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陈良宇垮台犹如一声惊雷，震惊了世界，继中国官方媒体25日发布将陈免职的消息以后，陈良宇案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尤其在网络媒体，有关陈良宇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占据着读者的新闻视野。陈良宇虽然被以贪污腐败的名义拉下马来，但自由世界的人们并不以为然，因为在专制制度依然大行其道的中国，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时刻都有可能让任何一位官员幡然落马，对于有着罄竹难书罪行和敢于公开挑战胡温权威的陈良宇来说，他的下场完全入乎外界之意料。陈良宇案让人们自然联想起当年的陈希同，二陈的落马虽然和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有直接的关系，但陈良宇被赶下台却是众望所归。据媒体报道，上海有市民在得知陈下台的消息后放鞭炮以示庆贺，各大网站对陈下台事件的评论中，赞同的人几乎是百分之百。

江泽民自1989年上台以来，除了整肃诸如陈希同之类的政敌之外，自私自利的他更是凭借自己的权力大提上海官场的人赴中央任职，一时间，上海官场成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预备部，“上海帮”也因此而得名。有着江泽民这个大靠山在后面撑腰，上海帮的权力炙手可热、如日中天。江泽民临近交班之际，仍然不忘将自己的人马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即使在党内元老的压力下，江最终交出了军权，但在党、政、军各大系统，江派人马依然人多势众。胡锦涛在全面接替江泽民以后，人们满怀信心地希望“胡温新政”的航船能够真正开启，然而，由于上海帮的牵制，要解决一系列江泽民时代的遗留问题，胡温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从形式上讲，也许江泽民时代已经结束，但从上海帮对中国社会尚存的巨大影响力来讲，中国仍然未能摆脱江泽民时代的阴影。

随着江泽民位置的全退，其上海帮旧部并不以胡锦涛的马首是瞻，而是倚仗江泽民的余威对“胡温新政”进行百般阻挠，胡锦涛虽为最高领导人，但他在中央政治局中的权力和其他上海帮常委的权力并无二致。胡锦涛在几年前就曾想以查上海首富周正毅案为突破口，进而揭开上海官场黑幕，但当时中央的权力格局决定，胡锦涛根本无法得到政治局常委中上海帮人马的支持，所以，罪行累累的周正毅仅获3年轻判。胡锦涛团派势力在几年时间中不断壮大，虽然胡锦涛至今还难以改变其专制“君主”的身份，但在口碑上比江泽民却要好得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胡锦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每逢有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官场的权力斗争便会异常激烈，江泽民时代如此，现在的胡锦涛时代亦如此。将于明年召开的十七大对于胡锦涛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胡锦涛要想自由自在地施展拳脚，就必须在此前清除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威慑力的上海帮人马。陈良宇虽然只是上海帮中的一员，但他之前几次和胡温公开叫板的不良表现已经将他彻底地推向了胡温的对立面，因此，对他的整肃便刻不容缓。加上陈良宇令上海市民深恶痛绝的执政形象，一举多得的预期效果更能让胡温痛下清理他的决心。在陈良宇下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有关陈良宇会被其他人取代的消息便不绝于耳，但却迟迟不见胡温行动，看来，此前的上海帮势力仍然居于胡温之上。今年《江泽民文选》的高调出版被很多局外人认为是胡温向上海帮妥协的结果，但自从陈良宇落马，外界才更愿意把那解读为胡温欲擒故纵的权斗策略。

中共的反腐败一直都被人戏称为“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政治游戏，因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依然在现今的中国官场根深蒂固，大凡因腐败而落马的官员多为副职，而且级别一般不高。今天的陈良宇虽然贵为上海一哥，并在中央政治局挂职，但他是否是上海社保资金案中最大的“老虎”尚难以定论，因为还有政治局第6号人物黄菊夫妇也牵扯其中。据媒体透露，卷入上海社保资金案的至少还有20多名官员，这其中，绝大部分是陈的亲信，还有几位上海富商，也因陈案而遭调查。上海官场的腐败堕落一直为外界所知，但在上海帮庞大势力的保护下，黑幕一直都未能揭开，维权律师郑恩宠也因状告周正毅和揭露黄菊而被打入冤狱。陈良宇等人挪用社保资金的目的并非真是为了让资金升值，而是想捞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否则的话，上海的房价就不会居高不下，遭强迫拆迁的访民也就不会多如牛毛、怨声载道。

据法新社报道，上海市人大常委会28日发出公告，上海电气总公司董事长王成明、上海新黄浦集团总裁吴明烈这两名原上海市人大代表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此前有消息说王成明、吴明烈均是由于涉及上海社保基金案而被中纪委调查。目前除陈良宇外，还有上海社保局长祝均一、上海市宝山区长秦裕、上海社保局基金监管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副总裁韩国璋、上海电气董事张荣坤等，也都先后被拘捕。据传，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市委统战部长沈红光等两名上海市常委也在接受审查。而在得知陈良宇被撤职消息后，11名尚在赴美考察途中的上海土地资源管理局官员近日也集体失踪，足可见得上海官场的紧张程度。

陈良宇遭罢以后，一些级别较低的上海官员的命运并不太引人注目，最能给外界以悬念的也许是黄菊夫妇以及江泽民之子——江绵恒的命运。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公安部下发的内部通报中说，陈良宇和黄菊两人的妻子，伙同其他涉案人员，涉嫌贪污30亿元人民币巨款，已被双规。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安部官员还说，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也涉嫌贪污，数额更大。可见，黄菊夫妇以及江绵恒将极有可能成为胡锦涛的下一个目标。虽然在陈良宇下台后，一些境外媒体爆出江泽民赞同严办陈良宇并指其“作风霸道，生活糜烂”的消息，但是，即使该消息属实，也不能说明江泽民在处理陈良宇问题上和胡锦涛一致，因为陈良宇的违法乱纪由来已久，按照党纪国法，他早就该下台以谢天下，对于了解中共官场潜规则的人来说，只会把这看成是上海帮日暮途穷的信号。

