写作为宗旨的独立中文笔会也被列为类法轮功组织，可见，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摆在大家面前的也许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关注余杰，关注所有民主人士的命运，让理想穿越荆棘、信念淹没痛苦！

（2006年10月5日）

民主论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时局时，免不了将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分成保守派、改革派。有这两派自然就有介于这中间的一派，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方针、路线、政策，此消彼长，起起落落，几个回合的较量，各有进退，直到一九八九年，改革派全军覆没，从此权力舞台上变得干净利落，至少表面上已没有分歧，没有争论，没有不同的路向选择，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要么同舟共济，共存共荣，要么一起沉船，葬身鱼腹。

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

掌权者的面目渐渐模糊，一夜之间，再也没有人是保守派，当然更没有人是改革派，所有人都赞同改革，所有人对改革都充满恐惧，改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时，说几句改革的好话，改革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编一套似是而非的言辞浑水摸鱼，改革的旗号再也不鲜明，如同保守的旗号偃旗息鼓一般，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利益成为唯一的圣经，每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作为是非标准，天下熙熙，都为利来，天下攘攘，都为利往。权力舞台上演的一出出都是赤裸裸逐利的戏剧，如果不是奔着利而来，讲什么抓不住、摸不着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讲什么人民幸福、社会进步，讲什么风骨、尊严、名誉，反而让人家猜测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动机、企图，注定要落个不幸的下场，赵紫阳就是一个活的例子。

权力的唯一功能就是捞取世俗人间的利益，这是务实的选择。到此为止，古人讲的礼仪廉耻显得多么可笑，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轻巧地取代，整个统治从此只要围绕着利益最大化的轴心按惯性转动就是了，这是一个不需要英雄，也产生不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庸人主导、以平庸为美、按利禄之徒意志行事的时代。所有残存的理想都被边缘化，权力舞台上的一张张面孔都是那么机械，权力舞台上的任何举措都不会有意外，一切都是已经公布了答案的猜谜游戏，每一次粉墨登场充其量都不过是一次化装舞会。没有人坚持什么原则，没有人追求什么目标，吃好、喝好、玩好，美女，金钱，脑满肠肥就是好，连心肝都变得多余，只要拥有那些具备享乐功能的器官就够了。

我曾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本能时代”，本能至上，上行下效，看看一级一级的贪官污吏那些嘴脸就知道了，他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私利，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本能的需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长期以来都是个贬义词，现在也终于在官民内心深处平了反。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贪官的那种恨正在渐渐消失，日复一日，很多人开始认同贪官的选择，对于那些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倒楣的贪官，人们的同情、羡慕远多于不齿和痛恨，因为谁都知道与那些更大的贪官、真正的超级巨贪相比，他们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后者是不可能倒楣的。连老虎、苍蝇之说都已销声匿迹，时不时地喊几句反腐败的口号，也是权力正常运作的需要，拍苍蝇诚然是免不了的，苍蝇也不必委屈，怪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喝凉水塞了牙缝，怪只怪自己的后台不够大、扮演的角色太次要。不过不要紧，老苍蝇被拍住了，新苍蝇会前赴后继，踏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

安子文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十七、八年不算短暂，那时出生的婴儿都已长大，很快要成为大学生了，一代人的时光等来的只是一个这样的本能时代，不禁让人感叹唏嘘天道不公、老天无眼。常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千万别忘了卢梭的那句断言：“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李慎之先生在谢世前不久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制度陷入了僵化的泥潭，只能靠利益的稻草来拯救。

令我们常常难过的是这样的现象，这些年来，发出清醒、正常声音的都是退出了实际权力的老人，而不是在其位、谋其政的那些人。我们知道李锐、朱厚泽、胡绩伟乃至阎明复、田纪云等人都在体制内担任过重要职务，他们已看清时代的真问题，他们主张政治改革的声音也不时通过舆论控制的夹缝传出来。其中还有个安子文，早年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曾位居要害的中组部部长，八十年代出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亲身参与了改革进程。五年前（二○○一年八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白指出：

“党领导一切，还把领导权集中于个人，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权力垄断、思想垄断、舆论垄断，这是当前问题的总根子。思想本来垄断不了，改革二十多年了，下面思想很活跃，但舆论垄断严重。垄断必然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权力垄断，有权就胡作非为，制度要改。

现在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严重。搞现代化，如果政治体制不改，就可能搞一个腐败的市场经济。这已经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不是很遥远的事。 ……

社会民主党也好，自由主义也好，都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普世性的东西。这很重要。共产党不是不能继续执政，但必须重新认识这些东西。不承认市场经济是普世性的，不承认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性的，这是不行的。“

民众自甘弱智装傻

然而，高居舞台之上，垄断了权力、正享用着权力滋味的人又怎么可能听得进他的逆耳之言，他们的全部心思都已用在了“如何把权力继续垄断下去”上面 .今天，这个古老国度的权力运作本质上已陷入一种弱智化的比傻游戏困境中。一方面统治者表现得过人的聪明，不断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语词哄骗民众，那些词常常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他们眼中的民众总是那么弱智，没有分辨美丑善恶好坏香臭的能力，更不用说洞穿统治小把戏的能力，只要保持一定的暴力威胁，营造一种时刻都在的恐惧气氛，民众就是可以随便揉捏的面团，想怎么着就可以怎么着。

他们的这点伎俩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雄才大略，不需要多少老谋深算，只要脸皮厚一点就够了、按着本能行事就够了。另一方面，民众总是那么恭顺和乖巧，哪怕其中一部分人身上的棱角没有被削平，头上的刺没有被拔掉，他们一眼就看穿了种种戏法，但是他们的声音常常发不出来；偶尔发出来了，很快也会沉没在一片又一片如雷的鼾声中。因为大多数民众或真或假都在装傻，大家玩的就是比傻游戏，以自甘弱智换取苟且的日子。在这个角度看来，统治者和民众结合得真是天衣无缝，如此下去，这块土地将不再有奇迹，不再有想象，不再有未来。我们在回圈的圆圈中原地打转，像弱智一样生，像弱智一样死，誓把装傻游戏进行到底。

如果在制度内部，只有离开了权力舞台的李锐和安子文们在呼吁政治改革，那些站在台上的人中无人挺出，率先打破装傻游戏的表面那死水般的平静，向弱智的本能时代说一声“不”，要想顺利开启制度转型的阀门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的停滞、失败将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而不死的民族难道还要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徘徊——十年、几十年、上百年？没有人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也许这就是一个“天问”。

首发开放2006年10月号

2006年，一个黑色的记者人权灾难年。总共发生新闻从业者被判刑、拘留、索赔重大案件四起五人。这是中国新闻界有史以来，最为暗黑的日子，充分暴露出威权政治扼杀言论自由的恐怖本质，再次显示出新闻自由在中国大陆只不过是海市蜃楼，记者人身安全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畸象。当局对记者的逮捕、处罚，早已有之。这些案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专制制度维护政权稳定的必然逻辑使然。政府垄断全部传统媒体，行政命令控制新兴网路媒体，逮捕代表社会良知的记者，扼杀发自民间的不同的声音，是专制政府的共同特征。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内容，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也是一个开放社会必不可少的监督力量。当局控制媒体，镇压良心记者，就是想达到操控国家司法权和行政权，剥夺公衆知情权，愚弄民衆，强取豪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目的。也在这个月，当局对律师等维权人士的逮捕也达到高峰期。对带有公共职业色彩的新闻记者和律师等专业人士集中判决，彰显出中国大陆的官民紧张关系抵近了临界点，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8月或是一个偶然时段，但足以让海内、外人士对中国前景不容乐观。

记者陷狱集中在2006年8月，随后发生对维权人士较大规模的逮捕行动。解读以下案例，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

