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当今热词:"倒扁"、"恶搞"

2006年已经过去3/4的时光了,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是,这一年的热词应该有很多,但肯定有这么两个:”倒扁”、”恶搞””.

“倒扁”是为了反腐败,因为他们已经有民主了,可以实践民主了。”恶搞”是为了自由,因为当下的条件是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有时候,恶搞是为了扞卫言论自由,因为中国没有法治,也没有民主和自由,所以这样条件下的正搞是无比艰难的,也会使无数人付出了失去自由等惨重的代价,所以就利弊来看,他们选择了恶搞。

只是有区分的是:”倒扁”只能发生在今天的台湾,在大陆是根本不可能的。”恶搞”只能发生在今天的大陆,因为大陆不能像台湾那样可以”正搞”.

还有,这两个词都于腐败有关,陈水扁腐败,只能”恶搞”不能正搞的是中共制度的政治腐败,文化腐败,等等,因为各种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腐败,导致民怨沸腾,”恶搞”在网络上向全国展开……

一、”倒扁”

2006年8月,在台湾着名民主人士施明德先生的振臂高呼下,台湾新发现了一个词”倒扁”,而且还有一个被更新意义的成语”姑息养扁”,原成语姑息养奸的”奸”,就是指台湾的领导人、腐败透顶的陈水扁。

2006年8月9日,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用一封声明”倒扁”公开信代表自己重出江湖。施明德率先发起,号召每人捐款100元台币,原定在一个月之内汇聚100万人的支持,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捐献100元。从此,施明德一度成为公众视野焦点,吸引了概括大陆人士在内的所有华人的眼球。到8月22日,”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超前完成指标,短短七个工作日内就已募得一亿零三百多万台币的”承诺金”.

九月的台北,数十万台湾人走上街头参加倒扁或挺扁示威游行。9月15日晚,倒扁运动达到高潮。当时数十万示威者(绝大多数身着红衣)在施明德的亲自带领下,环绕总统府及陈水扁的玉山官邸游行,并高喊”阿扁下台”的口号。台北警方估计,有36万人参加了是次游行;而组织者声称游行人数多达75万—100万。这场倒扁运动给总指挥、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政治生涯重新注入活力。他誓言会继续领导示威游行直到陈水扁下台。倒扁阵营透露,下月将在全台湾发动更多示威游行,包括动员五千名示威者包围总统府,甚至发动全台湾大罢工。到目前为止,这种僵持局面短期内不会被打破,因为两个阵营的主要政治领导人都没有让步或妥协的意思,陈水扁还像留任到2008年5月20日任职期满。台湾朝野认为,反腐静坐游行是”一场正义的运动”.

陈水扁目前正接受非法挪用国家资金(一年合计3500万新台币)的调查。第一夫人吴淑珍被指控用假发票虚报陈水扁的公务机要费,还被指控收授崇光百货公司的购物赠券,没有如实申报其珠宝财产。其女婿赵建铭因涉嫌内幕交易而受审。此外,陈以前的贴身助手、总统办公室前副秘书长陈哲男被控贪污、涉嫌内幕交易。

在9月15日大游行之后,施明德对胜利充满信心。据他的阵营透露,暂时只在台北活动以巩固倒扁力量,最后将在全台湾发起更多游行。

目前,台湾岛内民众的”倒扁潮”也成风尚。”倒扁”悠游卡(台湾的交通卡)、”倒扁”打火机、”倒扁”彩铃在岛内商店和网上随处可见,大拇指向下的手势(倒扁符号)成为一种流行。

至于施明德先生,外界对他评价向来是”浪漫的革命者”,新版教科书《台湾史》将他尊为”反对运动灵魂人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被捕下狱,坐了25年大牢,连门牙都被国民党狱警打断。在为民进党奋斗了 大半生的施明德,却在陈水扁上台后,目睹民进党的迅速腐败、堕落,于是在2000年11月14日愤然宣布退党。施明德早已对陈水扁的独裁和腐败不满,但身为前民进党主席,之前也只在私下场合表达。此次公开”倒戈”,集中火力猛攻,确是因为陈水扁的不义之举已膨胀至人所不容。施明德扮演的催化剂力量,已深化了民进党团内部的反省力量。所以施明德言之有理”陈水扁最大的贡献就是毁掉民进党”.

施明德于1961年从陆军炮兵学院毕业后,在小金门任炮兵监测官,1962年因被控涉入”台湾独立联盟案”,被判入狱15年。1977年,施出狱后便投身”党外”运动,并担任”台湾党外刊物人士助选团总联络处”执行秘书兼发言人、《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

1979年12月,”党外”势力反对国民党专制的”美丽岛事件”爆发后,施于1980年1月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李登辉就任总统后,颁布”美丽岛事件的判决无效”,施明德于1990年5月20日获特赦出狱。1990年10月,施与许信良竞争民进党第五届党主席失利,随后创建”新台湾重建委员会”.1992年,施明德参选”立委”,并在台南市以第一高票当选。1993年11月,施明德接任民进党主席,并于次年5月蝉联第六届党主席。1996年3月,施明德因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大败而请辞党主席。施明德有句名言:”我的人生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殉情,一个是殉道,但这两个我都没做到,所以,我的人生充满了遗憾!”他还称如倒扁不成将考虑抱着汽油罐在总统府前自焚。

“倒扁”倒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正在台湾自由和民主条件下的正常一课,最应该接受这一课的不仅仅是台湾官员和民众,还包括大陆官员和民众。

倒扁没有回头路,施明德表示”不是陈水扁倒,就是我亡”,”站出来就不会退缩,和平非暴力的耐力战”.他很坚决。

“倒扁”是正搞,不是”恶搞”.

二、”恶搞”

“恶搞”成为2006年最热中国流行词,确实有它的道理,正如逼上梁山一样,正搞不成才恶搞。

可是,如今”恶搞”正面临着围剿,政府部门要整顿”恶搞”之风,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提出倡议,要把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作为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的重要行动。其实,”恶搞”只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网民,很多人都在为”恶搞”鸣冤,为”整顿”担忧,要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搞”是政治家的本领,如胡锦涛上台时的所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是要”搞建设”,江泽民的”讲政治”,其实就是”搞政治”.但是,网络上善意的”恶搞”也是网民的权利,是网民的情绪需要,如果官方公然”围剿”成为事实,打击”恶搞”,甚至要要领取许可证,就可能导致”恶搞”从网上转移倒网下,被逼到街头恶搞,甚至发展为街头政治,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自由化的发端了。

“恶搞”是继”PK”后成了2006年中国流行词,是人性更大程度的张扬,一旦成气候迅速向各个领域扩展。如”恶搞”短片《中国队勇夺世界杯》﹕香港影星成龙成了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他率领中国国家队顶替塞黑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接连战胜阿根廷、德国、日本、巴西,最后捧着大力神奖座。这是网民”猫少爷”制作的,”看了眼泪都会笑出来的”.这部短片,上网才10多天,点击数超过100万。还有胡戈的《鸟笼山剿匪记》很是出色。其他有《柔情似水:恶搞布什和布来尔》、《春光灿烂猪八戒》、《恶搞:移动手机公司打击联通公司》、《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追求MM篇》……恶搞越来越离谱:雷锋死因是因为帮人太多而累死的等二十个原因,黄继光是摔到了才堵枪眼的,董存瑞是因为炸药包上的两面胶被黏住了才牺牲的,杨子荣、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众人熟知的英雄一个个被调侃丑化,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被恶搞的。

如果官府不让恶搞,恐怕亿万网民只能造反了。难道造反,才是中共的目的吗?