上海帮的残余势力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2006年9月30日

民主论坛

【学渊评】当年毛泽东的生活作风问题被李志绥揭发出来后，一个到美国来探亲的老干部很气愤地对我说：“拿这种生活问题来坑害主席，李志绥实在太没有良心了。”而今天《多维网》转载《亚洲周刊》的文章，说的也无非是陈良宇“蓄养情妇、非法生子”而已。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志可以蓄养“生活秘书”，陈良宇同志生子就“非法”了呢？我看，《亚洲周刊》是要在低级趣味上把陈良宇搞臭。

至于其他问题，我看胡锦涛、曾庆红都有很大的责任，如周正毅案发三年，护民律师郑恩宠还得把牢底坐穿，海内外呼声迭起，胡锦涛、曾庆红一句都没有听见，让他利用“社保基金”去贪赃枉法，还让他去搞了三年女人，生了四个儿子（？）如果陈良宇铁证如山了，他们又为什么又不拨乱反正，平反郑恩宠律师呢？所以，党内斗争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高兴了也是白高兴；哪天胡锦涛一统了天下，中国人的日子就和北韩一样了。

我读来读去，发现目前陈良宇最大的“经济问题”，不过就是有一个“不法商人”替他的父亲买了一栋房子，而即便是这个问题，也还须查证。然而，中国现在有几个“合法商人”？众所周知，胡锦涛的女婿做网络生意，温家宝的老婆做珠宝生意……部长的儿子做部里的生意，解放军的将领做情报生意……姚依林的亲戚帮蒋匪军买军舰，来打我们人民的子弟兵。如果陈良宇只有“一栋房子”的问题，那么他才真是中国的一个“良吏”。

陈良宇可能有很大的问题，但“上海社保基金”的去向问题，根本不足以构成他的直接犯罪，中国那一笔款项没有“长官意志”。共产党要查证公布的是，他究竟从中得到多少利益？而陈良宇的司机、秘书、兄弟可能统统都有“吃喝嫖赌贪”问题，但应该尽快进入司法程序，而不是先抓起来搞“逼供信”。《亚洲周刊》说“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落网后”才招供了他的这么多问题。因此，胡锦涛整陈良宇仍然是按照“先定罪，再找材料”老规矩。

那么，为什么胡锦涛让《亚洲周刊》揭陈良宇的“生活问题”，却又不深挖“贪污问题”呢？因为陈良宇真的问题是“反对胡锦涛的政治问题”。陈良宇此人历来很“冲”（去声），反对“宏观调控”固然是一例；胡锦涛组织“反日运动”，他却要出胡锦涛的洋相，把上海街头的“奉命英雄”抓进监牢，想必还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叽里咕噜，则又是一例。

有人说“刑上大夫”了，就该“大快人心”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见识的民族的愚昧。“打倒刘少奇”、“林彪爆炸”、“粉碎四人帮”时，天下谁不高兴？可是今天胡锦涛竟敢说要学金正日，中国的政治进步了吗？何况，抓出了陈良宇，恰恰是给了千千万万个贪官一个暗示：“只要政治上正确，经济上没事……”

有人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意思是“贪官要一个一个地抓”，这又象陕北的农民坐在炕上抓虱子，抓一个，咬一口，这看似耐心而坚定，却是黄土地民族不进取的原因。今天我们不仅要制造“杀害虫剂”“杀杂草剂”，还要培育一类“政治天敌”来制约人性。依我看，当今中国共产党的要务不仅是“反腐败”，而且还要“警惕金正日式的人物”。

如果腐败而专制的共产党，再把内部的不同意见消灭光了，中国人民哭的日子又在前头了。

闲话：刘亚洲比陈良宇聪明

为什么说刘亚洲比陈良宇聪明呢？陈良宇是中国最大的现代化城市上海的第一把手，又是政治局委员，比刘亚洲一个地方部队的空军政委，政治地位不知高多少，但谁知道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

没有，什么也没有，几乎是一张白纸。如果没有下台，他那些内部讲话都不会流出来。所以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贪官，没有任何其他形象。

相反，刘亚洲的言论大家很熟悉，而且引起了学界与民间持续的争论，他虽然官小，即是个人物。

如果陈良宇早一点，把自己对胡温的批判做成文章发表，他就可以成为挑战胡温路线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也会激起学界的争论，民众也会分化成支持与反对。如果这样，即使被揭出腐败下台，也会不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了，人们可能会怀疑这是政治迫害（不仅是权力斗争）。胡温也未必敢轻举枉动，如果地方实力派反了，玩出什么“东南互保”怎么办？

其实陈良宇应该知道，他没有机会当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已经是到顶了，应该是大胆放言的时候了。

陈良宇现在应该知道，如果只当个官僚，做到政治局委员也是无足轻重，要“双规”就“双规”的。但如果有政治势力，处境就不同了。

可惜陈良宇之类根本没有这种当政治家的雄心。什么话都是在会议上说的，从来不知占据舆论制高点。在这方面刘亚洲有政治头脑得多。

启明、牛乐吼从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角度解释陈良宇的下台，有点道理。

我的看法是地方势力增强，有利中国的民主化，也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虽然可能腐败进一步发展，但也比回复中央集权与经济崩溃好。（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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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硕鸣：胡锦涛攻破上海贪腐堡垒幕后

在中国高层政治关系盘根错节的上海贪腐集团被打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上海社保基金弊案被免职，受到中纪委立案调查。这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极坚强的个人意志，并以独特的政治技巧，震碎了原本被外间称为难以撼动的权贵。

陈良宇的贪渎问题，早在三年前的周正毅事件中就已开始暴露，有关市区土地「东八块」居民被强迫迁走，维权律师郑恩宠与境外媒体接触，被诬「泄漏国家机密」下狱。但陈良宇在强力的政治保护伞下，毫发无损，并且加速更大范围的贪渎。中纪委揭露陈良宇的问题，还包括迄今外界讳莫如深的「女色关」。他已被揭发拥有多名情妇，其中一名还是局级干部。他还与情妇生下儿子，并带回家里。

这是继一九九七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判罪后，中共层级最高的官员落马，也是「四人帮」下台后，上海被查处的最高层级的官员。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中央认定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四个方面的严重违纪问题。来自上海的消息称，陈良宇的问题还要加上一个：「蓄养情妇、非法生子」。陈被处理的消息披露后，民间网上一片叫好，上海市民甚至放鞭炮庆祝，多数人肯定胡锦涛雷厉风行反击贪腐，中央权威得到巩固。

