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张爱玲赠给庄信正妻子杨荣华的照片

　　编者按：尘封40年，张爱玲与友人书信首度

公开。《书城》杂志取得由庄信正本人整理笺注的张爱玲信札之简体字版独家发表权，并将分几期刊出这些珍贵资料。本报得到《书城》杂志允许，特选登其中几封以飨读者。

　　第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Chang/1315 C St Se,Apt.22
　　Washington，D.C.
　　20003

信正先生，

　　回家后忽然想起来，Racliffe申请grant找保人有“从几时认识的”一项，似不必问Mr.Frenz。我找夏志清因为认识年数久了，而且可以举出他的文学史作参考。过天我再写信给Mr.Lau，或者可以算一九六○年在台见过。你说不像他会写信，千万不要抽出时间来特为回信，等以后见到陈先生向他探探口气后再告诉我。跟你们谈过后实在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这里匆匆不说了。祝

　　好

张爱玲
廿六日午

　　注解：

　　这是张爱玲给我的第一封信。

　　1965年我的母校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福伦兹（Horst Frenz）教授筹办“东西文学关系讨论会”，要我代为邀一资深中国学者参加。我首先找夏志清教授，他有事不克分身，建议我另找张爱玲。震于她的盛名，我颇怀疑张先生会答应，夏先生叫我试试看。我与张先生素昧平生，为了慎重其事，请福伦兹先生出面亲邀，她居然答应了。次年夏天我从任教两年的堪萨斯大学返母校印第安纳大学，由恩师福尔斯特（Norbert Fuerst）教授督导赶写博士论文。讨论会正在那时举行，我得以前往听讲。张爱玲谈的是中国电影。会后我和刘绍铭（即信中所说的Mr.Lau）去学校附设的旅馆求见张先生；谈了大约半小时多，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兴奋和荣幸感，也记得她信中所说的“非常大的鼓励”给了我更大的鼓励。

　　她计划申请附属于哈佛大学的著名女校瑞德克里夫（Radcliffe，信中拼成Racliffe）学院一个“独立研究奖助金”（Fellowship Grant for Independent Study），要我转托福伦兹教授替她写推荐信。她从印第安纳返回住处华盛顿立即来信，说申请表上需要表明与推荐人已相识多久，而她和福伦兹是初识，写推荐信的效果不会太大。（我已先告诉福伦兹先生，他慨然应允。）

　　“陈先生”指美国加州大学中国文学系陈世骧教授。那年春天我已接受他的邀约于7月开始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继任夏济安先生所遗的研究职位。我在印大时告诉张爱玲我也可以请陈先生为她写推荐信。

　　1969年她去中国研究中心继任我的职位时提出的履历表说1967年得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奖助金，负责把《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次年获再延一次，至1969年6月。

　　第八封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橖/（见注解）

信正，

　　我十八日离开Ohio，忙乱中来不及写信，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一部弹词，明知陈世骧先生不见得对弹词有兴趣，还是寄了来托你转去，等于我跟着大家逛了趟旧书摊。我申请到了fellowship译《海上花》，七月搬到Cambridge去，先在纽约暂住两个月，地址是

　　Hotel Alamac,Rm.730
　　71 Street&Broadway
　　New York,N.Y.10023

　　在Ohio他们已有周翔初，不需要添人，我去本来讲明是客串几个月。搬家累着了，扭了筋，所以听你说陈先生夫人前两天在纽约，也没设法去找。《又见棕榈……》梨华给了我一本。附信请等陈先生回来后转交。祝

　　近好
　　爱玲

四月廿八

　　注解：

　　此信的信封一时找不到，可能用来装她所附的信给了陈先生了。信里提到已离开俄亥俄州10天，发信地址该是当时在纽约市西区暂住的旅馆，即信中所附者。

　　她不止一次寄书赠给陈先生由我转交（包括名著《歇浦潮》），都同样是她家传的善本书。

　　“橖”：原文如此。此字我遍翻大型词书如长12卷的《汉语大词典》、长8卷的《汉语大字典》和诸桥辙次所编长12卷的《大汉和辞典》，都没有收。这里却显然不是笔误，因为后来1970年寄我的年卡和1974年6月13日的信上也都如此，或许是她个人的习惯写法。当前坊间通行的《红楼梦》版本第39回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贾母告诉她可以从园子里摘些水果带回家去，“也算是看亲戚一趟”，查我手边三四个抄本，“趟”都作“淌”，近似红学家张爱玲的写法。（编者按：橖，车木，或释支柱。《广韵·唐韵》：“橖，车橖。”《集韵·唐韵》：“橖，车木。”又《映韵》：“橖，柱也。”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合作出版的《汉语大字典》收入此字。）

　　fellowship：指她已获瑞德克里夫学院的奖助金。《海上花》英文译本直到2005年——她死后10年，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我手边有Uncorrected Proof（未改正校样），名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长554页。封面说First translated by Eileen Chang.Revised and edited by Eva Hung（首次由张爱玲翻译，经孔慧怡修订）。

　　Cambridge：马萨诸塞州著名大学城。是瑞德克里夫、哈佛等校所在地。

　　张爱玲1966年11月4日致夏志清先生信中提到她住俄亥俄期间，周翔初“对我照应得很周到，但并不friendly”（友善）。《又见棕榈……》指於梨华所著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第十七封信

　　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十（同前）

信正，

　　我这些时一直惦记着寄两本《北地胭脂》与《半生缘》（《怨女》迄未收到）给你送人，因为没有够大的padded信封，只有一家较远的书局有，这一向忙着许多未了的事，又患感冒占掉两星期的时间，所以迄未去成。结果还是昨天收到你寄来的《半生缘》，给敝本家写了上款，也送你一本——你买的可以留着送人——另打包寄上。乘这次到邮局去，也寄书给陈先生，寄到办公处，不确定房间号码，还是请你转交。我想七月初来，知道那边房子一定难找，如果你有工夫代找，当然再好也没有。不过在你自己搬家的时候给你添麻烦，实在过意不去。我需要的是：

　　（一）一间房的公寓（号称一间半），有浴室，kitchenet；（二）离office近，或者有公共汽车来回方便。地点合适，宁可多出点房钱，每天可以省不少时间。

　　（三）最好房子不太老，比较干净。

　　（四）此外都随便，家俱可有可无，如有床，最好是榻床或沙发。装修、光线、嘈杂、房间太小，都完全没关系。

　　你看有差不多的就请代定下，寄合同来签。如果没有，也许有宿舍或是rooming house有room with bath，（附近恐怕没有residential hotel?）先住着再说。再不然夏天sublet的公寓，那就远点也行，不过小的少，恐怕也要马上定下。匆匆寄出这封信，因为怕错过合式的，不是等着回信，请慢慢的找着看。祝

　　好

爱玲
五月卅日

　　注解：

　　padded信封：双层纸（中间夹有衬垫）制成，可保护里面的邮件。

　　我托父母在台湾买得《半生缘》，怕她自己还未收到，寄了给她。

　　我在洛杉矶有位朋友与她同姓，我请她签赠自己的著作。“写了上款”：“上”后面似漏“下”字。

　　那时我正在准备从柏克莱搬去洛杉矶。但其实并没有“添麻烦”，何况我总是很高兴能为她代劳。

　　Kitchenet：小厨房；未必单独一间，往往只在客厅或起居室的一个角落。

　　office：办公室。rooming house：寄宿舍；公寓。room with bath：有自己卫浴设备的房间。

　　residential hotel：类似公寓的旅馆。

　　Sublet：转租，分租。大学城暑期有人外出旅游度假，会把自己住的公寓暂时租给别人。

　　从信里可以看出她心目中的理想住处近似美国所谓efficiency或studio（apartment）。

　　第十八封信

　　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同前）

信正，

　　收到《中国古典小说》书评，非常高兴，等稍微空一点的时候再细看。上次来信托你找房子，忘了说如果有离office实在近的，没有一间房的公寓，两间也行，因为希望节省时间。不另道谢了，也实在谢不胜谢。我大概七月一日乘飞机来，绝对不需要接，房子没找定就先住旅馆。你如果已经走了，请把房子的情形告诉一个朋友，让我打电话去问。匆匆祝

　　好

爱玲
六月七日

　　注解：

　　“书评”：我为夏志清先生所著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写的英文书评，1969年发表在美国的Criticism上。张爱玲在柏克莱找住处必须离办公室近，因为她不开车，而这大学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最后我找到两处等她自己选择。一处是在柏克莱一条大街University Avenue，对面就有超市，离中国研究中心（当时不在校园内，而是在市区Shattuck Avenue上租了两层楼）也不远；但房子旧，四周较杂乱。另一处在Durant Avenue，清静的住宅区，距办公室只有两条街，一房一厅（她所谓的“两间”），房租则贵得多。顾孟余先生夫妇住在同一栋房子（但不同楼层），鉴于顾先生早期与汪精卫共事过，曾被视为汪系，而胡兰成于汪叛国后在伪政府作过官；我怕有不方便处，向她提起。她说不要紧，她很少出门，难得会遇见，何况彼此素昧平生。于是选了这里，住三楼。顾先生原由陈世骧先生聘为中心的顾问；我开始工作时办公室在二楼，一大间隔成两间，进门左边是我的（亦即济安师生前所用者），右边较大的属于顾先生。他已很少去上班；次年（1967）我搬到三楼，顾先生形同退休，不用办公室了。顾先生夫妇和张爱玲一样深居简出，彼此在上下楼时碰见的机会绝无仅有。（顾先生夫妇后来移居台湾，终老阳明山。）

　　张先生7月初到柏克莱，我则8月才去洛杉矶。这样我有机会同她见面。有一次一位朋友从洛杉矶到湾区，我招待去加大看表演，鼓勇也请了张先生，她居然去了。后来才知道真是殊荣（她多年前已绝少应酬），现在想来，除了感激，也觉得唐突。

　　我见过张先生多次，包括两次各长六七小时的彻夜畅谈；第一次该就是这段时间承她邀约而作的拜访（第二次是1974年6月27日）。我不但未计划写访谈，而且事后连笔记也没有作。隔了36年多，印象已很模糊。记得最清楚的是她拿出一枚铜币，已经磨成光滑的薄片；她说找专家鉴定过，认为是王莽时期所铸的“布”。她要送给我；我极为感动，但力陈这是她的传家之宝，应当自己留着。她也没有勉强。《对照记》前言开头便引俗语“三搬当一烧”，想到她晚年频频迁居，我非常后悔当时没有接受这件珍贵的纪念品。另外记得她好像怕我紧张，态度非常亲切，也很随和，耐心地听我信口开河。

张爱玲写给庄信正的第一封信

被广泛关注的中国民间维权运动在近期受到了很严厉的打压：陈光诚被判重刑，高智晟、郭飞雄、力虹、陈树庆等多人被捕，准备援助高智晟、郭飞雄的其他维权人士也纷纷受到软禁、传唤、警告或遣送，而且面临被捕的威胁。此前不久，李元龙、赵岩、昝爱宗、孙不二、李劲松、李苏滨、郑恩宠、杨天水、杨在新、刘正有、付先才、姚立法、吕邦列等人或被判刑、或被拘留、或被殴打；上访民众、民运人士、独立作家、家庭教会、网络论坛、非政府组织等等，均受到镇压或整肃。对维权运动进行全局性的打压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据此认为，“中共统治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目前实施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暴虐的统治”，“执政者的合法性已经消耗殆尽”；因此，“和平理性非暴力维权之路被中共堵死”、“依法维权路径已经止绝”、“维权运动已经陷入困境甚至已经失败”，种种论调，不一而足。

人们不仅要问：中国的维权运动往何处去？

这一题目很有讨论的必要，我不惴浅薄，简要论之，聊备一家之言。
　　

　　
首先不能回避的是，维权运动到底是什么？它的范围、宗旨、方式、原则是什么？

2003年底，有学者把2003年称为公民维权年，从蒋彦永披露SARS真相、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到不锈钢老鼠事件、杜导斌事件、独立候选人参加基层人大选举等等，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这以后，“维权”一词越来越被认同，也被海内外的观察人士寄予越来越大的期望。

但维权运动并非从2003年始，此前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联署公开信活动、网络签名活动、法轮功披露真相的运动、为政治犯良心犯公开辩护的活动等等，都是维权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们也不必寻找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是2002、1999年，还是1989年、1986年，但文革以前肯定是没有维权运动了：维权个案会有，维权“运动”绝无可能。

维权运动的范围也一直没有统一的看法。最狭义的讲，只包括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在人权案件/事件中公开地保障或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比如太石村事件、陕北石油案、孙志刚案、蔡卓华案、临沂计生维权案等等。稍微广义的讲，还包括记者、作家、教师、异议人士揭露真相、公开抗争的活动，比如蒋彦永、刘晓波、焦国标、丁子霖、李大同、卢跃刚、高勤荣、师涛、黄琦等人所作的事情。但我愿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维权运动，它不仅仅是维权律师、人权斗士、独立知识分子、著名记者等“维权精英”的活动，它还包含了、或者说它主要是一场由广大公民所参与的、涉及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争取民权的社会运动。虽然提到维权运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媒体上频频露面或在监狱里苦苦受难的维权英雄，但维权运动的主要构成力量，是那些为了失去的土地而抗争的农民、要求罢免村官的村民、反对非法拆迁的市民、要求司法正义平反冤案的访民、在网络上揭露腐败传播真相的网民，是那些要求法定权利、要求自由民主、要求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普通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又可以称作公民维权运动、民权运动、民间维权运动、公民运动，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场中国政治转型过程的真相运动。（我曾在《真相是如何可能的》一文中分析过中国真相运动的背景、动力、条件和前景。）

