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不争论，这口号我们中国人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祖祖辈辈就是生活在“莫谈国事”的政治环境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反了个“个儿”，开口闭口全是政治；不过那是规定好的政治，一出了格儿就掉脑袋，所以那个时期更危险。

不争论这口号，是在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期出现的，主要是为了回避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来看，当时不争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只因为没争论，所以一两年之后事实就使分歧的意见有了分晓。旧体制、旧的政治路线是那么的荒唐可笑，一切都不言自明，保守派也闭口无言了。但是，我并不认为当时不争论完全正确，因为如果当时争论了，虽然经济改革的步伐肯定会放慢，但对落后政治观念的清除则肯定会有更好的效果，不至于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对毛泽东、文革等事物认识糊涂愚不可及。

改革初期不争论的初战告捷，使某些人从此把不争论奉为法宝。于是，我们几十年来全面贯彻了这一路线。新闻媒体、出版机构严格控制，甚至我国的网络上，绝大部分网站都严正声明自己不谈政治。不谈政治谈什么？男欢女爱是最常见的，无病呻吟比比皆是。连古人都谴责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社会现象，却被我们不知羞耻地、暗暗地奉为时代的正宗了，这实在说明了我们的堕落和无耻。

事实证明，一时的正确并不能“代表”永远正确，就像适量的药物可以治病，过量的药物却一定会致人死命一样，长期的“不争论”势必使国家的政治走向反面。为什么呢？因为不争论一方面使不同思想不能发表出来，少数人垄断了话语权，同时也就堵塞了全社会、特别是人民群众的信息渠道，社会信息就这样被少数人垄断了，另一方面也解除了政府接受人民咨询质疑的义务，摆脱了被监督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原本代表人民的政权，也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

我们长期实行不争论政策的理由，是稳定压倒一切。

有人把稳定嘲笑为“吻腚”，我倒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吻腚”不就是舔屁眼吗？如今谁不知道溜沟子甜屁眼的重要性呢？官场上谁若说与上级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让他去精神病院检查脑子是不是坏了。

我们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社会，“吻腚”是这种社会里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会“吻腚”就升官，善于“吻腚”就发财，就能包二奶三奶以至一百四十一奶；只要你善于吻别人的腚，就会有另外的人来吻你的腚。呜呼，当今时代，人生在世，悠悠万事，唯“吻腚”为大，唯“吻腚”最大、最高！“吻腚”的学问，至深至奥，岂可不用心钻研哉？

以我韩进为例，自吹自擂是世界笔迹学第一人，发明了直觉临摹分析笔迹法，把笔迹学提升到一个历史新阶段。原本以为可以推动历史大进一步，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福音，不是吗？别说笔迹学可以洞察人的内心世界，仅仅把鉴定性格一项用在汽车驾驶执照的颁发上，就可以减少多少车祸？但只因为我韩进不会“吻腚”，不善于“吻腚”，就连出版书籍的机会也长期得不到政府的批准，更别说普及笔迹学！不“吻腚”就没饭吃，不“吻腚”就没衣穿，不“吻腚”一切都玩儿不转。

由此可以证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里，时间稍长，必然发展为“吻腚”压倒一切。稳定压倒一切与“吻腚”压倒一切，二者之间其实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里，不“吻腚”就没有活路。只要我们继续实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和政策，社会上就必然客观地存在“吻腚”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流。什么时候不再稳定压倒一切了，我们才可以不吻别人的腚。

吻腚，吻腚，下辈子我一定把笔迹学放一放，先学好了吻腚的技术再投胎。

2006/9/25
作者为中国笔迹学家

一个意大利的女人死了，中国的新闻记者如丧考妣，这个女人是法拉奇。

《南方周末》为此刊发了邓科的评论文章《什么造就了法拉奇神话》，同时在文化版块对她进行了详尽介绍。这个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中国新闻界的传奇。她以平等的视角和若干国际政治巨擘沟通交流，甚至嘲讽贬斥他们：她“调戏”基辛格、激怒霍梅尼，她的采访没有什么禁区概念，有时候也不顾及那些所谓“德高望重”的领导的脸面……——这在中国记者看来简直是神话。

经历了文革中的愚忠，经历了崇拜的盲目，中国记者的脊梁就没有直起来过。在很多领导面前，记者什么都不是。当然不要说记者，就是在蒋介石时代最有骨气的郭沫若先生都像狗一样摇尾乞怜，记者作为御用的被豢养的存在，自然都是可怜虫。于是法拉奇来了，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法拉奇在中国火了。一个记者能够这样和我们的领袖说话，这一点无疑大大的震惊了当时的记者群体，这一点也无疑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大开眼界。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等级秩序的社会中，一个小记者也敢“信口雌黄”，这是很多老百姓不敢想象的。即便放在现在，这样的记者也还是没有的。

当然，中国倒也不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记者。民国时期，面对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史量才先生依然捍卫新闻的尊严，从内心的正义出发。当然，此前还有邵飘萍等等，中国新闻史的开篇还是有几个坚硬的肩膀。不过自从人民共和国肇造，罗隆基、章伯钧这些有着理想主意色彩的人也被党魁收拾，于是举国谙哑。所以中国的记者，离开新闻公正离开监督制约政党政府的使命远矣。没有人愿意去拼争，甚至有很大一批记者凭着采访证件也享受起体制的优待来，所以中国的记者也就愈发的不被人民尊重。