中国关押记者全球之冠

2006年年8月11日，《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记者昝爱宗，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监分局以“散布谣言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七日。2006年7月29日，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政府动用防暴警察和武警，拆毁一座“违章建筑”基督教教堂，并殴伤、拘留阻止拆毁教堂的无辜市民数十人。昝爱宗先后撰写了《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堂‘7.29’事件并公布真相》、《关闭网站禁止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岂止丧心病狂——严重抗议萧山政府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萧山‘7.29’事件致杭州公安局吴鹏飞局长的紧急呼吁公开信》等文章，发表于网路，将事件真相披露给海内外。

2006年8月25日，《纽约时报》驻京研究员赵岩被以“欺诈罪”判刑三年。2004年9月17日，赵岩被指称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前泄露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被以“泄密罪”逮捕。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前赵岩被撤消指控，随后又恢复。宣判时法院将“泄密罪”改判为“欺诈罪”。

2006年8月31日，新加坡《海峡时报》东亚特派员、首席记者、香港公民程翔，被以“间谍罪”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没收个人财産人民币30万元。2005年4月22日，程翔因涉嫌为台湾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拘传、关押。

2006年8月28日，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佑和编辑翁宝，被全球500强企业之一、在中国的最大出口额公司富士康（原告为其全资子公司“鸿富锦”）告上深圳法庭，提出高达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并通过法院冻结了这两名记者的全部财産.6月15日，他们在该报发表报导《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披露该公司员工“超时加班”真相。8月31日，原告将索赔金额改为一元。9月3日，原告撤消诉讼并与该报共同发表声明，双方互致歉。

近年发生的新闻从业者被以“政治案件非政治化”手段关押、处罚的案件有：2004年3月18日，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调研员李民英以“受贿罪”判十年。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兼总经理喻华峰，以“贪污罪”、“行贿罪”判刑八年；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以同一案由被刑事拘留；2004年5月，原《南方都市报》深圳记者站记者刘水，被以违反治安管理条例，裁决收容教育二年；2004年11月，原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重判十年；2005年12月，中国大陆深受欢迎和敢于直言的《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后两副总编复职；2006年1月，《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因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署名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成为直接导火线，遭停刊，主编李大同、副主编被停职，后迫于压力重新复刊，但仍受到诸多限制；2005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路发表文章，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6年6月，《中国产经新闻报》记者阳小青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一年。据国际“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大陆关押的记者将近40名，为全球之冠。关闭的民间网站，近年已发生数十起，其中香港大学与北京某文化公司合办的《世纪中国》，2006年7月被强制关闭，引起民间及国际社会剧烈反弹。

记者频频挑战政治高压线

新闻的全部价值在于对新闻事件真相的及时报导，这是由新闻的规律所决定的，也是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新闻业竞争加剧，尽管这种竞争没有充分市场化，并受到国家或地方行政的强力控制和保护。中共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媒体不得不打出“国营市场化”的招牌，蒙蔽公衆的知情权。中共向来把媒体视为政府的喉舌，大小媒体成为各级政府和官员强势传播“人民声音”的唯一通道，不能见容于不同声音的存在。媒体具有政府行政级别，这恐怕只有中国独有。传统媒体的社（台）长、总编都由政府任命，享受部、厅、局等官员待遇；媒体各部门的中级管理者，大多都是通过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调入或从记者编辑中考核提拔的有编制的正式员工。而在第一线的记者编辑和广告人员，大多数都是聘用人员。后者几乎没有独立发稿权，薪资和福利待遇与正式人员都有很大差距。记者（分为助理记者、记者、高级记者）作为职称，尽管很荒谬，但是，媒体给这些记者编辑冠以“本报（台、刊）记者”却很随意大方，不存在任何职称管理和技术性障碍，很看重实用价值。一个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很快就能胜任记者职业。

媒体具有广而告之的优势功能，同级或下级官员都不敢得罪媒体，跟媒体打交道一般都很慎重小心，而上级部门或官员则完全可以掌控媒体。除了刊登广告而外，中国媒体并没有新闻报道“自主权”，上级政府宣传部掌控着报道的基调，甚至直接以行政命令可以报道什么，禁止报导什么。SARS事件、孙志刚事件、南丹矿难……都是媒体冲破政治行政禁锢，偶尔所为，但事后证明媒体和记者都付出了代价。中国记者职业的政治风险是第一位的，与西方记者的危险存在于战场、社会暗黑势力截然不同。只要不曝光政府顔面无光或批评官员的新闻事件，做一个收入不错的媒体从业者，并不是什么难事。现在媒体自由度比不上1940年代国民党时期。新闻法空白，记者的采访权和人身安全，无法得以保证，而新颁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以法律的名义进一步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中国记者是戴着紧箍咒的无冕之王。要想做一名良心记者，几乎不可能，内心非常挣扎、痛苦。新闻自由，是中共与民间角力的第一道防线。政府为维持政权长治久安，屡屡突破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底线，逮捕记者；财大气粗的经济权贵钻新闻法律空白的漏洞，肆意侵犯新闻界的合法权利，败坏其公衆形象。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政府屡屡突破政治底线

在言论自由遭受禁锢的国度，一个新闻事件的发生往往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总跟政府部门的失责或腐败有千丝万缕的牵连。记者的专业性较强，职业的社会公共色彩明显，对大量新闻个案的报道投合社会大衆口味，因此，职业要求他们对禁锢新闻的报道越公开越透明越好，但是，政治禁忌又对他们设置许多雷区，全方位进行掣肘、限制。一方面是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是受衆流失。这是大陆媒体不能回避的两难选择。但是，总有记者挑战违背新闻原则的丑陋行为。记者被捕本身也被限制报导，可见新闻控制的严厉。政府通过非司法审判，行政干预，不公开审判，全面封杀了被捕个案的曝光，但是，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绕过资讯封锁，局部传播了这些“出口转内销”的案件真相。

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独裁制度却相反，极力压制言论自由权和依法维权，这是专制制度违反人权的显著特征。虽然国家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作为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奇特现象是，中国迄今并没有一部新闻法，有效保障和规范新闻记者的人身安全和职业行为。中国封建王朝历来言禁极严，没有制订过有关言论、出版方面的专门法律。清末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进程中，首次制定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等五部近代意义上的新闻法规，但是，清末报律是近代西学东渐之风的産物，然而它的制定和实施却与新闻言论自由的法治精神大相径庭。清末报律的制定与国家社会的变革进程及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使庶政得以公诸舆论，而是清政府力求用法来控制报馆，保证其求新、变法政策的贯彻和推行。

（2006年10月）

民主论坛

余老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受到批评，为何每一次又会使他大动肝火，我想是因为文化圈子包括余本人对余秋雨的身份认定出现了错位。

新进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研究领军人物罗志田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中地细致地描述了五四时期林纾（即林琴南）身份认同的危机，新派自是林的对立面，旧派也不认可林纾的学与文与出身，林纾对于新文学运动的攻击必然是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结局。时过境迁，余秋雨目前的处境却多少与林纾有些相似。

余秋雨之所以文行天下，暴得大名，其实是受惠于今天的教育体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单从数量上讲就少得可怜，更无论质量。多数人的文史哲知识就基本来自于中学课本。这些体制内的知识当然不能满足正常的求知欲：数量少不说，其中还有许多命题明显地与常识不符，经不起一个具有正常智商的人判断力的考量。而人们天然地具有了解真相的好奇心，尤其是对于自己国家社会文化历史更是希望了解得多一点，真实一点。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专业人士眼中，很多问题现在都有现成的答案，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辛勤研究工作的丰富成果就静静地躺在图书馆中，唾手可得。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成果的过强的专业性妨碍他们阅读的信心和兴趣。在人们的求知欲与合适的读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时势所趋，秋雨散文横空出世，他的文字绝无专业语汇的枯燥，同时又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有些议论对于普通读者来讲更是闻所未闻，对于受困于教育体制对人文知识如饥似渴但又没有精力和时间啃学术著作的读者而言，恰似久旱后之甘霖，故一经面世，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行销不衰。