维权运动和异议运动、民主运动则有交叉、有联系，但概念不同。在对宪政民主制度的追求上，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并无差别；但在进路上，民主运动侧重于要求政治体制变革、侧重于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政治权力；而维权运动则侧重于个案的公正、个人的权利保障和具体的体制改革。维权运动的主战场不在街头广场而在法庭内外。比如说，维权运动往往不直接要求抽象的“言论自由”，而是在具体的案件中，为被告席上的写作者辩护，诉诸刑法条文的法理解释和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抽象的言论自由蕴含其中矣。又如扩大民众的参与，维权的思路是，在默认或搁置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上，利用有限的法律空间来独立参加人大竞选。必须指出的是，说维权是民主运动的新形式，或者说民运是维权的一部分，我都不反对。要重视的不是“名”而是“实”，不是动机而是结果。而且近几年来，民运维权化也是一个趋势，过细地区分维权和民运已经意义不大。

名为“运动”，但维权运动和中国当代历史上大哄大嗡的群众运动、和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完全没有关系。它不是暴君所操纵中的暴民运动，而是一场从自发到自觉的争取民权的公民运动。它不是破坏法制，而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它不为争夺权力，而为保障权利；它不重政权更替，而重制度建设；它不期立竿见影，而是脚踏实地地重建公民社会。

维权运动除了在范围界定上有歧义，它也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固定的成员、没有具体的组织、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目标。有人认为维权只应限于维护法定权利，有的认为也包括反对恶法，争取自然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有人认为维权运动应该避免政治化，有人认为维权无法回避政治，也有人认为必须政治化。对维权运动的意义阐释是随着维权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互相交流、碰撞、竞争中逐渐磨合，并逐步扩大共识。在这个意义上，维权内部的公开分歧或者公开论战是好事；它有利于形成清晰的“重叠共识”。

维权人士所采用的或认可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张思之与郭飞雄、莫少平与高智晟、丁子霖与刘晓波、郑恩宠与陈光诚、贺卫方与艾晓明、姚福信与叶国柱、姚立法与刘正有、许志永与胡佳，互不相同；有的甚至互不认同。这也是好事。维权运动不需要统一思想、统一声音、统一步骤。在目前这种严酷的情形下，必须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策略；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某种方式被禁止，其他方式还可以幸存；某条路走不通，还有人走别的路。从极权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是一个极为艰辛和复杂的过程，需要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去思考、去探索、去推动。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精英的还是草根的，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朝着保障民权、促进自由民主的方向而努力，都不应该排斥。既不能嘲笑那些低调的人怯懦，也不能指责那些激进的人坏事。既不要把任何一种牺牲当作是无谓的牺牲，也不能把坐牢本身当目的，把坐牢本身当作道德优势。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也理解每个人的现实处境。

维权运动的原则是自由主义的：坚持法治、反对暴力；保障人权、反对专制；追求有自由的秩序，反对以秩序为借口压制自由；坚持责任伦理，反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维权人士绝不能在反对专制的时候将自己的观点或做法强加于人，绝不能在争取自由的时候把他人当作手段，绝不能在追求法治的时候采用反法治、反规则的方法。中国的维权运动（真相运动）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思想所结出的行动果实；换言之，自由主义理论在走进国人的大脑之后，必然要走进国人的生活。
　　

　　　　　　
那么，如何看待维权运动所遭受的挫折？

维权运动从一开始产生就是被压制、被打击、被分化瓦解的对象。从政府的性质和维权的性质上来讲，不对维权运动进行打压，才是难以理解的。有一个事实容易被人忽略，甚至被人否认，那就是：尽管中国的人权记录相当糟糕，尽管中国的自由度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倒着数），尽管对维权人士的镇压违背了基本的人权法则和文明标准，但是中国社会的自由度确实有所提高，公民的言论空间和行动空间也确实在逐步扩大。不必和30年前、20年前相比，就是和10年前、5年前相比，也有了进步。一个要求重新评价六四的公开信在10年给极有可能给发起人带来牢狱之灾，但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不再有这种恐惧。（当然，并不否认仍然有些人因为这样那样的签名而受到处理甚至指控。）看看网络上的批评言论、看看有多少人可以通过网络封锁浏览敏感新闻、看看发展迅速的博客文化、看看公开的研讨会或大学课堂可以讨论的东西、甚至看看官方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不带偏见的人应该承认中国人权状况的进步。但是大致而言，这种进步并非政府赐与的、也未必是政府所愿见到的；这种进步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公民艰难探索和斗争的结果，是那些英雄和先驱以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等不可阻挡的力量带来的结果。

因此，维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发展本身，就说明了政府控制力量的减弱。这不是指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力量小了，而是整个社会的容忍度的增加、公民文明观念的提高和国家国内现实力量的约束，使得暴力机器不能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使用。文革时期没有维权运动、北朝鲜没有维权运动，也能从反面说明这一点。说“中共统治进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目前实施的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暴虐的统治”，是不负责任的、缺少历史眼光的。今日中共的暴虐和专横当然有目共睹，但比镇反、反右、文革、六四，显然要进步的多。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即使胡锦涛或他的继任者想当金正日也不可能。（《一个思想实验：关于中国政治》）中国已经形成了朝向自由民主的历史大势，这是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虽然通往自由的维权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维权运动如果把眼光总盯在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上，那时没有出息的。

当下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现实的政治体制无法满足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对基本人权和法治民主的需求。公民维权运动解决的就是这个主要矛盾。目前言论空间和行动空间的扩大，可以看作是维权运动所取得的成果。明乎此，则维权运动的挫折必然是短暂的、局部的。就像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无法中断一样，维权运动也绝不会偃旗息鼓。
　　

　　　　　　
行文至此，似乎已经回答了“中国维权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

　　1、维权运动并未遭到致命的打击，也不可能停滞不前。每年数万起维权抗争和国际关注的重要案件只是民权运动的冰山一角。无论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谈判桌上的据理力争，还是网络上的传播真相、人大会上的积极质询，无论是家庭教会的虔诚祷告，访民的坚持不懈，还是NGO的稳步发展、地下刊物的流传，都展示了维权运动的活力和潜力。政府像妖魔化法轮功那样妖魔化维权运动，可能性很小。消费者维权、小区业主维权、3·15维权日、民工讨工资、举报腐败现象，在官方媒体中频频出现；全民动员的社会结构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大大衰弱。有压迫，就有反抗；有侵权，就有维权；有奴役，就有对自由的渴望。

　　2、维权运动的原则、方式、宗旨无需改变。要坚持合法的、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要拒绝谎言，坚持说真话，要以保障具体人权、改进具体制度为本分，目标仍然要指向现代民主政治。要盘活制度存量，积累道义资源，强化公民意识，培育维权文化。既重过程，又重结果；既讲原则，又讲策略；既有抗争，又有妥协。说“和平理性非暴力维权之路被中共堵死”、“依法维权路径已经止绝”，没有道理。维权活动虽然有时遭到黑社会式的骚扰和恐吓，但依法维权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依法维权的条件或资源包括法治意识形态、已有的程序资源、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国际舆论、体制内的空隙、民众的意愿，等等。（参见拙文：《真相是如何可能的》）

　　3、维权运动坚持多元化、不制造领袖。“暴民寻找领袖、公民寻找代表。”（阿伦特）维权是分散的、多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应维持维权方式的多样性。维权是把无罪的人从监狱里拉出来，而不是把自己拼命往监狱里送。对担当苦难、“主动”入狱者，尊重其个人选择；对被构陷入狱者，尽全力营救；但号召别人入狱或号召别人做必入狱之事者，就不能不怀疑其别有用心。

　　4．维权运动要把眼光放长远，不能急于求成。民主转型是个长期的事业，要靠行动者的合力，靠各种资源的博弈，也受到历史机遇的影响。转型的具体时间和具体过程难以预测、也无法设计。维权组织化、政党化的时机远未成熟。街头斗争也有其作用，但目前不宜提倡街头化。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和公安部门的审批实践，合法的游行示威基本上无法存在，而依照“公民不服从”理念而进行游行示威虽然也是维权的一种方式，但中国的新闻制度、司法制度和政治结构，决定了“公民不服从”目前不能作为常规方式。维权的舞台目前在法庭、互联网，适当的时候会发展到街头、广场；等再往后发展到报纸、议会的时候，维权的历史使命差不多就完成了。但目前不是这个时候。
　　
可以说，维权运动开创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局面，也必将成为促进中国和平转型的重要力量。维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理论一道，为中国公民提供了“社会想象物”：即自由民主政治。社会想象物在任何一种社会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为重要的。“维权的过程，就是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在各社会主体之间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中国将依靠维权而告别蒙昧，进入现代文明社会。这是一条普世大道。现代世界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同样要靠维权来实现。”（鲍彤：《关于公民维权问题的提纲》）而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全面转型，其深刻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决非数年之功就可完成，需要慢慢磨练。自由民主在中国之实现，毋庸置疑；但它除了需要我们的智慧、胆识和行动之外，还需要时间。“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唐德刚：《袁氏当国》）我们既要凝望辽远的星空，又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踩在坚实的大地上。
　　

顾海兵等学者以23所国内外知名大学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对象，对教师的来源做了一次调查，他们发现，在17所内地大学（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复旦、中山、南开等）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其中有604人都是最高学历在本校毕业，直接留在本校任教，占全体教师的62%。在中国科技大学副高以上职称的教师中，在本校取得最高学历的占了54.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有80%的教师都是这个学院毕业的，北大经济学院有64%的教师毕业于本院，清华经济管理学院这个比例相对低些（但也占53%），与这些数据相反的是，海外大学毕业生很少有留在母校任教的，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有86%的教师从未在本校就读；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47名教师中，只有一个人的最高学历是本校。

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上，东道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了这项调查结果，直言不讳地批评内地高校，超过6成的教师竟然毕业于本校，这一日趋严峻的“近亲繁殖”现象已危及大学的创新能力。这位中科院院士指出，自然界基因的多样性保证了“物竞天择”，使生物不断进化，在科学领域，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由于“近亲繁殖”，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目前的现实是，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近亲繁殖”的程度就越是严重。

朱清时院士的发言，经新华社报道，刊登在各地的主流报纸上，让人感到触目惊心。长期以来，“近亲繁殖”现象将带来的严重后果，一直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不知道朱清时院士这次的大声疾呼是不是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他也不无悲观地指出，依据现在的教师更新速度，这一现象20年内还不可能根本改观。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出了这些真话。这是我们值得欣慰的。一个民族总要有人不断说出真话，才会有希望。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都需要有啄木鸟，而不能光有喜鹊。今天，既然已发现并认识到“近亲繁殖”的严重性，正视这一问题，就有可能想办法逐渐扭转、改变这种状况，哪怕需要时间，需要各方面持续地付出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说，可怕的不是大学有“病”，而是畏疾忌医，而是视而不见，而是忽视、轻视、漠视。

“近亲繁殖”使智力低下或某种残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这不过是简单的常识。大学的“近亲繁殖”，其弊病和危害可谓多矣，就近而言，容易形成许多相互之间有师生、同学等关系的小圈子，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可想而知的，它有意无意地为排外心理、关门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在学术层面上，相互之间有学术师承关系，不同的观点、见解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出来。众所周知，学术基因的单一化，对于滋生新的思想是极为不利的。长远来看，“近亲繁殖”注定会造成大学校园内学术创造力的消退，久而久之，大学会失去一种动力，大学本应该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学术基地，能容纳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思潮、流派、倾向，相互激荡、砥砺甚至辩驳、对立，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不同学术因子的交互中，才有可能不断迸闪出新的火花来，也只有这样的大学才无愧于大学的称号。蔡元培先生早就说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也是世界各国大学的通则，而“近亲繁殖”正好是与此背道而弛。

──《观察》首发 

面对今日中国的权钱交易式腐败愈演愈烈，民众在表达不满时常常以毛泽东时代的廉洁为参照系。但这样的对比绝非事实陈述，而是舆论误导的结果。首先，由于中共政权严格限制揭露毛泽东的罪恶；其次，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新左派的误导；第三，毛时代的受益者在回忆中大肆美化毛泽东，特别是毛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基本上是”为尊者讳”的美化式回忆；第四，毛时代的大量受害者仍然心有余悸，大都以”不堪回首”为借口保持沉默。这些因素的合力造成历史的扭曲和空白，以至于，文革后的新一代很难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比如，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后，胡锦涛率领新的常委会前往毛泽东纪念堂朝拜暴君的亡灵，媒体上大肆炒作毛的丰功伟绩和亲民作风，凡是与毛沾边的人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除了毛的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的回忆和评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毛家人的大出风头：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在毛诞辰的12月26日，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之妻居然为毛家生下第四代，也成为媒体报道的小热点。