早在去年十二月份，中纪委就接到举报，随后派员调查上海社保基金的问题，开始住进属于市政府的衡山宾馆，被调查人员查出屋内安装有窃听器，调查人员后来进驻同属衡山管理、位于陕西北路的马勒别墅。据悉，办案的调查人员在上海还受到身份不明人员的骚扰恐吓，北京要从外地专调一个排的武警到上海，保护中纪委调查人员的安全。

上海社保基金被挪用的弊案在今年七月份被揭开，敲碎了上海没有贪腐大案的神话。继上海劳动及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被中纪委「双规」

后，上海不同领域涉足上海社保基金腐败的高层干部一一被揪了出来，已有上海电气集团副董事长韩国璋、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先后「双规」，刚上任的上海宝山区区长、陈良宇的前秘书秦裕也涉嫌违纪违规接受调查，上海新黄浦集团总裁、陈良宇的亲信吴明烈也因「严重违反党纪」被双规。被抓者都与市委书记陈良宇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随着陈良宇的司机、兄弟陈良军先后落网，中央反贪腐的法网开始向陈良宇撒开。

九月二十四日，陈良宇与市长韩正都接到赴京开会的通知，北京消息人士透露，陈良宇到京后，中央找他谈话，出席人员有总书记胡锦涛、前总书记江泽民、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及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向他宣布了处理决定后，陈良宇就被扣留「双规」接受调查，没有让他出席当日的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不仅宣布了陈良宇的问题及接受调查的决定，中央同时还宣布了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代理书记一职。

会议结束后，受中央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贺国强陪同韩正抵达上海，当日就召开市委常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有关决定。第二天是星期一，上海市委一早通知召开全市部委局级党员干部开会，传达了中央关于对陈良宇问题的处理决定，也传达了胡锦涛、江泽民的讲话，据说江泽民有批示指陈良宇「作风霸道、生活糜烂」。新华社随后在中午就发出通稿，一天之内消息全面传开。中央雷厉风行，没有外派工作组或干部，充分显示了中央对上海仍然信任及胜券在握的信心。

据悉，早前在上海社保弊案发生后，正在上海休息的前总书记江泽民就找陈良宇谈过话，陈良宇断然否定涉案。之后胡锦涛也委托曾庆红找陈良宇谈话，陈良宇也是一点不认。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弊案揭开后给上海市委写信，并明言，怕电话中理解错误，特地写信告诉陈良宇并转告上海的干部，所谓的富商张荣坤其实是奸商，把很多干部拉下水以求个人利益。吴官正表示中央肯定上海取得的成就，并希望上海协助查案。北京高层对上海可谓仁至义尽，但陈良宇表面一套，背后又是另外一套。

秘书秦裕交代详情

终究纸难包火。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落网后，对所知陈良宇的问题作了详细交代，包括有商人为陈良宇的父母购房，夫人捞取经济利益等。

最令中央震惊的是，陈良宇被揭露有婚外情，情妇不止一个，不仅与「名模」有染，还有局级干部的情人。有消息更指，陈良宇甚至与情人有了孩子，还大模大样地往家中带。

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虽然陈良宇还保留着党籍，决定中仍称陈良宇为「同志」，有关人员告诉亚洲周刊，「陈良宇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查清，问题不小，又撞在中央加强力度反腐，相信他的下场会比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更惨」。

有上海的基层干部向亚洲周刊表示，上海市民对陈良宇并没有多大的好感，「在上海人眼中，这是一个没有品味的书记，看不出他有什么修养，讲的都是哥们义气」。上海人都知道，陈良宇在二○○一年至○二年一年中，从一个副市长升为市长，又升为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升几级，他一人当道鸡犬升天，把原来在上海黄浦区当官时的小兄弟都一一安排好。

对陈良宇的所作所为上海早已满城风雨，虽然陈良宇曾经担任过老干部局的局长，但上海的一些离退休老干部对他看不上眼。前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就在不同场合态度很强硬地指出陈良宇涉及周正毅事件、情人等问题，没有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样。但大多数干部对陈良宇还是不敢言，因为中国官场奉行一把手权威，陈良宇在上海一手遮天，他敢顶撞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也曾对前来办案的中纪委人员称「上海的问题上海自己解决」，他下令关押维权律师郑恩宠，也下令关闭经济学家郎咸平很受欢迎的《财经郎闲评》电视节目，即使在中央调查组进驻上海查出社保弊案后，上海也没人敢对他不敬。（《多维网》）

【2006年10月1日狱委讯】9月29日上午莫少平律师向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递交了郭飞雄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广州市公安局答应7日内给与答复。29日中午莫少平律师与郭飞雄的妻子见面商议案情。傍晚莫律师和先期到达广州的两天的助手飞回北京。 郭飞雄妻子张青9月30日下午三点接到广州市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她前往公安局填表，张青随即从幼儿园接了自己的五岁的儿子，怀着一线希望来到公安局。但没想到让她签字的文件是拒绝取保候审通知书。不得已，张青签了字，感叹飞雄注定没法回家过中秋节了。接下来更令张青意外的是，警方又拿来第二份通知书要求她签字，而这份通知书居然是编号为“穗公（安局）经（济侦查）20060125”的正式逮捕通知书，告知张青经广州市检察院批准从9月30日中午 12点起对犯罪嫌疑人杨茂东（郭飞雄）正式实施逮捕，指控罪名依然是非法经营。 张青认为自己的丈夫完全是清白的，此案纯系政府公安部门陷害，所以拒绝在通知书上签字。办案警察威胁说：“如果你不签字，那么我们就不给你这份通知书。那你以后给你丈夫送书、生活用品时就见不到你丈夫。”张青依然坚持不签字，警察不得已离开片刻去请示上级，不久回来，警察不情愿地把未签字的通知书交给张青。无论警方留存的逮捕通知书文本还是被逮捕人家属留存的文本上都没有张青的签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警方逮捕通知书的实际签署日期是9月28日，而9月29日上午莫少平律师在公安部门约见郭飞雄时，警方竟然没有通知律师对郭飞雄的逮捕决定已经确定。而且广州警方还佯装接受了莫律师的取保候审申请书，而在29日傍晚确定律师已经离开广州之后，警方才在30日下午，也就是已经没有律师在郭飞雄家属身边的情况下传达了逮捕通知书。 中国警方类似的做法，也曾经出现在陈光诚的案件中，6月21日沂南县警方就签发对陈光诚的逮捕，当时为光诚提供法律帮助的李劲松律师等一行正在沂南县办理光诚的案件。而直到6月23日后律师已经离开了沂南县回到北京，沂南警方才对外宣布对陈光诚正式逮捕。李劲松律师等我们三人得不又千里奔袭，于 6月26日再次驾车前往山东取证并希望拿回逮捕通知书。但因遇到阻挠，车被掀翻，所以不得不返京。直到7月10日我们才辗转拿到了光诚逮捕通知书原件。郭飞雄在广州，陈光诚在山东沂南，而律师都来自北京，路途遥远，司法环境陌生，办案困难远远超过在北京本地。远程奔波中律师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的消耗都很大。警方的伎俩，完全是给律师的正常执业设置人为障碍，恶意增加被陷害公民及其家人依法求取公正的难度。