“恶搞”在大陆不是恶搞,是正搞,因为大陆不准许类似台湾”倒扁”的正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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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议报》第270期

武宜三:洋大庆和洋大寨–中国官员到美政府部门“挂职”和农业官员到韩国培训兼观光

「导语:弄虚作假地树立典型,劳民伤财的参观学习;是共产党愚弄老百姓的拿手好戏。当年学大庆、学大寨如此;今天到美国训练、到韩国考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多了两样新东西:无所顾忌的贪汚和肆无忌惮的腐败。」

一窝蜂的去美国培训

一九九九年至二OO五年中﹐北京有超过四百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广东省在五年内将有三百名官员送往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就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广西和河南也都纷纷派官员到海外受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支持和教育部同意下﹐从二OO二年起的五年内﹐一年开办一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期培训六十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第一阶段在清华大学﹐为期六周;第二阶段在哈佛大学﹐也是六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将支付国内培训费用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而国外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一百万美元。每人二十万元的学费和车旅费等,则由其原单位支付。也就是说,老百姓每年仅为这六十名高官的“哈佛之旅”,就要付出二千万元左右的血汗钱.(《南方人物》二OO五年六月三十日)

四川省也决定从二OO五年起,每年派一些中高级公务员到美国培训,分大学理论强化学习和政府部门“顶岗”实习两段,时间在半年左右。(《人民网》二OO六年七月十五日)第一批省商务厅副厅长刘欣等五人,於二OO五年九月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州和佐治亚州政府部门,当上了厅长助理、主任助理,成了首批在美国州级政府“当官”的高等中国人。

稍微了解一点美中两国政府差别的人,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政府是受人民监督的“服务型”政府。例如美国政府对公务员工作业绩的考核和评议,是以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为主要指标的。公务员向社会提供服务后,必须要求服务对象实名制填写“客户满意程度调查表”。美国政府专门有电子版工作记录表记录每位公务员当天工作情况,如办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见人的时间与地点、办事结果等。即便出外也要报告工作过程,几时几分在哪里吃饭,几时几分在哪里开车都写得清清楚楚。然而,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政府是掠夺型的政府,是与民为敌的,怎么能学得了美国的经验呢?

例如周济,是八十年代初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海龟派;二OO三年初当上教育部部长时,他对记者发表了题为《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的讲话,信誓旦旦地保证说:“第一,培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代新人,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第二,让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前进方向。第三,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新华网)但是,二三年来他却推行了一条反动的愚民政策,大搞教育产业化,破坏九年普及教育,摧毁农村教育、平均每年流失四百万名中小学生。把教育部办成了腐败透顶的“破坏教育部”、“文盲制造部”和“祸国殃民部”。

官员外训模式已引起各部门的垂涎,目的无非混水摸鱼,乘机捞一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郑泽光公使、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徐尽忠等都为之大唱讚歌:这是充分利用境外培训和智力资源,进一步加大中青年市厅级干部及其后备军的赴外培训力度,有助於培养领导干部的世界眼光、战略思维,提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驾驭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境外培训的重大创新”云云。

挂羊头卖狗肉的“新农村建设”考察团

眼下“新生事物”是打着“新农村建设”旗号,拥到韩国去。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受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委托,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并在今年四月签订了相关协议。根据中韩双方的长远协议,韩国将通过中国国内的八家机构,吸引三十五万名公务员赴韩接受培训,最近三年,则是每年约一万人。对韩国来说,这无疑蕴含着巨大商机。最保守计算,仅每人一百至一百五十美元的培训费,中国政府就需支付三千五百万至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财经时报》)於是韩国开始大盖宾舘,陆续推出“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最近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回来的、东北某市市郊一个村党支部书记老徐同志,用他的感受戳穿了这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西洋镜:“不去不知道,去了吓一跳,花了上百万,啥也没学着。”老徐同志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十二日,先在该市举办的村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中培训了六天。然后在六月一日,作为该市第六批考察团成员,赴韩国“考察”。

六天行程只有第三天与“新村运动”有关,而且是走马看花。这一天拜访了韩国“新村运动”中央会全罗南道分会,参观康津郡现代种植业、养殖业。其余几天是游览南怡岛、春川明洞、“三八”线统一展望台、观光公社韩流馆、景福宫、民俗博物馆、青瓦台等名胜,连赌场华克山庄也没放过.

去韩国“考察”,观光旅游一番,确实大开眼界、见了世面。韩国“新村运动”搞得好,房子建筑漂亮、环境清新优美、生活条件很好、文明水准很高。但老徐和他的同志们的共同的感受是:人家的经验好,咱们这里学不了。只能把带回的学习资料和照片,张贴在村务公开橱窗里,请乡亲们“欣赏”。

一边贫穷困苦,一边贪汚挥霍

在韩国到处都是中国去的参观考察团,到处都挂着“欢迎中国考察团”的汉字简体字幕或条幅,新农村建设成了韩国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这次该市有一百二十名村党组织书记去韩国考察,花了一百多万元,人均花费一万多元,都是市财政全额承担。可是,除去热热闹闹,啥也没学到。一百万元可以帮十所村小学改善办学条件,可以建三十个村文化室,可以救助一百个因家庭困难辍学的学生。老徐同志说,他所在的村灌溉条件差,建一个水库是乡亲们多年的愿望,修水库只要二三十万元,这次出去花的钱,如果给他们村,就派上大用场了。全国共六十八万个行政村,如果十分之一的村党组织书记都去韩国学习一趟,以每人花一万元计算,就得花七亿元公款,那还了得?因为二OO五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三千二百五十五元人民币,而人均年收入一千七百二十三元或以下的“贫困县”还有五百九十二个(《新华网》成都二OO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电)。

不管啥事,都是一阵风。老徐说,当年“农业学大寨”他也随着好几百万人到过虎头山,可学到的是平均记工分、不顾生态垦荒造田和田头地角的批斗会。前几年,浙江的“温州模式”,参观考察团也像潮水一样涌了去;他也去了,但都是“去了激动,看了感动,回来不动”。老徐同志还说,就算拿“新村运动”做样本,也犯不着弄出那么大的动静。现在印刷条件好,音像手段多,请专家弄一批材料,让电视台拍一批录像,花得了几个钱?农民读了材料、看了电视,效果肯定要比成群结队的“韩国游”好得多。(《经济参考报》、《重庆晚报》二OO六年八月十日)

首发《争鸣》2006年10月号

川 歌:陈良宇的落马与中共权争

权力巨大的中共中央于2004年9月24日作出决定,免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职务,并停止陈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等职务(这句话似有语病,停止应是指某种行为、动作、态势,而不是停止职务。如是与职务有关的禁制应是停止职务的履行。)

陈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中央前总书记江泽民的亲信,其在上海任职多年,权势很大。陈同时亦为外界认为是贪腐行为严重的高级官员,多年以来,舆论界一直流传着中国政界上海帮的说法,而陈则是地方大员中的上海帮核心人物,这些地方大员与中央的某些官员相互联络、照应,形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

陈曾经近乎公开地与中央对抗,反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起的有关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运动。据说陈竟在内部高层会议上拍打桌面指责其上级中国总理温家宝宏观调控运动损害了中国经济,而那位温和的可怜的总理竟然对他的下属的指责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应付。陈的这种“犯上”的做法无疑为其今日的落魄种下了一个祸根。那位总理虽然温和,未必就没有一口利牙,而当他要咬人的时候,他大概也不会太过客气。因为,一般说来,共产党人都是强硬无情的,温总理也不会例外。他可以为了死于矿难之中的矿工掉下仁慈的眼泪,他同时也可以对他的政敌无情下手。此次对“上海帮”的痛击,显然,少不了温总理的“帮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发起的消除“上海帮”的行动,没有温总理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陈是被反腐利剑挑落下马的,与他一起下马的将会有不少他的下属与他的同伙,甚至还有他的上司,比如地位比他高些的黄菊等,而陈、黄等人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陈等人的落马一定会对江泽民产生影响。其直接的政治后果就是江派势力的衰落。从而意味着江泽民时代的彻底终结。