在这些毛家人和毛家奴的回忆中，除了继续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与中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文献记录片《走近毛泽东》相配合，意在通过对凡人毛泽东的记忆，在生活细节上神化毛，塑造出”慈父仁夫”的形象。毛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和严于律己，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及其毛时代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了，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而事实上，李纳是政协委员，丈夫享受将军待遇，享有离休干部的公费医疗。毛新宇生子，也要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哪有看不起病之忧。

那么，毛时代以及毛泽东本人真的那么干净吗？否！

一 滥用公权力的腐败

毛式腐败的极端表现，首先是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并肆无忌惮地滥用，他已经把整个中国据为己有，把全国资源和全体民众作为实现其权力野心的工具，所以，除了滥用绝对权力之外，他根本不用在经济上以权谋私。

（一）毛本人滥用权力，尽情挥霍民脂民膏

如果把滥用公权力视为腐败的话，那么毛泽东就是中共权贵中的腐败之最。毛是不在乎钱，因为整个中国都是他个人的，要钱有何用！正如《康熙大帝》中孝庄皇太后送孙皇帝玄烨第一次上朝前的最后赠言：”大清的天由你撑，大清的地任你踏，大清的人都是你的臣民”（大意如此）。这样的独裁统治箴言，包含了太多令人恐怖的潜台词，比如：大清的女人任你玩，大清的财富任你挥霍，大清的人头随你砍。而毛泽东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作为，正是如此。

毛泽东个人的极权式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毛把中国的所有资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统统作为他的滥用权力的工具，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难以精确计算的巨额经济损失，致使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

最能说明毛式挥霍浪费的实例，莫过于文革时期的毛标志的泛滥成灾，也就是在制造个人崇拜上的挥霍无度：当时，一面是开不完的忆苦思甜大会和对艰苦朴素的大肆张扬，另一面是营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的语录、画像、像章的泛滥。1965年林彪主持编辑出版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截至1967年，《毛主席语录》已经印刷出版6.28亿册，几乎人手一册。”毛主席像”印了12.4亿张，接近人均两张。最过分的是，文革时期，大量制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飞机的上好铝材也被来制造个人崇拜。当时的中国人，几乎家家都收藏了有毛的像章，大城市的市民家庭收藏更多，少则几十枚、多则成百上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总共做了三十五亿个毛像章。当时的中国人口是七亿，平均每人五枚。这些像章，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毛泽东热中，已经成为商家赚钱的畅销品。

营造极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物质浪费之严重，已经到了必须靠中共中央下发由毛亲自批示的正式文件予以制止的程度。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该文件除了空洞的意识形态说辞之外，重点要求不搞形式主义而要讲究实效：1，关于塑像和像章，要求今后造毛主席塑像要严格按照指示办；不要修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2，关于毛的头像，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上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3，关于效忠运动，不搞”忠字化”运动，”忠”字有阶级内容，不要乱贴滥用；不搞”早请示、晚汇报”，不搞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第十三册》P50）

毛泽东制造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仅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让中国陷于盲目崇拜的疯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渊，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做奴隶。

（二）毛的家人滥用权力

毛时代的极权式腐败，不仅是毛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毛家人也滥用来自他的巨大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担任两届政治局委员。她在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毛家的第二代也都年轻轻地就执掌大权，横行于中国大地。

毛与江青的女儿李纳，26岁出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相当少将军衔）；后被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处负责人；离开文革小组之后，李讷又于1973年出任北京市平谷县县委书记，同年８月，她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出任北京市委常委。

李纳被空降到《解放军报》进行造反夺权，化名”肖力”。她对可能出现反毛动向的警觉，甚至警觉到荒唐的程度。她对军报的审稿做了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他的女儿肖力也有样学样，在军报内搞起对肖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在平安里３号，家家户户都张贴出大红对联”向肖力同志学习！向肖力同志致敬！”。还专门开辟”肖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肖力用过的革命物品要展出，甚至她的生活用品也要展出，比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她喝水用的大白茶缸，为了展示肖力的艰苦朴素作风。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26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军区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1976年，毛远新更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在中共高层的代理人。在周恩来、邓小平都见不到毛泽东的情况下，只有毛远新一人有权与毛泽东单线接触，并代表毛出席政治局会议。毛远新在辽宁和北京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

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1964年大学毕业，1973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

甚至与毛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也滥用权力。与毛关系密切的谢静宜在文革中的政治风光，已经尽人皆知。此次纪念毛的110年诞辰，谢静宜再次风光、四处露脸。她在每次采访中，都要讲到她与毛的密切关系，讲得两眼放光、情绪激动，一脸幸福的红晕。

另据李志绥回忆说：”大部份的女孩在初识毛时，仍是天真无邪的年轻姑娘。毛的性生活，特殊性格和至尊权力，在在都使这批年轻无知的女孩耳濡目染之后，逐渐堕落。多年来，我看着旧戏不断重演。她们在成为毛的女友后，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日益趾高气昂。与毛的特殊关系是这些未受教育，前途晦黯的女孩唯一往上爬，出名的机会。被毛宠幸后，个个变得骄纵，仗势凌人而难以伺候。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毛踢开的女人，利用与毛有过这种关系往上爬，在共产党内升官，夺取权力。”

在文革中，毛也利用绝对权力，出面保过前来求援的与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个姓刘的女人还因毛的保护而当上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见《李志绥回忆录》第三编）

二 毛在个人生活上的腐败

在生活上，太多的人被假相所蒙蔽，把毛坚持其小农式的生活习惯视为生活简朴，但毛的这种个人习惯，非但不能作为其廉洁的证据，反而恰恰是毛式腐败的典型表现：生活上的惟我独尊和随心所欲。

（一）毛的行宫遍布大江南北

在普遍贫困的毛时代，毛的行宫遍布全国，远远超过古今中外的历代独裁者。修一座行宫的钱，供他每天山珍海味地一辈子，也绰绰有余。大多数行宫常年空着，但也要众多工作人员为空荡荡的行宫服务，浪费掉的民脂民膏难以计数。毛泽东喜欢杭州的西湖行宫和武汉的东湖行宫，广州就要为他特别修建南湖行宫。在饿孚遍野的1960年5月中旬，毛泽东在湖南与张平化谈起韶山，说那里有个滴水洞，地方很好。张平化深谙朕意，便主持修建了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代号”二○三工程”。从1960年下半年开工到1962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完工，建筑面积共3638.62平方米。连同韶山冲至滴水洞的公路，也同时竣工。整个工程造价高达上亿元。而毛只在1966年5月住过12天。
1986年滴水洞行宫对外开放，已经变成韶山的著名旅游景点。

（二）毛的稿费乃天文数字

凡政治人物，只要是他在位时期发表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字，应被视为公共物品，而不能作为个人作品来收取稿费。西方政治家的稿费收入大都来自下台之后公开发表的文字。然而，在极权中国，在所有人的私有财产被剥夺的平均主义时代，毛作为终身党魁和实际上的国家元首，凡是他的文字（所有公开或不公开的文章、讲话、批示等）居然都作为私家知识产权来换取稿费。而且，毛的极权地位使他的著作的发行量成为全球之冠，仅《毛主席语录》的累积发行量就高达50亿册，已经超过了西方的《圣经》。所以，在毛活着的时候，他的稿费就累积高达三百多万元。这在那个贫困的时代，无疑是天文数字的财富。另据媒体披露，毛的稿费在他死后的二十七年中又有大的增值，现在可以供毛家人分配的稿费已经高达几亿人民币。

三 个人生活习惯的特权化

毛在饮食上的简单，只因为他喜欢吃家乡菜且不愿受繁文缛节的束缚，才没有宫廷式的奢华，但并不等于毛不享有特权。实际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仍然享受任何人难以比拟的特权。

毛嗜烟，就有专门的卷烟厂制造；毛用惯了牙粉而不喜牙膏，就在牙粉厂都被淘汰情况下专门为他一个人保留一家生产牙粉的工厂；毛喜欢睡宽大的木板床，即便出国访问也要将他的大木床装上飞机；毛因怕麻烦而不爱洗澡，就有内侍每天为他用热毛巾擦身；毛失眠严重，内侍就要在他上床后为他按摩并轻轻捶身直到他入睡；毛一烦恼，就要有人替他梳头来放松，以至于他的卫士长练就了梳头的好手艺；毛讨厌自己穿衣脱鞋，就有内侍或护士侍侯。

毛好茶，就有专门的瓷器厂为他烧制茶具和餐具；毛喜欢湖南澧陵的瓷器，就有专门的红色官窑，用最好的瓷土烧出最好的瓷器；毛吃饭用的瓷碗极为考究，重量只有124克，轻而透明。

为了满足毛的嗜好，1975年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江西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下达了一项绝密的命令：为毛泽东设计、烧制一套专用瓷器，要求能代表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并且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要求造型既要美观大方，又要适合毛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图案及色彩要符合毛的思想和情趣。这项工程是最高国家机密之一，是 1975 年头号重大工程，代号为” 7501 “工程。

毛只吃活鱼，甚至就在他访问苏联时也要保证他能吃上活鱼。据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回忆：”主席去莫斯科的路上就告诉厨师了，到苏联要是送来了死鱼，不是活的，扔出去。这个厨师也不知道为什么扔出去，他得听主席的，毛泽东叫他这样做他得做。苏联人送鱼到厨房交给厨师长，厨师长一看，鱼是死的，扔出去，吓苏联人一跳，’哎呀，这中国人怎么回事，这毛泽东可不好伺候，扔出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中文，厨师也不懂俄文，请示领导，领导也都惊动了，后来反映说，”毛泽东不吃死鱼，吃活鱼。” （凤凰卫视专题《说不尽的毛泽东》第五集2004年1月7日）

毛喜欢游泳，年轻时畅游湘江就用”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诗句，将其权力野心表露无遗。入主北京之后，他也经常在出巡之时游长江。他要在某地游泳，负责安全的人员和当地官员，就必须事前反复测量水流水速和侦查沿途风土人情，还要断绝一切水上交通。他一下水，就有浩浩荡荡的护卫和下属拱卫着，不但众多卫士和卫士长要下水，而且陪同他出巡的公安部长及其地方大员们也都要陪游。负责毛出巡时的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虽不善水性，但为了能够陪毛游泳，就找时间专门练习游泳。

四 毛的糜烂的男女关系

在极为艰苦的中共夺权年代，毛就是中共高官中的性道德败坏者。他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还在狱中时，他已经在928年５月和贺子珍上床了；在延安，为了与新欢江青名正言顺地同床，他就借治病之名把第二任妻子贺子珍送到苏联去治病。

中共掌权之后，在提倡禁欲道德的毛时代，私生活作风问题成为全民性的道德禁忌，穿衣戴帽决不能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普通民众的婚恋都要受到组织的审查和批准，婚外恋更是形同犯罪，极端的性压抑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反人性统治的标志之一。然而，毛本人却在紫禁城后宫里、出巡的专列上和所到之处的行宫中……过着随心所欲的淫荡生活。毛掌权后究竟玩弄过多少女人，很难有精确的统计。

毛在延安时就迷上了跳舞，进了北京就愈加着迷。于是，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再到全国各地的下榻处，都有他的舞厅和大群年轻的文工团女孩，而且，这些舞厅里都备有隐秘房间，供毛和他的舞伴消夜。对中共高干的内部舞会，彭德怀曾提出过激烈的批评意见，引起毛的不满。

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记载，毛走到哪里都要有年轻女人，在专列上、在各地行宫、在中南海卧房的大木床上……毛与谢静宜、唐闻生、章含之等女人的暧昧传闻，早已在民间不胫而走；除了毛晚年与张玉凤厮混之外，与之发生过性关系的年轻女人不下几十个。比如，1961年2月毛乘专列前往广州，除车上的女列车员之外，毛还带上两个女机要员、一个托儿所的幼儿老师。再如：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所到之处的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她俩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为毛服务。李志绥感叹道：”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回忆录》第三编 1966年－1956年，69节）

毛的放荡私生活使夫妻关系紧张，而毛的权力又使这种紧张的夫妻关系变得畸形。本来，作为妻子的江青是毛的放荡生活的受害者，偶有怨言、发脾气是正常的，毛理应向江赔礼道歉，起码要说点软话来安抚。但江青每次因嫉妒而发火之后，不是毛安抚江青，而是江青给毛写检讨。到了晚年，毛整日与二奶张玉凤厮混，江青已经很难单独见毛一面，毛与江青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夫妻。江要想见毛，只能是或等待毛的召见、或要经过张玉凤的同意。