　

现在的台湾政局给人的印象除了乱还是乱。面对此局，人各其说。我打算提出第N+1个对局势的臆解。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这种臆解当然是不确切的。权为闲聊之资罢。

作为背景，必须指出两个基本认知。其一，是台湾的宪政体制尚在考验之中，其成败利钝端赖于目下的政治选择。作为经验常识，在转向民主宪政之后一般至少要有两次轮替才能证明制度本身已经稳定。台湾正处于这个代谢之中。不但制度本身在代谢，而且政治力量和群众基础也在代谢。其二，是2008年大选，此为国民党与民进党必争之地，两党皆志在必得。因此，两个因素牵扯两党，对其政策走向有足够左右之力。此为不可不察之处。

以此为背景，如下一些迹象甚堪注意：反腐一事起于去年，先是高捷案，后是sogo案，步步牵涉及阿扁之家属亲戚。施明德出手之前，倒扁集中于体制内，由国民党和亲民党等在野党主导，且所诉形式为弹劾和倒阁。然而自施明德强力介入，此两事便退至二线。且主导权转至施氏一系之民进党手中。

于此多事之秋，不去挺扁，也不是通过立法院和司法路径去倒扁和反腐，更没有在党内按规矩“清理门户”。这意味着什么？我推想，施明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标不是反腐，而是2008年大选。因为阿扁的民意已经跌得太厉害，而且2008年后便成弃卒，所以民进党必须另谋他策。去年国民党搞的几件事情虽然争议犹在，但马英九的号召力还是节节攀升。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族群牌——不管当初打这张牌是出于何种动机，是被迫也好，是主动也罢——对于现在的政局已经无关紧要。而极独主张在台湾其实并不行销。与此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自去年首度大规模走上街头，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也意味着政治筹码正在变幻。必须在基本面洗牌。否则民进党这种“草根性”政党将在以后的格局中居于何地？新潮流系关于倒扁是“新社会运动”的断言，已经亮明了他们的政治风向和着力点。此时不改弦更张，更待何时？

无怪乎像林浊水这样的独派大佬都挺身而出大肆倒扁了，继而新潮流系以及其他人等先后跟进。显然是丢卒保车之法。现在还不敢说民进党内一伙人之间是否有明确的协议，但他们之间的确存在政治默契。诚如一些媒体所言，民进党内存在某种分裂的迹象。至少吕秀莲的暧昧和沉默已经在暗示某种东西。

所以施明德敢于在这个时候大打出手，搞一场党内政变；并且裹胁民意“踢开党委革命”，径直要求陈水扁下台。这一类毛式手法弄得倒扁跟大陆的文革颇有几分相像。显然施明德们已经凭政治本能感觉到时不我待。党的利益，胜选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不管这是不是一碗红豆汤。施明德已经把它送到嘴边了。

看一看国民党，则相当被动。除了少数几个人在立法院大会上扯条横幅吼两嗓子外，也别无高明之举。事实是当初倒扁的是他们，但现在这帮人却静若处子。岂不怪哉？我看，国民党正犯着和民进党一样的心病：争取2008年胜选。但是他们先期进行的倒扁活动，现在却被民进党抢了风头，而自己又苦无良策。马英九的中立实在是不得不然。如果与施明德合伙，无异于替他人火中取栗；而且会模糊泛蓝与绿营的界线，从而被施明德等人“窃取”基本群众。此于大选实为不利。然而民意高涨之下，不作表态自然政治上不正确，所以马英九要时不时出来发点声音。其意不在挺施，而在防范。

一句话，两党都从自己的政治私利出发，在对待当前的政局。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罢了。这场民主秀如何玩儿下去还有得看。

在工业化时代的现代民主制度下，成熟的两党制实际上应该是某种形式的左右对立。因为只有在公民的利益和权利得到实在的保障时，围绕这一利益而出现的左与右的区分才可能表现在政党的利益诉求当中。反观台湾，虽然已经是工业化的社会，但是这种左与右的对立还远远没有在政治体制中得到充分表达。台湾中产阶级走上街头，宣示了公民利益与权利在政治结构中破土而出的趋势。然而国民党与民进党对此的反应却是完全短视的。他们仅仅从政党竞选利益来看待这一新的政治转型。中产阶级对两党而言，只是选票。国民党未必就不想上街倒扁，去年他们就一直在叫嚣此事，只是没有抢到先手罢了。

另一方面，从两党的政治斗争来看，党派利益还始终只是一种宗派性质的利益——尽管民进党曾经推动了民主化。不然的话，两党就应该尽可能在既有体制内来改变目前的政治结构，或者通过修改规则来改变游戏格局。可是两党现在都意不在此。他们虽身居庙堂，然而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两党不少民意代表都冲出院门拥上街头，诉诸文革式的大民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而且处处透着视规则如无物的自私。

如果双方都还有足够的宪政意识和长远之见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把民主如此儿戏。而应该自觉守好立法院的那道大门。在立法机构与街头民意之间设立一个足够的缓冲地带。好让理性能够迈入立法院。之后或者可以再行弹劾或者徐图修宪。