记得当初在陕报的时候，就有一个编辑部主任享受着体制内的诸多好处，却又想像法拉奇一样拥有自由的人格。他开口就是李普曼的荣耀，闭口就是记者头上有青天，我当时就很鄙夷这个哥们：“既然做了婊子，就应该把牌坊给那些忍受了孤寂的人。”

李普曼的荣耀是自己争来的，法拉奇的荣耀也是自己争来的。他们用令政治家们不舒服的语气发问，他们注定失去那些尘世的“幸福”。而中国的记者只有羡慕的份，因为大家都是那样犬儒的活着，一个新闻人应该坚守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虚弱不实在。于是很多人成为了商业作家，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比如有一个叫做吴晓波的小伙子。还有的人彻底的背离了新闻，和一些政客堕落为无耻。

法拉奇走了，中国的记者却还都小，他们的灵魂卑微而幼稚。

（如果不能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我宁愿做一个有着优美灵魂的人。所以我转身离开了传媒）

从今年《随笔》第6期读到，著名作家石楠写的关于苏雪林《为了不被忘却》的文章，我又一次从书架上翻出《苏雪林选集》，重温一下这位另类才女的足迹。

苏雪林这三个字，也许对于当今读者来说显得很陌生，因为现代文学史，对她的作品很少提及。加之苏女士1952去了台湾，两岸在政治上的隔绝，苏雪林的名字几近泯灭。然而她（笔名：绿漪）却是五四之后文坛上与冰心、凌叔华、沅君和丁玲并驾齐驱五位女性作家之一。她曾获得台湾最高文艺奖，以及亚洲华文作家资深敬慰奖。她被誉为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最辉煌成就者之一的大师级人物。

苏雪林少年时代天资过人、勤勉好学，1919年成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后留学法国回国。从书中可以看到她的生活非常节俭，却把积攒来的稿费和金饰物捐作抗日经费。她在随感《屠龙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讴歌了仁人志士。她曾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和武汉大学，但可惜的是作为一名旧社会知识女性，并没有改变自己家庭包办无爱的婚姻。在《苏雪林选集》自传体小说《棘心》塑造的女主公杜醒秋形象中，我们可以找到她的昔日的影子，女主人公自叹：“感情像一个恶兽似的在她心里乱踢乱咬，发狂般的呼喊，理性又教她平心静气恪守闺范，所以她始终不能违抗父母之命，不敢逾越传统礼教的藩篱——与自幼订婚而无感情的未婚夫叔健解除婚约”。我想这只能说是她生于那个半封建时代的悲哀，对于她不幸的婚姻，后人也只能抱以同情和赞美的眼光去看待它了。

《苏雪林选集》这本书，收集了苏女士的小说、散文、评论等。我曾拜读过冰心、丁玲和杨绛同属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她们文字激扬、婉约和从容，颇具有大家闺秀风范，而苏女士的散文似乎散发出独到之处，她的行文流畅，文字率真且富有诗意和想像空间。如《绿天》中描写的一段：园中的草似乎多时不曾刈除了，高高下下长了许多杂草，草里缠纠着许多牵牛花，和茑萝花，狸红万点，映在浅黄浓绿间，画出新秋的诗意。还有白的雏菊，黄的红的大丽花，繁星似的金钱菊，丹砂似的鸡冠，也在这荒园中杂乱地开着。秋花不似春花，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的妍艳，不过给人以温馨之感，你想于温馨之外，更领略一种清远的韵致和幽峭的情绪么？你应当认识秋花……如：《鸽儿的通信》中写到：树叶由壮健的绿色变成深黄，像诗人一样，在秋风里耸着肩儿微吟，感慨自己萧条的身世。但乌桕却欣然换上了胭脂似的红衫，预备嫁给秋光，让诗人们欣羡和嫉妒……这些富有灵性的字句，在苏女士的文章中俯拾皆是，其中《秃的梧桐》至今仍是台湾中学课本的范文。

苏雪林是个很另类的女人，她花了三十多年时间研究《楚辞》，并从中挖出“先秦朝代外来文化”，又从这儿连通到“世界文化同源说”，她历举证据数百条，并写下《屈赋新探》150万字的巨著，并成了她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她用“半生”反鲁，由于俩人在政治方面的倾向不同，她在《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书》的《自跋》中写道：“以鲁一生行事，言之，二十四史儒林传不会有他的位置，二十四史文苑，文学传，像这类小人确也不容易寻出”，可想而知,苏女士这种举动足以让国人感到惊诧，同时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她的文艺批评更是独道一处，选集中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以及《沈从文论》等，笔锋淋漓尽致，精当地提出她个人的独特见解。也许作家石楠说的还是比较客观：“不管他们曾经拥护或站在哪个政治营垒中，就他们对文化的贡献，苏雪林和冰心同样伟大，胡适和鲁迅都是伟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们理应也受敬重，不能被忘却，不能以言废人，也不能以人废言。”