如此看来，秋雨散文自有其价值，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于教育体制对人文知识轻视和有意无意的曲解给人们造成的知识缺陷，同时对历史文化问题的散文化解说也打通了学术与普通受众的桥梁。余秋雨对普及中国文化功不可没。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余秋雨就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叶永烈，同《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曾给无数个孩子灌输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一样，余秋雨也极为广泛地传播了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了人们的人文修养，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多了些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余秋雨是个成绩卓著的普及型作家。

当然这样的身份认定余秋雨肯定不能同意。虽没有明言，但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意思看，余秋雨显然已经以文化大师自居。他为中国文化的走向感到忧心仲仲，严肃地为世界各国文明的把脉，更要与杜维明等重量级人物煮酒论英雄，纵谈天下文化。然而与普通读者对余的热烈追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文两界对他的认可程度却有限。学术界推崇“学”，凡是在学界被尊为大师的人物无一不学富五车，能成一家之言，发人所未发，开一代风气。余在他专业领域或许是位优秀的专家，但就他喜谈之文化而言，其学养就明显不足，他文化散文中很多议论感慨，对于普通读者固然新鲜，对于学人却多是常识，难以服人。余秋雨以散文名世，但在文学界却也多遇尴尬，有人指出余秋雨散文过多的宏大叙事淹没了个人体验，讥之为伪散文，言之虽苛，我却也有同感。

从余秋雨一成名，身份认同的危机就伴随着他，可以说，多年他纠缠他的是是非非无不与此有关。本来他如果坦然接受流行作家的身份和普及的责任，不去寻求在学文两界尤其是学术界的认同甚至是出人头地，就不会有那么多笔墨官司。古语有云：暴得大名不祥，广泛和快速的流行以及学院出身这一特殊的背景让余秋雨的产生了过高的自我预期和自我评价，举手投足间已俨然一大师。本来学文两界已有人对余秋雨学与名之不成比例而不愤，余如此之做派，自然引来轮番轰击。对突如其来之批评，余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你来我往，成了文化界的周期性的风景。

对于余秋雨而言，摆脱这种身份认同危机似乎非常困难。作为文化名人，他难以放弃成为大师的梦想和努力，这需要平淡书斋生活磨练，需要厚重学术成果来获取学界的认同与敬重。但余秋雨能放弃给他带来大名大利的文化散文吗？能放弃他众多的读者吗？生活总是要选择，尽管有的选择非常困难。

自由主义认为，罢工也是一项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作用和“自卫”的权利类似。但是，和自卫权一样，如果你骂我一句，我就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我说这就是“自卫”，行不行？

所以，罢工的权利不能随便行使，正如自卫权不能随便行使一样；并且，任何罢工都会带来或大或小的经济损失和公众利益损害，正如正义的战争，同样会死很多人，毁灭很多财富。

那么就要给罢工设定一些条件：1.资方严重违反了原劳动协议或合同，原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和必要；2.原合同的基础是不平等的，或者虽然初始平等，但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修改，而资方拒绝；3.非罢工不足以主张劳方的诉求，增强劳方的谈判筹码，以纠正对劳方的侵害。

4.当罢工可能涉及对重大公众利益的影响时，罢工的方式、范围、时间也必须详加斟酌。

关于第2点，如果合同的基础不平等，那么这个不平等也可能是对资方不平等，而不仅仅是劳方。某些工会势力特别强大的国家，甚至要求工人在加入某个行业之前，一定要加入这个行业的某个工会，由工会来安排工作（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曾有这种情形），工会则受收会费（实质是保护费）。如此，这种工会已经是半个黑社会了。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亦有很多工会，不同程度地带有黑社会性质，或与黑帮有着不同程度、千丝万缕的联系。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情况的确越来越少了。有人将之归结于“资产阶级”的“镇压”，其实不然：既然“无产阶级”运动在没有民主普选、缺乏基本权利的十九世纪，都可以如此蓬勃，怎么有了民主和人权以后反而斗争性大大下降呢？如果说这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被“蒙蔽”、“觉悟”不高，也罢，既然“无产阶级”就是这么的蠢，我劝左派也就不必再白费力气了。

这些国家的工人罢工减少，真正的原因在于：

1.当年所竭力争取的那些权益和保障，大部分都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工人亦可以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订；西方国家的工人是讲道理的，不会也不必再用激烈的罢工手段来争取自己的诉求；2.由于技术发展和生产集中的关系，制造业的工人越来越少，大多数转移到第三产业去了，剩下的制造业工人普遍收入提高，生活得不错，自然也不必罢工来抗议；3.规模较大、从业人数多的第三产业，通常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例如电信、公交、运输、传媒等等，罢工会对公众利益产生严重影响，这些产业的工人自觉性提高，也不愿轻易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是规模不大的第三产业，则往往较分散，影响也小，个别的罢工事件不会被广泛报道，人们所知就不多。

当多数工人向第三产业转移时，动辄使用罢工手段，就会严重滋扰日常生活，给公众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反而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会总结经验，不会轻易罢工，而是改用其他途径争取工人的利益。如果能给出足够的证据和可靠的分析，那么大众自然会相信和支持这种诉求，执政者也不得不照顾这种诉求。应该相信文明时代的人，多数还是愿意服从真理的，关键你要把这个真理讲清讲透。这才是正道。只是国内的一些“左”派人士，还停留在“工人就是绝对神圣”，“工人的所有要求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都必须无条件满足”，“罢工就是绝对正义，反对罢工就是压迫工人”，一看到有“罢工”就欢欣鼓舞，没有“罢工”就垂头丧气这样一类幼儿园阶段。

香港的教育界，这几年来不断鼓吹所谓“小班教育”，但是社会反映冷淡。原因就在于，香港中小学招生难，其实是生育率大大下降的必然结果。既然没有那么多生源，那么缩小教师编制就是顺理成章。鼓吹者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只是希望保持原有教师编制，保住每个教师的饭碗（须知道，香港教师的平均薪资很高，是参照原英国的标准制订的，远高于社会平均薪资水平）。但是，由此而造成的人均学费增加，谁来承担？鼓吹者又不敢公然说要学生、家长承担，而是要求政府增加，或不削减拨款，那就是要每一个纳税人来承担了。这种伎俩，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然很快就被舆论所揭穿，因而公众对于这个“小班教育”的建议不予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说在一个没有民主和法治基础的社会，的确普遍存在强势人群对弱势人群的不平等，也缺乏弱势人群表达意愿、争取权益的正常途径和可能，因而多数罢工事件，或多或少地具有正面意义的话，那么在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还不断地鼓吹对抗性、破坏性极强的罢工，那不仅是不必要、不正确的，更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西方国家的工会和工人，远比中国的一些“左”派们聪明。即如最近的巴黎事件，也是不过一场虚惊而已，最终是会和平和公正地解决的。所谓新劳工法案，并非全无优点，例如可以增加缺少工作经验的人的就业机会，打破资历垄断、歧视和排挤等（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吗？），反对者们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因此也不敢公然否认这些方面。

最后说一说托洛茨基的托派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首先，什么是“左”和“右”？左者，倾向于认为“多数人拥有真理”，如果这个“多数人拥有”的概率是100%，所谓“真理”也是绝对的，那么这个左派就是民粹主义；右者，倾向于认为“少数人拥有真理”，如果这个“少数人拥有”的概率是100%，所谓“真理”也是绝对的，那么这个右派就是精英主义。