事实上，此番动荡已经表明孙中山闭门造车的五权宪法华而不实。修宪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最好的路子。两党既然已经身处民主之中（尽管这个民主还不完善），就应该尊重宪法的权威，费厄泼赖。而在此时刻也正是真正的政治家担负责任，引导民众向宪政行进之时。他应该有“伟大的立法者”的远见和意志，给台湾的2300万公民带来一部完善的宪法。

现在怕只怕两党恶斗，全体公民的政治利益无人问津，最后流散于无形之中。然而，在其中流失的还不止是台湾人前途。毕竟，我们都知道大陆是千斤，而台湾则可能是那至关重要的四两。这一点小小的期待端在于对台湾民主制度的信任，而不是对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的好感。然而就在红潮汹涌之时，却传来消息说，阿扁仍旧坚要进行修宪而且重要不在台独而在政府体制。两相对比，说明了什么呢？

2006年9月20日

网易文化于9月上旬举办的那项网上调查惹出了一场政治风波。由于64％的接受调查者表达了“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网易主编唐岩、评论频道主编刘湘晖因这项调查被撤职。一些国际有名的新闻自由组织为此深感困惑：中国当局的底线是不许触碰政治议题，但这个议题并非政治性的，不知道中国政府言禁的底线究竟设在哪里？

这些欧美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自然不了解这个话题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热爱祖国是中国当局抓在手里的最后一面道义大旗。多年来，中国政府利用爱国主义凝聚人心，在这面猎猎作响的大旗掩护下，使自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巧妙地将爱国主义这面历千年而不倒的旗帜抓在手里，化为己用的呢？这中间应该说既有历史原因，更有精巧的现实操作。

半个多世纪以前那场抗日战争中，由于善用爱国主义旗帜，中国共产党终于登上了统治宝座。建政之后，中共更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宣传工具，时时根据政治需要，“与时俱进”地修改爱国主义的内涵。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度淡出，至90年代又卷土重来。

198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认为80年代爱国主义（实际是爱党教育）从学校教育中一度淡出，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传播提供了机会，从而引发了80年代末的政治动荡。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当局开始恢复爱国主义教育。1991年4月，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中小学进一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意见》。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是：“要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导和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上来”，为此，《纲要》规划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形式，诸如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提倡培养对国旗、国歌、国徽崇敬感的必要礼仪，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等。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互为表里。而“民族主义”的三个要点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国家统一主要是反对台湾独立。由于中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甚至代表中华文化，所以，中共在学校的政治教育中的所谓“爱国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热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中国共产党。

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联系在一起。中学政治教科书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历来所倡导的，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宪法还规定了公民对国家的各种义务，把爱祖国的义务具体化了。所以热爱祖国不仅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且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

“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为什么又能够与热爱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呢？熟悉中共意识形态话语内涵的人不难明白：集体主义精神强调个人服从集体，而集体的最高层级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国政府，由此必然推演出个人无条件服从党的结论。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解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与中华优秀文化的最高与天然代表，所以爱国也就是爱党。

必须说明的是：中国是一个禁止民间结社的国家，所有的“集体”都是政府控制下的“单位”与直接由党政部门控制的所谓“群众组织”，这些组织都有共产党支部作为该单位的最高领导。所以，个人服从“集体”，其实就是服从党的另一种说法。

网易文化这项调查的结果，让中国当局看到了它实在不愿意正视的舆情：最后一面可以凭仗的爱国主义教育旗帜已经严重褪色，人们通过表达“来生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念否定了今天的治道，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人的尊严之重要性。

          《夜宴》中鞭笞老臣裴洪的那段戏，并不是“乱棒”，而是有计划、有章法的。那些没有面孔的士兵，每一棍打过去，必击中要害，但并不是即刻要了这个人的命，而是从不同角度增添和延长这个人的痛苦。将人支在半空中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这样他就失去了可以支撑他痛苦的一小块地面或者一堵墙，也可以让他带着痛苦像一种飞行器似的飘来飘去，在翻飞的棍棒指挥之下翩然起舞。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下文剧情的需要，事后没有一个人因为这种罕见的暴行受责罚。作为“奇观”，它设想观众在观看虐杀一个白发长者时，会感到由衷的视觉快感。它设想观众对于一般的残暴做法已经感到不过瘾，只有这种理性的、技术精良的残暴，才能够充分得到满足。

 

即使这样仍然不罢休。影片进一步提供这场暴行的合理解释——正是这位裴洪本人当年发明了这种超常的刑罚，如此这般他便是自作自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如果观众此时恰恰产生对于这位老者的同情，那只是可笑的、不值一哂的。事实上这位老臣之所以受罪致死是因为他公开向篡权者挑战，他是整个影片中唯一身上有正气有勇气的人，因此这场戏所释放的信息十分混乱。它可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除了恐惧，还有报复、冷漠等。

 

应该说，如此展示虐杀一个老者，不仅挑战了电影院里的观众心理承受极限，而且冒犯了我们社会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逾越了日常人们生活中的伦理底线，损伤了一个社会共同体起码具备的基本礼仪。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确可以问一声：电影审查制度怎么担当其角色？

 

如今我们的电影已经基本进入商业制作体系，一度被视为遥远目标的东西终于成为现实。运用成规的商业元素来制作影片，将更多的人吸引到电影院里去，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推进国产商业片的繁荣发展，甚至成了政府影视部门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一些普通观众，也会十分娴熟地掌握正在放映的某部影片的票房进展，并进而论证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否。某种情况很像处于竞争的运动赛中——某部电影票房上的成功，就像是一支得了冠军的队伍，其成就不仅属于这部电影，而且属于所有的人，属于中国电影，也属于政府工作的功劳。

 

但这恰恰是天大的误会。商家赚得钵满盆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商家的利益并不是你的利益，他发财并不等于你发财。如果考虑到他的钱恰恰是想法设法从你的口袋里挖出来的，就更不值得为他欢呼了，不值得将自己的头脑替换成他的头脑，想他所想、急他所急。

 

