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

上个月，旅行中的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温和理性的陈志武，发了一次火。内蒙古呼和浩特饭店门口，他和爱人、两个女儿的座车刚刚停下，车后响起持续的警笛和高音喇叭，让开、让开。他以为是饭店着了火，或者是什么特别追捕行动。等他们让道下车后才发现，什么都没发生，警车需要一个更好的停靠车位，仅此而已。陈教授压制住怒火，掏出随身相机，拍了车牌号，找他们的头头去了——凭什么呀。头头的回答很直接：不凭什么，这是中国！教授更火了，无法接受这理直气壮的羞辱，一定要为这别人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侵犯论个理，最后差点打起来。

陈志武1962年出生于湖南茶陵的一个小山村，父母没什么文化，家中兄弟6个，他排行第5。后来，六兄弟中，离家最远的，到了湘潭，还有两个在茶陵县城，四哥和弟弟仍在老家务农。漂洋过海的老五，成了耶鲁的正教授。

1979年，陈志武考取中南矿冶大学计算机系。第一次到了长沙，世界算是打开了。但他随即发现了差别。他的同学，已经开始侃政治、侃文化，甚至已经有了口头上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而他除了正规的教科书外，没有任何课外书刊，借不到，也没钱买。

宿舍同学的父亲，是中科院长沙某研究所的翻译，陈志武从他那儿借到了《中国日报》。《中国日报》8个版，他每天至少看完6个版。有了这段经历，他和英文之间便是直接、紧密的了，不再被中文挡在中间。还听美国之音。大学毕业时，英文阅读和听力都已经没有问题。

研究生二年级，与崔之元合作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主办的《政治学研究》上发了两篇文章，其中之一，谈的是民主政治理论，从数理上分析民主的规则与设计，根据的则是经济学大师阿罗的理论。不是说民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吗，他们便试图从数理上看清楚这基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还和崔之元翻译了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列入“走向未来”丛书。这时候，他才发现他学的“系统工程”专业其实挺空的，无非是工科上的输入量、输出量，还有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工科有那么多人研究，却没有多少人研究政治制度，他觉得这种失衡是危险的。他的好奇和疑问却是典型的工科式的：为什么同样的呱呱坠地，在不同的制度中，就会有不同的人生输出呢？什么是决定人生精彩与否的最重要变量？

他也开始理性思考自己身上时常的愤怒。“愤怒是敏感在粗砺现实前的正当防卫”，但“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要先搞清楚，这个粗砺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希望自己看问题时能“击中要害”。1986年初，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不想再学工科了，但是学校不让他走，要他留校任教，分配到政治教研室。他是进入政治教研室的第一个工科生。半年后，申请留学。

金融专家转向中国现实

陈志武并没有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因为考试需要美元，而当时外汇管制严，他一美元都搞不到。没办法，直接给耶鲁负责招生的教授写信，说明缘由。他很幸运地被录取了，而且有奖学金。按当时政策，一有工作，二有奖学金，算自费公派出国，国家只允许换取80美元外汇。1986年8月，身揣70美元的陈志武，从北京坐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在中转站上海的休息厅里，认识了一位回耶鲁的同学，他有个朋友开车到机场接他，这趟顺风车为陈志武节省了40多美元。

4年后，博士毕业，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5年，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工作4年，1999年回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超脱、富足的中产学者生活开始了。他的研究方向是“股票定价、期权定价模型和套期保值”，学术成果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金融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世界顶尖经济学和金融学期刊上。他已经在美国生活13年，用中文写文章有点困难了，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要从高深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掉过头来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现实问题。

但关注还是一如既往。1990年代初，经常读到的国内出版物，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免费派发给留学生的。一段时间后，痛苦地发现，国内讨论问题的角度让他很难理解。

上个月，从内蒙回到耶鲁后，最深的感触，是“中国其实还是在世界主流之外”。在内蒙牧民家里，他听到了祖辈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故事，和他在教科书、成吉思汗王陵碑文上看到的不一样，这随意组装、拼接的历史又让他愤怒了。又和耶鲁的同事辩论开了。同事的观点，“专制带来效率”，让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个善良、没有私心的君主当然是好的，他不需要花费时间考虑国会的意见、老百姓的立场，不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不同看法，效率肯定高得多，但这么长的人类历史，并没有出现过一位这样的君主，你还在指望他的出现吗？”

总之，2001年开始，这位永不知足的学者，已经成了一名坚定的“厚脸皮的思想推销员”了，非议和辱骂已经不能让他停下来。从证券市场，到财富创造，“什么妨碍我们创业”、“财富是怎样产生的”、“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新重农主义’大可不必”，无所不谈。他一踏进公共领域，便引来围观。他的思考已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了这样的习惯，当他们面对现象困惑不解时，会打开陈志武的博客，或者在百度搜索这位思想导师的言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确切地说，5年前，他已经转入自己的第二职业，那个在象牙塔里搭建模型、建构理论的陈志武已经隐退了。这让他又能每天都有新认识、新发现。现在，再让他去做纯学术的金融研究、发表纯学术的金融学文章，虽然很容易，但已经缺少了冲动和兴趣。他的幸福感，已经多半来自自己思想契合中国现实的深与浅了。现在，这位整个青春期都在摇晃的中国长大的中年学者的最大担心，是现实中国缺少对社会情绪的消化能力。

陈志武的情绪极少写到他的文章里，这是长时间阅读历史和理性思考得来的习惯，他把尖锐、沉稳的思想，理性、从容地写在他的文章里，驳斥自以为是的“真理”。脸上却总是笑眯眯，平和、不动声色。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20年，“再过4年，在美国的生活时间就和中国的一样长了”。每年，他都要带他的爱人、女儿在中国旅游一次，隔年，带他们回一次老家，他的老母亲还生活在湖南茶陵乡下。还乡之旅最温馨、最苦涩的，是13岁和11岁的两个女儿围着老母亲说个不停，这两个个体意识极强的美国公民会和他年迈的老母亲说些什么呢？这些时候，这个中年学者总是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总在担心，他们身边的一些人还在“自我陶醉、自圆其说”之中。

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太少了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您在中国历史里有些什么重要发现？

陈志武：我对万历十五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不感兴趣。我不喜欢攀爬史料之山。我的分析方式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史料便是在这一视角下为我所用。要有的放矢，让历史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论史料证明了还是证伪了我的观点，都是让人欣喜的，一个学者能体验到的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国内能提出真命题、在历史里找真素材的学者，真是太少了。

我反感的一个说法是：中国儒家文化维系了几千年，它该有强大的生命力，它该有多强的战胜各种挑战的能力。这个看法是荒唐的、蒙昧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理解两百多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和四五百年前开始的跨洲、跨地区贸易，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制度和人际关系带来的根本性的冲击。

人物周刊：您认为从四书五经里我们能学到什么？

陈志武：儒学研究者说，中国社会强调中庸，以和为贵，不声张利润，不主张暴力。如果他们稍微去了解一下社会现实，包括历史的和当下的，就会发现，现实中并没有他们臆想的祥和、以和为贵。他们不做实地调查，不收集数据，不派发问卷，没有向真实世界发问的传统，也丧失了向真实世界发问的能力。从四书五经里看到的中国，像是从《圣经》里看到的西方，不是真实世界。

不能忽视人的本性去虚构你的学术。一个有趣的现象，武打在中国大众文化里分量非常重，小说、电影、电视、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这大概能说明中国人的现实世界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吧。在中国人的印象里，美国人是非常暴力的，但实际上，暴力在他们的大众文化中占有的比例非常小。

儒学研究者总是强调，人要怎么样，人应该怎么样，并武断地认为真实世界里的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可怕的推理。在明白人应该怎样之前，是不是要先了解真实世界的人可能是怎样的，他们受到什么样的真实局限约束，局限约束下又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呢？通过了解“是什么样的”，再调整那个一厢情愿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也理解他们的美好愿望。

人物周刊：您和儒学学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陈志武：我把他们称为传统的学者，坐在社科院或者北大的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喝喝茶，说儒学要变成显学、儒教要变成国教。他们的学问是许愿式的学问。做学问不是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谁许下的愿望最美，谁的学问就最高。中国文化对真理的热情不如西方人。19世纪末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传统，发现我们既没有实证传统，也没有逻辑传统。中国的学术传统和中国的现实社会脱节得太厉害了。

文化不是自上而下、凭空而来的。举例说，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没有股票，没有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和住房按揭贷款，他们是怎么去规避未来风险、安排不同年龄时的生活需要的呢？他们靠的是后代，靠的是家族、宗族。或者说，后代就是他们的股票、退休金、保险和信贷，后代是这些金融证券的具体替代。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的替身，是隐形的金融合约，它们的执行机制不是靠法官、检察院、警察，也不靠县太爷，而是靠文化。就是说，社会与家庭文化的内容必须作相应的发展，来保证这些隐形金融合约的执行。