毛好女人而又有生理障碍，就有专门的壮阳药供应，甚至出国时也要事先派人专程运送熬制壮阳药的药材、准备好特制的熬药沙锅，还要有训练有素的护士随行，专门负责为他熬药。更恶劣的是，毛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有了性病也不治疗。李志绥说：”那位文工团团员有阴道滴虫病。她说在文工团内，女团员穿的舞蹈服装，全部是混穿混用的，所以一名女团员有了滴虫病，很快就传给了所有的女团员。这种病在男子受染后，没有什么病状，容易忽略过去，但是可以传给女人。女人在初染急性期，病状明显，但到了慢性期，病状就很少了。毛很快受到传染，成为滴虫携带着。此后，凡是同他有这种特殊关系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受到传染。”（见《回忆录》，第二编 1957年－1965年，44节）

现在的官员们花钱包二奶，固然是一种腐败，还要尽力掩盖，而毛却可以一分钱不花，仅凭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地包二奶和玩女人。

五 惟我独尊的霸道

毛讨厌任何规矩而喜欢随心所欲，其霸道作风表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他养成了夜里工作和白天睡觉的作息习惯，于是所有人都要适应他的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时间表，而他全不顾忌别人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尊严。比如，他想谈哲学谈历史，不论何时也要找到陪谈的人，甚至为此而多次派专机接来他召见的社会名流。比如，身在上海的御用史学家周谷城，就亲历过两次被专机运到毛的住地。一次是毛在杭州，忽然想谈找人谈话，就派他自己的专机将周谷城等人接到住地；另一次就更过分，据周谷城回忆说：毛在北京中南海，半夜里忽然想找人谈哲学，就想起周谷城，马上叫人把长途电话拨到上海市委，让上海官员在深更半夜里叫醒周谷城，然后派专机”送我到中南海专谈逻辑问题……”而周谷城这样的大学问家，居然不觉得毛的霸道，反而在回忆文章中一副受宠若惊加感恩戴德的奴才相。他说： “每次接受毛主席的召见，我总感到自己的渺小。虽然几十年来，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书，在外面说起来，周某某是个大教授、大学者，……好像很了不起。但主席就不同了。……主席想到的就是这个’大’字，就是中国六万万人民的这个’大数目的大’字。每次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次就感到自己的惭愧，自己的渺小。”（见《缅怀毛泽东》一书，转自”人民网”毛泽东专辑）

毛常在书房中接见下属，他习惯坐在床上、穿著睡衣、光脚穿着拖鞋发号施令，说话时还要不时地吐痰。他在党的高级干部的会议上讲话，常常以脏话粗话来显示自己的一言九鼎。比如，在1959年的庐山会上，他说：”无非是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都吐出来。”（《实录》P140）最著名的睡衣故事，就是他在其他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穿着睡衣出席陈毅的追悼会，搞得周恩来等高官和毛的内侍们高度紧张，甚至手忙脚乱。为了公开仪式的体面，工作人员不得不给毛披上风衣，以遮掩毛的衣冠不整。

对党内同僚如此，对外宾也如此。

毛从来没有会见外宾的时间表，一切安排全凭他个人的兴致，很多外宾是在吃饭中间或睡觉时，突然接到”主席现在就要见你”的通知。毛也会为了显示其权威而羞辱外国客人，比如，斯大林死后，共产世界的第一领袖的位置空缺，毛的眼里再无令他生畏的红色领袖。所以，尽管苏联仍然是共产阵营的霸主和超级大国，但毛已经不再把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放在眼中。为了羞辱赫鲁晓夫，毛居然穿著游泳裤在泳池边会见赫鲁晓夫，还戏弄不会游泳的客人，让内侍拿来救生圈给赫鲁晓夫，硬逼着人家下水。

毛的霸道还表现在他对人的小肚鸡肠上，他对中共高官在历史上反对过他的事情，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也无论这些高官在49年后对他多么驯顺，他也总要在争权夺利中津津乐道，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人，他都要从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旧帐算起，甚至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记在心上。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谈到他与彭德怀的关系说：两人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而七分分歧，毛不但举出历史上的”平江起义”、”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朝鲜战争” 等大事，也列出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高干跳舞”……等小事，更记恨他的大儿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毛在向彭德怀发难时，居然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比作自己的两个儿子，他说：”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毛还特别举出一件小事来说明彭德怀对他的不敬，毛说：”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李锐：《庐山会议实录》P139，190）

毛具有极度的权力恐惧症，因而他怕坐飞机而常坐火车出巡，还经常臆想出政敌加害于他，所以他常常是行踪飘忽，随时改变。只要他的专列一出北京，沿途所有的车辆统统让路，时刻表也要以他的专列的行程为准。他在专列上睡觉时，停下来的专列的周围不能有任何嘈杂声，可能影响他睡眠的火车、飞机和汽车也都要停下来。毛不愿在外地的泳池中游泳，因为他总是怀疑池子里被下了毒，即便内侍们都安然无恙地试游过，毛仍然不放心。在出巡外地的途中，毛还曾在睡觉时听见房顶的声音，就怀疑可能有人想谋害他，所有的警卫人员就要紧急动起来，遍搜毛的住房和住地四周。最后发现那声音来自一只猫。李志绥医生证实：毛患有受迫害妄想狂症，大概是因为毛迫害过太多的人，所以怕受害者伺机报复。而仅仅为了消除毛的恐惧，就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霸道，他的霸道之所以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就在于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滥用一言九鼎的权力。

2006年9月9日于北京家中（首发《争鸣》2006年10月号）

一、后89时代的写作体验

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

作为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人，我体会得更多的是中文带来的羞耻。

2004年的12月，我写过一篇《汉语的羞耻》的短文，文章结尾，在回答如何看待当下中文的写作意义时，我是这么说的：“在可以自由写作时，我文字表达的全部意义就是，借助文字向其他人证明我不是一头猪；在不能写作时就保持沉默以免发出来的声音使他人误认为我是一头猪。”对我来说，提笔说话，是为了表达文字的尊严，罢笔沉默，也是对文字尊严的另一种捍卫，是对强加的猪的身份的拒绝。沈从文沉湎于丝绸研究是沉默，杨天水拒绝上诉接受有罪判决是沉默，老舍纵身一跃投入太平湖也是沉默，我的拒绝写作只是对尊严的最低捍卫。

从弱冠之年在平面媒体公开发表作品开始计算，我已有26年正式的中文写作历史了，26年已使一个乌发少年成为白发中年，在这26年中我罢笔的时间远多于写作的时间，期间就有过长达12年的连续沉默，就是2002年在中文互联网开始恢复写作以来的5年间，更多的时候还是沉默而非公开表达，中文互联网的短暂春天2003年后半年就结束了，网络表达空间在短暂的自由之后迅速萎缩，我更多的时候只能继续沉默，像杨天水拒绝上诉一样沉默。不管罢笔沉默还是提笔说话，我也许不能肯定自己真的捍卫了汉语的尊严，但我至少以紧闭嘴巴的方式接受了属于自己应有的那份羞耻。

自诩包揽500年来中文写作水平前三名的痞子李敖，也有自己对文字的独特理解。别人问他写作是否需要灵感，他反问难道妓女接客还需要性欲吗？他解释说作家如果靠灵感才能写作，那就像妓女靠性欲才能接客一样，会饿死的。声称他的写作水平已经熟练到像拉大便的程度，裤子一脱有啦，裤子再一脱，又有啦。也许他以自己独有的话语体系解构了传统写作者宏大叙事的虚伪，得意之余也给自己的文字贴上了大便的标签，但李敖忘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他这种“拉大便”式的想拉就拉的写作自由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李敖生活在大陆语境，那就只能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活人让屎憋死”了。

我在记录自己监狱生活的那本书的《尾声》中，记录了我1990年5月30日下午临别监狱时，对同监舍其他囚犯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一位囚犯祝贺我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我说：“自由？你们以为我走出这座监狱的大门就自由了？整个中国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大的监狱，我们现在只不过待在大监狱的小套间中。我今天出了这道大铁门，其实身子还在大的监狱中。我在这里没有自由，出了这个大铁门照样也不会有什么自由。因此在我看来今天没有什么值得高兴和庆贺的，小间和大间一样，都是监狱。相反，在这里的不自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具体的和直截了当的，来得痛快！外边的不自由看不见摸不着，让人觉得更不舒服，更不是滋味！因此在我看来，一个有尊严的人，在这个时代，就应该选择待在监狱中！”我理解杨天水选择不上诉，就是选择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一种在专制体制下对尊严的特殊捍卫。相反，一个头脑清醒理智健全的人如果选择待在监狱之外，至少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妥协与放弃，虽然这种妥协与放弃无论如何是值得原谅和理解的，甚至是值得他人尊重的。

17年来，我在监狱之外一直尝试坚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不敢以轻慢的态度随意对待文字。因为当下中国的中文写作，在本质意义上还是集中营里的写作，集中营里的写作自由不过是歌颂监狱当局的自由。朱健国曾经质疑散文作家鄢烈山的“公民写作”，这也许是一种苛求，鄢烈山至少从写作心态上是在努力寻找公民立场，但他的主观努力并不能等同于客观环境，应然不等同于实然。蹲过监狱的人和没蹲过监狱的人都知道，监狱是剥夺自由的地方，那里只有囚犯没有公民，只有接受强制劳动改造的义务没有行使公民权利的自由，当然也不存在公民写作了。监狱也许可以剥夺一个人的写作自由，但不能完全剥夺一个人的尊严，像我一再提到的杨天水，他就选择了以坐牢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再如圣雄甘地，他在审判中的唯一辩词就是“请给我判处最重的刑罚！”监狱被一个有尊严的人作为可以蔑视的对象物，而监狱无法用限制自由来消灭一个人最后的尊严。我心目中的这些英雄，他们给我的启示就是，监狱可以对一个人施加恐惧、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但无论如何不能剥夺一个有信念者的尊严。相反，在监狱之外的人，他们也许没有丧失自由，但他们失去了尊严，他们的所谓自由，是以尊严为代价交换而来。这17年来，我宁愿罢笔也不肯写作，就是想在最低的底线上坚持，不想廉价出卖自己的尊严。

监狱里其实也是有写作的，甚至也是有写作自由的——监狱里的写作自由。因为监狱也要定期办黑板报，人人都有给监狱黑板报写作的自由，人人都有歌颂监狱当局的自由！黑板报就是监狱正式的传媒。我被关押在黑牢时，其他囚犯就断言像我这种有文化的囚徒，一旦判刑押送劳改厂，也不会去干体力活，下煤窑挖煤、到砖瓦厂烧砖、或去开采修路所需要的石头，监狱当局一定会指派我去干一份有文化的工作，比如去办监狱黑板报，做一个文化囚犯。

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也有类似小监狱的黑板报，当然也有写作。但在我看来，中国的所谓作家们在这17年的写作，不过是为巨大监狱的各种黑板报写作而已；当下中国的汉语文体，不过是“黑板报文体”而已；他们不过是蒙恩奉召的文化囚徒，他们在干一种在其他囚徒眼里相对轻松的活。他们从这种写作中得到了好处，比如展示了自己的文字才艺，获得物质利益和世俗浮名，也以才艺展示讨得当局欢心，以监狱文学、监狱学术和监狱艺术向监狱当局表示了臣服和恭顺。但他们丧失了尊严，玷污了汉语的纯洁。遗憾的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监狱里，有几个人能记得自己的囚徒身份？有多少文化囚徒能够意识到给监狱的黑板报写作是一种羞耻？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出卖？

我不知道，我无法回答。

因为我虽然看见太多的廉价出卖，但我未进行过起码的数学统计，我虽然努力与这种出卖保持距离，但我未进行过起码的学术分类。而这还不是最令人痛心的。把一个自由人投入监狱，本是一种羞辱；再强迫一个投入狱中的自由人以囚徒身份用笔赞美监狱当局，那更是一种羞辱，就像强奸者强迫女人叫床；而最令人痛心、最令人羞愧难当的，是狱中囚徒自愿对监狱当局的歌颂与赞美，用专业的、华丽的、乖巧的文字在人质与绑匪之间创造所谓和谐社会的气氛，在专制者与被专制者之间导演春节联欢晚会，在监狱当局与囚徒之间喜气洋洋演唱同一首歌。而我想做的，不过是努力让自己与最后这种情形保持距离，如果不能，那只能蒙受羞耻。

我永远敬重的甘地，当他第一次在南非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面临南非白人的法庭审判时，法官向他宣布有罪判决，但告诉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种是缴纳50英镑的罚金，一种是60天的苦役。甘地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他宁愿遭受苦役的非人折磨，也不肯从律师职业所获得的优厚报酬中拿出50个英镑轻松换取自由。他就是这样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文写作者，我想坚持的，不是争取自由，甚至也不是对牢笼的反抗，我甚至常常暗中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想说服自己以某种方式退让或妥协。我想做的只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我承认自己是中国监狱的囚徒，安守囚徒本分，我认为囚徒有不假装像自由人一样幸福的权利，有不给监狱的黑板报写作的权利，有不给监狱黑板报写作以自取其辱的权利。我认为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捍卫自己的囚徒身份，尽量对自己所使用的汉语保持敬意，免遭写作带来的羞耻。