我们难道为某个房地产商人的成就欢呼过么？即使是整个中国房地产事业都搞上去了，也不代表我们其中的每个人都赢了。在这个意义上，过去那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仍然在起作用，什么都混在一起，谁都站在一条线上说话，而不考虑自己所处立场的不同而带来的利益分殊或者不同要求。

 

商业电影当然以赚钱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有商人绞尽脑汁，揣测观众，想法设法让人们留在电影院的椅子上，这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就是不能仅仅让一种力量发挥作用，需要有制衡和制约的力量同时出现。否则，一个倾斜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

 

电影审查应该正是这种制衡的力量。它不应该站到与商家同样的立场上去，不能认为只要目标是赚钱，就是无害的，就是值得扶持的。尤其是像我们国家这样作为政府力量的审查机构，它所代表的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其中某一方面的力量。审查的目的在于保卫社会，捍卫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使得它们免遭攻击和伤害。

 

当然，说这些的前提是——存在着这么一个审查制度；因为它存在便需要对它进行问责，令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如果采用其他许多国家实行的分级制，情况另当别论。

 

除了保卫社会之外，还要特别保护未成年人。所谓电影分级审查制度，就是从未成年人的权益着眼的。除了暴力，《夜宴》中的一些情色镜头，显然不适合无遮无拦地出现在未成年人面前，让他们处于毫无保护的易受攻击的状态。这对于他们已经构成一种伤害。

     “印度道路”曾经举世知名。这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实施超级管制，样样要许可证，事事要审批。结果，挡不住管制官员大贪其污，社会腐败程度直追当年巴拿马，逢单你来，逢双我上，轮流坐庄，贿赂被制度化了。走市场经济之路，又要让行政官员过左审右批的瘾，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

　　我知道的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张五常从８０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声疾呼，警告中国转到方向对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千万当心“印度综合症”。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得有声色，但是产权改革左躲右闪，而“规范市场”的管制又层出不穷。举目四看，腐败花样翻新、有增无减，方知张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虚传。

　　但是，印度已经出现了转机。举证这个变化，不需要说印度人、特别是海外的印度侨民多么聪明了得。是的，访问过欧美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对那里从事白领以至金领职业的印度人之多留下过深刻印象。精于吸取全球人才精华的美国，发给外国人士可以在美从事专业的工作签证，总数的2０％都给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据说３０％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工程师。他们不但成为美国人创办的高科技公司的顶梁柱，而且自立门户照样以成绩傲人。印度裔企业家在美创办的公司到华尔街上市而又业绩不俗的，只要查查各种记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我要说，古老文明的东方泱泱大国，挟１０亿之众，万里挑一出来一批优秀人士，不足为怪。况且侨民们的出类拔萃，搞不好还是逆向淘汰的结果：故国没有机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去也。

　　要紧的，是印度本土的变化。但是我也并不想就此举证，比如最近被广泛报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头。这些事情，别的国家不论，单拿中国来比，印度要占上风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印度一国软件生产量占全球软件总产出的１６. ７％，年度软件出口达到四五十亿美元，除了美国天下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的家电普及率、电信普及率、电脑保有量、上网人口等等，不是把印度远远落在了后面吗？说今日的上海比孟买风光，应该不是夸大之词吧。再往“底部”看去，据美国《亚洲周刊》的估计，每天不足１美元的贫穷人口，在１３亿中国人当中有３. ５亿，而在１０亿印度人当中有５.３亿。消灭贫困的压力，两个古老文明大国不相伯仲，不过看来印度更沉重。

　　我要举证印度变化的，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创办的公司，满世界赚钱，成为世界级的好公司。让我补充一句，这样的公司赚发达国家市场的钱，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这样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来印度人有能力办“现代企业”，不是什么新鲜事。硅谷高科技公司７％的CEO 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说大名鼎鼎如麦肯锡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办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我们这里讲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办成的具有国际性的公司，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哪里容得成长起这样“物种”？在我看来，这是“印度道路”发生变化的证据。

　　试举一例。Infosys 技术公司是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但它在１９８１年成立的时候，资本不过１万卢比，相当于当时的１０００美元。困难的问题不是资本数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审制度。创办人穆西回忆，“我们用了整整１８个月才拿到软件经营执照”。１９４６年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曾经笃信，只有国有经济加政府干预才可以结束贫困。但是，７０年代中在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亲身体验，改变了穆西的观念。他明白了自由企业怎样创造财富。回国以后，在孟买一家软件顾问公司工作了几年后，穆西和他的６位同事创办了Infosys 技术公司。公司头１０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体制周旋。为了远离无穷无尽的申报和贿赂泥潭，穆西在别的印度公司竞相与管制官僚搞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把自己公司的技术人才派到境外去争取国际客户。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条道理：在左审右批的环

　　境里充当“行家里手”，开发软件技术和市场的武功自然就废了。如此打熬１０年，到１９９１年印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管制体制之时，Infosys 技术公司已经有能力获得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客户了。

　　１９９１年印度的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开放了市场。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出现了简化税制并提供卫星通信设施的软件技术园。Infosys 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户提供每周７天、每天２４小时的软件服务。但是，市场的开放将国际竞争带入印度。为了与IBM 那样的国际顶尖公司竞争优秀的印度技术人才，Infosys 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引进经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权期权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 的待遇丝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间好公司逊色。穆西领导的技术人员从１９９４年的４８０名增长为１９９６年的６５００名。时至今日，穆西先生已无须否认驱动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基本目标，就是使Infosys成为世界级的公司。１９９９年４月，Infosys 技术公司以过去五年每年利润增长６６％的业绩在美国Nasdaq上市。令投资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这间公司业务的９０％来自西欧北美发达市场、具有极强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长性，而且是公司在“财务透明度以及对股东负责”等行为方面，像所有世界级的上市公司一样中规中距。即使经过今年４月以来美国股市的震荡检验，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术公司的股价为１２９美元，公司市值仍在１６亿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类动物必定食草和反刍，也必定成长于草原环境，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关系。Infosys 主要做发达市场客户的生意，要与国际级IT公司争夺人才并且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这样的“偶蹄类”，必定在产权、契约、承诺、信用透明度以及反应市场变化的方式等等方面，能够像发达市场里的同类物种一样“吃草并反刍”才行。问题在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蔚然成风的“印度之路”几乎是寸“草”不生的，草食动物是怎么个活儿法才得以存活并出人意外地长成了大家伙呢？