人物周刊：如何理解你说的“从金融角度看，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一辈子是不幸福的”？

陈志武：小时候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又四世同堂，要负担父母、孩子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在赡养父母上，可能会互相推诿。做父母的，可能会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生存呢？觉得自己是累赘，是负担，更不幸福。我不是说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家庭都不幸福，而是说，要有勇气正视并非小面积的不幸福，然后再探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也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惟一养老途径。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在很多美国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往往是一个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以感情交流为主线的关系。因为，美国的父母亲自己已经有了很多的经济保障，他们不需要把孩子看作他们未来的保障，他们已经通过金融产品的组合安排好了自己未来的方方面面，没必要把孩子培养得对自己言听计从。中国的一些传统家庭观念，是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而逼出来的。

当初倡导和今天继续研究、推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一直没有意识到，没有外部发达的保险、证券、借贷这些金融品种，他们再大声呼吁打倒“孔家店”，寻求国人个性，保障国人权利，结果也是难以实现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了“孔家店”维系的那些隐形的金融合约，他们的未来怎么办呢？他们如何规避未来的风险呢？之所以那么多的传统社会都推崇集体主义文化，是没得选择之举。只有推崇集体主义文化让每个人都忘了自我，才能让那些人格化了的隐形金融合约有得以实现的基础。发展发达的金融品种，可能是打倒“孔家店”的更好途径。

我想强调的是，文化不是你想提倡什么、你要倡导什么，而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文化，而不是那样的文化。

人物周刊：为什么伪善是普遍的？

陈志武：如果把学术世界里的中国和现实世界的中国做个比较，我们会发现哪个更离谱，哪个更伪善。从时间上看，学术的虚伪造成了现实中国的虚伪，最后没有人站出来捅破它，告诉人们真正的虚伪何在。大众识别能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和此有关系。

我绝对反对，国内有些学者，以研究受到某个领导的赞成、批示为最高学术成就。参加学术活动时，在大屏幕上打出某某领导做了何批示，真是好笑。

都是好消息，都是好现象，都是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这是对当下、对未来可笑的虚荣感。不愿意承认事实、面对问题。不愿意告诉大家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下次如何避免出这样的事。引用一句话，谁愿意生活在小康的猪圈里呢？

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人物周刊：国有大企业上市是否是合格的创业故事？

陈志武：本来，这些大公司的上市应该给我们带来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的创新精神，带来一个个活生生的财富故事，然后通过媒体激发整个中国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但是，中行、工行、中石化的上市不会带来这些。相比之下，盛大、分众传媒、百度等这些私人起家的上市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当国内股市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开放时，中石化、中行、工行上市当然也轰动，但背后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创业故事，不会带动任何创业精神、或是创新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国股市产生的不是像分众传媒、百度这样的民营财富故事，更多是靠坐庄致富的故事。

人物周刊：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他们的希望何在？他们如何从改革中受益？

陈志武：上个礼拜，我去了内蒙，跟草原上的一些孩子聊天。他们没受什么教育，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的父辈、祖父辈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目标，不是今天到北京，明天去海外，而是今天能吃饱，明天还能吃饱。这些循环的、周期化的悲剧，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我的两个小孩，在美国，一个礼拜看两三本书，一年大概看100本。可以预期，他们和内蒙草原上的那些小孩有完全两样的未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平等？

在人类文明史上，哪个国家是靠政府管制做起来的？几乎没有。政府管制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是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本原因。举例说，国家银行、总部设在北京的各种商业银行、发改委，把老百姓的存款从各地集中到北京，再集中调配。就像我们看到的，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发展得前所未有地好，但在更多的农村，农民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金融存款，却不能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而是相当程度地被调配到那些大城市。长远地看，每个中国人都能从民营经济发展中受益。

人物周刊：当下中国的危机何在？

陈志武：我们的教科书，和二三十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们脑袋里分析问题的框架，还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发现，用这些理论分析出来的结论和实际看到的完全两回事。我的看法是，如果教科书不从根本上改变，危险便是中国社会的常态。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经常被教科书上的那些错误分析框架、错误理论蒙蔽了。

在美国生活20年，越来越发现，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都受到利益的驱动。说东方人和西方人本质上不一样是不负责的。 美国人也不喜欢什么事都到法院里去，但他们知道这是没办法的。我们不能以“国情”为借口来拒绝其他国家的经验和知识。

——从极浅层次剖析《名字》的“偷鸡不成”

《射雕英雄转》看到最后，我有些可怜欧阳锋。空怀“中华武林霸主”壮志的欧阳锋，练的却是半真半假的九阴真经，最终走火入魔，疯掉了。论武功，欧阳锋的确是个高人，但高人不等于霸主，霸主至高无上，而高人山外有山。若执着一念，不肯从霸主的梦中醒来，高人就最终连做正常的人都很勉强了。这个人生最大的机锋欧阳锋参不透，可惜余秋雨也没有参透。多年来，怀着欧阳锋式的梦想，余秋雨要做中国文化思想界的霸主，甚至俨然已经霸主。为了捍卫霸主地位，或者是为了表白自己的霸主地位（因为很多人还不认同），前几日，余秋雨借《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把自我又一次拔苗助长。哈，这一次魔入心中的发功竟把苗儿的根须全拔了出来，让世人贻笑、慨叹，复加怜悯。

余秋雨“偷鸡”的疯狂之举是否能够避免？这是近两天我站在他的角度上反复思考的问题。基于对一个“比较著名学者” 的特殊期待，我试图找到其避免的可能性，但我却不小心翻开了余秋雨版的《狂人日记》。这一翻看比看了《我说的就是这个名字》更令人震惊！

曾经从电视里看到过余秋雨的故乡是异常的地杰人灵，还有一个饱藏经文盛典的书屋给了他文化圣哲得天独厚的奠基。岂不知这种优越感还来自他“懂得现代文明”的母亲与一个“不懂得现代文明”的村庄的对比。在央视《读书时间》的访谈节目里，我看到余秋雨谈他有文化的母亲，在那个村庄“显得特别特别地重要，她的重要性不在于她个人的品质”。这种对文化地位的记忆，让成年后的余秋雨“有了文化的某种使命感”，“总想说一些那个大地听得懂的话”。这几乎可以算作余秋雨版《狂人日记》的第一篇章——

有文化（其实就是能识字）的人就懂得现代文明？我相信他有文化且“又愿意融入这个世界”的母亲都未必首肯。是自恋者的思维误区还是自我造神的需求让余秋雨故意偷换概念？当你再回去玩味那句“总想说一些那个大地听得懂的话”就会明了。他将“大地”置于下，将自己置于上；他视“大地”为愚钝，自己为智者；他眼中的大地和那个不懂现代文明的村庄只是大小之别，而他和他母亲当年一样显得惟一的重要！看得出来，对文化可以支配地位的初始发现，于余秋雨来说并没有演变成对文化的尊重和虔诚的实践，而是速成了咄咄的文化霸者的野心。

所以他一经拥有了文化，便对当时最耀眼的文化旗帜开火了——批判鲁迅。这几乎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那时候他还不很了解鲁迅，多年以后，他居然失忆一般引用鲁迅的话为自己喊冤叫屈是为证。但是，野心勃勃的余秋雨对冒险有着他自己的权衡，他知道攀上最高的旗杆撒泡尿，对于还不见经卷的小人物来说损失并不大。关于炒作，聪明的余秋雨的头脑至少比我们早领悟几十年！之后他极其忙碌地把文化历史人物颠来倒去的评说，是炒作的延续——他不在乎史实，只在乎造余秋雨这个神！这真是一次漫长的文化苦旅，因为之后很多优秀的文化人在“大地” 脱颖而出了，很多不是文化人的人也开始能够鉴别真伪文化了，即使他投降了曾经不屑一顾的电视频繁露脸，即使他四处写序、签名，也掩盖不了人们对一个所谓的文化霸主的质疑。一方面他要极力否定一些人：“年长一点的人都还记得，在‘七亿人民都是哲学家’的时代，很难有真正的哲学；在‘八亿人民都是批评家’的时代，很难有真正的批评。那么今天，当大家开口闭口都在谈文化的时候，文化学者也就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一方面，他拿出“文革”结束时悄悄藏匿起来的棍棒，成为另一个欧阳锋开始打人了。贪官陈良宇倒台之际，他第一时间把“文化跪拜”归结为产生贪官的根源，因为他知道，那些喊了“良宇”这个名字的他的同行，就像“身体欠佳”的洪七公可以轻易拿下。至于深究贪官产生的真正根源，见鬼，那根本不是余秋雨的文化道义！