1999年活了一百零三岁的苏雪林逝世，石楠源于苏女士在看完她的《画魂——潘玉良传》之后，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多字的读后感，才知晓这位苏女士。也许是苏女士的才气和另类感动了石楠，她说“不能因为苏雪林反对鲁迅，我们就否认她，蔑视她，她是个集作家、诗人、画家、学者、教授于一身奇女子”，于是历经艰辛终于在今年初完成37万字的初稿——《另类才女苏雪林》。我们期待着这本书早点出版，能再次聆听到这位另类才女的足迹。

如厕时好读书者甚众，我听说有人是在马桶上看完《达芬奇密码》的；还有一位拿时政周刊当作厕所读物；我的密友困困的随笔集将被列入一套马桶读物出版。18世纪中期，英国的吉士菲尔伯爵写到，他认识一位绅士，“此人特别善于利用时间，即使在如厕的时候，也不会白白浪费掉这段时间，年深日久他用这样的间隙读完了拉丁语诗歌”。美国作家亨利。阿尔福特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人们要在卫生间里放上书？难道是因为那些书会让他们思考最深层的自我吗？

很多人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逃避家庭生活，弗洛伊德学派说，我们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逃避羞耻——丢下双亲去玩弄自己的排泄物这样一种羞耻。还有别的什么动因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阿尔福特给72位朋友、同事发电子邮件做调查，问他们本人是否在卫生间里看书，或者是否认识这样的人，他可不可以登门查看一下。结果是很多人很晚才回信……不管怎样，卫生间还是一个比较别扭的场所。最后阿尔福特只能自己做些研究了。

很多学者说在卫生间里读书是现代人才会干的事。1920年之前人们使用的夜壶和厕所不适合看书。但是罗马人的大浴室里就有图书馆，人们可以坐在里面阅读书卷。《格里高利生平》（1296－1359）一书中介绍说，在与尘世隔绝的中世纪城堡的卫生间里读书不会被人打断，城堡的卫生间位于高高的塔楼上，接近天堂，可以使忠于上帝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卑下。美国的《老农年历》经常被当作厕所读物，封面左侧还钻有一孔，便于挂在墙上。1991年有人出版了一套便携本经典文学作品，刚开始卖得不好，后来改名为“美国厕所最佳读物”，第一册就卖了100万册。这套书非常赚钱，现在甚至有了防水版本。美国喜剧片《宋飞正传》里，片中的乔治。克斯坦萨有一次把书店的书带到书店的洗手间里，书店强迫他买下这本书，他对店员说：“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要是这本书不适合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的话，那就再也没有合适的书了。”

阿尔福特看了九个人的卫生间。“自始至终，我振奋地得知没人提起他们在卫生间里读过信，因为我们都看过一幅著名的绘画作品《马拉之死》，知道在浴缸里看信会有什么下场。近来一篇报道说，很多能读电子邮件的手机都掉到了马桶里。”

阿尔福特发现，一些人上厕所时看书是在寻开心，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接受熏陶，总之不是自娱就是自学。演员乔纳森。沃克夫妇家的卫生间里放了16本烹饪书，“鉴于这些书是关于食物的，我想起了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理论，人们在卫生间里看书，是为了象征性地替代被排放掉的东西。而关于食物的书确实是最生动的替代品。沃克还向阿尔福特出示了一张半迷幻风格的蛋糕照片，他说坐在马桶上就像在欣赏音乐。”

在16、17世纪，人被认为是万物的灵长，为了制衡自然的召唤这样一种不雅的事情，那时的人认为应该在马桶上阅读哲学。诗人、文化评论人士韦恩对此表示同意，他说人在卫生间里的时候非常严肃，德语语法是非常合适的卫生间读物。设计师克里斯说他收藏的时尚类书籍可以建一个Loobrary了（“卫生间”和“图书馆”合成的一个词）“，他希望别人前去借书，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去扫荡他的药箱了。

东村一家餐馆的卫生间里放着12本关于食物和葡萄酒的书，侍者解释说这是为了让顾客感觉到家庭般的舒适。一位出版商家里的卫生间里放了46本熟人写的书，他解释说那是出于对作者的尊敬，将书供奉在那里，“书籍好像是被放牧一样，再不会在书架上被压断书脊。”

　
　　Lukas Foss谈创意
　　《耶鲁评论》(2006年夏秋号)

　　除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短篇《镜子》外，新一期《耶鲁评论》杂志里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是作曲Lukas　Foss的《论创意过程》。他披露了一段往日趣事:“有一次，我正和斯特拉文斯基在纽约一间茶室喝茶，有个著名的俄国舞者来到我们桌前。他离开后，我对斯特拉文斯基说，他真有魅力啊。对，斯特拉文斯基说，很有魅力，而且有一点点笨。那一点点笨对他会大有帮助的！”《论创意过程》一文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洞见、机智的分析以及对创意规则的集成。他自由出入于音乐、创造性、艺术影响力、自我表达、教育等话题，却能始终抓住读者的兴趣；针对人们对于艺术创造过程的普遍误解，他作了尤其尖锐的剖析。