国际上，通常将极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归于“右”的范畴。乍看似乎不好理解，国家、民族都是“集体”啊，是“多数人”不是“少数人”，怎么“右”了呢？其实，所谓多数少数是看相对而言：相对于“全人类”，国家、民族当然都是“少数”，当然都是“右”了。所以，一些自称“真正的左派”的人，往往也会认同“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祖国”，鼓吹“全人类的事业”，等等。

托洛茨基正是这样的左派，斯大林相对而言，则是右派。斯大林相信专家治国，重用技术官僚，这些都是精英主义的一种表现；托派则主张“工人治厂”，“工人治国”之类的“大民主”，当然是比斯大林更左的左派，实质就是一种民粹主义——宣扬任何人都可以做领导、做总统的，才是真正的虚伪。托派的主张不外乎“公有制+民主”之类的货色。只要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不落实到每一个人，而只是停留在某种范围的“集体”上，这种“公有制”必将瓦解，这种“民主”必将变质，这个社会必然走向极权。如果当时斗争失败的是斯大林不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恐怕连流亡海外也不可得，因为托派这样的人，会比斯大林更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更能代表“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

那么，什么是民主主义呢？民主主义相信，不管“精英”（少数人）还是“大众”（多数人），都不是必然正确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关系，“精英”（就是专家）掌握真理的可能性更高，程度也更大。因此，民主主义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精英治理，但精英必须由大众来认可和监督。这种制度充分发挥了精英和大众两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流动和更新。每个人的价值观是倾向精英还是大众，还是都不倾向，完全可以不同；只要在制度和行动上，不打压异己势力，阻碍他们的上升，则他就是民主主义者。英国保守党在八十年代限制罢工的措施，顺应了当时主流民意的要求，也符合经济活动和发展的规律，是合法合理的，不是打压异己。

参考文章：

民主论――观念上的民主和实践上的民主

自由主义为体，社民主义为用的“第三条道路”

 

Ｃ•Ｐ• 斯诺博士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中认为，科学与文化是相通的，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是可以交流的。事实上，正如他同时指出的那样，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不同 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早已出现两极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文学知识分子不了解科学，以至反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蔑视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这种 文化上的分裂现象，造成了人类在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方面的重大损失。

科学家的人文性，往往体现在他的社会行为，比如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反恐、反战等等，很少直接落实到科学研究上面。法布尔不同，他的十大卷《昆虫记》，通篇充满了人文色彩。作为一个博物学者，他的著作严整，自成系统，大大扩展了前人观察和论述的领域，然而，他却声言对那类纯粹描述昆虫学没有太大兴趣。他说他平生酷爱的是“情感昆虫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对于系统昆虫学是门外汉。”他所以拒绝为一般学者所宝爱的无所不包的“系统”，显然担心那类来自集体的被抽象出来的“规律性”或“平均数”将掩盖以致扼杀个体生命的原生态。他采用的方法，也不是相关的知识的累积和演绎，而是田野实验的方法，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完全建立在对生命的固有的形态的尊重上面，可以说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的方法。他反对传统学者的那种把工作停留在实验室——其实是昆虫的酷刑室和碎尸场——里，使昆虫在解剖刀下变得“既可怖又可怜”的做法。应当说，就他在研究中所采取的人文主义式的方法本身而言，就是一场革命。传记中关于他在大自然中 艰苦追踪和仔细凝视那些卑微的小生物的记述，是感人至深的。杜斯奈尔说：“凡洞察事物奥秘之时，心必先于理。”他正是以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悲悯之心看待与人类比邻而居的昆虫世界，而且，使用的叙述语言也是诗性的，所以有“昆虫的荷马”或是“昆虫的维吉尔”之称。《昆虫记》从片断来说是抒情诗的，从整体来说则是无愧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辉煌的虫类史诗。

一个昆虫共和国的历史：自由、平等、博爱。从词源学上说，“共和国”的古典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在《昆虫记》里，昆虫的世界是没有君主的，也没有中心，众多的生命共同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各有生存的权利。它们的宪法可以说是“自然法”，有趣的是，在十七八世纪，西方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以自然法作为最高原 则，宣传他们的民主共和的理念。现代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当作政治的根本目标加以强调，并付诸实现。法布尔在他的昆虫共和国里， 致力于揭示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特质，维护它们善良的、勤劳的、美好的本性和天赋权利。他和昆虫们一起过着一种亲密无间的生活，对于它们的劳动、婚恋、繁衍以及死亡，始终投以极大的关注；当他赞美它们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遏心中的激情。

《昆虫记》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关于食粪虫劳动的描写。在第四卷里，法布尔这样描写长腹蜂雌虫从泥沼里采集淤泥垒建巢穴时的瞬间情景：“它们扇动双翅，四足高高翘起，黑黑的肚子卷起触到黄色的足，用大颚仔细搜索，从闪亮的淤泥表面挑选出精华。”他赞美昆虫的爱情，大孔雀蛾拖着谜一样的花斑双翅远从天涯海角而来，飞过激流险滩，执著地追求情侣，是书中最美丽迷人的一章。关于家庭，粪金龟属食粪虫作为最动人的家庭生活和杰出的神圣组合形象，也是富于道德的启示意义的。他称赞蜗牛的远胜于卢浮宫的建筑艺术的智慧；为癞蛤蟆辩护，表彰它们鲜为人知的长处；甚至为蛆虫遭到作为受益者的人类的蔑视而愤愤不平；还为陷身于险恶的环境之中的惨遭折磨和杀害的蝙蝠、刺猬、猫头鹰平反昭雪。自然，在书中，法布尔还写下了许多深刻而恐怖的大屠杀的悲剧。其中，像胡蜂一类使用毒针扎向掠获物的各种运动神经节，使之成为一种僵而不死的精神俘虏，在苟活中等候最后的凌迟之苦，最是令人心悸。世界是不平静的，共和国的原则，在每个时刻里都遭受到无情的破坏。为了维护自由与和平，法布尔这个具有博大胸怀的博物学诗人，不能不坚定地说：“只要有狼，就要豢养牧羊犬。”

除了《昆虫记》，法布尔还曾编写过一本《阿维尼翁地区鞘翅目昆虫目录》。这是一本十分珍贵的书，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昆虫记》的外篇。林奈说：“不知道那东西的名字，你就无从认识它。”法布尔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的昆虫共和国中每一个公民的名字，因为无论如何平凡，每一个生命在他眼中都有着无比的高贵，从而使他深感敬畏。“9•11”一周年纪念时，纽约市长朱利安在大会上逐个念着数千个无辜的死者的名字，并且宣布，如果时间不够，宁可省去大会的其他内容，也必须把死者的名单念完。这是一样动人的关于生命的故事。生命是平等的，生命又是孤单的，柔弱的，他们理应受到人类社会，从政治家到学者到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尊重！

我们知道，法布尔在构筑他的昆虫共和国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大行其道。他跟达尔文保持着很好的私谊，但是对于进化论是持保留态度的。除了不同意进步主义的因素之外，对于他，也许最重要的保留，就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他指出：“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因此，他很有把握地说：“优胜劣汰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是在事实面前，却是一个装着空气的球。”他自称是一个“粗鲁的家伙”，他可以不把国王路易十四放在眼里，然而竟低首于一只小小的甲虫。在他眼中，弱者往往是道德上的强者。达尔文写信给他说：“我确信，您对一个昆虫是不会不公正的，对一个人更是如此。”永远做弱者的赞美者和守护者，这就是法布尔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态度。