让“文化霸主地位”这把他高擎的火炬烧昏了头脑的余秋雨，不会预料到还会有很多人冒着余氏诅咒，骂他的“偷鸡”行为。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旷世仅有的余氏诅咒吧：

“我的生命来自千年，因此，骂我一句，也就骂了唐诗和宋词，骂了历代救助过我祖辈的一颗颗仁爱的心，骂了严冬的炭火炎暑的清泉，骂了无数卫护一代代文明延续的大丈夫、善妇人……

那么，骂我一句，十方惊动，天地悲心。“（引自余秋雨的《恒河残稿》）

哦，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呢？！

上帝，如果你存在，请饶恕这个病人吧，是贪欲和野心把他折磨成这个样子的。他在想象中构建了自己的文化帝国，在这个海市蜃楼般的帝国里，他做了许多年皇帝新衣式的主宰，而此刻，他正脆弱地守候着这个虚幻的帝国——不停地删掉反对的帖子，留下那些虽然浅泛但却恭维的话语以做慰籍。让我们别再打扰他了，那可怜的人对苏醒的大地来说，已经构不成污染了。

文化霸主是我，我是余秋雨，余秋雨是谁？他顶多会重复这样的呓语了。

宋代大儒朱熹曾感叹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在后儒们看来，孔子为帝制中国提供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纲常伦纪，还对中国的道德文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除了删《诗》、《书》，订《礼》、《乐》之外，孔子还修《春秋》，开创了中国私人修史的传统。后儒们特别赞美《春秋》笔法，所谓“微言大义”和“字字褒贬”，所谓“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儒者对孔子的膜拜，很有点不着调，特别是类似“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赞誉，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惟我独尊的皇帝和搞宫廷阴谋政变的逆臣来说，也对于走投无路时揭竿的暴民和怠工避税逃亡的刁民来说，真正具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三从四德是儒家戒律，但对触犯三从四德者的惩罚，决不能只向违反者宣讲儒家之礼，而要动用剜眼剁手割屌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伦理“德政”没有法家力主的“暴政”来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同时，以今日眼光看，孔子在文化上的作为，非但不是滋养千古的贡献，而是贻害无穷的造孽。正如孔子删诗而有《诗经》（请参见我的文章《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首发于《民主中国》2006年8月7日），孔子削史而有《春秋》。这部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私人史书，完全是老夫子精心剪裁的结果，其编纂原则首开国人修史的恶劣传统。正如《公羊传》所言，《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一 孔子笔削历史

“春秋”原本先秦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曾言：“吾见百国春秋”。自然也有鲁国春秋。孔子所编《春秋》，严格地讲，应该名之为“鲁国春秋”。《春秋》有三种解释性著作《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孔子《春秋》，经乎？史乎？一直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经”，有人认为是“史”，也有人认为“亦经亦史”，但《春秋》在中国帝制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多是被当作“治国之经”。后儒们的主流看法也倾向于《春秋》是“经”，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借史传道”。

最早看出《春秋》是“借史传道”的人，有道家代表人物庄子，也有儒家亚圣孟子。两人均认为：《春秋》非“信史”而是“义史”，即孔子按照个人的主观好恶来修《春秋》，主旨不在于提供历史事实，而在于表达他的道德偏好和政治观念。庄子在《天下篇》中说：《春秋》乃“以道名分”。孟子在《离娄下》引用孔子自己所言：“鲁之《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在《滕文公下》中，孟子进一步指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也就是说，孔子在史料中窃取的“义”，是为了伸张他的三纲五常而“让乱臣贼子惧”。

汉文帝时代，著名学者杜预（字元凯，222-284，）认为：《春秋》与其说是“信史”，不如说是“说教”，即通过剪裁、甚至杜撰来为孔子的政治观念服务。他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

汉武帝时代，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也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春秋繁露。竹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指出：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已经71岁的孔子深感“吾道穷矣”，希望通过修史来弘道：“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关于孔子编史的笔法，司马迁评价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由此可见，孔子本人已经意识到如此“笔削”历史，他编出的《春秋》已非信史，故有“知我罪我”之叹。《公羊传》也指出：“《春秋》见者不复见。”

那么，经孔子笔削而成的《春秋》，究竟削去了多少史料？后人认为与孔子删诗相同，削去十分之九。《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史（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但全书仅一万六千多字，平均每年只有几条，每条最少仅1字，真可谓惜墨如金。故而，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中指出：“ 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

比如，鲁襄公出访楚国，羡慕楚国宫殿的奢华瑰丽，回国后便仿造之。按理说，鲁襄公“作楚宫”是鲁国的大事，但孔子《春秋》不记。大概源于孔子认为“作楚宫”乃君王的奢靡之举，不宜为后人效仿，故不记。再如，鲁昭公娶吴女孟子和吴孟子卒二事，孔子《春秋》只记其卒而不记其嫁。因为在孔子看来，周代强调同姓不婚，吴是周文王的伯父太伯、仲雍之后，与鲁国同属姬姓。故而，鲁昭公娶吴女，非礼也。

孔子可能笔削掉“十分之九”的史料，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窜改史实。所以，后人以史书标准来考证《春秋》，揭出不少篡改之处。比如，《春秋》记僖公二十八年曰：“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解释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同一件史实，《左传》尊重史实，记为候召王；而《春秋》囿于君臣之礼，记为王召候；故而，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说：“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证明了孔子如何根据他的政治观来篡改史实。

皮锡瑞专门区分了经史的不同。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所以，他断言：“《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

现代哲学家熊十力先生认为，《大易》和《春秋》皆为经而非史，他在《读经示要》中说：“二经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象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现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也不敢断言《春秋》为信史，而只能采取一种折中的评价：“《春秋》还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

孔子编史的“笔削”，来自他的血缘伦理和政治观念。《论语》确立的正义原则之一，便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正义观。只有这样的相互隐瞒，才是“直在其中。”（《论语˙子路》）这种血缘伦理向社会向史学的推广，必然是“臣为君隐，忠在其中”的史学观，以至于“避讳”的曲笔变成了中国史学一大特色。由此，孔子所极力维护的“殷周之盛”，很可疑；所谓的“字字褒贬”的“春秋笔法”，不过是用篡改和剪裁来“我注六经”而已，即，孔子编史是为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作脚注。

《谷梁传》指出：孔子编《春秋》有“三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但《谷梁传》的作者并不认为“三讳”应为史家大忌，反而认为应该为后世史家效仿。所以，《春秋》的“字字褒贬”的流风所害，在《谷粱传》和《公羊传》中，就已经变成了滥用褒贬，把一些本来没有明显褒贬的句子，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褒贬，并屡屡做诛心之论的解释。

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661－721）写出的《史通》，乃梳理和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力作。他力主“直书”，反对“曲笔”和“史讳”。在《史通。直书》篇中，他对史家提出了“善恶必书”的要求，所谓“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为了树立史家“直书”的史德，他甚至不怕得罪帝制时代的圣人孔子。他在《惑经》中对《春秋》传统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中国人写史的“曲笔”之恶习，源于孔子的“隐说”、“不谕”与“虚美”，《春秋》有“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他批评孔子写史，“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即，孔子对自己所美者，“虽有其恶，不加毁也”；对自己所恶者，“虽有其美，不加誉也”。他总结说：“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乎？”

宋代大家欧阳修撰《新五代史》，自称循《春秋》笔法：“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但他在著述过程中，对《春秋》笔法也颇感困惑： “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最著名的观点为“六经皆史”。他在《史德》也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实质上也是在说《春秋》乃“借史传道。”

把撰写历史作为个人好恶的脚注，这就是从孔子修《春秋》开始的中国人的历史故事。

二 近现代史学大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中国现代的思想大家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和疑古派史家，大都对肇始于《春秋》的中国史学传统提出尖锐的批判。首倡“史界革命”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所以，他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史学大家陈寅恪也说：“旧籍于礼仪，记述甚繁，由今日观之，其制度大抵仅为纸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稿》，P6）

著名疑古派史家顾颉刚也说：“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一班有学识的人固然感觉其离奇，但至多是不提而已，总想不出它是怎样来的。”（《汉代学术史略》P94）一旦记载于书中的历史变成帝王将相之家谱，历史记载本身也就变成了瞒与骗的“三讳”。说的极端点，这些批判都可以作为鲁迅提出的“瞒与骗的历史”的注释来读，而欺瞒的历史还不如无历史。

按照孔子自己的取舍标准来整理文化遗产和编写历史，被笔削、删改、隐瞒、避讳、虚美之处肯定很多，他毁掉的好东西和真东西也一定不少。后来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和“春秋笔法”。