反腐当然是好的,既有实际需要,也可获得民心。坦率地说,中国社会的贪腐状况已经趋于极端,坏得不能再坏。因此,象陈良宇这样的高级腐败官员被反贪风暴吹落是一件好事。然而,事情不能只限于此。因为,在中国象陈良宇这样的贪官多如恒河沙粒,反贪风暴是否能够将所有的至少大多数的贪官都吹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此,陈的落马就更多地带有偶然性。

因为中国的反贪风暴的定向吹刮的特性,因此,不能说中国的反贪风暴是公正地施之于整个社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的落马就让人觉得很“倒霉”。

必须看到反贪后面的权力斗争。中共十七大明年就要召开,届时,将会面临换届选举下的权力的重新分配。以中国49年来权力分配的机制,暗地里的斗争、角逐是决定性因素。定于今年10月8日至11日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十七大的前奏曲,如何弹奏好这一曲,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日思夜想之事。为了争取在十七大上更进一步地确立自已稳固的统治地位,胡正在着力夯实他的权力基础,其中消除自已政治上的对手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作为其对手的江派势力重要成员的陈于是成了胡清除政敌的第一个牺牲品。可以断言,今后将会有更多的牺牲品出现。共产党尚未文明进步起来的权力更替逻辑决定了陈良宇事件的全部过程与结果。从这个意义上,陈良宇不过是另一个陈希同罢了。

诚然,政治家们需要斗争,需要战胜自已的对手,但是,战胜自已对手的方式必须光明磊落,必须符合现代法制与民主原则。象目前中共所做的暗箱内斗,确实不能让人觉得值得赞美。

联想到中共执政以来的种种权争权斗,不由人心生悲凉之感。文革那样的争斗是其极端,后来的一系列权争权斗也是让人叹息。现在,一切还在延续着历史上的那些做法,当然,在攻击、处置政敌的方式上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让争论争斗走到台面上来吧,走到公众的眼睛中来吧,并且不应再回避公众,不能再不考虑公众的心愿、要求,不能不接受公众的监督与公众的评判。否则,再多的胜利,再多的成功对国家、社会的进步有何益处?

民主论坛

王力雄:来自流亡西藏的邀请——《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之一)

三十多年前,我十六、七岁,是一个在东北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一次赶马车去公社拉救济粮,在粮管所看到装订着《参考消息》的报夹,便抓在手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参考消息》是那年代唯一登载“海外消息”的报纸,虽然只是为了利用外国人的嘴,终究和“两报一刊”的陈词滥调不全一样。其中有一篇外国记者采访达赖的报道,我忘记了具体内容,但一直让我记住一个形象——年轻瘦削的达赖在流亡地孤独地隐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来访者激动地谴责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对达赖喇嘛有稍许具体的印象,以往即使听闻过达赖,也只是宣传中黑暗西藏的代名词。之所以我能对那篇报道留下印象,不是因为“西藏问题”之类的大概念,完全是因为一件小事——当我正在看那篇报道时,粮管所管开票的职工过来收走了我手里的报纸,得意地告诫,那是“内部读物”,只有“够级”才允许看。

无论是我还是他,当时都不会想到,那个腰扎麻绳、手拿鞭子、为不“够级”而羞恼的我,有一天会和《参考消息》里的达赖喇嘛拥抱在一起。

2000年10月,我去波士顿参加一个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各族群人士聚会(大概是为了便于找钱,起了一个比较夸张的名头——“中国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到会的有汉藏蒙维台港澳等各方人士。其中除了汉人,就属藏人代表最多。大陆藏人一个没有,来的都是流亡藏人。达赖喇嘛亲自给会议写了贺信。达兰萨拉也派出了以西藏流亡政府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为首的代表团,还有流亡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工作人员,加在一起,大概有七八个藏人。从阵势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个会议相当重视。不过他们肯定不会指望从这种民间会议上获得什么具体的政治结果,目的应该只是了解情况,摸索从民间打开局面的途径。

在我的印象中,那次活动表现最好的是藏人,理性、节制、认真、礼貌,在所有与会代表中显得非常突出。这无疑与他们是政府代表团有关。他们的言谈严格遵照达赖喇嘛在各种场合表达过的精神和原则,从不逾越一分,开会时安静地坐在一起,开party时则会自觉地分散到人群中,温和但是明确地宣传他们的观点。观察他们,常使我暗中赞叹。

藏人代表中有一位名叫BQ的“非官方人士”,他过去在印度当过记者,现在是“国际援助西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那本是一个以美国人为主的民间组织,因此我始终不太清楚BQ的角色,他在为美国的民间组织工作的同时,对流亡西藏的事情也介入很多。另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是哈佛大学博士生ZX,一位很有学问的藏族姑娘,生在加拿大。她来参加会议是出于个人兴趣。ZX的汉语发音相当标准,我开始把她当成很会说汉语的人,结果多说几句就露馅了,才知道她学汉语没有多久,不过由此看得出她学习语言的能力。大陆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到波士顿访问时,她就是用刚学不久的汉语和他交流,因为扎西达娃不会说藏语。这种奇特现象——藏人学者和作家只能用占领者的语言谈话,也是让她在学术之外对西藏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我刚到会的时候,会议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藏人代表中有人打听我是否会来,有没有到。开会第一天,BQ在休息时来找我。我的英语很糟,无法和他多谈。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写过有关西藏问题的书和文章,因此有兴趣和我接触。后来我知道我写的《天葬:西藏的命运》一书,已经被自由亚洲电台译成藏语连续广播。我在国内杂志发表的文章——《西藏:中国二十一世纪的软肋》,也被译成藏文和英文,不少海外藏人都看过。

开会那几天我经常和藏人在一起。他们全都出生在海外,而且从来没有回过西藏,但是他们彼此说藏话,看的是藏文,胸前腕上戴着藏族宗教物品,汽车音响放的是藏族音乐。对比他们,想起我那居住西雅图的侄子,七八岁离开中国,现在既不认识汉文,汉话也越剩越少,并且完全不再想当中国人,就不能不感慨西藏文化在海外的传承,需要有多大的凝聚力才能实现到如此程度。即使西藏问题的政治解决至今不见踪影,西藏文化在境外的这种完整的保留已经足以成为骄人成就。眼见的这些使我对达赖喇嘛的佩服不断增加。

一天BQ向我提出一个邀请,希望我能去一趟华盛顿,与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LD先生见个面。BQ说如果不是LD先生实在太忙,他会来波士顿见我,但是他马上要出国访问,只有麻烦我跑一趟,全部费用由他们出。

对新鲜事我不会不答应。BQ说有一个非常好的藏汉语翻译将在华盛顿接待我。正巧,那翻译就是ZX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WA,是美国一家大媒体的藏语编辑。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和他交谈,感觉就像和汉人在说话。他将在周末到波士顿看ZX,周一和我一块飞华盛顿。他建议我就住在他家,一是省钱(可以看出流亡西藏经常要考虑节约的问题);二是他和我见面方便,好安排;三是他家就在华盛顿中心,离众多博物馆特别近。

WA四十出头,在拉萨长大,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据说当年可以用汉语写小说,可想他的汉文功底。他八十年代后期到印度,便决心留在海外,为达赖喇嘛做事。当时达赖喇嘛鼓励他到美国读书,至今已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刚加入美国籍,不过仍然参与流亡西藏的工作。由于他平日工作离不开和政治术语打交道,又能准确把握中国方面的情况和思维方法,因此像他这样水平的藏汉语翻译(尤其是政治领域的),在流亡藏人中屈指可数。