　　镜中裂缝
　　《巴黎评论》2006年秋季号
　　
　　惊悚小说大师史蒂芬·金在秋季号的《巴黎评论》杂志中，谈论了他眼中的恐惧。他说，作为人类，我们害怕混沌。我们害怕局外人。我们害怕变化。我们害怕断裂(disruption)。我所做的就如同镜子里的裂缝。如果你回头从《凯丽》那本书看起，你看见的将是在那本特定的书写作之时，我对美国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观察。在每种生活里，你都会有那样一种时刻，你不得不去处理一些无法解释的东西，不管是医生说你患了癌症或接到了一个恶作剧电话。因此无论谈论鬼魂、吸血鬼或在街区生活的纳粹战犯，我们仍然在谈论同一件事——即非常事物对日常生活的入侵，以及我们如何面对。和怪物、吸血鬼、盗尸者和鬼魂相比，我对我们表现出的性格及我们与他人和社会的互动更感兴趣。

　　阿莫多瓦回归
　　《伦敦书评》(2006/9/21)

　　迈克·伍德在新一期的《伦敦书评》中详细分析了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新作《回归》。他认为《回归》的演员们表现极其出色，是完美的现实主义带着适度的迷茫，他们好似从早期维斯康帝电影里出发，在通向道格拉斯·西尔克的路上迷了路。

　　他对电影开场那幕戏做了精辟的分析:当时莱蒙达在厨房洗碗，一个从高空的俯视镜头显示了她漂亮的乳沟和一把巨大的厨房用刀。我们和摄像机便是那个注视乳房的人，也是那个拿起刀的人。实际上，阿莫多瓦是在向我们展示故事的元素，一个错置的预言。对事先确定之主题的谨慎使用使观众得以识别故事的版图，并抓住被情节剧虚化模糊了的情感之魂。

　

　乌尔禾的白石头
　　《花城》，2006年第5期

　　红柯的长篇小说《乌尔禾》似乎带有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子——想象与狂放，但非反抗与叛逆。《乌尔禾》对男女之事描述娴熟，喜炫语言之技，善用大胆意象，月亮白兔暗合世俗想象。与其说《乌尔禾》描述了地窝子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不如说《乌尔禾》表达了对边疆神秘传说的敬意。《乌尔禾》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个“跟公牛一样”的海力布(蒙语意指白石头)，他预知草原灾难但无法延长自己的生命。

　　以等待对抗绝望
　　《收获》，2006年第5期
　　
　　王微的长篇小说《等待夏天》动用了众多有意味的符号:中国男人、中国女人、美国男人、黑人妓女等，纠缠于这些符号，也就意味着作者无法摆脱诉说文化隐痛的欲望。当异国的生活窘迫时，当身体的欲求陷于绝望时，当精神被自我阉割时，爱情便成为被诅咒、被糟蹋的对象。人类多么贪婪，总是期望从他人的爱情中获得救己、慰己的功效。作者写出了等待中的希望与绝望，同时看到了爱情的无能。

　　感受希腊士耳其
　　《译文》，2006年9月第5期

　　村上春树游希腊、士耳其，写下《雨天炎天》的游记文字，此文为林少华所译。写下所看、所听、所想，率性的游记文字最能体现作者心性、体性、情趣，在小说与诗歌中，作者自觉为内心设防，而于随笔散文而言，作者则无需设防，读者能听到希腊、土耳其传来的生命气息，也能听到村上春树内心的呼吸。希腊与土耳其的历史固然让人晕眩，村上春树笔下的现实希腊与土耳其也让人意外不断。

　　失败的谋杀想象
　　《萌芽》，2006年第9期
　　
　　想要从《萌芽》杂志中寻找一些异质的“萌芽”作品，并不是容易的事情。腾洋的短篇小说《谋杀》有一定的想象空间，作者设计了一个连环谋杀案，森先生A、森先生B、“财主”女儿明妮，在这场财富的角逐之战中，最后剩下了森先生B，而紧接着森先生B又死于车祸，作者用恶梦二字解释了这一因果循环。看得出《谋杀》有日式小说的影子，但显然，作者偏执于离奇，却忽视了起码的逻辑常识。

台湾倒扁运动发动环岛游行，经陈水扁鼓动「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台独情绪，民进党也发起三十万民众挺扁。一场民粹运动，眼看就会爆发暴力冲突，台湾的前途，深为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士忧虑而关注。

倒扁运动虽由施明德发起，得国民党支持。国民党大报《联合报》的社论，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点，认为倒扁运动，应该不计后果，不要理会对民主宪制的冲击，就像历史的土石流，不随个人的意志转移，先让它滚流爆迸了再说，《联合报》社论说：