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和《春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具有编撰权力的人根据自己的个人偏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国历代执政者对文化遗产和历史的态度，完全继承了孔子开创的传统，每一代重编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一个“笔削、删改、隐讳、虚美”的过程。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意在用暴力强权来统一思想和历史编撰，那么，吸取了秦朝教训的汉代，从武帝立五经博士到王莽广招读书人重编古代经典，就是用利禄诱惑来统一思想；以后的历朝历代的开国者皆如此。这种先强制后收买的官权史学，顾颉刚曾用“毒辣”二字形容之，决不为过。

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孔子的删诗编史传统的登峰造极之泛滥。近些年，在大辫子响彻电视银屏的清廷戏热中，康乾盛世被一次次大书特书，《四库全书》也被国人视为伟大的文化工程，而实际上，那不过是又一次对历史文献的浩大“篡改工程”。在编纂过程中，古代文献的取舍以满清皇帝的谕旨为标准，通过对全国图书的审查，编纂出一套为满清“三讳”的全书，不仅有损于满清帝国的文献被禁毁，就连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也都要进行篡改。据统计，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可以说，销毁历史文献和文字狱盛行是康乾时代的醒目标记。史学家吴晗指出：“此书成而古书亡矣。”

还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得透彻：“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西方著名思想家布洛赫曾把史料分为“有意史料”和“无意史料”，前者指经过史家的选择、剪裁和编纂而进入史书的史料，后者指历史本身留下的没有进入史书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前者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历史的工具，而后者则为后人提供突破前人史书上的定论并重新解释历史的原始依据。比如，福柯之所以被誉为西方思想界的怪杰，就在于他在历史研究有大创新，他专门寻找那些被传统史学遗弃和遮蔽的大量原始史料，执着地挖掘那些被遗忘的历史碎片（精神病史料和监狱史史料），又以独特的方法把这些碎片纳入“权力-知识-话语”谱系，使他的历史研究和哲学追问，呈现出令人震惊的力度、深度与新奇感。

以此观之，所谓中国人历史意识发达，仅仅是“有意史料”的发达而非“无意史料”的丰富。从古至今，中国的官权都对编纂“史书”极为重视，意在通过对原始史料的剪裁编纂来为本朝树碑立传；而对最为珍贵的原始史料却粗暴销毁，意在让后人只能看到官权编纂的历史，而看不到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从而形成了“史书出而史料亡”的传统。

由此，中国有了三个世界之最：1，中国的帝制历史之漫长，堪称世界之最；2，中国人编撰 “史书”的数量之庞大，堪称世界之最；3，中国人编“史书”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之匮乏，大概也堪称世界之最。煌煌二十四史、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皆堪称世界之最的古代文化工程，但通过正常方式流传至今的原始资料（如，各级政府的簿册、文书等），仅有少量的明代档案因修《明史》而幸存，清代的中央与个别地方官府的档案，也有少量幸存。原因无他，《春秋》出而鲁史亡的史学，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了汉代便形成了定期销毁文书档案制度，大概十三年左右就要销毁一次档案。所以，除了根据官权意旨而存档的少数原始史料外，绝大多数文书档案皆被销毁（参见汪桂海著《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之后，便是代代因袭汉代文书制度，以至于，今日能见到的帝制早期的文书档案，或出自被丢弃的文书档案，如西北的汉晋简、长沙三国吴简、敦煌文书和吐鲁番文书等，或出自墓穴之中，如凤凰山、尹湾汉简等。

中国历代的御用史官，大都根据皇权意志和政治需要来编纂、甚至伪造历史，但由于独裁体制延续至今，历代史学名家对此的严谨揭露并不普及，清末小学的考据成果以及五四一代史学家的真伪之辩，还只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学术圈子内。故而，本来应该变成公众常识的历史知识，却连大学生甚至于文科的大学生都不甚了了。中国人心中的历史常识，仍然是钦定史学所编造的东西；对自己的历史和祖先的了解也陷于伪造古史的泥潭。

这样的“史书出而史料亡”的历史，在中共掌权后的历史上，也决不会逊于帝制时代。以当代国人读中共编纂历史的经验，官修史书几乎没有一部是诚实的。比如，中共掌权后所犯罪恶之深重，可谓罄竹难书！但那些惨痛年代的原始史料，大都被封锁在密室中，谁也不知道已经被秘密销毁了多少；在所有的官修史书中，也别想找到多少罪恶的史实，特别是关于历次大灾难的细节性史料。而民间对中共罪恶历史的自发挖掘，又受到官权严格限制、甚至打压，有人甚至因收集文革史料而被以“窃密罪”下狱。

中国的史书中，大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角色，却少有真实的活生生的个人存在。司马迁作为刑余之人，还写过一些帝王将相的生活细节与个性特征，而愈往后就愈空愈大，愈大愈空。难怪鲁迅读古书喜读野史、小说、笔记之类不入流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不受正统史观约束的文字，才有一、二真率直言在。

三 避讳史学的制度化和生活化

中国制度下的史官，一直是皇权的仆从，只能讨主子欢心，其颠倒黑白和混淆真伪的能力堪称一流。怪诞而健忘的中国人，却把御用史官伪造的历史一直视为正统，无怪乎胡适当年感叹到：历史就是一妓女，随你怎么打扮。这感叹来自他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心得。

孔子所创的“三讳原则”，在历史编纂中，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畅通无阻，不仅适用于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内。为尊者、贤者、亲者而撒谎而掩饰，在公共事件中被仪式化为庆典语言，变成公共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人事务中被日常化为习惯话语，变成血缘伦理的组成部分。“家丑不可外扬”的血缘伦理向社会伦理的推广，就是“国丑不出国门”：“官官相护”之外，还有“人人相护”。特别是为国家、为民族和为政府遮丑，甚至具有大义凛然的道德正当性，撒起谎来大都底气十足。所以，中国媒体可以大肆热炒美国媒体揭露出的驻伊美军的虐囚丑闻，但对中国政府的大量丑闻则只能装聋作哑。

实质上，编史的“三讳”传统，其表象是公开提倡撒谎，但深层本质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家天下秩序，也就是对主奴秩序的史学承认。在这种秩序下，主人高于奴仆，劳心者（统治者）高于劳力者（臣民），国家（政权）高于个体，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皆是合理的正义的。既然主人高于奴仆，劳心者高于劳力者，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政治权力高于个人权利，那么后者为了前者的尊严、利益或面子而隐恶虚美，就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为帝王隐恶是臣民之忠，为先哲文过是弟子之义，为父母遮丑是子女之孝，为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责。更进一步就发展为蛮横的原谅伦理：子女要原谅父母之过，臣民要原谅祖国之错。也就是说，家国一体的传统导致公德和私德的乱伦：祖国变成了母亲，血缘之爱也就变成了爱国主义；老子错打儿子也应该，国家冤枉子民也没错，即便频频错打和冤狱遍野，子女和子民也都应该原谅。

（一） 皇家避讳的杀人传统

必须强调的是，“三讳原则”内化为国人的写作伦理，固然与孔子开创的传统相关，但主要责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为，如果仅有孔子的编史和删诗而没有后来的制度化支撑，“三讳原则”至多是他个人的价值偏好而已，根本无法上升为正统的普遍的写作伦理、甚至法律。而只有家天下的独裁权力对“三讳原则”的制度化的支撑和鼓励，才会使其成为“惟我独尊”的写作传统。

具体而言，先秦时期的孔子，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如果没有汉武帝时代的制度化支持，他的《春秋》和《诗经》，也不可能被奉为至尊经典——后人只有“注经”的义务而没有质疑和批评的权利。“独尊儒术”的官方意识形态确立之后，中国学问便沦落为由“注、疏、释义”所构成的脚注之学。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大抵陈陈相因、了无生气。

1，“避讳”杀人的制度。孔子“三讳”的制度化结果，形成了制度化的“三讳”：1，“国讳”或“公讳”。对皇帝的名字全国臣民都要避讳，2，“家讳”或“私讳” .对父母或祖父母的名字后代都要避讳；

3，“圣讳”，对所谓圣贤的名字的避讳，比如，周公、孔子等人的名字。

在三种“避讳”中，“国讳”最为重要，历代帝王都会颁布的长长的“避讳清单”，臣子和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常常，他们的拍马屁文章或诗词，也会因为一个字而掉脑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其避讳之多，令臣子们手足无措，许多人因此而丧命。