文字是表达，文字也是反抗，但在中国，更多的时候，得到的仅仅是羞耻。

二、文字自由的代价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监狱黑板报对传媒的垄断局面，给像我一样的这类写作者提供了意外说话的机会。在监狱黑板报之外，有了BBS，在一统江湖的“黑板报文体”之外，有了“帖子文体”。我和我的这类写作者被称作“网络作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个叫秦耕的人，至今还蜷缩在中国监狱的某个黑暗角落，咬紧牙关，一声不响，甚至不会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存在，除非被谁的脚不小心踩到。

单纯从传播工具的角度看，网络的出现和文字的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等的出现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又一次提供了一种可方便表达、有效传播信息的工具，使自由的、真正的写作在极权状态下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新工具写作与原有的传统写作有明显的不同。在我也加入其中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写作者们身上，最典型的体现了网络写作的某些特点。

1，公益写作

网络写作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免费写作，他们操弄文字首先不是为了稿费，当然也有少数写作者偶尔接受过约稿者支付的钞票，但这些赢利文字在其全部发表的文字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其绝大多数作品仍然是无偿发表的，而大多数人写作完全不收取稿费，甚至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完全免费写作，坚持不接受任何稿费。无偿写作也可以理解为自愿写作、非赢利写作，这种写作决定了其劳动在市场条件下的公益性质。

我不敢肯定自从写作成为一种正式职业之后，这批中国作家目前所呈现的公益写作，在世界上是否是独一无二的例外，但公益写作群体无论如何已经使他们有别于其他职业写作者，成为他们与当下中国的其他写作者之间的最大区别。

紧接着，公益写作又天然的决定了他们写作内容的公益价值，使他们的表达优先选择公共领域，最大限度指向公共价值，一切公共领域的话题，都成为他们首先言说、反复言说的对象。正如公益活动总是指向公共价值一样，公益写作也同样指向公益价值。

表面看来，作者的免费写作，也许是互联网无心插柳的结果，因为互联网在还没有找到把“阅读门票”销售给读者、使其“有偿阅读”的技术手段之前，发言者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登场演说了，从而使公益写作成为一种预先确定的事实或惯例，但我相信这决非公益写作出现的真正原因。比如就有不少写作者在互联网崭露头角，获得传统媒体的写作邀请，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换取钞票之后，他们仍然继续坚持在网络免费发表作品。而更多的，本来给传统媒体写作的人，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就迅速放弃了传统写作，加入到公益写作的队伍中来。

公益性写作使其作品一经发表就成为公共产品，成为任人分享的“思想福利”，最大限度、甚至前所未有的赋予了其文字表达与传播的力量，解放了汉语，使汉语从长达半个世纪的蒙羞困境走出，获得自由的品质。公益作家也因为不断清洗汉语尘垢、为古老的汉语注入生命活力而成为有史以来仅有的语文义工。

2，独立写作

这是我观察到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所谓独立写作，也可以理解为心态开放的自由写作。其自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不受文体的约束与羁拌，不受话题的限制与禁锢、甚至不受文字质量、语法修辞、语言艺术技巧等的拘束。我把这种几乎不受任何压力的自在写作称作独立写作。独立写作使文体获得解放，就像自由诗体使汉语在100年前从格律诗体获得解放、白话文写作曾经使汉语从文人专用的文言写作语体获得解放一样。直接从网络开始写作的人，也许无法体验曾经给传统媒体写作的人进入自由写作时所获得的那种强烈快感体验，未曾体验到那种痛快入骨的自由、飘逸和凌空飞翔的感觉。

我相信不会有人以为我这里所说的自由，就是指网络错别字的自由、网络语法错误的自由、网络书写格式混乱的“自由”。这种所谓“自由”，是缺少基本语言训练、未能熟练掌握汉语导致的出丑而非从汉语中获得的解放与独立。

其次是身份的独立。这种写作使写作者彻底摆脱了原来的身份障碍和身份隶属关系，没有人指示他写作，更没有人能强迫他写作，他从一个抽象的、曾经像磁场一样强大的身份背景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站到前台，完全以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发言、说话、表态，独自面对公共空间，既体会以个人名义说话的坦然，也感受四顾茫然的孤独无助。

但独立写作的主要特点还不是上述这些。所谓独立写作最主要的是精神的独立、自在与自由不羁，是心态的放松、放纵与无拘无束，是个性的张扬、夸张与自由伸展。因此之故，写作者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以自觉的、最大限度的独立担当了写作的责任。这种无压力写作使写作者在另外一个层面承受了最大的压力。

独立写作的结果，就是大批作家们前仆后继的失去自由、身陷囹圄。以独立中文笔会的写作者为例，凡是尝试过或继续在坚持这种独立写作的作家，不是被抓捕判刑投入大牢，就是被软禁、监视居住、拘留、传唤、恐吓、跟踪、或受到驱逐四处流浪，或对文字发表空间和个人生活空间进行粗暴的挤压。粗略统计，目前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居住在国内的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上述方式分别“承担了独立写作的责任”。就是目前仍流亡国外的中文作家，出国之前也很少有人能够幸免独立写作所产生的责任。但必须说明，这种责任并非写作本身的。

相对于人的其他行为，说话本来是最简单的一种，但在中国语境，作家说话却承担着惊心动魄的风险，每一次开口也许都是一次冒险。正因为如此，中国语境下的独立写作，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和成为谁也难以抹去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字的冒险，既是这个时代独立作家们的不幸命运，也是他们人生的幸运体验。

3，网络写作

这显然也是这种写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但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特征。

我在《汉语的羞耻》中曾这样区分传统写作与网络写作：我发现大多数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开始给媒体写作的人，现在仍然歧视网络写作，就像高雅艺术瞧不起民间艺术一样，这些人甚至不把网络写作当作“正式写作”。在他们看来，只有以纸张为载体公开发表出来的文字才算正式写作，而不经过编辑、审查、批准、制版、印刷、校对等程序，用鼠标直接“批准”发表的文字，是不算数的。甚至有迂腐文人曾经把网络写作称为“网络烂文”。而我以为，这种蔑视网络写作的所谓精英姿态，才是真正的“SB”！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发表文章很困难，这是因为有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双重制约。在技术上成本很高，需要伐木、造纸、制版、印刷、还得去发行；从政治上，伐木、造纸、制版、印刷和发行这诸多技术环节很容易被控制，而且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甚至必须是加入某个政治团体、具有了政治身份的人才能担任。举例说明，伐木必须有官方核发的“准伐证”，而且伐木林场的负责人大多数是党员；造纸厂的厂长之上也一定有一个书记，造出来的纸张的规格、型号、植物成分、生产日期等还必须到公安机关备案……至于编辑、审查、批准、印刷等等后续程序的控制就更不用说了。可以想象，在这种条件下要能够把自己的文字发表出来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这甚至就是终于能够在纸媒体上发表文章的那些传统写作者心理难以平衡的真正原因——他们无法接受后来者用鼠标直接“发表”文字的现实！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太浓了，他千辛万苦终于爬到山顶时，发现另外有人直接乘降落伞到达了。他确实有理由瞧不起乘降落伞的人。但奇怪的是，已经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写作的人，反过来期盼传统媒体的招安，也不把网络写作当作正式写作，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一心希望自己能被传统媒体认同，甚至把网络写作当作走向传统媒体的阶梯。这就大错特错了！

不管先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还是后从网络媒体开始再走进传统媒体，这些写作者的主要甚至全部的文字都是通过网络发表和传播的，是网络上的写作者，甚至离开网络，这些写作者就将重新消失。可以说如果没有网络，世界上根本也不会有这样一群作家。这也是“网络作家”一说的由来。比如独立中文笔会的作家，目前100%活跃在网络空间，坚持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主要作品，甚至通过网络传播自己的全部作品。其根本原因，就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从技术层面上得到了与自由写作、独立写作相匹配的资源，他们可以摆脱一个党委书记的控制和党员编辑的审查。因此也可以认为，网络写作既是技术层面的，也是写作内容上的。正因为不受党委书记的控制，网络媒体上的汉语文字，与传统媒体上的文字，有了品质上的分野。

遗憾的是，在现实的阅读中，传统媒体的读者与网络媒体的读者经常是分裂的。阅读传统媒体的人，不习惯于网络阅读，而一旦体会过网络阅读自由的人，也不屑于再回头去读传统媒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分离了各自的读者群，使各自作品的影响力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三、马列主义死无葬身之地

共产党中国的中学课本里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公元1989年，亿万民众的呐喊，把马列主义重新送回苏联。有意思的是，在马列主义的老家，刚刚过去了几个月，苏联也兴起“驱马运动”，像送瘟神一样要把它送走——但送到哪里去？送回德国、瑞士还是英国？它当初就曾像丧家犬一样在德国、瑞士、英国流离失所四处逃亡，最后才在苏联找到栖身之地。这就是马列主义从诞生到衰亡的悲惨命运。

2006年，“马列教授骗奸女大学生”丑闻在众多丑闻中成为媒体热点之一。在该丑闻中，一位叫欧阳林的、专门教授马列主义的大学教授，以泄露研究生考试题目为交换，奸污一位女大学生。这件丑闻之所以在众多丑闻中脱颖而出，吸引人们眼球的关键词就是“马列”。这个事件的发生也许是极其偶然的，但它也极其强烈地暗示人们，马列主义的破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事件有许多象征意味。它首先说明，1989之后，马列主义已从意识形态的至高殿堂跌落，光芒丧尽还不算，还要彻底堕落为赤裸裸的流氓伎俩！其次是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启示，以教授马列学说为业的人，也只把它当作个人行奸的工具，当作一个人工制造的橡胶阳具；最后它还告诉人们，它虽然已经破产，但并不代表它会停止继续作恶，比如骗奸女大学生。

1989年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户口”虽然没有被统治者注销，但像户籍管理中常见的“人户分离”现象一样，它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在中国人的心中，它已经没有存身之所，它已经被人们驱逐出境。如果说它还客观存在着，那也仅是以木乃伊的方式继续存在了。尽管在共产党中国，觉悟起来的人们已经从内心驱逐了马列主义，但17年来，汉语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像丧偶的寡妇一样在为马列主义守寡，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其对汉语写作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控制。究其原因，这就是，马列虽然亡故，但官方禁止汉语“再婚”，不肯恢复它的自由之身，让它继续充当亡夫的祭品。通过官方机构、甚至警察体制继续严密控制媒体，要求一切公开发表的文字，必须经过程序繁多的事先审查，确保继续符合马列主义的口味，仿佛已经死去的丈夫，每天晚上还会随时回来和她上床一样，未亡人必须继续保持原来的姿势。

另一方面，汉语写作经过57年的强制训练和凌辱，已经像养成驯服习惯的不幸女人，对于丈夫的粗暴不但可以接受，而且还达成一定的默契和依赖，那怕丈夫不在身边，它也自觉摆出让丈夫开心的姿势；哪怕丈夫已经死亡，它也要把他的枕头继续摆放床头。在奸尸与尸奸中，奸污尸体通常是怙恶不悛的罪行，万人唾恨，为什么被“尸体强奸”却能够成为汉语写作者日复一日可以忍受的生活？巴金在1949之后的文字，甚至老舍在1949后的文字，无数中国作家们在1949后的文字，就是一个尽量放得平整的身子。而郭沫若在1949之后的文字和作为作家的行为，就不仅仅是把身子放平的问题了，他已经可以主动逢迎且高潮迭起。1989时代以来的17年，汉语写作就成为寡妇写作，就成为一边为亡夫守贞一边强颜欢笑的写作。守贞是因为丧失了主体性，强颜欢笑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哀伤和万般不幸。

如果文字果真像董桥所言，是血肉所做，那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意味着文字有情感、有温度、有疼痛，可以触摸，它还意味着文字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强权者强奸、凌辱和作为祭献，意味着文字可以主动出卖、交换和堕落，意味着文字在沦落为强权的性奴之后，隔江犹唱后庭花，从中获得虚假的或真实的快感。

马列虽亡，文字之耻未雪。

但文字毕竟是肉做的，文字是写作者肉体的延伸和扩展，它与写作者的肉体生命紧密相连，是写作者肉体生命的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它将使写作者内心隐藏的羞耻得以暴露和呈现，变得难以掩饰。文字在扩展写作者肉体生命的同时，也将其耻辱昭告天下，甚至在写作者的肉体消灭之后，仍然见证其曾经的羞耻。

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他其实是在告诉人们，文字也许有华丽的外表和不错的手感，但文字终有腐烂的时候。不死的是它的灵魂，是基于写作者个体生命体验而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扩展。只有自由的写作，才使这一点成为可能。

写作者的荣誉将来自这里而不是任何世俗的加冕，更不是来自于强权者的赏赐或通过主动向魔鬼出卖、交换或合谋而获得的赢利。把文字作为肉体占有的马列已然亡去，长期玷污汉语写作、使其蒙羞的马列意识形态死了，且无处葬身。解放文字的时候到了，洗刷长久的羞耻已经有了可能。选择自由，还是继续做无灵魂的舞蹈，对当下的每个汉语写作来说，这是一个问题。独立作家们的网络写作体验已经提供了可贵的尝试，但在我看来，还只是一个开始，还远远不够。

2006年9月12日
首发民主中国

我是一个罪人，在真理面前，人人都是有罪的，所以我们需要亲近真理来赎买自己的罪孽。

7月1日晚8点，我到达北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高智晟律师取回我遗留在他那里的行李和电脑。那台电脑是我全部财产的象征，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立足的根本。