「充满爱国热情的五四运动发生之际，怎么会想到后来整个救国运动竟被共产党主导，而使中国社会陷于数十年的赤色炼狱之中。中国后来虽陷于中共政权的赤色炼狱，但后人却不能因『后见之明』而认为五四不应发生；同理，即使如今面对贪污腐败至如此地步的陈水扁政权，后人亦不能否定台湾当年的民主宪改运动。其实五四当年，各界对中国的走向不是没有辩论，更不乏有人对社会主义的救国方案持保留看法，后来亦印证了这类见解，确属『先见之明』，但是，历史的土石流一旦爆发，即不随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联合报》的「土石流」论者结论说：「陈水扁这一场自欺欺人又贪腐无状的土石流，非滚开不可；至于随它滚下来的究竟是国之砥石，或是另一场泥沙俱下的土石流，则不妨将这个课题留给历史。毛泽东滚开了，历史赐给中国一个邓小平；待陈水扁这块自欺欺人的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不会吧？」

「泥石流理论」充满革命的浪漫激情，但这种观点如果代表了当前国民党的主流思想，则国民党的政治智慧，无疑相当令人质疑。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是记者出身，在外交部供职，后来专研俄国史。但卡尔最为欧美民间所知者，是一册通俗的小书，名叫《历史是甚么？》（WhatisHistory?），在这本作品，卡尔认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编年史家」。编年史家只须考证大事发生精确的时期和地点，但一位历史学家，却必须解释许多宗史事发生之间的经纬脉络、因果关联，指出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模式。

卡尔认为，史事述的精确，只是最基本的责任。夸赞一位史学家考据出一宗事件的人物时地的真相，如同夸赞一位建筑家选用了正确的水泥木材工料。对于一幢伟大的建筑物，选对了水泥木材的工料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设计。同样选用了玻璃和钢材，美国的贝聿铭与英国的诺曼霍斯特就是风格不一样。历史学家的资料考据固然要正确，但这只是起码的责任，他拥有了资料，如何诊断历史纵横的脉络，论证一个时代的历史规律，才是一种美德。

这就是一个史学家看待当前的台湾倒扁运动需要的思想高地。一个史学家会指出：五四运动虽然充满爱国热情，但盲目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以科学和民主为口号，只是一小撮读书人挟梦想强行走上街头，为日后更激进的列宁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做了开路先锋。虽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英雄造时势，历史毕竟是人为的泥石流，以后的泥石流往往超脱了人为的控制，向灾难的方向发展，因此一个历史学家完全可以科学地论断：五四运动是幼稚而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

身其实也是「泥石流理论」的历史受害人。张学良一九三六年发动军事政变，挟持元帅蒋介石。以当时的气氛，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追剿「长征」之后的共党残余势力，但东北乡亲，华北父老，还有上海的左倾知识分子报纸舆论煽动的民情都是马上要抗日。

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后果，是直接协助了中共的扩张，几十年来，连国民党的历史学者也为此懊悔不已，指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在生，他们会不会认为西安事变的历史泥石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为中国的国运带来幸福与光明？

台湾《联合报》社论天真地问：「待陈水扁这块自欺欺人的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不会吧？」一九四九年的蒋介石政府，家族贪污，官吏腐败，延安的武装颠覆势力，也一度令中国的「知识分子」充满幻想，以为百万雄师渡江，南京危城落日，是「人民革命」的一股泥石流：「待蒋介石这块挡路石滚开，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中国一块比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更恶劣的顽石？」会。蒋介石再独裁，也没有摧毁中国文化的基石，没有摧毁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发动学生打老师、儿子打父母，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蒋介石这堆泥石流滚开了，历史赐给中国一个毛泽东。

所谓「从历史吸取训」这句滥调，就是这个意思。读历史已不是只为了考据「中华民国亡国于一九四九年」的事实，而更为了研究古今许多泥石流以「英雄造时势」或「时势造英雄」的藉口，以浪漫的激情为外衣，如何创造了一场场愚昧的灾祸。既然历史的土石流一旦爆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则土石流更易为野心家、权术士、暴君独裁者在后期诱导而骑劫，人类的历史往往是悲剧的一再重演，正因为许多身在局中的泥石流的弄潮儿，自以为在创造历史，最终其实是受到历史的愚弄和嘲讽。

《联合报》的社论说：「陈水扁现在正是一块必须滚开的巨石，它不滚开，不符宪政正义，亦不符历史正义，至于在它后面有甚么石头会随它滚下来，那却是历史自己会处理的问题。」

「历史」从来不会处理问题，也不必处理问题，人民才会承受泥石流的灾难后果。泥石流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时代的变动，往往开头由一两个「魅力领袖」率先振臂一呼，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如此，俄国的列宁亦如此。因此历史学有所谓「偶然主义」的争论，例如假设当年刺杀奥国太子斐南的阴谋不成功，斐南太子的座驾车司机驶错了路线，避开了埋伏的刺客，会不会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被通缉的列宁逃亡，如果不是牙痛，脸上包了绷带，被沙皇政府的士兵认出而逮捕，二十世纪会不会出现共产革命的一场人类浩劫？

「正义」是一切革命者的旗号。民主宪政的正义，就是法治的契约精神，并无其他。《联合报》社论代表的国民党人思想，或在蒋家时代的极右独裁，或在陈水扁时代之极左激进，原来是这种程度，则难怪国民党自蒋经国之后，受到全球民主化的泥石流的冲击而旁徨，因为他们不是台湾民主的创建者，而是随波逐流的一叶孤舟。他们问：「历史难道会残忍到竟赐给台湾一块比陈水扁更恶劣的顽石？」中国的导弹集结对岸，美国自顾不暇，李登辉谋定而后动，对于以马英九、连战之流的南宋江山的遗民余孽，对于愚昧而又充满激情的人，历史往往是残忍的，而且残忍得很合理。