华盛顿的秋天布满五颜六色的树叶。WA开车带我去LD家。那是座落在郊区的一栋小楼,据说不少流亡藏人都住在附近。虽然是西式住宅,但LD家里像所有藏人的住房一样,佛像、经幡、唐卡、酥油灯和经书一样不少。LD五十多岁,原来是康区新龙县的一个活佛,1959年流亡到印度,曾经做过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现在常住美国,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特别代表,还专门负责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是流亡藏人在美国的最重要人物。

BQ原来跟我说见面只是随意聊,不过可想而知他们主要是想听我讲。一道茶喝完,寒暄结束,LD便表示想听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

我对他谈的主要内容是,流亡西藏在海外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在争取国际舆论、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力量打交道、公关活动、获取西方国家支持等方面都做得很出色,西藏问题已经国际化,西方公众对流亡西藏几乎是一面倒的态度,西方各国政府尽管表面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流亡西藏,也往往是说归说,做归做,实际上都暗自同情流亡西藏。然而,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根本上只能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国际社会施加再多的压力,也不能直接解决西藏问题,其意义只在于期待能够作用于中国,促使中国政府做出反应和让步,才可以变成对西藏问题的具体解决。因此,衡量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标准不应该在于对国际社会取得多少成功,而是在于对中国取得了多少进展。

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流亡西藏所做的工作,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到明显作用,有时还会有反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会因为国际社会施加压力,就使她感觉难以承受。“六?四”后那么多国家的制裁,也没能把她怎么样。相反,在今天这个唯利是图的经济时代,世界各国在很多方面有求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哪个国家都舍不得放弃。面对可能影响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产品出口和劳动力就业等实际利益,各国会不会出于对西藏的道义支持宁愿与中国政府闹翻呢?无疑难以指望。中国政府明白这一点,因此它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压力。

当然,我并非说对不成功的责任在流亡西藏,中国政府不开放接触之门是主要问题。不能接触,流亡西藏就无从做起。再者,我也不是说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的成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际压力,北京更不会认为有变化的需要。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所谓做中国方面的工作,不能看成是单一的,不能认为只是和中南海里的决策者进行沟通,影响和说服他们。那固然也重要,但不应该寄予太多希望,因为让中南海发生变化并不容易,多年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需要把眼界扩展开,看到所谓中国不仅仅只有中南海那几个人。中国有十三亿人,有不同社会阶层和众多的社会群体,不应该把他们简单地、笼统地当作一个概念来对待。事实上,中国社会内部矛盾重重,很多问题上民众都与当权者对立,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大多数汉人都没有异议地接受当局宣传,和政府站在一边。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流亡西藏以往所做的工作没有注意把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集团分化开。如果对中国进行整体性的控诉,从民族角度表达藏人痛苦,并且要求西方社会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立场上对中国进行干预等,虽然有助于流亡西藏在国际社会取得成功,同时也起到了促使汉人在西藏问题上与政府结为一体的作用。

即使最终解决西藏问题是要通过中国政府,也不能只把眼光盯住当前的政府,因为政府是变的,会有更迭,未来中国甚至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政府。考虑到那样的前景,就不应只是对当前的掌权者下功夫,而需要把工作对象扩大到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因为未来中国无论怎么变化,政权发生怎样更迭,掌握政权的人都将出自精英阶层——除了正在当权的人,也包括潜在的可能当权者。尤其中国发生政治变革之后(迟早),那时的当权者会在很多事情上采取新做法,进行新选择。而他们对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相当程度上将取决于他们今天所受的影响。如果他们在西藏问题上仍然和今日北京想法一致,西藏问题到那时仍将无法解决。哪怕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已经民主化,新的执政者对西藏照样可以采取专制态度,就像俄罗斯对车臣、塞尔维亚对科索沃一样。

对精英阶层做工作,不是只针对其中的一种人。未来的中国政府会由什么人组成,无法用押宝方式决定。精英是个庞杂群体,既有共产党体制内的人,也有反体制的异议人士,有独立的知识分子,也有立场鲜明的政治人物,如何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做工作,取决于中庸之道的艺术,需要从政治宣传、意识形态较量或民族斗争的漩涡中超脱出来,放弃情绪化的谴责和仅仅对一己主张的坚持,以理解和宽容态度主动寻找实现多赢的途径。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只要求藏人如此,却不同样要求汉人。我承认藏人作为受害者,更有理由要求汉人率先从藏人的角度考虑问题,率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是愿意按照这种原则做的。但我之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流亡藏人有自己的政府,因此可以有更多理性和自觉性,可以通过政府的整合形成共识与统一行动。目前汉人的政府是西藏问题的制造者,肯定不会主动推动汉人去理解藏人,因此才有把汉人与其政权分化开的必要性。而只要是把汉人与政权分化开,流亡西藏面对的就不是有组织的汉人,而是千千万万分散的汉人。对那种分散的、并在西藏问题上长期受误导的汉人,要求他们自觉地率先忏悔汉民族所为、主动地理解藏人是不现实的。反之,如果有组织的藏人能够率先变化,主动理解汉人心态,采取相应方式影响他们,由此换得汉人对西藏问题的正视和理解,才会有更大的可能。

那天的话题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LD听得很认真,虽然话不多,但让我感到很有交流。他是个善于倾听并善于对批评进行鼓励的人。过两天他要去东欧,陪同达赖喇嘛在那边访问,他说那时要把我的话转述给达赖喇嘛,同时他希望我能抽空想一想,给他们一些意见,尤其就我谈的几个方面,对以后能够具体做些什么提点建议。

2001年写于拉萨 2006年整理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2006年度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得主揭晓

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新闻公报

德国柏林2006101日星期日

(独立中文笔会新闻秘书万之翻译并加小标题) 

2006年度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得主揭晓 

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Lettre Ulysses Award for the Art of Reportage)的国际评委于9月30日在柏林的提皮(TIPI)露天会场宣布了此项世界唯一报道文学奖项的2006年度得奖作家名单。七名入围作家全部在场,出席揭晓仪式还有所有评委及五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艺术界、新闻界、政界与外交界的嘉宾。

本年度的获奖作家是:

一等奖50000美元及柏林艺术家雅克布·马特纳(Jakob Mattner)设计的奖杯授予英国作家林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这条街道上的人。一个作家对以色列的看法》(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A WRITER’S VIEW OF ISRAEL),英国伦敦维拉哥出版社(Virago Press, London)2006出版。格兰特本人是犹太裔,但已经是非宗教人士。2003年她到特拉维夫旅行,本意是写本小说,结果成为对犹太身份及其和以色列国家关系的有系统有深度的调查。通过对当地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人生的各色居民的采访,通过描写他们的历史和建筑,他们的怀疑和梦想,此书成为对一个独特和问题重重的社会的真实写照。她采访的人包括十几岁的士兵、突尼斯来的移民、俄罗斯科学家、伊拉克店主、街头小贩、作家、出租汽车司机、咖啡店老板和过路行人等等。她的观察反映出一个决心维护自身存在而麻烦重重的国家和平前景黯淡,结局令人悲观。

二等奖30000美元授予法国作家艾利克·乌森纳(ERIK ORSENNA)的《棉花之乡记行。一本全球化手册》(VOYAGE AUX PAYS DU COTON. PETIT PRCIS DE MONDIALISATION,英文译名Journey to the Lands of Cotton. A Brief Manual of Globalisation),法国巴黎法雅德出版社(Fayard)2006年版。乌森纳访问了很多大陆的产棉国家,包括从美国到马里的农场,巴西的研究实验室和埃及的博物馆,乌兹别克斯坦干涸的湖泊和峭壁,中国和法国的纺织厂,他用这些地方搜集的素材描述了所有这些产棉国家的历史,至今为止还有亿万人靠此为生。你不但可以发现衬衫与袜子中都有棉花,也可以发现香肠、调味汁、照相机胶卷、银行帐单用纸及食用油中也有棉花。《棉花之乡记行。一本全球化手册》把全球化机制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描写了市场的竞争、对新产品的开发、历史和现代化的矛盾、跨国公司与较传统的经济体制的冲突、开放市场的修辞手段和推销术等等。

