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中国为什么不是干净的中国

中国为什么不是干净的中国……

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思维使中国陷入混乱和不幸深渊

对于今日中国,我一口气可以写出更多的排比句说明中国的不干净:

中国的政治是不干净的,历史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教育是不干净的,教科书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司法是不干净的,法律也是不干净的;

中国的宪法是不干净的,民主也是不干净的;

……

尽管有种种的不干净,但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这些不干净的所有存在,只有在尊重这些存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在不干净的存在中净化自身,清洁制度,还今日中国社会一个干净的未来。

让政治制度的透明,历史真相的公布,让人人有摆脱专制、追求真理的权利,来化解中国政治长期不干净的危害;

让教育制度的自由包容,教育事业投入的公私兼顾,教科书的自主和多元化,来剔除中国专制暴力教育、奴才思维教育的危害,让中国教育自身获得新生;

让以”法律为国王”的司法独立制度在全民中推广,让法律成为人人(包括法官)惟一不得不服从的至上准则,来消除政党司法专制的腐败,让法律回归到法律本身,来建立和完善法治中国,来融化政党”家天下”和司法专制的顽固残余;

让中国宪法成为人人看得见、用得着的神圣文本,让宪政来保障民主和自由,让人权不再成为宪法上的谎言和幌子,让宪法成为不干净政治的最后监狱,成为公民人权的最后保障,又让宪法成为干净政治、建立公民社会的最大空间……

还中国一个干净的未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二十世纪过去了,还有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如果不能实现,还有二十二世纪……不能不相信时间的用意,不能不相信中国人有选择自身命运的智慧。

贪官污吏,无官不贪;政治斗争,权谋至上;法律只管穷人,达官贵人可以超越任何法律,可以逃脱任何法律的制裁;谎言泛滥,张口便来,成为这个社会唯一的官方语言,谎言背后的人与人的仇恨和敌视,结出一个又一个恶果;愤怒,仇恨,甚至更多的是默然、冷漠,使整个中国在罪恶的道路上各自为敌,四分五裂。由于人人自认不能干净这个社会,干净这个政治,于是在这个国家里就容易看到政权四处拨污,人人各自为污,这个中国成为”他们想干什么就无所不能”的极端社会了。

极端,极权,我们吃惊那没有杀过人的自由人,成为冤屈犯,可以被判处死刑,并得以顺利执行,让那些追求结案率的公安大人、警察官大人、法官大人们(他们不是公仆,而是官员、老爷)得以论功领赏。我们可以责怪公安、警察官和法官们不负责任吗?不能,因为法官说他们遵守了法律,尤其是程序。可是,貌似公正的他们,恰恰忽略了公正,忽略了真相,他们只是认可他们得到的证据,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就可以公开合法地杀人,合法地制造冤案了。只是他们不知道,当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成为被冤屈者,他们就再也不能说话了。

当然,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中共头子高岗的自杀,刘少奇冤死(杀人灭口),林彪一家人的亡命,江青的自杀,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开枪自杀(或他杀),胡耀邦、赵紫阳被非法废黜,陈希同入狱,陈良宇成为”阶下囚”,等等,并不能用一句”活该”就可以说明清楚的;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在浙江省政府大楼上一跃自杀,恐怕也不是一句”忧郁症”就可以作结论的;为被冤屈的湖北死刑犯佘祥林办案的公安警察突然自杀,恐怕更不是”罪有应得”可以说服公众的……为什么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冤屈,有那么多的黑白不分明,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招摇过市,司空见惯,难道这些都是死者的过错?难道都是个别人的过错?难道制度就没有问题,领导就没有问题,执法者就没有问题?