武宜三定律第三：「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做个像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在爱国时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郎咸平，近几年揭露弊案几乎是「指一个倒一个」：前有德隆系、顾雏军，今有陈良宇。当然威风八面，狠出了我一口鸟气，我盼望有更多的郎咸平。

然而，郎咸平又不是可以无限复制的。郎教授的成功除了他有足够的勇气之外，他还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更重要还有他的特殊身份：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知名教授——一个享有「次治外法权」的高等中国人。另一个重要的条件则是「势」，即郎教授所「顺势一击」的势：恰好配合了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否则，再有勇气、再有知识、再有知名度也白搭。如杨建利，如高智晟，如郑恩宠，如程翔。谁如果看不到这一些，谁就是糊涂虫.对此，郎先生倒是十分清醒的，他知道「我的个人力量跟他们完全不对称」，「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之中下手，确实」不容易，因而他并不沾沾自喜。

说到「次治外法权」，我很悲哀地在此提出一个新命题：「只有拿了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做个像样的中国人，才有资格爱中国；才可以免除在爱国时被扣上「爱国罪」的风险.」姑且把这叫做「武宜三定律第三」吧（这定律是几十年来用无数中国人的鲜血、骸骨和头颅凝成的，版权不属於武宜三，命名权可随时出让）。中国的事，历来要借重享有治外法权和次治外法权的洋鬼子和高等中国人来办，不能不说是很悲哀的吧。

周正毅再一次进局子了，郑恩宠仍然悽悽、惨惨、戚戚；陈良宇倒毬了，郎咸平主持的电视财经评论节目《财经郎闲评》，也并没有复活。那些以为「中央的反腐决心和魄力」的想法实在只是美丽的误会，至於「这一下能够还老百姓一个公道」更属白日做梦。要知在中国从来只有「党道」而没有什么「公道」。上海市东八块折迁寃民之类的老百姓只能永远「冤沉海底」了。

郎教授说：「上海官员的贪腐现象背后的最大问题是整个利益集团的勾结很深，互相呼应」，「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商人，共同掠夺老百姓的财富，而且有腐败的学者散布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给他们制造合法性。这样形成「铁三角」，共同操纵媒体。我没想到他们那么强大。」

上海如此，北京也是如此，郎教授说「过去七八年来，北京市发生了很多怪现象，严重伤害了社会公平和利益，北京市的腐败集团，规模和势力都不会比上海的小」。实际上，如今的全中国何处不如此？所以我以为郎教授的「官民一致共识是反腐」，「中国社会有了反贪这样一个难得的共识的开端，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共识面，制造更多的社会共赢的机会，从而让腐败分子再无藏身之地。社会共识越多，才能越和谐，」只是一厢情愿。

中共如要「铲除腐败势力」，就要把中共自己连根铲除。所谓「反腐必亡党」也。当年毛泽东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而自己却是最大的贪汚犯。江泽民打击了陈希同所谓「北京帮」，却亲手培植了更大的「上海帮」。今天胡锦涛拚火了「上海帮」，而「安徽帮」、「团帮」也隐隐然成形矣。所以，中共要「铲除腐败势力」，从哪里剷起呢？

从中国共产党的过去，可以知道它的现在；从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一个连《公布官员个人资产法案》都难产的法西斯团伙，您还指望它和您有「反贪共识」？剩下恐怕只有「官人怕反贪，穷人盼造反」一条路了呢。

写於2006年国罄节

首发新世纪新闻网

   制度是营盘，朝代是流水，皇帝是兵！这营盘、流水、兵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历史的铁则.虞夏尧舜禹，已难以确切稽考；商周，史迹凿凿；春秋战国秦后，则有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作了准确的记录。从秦始皇嬴政到清宣统溥仪，中国有几百位皇帝。溥仪逊位，名义上没有了皇帝，事实上还是存在，袁世凯、张勋且不论；蒋介石，是准皇帝；毛泽东，是大皇帝，集大成的大皇帝，集皇权和教主于一身，集秦始皇和孔夫子于一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做这个营盘里的兵是许多人的梦想。最早也最典型最传统最概括的例子是三个人的豪言壮语.贵族项羽说：“大丈夫当如是耶！”小吏刘邦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农夫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明康熙……这些兵们，无过于这三种形态.他们在制度的营盘里翻江倒海、纵横驰骋，成就了一代代、一桩桩丰功伟业，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演出了无数威武雄壮的活剧。其中，赞襄最力，最功不可没的是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孔子的智慧、孔学的理念、孔门的才华不断地修缮、美化这个营盘，似滔滔不绝的流水冲刷浸润的这个营盘日臻渐完善、成熟以至美伦美奂、坚不可摧。因此，代表并见证着这个营盘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朝历代，无论如何更换，都能傲然于世，屹立不倒！