三等奖20000美元授予哥伦比亚作家居安妮塔·列昂(JUANITA LEON)的《子弹的国度。战争日记》(PAS DE PLOMO. CRNICAS DE GUERRA,英译名Country of Bullets. War Diaries),哥伦比亚阿贵拉出版社(Aguilar)2005年版。自1948年以来,哥伦比亚就被暴力和内战弄得四分五裂。“自由派”的游击队运动与共产党支持的农民自卫委员会,成为保守而军事独裁政权的反对派。冲突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然后是毒品走私和武装民兵登台,任意谋杀法官、政治家及学生领袖。哥伦比亚记者列昂在其书中描述了这些戏剧变化的种种方面:乡村居民的苦难遭遇、专门暗杀政敌的暗杀小组的破坏、政府的腐败无能、毒品走私的作用、人性的丧失等等。理想泯灭,良心丧尽,意识形态也无济于事。游击队与武装部队在残酷无情杀人如麻贪婪无厌等等方面已无二致。她的观察非常全面,涉及各个方面。

其它入围的作家获得德国歌德学院颁发的柏林驻市写作奖金及诺莫斯手表公司(NOMOS)手工制作的名贵手表。这些获奖作家及作品是:

* 奥地利作家卡尔-马尔科斯·高斯(KARL-MARKUS GAUSS)的《斯维尼亚的食狗人》(DIE HUNDEESSER VON SVINIA,英译名The Dog Eaters of Svinia),奥地利维也纳保罗·索尔纳出版社(Paul Zsolnay Verlag2005年版。斯洛伐克是欧盟最新成员,工薪税收低廉,被投资者视为天堂。此地还生活着八十万罗马族人(ROMA)。奥地利作家高斯在其2004出版的《斯维尼亚的食狗人》中,记述了他20012003年在该国东部地区的旅行。他和当地罗马族人共同生活,记录他们被迫迁徙、被迫害和侮辱的历史,为这个被欧洲主流社会忽视的最贫困弱小的民族伸张正义。罗马族人散居在城郊和乡村的300多贫民窟中,无合法身份,穷苦无助。斯维尼亚的“食狗人”更是生活在其最底层,过的是完全不合欧洲当代时尚的非人生活,被社会抛弃。

* 中国作家、编辑李大同(LI DATONG)的《冰点故事》(英译书名THE STORY OF ‘FREEZING POINT’),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0061月《冰点周刊》被停刊,成为震惊中国政治文化媒体的重大事件。中国政府由此关闭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勇于发表言论而代表言论自由的刊物。《冰点周刊》本属于中共的《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主编李大同。1989年李就参与过天安门的学生示威运动,被停职五年。1995年起他主编该刊物,使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得以生动表述的地方,其大胆和充满人性的报道揭示了一个缺乏法制而腐败与剥削盛行的社会,而国家控制的宣传只唱高调。《冰点》迅速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杂志,但也越来越不见容于当局。李大同介绍了矛盾的过程和杂志的起落。《冰点事件》是用放大镜来研究中国媒体和社会的改革尝试。

* 尼泊尔作家曼纽舍利·塔巴(MANJUSHREE THAPA)的《忘记加德满都:民主挽歌》(原英文书名FORGET KATHMANDU: AN ELEGY FOR DEMOCRACY),印度新德里企鹅维京出版社(Penguin Viking India2005年版。此书描写尼泊尔国王2001年在王宫被刺事件震惊了这个国家,动摇了王权的合法性。议会民主被一个临时政权代替,民主权力和自由受到限制。乡村人口的贫穷导致毛派游击队的兴起,今天甚至控制了整个国家。尼泊尔小说家和记者塔巴在其纪实作品《忘记加德满都:民主挽歌》中描述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揭示了如画风景背后的大部分人的贫困。她引导读者通过拜占廷式的权力结构到这个喜玛拉雅山国偏僻的西部山区,很多村民避居在此,以逃避这个国家象瘟疫那样盛行的暴力。塔巴会见了很多普通百姓和毛派分子,尝试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心理。特别是游击队员中年青女性占多数,这和这个社会男权的压制有很大关系。尽管有种种落后现象,作者还是看到到民主意识的增长。

* 中国作家周勍(ZHOU QING)的报告文学《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透视》(WHAT KIND OF GOD?. A SURVEY OF THE CURRENT SAFETY OF CHINA’S FOOD)。首发于中国《报告文学》(Reportage Literature2004年第9期。中国烹饪艺术的丰富说明其数千年文化与食品历史的紧密联系。中国统治者的成功与失败都与是否提供其人民足够食品有关。今天中国被称为“经济奇迹”,高楼大厦林立,增长率连年增加,在全世界市场都非常成功,食品再次成为重要问题。食品生产销售可以带来巨大收益,在饮食业王国发财的贪欲也能带来道德败坏。中国作家周勍花两年时间写成了调查报告,采访了很多食品生产商、餐馆老板、渔场场主、农民、商人及医生及食品消费者。他解释的大量事实令人震惊:为了加快鱼的生长使用了避孕药,有毒的DDT用来防止食品变质,激素用来替代食品、盐提高了化学成份,工业用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动物饲料内的抗菌素导致儿童发育期提前,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追查的食品中毒因素。食品正在使一个民族中毒。 

被提名文本的概要已翻译成德文,发表在最近一期的德国《世界文学》()杂志2006年第74号。最后得奖名单930日星期六晚间在柏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宣布的,五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界、新闻界、政界与外交界嘉宾出席了颁奖仪式。仪式主持人是南非诗人布列腾·布列登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和评委会发言人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

首倡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的是德国文化杂志《世界文学》(Lettre International )与艾文提斯基金会(Aventis Foundation)。德国的“歌德学院”也是此奖的主要合作者。

2006该奖奖金总额为100000美元。此外还有在歌德学院提供的在德国柏林的驻市作家奖金和其它奖品。

颁发此奖的目的是让优秀的报告文学和所提名著作的主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对其作者提供道义的、物质的和象征性地支持。

2006年度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评审团包括了十名杰出的获得多项文学奖项的作者和记者。其母语代表全世界十大语言区的作家,保证了语言文化的范围广泛。评审可提名任何语言的文本,而进入决选的名单是通过前后两次会议讨论决定。评审团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十名评委是埃及小说家散文家兼记者吉塔尼(Gamal Al Ghitany)、俄罗斯小说家游记作家费托夫(Andrei Bitov)、印度记者散文家历史学家布塔丽亚(Urvashi Butalia)、土耳其小说家散文家游记作家居塞尔(Nedim Gürsel)、英国记者作家兼广播节目主持人希尔顿(Isabel Hilton)、法国记者作家尼瓦特(Anne Nivat)、尼加拉瓜作家记者拉姆列斯(Sergio Ramírez)、葡萄牙作家曼德斯(Pedro Rosa Mendes)、德国记者作家特拉亚纳(Ilija Trojanow)、中国诗人杨炼(Yang Lian)。

    
进一步资讯

有关此奖设立概念、评审、决选名单和最初提名名单的进一步资讯请参考本奖网页: www.lettre-ulysses-award.org 
 

联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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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Berberich, Esther Gallod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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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Klimt Comes Condemnation

With Klimt Comes Condemnation
Selling art once stolen by the Nazis sparks controversy.