　　答案是环境灾变。１９９１年开始的“拉奥革新”根本改变了印度商业活动的制度环境。当年７０岁并准备退休的拉奥是因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总理职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续４０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独立、民主政体和相当不错的独立司法系统。但是，长期主导印度政府的经济学却错得离谱。主流的看法是，印度经济资源匮乏，要是听任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导利用资源，怎么可能加强国力并消除贫困？于是，印度成为“民主制＋计划经济”的实验田，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体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不错，印度没有实行前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 虽然印度国有经济占GDP 的比重从１９６０年的８％激增为１９９１年的２６％) ，还允许私有制企业存在，但是，对于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业主而言，“私有制”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凡是资产规模２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无论什么所有制，其主要的经营决定，甚至董事会成员资格，都要得到政府认可。许可证体制使得行政部门“从无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者，转变为无休止的、武断的官僚政治统治”。

　　左批右审制决定商业比赛的输赢，定义了竞争的内涵，当然也就导引着无数商界英雄为之折腰。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来弄去，非生产性寻租的甜头诱人上瘾，最后竟然是功能决定了器官的模样。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直接用于获取许可证的资源只是“印度之路”代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价，是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要在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持续提高人均国民所得”，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１９９１年的拉奥总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墙角。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糟糕，以至印度政府甚至讨论出售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馆以筹措应急资金。但是危机也降低了拉奥内阁、特别是他的财长辛格和商业部长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说服成本。印度的经济政策急速转变。而拉奥革新的核心内容说难极难、说易极易，其实就是冲着许可证体制下刀。过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导致的市场竞争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脚，消除左批右审制解放了印度商业传统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罗合著的《制高点》的第８章，专门有关于拉奥改革的出色记载。这本书已经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对印度改革管制经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

　　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乐观的观察家甚至预言，今年眼看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是印度显示自１９９１年以来变革成果的第一乐章。

　　我对印度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对于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经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导了这个伟大的国家，我不能下断语。从印度发生的故事中我只是看到一点希望，腐败病入骨髓如印度综合症，也是有药可救的。条件是，对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作者为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教授）

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诺曼。梅勒在沉寂十年之后，将于明年1月出版小说新作《林中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但对于这部小说的内容，其出版商兰登书屋未置一辞。

梅勒的前一本小说是1997年出版的依耶稣视角讲述的《圣子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2003年，梅勒出版了两部非小说作品：《鬼魅艺术：写作随想》与《我们为何而战？》。

梅勒最著名的作品是《裸者与死者》。他曾于1968年和1980年两获普利策奖，也得到过一次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尚在人世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

他已83岁，去年领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

　　智利著名作家和记者何塞·米格尔·巴拉斯(JoseMiguelVaras)日前获得了智利国家文学奖。

　　78岁的巴拉斯自1946年起开始发表小说，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时流亡国外，后在莫斯科电台当记者，并积极反对本国军事独裁。他的主要作品有：《为了笑与哭》、《斯大林的平底鞋》、《巴格达的邮递员》、《加尔瓦里诺和埃莱娜的小说》。《处于地下的聂鲁达》（2003）与《画家的梦想》（2005）是他的新作。

在将近三年的纷纷扬扬的传闻中，陈良宇终于倒了，倒在腐败上。

然而，在我看来，三年前，陈良宇就宏观调控问题向刚上台的胡温发难，就已经为他今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胡锦涛重拳整治上海帮，关键不在于能否遏制愈演愈烈的腐败，而在于能否制服党内豪强和掌控中共十七大的主导权。通过倒陈，胡温向海内外昭示了自身权力的巩固，已经完全可以主导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也是警告那些企图挑战胡温中央的党内豪强：还是听话点儿，否则，就可能还会有第二个陈良宇。

陈良宇的倒台，不能不让人想起11年前的陈希同，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在高层权争的关键时刻，以反腐手段来清除政治对手。在此意义上，胡锦涛不愧为江泽民的接班人。

陈希同倒台，是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两年的1995年，来自上海的总书记江泽民突然向北京帮发难，将陈氏父子和多位北京帮干将送进了监狱。谁都知道，六四后，陈希同对江泽民出任党魁一直不服，曾联合多个地方诸侯向邓小平状告江泽民，显然是不知中共政坛深浅的政治自杀。江泽民是邓小平钦定的，陈希同直接向江发难等于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邓小平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公然挑衅。故而，只要江泽民想整治北京帮，邓小平非但不会干涉，反而会全力支持江泽民向强势地方诸侯开战。

陈良宇倒台，是在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一年，北京中央对上海帮突然发难，将陈良宇一干人统统拿下，对黄菊等更高层的上海帮构成威慑。也是众所周知，胡温刚刚上台时，为了遏制经济过热而推出宏观调控，引起多位地方诸侯的强烈反弹，陈良宇便是挑战胡温权威的先锋。2003年，胡温想借查处上海富豪周正毅来敲山震虎，但胡温中央在周正毅案上几乎是空手而归，除了周正毅轻判三年之外，上海帮要员无一落马。而胡温经过三年的高层经营，以江泽民卸下军委主席为标志，胡温逐渐掌控的政治局，并通过大幅度调整地方诸侯和晋升军队将军来巩固权力，接着便是着手收拾陈良宇一班人。胡温通过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来换取江的闭嘴之后，突然抛出早已掌控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对三年前曾经向胡温叫板的”上海帮”下狠手，显示出胡温政权的老辣。陈良宇的俯首就擒，彻底挽回胡温中央在因周正毅案的失败而造成的权威流失。

北京陈和上海陈的倒台的不同在于两地市民的反应；11年前，北京市民大都觉得陈希同有点冤，时至今日，北京出租车司机谈起陈希同时，仍为他抱不平。而11年后的陈良宇倒台，据香港媒体报道，让上海官民都很开心。因为，陈良宇主政上海三年，为人傲慢却无突出政绩，上海民意对他的评价极差，上海政界也比较反感陈良宇的作派。所以，对他的倒台，上海市民有大快人心之感，甚至有不明身份人士在静安等区放鞭炮表示庆祝；上海政界也颇感开心，而韩正代理市委书记也获得更多支持。在韩正曾任区长的上海卢湾区，官员们甚至激动地拥抱、表示庆祝。由此可见，陈良宇与韩正之间的争斗乃上海官场的公开秘密。