    两汉、魏晋、大唐、南北宋、元、明、清，无论是烂汉、脏唐、懦弱称臣的南宋儿皇帝、屠戮功臣的朱元璋、外来的游牧部落蒙古与女真，一旦进入这营盘，无不为流水所清洗所浸润所滋养，大体上清洁光鲜起来、温文尔雅起来。小吏出身的汉高祖，逃命时把儿子推下车，对垒时不顾父亲死活的无赖刘邦，当上了开国皇帝，执掌了营盘后，流水就开始将他的流氓习气清除，那首著名的“大风歌”留下了他的帝王气象：“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创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黄袍加身玩弄权术开有宋一朝的赵匡胤，其不肖子孙让南宋王朝的子民苟安了一百五十余年的赵构，寺庙里跑出来的野和尚明太祖朱元璋，都为营盘所陶范所制约，成就了一代代勋功伟业.一代天骄开拓疆土至贝加尔湖的成吉思汗，野性未改的努尔哈赤，平三藩收台湾定一统的清圣祖玄烨，都被流水所清洗所浸润所滋养而名垂青史。特别是玄烨的康熙朝，崇尚儒学，尤重朱熹理学，亲临曲阜拜谒孔庙，举办博学鸿儒科，编辑出版《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种种举措，奠定了清王朝完全纳入汉文化的基调.可以说，历朝历代的营盘、流水、兵的法则在清王朝同样得到了体现和实施。

    延至当代，毛泽东横空出世，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毛泽东背离了历朝历代的流水铁则，将外来文化、而且是最坏最无人性的外来文化引了进来，硬揉进营盘中；因为毛泽东旷世奇才，这种硬揉非常到位、非常成功！

    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五四”的狂飚而成了一场历史的误会。温和而沉潜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匆匆一瞥，很快就被列宁“十月革命”激扬激动激烈的暴力至上排斥打击的奄奄一息。毛泽东奉列宁主义为圭臬，唯苏维埃马首是瞻，搅乱天下，乱中夺权，乱中取胜。这一股浊流汹涌澎湃，红浪滔天，淹没了神州大地。如果说，毛泽东是“始作俑者”，那么，应该是“其无后乎！”遗憾的是，他有后。更遗憾的是，毛泽东是作俑的大师、是斑斓虎豹，他的后是庸匠、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是装腔作势媚俗猫、是猥琐不堪鼠窃辈。

    毛泽东逼死刘少奇后选的接班人是上海滩上的暴发户王洪文。这位所谓读过书、当过兵、做过工的全才，其业余爱好是下陆战棋和玻璃球跳棋。实在上不了台盘，再选了一位华国锋.这位英名领袖上台后的第一举措，是派遣解放军的工兵部队在一夜之间将东西长安大街两侧已成荫的法国梧桐连根拔起，换上了挺拔冲天的白杨新树种，以示新王朝的开始，万象更新；然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稚拙可爱的书法作品：大跃进时代的一首民歌，“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太小家子气的华国锋很快被邓小平赶下了台。这位邓小平，确有过人之才，毛泽东曾对梁漱溟称赞邓下平”这是一把好手，军事、政治，样样来得！“周恩来私下臧否刘伯承和邓小平时，称刘细心谨慎，凡事”举轻若重“，誉邓大处着眼，凡事”举重若轻“。可惜，这位邓小平举重若轻过了线，玩坦克机枪如儿戏，屠学生、杀平民。此后，国防军与警察一起武装保卫贪污腐败。虎豹吃饱了也就走开，豺狼则贪得无厌。当今豺狼般的贪墨正是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至于江泽民、李鹏之属，装腔作势，荒腔走板，等而下之，不提也罢.皇帝兵坐掌营盘，举手投足，自然有帝王气象，行事规矩，两千年一以贯之。虎豹踹营，则无法无天；犬猫鼠辈小家子气，在营盘里乱窜乱爬、乱叼乱咬、乱搬乱放，遂致一塌糊涂.毛泽东及其后，一27年，一30年，一共才短短57年，两千年封建制度铁打的营盘就被破坏的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不可收拾。铁打的营盘也就快要融化，将要崩塌！

首发北京之春

狂犬病死亡者主要是农民和民工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您近年多次面对惨死于矿难等人祸的平民百姓流泪哀哭，感动中国，推动华夏，产生了巨大而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绝非一些称您为“哭江山的第四代”之刁民所能望其项背。为此，我衷心希望您能于万忙中深入一处狂犬病死难者现场，为天下狂犬病死难者一哭！

理由如下——

“狂犬病已连续4个月居于中国大陆传染病报告死亡数首位”这一信息，很多自以为离狗较远的人不大在意，其实这是一个显示中国政府缺乏公正公平服务能力的重大不祥预兆。

2006年8月10日央视新闻节目首发了这一消息：“在全国范围内，到今年7月，狂犬病已连续3个月居于传染病报告死亡数首位，7月份死亡人数为237人，6月份为198人，5月份为192人。7月比6月增加近20%”9月25日央视又报道，截止8月底的最新统计，狂犬病已连续4个月居于传染病报告死亡数首位，中国成为除印度之外，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