传记作家勒格罗称法布尔是一个“自由、高傲、热烈向往独立的人”，“民主主义者”，“地地道道的共和派”。他的传世之作《昆虫记》，不只是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或科学著作，而且是正如Ｃ•Ｐ• 斯诺所期待的那种把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的难得的人文科学读本。在我国，倡言“科技兴国”已久，对科学的理解，却更多的囿于技术性、工具性方面，而缺乏同人文精神的必要的联系。五四时期，德先生赛先生是并称的。可喜的是，作为一种补充，“人文”一词最近已被媒体提到了一个显要的位置。所以说，花城出版社着重译介《昆虫记》，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读本，我们不但可以获取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得以获取一种人文教育，情感教育，得以解读“世上最晦涩难懂的书——关于我们自身的书”。

诗人苏菲舒突然脱光衣服让在场观众吃了一惊

花子在帮男诗人脱衣

书店人员在斥责诗人杨黎

赵丽华

废话诗人“脱衣秀”挺诗

“今年的9月对诗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恶搞。”诗人杨黎在9月30日诗歌朗诵会上如此感慨。

这场名为“支持赵丽华（blog） 保卫诗歌”的朗诵会，拖延半小时才开场。背景歌曲正好是《最近有点烦》，在这个9月，诗人们也有点烦。

先是广大网友恶搞“梨花体”诗歌——“国家级诗人”赵丽华的一些“废话诗”，被网友以各种形式模仿恶搞。

以此为导火索，演变到近日，成为韩寒与数位知名诗人的互相嘲讽加对骂。“挺赵”和“反赵”两派的争执更加白热化。

9月26日到30日，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放言“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并称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打“回车”键。

这话激怒了诗人们。先后卷入战团的，有伊沙、沈浩波等知名“下半身诗人”，《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檄文火药味十足。而在韩寒这一边，帮忙助拳的，除了韩寒的粉丝外，还跳出了一个大眼足球评论员李承鹏。

“这世界真是乱套了。诗人们又和韩寒掐起来了。诗人们看上去是在骂，韩寒看上去是颇有教养地在批评和辩解（是不是装出来的教养，假以时日再看）。”有网友叹到。

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9月26日后，诗人杨黎在网上发表《支持赵丽华 保卫诗歌朗诵会》，邀请诗人们在9月30日晚7点相聚北京海淀第三极书局，召开一次诗歌朗诵会。

杨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成名，从朦胧诗、非非诗派，到如今的废话诗派，这个44岁诗人被称为“废话教主”。

这封邀请函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从早年朦胧诗、莽汉诗、物主义到下半身和废话诗等10多个流派的40位诗人，尤以跟他“同宗同源”的“废话诗人”为多。

“这可是一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正义者的集结，那么多名字，那么多流派，好像小时候打群架”，一个网友调侃：“诗歌需要保卫吗？你声援赵，不正好说明她很脆弱吗？”

作为当事人以及杨黎的好友，赵丽华当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是，赵丽华最终还是没出现。用杨黎的话说：“她不敢来了。”

诗人朗诵不忘回击网上恶搞

朗诵会开始还不到10分钟，一名30来岁的妇女就带着她的孩子离场了。

她指着身边那个7岁小女孩说：“孩子平时挺喜欢诗朗诵的。我来买书，看到有诗歌朗诵会，还以为他们要朗诵名家诗歌，就带着孩子来听听。”这位家长带着孩子匆匆离去。

幸亏他们走得早，没看到后来发生的，令人目瞪口呆的那一幕。

朦胧诗人梁小斌第一个出场。在20多年前，他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而闻名。今年52岁的梁小斌，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母语》。跟此后登台的那些诗人比起来，当年曾得风气之先的梁小斌已经显得很传统。

而2003年才在网上兴起的废话诗派，多为70后诗人，其中不乏扎耳钉、留奇异发型、长相帅气的小年轻。

现场说不上多么热闹，但也不算多冷清。大约180个座位的第三极书局8楼会议室，最后入坐100来号人。接近一半是各路诗人，可谓诗坛老中青济济一堂。剩下的一半是观众。其中不少是在第三极书局买书的读者，路过此地，来瞧瞧热闹。

也有从网上看到消息，专程赶来的诗歌爱好者。北京林业大学的一名男大学生东张西望，问“赵丽华来了吗？”让他失望的是，赵丽华不能来了。

直到中场，主持人杨黎才向全体观众宣布了这一令人失望的消息。他拿出手机，说赵丽华“不敢来了”，然后当众宣读了赵丽华发来的短信：

“因身体状况不能到会，特短信致歉，感谢诗友们的支持。此时此刻，诗友们每一句暖心的话都给我巨大安慰。以目前状况，现代诗歌除了迎头而上，已无后路可退。如能以此事件为契机，把现代诗歌从小圈子推向大众视野，也算是有益之举。”

当晚的朗诵者中，跟赵丽华很有一拼的，是废话诗的少壮派乌青。他朗诵的《下一首诗》这样写：“你看了我的诗/说这种东西你一天可以写/一百首/我说我的下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这首“废话诗”，跟赵丽华被恶搞的那些梨花体诗歌，在语言风格上如出一辙。随即上来串场的主持人杨黎，借它大发感慨。他用这首诗直接回击网上的那些恶搞者：“很多网上的傻×说他们也能写这样的诗，一天可以写一百首，但是真正的废话诗人却告诉我们，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首诗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保卫诗歌 诗人内部也争吵

杨义巢的登场，引来更多掌声，也吸引了摄像机的更多“照顾”。这位导演兼诗人，不久前卷入了一桩跟女演员的“性交易”丑闻，被媒体大肆曝料。就在前几天，赵丽华还给他发手机短信：“老巢，我现在已经继你之后，进入各大网站的头条了。”

杨义巢一登台就说，自己今晚是为诗而来，“那件事情”不想多说。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就“那件事”做了足足3分钟的解释。之后，他开始朗诵他的诗，花了半分钟。

杨义巢拿着麦克风，当场指责说，在“那件事情”中，在场的诗人中就有火上浇油的。他的这句话，多少暴露出诗人内部长期以来的矛盾和纷争。

诗人们也分“挺赵”和“反赵”两派。在“诗江湖”、“他们”和“果皮”等诸多诗歌网站，赵丽华被恶搞事件，无一例外地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争论随时相伴的，是诗人们夹杂着污言秽语、甚至“问候”对方长辈的对骂。

人称“废话教主”的知名诗人杨黎，俨然成了“挺赵”的总指挥。此前老诗人流沙河接受媒体采访，称赵丽华的那几首诗的确不能算诗。杨黎随即在他的博客中发表《流沙河遭遇赵丽华白眼》。

这篇文章这样写到：“他以为他是谁啊，先装出严肃的样子批评几句，企图把一个文学女青年吓哭，然后再像长辈一样送些关怀体贴，其唯一目的就是趁机摸一摸女青年的手、拍一拍女青年的肩膀。”杨黎还搬出多年前流沙河打压朦胧诗人的旧账，毫不留情地指责他的这位老同乡“压根就是一个享受着一流诗人名誉和国家待遇的三流诗人”。

但就在韩寒站出来后，本来争吵不休的诗歌江湖，似乎前所未有的获得了一次步调统一的机会。不少诗人开始掉转枪口，先“攘外”后“安内”。

一个本来讨厌沈浩波的诗人，当沈和韩寒交手时，在网上给沈留言如下：“这件事情我支持你，尽管你的下半身诗歌我不喜欢，并且很愤怒的背地里骂过你……（现在我）暂时不会和你骂……你努力地打好这场为现代诗人争得尊严的战斗吧。”

诗人裸体秀 吓坏第三极书局

谁也没想到，这次朗诵会将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情节收场。或者，谈不上收场，而是在中途戛然而止。

晚上9点10分，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登场时，朗诵会已进程过半。

苏菲舒显然是打算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亮相。坐在舞台侧的一把椅子上，身形臃肿的苏菲舒开始脱外套和裤子。人们才发现，他身上穿了不止一层。