下了飞机，我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他问我来北京干嘛？我说：“今天是伟大的党的生日，我来给党祝寿。”

然而毕竟交游狭窄，见识有限，我并不认识几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以“祝寿”恐怕没什么门路，想递张门生帖子都没地方。我所认识的所有共产党员，无不都在逃避“共产党”三个字。他们隔三差五就要政治学习，但没一个关心政治，政治只会让他们头大如斗。人们入党，是为了活得更好一些，我并不反对人们追求自己活得更好，我支持每一个都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我想请问：你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真的活得更好了吗？也许你们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但是你们得去相互排挤、相互防范、相互猜忌……难道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好日子吗？你们因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得到过真诚、信任、发自内心的关爱吗？难道在这种心灵壁垒之下，在这种人与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的环境中，会有什么幸福可言？

既然你们不关心政治，那你们为什么要加入一个政党？既然你们并不信仰共产主义，那你们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我相信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都支持民主投票，因为只有有了民主投票，有了普遍选举，才会有真正的共产党。无论是谁，无论他以何种方式，只要他在阻止民主选举，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掰着手指头计算：在北京，究竟有几个熟人？赵昕、李海、老鼠、高智晟、马文都……算来算去凑不满一桌。大夏天，北京热得很，我和李海泡在一起，他说：“你电话打来得太早了，我平日睡到12点……”我说：“你得改改，这样下去对身体很不好。”他问怎么改？

我说：“你不是喜欢熬夜吗？索性熬它一整天，一直到第二天天黑。

那时候你肯定只想睡觉，这样就调整过来了。“老李说有道理，但是不知道他现在调整过来没。

中午，他显得很困，也很憔悴，因为没睡好，我早晨7点就用电话把他吵醒，然后他就一直等着我来，转了三次公共车才找到他住处。他问我：“住哪？”我说：“还没定呢。”于是他开始为我联系住处，找了好半天，也没捞到不用花钱又能上网的地方。于是我们只好跑去找赵昕，因为老李知道北方交大附近有个很便宜的招待所，而赵昕家就在北交大。到了招待所，我取出最后一袋速溶咖啡泡给他，但他不要，于是我喝了咖啡，和他一起倒头大睡，一觉睡到下午五点。赶紧爬起来去找赵昕，找到时赵昕已经伙同了一伙人在等我们。

赵昕介绍：“这位是家庭教会的徐永海，刚放出来不久，三年。”徐先生起身轻轻笑着，他和大多数基督徒一样，平静、安详。我们信仰基督也是有罪，仅仅因为我们不愿归民宗局管辖。如果归了民宗局管，那么可以藉着官方的渠道大肆宣扬，然后捞取信徒们的香火钱。

但那不是信仰，那是开公司。昆明市五华寺的主持，年薪12万。这位以和尚自居的老兄，本说不要薪水，只要第一年的香火钱，但是别驳回了，他只好靠一年12万的微薄年薪艰难度日。五华寺新塑了一尊佛像，开光那天，门票动辄上千，而你若是想进到殿里向那泥佛像磕个头，得花3，000多块。据说有个虔诚的女孩，买了1，700的门票，进不了大殿，便一步一磕头向大殿而去。警察立刻上来阻拦（信徒向佛像磕头，干警察屁事？），她便将脑袋磕向警察怀里，最后居然让她进了大殿。一众昆明信徒皆齐声称赞她信得虔诚。我X！花一千多块钱还不让我磕个头！什么世道！昆明是全国头号黄赌毒聚散地，某次“扫黄打非”行动中，从妓女床上抓获两名嫖客，并查获他们的作案工具──奔驰车一辆，开初以为此二君乃是鼎鼎有名的“光头党”人，疑心纳粹在中国死灰复燃，原来却是五华寺的“得道高僧”。就这群乌龟王八蛋，也敢妄称释迦牟尼弟子，阿鼻地狱伺候！

而家庭教会礼拜耶稣所有的一切用度，譬如晚餐、茶点，都由女人们一手操办，其他基督徒只管来吃，不必有任何牵挂。而准备这些餐饮的一切费用，俱是基督徒们自己的血汗钱。究竟谁该蹲监牢？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吃喝嫖赌招摇撞骗的诈骗犯，还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赵昕接着介绍：“这位是陈宴彬，去年出来，15年。”我惊了一下，亲爱的朋友们，15年意味着什么？15年意味你咿呀学语的女儿已经婷婷玉立；15年意味着一位羸弱少年已经能够独立面对人生，承担起他应该承担起的责任；15年意味着“9.18”的耻辱已经洗清，还多出一年；15年意味着……对于陈宴彬先生来说，只有两个字：黑牢。

他蹲了15年的黑牢，他生命最美好的年华被糟蹋在里面，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办了一份刊物，他要发表他和他朋友的思想。而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凭什么不让我们思想？

但是徐、陈二位脸上，看不到一丝乖戾和沮丧，他们静静地坐着，微笑着。我看着陈宴彬，他面庞白净，架着眼镜，依旧年轻英俊，彬彬有礼，丝毫也看不出是蹲过15年牢房的样子。反倒是赵昕，象是个刚从牢房里放出来的，首先，他头发理得很短，几乎看见头皮；其次，他一副落魄形象，脸上神色黯然；第三，他虽然在笑，却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发自内心的愉悦，越是笑，就越是使人看见他内心深处的忧愁。

我们有罪，因为我们使得我们的亲友陷入忧虑、恐惧和无助。但是当面对这片国土的时候，我们却敢于宣称：我们无罪！谁毁灭天赋的人权，谁就是对天的背叛。这世界上有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势，惹得起很多人和事。但这世上有一种东西，任何人都惹不起，那就是良知和道义。莱蒙托夫在普希金丧命之后曾经说过：害死普希金的凶手——整个俄国上流社会，都必将遭到神的审判。

被害死的又何止普希金一人？

忽然有人问：“上座怎么空着？”

于是提议谁坐牢时间最久谁上座，陈宴彬不肯；又提议谁最晚出来谁上座，徐永海不肯。老鼠在旁边凑热闹指着我说：“他出来得最晚。”最后决定，女士上座。

我的祖上曾经称得上贵族，我的祖辈有人为了抗战流尽最后一滴血；有人投身教育，言传身教一代师表；有人含辛茹苦供养大群妇孺；有人从事公职，一生从未动过纳税人的钱一个小指头。而我是个罪人，但即便是个罪人，我的罪行也要对得起这高贵的血脉。

世界上有一种人，如果你遇上了他，而不和他结成好朋友，那你就辜负了这场相逢。陈宴彬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狱以后，生计没有着落，许多朋友都表示愿意帮助他，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的父母经济状况亦不算紧张，但他执意要自己谋生，先是在街头卖煎饼果子，结果煎饼摊被地痞砸了。现又当上了小贩买菜为生。人们喜欢称大学生为“一代天骄”，但是那些在大学里整天泡妞打游戏的青年们，谁配的上这个称号？只有陈宴彬先生这样的大学生，才是真正的天骄，因为只有真正的天骄，才会为了傲骨去做个风雨飘摇的贩夫走卒。

次日，我又伙同李海、刘路等人前去见刘晓波老师。晓波老师标志性的结巴，并不象传说中那么厉害，只是说话有些慢条斯理，偶尔打个咯噔。我觉得他不象是50岁的人，只有28，反倒是我象50岁。我们坐在二楼，有时起身打开窗户，看见楼下有两个人无所事事走来走去，有时出门，见楼道上有一人一直在动游西逛，于是我问：“晓波老师，外面那几个人，是不是你带来的？”他说：“我没带什么人来。”后来他又问我：“这次出来，他们都跟你说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我给他们当线人。”他说：“我倒是蛮希望我身边有几个线人，只要那线人写文章支持民主自由，我很乐意他们往我身边安插线人，因为我根本没什么值得挖掘的秘密材料，都是公开的。”说完伸手抓我的烟抽。

一群人自顾说话，只有刘路一人喝得烂醉，然后摇摇晃晃说：“我去上厕所。”问要不要人陪，他说不要。等到回来，他红光满面地说：“帐我已经结了！”

7月4日，找高律师拿了行李离开了北京，本准备前去拜访胡佳夫妇，但盘缠支撑不住，只好赶紧开溜。

我们是一群罪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想要赎买自己的罪。

主啊！请赐予那些身处不幸中的人们从容和平静，请使他们所能看见的范围内，开出一朵鲜花。

请原谅我在文中失去平静，请原谅我使用了某些字眼，让我做你和平的孩子，在仇恨中播下爱的种子。

民主论坛

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访华，并于九月九日发表了一篇演讲。大江深情回顾了四十六年前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访华的往事。当年，代表团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对于热衷阅读中国现代史的我来说，在那个位置上细细眺望中国的历史伟人，觉得他们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在这里特别想告诉大家，我这个人最爱的，就是书和树。”大江还引用了当年的日记，里面提到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作为伟大的历史象征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请允许省去敬称。我当时写到，毛泽东、周恩来、许广平、陈毅、郭沫若，还有文学家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那是多么茂密的森林啊！”

如此一往情深的谈话让我倍感莫名惊诧。尤其是说话的人是被文学界誉为“日本的良心”的大江健三郎。那是一九六零年六月，空前绝后的大饥荒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超过三千万百姓被活活饿死，始作俑者便是大江眼中的“参天大树”们——他们哪里是“参天大树”，他们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比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东条英机还要凶残千百倍的屠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者，其极端残暴之处在于：中国古代的皇帝在饥荒来临的时候，从未禁止农民外出逃荒；中共当局却派出荷枪实弹的正规军和民兵，用武力阻止农民外出寻觅生路。大江健三郎多年来一直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谴责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所秉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是，毛泽东时代的血雨腥风、尸横遍野，大江先生为何从来都不发一句谴责之词？难道死于中共暴政的中国人就不是人了？

当然，当时作为中共当局高度重视的统战对象，包括大江在内的访华的日本作家们，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中国的实际情况。无疑，那是一趟波坦金式的旅行——当年，沙俄帝国的大臣波坦金为博得叶卡特林娜二世的欢心，下令在其游船经过的伏尔加河两岸修筑了不少只有一面墙的漂亮房子，女皇看到了之后果然龙颜大喜。中共当局造假的水准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日本左翼作家们受到了最为优厚的待遇，以至于大江在四十六年后还念念不忘北京烤鸭的美味。但是，大江有没有思考过此种常识性的问题：当时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百姓能享受到烤鸭的美味？如果说当初受蒙蔽情有可原，但时至今日，大量史料已被披露出来，我相信学识渊博的大江一定触及到了其中之一二。在此背景下，依然大肆美化六十年代的访华之旅，依然为“动物庄园”的统治者涂脂抹粉，此举难道符合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吗？英国记者贾斯柏？贝克所著之《恶鬼：毛时代大饥荒揭密》一书，全面呈现了那段发生在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的大饥荒，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记叙之一，是那些受到尊重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起的作用，如美国记者斯诺和斯特朗、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前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长阿齐兹等人，他们无视在毛虚荣的祭坛上牺牲的千千万万生命，而将中国奉为新的发展模式，毛的政策后来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令人恐怖的、破坏性的魔影。当年，访华归来撰文歌颂红色中国的大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不太知名的青年作家，没有起到像上诉诸人那样恶劣的影响罢了。时至今日，大江居然对此毫无反省，而继续深陷在红色中国的迷梦之中。

一九六零年，反右运动之后刚刚三年，离文革爆发仅有六年。当时的中国万马齐喑、一片肃杀。数十万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江见到的许广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文化名流，都是积极或被迫地参与了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攻击、并向当局宣誓效忠之后的“暂时的幸存者”。作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违心地将鲁迅塑造成毛泽东的好学生的形象；作为鲁迅昔日论敌的郭沫若，恬然以毛泽东的文学侍从自居。悲剧以喜剧的方式上演着。即便如此，这批人也都处于惶恐不安、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在文革的暴力风暴中，老舍和赵树理先后惨死，巴金的妻子萧珊也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便恭顺如奴仆的郭沫若也失去了两个孩子。在人类有史以来，中共政权堪称文明和文化的最大的敌人，它戕害了最大多数的作家和学者的生命。如果鲁迅能够活到毛泽东时代，其结局也正如毛泽东亲口所说，或者“识大体、不做声”，或者“进监狱、继续写”。鲁迅大抵会选择后者吧。那样的话，作为崇敬鲁迅的后辈作家，大江健三郎会向中共当局提出请求，到监狱中去会见鲁迅吗？而中共当局会接受他的这一请求吗？