尊敬的温总理，您可知道这些狂犬病死亡者主要是什么人？调查结论：是乡村农民和进城民工。

2006年8月13日10：30 广西新闻网报道：“今年6月底，柳州市召开的全市疾病预防控制大会披露，2004年之前，柳州市已有长达8年时间没有出现一例狂犬病病例，2004年突然发生4例，此后增长迅猛，2005年达到29例，今年1－6月又已发病20例。这53例患者发病后无一救活，其中以农民和学生为主。”

2006年8月20日，中新社报道（记者李映民）：“记者今天从广东东莞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从年初至今，该市已发生近二十例的狂犬病死亡个案，狂犬病预防工作亟待加强。日前，江西籍男子李某在东莞市桥头镇被狗咬后就出现畏寒、发热等症状，第二天下午，李某不治身亡。”

尊敬的温总理，所谓“江西籍男子李某”，多系“进城农民工”，可见，乡村农民和进城民工是今日中国大陆狂犬病高发的第一受害者。

表面原因：狂犬疫苗价格成倍狂涨

尊敬的温总理，您也许会想，为何农民和进城民工是今日中国大陆狂犬病高发的第一受害者？

《人民日报》 2005年6月14日一篇报道透露了“狂犬疫苗价格狂涨”的消息——

“6月初，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某贫困县农民告诉记者，去年被狗咬伤后一直没打狂犬疫苗，因为‘一支疫苗要一两百块，太贵了。我一家一年才挣2000块，两个孩子要上学，两老要赡养’。武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周旺接受采访时也说：”中心去年组织一次针对农村贫困人群和城市低保人群的免费疫苗接种活动，新闻一发布，立刻有数万人报名参加。疫苗空白人群之多由此可见。‘“

据查，2006年中国大陆各地的人用狂犬疫苗每人份（共5支）零售指导价为250元（国产）~400元（进口），比三年前狂犬疫苗每人份零售指导价为70元（国产）~150元（进口），分别增长2.57倍和1.66倍；国产狂犬病疫苗涨幅高于进口品。

尊敬的温总理，正是这一狂犬病疫苗价格成倍狂涨的因素，阻止了许多农民接种狂犬病疫苗，失去“自我保护意识”。

深层根源：政府渎职

尊敬的温总理，接下来的问题是：狂犬疫苗价格为何狂涨？成为让农民不可承受之重？上述《人民日报》同一报道有分析——

“今年2月，（湖北省）政协委员周鄂生医生提出一份提案，反映物价部门确定的国产疫苗价格远高于出厂价，存在虚高、暴利现象。”这说明，政府物价部门对狂犬疫苗价格狂涨负有主要责任。

“湖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高忠明接受采访时表示，疫苗价格不由卫生厅和省里决定，是国家说了算。他介绍，疫苗分为国家计划免疫疫苗和计划外免疫疫苗两种，前者包括卡介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5种，由国家免费提供；目前国家规定狂犬病疫苗为计划外疫苗，由个人自费接种，这部分疫苗的价格，说是由疫苗生产厂商、国家发改委、物价部门共同制定，实际上处于一种失控状态。”

这一状况又说明，国家有部门对于狂犬病预防严重忽视，不仅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而且错误地将近些年上升为第一位死亡率的狂犬病，排除在国家免费提供免疫疫苗的计划之外——国家免费提供免疫疫苗的计划没有及时根据传染病的新趋势而调整，服务于最严重的传染病预防，这是严重的渎职罪与不作为。

据湖北省财政厅有关人士披露，现在许多地方在进行的事业单位编制改革中，将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由公益性服务型变为经营性营利型；而医院都只能从疾控中心购买狂犬病疫苗，这就必然造成狂犬病疫苗价格虚高。可以说，政府相关部门渎职与不作为是今日中国狂犬病泛滥成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的根本原因。

尊敬的温总理，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

何时能得到温总理的“狂犬病道歉”？

尊敬的温总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再次说明，中国医疗改革失败，中国农民可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缺乏公正公平的服务能力与追求。

国家卫生部有关人士9月25日在央视宣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这一状态的出现，主要因为宠物数量上升和一些人自我保护意识差，被狗猫咬伤后不知道及时去医院注射狂犬病疫苗。

尊敬的温总理，以您“三朝老臣”之宦海经验，会赞成这一丧尽天良的诿过之谎？此说证明中国卫生部门至今毫无检讨狂犬病危机真相之诚意，不可能拿出迅速遏制狂犬病飚升这一危机的良策。为此，人们只有向您这个勇于“与民同哭”的总理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必须首先就“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问题向公众道歉，查处问责直接责任者，然后迅速将狂犬病其列入国家免费提供免疫疫苗的计划。

尊敬的温总理，您深知矿难乃人祸，狂犬病灾难亦是人祸。假如您能对狂犬病灾一哭，“以哭促改革”，既表示个人的同情、愤慨、自责和道歉，又意味着国务院将痛改前非，岂不是能化险为夷，坏事变好事？！

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没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却成为世界第二大狂犬病国，大有重获“东亚病夫”之势，真是匪夷所思。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今日中国需要“改革未动，哭声先行”，中国农民和中国公众翘盼您的“为狂犬病道歉之哭”！

2006年 9 月 25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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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