BY ERIC GIBSON

Christie’s recently announced that, in November, it will sell four paintings by the early-20th-century Austrian modernist Gustav Klimt, works whose combined estimated value is between $93 million and $140 million. The news has caused a sensation, and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art and the size of the price tag.

These Klimts, three landscapes and a portrait, are part of a group of five turned over to Maria Altmann by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earlier this year. After a seven-year campaign by Ms. Altmann, 90, Austrian officials finally acknowledged her legal right to ownership. It was, of course, the confiscatory practices of the Third Reich that had disrupted a continuous line of family ownership and had made Ms. Altmann’s claim an emblem of postwar property-rights justice.

Ms. Altmann’s uncle, Ferdinand Bloch-Bauer, had originally owned the five paintings, two of which are portraits of his wife, Adele, who died in 1925. Bloch-Bauer had fled his native Austria in 1938 following the Anschluss, whereupon the Nazis seized his property.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40s, the paintings entered Austrian museums, there to remain until this year. Bloch-Bauer spent most of the war in Switzerland, dying in 1945.

Soon after recovering the paintings last winter, Ms. Altmann lent them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n to the Neue Galerie, a New York City museum for modern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founded by cosmetics heir Ronald Lauder. (The paintings are still on display there, until Oct. 9.) She also sold the most magnificent work of the five, the shimmering gold portrait “Adele Bloch-Bauer I,” to Mr. Lauder for the eye-popping sum of $135 million.

The reaction to that first sale focused on Mr. Lauder, who had put his five-year-old institution on the map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 major piece of 20th-century art. The reaction to the upcoming Christie’s sale has been, well, different.

New York Times chief art critic Michael Kimmelman inveighed against the sale. Ms. Altmann and her relatives, he declared, were “cashing in,” turning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 The family should give the works away, donating “one or more”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He even came close to stating that Ms. Altmann’s museum loans weren’t a sign of her generosity but a kind of profiteering, since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 blogosphere promptly lit up. On his blog Modern Art Notes (www.artsjournal.com/man/), Tyler Green responded by blaming the museums, not Ms. Altmann. “If you want to be angry at someone for not ensuring that the Klimts ended up in private collections,” he wrote, “what about the wealthy trustees at major museums?”

In a post on her site CultureGrrl (www.artsjournal.com/culturegrrl), Lee Rosenbaum (a frequent contributor to the Journal) raised another concern. She observed that “rushing to auction rather than cherishing objects that ere once important to lost loved ones reinforces the pernicious stereotype that we Jews are always up against–that we are enamored of money.”

But what if Ms. Altmann had decided to hold on to her Klimts? Once Nazi-looted art is restored to its rightful owners, the bills start coming in. Lawyers in some restitution cases may work pro bono, but their costs cannot be waived, and these can quickly pile up. Randol Schoenberg, Maria Altmann’s attorney, says that he has been willing to overlook even those on occasion. But “when you get cases that require substantial litigation, then you have to have a more professional kind of arrangement.” The fight for the Klimts was one such case, observes Mr. Schoenberg, who will only say of the total legal bill that it “was quite a lot” and that he and Ms. Altmann “shared the costs.”

Then there is insurance. A premium calculated at below 10 cents per $100 of appraised value is about average, says Christiane Fischer, president and CEO of AXA Art Insurance. But “once you cross the $100 million mark, the entire world of insuring art changes.” In other words, only the superwealthy can afford such protection.

But there is a principle at stake bigger than cash flow, namely: Long-denied heirs like Ms. Altmann should be allowed to do as they please with their property once they have recovered it. Isn’t that, so to speak, the whole point? The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to borrow Mr. Kimmelman’s phrase, surely includes the right of the descendants of Nazi-era victims to exercise the freedom their families were denied.

Many layers but no heart

Daniel Johnson reviews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Peeling the Onion) by Günter Grass.

It is rare for a book in German to achieve notoriety in our monotonously monoglot Anglosphere, and rarer still for it to do so before it is even published. With his autobiography Beim Häuten der Zwiebel (‘Peeling the Onion’), Günter Grass succeeded on both counts, by the simple device of admitting that, aged 17, he had served in a panzer division of the Waffen-SS.

Grass, who is a genius of self-publicity, knew full well what kind of bombshell he was about to release. Yet his publishers do not seem to have had a clue. Their catalogue  printed before the scheisse hit the fan  omits any hint of its most sensational revelation, though they were quick to cash in.

advertisementFor those who can’t wait for the translation (due next autumn), I have read the German original. Although nearly 500 pages long, it leaves room for a sequel, for it deals with only the first two or three of the eight decades of the author’s life: the narrative begins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has taken Grass a long time to peel his onion  and the result is a book that, like the vegetable, induces tears of irritation rather than emotion.

Devotees will relish picking over the picaresque narrative, with its characteristically lugubrious and lubricious tone, besides the retrospective commentary on his previous works, revealing the origins of characters and scenes in his novels.

As a moral reckoning with the Nazi past, however, Peeling the Onion is a failure  and not even an honourable one. For a writer who has built his entire reputation on his indictment of an older generation for supposedly evading responsibility, Grass shows little awareness of his own bad faith in concealing the shameful facts about himself.

Though he constantly interrogates his younger self in a rhetorical manner, the older Grass does his best to avoid confronting the awful truth. By using the third person, he distances himself from his Nazi alter ego. An onion has many layers but no heart.

His account of life in an American-run prisoner of war camp is an example. He admits that he was then still in denial about the Holocaust, and contemptuous of young Jewish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whose only crime was to do the Germans’ laundry. Grass and his comrades told them to ‘bugger off to Palestine.’

Years later, in 1967, Grass recalled the camp before an Israeli audience, having claimed that he was ‘innocent through no merit of my own’, thanks to his youth. (No mention of the SS!) The young Nazis and the young Jews, he claimed, had had much in common: ‘No matter how each had survived the system, it was the same system that had moulded them both.’ Such moral equivalence between persecutor and victim was bad enough then, but it is worse now, when Israelis have to endure monstrous comparisons with the Nazis.

A key story that he tells several times in this book also took place at the PoW camp. There he met a Bavarian with whom he wrote poetry, played dice and crushed lice. The ‘gentle know-all’ was called Joseph, from nearby Altötting. His Catholicism was ‘as firm as the Atlantic Wall’, he dreamt in Latin and his ambition was to study theology.

When Cardinal Ratzinger became Benedict XVI in 2005, Grass realised that his ‘mate’ Joseph must have been the future German Pope. He recounted it to his sister, a down-to-earth midwife, who dismissed it as ‘another of your typical tall tales with which you fooled our mother already as a boy’.

Whether it is fact or fiction, the anecdote tells us more about Grass than he intends. After his release from captivity, he chanced on a Catholic charity. It was the Church  virtually the only institution still functioning after the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that gave him a roof over his head, clothed him and helped him to realise his ambition to be an artist. Yet he is just as anti-Catholic as he was in his Nazi days.

Grass’s teenage rebellion against his Catholic parents took the form of volunteering for the SS, which persecuted the Church and propagated paganism. When Grass finally abandoned Nazism, it was the viscerally anti-Catholic and anti-American Social Democrat leader Kurt Schumacher whose demagoguery impressed him.

What has really animated Grass, throughout his literary career, was the aim of depicting the Federal Republic as irredeemably tainted  as if its Atlanticism had been merely a cloak for surreptitious Nazism. Even after the Berlin Wall fell, he wanted to protect East Germans from their wicked Western neighbours by opposing German reunification. His claim that the Germans have only faced up to their past since the Left took control in the 1960s has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but it is a pernicious myth. The socialist, atheist, anti-Western Germany of Günter Grass was not morally superior to the conservative, Christian, anti-Communist Germany of Joseph Ratzinger  rather the reverse.