胡温中央上台以来，高唱亲民、关注分配不公、加大反腐力度，此次查处地方豪强陈良宇，固然能让胡温中央取得一箭双雕的效应：既在民意中赢得铁碗反腐的美名，也在中共高层树立起不容挑战的权威。君不见，对陈良宇的倒台，中共官方媒体一片赞美之声，特别是在人气最旺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的海量跟贴中，几乎全是欢呼雀跃的口号，让人恍如置身于一场网络大会，那种对贪官的口诛笔伐和对胡温的齐声礼赞，让人恍若回到了大批判和大崇拜并行不悖的文革时代。

然而，胡温中央真的能借此抑制腐败吗？只要回顾11年前”陈希同案”以来的中共官场，答案就不言自明。

1995年倒陈，国内舆论也是一片赞美之声，什么显示了中央的反腐决心，什么不管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敢于以身试法，必将身败名裂。当时有评论甚至说：毛泽东杀了刘青山、张子善，管了整整二十年，党中央这次坚决查处陈希同，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然而，事实证明：陈希同案”对全国党政干部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绝非对官场腐败的巨大震慑效应，而是让官员们明白了”跟人要跟准”的道理。至于反腐败，沦为越反越前赴后继，一个陈希同倒下去，无数个陈希同站起来。11年以来，官场腐败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是越反贪官越多、职位越高、金额越大。

就拿两个姓陈的政治局委员来说，当年江泽民查不到陈希同本人贪污受贿的证据，就硬把他的礼品折算成贪污公款，很有点构陷的味道。陈希同被判16年徒刑的主要证据是：陈希同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 件，贵重手表6 只，名贵水笔4 支，照相机3 架，摄像机1 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公，而是由个人非法占有。至于指控陈希同追求奢糜生活，包养情妇、建造别墅、挥霍公款吃喝等，按照中共法律规定，仅仅属于党纪和行政的处罚范围。

而陈希同倒台的11年间，可以称为落马贪官大跃进的11年，仅中共官方公布的2005年数字，被查处的官员就高达115000；其中的大案要案也触目惊心。随便一个处级、甚至科级贪官，都能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上亿。在这些大小贪官的巨额赃款面前，陈希同甚至可以算作”清官”了。

现在，中纪委指控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尽管，陈良宇的腐败证据还未公布，但此案涉及到上海社保资金高达40多亿人民币，陈良宇家族从中得到的好处怎么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万元。中纪委指控陈良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差不多坐实了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与周正毅合伙做地产生意的传闻。陈良宇案还可能追到政治局常委黄菊之妻余慧文，以及富商周正毅、吴明烈、张荣坤等人。

故而，陈良宇的倒掉只能证明：

1，陈良宇下台并不能说明胡温中央的反腐决心，更与破除”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免责传统无关，否则的话，有太多的高官早该因腐败下台。在上海，不仅陈良宇在三年前的周正毅案中就该下台，而且黄菊及其妻子等人早该被立案查处；在北京，贾庆林及其妻子涉嫌”远华大案”，也早该立案调查；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和李鹏更应该被立案调查，即便查不出他们本人贪腐问题，但他的亲属和亲信都曾涉嫌腐败的大案要案。比如，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不仅身为中共副部级高干，而且他还纵横商界，与台湾富豪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联手，投资16亿美元创立上海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江绵恒自任副董事长。江绵恒同时兼任三家大公司的董事（中国网路通信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其中，中国网通已占据中国网络经济的半壁江山，江绵恒也被称为”中国电信大王”。李鹏的家人和亲信涉嫌贪腐的证据更为明确：李鹏的儿子李小勇卷入过”新国大”巨额集资诈骗案，该案主犯台湾商人曹予飞早被处死，而李小勇至今还逍遥法外；大陆杂志《证券市场周刊》2001年11月24日发表署名马海林的文章《神奇的华能国际》，揭露拥有60亿资产的国有电力公司华能国际实质上是李鹏的家族企业，该公司的总经理是李鹏之子李小鹏，董事长是李鹏老婆朱琳。另外，李鹏的亲信高严（前中共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已经于2002年10月潜逃，至今去向不明。

2，表面上，陈良宇是因腐败下台，但实质上是因高层权争的结果。自陈希同案以来，反腐败已经成为党内权争的利器，每到中共高层权力分配的关键时刻，清除政治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反腐。以至于，利用反腐败来打击政治对手的官场潜规则，已经在多部反腐电视剧中有所表现。比如，北京电视台正在播放的《我主沉浮》（周梅森编剧），就有大量把反腐败作为官场权争手段的内容。

3，在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今日中国，中共已经沦为利益党，以新老权贵家族为核心的各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官商勾结的潜规则已经变成半公开发财捷径。而在监督官权和限制官权的制度建设上却没有实质性改观，既无司法独立来保证反腐败的公正性，也无新闻自由来保证舆论监督的有效性。而且，对于民间的自发反腐败人士进行打压，甚至被送进监狱。所以，中共的反腐败，对党内是权争工具，对百姓是”政治秀”。事实上，任何铁碗，也无法修补早已腐烂的党国根基。比如，号称铁碗宰相的朱鎔基，上台时放出狠话：”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剩下一口留给自己！”但他并没有遏制住官场腐败的蔓延。所以，即便毛泽东再世，也只能望腐败而兴叹。因为，毛泽东留给中共特权阶层的最大遗产，就是这个不断孳生腐败的独裁制度。

11年前，江泽民把陈希同扔进大狱，并没有让陈良宇汲取教训；此次陈良宇的倒掉，也不可能让其他官员们有所收敛。毕竟，相对于腐败的巨大收益来说，腐败的风险甚至可以忽略不及。只要懂得官场权争的潜规则或跟对了人，闷声腐败的风险几乎为零。

江时代有陈希同，胡时代有陈良宇，只要一党独裁体制不变，前赴后继的腐败亦不变。

2006年9月27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