因为穿得太厚，他的动作已比较吃力。在年轻女诗人花子的帮助下，他脱了一层层的圆领衫和长裤。5分钟之后，他还在脱，这时已至少脱了十来层。

整个舞台无声。观众们有的已经有些不耐烦。

终于，苏菲舒脱得只剩下白背心和黑内裤。这个身材瘦长的男子，紧接着脱去了他的背心。这时，场下有人起哄：“脱！把裤衩也脱了！”

不知是提前设计，还是临时决定，一脸肃穆的苏菲舒，俯身脱去了内裤。

大多数观众还没反应过来，一丝不挂的苏菲舒已走到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手拿几页稿纸，准备朗诵诗歌。

他正要张嘴，忽然全场灯光大暗，第三极书局的管理人员从音响操作台后跳了出来，厉声喝道：“停！赶紧停！谁让你们这么干的？！”随后，他们朝台下大喊道：都赶紧走，这个会别开了。

这些都发生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在场的观众才醒悟过来，已经被要求立刻离场，不得延误。四五名保安人员出现在眼前，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一名管理人员冲到杨黎面前，怒气冲冲的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杨黎用带着川音的普通话回答。

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在场的上百人在书店保安人员的监视下，徐徐退场。一名诗人不服气的对身边的保安人员说：这有什么啊，艺术家早就玩过的，诗人来一次你们就受不了了？

闻听此言，站在一旁的那名管理人员当即不客气的喝道：“要裸奔你们到国外裸奔去！这是在中国，不是美国！”

这还是屈原、李白的国度吗

诗人们吆三喝五，簇拥着下楼，准备去亚运村附近的川府饭馆“撮一顿”。专程从成都赶来参加此次朗诵会的乌青，午饭还没顾得上吃。他在马路边的烤红薯摊上，花1块8毛钱买了根烤红薯，一边吃着，一边跟几个朋友钻进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以“保卫诗歌”为名的这次朗诵会，以如此方式收场，实在出乎所有人意料。此前在网上广泛发布消息的诗人，第2天一片寂然。在“新闻发布汇”网站，这次朗诵会的官方网页上，挂出了当晚的现场录像（当然是删去了苏菲舒肉帛相见的镜头）。除此之外，网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对现场的描述。

杨黎等诗人，继续在他们的博客或者诗歌论坛上发文，义正辞严地回应不断挑衅的网民。对立的双方，谁也没向谁缴械投降。该吵的还在吵，该恶搞的也还在恶搞，都乐此不疲。

沈浩波丝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骄傲：“在日常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出版商。但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和尊严。而商人算什么？一台在时代中被奴役的机器而已！”

面对恶搞和少部分网民的谩骂，伊沙愤愤不平的质问：“这是屈原、李白的国度么？中国真是沦落了！”

一个反对者立马针锋相对：“骂你们的诗并没错。诗歌这些年被你们蹂躏的还有一点尊严么？论对诗歌的罪行，韩寒和你们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今年的九月对于诗歌和诗人而言，真是尴尬到了极点。特别是对女诗人赵丽华的恶搞事件，简直把诗歌和诗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所以杨黎要站出来，“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发出我们的声音，表达我们的态度”。

只是，结局未必尽如人意。当代诗人与普罗大众的隔膜，或许苏菲舒的“不成功，先成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正如那名在开场之初就带着小女儿离开的中年妇女所说的，“感觉他们就是一个小圈子。”

是大众抛弃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大众。这，是一个问题。

杨黎：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

杨黎是个讲蹩脚普通话的大胖子，也是这次“保卫诗歌9.30诗歌朗诵会”的发起人，提起事情的结局，杨黎哑然失笑，“不让搞了就不搞了，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规定，这很正常， 对于现实而言，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我想我目前不会想再办第二次诗歌朗诵会，我挺累。”

和网上最初激进的“保卫诗歌”的宣言不太一样的是，事后的杨黎似乎有些疲倦，“在这次活动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有力量的事，”我们能保卫谁呢？我仅仅想通过这次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你们骂诗人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而写诗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也没理由低三下四。“

我们不穷，只是没地位

在个人自述里，杨黎这样介绍自己：2001年，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已经五年。此前，在银行上过班，在湖北、四川做过生意、创办文化公司、办过广告公司，办过橡皮酒吧……，除了写诗之外，他的职场经历似乎不贫乏。“诗人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舒适，我算是诗人中比较穷的，但我现在的年收入也能保持20万左右，我们不穷。”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 “青周”）：大家好像都有种一致看法，诗人的生活状态会比较贫困、尴尬、虚弱？

杨黎：我们不穷，大家都说诗人穷，那是种错误的，很多人觉得诗人的生活成问题，中国那么多人的生活都成问题，诗人里面真正饿死的有几个？真正乞讨的又有几个？中国那么多人为了生活奔波，诗人的比例又占多少？譬如说万夏，他的身份是双重的，做生意、挣大钱，写诗。我们不会过得比其他人穷，当然，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好。

青周：但你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大家的一致看法是这个群体松散、没有力量？你们凭什么保卫诗歌？

杨黎：写诗嘛，就是自己表达自己，它从来就不是个实际的东西。而且永远不会和社会发生关系，不能产生经济价值，所以大家都可以对它、对诗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当然，你也可以用地位低来形容，可以说它低、低、已经到最低了。

诗歌从没繁荣过，它也没堕落

在上世纪80年代，和散落在北京的其他文艺青年一样，诗歌界最兴盛的诗歌活动莫过于办民刊，诗人间相互串点、流动、写信、搞诗歌朗诵。这些，杨黎都曾经参加。

只不过，那个娱乐方式缺乏的时代，朗诵诗歌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的补充，被人们给了较大的宽容空间，

“但是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杨黎这样解释。

青周：八十年代好像出现过诗歌的短暂繁荣？出现了海子、北岛那么一批有名的诗人？为什么现在诗歌会没落？

杨黎：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海子为什么自杀？那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名声。当时，他只是在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诗人之一。

他是很惨的，以自杀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让别人知道他的诗，但当时，他写的诗谁看得懂？没人看得懂。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80年代，诗歌还算一种娱乐，现在，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娱乐，那你就是傻×，现在的流行娱乐是看超女，哪里还需要诗歌。

青周：现在大家觉得诗歌就是在堕落，随便谁都能写诗？

杨黎：现在，大家都觉得，譬如赵丽华的口语诗大家都懂，这就是一种堕落。这种说法本身就非常可笑。这种可笑来自于几千年来文化对他们的压迫。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高姿态的诗才是好东西，他们能读懂的，能理解的东西反而很差，这本身就是在承认一个前提——他们觉得自己就很差。

诗歌写作从来没有停止，它没没落。现在，诗歌本身各个方面都好得很。现代汉语已经很成熟，而且，国外的作品很快就被介绍到国内，它们和世界同步。

诗人身份没落，是必然

青周：诗歌没没落？那为什么会被人恶搞？看不起？

杨黎：在古代，写诗的都是达官贵人，你看王维、王安石，都是做大官的。杜甫那么潦倒，他也是个工部尚书。你想一想，如果这次我邀请的诗人，他们都是各个省市部级领导，诗歌还有可能被恶搞吗？但现在，那样的诗人，那样的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觉得这种不复返是件好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清末，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西方列强痛击，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错了，我们要崇尚自然的、科学的文化，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诗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光环已经褪去了。

如果说这次活动还有什么遗憾，9.30诗会更像是我自己营造的一个宿命，九点半它就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自己还有几首诗没有读……