朱元璋早年当过和尚，不知为什么他讨厌这段经历。所以，他称帝后，对“僧”、“光”、“秃”等的同音字非常忌讳，甚至连“医生”都要改为“医士”。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用了千年以前的古文“体乾法坤，藻饰太平。”朱元璋却从中读出：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圣上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大明早失太平。杭州府学徐一夔在上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语，朱元璋又读出文中的“光”指光头，“生”是“僧”的谐音，是在借上表骂朕当过和尚；德安府训导吴宪上表中有“望拜青门”语，朱元璋又说“青门”指庙，庙里有和尚。还有一位和尚写诗谢恩：“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天下赐，自惭无德颂陶唐。”如此献媚，龙颜大悦才对，但圣上眼明心亮，一眼看出诗中的恶毒：拆开的“殊”，是“歹”与“朱”；这分明是字里藏刀的骂人。

于是，这些拍马屁的人统统被砍头，其中的许元和徐一夔，不但被“诛其身”，还被“没其家”。

朱元璋起家于草莽，靠杀人放火称王。这在官权的词典中称为“贼”。所以，他称帝后，特别忌讳“贼”字，怕别人用谐音之骂他，对“贼”字的敏感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文人林元亮、福州府文人林伯璟、常州府文人孟清，三人都帮人代写拍马屁的上表。只因三人中的上表中分别有“作则垂宪”、“仪则天下”和“圣德做则”，而在朱元璋家乡的方言里，“贼”和“则”同音，龙颜便大怒，把这些献媚者统统砍头。

（二）“避讳”赦免的法律

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家经典不仅第一次变成独尊的意识形态，而且第一次变成了法律，首要祸魁仍然是那个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特别推崇《春秋》，在他眼中，《春秋》不但是管理政务的指南，也可用于司法审判。他本人率先示范，专门写出《春秋决事比》，共列出223个案例，首开“汉以经义断案”的先例。东汉著名经学家应劭也有样学样，专门写出《春秋断狱》一书。这些大儒的著作被奉为经典，其“春秋断狱”的条款也自然作为官吏们判案定罪的根据。

汉代的“春秋决狱”，堪称法外之法，专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就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基本精神就是董仲舒所提出的“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断狱时高度重视主观动机，甚至仅仅从追查动机的角度将罪犯分为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动机邪恶的首恶者，自然从重惩治；动机邪恶，即便犯罪未遂，也难免刑责；主观上无恶意者，即便实施了犯罪，也可从轻处罚。

这种以追究嫌疑人的动机来论罪的“春秋决狱”，乃典型的“诛心法”。事实上，人的犯罪动机在法律上很难界定，“诛心法”给了司法官吏以主观臆断和任意裁量的巨大权力，错判的冤狱也就不可避免。正如某些明智的古人所云：“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乃流弊无穷的“擅断论”。

有了“汉以经义断案”的制度，孔子提出的互隐原则自然要变成了法律。“汉律”中明文规定了“上请”和“亲亲相隐”。“上请”制度确立于西汉，纵观两汉时期，宫廷多次颁布关于贵族官员有罪“上请”的诏令，规定公候及其嗣子和官员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皆享受有罪“上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免刑。它体现了儒家思想中“亲亲”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夫”刑罚原则的体现。

“亲亲相隐”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专指在直系三代血亲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和大逆的重罪之外，亲亲间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且减免刑罚。根据“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罪可以上请减免，其他罪行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汉书。宣帝纪》明确记载，“向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这种专门针对皇亲国戚和贵族官僚的赦免原则，也为此后历代王朝的法典所继承。

“三讳”传统的另一面是“文字狱”传统，它是专门对“直书实录”的真话原则的暴力化打压。在中国的历史上，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屌到明清文字狱，绵绵不绝的“三讳”传统伴随着同样漫长的“文字狱”传统。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得到制度性鼓励，可以官运亨通和名利双收；而说真话实话的人则遭遇制度性镇压，仅仅是言论被封杀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许多人因言论而身陷囹圄，被割喉处死，死无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

中共任意编造历史及其文字狱的传统，开始于中共割据陕北的延安整风时期，在中共执政后的毛泽东时代发展为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可以说，中共掌权五十多年，也是文字狱泛滥的五十年。毛时代，数不清的人因言被杀；后毛时代，中共监狱中也从来不缺少“良心犯”。二者的不同，仅仅在于残酷程度的区别。

余论

中共自称“伟光正”，全力歌功颂德和掩饰阴暗面，中国近、现代历史被独裁权力阉割得面目全非，谎言总是占据公共舆论的主流，真话大都流传于私下空间。这种谎言制度绝非中共的突发奇想，更不是1949年后才有的景观，而是根植于绵绵两千多年而不绝“三讳”传统。

中国号称历史意识最发达的民族，而且一说到历史就是“五千年灿烂文明”，但是历代史家并没有为后代提供多少真实的历史。而中国独裁制度的几千年延续，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民族记忆的空白。这空白，要么制造遗忘，要么扭曲记忆，我们几乎无法从过去的历史中积累诚实的经验。中国人的记忆没有连续的积累，代际之间都有难以填补的断层，特别是对灾难及其罪恶的记忆，更是大片空白。这种独裁制度对民族记忆的大清洗与一次次改朝换代对有形财富的大破坏大掠夺相配合，遂使同样的历史悲剧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废墟。

故而，反抗独裁和争取自由的事业，只能从记忆对抗遗忘、真实对抗谎言之中生长。

2006年8月23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北京之春》10月号）

国际笔会的“狱中作家委员”正寻聘一名研究员/项目助理，每周在国际笔会伦敦总部工作三天，做中东和亚太地区的调研工作。申请者必须有两年以上人权工作和相关问题的工作经验，对言论自由有特别兴趣。接受面试者须有良好写作技术和政治判断力。熟练掌握英语法语也非常重要。申请截止时间为2006年10月16日，面试将在2006年10月31日。有关本工作更详细情况请查阅网页：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mages/jobDownload/download.php?f=1159451032.doc

或联系国际笔会 “狱中作家委员”项目主任萨拉·怀特

 

Sara Whyatt: [email protected]

 

附本通知英文原文：

 

INTERNATIONAL PEN SEEKS RESEARCH/CAMPAIGN ASSISTANT

 

International PEN’S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is seeking a research and campaign assistant to work three days a week in its London office with the Middle East/Asia Pacific Researcher.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will have at least two years’ experience working on human rights or related issues, with a special interest in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ose invited to interview will have excellent writing skills and good political judgment. Fluency in both English and French is essential.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is 16 October 2006. Interviews will be held on 31 October 2006.

 

For full details of the job, visit:

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images/jobDownload/download.php?f=1159451032.doc

Contact Sara Whyatt: [email protected]

（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报道2006/10/4）加拿大笔会奖励中国与加拿大记者，表彰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勇气。中国记者姜维平因为勇于揭露中国高层腐败问题而获得加拿大笔会今年首创的“一人文奖”（ One Humanity Award）。该项新奖项是表彰“其作品反映和平表达思想的信仰而超越国家分界障碍鼓励跨文化联系的”作家、记者、学者或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姜维平在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后被判刑，已服刑六年。他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揭露中国东北地区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由于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的营救，他在2006年1月刑期还有十一个月未满时提前释放。目前他在大连以书法家为业。姜维平将获得5000加元（4500美元）奖金。

 

加拿大女记者基姆·博兰（Kim Bolan）获得加拿大笔会/保罗·基德勇气奖（PEN Canada/Paul Kidd Courage Prize）。此奖是表彰“在言论自由方面显示特别勇气与人格”的作家与记者。博兰投入很多精力报道了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当时有炸弹在航班182上爆炸，导致329加拿大公民死亡。因为报道此事件，她被列入暗杀者的黑名单。博兰目前是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记者，出版过《失去信仰：印航投炸弹者如何摆脱谋杀罪》（Loss of Faith: How the Air India Bombers Got Away with Murder）。

 

更多资讯请查阅加拿大笔会网页：– PEN Canada: http://www.pencanada.ca

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这话好像什么都没有说。那么，现代人不常爱说“我就是我”嘛？难道也什么都没有说吗？显然不是，所以我主张用现代的观念历史地去看待已经死去了30年的毛泽东：毛泽东就是毛泽东。

在我眼里，毛泽东曾经是一个不安分的有自己抱负或者说有自己野心的年轻人，随着他的权谋得势，他几乎成了中国的最后一位专制皇帝，后来的华国锋、邓小平、江泽民、直至现在的胡锦涛，手中的权势和他的差不多，但是都够不上“红色皇帝”这个格。

那么，毛泽东怎样成为了一个红色皇帝呢？他基本上是延续了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中所特有的改朝换代的全部手段，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毛泽东的手里也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所谓的理论往往就是个工具而已。真知灼见的思想倒是有可能成为独特的精神创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个成功了的农民领袖，这个“农民性”跟了毛泽东一辈子，这是解读毛泽东的一把钥匙。只是年轻时代他主办的《湘江评论》，以及和蔡和森等挚友的通信往来，不能不说是有一些书生意气，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豪情。