大概是囿于“利己的记忆选择机制”、囿于“个人不可抑止的虚荣心”，大江健三郎对当年见到周恩来的经过依然感到万分荣幸。“周恩来情结”在日本左派中可谓根深蒂固，周恩来就像是大熊猫一样成为日本亲中（共）派的一个象征符号。连许多睿智的西方知识分子也将周氏奉若神明，一提起周来便毕恭毕敬，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是因为迷恋虚妄的意识形态以及空洞的东方文化而导致的高度短视，还是因为周氏熟谙人性的弱点、撩动了所接触者内心深处之软肋？长期以来，周氏以英俊潇洒的外貌、温文尔雅的谈吐和克己廉洁的外部表现，成为倍受中外人士尊重的“现代圣贤”。其实，在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内部，周氏不过是毛的家臣而已，毛所有的罪行周几乎都有份。如果有朝一日毛以灭绝人类罪受到历史的审判，那么周也必将以同犯的身份被推上被告席。

大江健三郎也是一名不可救药的“周恩来迷”，他在此次演讲中回忆说：“在北京逗留期间的一天，这些伟人群像中的一位，曾经非常和蔼可亲地主动与我交谈。我们在北京逗留的六月末，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安保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这个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我们代表团。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行的周总理特别对走在一行人最后边的我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激动得面对著名烤鸭一口都没咽下。……”我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细节：周氏以法文向大江表示问候，表明周氏知道大江是学法国文学的。可见周氏不愧为特务出身，即便对代表团中年轻辈作家的身份履历也一清二楚。周更是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人性大师，知道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施展其个人魅力、征服对方之人心。果然，大江乖乖入其毂中。而周氏脸皮之厚也举世无双，中共建政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屠杀了多少百姓，周氏何曾留意千千万万冤魂之所在，却偏偏对一名异邦女学生的死亡表示“哀悼”。大江在赢得了面子之后，果然终生为周氏所虏获，尽管周氏与鲁迅生前毫无交往、风马牛不相及，但大江仍然故意将两人并列起来：“看着周总理，我感慨，眼前的这位人物是和鲁迅经历了同一个时代的人啊，就是他在主动向我打招呼。……我当时特别希望把见到周总理的感想尽快地告诉日本的年轻人。……我当时还希望，我不应当再让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为了我花费他宝贵的任何一分钟。后来我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媚态，哪里有半点独立知识分子的风骨？

大江健三郎由当时在日本学运中死亡的女学生，想到了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那些带着血的蒸气的文字。把桦美智子与刘和珍相提并论固然不错，但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引述鲁迅的文字，怎么看都显得不伦不类。因为就在离大江发表演讲的社科院不远的地方，十七年前发生了血腥的天安门大屠杀。而邀请大江访华的中国政府，正是当年那个一手导演杀戮的中共政权。大江记得鲁迅文章中谴责过的“三？一八”惨案，也记得在日本学运中死去的桦美智子，却偏偏忘记了死难者数量多得多的天安门大屠杀。这是这样的一种盲点呢？这不是智力的局限，乃是道德的缺陷。这是西方左派普遍患上的“近视症”：隐瞒青年党卫军身份六十年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拜谒中东独裁者兼腐败分子阿拉法特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以及对斯大林和毛泽东顶礼膜拜的法国作家萨特等人，无不如此。在我看来，影响大江思想最多的，与其说是鲁迅，不如说是那些好大喜功的法国作家们。正是那些极左派的法国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大江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而无视“古拉格”和“一九八四”的黑暗与邪恶。再加上在批判日本社会现实的时候，需要寻找一个正面的参照系，于是大江便取来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镜框里的中国”。对于大江对中国的赞美，我是不会领情的。相反，我的建议是：大江先生，倘若你真要继承鲁迅精神，真要批判一切专制独裁的力量，既然你敢于批评自己的母国、敢于批评所谓的“美帝国主义”，为何单单对中共当局保持死一样的沉默呢？既然你连天皇都敢批评、并拒绝天皇办颁发的奖章，为何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哑口无言了？对于天安门母亲们的眼泪和呼喊，又为何闭目不看、掩耳不听呢？

四十六年前，刚刚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是波坦金式的；四十六年之后，具备了一代宗师身份的大江健三郎对中国的访问仍然是波坦金式的。此次大江到访的第一站，居然是被中共当局当作花瓶的“中国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御用作家的“黄色俱乐部”。与这些官僚作家之间能够交流些什么真知灼见呢？大江无意去探访天安门母亲，无意去慰问那些身陷牢狱的作家的家人，无意去会见被非法囚禁在家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大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荣誉理事），也许这是出于“客随主便”的礼貌。但是，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中共的安排摆布的时候，你所标榜的人道主义的力量究竟又能体现在哪里呢？也许我对作为外来者的大江的要求过高了，但这样的疑问是无法绕开的：为什么像大江这样的左派知识者在日本社会中会被日渐边缘化呢？简单地指责日本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化无济于事，大江们应当反省了。大江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世界里，如果不走出“自以为义”的盲区、不走出救世主的道德虚荣感，便无法同每一个寻常百姓的生活融会贯通。许多诺奖得主不知何谓常识，在思想的傲慢中作茧自缚。日本民众并不都是白痴，许多老百姓自己便能够想清楚的问题，学富五车的左翼知识分子们偏偏就是想不清楚：实实在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

在地威胁亚洲地区的安全的，不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而是坚持一党独裁的中国。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便是：如果没有中共的幕后操纵，哪里会有北韩的核危机呢？一天中国不能实现民主化，中日关系的真正正常化便无从谈起。因此，那些有志于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民间人士，必须清醒地分割“中国”与“中共”之差异：“中国”虽然被“中共”所绑架，但“中共”绝对不足以代表“中国”。批评“中共”并非敌视“中国”，一个真正的“亲中派”必定是坚定的“反共派”。不知大江先生以为然否？

首发民主中国

读书人有时因为读书的缘故变傻，于是有了“书呆子”一说，我以为，多数情况下应归因于知识本身，而不能过多地怪罪那些作为“虚心的容器”的读书人。有关“正义”的概念，可能正是一个典型的误导性问题，对我自己和周围的很多人而言，它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给社会的走向设定了一种线性轨迹，进而由列宁的被压迫阶级反抗学说，以及毛泽东的进步力量必然获胜的中国式“大团圆”结局，给我们灌输了一种“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先进必然克服落后”的粗糙而简单的历史观。

这让我们对正义降临的等待，充满了过于乐观的情调。

一九八九年，站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西望满目的旗帜，我天真地以为，它们杂乱而生动的颜色将改变那种整齐划一的僵化历史；我天真地以为，我们这一代将活在我们的父辈所不敢想象的自由起点上。

事实证明，这种想象中的起点是虚幻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我对生命进程的遥远期待。十七年中，每一次新年钟声的敲响，都使我对自由和正义降临中国的艰巨性再多一份心理上的准备。

在思想领域内，正义，至今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能指。从词源学上讲，我们今天所说的正义，与中国典籍中的“正义”观念并无太大差异，而且它不象进化、主义等概念，不是为了翻译西方文献而新造的词。那种“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和“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的观念，与注重逻辑分析的西方思想对“正义”的表述，有着共通的语义平台。

柏拉图把正义列为“四主德”（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之首。在希腊思想中，当事物的存在和运行符合理念原则的时候，这种状况便是“正义”的，对这个词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恰当”，既不能直接解释为“公平”，也不是简单地与“邪恶”相对，它保证每种事物各自安于其所当是，而这也正是拉丁俗语“各人的东西归于各人”的含义。于是，正义的观念和对自然的认识，便构成了自然法的基础。而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将上帝嵌入自然法体系后，作为连接上帝和人类的桥梁，自然法中的正义观念，便带有了上帝的超验神性。上帝的权威赋予正义以永恒性，以至于启蒙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柏克则说：“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

但恒久不变的正义观和法律体系是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思想界对形而上抽象正义的置疑，也使人类修筑正义之路的能力变得可疑起来。在对上帝的等待中，正义为何总迟迟不到的问题，削弱了世俗人生的希望。政治学的自信，已经无法抵挡来自于诗学的置疑，即使在政治学领域，在卡尔？波普之后，对“规律”、“模式”等线性的社会发展维度，也大可提出疑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诗歌都意识到了正义那偶一为之的个性。在漫长和苦难的人类生存中，我们甚至会发现，作为人类生存之最大希望的正义理念，在法治社会之前，可能并非多数状况下的世界真实，世界作为一个个偶然事件之组成，并不向人类承诺正义的慰籍。在正义问题面前，肤浅的乐观主义有时是一种宣传的需要，在某些“造反起家”政治人物那里，甚至是一种鼓动别人送死的策略需要。想一下我们小时侯看过的国产电影，“正义”的抵达何其迅速，何其容易！

让我们暂且放下对正义概念的动态定义，进入现实的考察：在六四的巨大震动之后，谁能想象一个在全世界目光的聚焦之下，公然以坦克和子弹枪杀平民的强权政府能够在此后的十七年中继续存在，继续漠视民众对自由和民主的要求，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侵犯人权？

即使设身处地站在观念对立一方的立场上，即使已经意识到八九学生抗议运动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仍然无法否认这场运动的进步性。八十年代的自由思潮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观念冲击，使我们再次意识到与文明世界的真实距离，而权力腐败的大规模蔓延之势开始清晰显现，让经过启蒙的青年学子及知识界变得亢奋起来。也许，要求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是一种苛求，当时的整体中国社会对民主的社会机制尚缺乏足够多的了解，对民主与自由的呼求，事实上是在多数民众对自由与民主概念的内涵缺乏足够信息和了解的情况下聚集起来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自始至终贯穿着八九民运的主线。总体而言，除了对自由与民主的基本要求（当时整个社会对自由与民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更多的是人类天性中正义本能的冲动使然。对胡耀邦的悲情哀悼，对官倒的痛恨，即使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是可以被认可的。

尽管肉体在坦克面前是脆弱的，但枪口之下，对正义观的修正当然是不可能的。无论前现代社会的观念应该得到怎样的梳理，无论世俗化与物质化的时代变迁如何影响我们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评判，血是真实的，死亡是真实的，此后肆无忌惮的全面腐败是真实的。尽管，对于贫困中的人们来说，经济发展也可以算是一种正义，但半世纪之前的纳粹暴行早已警示我们，没有灿如星空的神圣正义观指引，物质丰盈和技术飞跃并不能担保人类不会走向自我毁灭。

在全球性共产体制体制崩溃之后，探讨中国的语境下的正义概念，不能不面对六四之后十七年的高压。甚至可以说，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尤其具有世界性的关注价值，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挤出中国社会关注中心的群体——六四受害人及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

这个曾经为数甚多的群体，在政治高压与经济窘迫的双重压力下，多数人被迫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对政治异见的坚守和表达，而只有少数人仍然坚持着他们对道义理想和正义吁求的直接行动。十七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政治犯被送进监狱，长达十年、二十年乃至无期徒刑的判决，彻底毁掉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沦为中国社会最悲苦的人，遑论那些因六四事件失去亲人的家庭。

在巨大的社会震荡之后，整个中国似乎遗忘了这样一群人的存在，而在国际上，他们中间幸运者的遭遇，也只是成为书写在少数人权报告上的数字而已。差不多可以说，在一种强烈正义感的驱使下，这些人在整体上把自己抛入现代物质生活之外，抛入对正义降临的无望等待中。

世界民主的第三波浪潮、苏东巨变乃至萨达姆的倒台，都会给这个群体以飘渺的希望，但我们必须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更冷酷的分析。卡尔？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驳斥中，包含了这样一些论题：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知识的增长，所以，我们也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因此，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以此观之，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对正义光临的等待，在具体时空条件下，并不是无可争辩的未来前景，即使体现着时代正义的民主制度，在最终取得战略优势的二十世纪，也曾遭遇悬崖边的命运。我们必须看到，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的崩溃，对于中国社会的统治者来说，非但没有让他们看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反而让他们取得了如何保持独裁稳定的大量知识。这种知识的增长借助于统治手段的改进，并与漫长皇权社会积淀下的专制统治的权谋策略结合起来，形成一道对自由民主事业的防火墙。迄今为止，我们必须承认其效果显著。另一方面，在中国，西方的政治民主传统是不存在的，即便苏联的赫鲁晓夫式“解冻”也不曾有过，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沙哈洛夫和索尔忍尼琴这样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以，在当下中共权贵们普遍腐败的裙带关系网中，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家也难以诞生。

我对自己十七年前在历史博物馆门前的乐观情绪感到羞愧。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十七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我会忘记很多生活经历，却可以清晰地说出这十七年中的每一个六月四日我在哪里。对那些六四受难者的亲属来说，我相信他们的记忆比我更为真实和痛彻。

还会有再一个十七年的等待吗？

可能会的。我甚至相信，即使我能够颐养天年，在我的生命结束时，如果仍然无法看到正义的降临，那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年轻的蒲勇已经离开了我们，和他一样离开我们的，还有温杰、杨春光、王若望、邵良臣、刘宾雁？？？？？？六四受难者的亲属，也开始有人离开这个世界，而邓小平的名字，依然被庄重地书写在中国的政治课本上？？？？？？

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更重要的是，正义是否向我们许下过诺言，让我们确信它不只是“戈多”的另外一个名字？！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不能不使我对此表示担忧。

让我们再次回到对“正义”一词的审视上。现代语言学中，任何定义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为文字链中的相互指涉性使定义成为一种能指的游戏，与其徒劳无益地试图给正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不如在最朴素和惯常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也就是说，在一般所习惯的理解上去使用它。伦理学家指出，只有幸福原则和公正原则才能充当全社会的基础公理，而在多数近现代西方思想家那里，正义概念被看成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正义”这一概念。