Grass likes to see himself as a good European. So did his former commander, Heinrich Himmler, who drew recruits for the Waffen-SS from all over the continent. Having dilated on his own ‘foolish pride’ in this genocidal elite, Grass remarks: ‘Enough excuses.’ But this entire book is one long excuse for a life that, we can now see, was hopelessly compromised by hypocrisy.

高智晟律师被捕

 

 

【2006年10月2日狱委讯】2006年9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高智晟律师案件的警察口头通知高律师妻子耿和,高智晟已经被批准逮捕。截至现在,受委托为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莫少平律师那里还没有来自警方的确切的消息。

从8月15日开始,高智晟律师的刑事拘留期限37天早已期满,到今天10月2日是第48天。从莫少平律师介入此案以来,警方首先以未查询到案件经办单位为由,历经超过法定时间的50余个小时后,告知莫律师无法安排会见。我们不认为维护“首善之区”治安、还要负责2008年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北京市公安局是徒有虚名,居然两三天查询不到如此重大案件的经办单位。那么我们只能断定经办高智晟律师一案的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和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在有意拖延时间。通常争取时间的目的无外乎商议对策或加强准备。果然之后一周北京市公安局又抛出所谓“高智晟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以此为由拒绝莫少平律师会见当事人。然而同时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和国保总队又违反法律,不提供高智晟律师涉及“国家秘密”的具体罪名,同时也不提供进入了何种司法阶段的确切答复。警方不告知如此基本的信息,如果在依法的正常办案程序中是不可思议的。

随后9月28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书面通知,拒绝了莫少平律师提出的为高智晟律师取保候审的申请。在高律师被捕的四十余天中,与高智晟律师案件无关的高律师妻子耿和、女儿耿格(13岁)、远在山东东营的姐姐高艳芳、远在陕北佳县的大哥高智义、在北京打工的三位侄子高欢(21岁)、高显(19岁)、高欢龙(16岁)、亲属黄燕等等都受到波及,重则被非法拘禁、软禁、遣返原籍,轻则受到恐吓、讯问、警告。公安部门全盘配合紧锣密鼓侵犯公民人权的行径,让高智晟律师案件疑云密布,只能说明警方在此案上存在彻头彻尾的违规操作。这并非一个刑事案件,而是一个由政法委及公安部精心策划严密操控的政治案件。旨在整体打击国内民间维权力量的“嚣张气焰”,震慑“不安定分子”,同时也分化瓦解国内维权群体。

高律师被捕的消息我们还有待从莫少平律师处获得警方的正式书面确认。如果高律师的逮捕日期也在9月30日,那么他与远在广州的郭飞雄就是同一天被逮捕。这两个从官方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案件,相近阶段逮捕不是巧合。拖延到这个日子,显然是一来为了能连接上中国大陆的“国庆黄金周”,7-8天长假,政府机关全面休息,可以堂而皇之的延迟给莫少平律师确切答复的时间。二来通常“国庆”期间公众普遍放松精神,在华的各国使馆和海外媒体也有不少入乡随俗的放假,这样可大大减小因为对高智晟、郭飞雄的司法程序升级而引发的海内外关注度。通常元旦、春节、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乃至一些双休日等等,都是可以借之维护稳定化解反击力量的隐形挡箭牌。这类手段中国大陆政法系统屡试不爽。但用得多了,就会显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们有理由预期,陈光诚的案件二审也拖延到临近“国庆”突然通知“书面审理”,也与此“技法”不无关系。

9月7日在我接受第一次刑事传唤时,警方曾声明我是高智晟律师案件的唯一同案犯罪嫌疑人。但9月8日我接受第二次刑事传唤,我向警察提问凭什么让20名男女国保住进高智晟律师家中,为什么对高律师妻儿采取长期的软禁、监控,为什么对前往高律师家的朋友实施威胁、恐吓,为什么对高律师的三位侄子及黄燕实施非法拘禁,为什么还在高律师家楼下搭建中型活动房以便秋冬长期监控下去……警方给与的回答竟然改口说是高律师妻子耿和也是同案犯罪嫌疑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耿和确实无权给丈夫请律师,而且因为她的孩子小,所以有可能对她实施监视居住,并且限制她和外界往来。但是,即便耿和与我一样是高律师案件的同案犯罪嫌疑人,那么为什么在8月25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逼迫耿和写保证书,要求她保证不给高智晟律师请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尤其不能请北京维权界中的律师,以后真到了开庭必须请律师的阶段,那么耿和也要配合政府请北京市公安局指定的律师。不管耿和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国保的要求都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公安部门又一次明目张胆践踏公民的尊严,以欺骗、要挟、恐吓的方式迫使妇女儿童就范。

回想8月18日陈光诚的律师团受阻挠、骚扰、关押,北京律师不得不提出延期申请,法庭随后违规临时指定了两名当地律师代替光诚自己委托的辩护律师。在陈光诚拒绝接受的情况下沂南县法庭依然强行开庭。两位当地律师仓促上阵形同摆设,加上政法委早已暗定庭审结局,所以光诚被超常重判,以儆国内为反暴力计划生育维权之效尤。此类国产政法丑剧大片的导演都是政法委和公安部,我们等待着,看这一幕何时在北京的高智晟案件上重演。

胡佳
2006年10月2日

 

鄢烈山:“地方利益”不能再做“封口贴”

 《新民周刊》今年第37期做了一组《南水北调西线之争》的专题报道。新闻由头是规划的西线调水区四川省的4位专家学者主编并资助出版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汇集了一些专家学者以及数位当地官员,从西线调水的目的、经济合理性、技术可行性到地质风险、生态影响、补偿方案和决策程序等角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表达了对现有西线工程规划的质疑。

  在我等看来,这么一个空前巨大的世界史上破天荒的工程,其规划理当经过反复论证,接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各方面的质疑,以期尽可能做到科学决策。正如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院士曾说的,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兼听则明嘛!

  而受命编制南水北调规划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将东、中、西三条线打包为《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国务院于2002年12月23日批复,“根据前期工作的深度,先期实施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西线工程先继续做好前期工作。”现在,3年后,调水区的众专家学者“才第一次看到耳闻已久”、已“通过水利部专家审查”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及第一期工程规划》。恰如《备忘录》的主编之一林凌等人所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涉及四川地区地质、水文、气候以及民族和宗教问题,四川学者的了解和积累更多;编制西线规划的过程,本应让尽可能多的四川学者参与。我甚至认为,要让全国范围的普通民众也广泛参与讨论。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时至今日,再也不应该拿“地方利益”、“地方主义”之类政治标签来封悠悠众口了。

  由于多少年来维护“地方利益”、搞“地方主义”都是可怕的政治帽子、打人的政治棍子,在此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式的威慑下,没人敢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就是要维护本地的正当利益。“有声音认为,《备忘录》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本身和对黄河水利委员会所作规划的质疑,是‘地方利益在其中作祟’。《备忘录》的出版,被指为罔顾黄河上游六省缺水现实去维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之举。”而“所有接受采访的四川学者都声称,《备忘录》的立场是‘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他们辩解说“地方利益不是我们考虑的(出发点)”。

  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们就是要维护地方利益呢?

  全局利益难道不是由地方利益合成的吗?难道不是平衡各个局部利益的结果吗?没有合理的地方利益哪来抽象的全局利益?