《三国志》看多了，《水浒》看多了，二十四史中那些帝王权谋看多了，而且得心应手，毛泽东难免不把《红楼梦》作为斗争的权术来研究，再加上耿耿于怀永远忘不了的在北京大学打工时所遭受的屈辱，自然形成了他小家子气的刻薄和狠毒。所以，他在成名之后，在给他的老同学的私信中也不忘念叨那些教授们对他的小视和轻狂，这就更加剧了他的小家子气。所以，在他的愤世嫉俗中，理由变得很简单：只要你是城里人、只要你是有产者、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便都是他的仇恨的对象和理由。一旦他有了权柄，就把他那整个的党、以至于整个的中华民族都毒化的没了品味。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相当多的和他有同样经历和心境的人，确实在他的威权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好处；以至，这些人成了他的统治基础；以至，这些人袒护他和平时期致七、八千万人死亡的罪孽。直至今日拥趸他的人，还是这类型号的人。于是，毛泽东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如鱼得水，甚至嚣张至今。

BBC专稿

八月中旬以来，中共当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专政机器的打击目标对准了如火如荼的维权运动。 8 月15 日，维权律师高智晟在山东省东营市被警察秘密抓捕；其妻子和儿女也受到警方严密监管，失去自由；19 日，沂南县法院判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陈委托的律师竟被法庭拒之门外；25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宣判《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研究员赵岩有期徒刑三年；31 日，同一家法院以” 间谍罪” 判处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有期徒刑5 年。

期间，在高层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警方在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将一大批关注百姓人权的敢言作家、学者、律师和民间活跃人士管制起来，软禁在家中。 北京和全国各地，凡是与高、陈有过联系的人士几乎同时受到威胁、警告，严重的甚至失去自由，如像郭飞雄，刘荻、张祖桦等被软禁在家，或者像赵昕被押解出京。 仅北京一地受到违法监控的就多达上百人。

中南海当权者以”街头化、组织化”给维权运动定性戴帽。今年 2 月，高智晟为营救郭飞雄发动波及海内外的接力绝食运动，虽然他倡导非暴力，与盲人陈光诚一样只是为权利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但是他们被当局视作”街头化、组织化”的代表和领导者。

以逮捕高智晟、判刑陈光成为标志，中南海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共 对维权人士”收网了”！并将其列为了头号打击对象， 这是一个镇压维权人士的全国性行动。与此同时，各地都发生了维权人士遭殴打事件，这意味着公检法过去还躲在幕后利用黑势力，现在已明火执仗赤膊上阵了。

一个社会屡屡出现维权事件本来就不是很正常的事，而维权行动一再受到打压而演变成维权运动的时候，社会公正和正义已荡然无存，这决不是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而恰恰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对维权运动的公开镇压，表明本来缺少合法性的中共政权，继续讳疾忌医，其一意孤行就像在拼命封堵即将爆发的火山口，实在难以理喻。

胡锦涛在提出防止”颜色革命”的时候，一再要求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式的精神领袖。但是中共拒绝通过政治改革完成转型的一党专政，却在不断制造新的英雄烈士和精神领袖。如今他抓了高智晟、判了陈光成，像重蹈当年邓小平覆辙，又催生出新一代的魏京生。

中共的镇压，从反面证明了蓬勃发展的维权运动，已经出现了烽火燎原的势头，客观上代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方向，并为中国社会转型准备了强大动力。在被中共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以后，维权运动下一步如何应对？如何在逆境中继续坚持并有新的发展？相信民间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近期关于激进与理性、政治化与否、维权与法轮功关系等问题的辩论，将为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好思想精神上的准备。

中共的打压不可能得逞，日益觉醒的人民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势不可挡的强劲动力，人们期待并完全有理由相信，维权运动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世纪新闻网

学渊评：邓小平的“硬道理”之说，肯定是错误的；但坚持“硬道理”的人未必是“生活糜烂”的，未必是“蓄养情妇，非法生子”的。十多年前，陈希同反对江泽民，于是就有“生活问题”了；现在陈良宇反对胡锦涛也有“生活问题”了。彭真晚年很后悔，说毛泽东搞“文革”，是共产党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报应。而历史又重演，江泽民关押陈希同的监狱，现在要关押陈良宇了。我们不要简单地看共产党“害人传统”回潮的热闹，要警惕这是胡锦涛要当金正日，要使中国“北韩化”重要步骤。

新华社内参：陈良宇言论选编（上）

一、关于共产党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最应该为人民操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抬起头来，让人民在国际上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华侨、世界华人在国外抬起头来。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我党在决策的时候要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懂专业的人才。党校不是学习中央文件政策表决心的地方，更不是结帮成伙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

二、关于上海

－－“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上海都在全国的最前列。所以，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上海的发展是稳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稳定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赖中央。甘肃省目前还需要依赖中央，上海有能力帮助甘肃省摆脱依赖。

三、关于抵制中共中央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是硬道理了吗？那么谁来告诉我还有什么是道理？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人领会成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了，就要等没有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也达到了之后才可以继续提高生活水平，这种理解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用这样机械的思考方式可以完成的。

－－太阳升起的时候先照亮东边，不是东边和西边同时照亮，我们只好尊重这样的事实，这就是尊重科学。平衡发展是好的，平衡发展只能逐步地、平稳地过渡完成，平衡发展不是杀鸡取蛋，杀鸡取蛋就是不尊重科学，平衡发展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

－－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建设历史经验早就证明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只能扼杀发展。

－－发展有先有后，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口号可能对鼓舞人心士气有暂时的效果，当真了就是欺骗自己也欺骗人民群众。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新兴城市崛起？我们是要让更多的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呢？还是要让农民永远是农民呢？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限制呢？

四、关于政策“变通”

－－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上面说我说的不算的时候，对上面我来负责，你们也会承担后果。你们要明确我说的这一点，我们才能一起干，否则就别跟我干。我这个人，做事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人民，我不怕风险，我不推卸责任，我有话直接说，先说清楚了再来做。

五、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政策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改掉，这样的做法既不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运作。这种做法会起到煽动作用和制造混乱，这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在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体现在注重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上，不是体现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权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不尊重，我们不可以不考虑，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 批示算是哪一条法律？我没有背过法律条文，谁来提醒我一下？没有人告诉我，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让法庭去决定。法庭的决定，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全国给省市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扩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费，就给首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业在上海设了窗口？多少外地的个人到上海寻求发展的机会？多少港、澳、台和外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了机构？这些都在以正反馈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发展。你怎么来要求全国做到“平衡发展”呢？你可以发一个文件鼓励他们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么办？你还要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来个“平衡发展”吗？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房价肯定不会高，但是这有道理吗？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有人怀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样认为，但是，确实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并在实践中走行政干涉这种捷径，我认为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需要纠正这样 的错误理解。

－－有人总是拿境外的传媒造谣诬蔑所谓的“上海帮”来说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机会反问这些人几个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传媒如此憎恨“上海帮”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媒体对我国高速发展天天唱衰而对发展停滞和倒退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吹捧？我们共产党内有没有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动媒体来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发动舆论进攻的话，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不能在党解决？这样的错误作风，和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相比，哪一个对我党的生死存亡更危险？说这种行为是和“反共反华”穿一条裤子是重了点，发展下去就是反共反华也没错。

六、个人主义膨胀和狡辩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征，上海是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发展的实验地，上海是我国的光荣，这就是我党领导下的上海，“我的上海”。

－－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我在中央决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首先对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负责。我的职责范围同总书记是不同的，总书记的职责范围同我的也是不同的，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但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职责范围没有界限，共产党是一个集体不是一个人，共产党的领导有分工，共产党是有党内民主的，这个意思我的个人理解就是包括了共产党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宏观调控的政策没有起预先估计的效果，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上海市政府在贯彻执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做到了充分的全面的落实，但是私人的资金和外国的资金继续流入上海，私人之间的资金周转很活跃，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我们没有政策可以对此采取措施。我们总不能不准张三借钱给李四吧？我党没有这种规定吧？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运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没有排斥党的领导，我的意思是在应该和能够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会留下我们不想要的后遗症，应该和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社会事务的比例，我不这样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多，我们上海的国营企业创造了上海总产值接近80％，如果要谈谁最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不是上海最坚持社会主义吗？那些动不动就想给上海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人说的话不值一驳。上海建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榜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海没有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上海头上不适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国的国营企业国民总产值超过上海再来跟我说上海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则请原谅，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

七、关于市场经济

－－对国务院宏观调控具体措施有意见的干部们，不要只会抱怨，你们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就事论是，一是一、二是二，具体问题具体想办法，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在经济问题科学办事就是充分保护和利用市场机制，只要市场存在，办法就一定会有，问题就一定能解决。