赵丽华：诗人是个小圈子

作为这次活动被声援的对象，赵丽华并没有在现场出现。“她的压力很大，所以不敢来参加这次朗诵会”，杨黎这样解释，但没有到场的赵丽华对此事的期望似乎却要高出很多。“朗诵会结束，有人告诉我会场上有人脱衣服搞行为艺术，被迫停止，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她这样表示。

“头一天就有人跟杨黎说，这次会有人搞鬼，要把这次朗诵会搞垮，事后，杨黎告诉我，他快垮了，自己跟死了一样。好不容易诗歌被大众关注，有一次机会面对观众，没想到……这次以后，我死也不写了，再也不写了，一个字也不写了……”

青周：现在，写诗的人有多少？诗歌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赵丽华：其实，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在玩诗歌。

一直以来，《诗选》，诗歌刊物，这类杂志的发行量就极其有限，几乎是只有写诗的人在读诗歌。外界对诗人们的作品的了解 非常少。它的力量非常薄弱。

青周：诗歌刊物没有传播，普及？

赵丽华：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不问年龄，刊物不问发行”，这个刊物就是指诗歌刊物以及包含诗歌的一些纯文学刊物。

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诗歌传播方面的问题有关系，和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陈旧有关系，和诗歌传播方面的不接轨有很大关系。

官方诗歌刊物中，很多是公费出诗，这样的东西有多少是好的？

诗歌刊物在现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已经非常迟钝、滞后，这次我诗歌被恶搞，你在诗歌刊物上，甚至看不到事态的基本反映。

青周：不是还有课本么？至少会有基本的诗歌介绍吧？

赵丽华：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改革的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从五四到现在，现代诗歌它已经经过了近百年的的发展，但是在教科书里，占据主要篇目的却是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刚刚由文言文转白话文时期那些摸索的、类似于婴儿学步的东西。

这两年，现代诗已经发展到和国际接轨的地步了，很多国外诗歌可以直接在网上读到，很快被翻译过来，但课本里，大家读到的外国诗歌还是普希金、惠特曼的，他们已经太老太老。

这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你却偏偏要赶马车行走。

张羞：写诗是我的本份

张羞看起来是这样文艺的年轻人：半长头发、球鞋、T恤外面裹着一件厚厚的棕色毛衣，手脚修长，讲话含糊，语调不清。在当天的诗会上，他朗诵了给他朋友贾冬阳的长诗《五月》。

在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大象》和剧本中，他叙述了自己写诗、写作的生活：基本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去工作，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作，却赚不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稿费；打麻将，散步藉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相对于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更满意于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在各个城市里辗转，会一言不发的去到湖北、北京……

青周：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诗？

张羞：严肃的说，写诗就是我的本份。就像有些人天生是木匠，你这一辈子别的就干不了。

我也试着干了别的，但都没进去。比如说，我不愿意在早上八点起来的时候，看到人在地铁里等车，那种感觉很不好，至于工作，做什么工作，那都一样。

写作这件事它能和我发生关系。所以我干了这个。

青周：但写诗它并不能给你带来生活上的保证？

张羞：那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说，为了过日子，我还得做一点别的什么。比如说写一些不太愿意写的东西，给书商干干活。

对我个人而言，写诗是件严肃的事

2004年，张羞自己花钱出了一本没有书号的小说《散装麻雀》。出版的理由在他看来非常简单，“有人觉得它（小说）好，而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它，那么，我自己来。”

提到这次朗诵会的保卫诗歌主题，他呵呵发笑。“保卫？这个词听起来太80年代了，有什么好保卫的呢？保卫只是个说法而已，写诗其实只是个人的事。”

青周：但诗歌也有门派，你属于某个圈子吗？

张羞：北京写诗的人很多，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会属于一定的圈子，如果要划分，我应该属于当时的“橡皮”，我们基本上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一起在北京呆着，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一样，有些人上班，有些人却不干活。

但写诗又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有时它甚至都不涉及到朋友。

青周：这段时间里，对于杨黎发起的保卫诗歌活动，你怎么看？

张羞：杨黎之所以作这次活动，是觉得诗歌在尊严上不能被恶搞，这我认同。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写诗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其他人会怎么看，说到底，我无所谓。

电影《约瑟的故事》评论（3之2）

 

在本影评的第一部分，我以“修正”马克。吐温的话而结束了文章。

在此，我更愿以“颠倒”老康德的言论来开启本文。

康德称要“让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这很好，它等于给了启蒙一副醒神汤，免得陷入理性的疯狂的状态；我则乐意说，在我秉承自己信仰的时候，应该给知识留有余地。这不是故意的“颠倒”，而是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我常面对贬斥理性与知识的信仰者。

他们片面地理解了《圣经》！

正如信仰者会片面地理解《圣经》那样，社会现实中常常满是“非常古典”的说教，尤其关于性的或婚姻的。这种说教带来了许多本不该成为“笑话”的历史典故──说明它历史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比方说朱熹与其寡居的儿媳“有一腿”的历史问题之“经典”流传。

这个“经典”因朱熹的道德狂热而被放大，至少仍是让儒学蒙羞的事件。类似的，发生在我们乡下邻近村子的一个“活故事”仍然是：公爹照顾寡居的儿媳，遭到了来自自己家庭的攻讦──几个出嫁的女儿几乎断绝和老人的来往，几位女婿（有爱吃、爱嫖、爱谄者）也掷地有声地说“老家伙不是东西！”

可以相信：这场无聊的“道德内战”还会继续下去，直到老头儿不再活着，直到老头儿那群可爱的绵羊被送进屠宰场。

老头儿珍惜自己的羊群，因为那是他供孙子上学的唯一来源。他多次怒骂女儿们帮他卖掉羊群的“善意”，声称那是“逼着俺儿媳妇去卖（B）呀！”于是，那几个远不如老头儿羊群更有价值的女儿在村里人鄙夷的眼光中“庄重”地离开了父亲的村子。这些细节，不是《约瑟的故事》中的细节，但尚可由《约瑟的故事》来相到印证。或者说，一切都在证明“至少我没这样的权力”──指责老头儿或者雅各的儿子犹大的权力。

犹大，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而是与扮装成妓女的儿媳她玛（也翻译为“他玛”）行淫的雅各家的老四。

“犹大与她玛”的故事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8章，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在电影《约瑟的故事》中，它只是剧本写作者试图让观众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努力，几与约瑟拒绝波提乏之妻的勾引，没任何道德对照意义。

犹大的长子珥死后，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珥的妻子她玛嫁给了犹大的第二儿子俄南。不幸，俄南不但没为哥哥留后，自己也死了。犹大恐惧了，再不敢继续一个关于传统的故事──不能将她玛再嫁给珥的三弟示拉，就以示拉尚小的借口打发她玛回娘家寡居。等示拉长大后，犹大并没接回她玛的任何表示。于是，她玛扮成妓女，勾引在外地打理商务（且是鳏身）的公爹。

正是上帝的安排，作为嫖客的犹大没带嫖资，只好把自己的印和杖当作抵押品，而后允诺取一只头生的羊羔来赎回。

这一次，是她玛没有守约──正如公爹曾经违约一样。似乎她放弃了要头生羊羔的要求，而留下了那对市场来说，不值钱的印与杖。

三个月后，犹大得到儿媳怀孕的消息，他恼怒不堪，决心以传统法律来处置她玛──烧死犯淫的妇女。然而，她玛手中握有颠覆法律的强大证据即那不值钱的印和杖。

法律苍白了！

制度创新产生了！

──请原谅我又开始说“行话”，但的确，公爹与儿媳共生的孩子得到出生的权力，这对游牧即缺乏人口的文明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步。