  从科学决策角度看,如上所述,地方的专家学者有熟悉地方的优势,他们的意见可以深化细化对局部地区的研究。从民主决策的角度讲,共同利益是局部利益(不同利益群体,地方利益是一种)互相博弈达成的妥协。所以,美国不仅有按人口分配代表人数的众议院,还有每州两名议员的参议院。我国的人大代表人数、名牌大学新生入学人数,分配时都考虑了地区因素。

  众所周知,“大跃进”年代,所谓“毛主席的好学生”、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全国一盘棋”。正是在这种抹杀地方利益、局部利益的极左思想推动下,全国刮起了灾难性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而在三门峡水利工程建设中,陕西省的专家、官员从“地方利益”出发,冒着政治风险进行抗争,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部分地减轻了拦河筑坝对上游渭河流域的危害。而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在寻找中国崛起的原因时所言,分税制等承认地方利益的政策,是一项重要的驱动力、利好因素。

  有人提出,借鉴黄河流域“水权置换”的经验,四川应该争取北调水量的经济补偿。而编制西线规划的“黄委会”对此的回答是“水权国有”,西线工程属于全国性的大工程,要从“全局考虑”。这个回答我们似曾相识。在煤矿、石油开采等领域早有类似抹杀地方利益的说法,结果是没有处理好全局和地方的关系,造成了破坏环境等很多后患,现在已调整政策。

  具体到西线调水工程,我认同这种说法:“在南水北调问题上,黄委会是利益相关者,编制规划应该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地方政府都吸纳进来。”——这也是四川学者鲁家果的报告呈送给温家宝总理后,规划编制方黄委会和水利部等部门受命赴川听取意见的原因吧?

美国为什么如此伟大?——从里根的一句名言说起

一个多月之前,我与一位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共进晚餐,席间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问题:中期选举,朝鲜导弹危机,伊朗核危机,伊拉克战争,以及更多更棘手的问题。为了避免场面过于尴尬,他谈到了罗纳德。里根,“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共和党人”。我们都非常喜爱里根,熟悉里根的所做所为,并对里根的历史地位抱有极大的尊敬。在美国,即使左翼民主党人也很少批评里根,他在死后享有了比生前还高的荣耀。但是,当我们谈到克林顿的时候,这位总裁表现出了明显的保留意见:“当然,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我是一个共和党人,所以……我也不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功劳,这场意料之中的繁荣只能增加罗纳德。里根的光辉。”

里根的绰号是“伟大的沟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所以我们的谈话主要围绕着里根的几次经典演讲进行:柏林墙演讲,第一次就职演说,以及两次堪称空前绝后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这位伟人留下了太多的名言:从“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到“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只要稍微回忆一下,就能列举许多类似的发人深省的警句。但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在基督教福音派年会上讲的一句话。于是,我把这句话复述给对方听:

“美国是伟大的,因为美国是好的;如果美国不再是好的,美国就将不再伟大。”(America is great, because America is good; and if America cease to be good, America will cease to be great.)

这句话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晚餐之后,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其中一次是我离开纽约,动身回国的当天上午。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告别,顺便问道:“对了,你能够把上次你引述的罗纳德。里根的话重复一遍吗?”我就重复了一遍。他若有所思地默念了片刻,说:“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会一直记住的。”

其实这句话并非出自罗纳德。里根的原创;根据里根本人的说法,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赞扬美国的宗教传统的。在这里,“good”其实不应该翻译成“好的”,而应该翻译为“虔诚的”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基督教当然认为,只有虔诚的人是好人,但非基督教徒肯定有不同的看法。在基督教福音派年会上,里根引用这句话鼓励牧师们为美国的宗教传统而战,同时被引用的还有杰斐逊的名言:“如果我们不是被上帝统治,就一定会被暴政统治。”(If we are not ruled by the God, we must be ruled by tyranny.)

然而,在我引用的场合,把“good”翻译成“好的”倒更加合适,因为我用这句话来形容我对美国的评价,不仅限于宗教的范围。从许多方面看,美国都是“好的”: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严格保护,有章可循的司法制度,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福利制度,多样性的文化,以及美国民众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来的英雄主义,都是美国伟大的关键。亨德里克。房龙先生曾经赞扬英国人拥有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所以能够统治大半个世界;今天,这个评价一样适合于美国,虽然美国人的英雄主义更加外向,更加热情,更加令人动容。

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学习的——技术的保鲜期只有几个月,学术理论可以随着人才的流动而流动,政治经济制度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甚至宗教文化都可以被抄袭,但是,民众的英雄主义却是不可复制的。美国人的英雄主义并不体现在平时的“爱国主义”叫嚣中,并不体现在领导人的虚张声势中,更不会体现在民众对国家的盲从中。或许,这种英雄主义就是使美国保持伟大的基础,只要有它在,美国就会一直是“好的”。

我们应该怎样描绘这种英雄主义?纽约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诠释。在波澜壮阔的美国历史上,纽约并不是一座坚定不屈的城市,它有过恐惧,有过动摇,有过悲观失望,甚至有过叛国的企图;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每到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纽约总是会做出令人尊敬的决定,它一直是联邦矗立的基石。纽约人可以骄傲地告诉每个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信仰,而且我们已经用行动证明。”

在独立战争中,纽约是英军最后一个撤离的城市。几年之后,美国通过了新的宪法,纽约州成为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但纽约市却站在了联邦主义者一边。“如果纽约州不通过宪法,我们纽约市就将和长岛一起成立新州。”这句话可不是说着玩。于是纽约州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宪法。

几十年之后,南方和北方的隔阂日益加深,面临即将到来的内战,纽约市表现的举棋不定,市长甚至提出独立成为自由市。可是,在南方邦联打响第一枪之后,纽约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联邦一边:“为了保护我们的联盟,我们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在整个内战中,纽约是向联邦输送兵力最多的城市。

林肯总统的连任选举在纽约市遭受了惨败,因为纽约人对这位“乡下人”毕竟有点抵触。然而几个月之后,当总统遇刺身亡的时候,他却在纽约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十几万人追随着他的灵柩穿越整个曼哈顿,人潮挤满了每一条街道,用眼泪和鲜花证明自己的忠诚。谁能想象这个林肯在纽约市的支持率曾经只有百分之二十?

又过了几十年,两次世界大战先后爆发,纽约照例成为联邦军队的柱石。是的,纽约人曾经坚持孤立主义,反对参战;是的,纽约人离战争很远,没有必要参战。但是,一旦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投入战争,纽约人就开始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英雄主义。1933-1945年之间任职的纽约市长拉瓜迪亚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无法代表纽约为战争做出更多的贡献”。当德国潜艇出没在纽约港之外,在长岛和新泽西引起一系列爆炸的时候,纽约是镇定的。它骄傲地矗立在那里,尽管异常危险,尽管一切皆有可能。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911,尽管每个人都不愿意提到它。911是对纽约人民的英雄主义的最好证明。我们无须重复消防队员的奋不顾身,警察的英勇,以及华尔街专业人员的敬业(他们在一周之内就做好准备,重新工作);只需要看看圣约翰小教堂的场景就够了。孩子们在救灾队员休息的床上放上了填充玩具,市民们在教堂的栅栏上挂满了各种吉祥物,护身符,以及表达敬意的卡片。《纽约时报》刊登了每一个遇难者的姓名、照片和简介,他们被一视同仁地称为英雄。今天,离恐怖袭击仅仅5年,纽约的经济再次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点,这座城市最大的财富不是地理位置或气候条件,而是它的人民无处不在的英雄主义。

纽约只是美国的一个缩影。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美国仅仅因为军事和金钱而伟大;但是,如果美国丧失它的英雄主义,不再一如往昔地“好”,它就会迅速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看样子,这种事情在几十年之内都不会发生,或许几百年都不会发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变得像美国一样伟大,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术和制度,而是这种几乎无法学习的英雄主义。

一百多年前,伟大的J.P.Morgan曾说:“每一个对美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都会破产!”(The man who is a bear on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ways go broke!)我赞成他的意见。无数人曾经预言过美国的衰亡,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的伟大不是因为政府或财团,即使把这些东西连根铲除,只要过十几年,美国仍会不可避免地恢复伟大。而那些居心叵测的阴谋家则会无法挽回地走向破产,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