或者，要更加有效地谈论“正义”，不如采用排除法，将种种“非正义”列举出来，作为批评者，我们可以用无尽的篇幅来复述发生在后六四社会中的种种荒诞和不公正现象，这几乎会成为一种情绪化的控诉，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存在普遍公正和平等的社会。这些现象当然会再次加深我们对“正义”阙如的认定，但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也使我们的信心会产生动摇。

“斯德格尔摩症候群”在我身上的体现是：如果我不接触上述那个被这个世界遗忘的群体，我想，我可能会因此减弱对正义缺失的状况的痛感。我可能愿意承认被我情绪认定为对立面的那种力量的任何历史合理性，并愿意在他们身上寻找历史合理性的微弱痕迹，因为，正义的对立面未必一定是邪恶。可惜，我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无望的泪水并感受身处其中的痛楚。

他们的苦难和泪水，何时才会结束？他们对正义降临的等待，是否会成为有生可见的现实？

也许——仅仅是也许——历史会给他们比迟到更迟的安慰，那时，他们作为受害者的身份会得到承认，他们的坚持对这个社会中正义回归的价值也会得到尊敬，但这样的承认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吗？在西班牙作家安德列斯？特拉别略的小说《完美罪行之友》中，面对佛朗哥死后的社会伤痕，作者无可奈何地运用一起刑事谋杀的方式，给无比伤痛的人权受害者一次意淫式的正义回归。

而这显然不是这个被遗忘群落所需要的。

于是，对上帝的等待，差不多成了我们期望正义降临的同一种表述。绝望中，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上帝存在的，否则，仰望正义的光临，将成为难以忍受的折磨。

也许，在世俗的角度上，我们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这是1989年胡耀邦的女儿在大洋彼岸听到父亲去世时的反应。

那么，我们只能回到正义一词的最初来源，回到荀子的“正义而为谓之行”，回到苏格拉底的困境上去。

苏格拉底深深地爱着他的母邦，但理性又使他不能容忍这个城邦中社会中不“恰当”的地方，他清楚地看到雅典在道德、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纰漏，正义原则促使苏格拉底说出他的困惑，并且试图激起雅典公民的反思。可以说，苏格拉底的困惑与言说是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的性格来源之一。但希腊城邦不能容许他的存在，最终以“慢神”和“腐蚀青年”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在死亡面前，苏格拉底放弃了逃跑的机会，坦然饮下了毒酒，体现了他对法律正义的困惑和期待，于是，他的言论和死亡，都成为追求正义的行为的一部分。而荀子也强调了正义而“为”的重要：一个追求正义的人，必须有为此承担的勇气和行动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等待上帝之外，寻求正义者在这个等待过程中应该“有为”。在这种“有为”的人生中，我们才能以虔诚与平和的心态仰望偶一为之的正义的光临。

毕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正义曾抵达过苦难和不义的世界。

2006年9月18日于济南
首发民主中国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9月27日召开常务会议，对河南省及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这一消息，在自今年4月开始国家开展的新一轮土地调控大背景下，特别引人注目。对于这件事，我看了大量报道后，感到有一个问题非常引人思考，即：对违法批准占地的责任者“中国式严肃处理”应当终结。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河南省和郑州市的违法批地事实：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自2003年起，郑州市金水区政府就按照省、市政府的安排，与龙子湖园区的13个自然村签定征地协议24份，共计征收土地14877亩，其中包括一般耕地3118亩，基本农田6417亩。占用如此大面积土地，完全超出了省政府的批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过35公顷，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都需要经国务院批准。而郑州在龙子湖园区占地远远超过了这些数量，没有履行法定手续，属于严重违法。

对于郑州的这一严重违法占地案件，国务院的常务会议称：进行了“严肃处理”。“严肃”到什么程度呢？处理结果是：对河南省政府通报批评，给予原任河南省副省长、（现任省政法委书记）和郑州市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另外，国家监察部决定，给予河南省发改委主任、郑州市一副市长降级处分，给予郑州市长、郑州市长助理行政记大过处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违法批地多达1，4万亩的案件中，由于国家监察部和国土资源部的介入，受到处理的只是省级干部1人，党内严重警告；市级干部5人，两人降级、两人记大过，一人党内严重警告。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华社的报道中看，在被处分的个人当中，“有两名官员属于边违法边晋升：一是王文超，由郑州市长晋升为郑州市委书记；一是林景顺，由河南省国土厅长晋升为省发改委主任。如果说这样的处理结果也被称做”严肃“的话，那只能是”中国式严肃“，离真正意义的”严肃“还有不小的距离。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严肃”处理呢？我认为，就是对每个人的处分结论无论是依法还是依纪，都能够做到处分有据，那条那款能够对照，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做到，行政色彩还比较浓。我们看到的所有报道，都把郑州的这一案件叫做“违法”占地案，但从处理结果看，并没有依“法”处理，而是依“纪”处分。难道说郑州的这起案件没有触犯法律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410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反土地法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根据《刑法》这些规定，法律设定了“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与此同时，对于“非法批地”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严重”，最高人民法院还于2000年6月19日发布了“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按刑法第410条规定，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1，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10亩以上的；2，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田以外耕地30亩以上的；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地50亩以上的。

由“刑法”规定的“非法征用、占用土地罪”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非法批准征用、占用不同地类的土地分别达到法定的数量以后，就触犯了法律，责任者就应承担法律责任。郑州这起多达1，4万亩的违法占地案件，其中有基本农田6000余亩，其他耕地8000余亩，大大超出了法定的违法数量，为什么不去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呢？有专家认为，一些政府的违法批地，是“因公违法”，不符合《刑法》第410条规定的“徇私舞弊”前提，那么，同样是这一法律条款，还有“滥用职权”的前置词，难道说一些政府大规模违法批地不涉嫌“滥用职权”吗？再说，面对长期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批地行为，为什么有关部门不通过法定程序修改这一规定呢？这样总把“违法”批地行为当作“违纪”去处理，怎么能称为“严肃”呢？

郑州这起违法批地案，既然没有依“法”处理，从处理结果看，就是依“纪”处理的。那么，是否达到有关党纪处分所要求的标准呢？按照中纪委2004年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0条规定，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或者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相违背决定的，给予严重警告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第109条规定，非法占用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出让、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我们可以对照这些十分明确的党纪条款，分析一下郑州市违法批地的责任者，是否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新华社9月30日发布的《郑州市违法占地案查处始末》长篇报道中，有两个细节特别引人关注：一是这起严重违法占地案总根源是河南省政府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于2002年12月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原则确定在龙子湖地区建设高校园区。此后，省、市先后批准12所高校入驻该园区。二是2003年2月，在国家第一轮宏观调控中，就已经开始整顿土地市场秩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子湖地区开始非法征地、拆迁，2004年国土部对该区进行检查后，明确要求整改，但不仅没有整改，还继续进行违法建设。这两点都说明，这一违法案件“情节严重”，既涉嫌党纪中“拒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决定”，又属于“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重大工作部署相违背决定”，按照党纪规定，应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而目前给予相关责任人“严重警告”的处分，与事件定性和所给予的处分，对照党纪处分条款明显不符，处分偏轻，难以体现处分中的“严肃”性。

在对违法批地案件的处分上，“中国式严肃”有这样几个特征：在报道中一再突出“违法”，在处理时总是按照“违纪”，很少有官员被以“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追究刑事责任；对处理结果的公布，不公开所给予处分的依据，不利于广大党员、干部对处分结果的公正性予以监督；对违纪官员、特别是党和政府主要领导的违纪处理，只有上级组织部门决定，没有引入更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使一些处分决定公布以后与民意预期较大，有关部门也很少解释其中原因。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违法批地、违法占地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中央关于土地调控的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利，客观的讲，这里既有地方利益、政绩冲动等固有的因素，但国家对那些在全国影响较大、或者严重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处分从轻，违法者的政治和经济违法成本太低，对其他同类情况者构不成威慑，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遏制行政违法势头的蔓延，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终结“中国式的严肃”处理方式，在现阶段是很有必要的。

儒学似乎又要成为显学了。

以蒋庆为代表的一帮人，最近屡屡在各地活动。活动的照片，多发在互联网上。仔细看了他们的活动照片，不外乎以下内容：其一，穿上据说是古代儒者的服装，长袍大袖；其二，磕头和作揖。这一系列举动让人联想到，所谓复兴儒学似乎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现代版的跳大神了。

按理说，人人都有活动和言论的自由，要求复兴儒学的这帮人也是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了那种故作高深和一本正经的照片，在这个什么都可以戏说的时代。那几个磕头作揖的现代圣人，让人感觉特别郁闷和压抑。——儒学，就是驭人的登龙术，就是等级之学、研究人高低贵贱的学问。在各种思想碰撞日益激烈的今天，有些人应对乏术，于是开出了复兴儒家文化的药方，要把儒学的一套全部搬出来，大谈王道、等级和服从，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只可惜，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这一套说教，究竟还有几个人愿意相信和接受？这种打着继承传统文化为幌子为历代帝制和专制张目的学问，究竟还能哄骗的了谁，就不得而知了。

儒家学说，至少有两样东西惹人反感。其一，是对等级意识和权威的绝对强调以及对人性与人权的漠视；其二是意淫之学，或者说是捂上眼睛说瞎话的学问，就是摸人屁股的混帐学问。

等级意识的问题就是为专制张目的问题，批判这个东西的人已经够多了，似乎没有再说的必要。但是不客气地说，如果所谓新儒学复兴仅仅是走走形式，穿穿古人的衣服、磕几个头也就罢了。假如真的有人立志要把古代乱葬岗子里的那一套搬出来，则毫无疑问是一帮神棍和民族的罪人。这种传统，还是不要继承的好。毕竟，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科学与民主的道路。

下面说说意淫之学。儒家学说很是刁钻，利害就利害在他们摸人屁股的技术。长期以来，儒者们习惯于为当权者摸屁股，使之兴奋，从而利用他们，达到自己趋炎附势和狐假虎威的目的。比如对等级的绝对强调，对女性权利的严酷打压。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王道乐土，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那高居于塔尖上的，就是皇帝老子。儒者告诉当权者：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牲口，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泄欲工具。普天之下，你想怎么折腾就怎折腾，反正都是你老哥的后花园。

——这样的怂恿，实质就是在教当权者学坏，鼓励他们公开犯罪。而在鼓励统治者犯罪方面，儒者颇有利器可用：其一，是为尊者讳；其二，就是鼓吹君权神授；其三，则是鼓励当权者杀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了这种支持，古往今来的一把手们做起坏事来就没有一个脸红，没有一丝歉疚。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

儒学就是当权者的壮阳药。当权者的控制能力稍弱的时候，儒者就端出君臣大义和江山一统的学问来忽悠人。直到把当权者的性趣忽悠出来，把下人们忽悠得服服帖帖为止。——这样的学问，在皇权大行其道的社会，想不成为一种显学都不行。

数千年的中国史，固然可以说是皇帝的家史和全体国民的非人史与受难史，更可以说是儒者摸当权者屁股、教全体国民做奴才从而自己分一杯羹的历史。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儒术的全面复兴之日，就是全民族全社会倒退之时。

——想当初大流氓刘邦凭下三滥手段夺得了天下之后，一帮功臣吆喝着要求分一杯羹，刘邦感觉左右为难。这个时候，山东出了个叫叔孙通的人，带领一群儒者制定了一套勃起之术——某一天，朝廷举行典礼，大批文臣武将依次行礼唱诺，直把个流氓刘三儿弄得舒舒服服，真实地感受到了专制和皇权的可爱了。刘三儿因此感激地说：“叔孙通真是圣人啊。”

儒术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王小波的夫人、性学专家李银河曾经说过一句话，原话记不很清楚了，大意是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观点当然不是第一次被提出来，但是就现实而言，具有非常的意义。

传统的所谓国学乃至儒术，因为西学东渐的缘故，市场正在逐渐萎缩。而打着振兴传统文化的幌子把儒家学说再一次推到前台，则恰恰说明了面对这种现实的无奈和尴尬。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必须被继承下来。这个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继承的应该是精华而非糟粕。传统文化中间，究竟有多少是精华、多少是糟粕？剔除专制思考、等级意识、迷信观念之后，能够重新让人为之一振、闪闪发光的东西究竟有多少呢？实在不太好说。这样说来，所谓继承传统，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程。其核心就是，如何厘清精华与糟粕，为今人与后人提供一种可以操作的范本。

毫无疑问，那种只会烧香磕头的传统、只会匍匐于地任人宰割的奴才之学，当在首先的剔除之列。而继承传统文化本身，则必须站在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中进行。这种工作，需要大智慧和非凡的鉴别能力，而当务之急，则在思想界的开放。那种试图将儒教回归为“国家文化权力中心”的所谓继承，除了惹人唾骂和引起反感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

至于靠摸皇帝老子的屁股得以生存的那些可怜虫，则是一群标准的垃圾，早日扫除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