传统，那些违背人性的传统，有时确实是需要废黜的、而不是盲目的恢复。所幸，我所知道的“邻村的故事”中，放羊的老公爹并没与在家中辛苦操持家务的儿媳生了孩子。但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老人的孙子、寡妇的儿子身上本来就流着二人的血液。只不过老人占1/4，女人占1/2而已。这个简单的算术，也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模型而已，它的意义因为且仅仅因为“人应该活着”──这样的朴素道理而存在。

若干年前的夏天，在老家乡下大门洞子中我们一家人吃着饭，几个等打麻将的平辈与晚辈妇人敞着怀，议论着“邻村的故事”。我的一位老嫂子问我：那个“跟儿媳妇一块过的”寡妇该不该嫁人或招个上门女婿。

我说了一句文绉绉的回话：“我觉得至少我没有指点人家该怎么办的权力！”

老嫂子有些不满，把话题转向了一种“民众式的社会批判”。我打断了她的话，半开玩笑地告诉她：“在发表这些评论之前，至少该把自己的扣子扣好，别让你的妈妈（乳房）监视着众人。”

整个门洞子哄堂大笑。

当然，我并不以取笑老嫂子来显示自己的智慧为荣，我曾经送给过她精美的《圣经》；今天，我还要到小城市的街面上找一家刻录店，把《约瑟的故事》翻录下来，抽机会送给她。除了打麻将，她还看电视，她儿子留给她代管的房子里有一部很好的影碟播放机。

（2006年10月4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菲丽丝：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说：“老公跟你约法三章，大家各玩各的。”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至少你俩可以自由地使用生殖器，用不着为吃醋而打得不可开交。假使我俩今后仍有裸聊的机会，也用不着避开你老公的眼睛了。既然他可以去LS镇玩Ygf 这个小蜜，你也可以在土著中找个情投意合的情人，也可以在外来人口中找面首。我不知你那儿要不要暂住证，衙役喜欢不喜欢罚款。如果婆罗洲跟夜郎一个样，你应给面首办好暂住证，然后上床，免得罚款。夜郎衙役的本事可大啦，没有暂住证，则半夜上门来扒分。寻性伴侣，也以“卖淫嫖娼”的罪名，叫你罚款。

你问：“最近为什么不跟我裸聊，也不给我书信，是不是对我厌倦了？”这个向你解释一下。最近夜郎监控厉害，不仅电话、邮件监控，派线人监视我的行踪，上网也不容易，寄封邮件更不容易。我在网上只能坚持一二十分钟，就遍体鳞伤被迫下线。衙役的病毒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我一个电脑盲，怎么抵得住他们的猖獗呢？面对中毒的电脑，我手忙脚乱，满头大汗，只好重新更新系统。

我还算好的呢？听说京城许多人日子更难过，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被监控，余杰不让出国，胡佳被软禁，连小老鼠刘荻也被软禁。我不知道范亚峰、张祖桦等先生的处境如何？高智晟迄今仍呆在牢里，这个大家知道，不多说了。估计他仍没屈服，否则用不着对他的妻儿折磨压榨得这么结棍，也可以让律师跟他见面。

另外，我最近在兼职打工，无暇跟你交流。我既要每月为儿子缴七百几十元的房屋按揭，又要帮孙子缴学费。我们这儿的幼儿学费每月近四百，我每月工资才五百，缴了孙子学费，就剩下一百元了。现在活着的意义，我好像就是为了给儿子付按揭、给孙子缴学费。幸亏婆娘退休费大，假如婆娘的退休费也像我一样，我只好做贼做强盗，继续为儿孙效劳。

你问我夜郎有无新闻。我们这儿怎么会没有新闻呢？最近上海滩的陈粮芋，因违规挪用32亿社保基金给上面搞掉了。本来我们举双手拥护，也幸灾乐祸。好多年前，粉碎四人帮，我们也放鞭炮，后来扬尚昆死了，陈稀同垮台，李棚的日记不给出版，我们也拍手称快。可这次不同了，我们想拥护，也没地方表示。因为猜准要出事，他们事先将爱琴海、世纪中国网站封了。不少宣传阵地，掌握在上海帮手里，老是宣传江总的三只手表，忽略元首的以人为本和八荣八耻。他们不允许我们抒发感情，国内也没地方抒发。我们没发表渠道，以表明跟夜郎朝廷保持一致的态度，旗帜鲜明的支持扫平上海帮。

我对上海帮历来没好感，他们镇压郑嗯宠，打击郭国汀，以前还跟我的朋友顾则徐过不去，后来又跟我的朋友小乔过不去，搞得她的饭碗都没着落，有一次还搞得会友吴孟谦灰头土脸的。而且前任元首的侄子，是王洪文式的火箭人物，短短时间，他从铁路员工直窜为上海滩公安大佬，也让十年寒窗的书生看不惯，我就不相信他的才干超过汪伪76号里的李士群，和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

目前上海的网评员十分嚣张，且手段狠毒，不仅为陈粮芋鸣冤叫屈，涂脂抹粉，还到处亮黑材料，揭元首的底牌，既揭露他的隐私，还揭露他的女儿、儿子怎么怎么，十分露骨，十分详细，一看就是知根知底的人揭露的。连元首的儿子喝金遁工程几十亿蜜糖的丑事也给抖出来了，也不知真假。我估计这些五毛是前任元首的人马。换了新主人，他们仍不改弦易辙，我真怀疑他们吃错了药。专家评论，这种蠢蠢欲动，肆无忌惮，也许前任元首给他们打气，学“永不翻案”南巡的样，一会儿复旦露面瞎嚼喷蛆，一会儿鸣锣开道上泰山的缘故。

网上说，媒体、司法、情治、公安仍掌握在他们手里，大街小巷中的密探线人，监狱衙门里的董超薛霸，都是他们的人。元首势单力薄，没法放开手脚跟他们干。我们这些想帮元首的人，一方面受监控，一方面国内也没地方发表文章，帮他摇旗呐喊。有的还吃官司，呆在牢房里吃二三三，所谓二三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就是早饭二两，中饭晚餐各三两。我两个朋友都在吃官司，一个郭飞雄，一个郭起真。郭飞雄大概觉得口粮太少，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了。我打着小算盘，假如元首释放我这两个朋友，我可要豁出命来帮他一把。比如，我可以大肆渲染陈粮芋养小蜜泡名模的事迹，以红卫兵贴大字报的劲头，将其批倒搞臭……我以前不怕四人帮，现在当然也可以不怕上海帮。士为知己者死，死在前任元首的牢房里也无所谓，只要现任元首肯放我的两个朋友。

如果元首不放我的朋友，上海帮势力这么大，又不知鹿死谁手，我只好像父亲所说的：“饿着肚皮靠墙站”，犯不着为人家火中取栗。何况我家离上海一百公里，他们两个小时，就可以来江苏将我绑架了去。

我为此事曾进山请教高人。高人对我说：如果不自相残杀，陈粮宇有谁扳得倒他？郑嗯宠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公理斗争，结果进了牢房。只有在恶与恶的对抗中，善才能苟延残喘、夹缝求存。上苍作弄恶，就是让他们觉得自相残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事实上实现了上苍剿灭过于繁茂的恶的目的。历史上的“八王之乱”就是这种状态。

这种欺骗，在性交上同样发生，给你性快感，其实是诱骗性交，以便繁殖后代，性快感只是你辛劳的报酬而已。后来人类发现了上帝的把戏，照旧性交、贪图享乐，不过使用了避孕套。

菲丽丝，夜已深，明天还要打工，为儿孙当牛马，谈话到此为止。时事新闻过眼云烟，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以后还会推陈出新，活在世上，戏有得看。我们嚼过就算。不能当真，义愤填膺。要晓得有许多当真的人，现在都呆在牢房里。

祝你幸福！生殖器物尽其用！

你的心肝宝贝肉 江苏／陆文2006、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