－－资金要流动才能为发展建设发挥作用，不准和限制资金流动就是浪费资金，这是不利益于发展建设的。资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动是有其科学规律的，在某种程度上，里面的科学规律和资本主义经制度下是一样的，你说不一样，那么请拿出科学根据来，你如果只是相信有不同的科学规律，但还没有发现，没有总结出来，那么就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发现了的市场经济规律，就当作代用品先用吧。飞机还没有发明，火车已经有了，有人说既然飞机还没有发明，那我们还是去坐马车吧，谁听得懂？大家会觉得这种人脑子不正常。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房地产市场机制，没有人逼谁买房子，又不存在单位 摊派的问题。房地产价格过高，这里面说的是两个不同问题：一个问题是市中心黄金地段新建的房子和一些绿化环境好、交通又方便的小区，主要是面积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价格是高，甚至很高，但不存在什么“过高”的问题。房子的价格过不过高市场自然会有平衡，房屋价格过高了就没有人买了，怎么过高法呢？事情就这么简单嘛！说房地产价格过高的人，实际上讲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普通人在市中心买不起这种面积比较大、比较豪华的房子，普通人买不起的那种小区别墅，这类房地产对这普通人当然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但这不是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其他不那么市中心的地方的房子普通人是买得起的，政府也努力地帮助他们购买，上海市政府在这些矛盾的方面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维护了上海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在市中心建造一些低规格的房子是为了让普通人能够买得起，他们就不会认为房地产价格过高了，但这样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吗？符合科学的市场机制吗？房地产价格并不存在“过高”的问题，压低房价是应该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解决的问题。想通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行政手段是不能解决市场供求关系问题的，市场供求关系有自己的科学规律。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当作问题，然后再用不科学的手段试图解决不是问题的问题。这样的人当家，有问题啊！

－－房地产开发商利润有多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应该让市场来决定，现在是土地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寻找更多的土地，现在是房子供不应求，豪华房供不应求，普通房也供不应求，那我们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开发商多盖房子，开发商的利润很高，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加入这个行业，市场竞争机制自然就会达到一种平衡。这些方面，政府只需要制定保护市场机制的政策，政府没有必要插手去管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利润。政府管多了，管错了，市场机制就会遭到扼杀，政府乱管，结果造成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反而使房地产价格更高、开发商的利润也更高。政府乱插手，乱管，造成市场混乱。毫无必要地收紧土地供应、紧缩开发商融资、紧缩房屋建筑材料供应，对开发商采取苛刻的严审制度，实际上不但不会减低房地产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抬高了房地产的价格和开发商的暴利，相反鼓励了投机炒房。供不应求就会造成这些，让市场机制去自然地去运转就会扩大供应，让供求关系自然达到平衡，这样就可以把房地产价格、开发商利润和投机炒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平衡水平下，这种控制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

－－江泽民同志在还是江市长的时候给我们提到过：上海酒精厂在 八十年代中期面临停产的事情。上海酒精厂的生产主要原料是山芋干，你们大概叫地瓜干，原来主要是由安徽省供应的。经济改革之后，安徽农民自主决定地里种什么，安徽乡镇企业开始自己生产酒精，上海酒精厂就找不到山芋干就要停产了。你能说这可以怪安徽省搞地方主义吗？上海当时为了挽救酒精厂，开始提高价格收购山芋干，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不但问题得到了解决，上海酒精厂后来还向安徽省等外省市转让了技术，扶持了安徽省等外省市的酒精生产和加工工业，大家都受了益，由于山芋干的收购价格提高了，农民种山芋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并没有出现山芋干收购价格无限上升的现象。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地方在经济上有了自己根据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决定的权利，地方与地方之间在经济上出现竞争，带动了经济发展。让市场机制按照其科学的规律起作用，结果是良性互动。如果政府来干涉，市场机制就会被人为破坏，就会出现恶性竞争，我说的恶性竞争是政治性的问题，如果当时上海酒精厂按原来的价格收购不到山芋干找国务院，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

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保护一方的“地方主义”了，上海和安徽省就一定会在国务院面前相互指责对方搞地方主 义了。但是，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地方主义”的问题了。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经济决策自由和经济政策开放，我们需要的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鼓励良性互动。在市场中出现的竞争都是具体的，都是地方的，但都不是有人说的什么地方主义，中央如果对市场竞争进行干涉，就象我前面假设的样子，国务院决定安徽不准生产酒精而要把山芋干用来保障供应上海，或者国务院决定上海不准提高山芋干的收购价格，这样反而就出现地方主义了。

八、上海地方主义

－－只要上海有全国想要的，平衡发展是不会把上海平衡掉的，这一点我们上海不用担忧。人家不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硬道理，人家停滞不前的时候我们继续发展，这就是我的上海地方主义。我对改革开放和市场机制是绝对有信心的，你们也没有人怀疑，这就好了，只要上海在科研、生产、金融、商业、文化，等等方面，处处“保先”，钱，不管人家要把钱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平衡，钱总是会花到上海来的，我对这一点也绝对有信心。不是吗？

－－江西省XX市要对外招商引资，他们的第一笔钱就是花在我们上 海，在我们上海设了窗口；他们的第二笔钱，还是花在我们上海，在我们上海聘请了业务专家；他们招商引资成功是怎么赚钱的？他们的产品是通过我们上海外贸出口的，我们上海帮他们赚了钱，我们上海也赚了钱，这还不说他们的老总们都在上海买了房子，他们老总们有的家属还在上海开了店，十年以后，他们和我们一样，就都是上海人了，起码他们的下一代会是这样。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上海的工资比全国低，但全国都到上海来消费，特别是到上海的第一、第二百货商店来买东西，买很多东西带回去。那个时候，上海赚的钱上海没有什么自主权，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市场机制，不准有市场机制，财政方面是中央统一调拨的，上海只能当“二传手”，上海人只能是从机关、工产弄点有关的便宜货回家，就这点实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现在上海有这么多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就算上海市政府的财政都给人家控制，只要上海人手里有钱，只要上海的发展能够让全国、全世界的人来消费，来谋求发展，上海的发展就是要停也停不下来的。

九、其他奇谈怪论

－－改革开放，遵照科学的发展观保稳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总是有人要先走第一步的，为什么上海就不可以先走第一步呢？历史反复证明了我们上海不但是甘愿冒风险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且历史也证明了我们上海有能力走好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海过去被叫作“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再叫一次“冒险家的乐园”有什么不好？求发展就总是要冒险的，上海有一天发展到超过美国的纽约，有什么不好？美国的纽约一直就是世界冒险家的乐园，我们上海不幸的是中断了几十年。我们要是让世界的冒险家都到上海来的话，如果上海能够做到有这样的吸引力的话，那么上海有一天就会超过美国的纽约，美国的纽约中文学校里就开始有上海话的课程了。

－－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我们党已经学习讨论过了，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同，如果不是有人要否定或者改变解释的话，我看召集会议再讨论研究，不管名义上怎么说，都毫无必要。如果有人要召集会议讨论研究一下北京这座城市的名称，你会认为这是为了对北京这个城市名称加强和提高认识吗？有人刻意避免再提“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走远了我就怀疑有人是儿子不想认老子了。儿子想证明比老子高明，慢慢证明大家看就行了，急什么急？

－－我们党的干部要依靠群众，没有说过依靠群众就只能去依靠工农兵和居委会群众，这是过去的说法。企业家、商人，科技、文化和知识界有头脑和有影响的人，也都是我们的群众，外商也是我们的群众，大家都是我们党的干部应该依靠的群众。所以我强调，我们党的干部思想一定要真正做到开放。

（来源：新华社内参部）

新世纪新闻网

今年10月，余杰先生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之外的另一片中国土地──台湾出访的计划，意外被一场未了结的民事官司给破坏了。9月22日，余杰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正式通知，被限制离境。

该法院支持的是《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规定的下列一个情形：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不批准出境。显然，司法机关在中国是有权威的，余杰就不能出境了。

可这次出访，本不是什么“出境”，但由于中国特有的“中国两制度”环境，一名中国人从中国的此地到彼地就成了出境，北京的余杰先生到台湾，有法律严格限制，他也只能遗憾“无法成行”了。

本来，余杰到台湾，是为了参加台湾纯文学刊物《印刻》杂志社的邀请，参加纯文学交流活动，但只是不知道他还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事情，起诉他名誉侵权的原告就已经知道了──可见他们的情报系统还是相当厉害的。原告向法院申请限制被告余杰出境，很快得到法院支持。

2004年4月，余杰曾在《南方周末》撰文《作文岂能“爆破”》，批评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的钱财。2006年，郑北京以余杰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将余杰告上法院。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余杰败诉，法院判处余杰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余杰遂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9月19日，郑北京向二中院提出申请，限制余杰出境。

9月29日，余杰到二中院与处理此案的民事二庭的李经纬法官面谈。

杰表示，尽管该决定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公民权和人身自由，但他本人尊重法院的决定，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如数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李经纬法官表示，在他15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若干民事案件（其中有许多是名誉权案件），但从来还没有发生一起因此而提出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情况。郑北京方面依据相关法律提出申请，法院难以拒绝。可余杰也提出了预交保证金一万元的申请，可这次法院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余杰特向法官介绍了自己将于10月中旬因《印刻》杂志社访问台湾的计划，表示不希望此计划受到影响。法官遂与郑联系，建议尽早审理此案，但郑拒绝，并表示将把此案拖到11月。

这一结果，恰恰表明余杰在法律规定不可出境的条件下，连台湾这个“中国的另一片地方”也无法成行了。按照“一个中国、一中各表”

的思路，我想，不是台湾人在闹“台独”，而是大陆的领导和权力机关在闹“台独”。中国之内出访，何来出境？法院限制余杰出境，偏偏不是出中国“国境”，而是到台湾，这难道不是支持“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吗？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法院法官们有没有想过“不让余杰出访台湾等同于助长‘台独’”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宪法上有关“维护祖国统一”的规定？

“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文学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这是台湾《印刻文学生活志》（即《印刻》）总编初安民的一句名言，时常被媒体引用。现在我套用这句话，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我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余杰此次出访台湾，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坚决不能认为是出境。

《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对公民出境的限制，是指对出了国境、出了国界者的限制，而不是指一国国境内出入需要限制。按照“一中各表”的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司法机关也好，行政和立法机关也好，都应该看到中国政府的胸襟是广阔的，即使大陆人到台湾需台湾当局的申请和限制，但大陆人对台湾人到来应该无条件欢迎，随时申请随时开放，不能有任何的限制。

这次，余杰到台湾，恰恰是台湾方面邀请的，却意外受到了大陆方面的限制，真是非常令人遗憾。

当然，我相信未来有一天，大陆对台湾人士来访也不要限制，或者主动邀请马英九、陈水扁、吕秀莲来访；台湾对大陆人申请防台，也不要有什么限制，大家都属于一个大中国，就没有必要严格区分彼此你我。

回顾余杰不能出访台湾这一“不幸事件”，我们还应该看到，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不是一句空话？北京二中院无权限制公民余杰出访台湾的自由，或理由不当。对于余杰郑北京名誉权官司的诉讼，法院应该收下余杰递交的一万元保证金，以示对原告郑北京的公允，但就是不能限制余杰出访台湾的公民人身自由。一旦限制，法院就陷入非法违宪境地，形象受损，而且还要舆论指责和承担法律责任。

余杰表示，他被限制出境的时间正好是计划访问台湾的时间，他特别感到不得其解的疑问是原告郑北京如何正好知道他有此访问计划而进行破坏？最合理的解释是：有关方面窃听了余杰的电话和邮件之后，告知郑并唆使其作出限制余杰离境的申请。这恐怕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另一个“杰出”翻版了。

对此，余杰的律师浦志强表示，此事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深陷民事案件的知识分子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而在受到侵害之后，公民却没有任何手段申述和寻求救济，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可以伸张宪法权利。张思之等法学界前辈和萧翰等法学家均表示，因小小的名誉权案件而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可谓史无前例，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不为人知的内幕。

如果说，中国的“以法治国”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那么，这些“反常”现象就容易理解了。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若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这说明人人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法治的中国社会“是怎样一个混乱和无序的中国”，官方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权利了，尽管表面上是以法治的名义，其实质仍是“非法法也”，根本不可能指望一个没有法治的社会能够走向进步。

民主论坛

震惊中外的上海社保资金案涉案范围之广、级别之高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中纪委对祝均一、秦裕的查处正如有关人士分析的那样，是胡锦涛在敲山震虎，抓捕小喽罗正是为了顺水推舟擒获后台老板。之前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是我行我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陈良宇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锦涛在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以后会对他痛下重手。据说，被查处的陈良宇头一天还在上海体育馆兴致勃勃地观看刘翔跨栏，刘翔倒是跨过去了，而他自己却栽倒了。陈良宇作恶多端，罪该万死，上海民众对此尤为清楚，然而，他幡然落马的主要原因却非贪污腐化，而是因为没有及时地转变政治立场，在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已经铺天盖地的今天，陈良宇仍然对“三个代表”念念不忘，且不失时机地对抗胡温。陈良宇能够爬到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置，完全可以说明他是一个官场老手，他的落马并不能说明他不懂中国官场的潜规则，而只能说明他对江泽民和上海帮的影响力过于自信，自信到自高自大的地步。

 

陈良宇在上海早已经开始了违反党纪国法、搜刮民脂民膏的活动，但其超大的权力注定无法让上海当地的老百姓将其搬倒。原本以舆论监督为天职的新闻媒体在陈良宇的治下更是充当着名副其实的喉舌角色，相反，媒体倒成了被陈良宇监督的对象，电视节目《财经郎闲评》就因为谈到社保资金不能挪用的问题而被坚决叫停，足可见得陈良宇等人做贼心虚的强盗心态。陈良宇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的戏剧性变化为他的人生划出了一道高顶点的抛物线，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颗闪亮的流行，在迅速崛起后又迅速落下。陈良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开玩笑，除了因为他自己的骄横跋扈、有恃无恐之外，当然还有他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性格在作祟。

 

凡属大案，一般都会牵涉到高级别的官员，上海社保资金案亦概莫能外。陈良宇看似此案的最高指挥官，其实不然，据说，涉足其中的还有更高级别的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黄菊在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前和陈良宇一样，也是上海市委书记，因为他和江泽民如胶似漆的关系，所以外界一直都把他看作是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之一，更因为上海是江泽民的发迹地，所以黄菊被有些媒体视为江泽民的家奴。陈良宇被免职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干以胜26日说，随着调查的持续进行，可能还会涉及其他人士。陈良宇落马会牵涉到一大批上海官商自不必说，也不足以给外界以悬念，唯有比陈良宇级别更高的黄菊才是外界最为关注的。干以胜虽然发出了狠话，但动不动黄菊并非他所能决定，甚至于连胡锦涛也无法决定黄菊的命运，因为政治局的9人决策体系当中，起码还有5人属于上海帮人马。胡锦涛在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之际毅然祭出了“反腐败”的大旗，但其后的中国媒体对“反腐败”的呼声却不见强烈，因此，胡锦涛的那次发言被很多人认为是准备以“反腐败”之名剔除政治异己的信号。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官方已取得足够证据，显示黄菊之妻于慧文也涉入社保基金丑闻，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对黄菊或其妻子采取公开行动。

 

黄菊因为没有参加春节前的一次理应有他参与的会议，今年春节过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都为外界所关注，有媒体爆出他罹患胰腺癌的消息，但他消失了几个月后，仍然有他的指示见诸媒体，近来更是强撑着在公开场合露面，以显示他的存在。就在9月28日，黄菊还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不过，黄菊确实面容憔悴，精神不佳。另外，就在黄菊的妻子余慧文25日被“双轨”以后，黄菊在26日突然高调荣登新华网“焦点新闻”，从该新闻所配图片来看，除了和黄菊握手的那位高技能人才笑容满面之外，其余的人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是否是胡锦涛等人的有意安排，我们不得而知。据世界新闻网报道说，黄菊已经病入膏肓，他每出来一次对身体的损害都很大，他现在靠刺激末梢神经系统的进口药和大量止痛药以及激素维持生命。可见，在如今四面楚歌的境地，黄菊对自己的生命已经无所顾忌，在他看来，露面也许会比延续生命更重要。

 

明年中国便要召开十七大，按照年龄，黄菊理当退出政坛，但他作为江泽民的心腹，在江泽民有心恋栈的情况下，他并不情愿放弃现有的政治地位。胡温的政治势力正日益扩大，昔日如日中天的上海帮势力却是江河日下，陈良宇的落马便是最明显的标志。既然黄菊的妻子涉案，黄菊就没有理由逃避责任，即使他没有主持操作，但他至少也是一个知情者。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黄菊，对家属违法行为的默许便是对犯罪行为的纵容，因此，于法于理，他都责无旁贷。不管是从“反腐败”的角度还是从权力斗争的角度讲，胡温都应该彻查黄菊及其家属，穷追猛打上海帮，既扫清障碍，又取信于民。黄菊能否在十七大前全身而退，看来是凶多吉少。

 

2006年10月3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