中国政治的不干净,足以使肆无忌惮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功勋”,足以使为虎作伥的高岗、刘少奇、林彪、江青、王宝森、陈希同、陈良宇等等成为”人民的罪人”;这些不干净的历史可以高歌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可以制造繁荣稳定,可以一手遮天;历史只是美化政党和歌功颂德的历史,可以随意利用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教训和血的历史;不干净的历史,从来没有公正,只有历史书写者的权势和自我美化。安于不干净政治现状的制度,正是统治者们随意使用的暴力制度,这样的制度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暴力工具。所以,在这种可怕的制度下,频频出现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打不起官司现象,频频出现教育、殡葬行业严重乱收费,医疗救助、养老救助不到位等重大丑闻,共产党干部本身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共产党宗旨,反人民(共产党员”反共反人民”),导致中国政治从上到下地陷入混乱和无序。

中国教育的不干净,使教育成为贵族的庄稼收割地,使掠夺穷人成为合法的执政手段。古代造反者高呼替天行道,是逼上梁山,而今天的统治者奴役穷人,掠夺穷人,培养了一个多亿的文盲,每年枪毙上千名文化素质不高的杀人犯,正是不干净教育制度结下的恶果。号称并自以为人民代表的政府,整天制定所谓的合法政策,天天劫贫济富,难道就不再是逼他们穷人和普通大众上梁山造反吗?一个城市教育局长和一个小学校长(杭州就有发生)就可以剥夺农村外来人口子女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上学权,一个老师就可以当众把自己的学生暴打并从楼上扔下摔死(湖南永州历史老师李恒毅打杀学生)……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未来几十年,我甚至感到害怕,当那些被掠夺后的穷人子女,上亿普通人的子女,因为不能上学,因为不能继续享受高等教育,因为报复社会,他们就会像当年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样,农村包围城市,以”解放”的暴力革命理想,夺取一个又一个革命阵地,让革命的血腥的红旗插上他们能够用暴力得手的任何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不希望这个社会再出现一个红军,再来一次次红军长征,再来一个个”打天下坐江山”,改朝换代。

劫贫济富,是永远靠不住的;劫富济贫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公正、公平、正义、多元和宽容和解,只有抛弃”打天下坐江山”思维,只有还政于民,只有自由和人权高于一切,才能化解这个社会的矛盾,才能冷却这个社会上比比皆是的炸药包,才逐渐使这个社会走向干净、和谐的未来。

中国司法的不干净,是这个社会不断制造又有可能导致最后崩溃的最严重的后果。因为司法不公正,所有的司法途径都成为一种摆设,上级可以用非法的”双规”惩处政治对手(浙江台州的陈越飞就是双规出来的冤案),非法刑讯逼供司空见惯,作恶者、杀人者可以逍遥法外,贪污腐败者可以兴师动众地为自己歌功颂德,被迫害者只能忍气吞声,仇恨政权,甚至他们只能期待下一次暴力革命。不干净的法律,简单说就是不保护穷人,也不保护富人,更不能保护普通大众,因为它们只保护那些眼前掌握着权力资源的人,这样的法律等同于针对穷人的暴力法,针对权势者的摆设,是真正危及这个国家和谐和稳定的专政工具,是这个国家人民的最大敌人。

中国宪法的不干净,保留着很多宪法之外的东西,什么思想,什么主义,什么特色,什么代表,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无一不是愚弄国民的道具。世界上,只有一个主义,就是以公正、正义、法治、真理、幸福、良知、公权、民主、共和为主的义。没有这样的主义,中国人绝对不能得救,一百年的时间不可能,五千年的时间也断乎不能。将来,如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幸结局,或许就是执政党以”稳定”为初衷所导致的最后的结果。中国人的不幸,在劫难逃。

至于不干净的民主,也和不干净的教育一样,政党和政府以合法的形式和理由,让权势部门公然劫贫济富,让富人看到掠夺不完的财富源头……而同时,又让亿万穷人和文盲、无产阶级看到的是摆设,看到的是人人不能免除恐惧的制度性伤害,看到的是血腥暴力,看到的是绝望,看到的是盼望来世得”解放”……

中国不是干净的中国,还中国一个干净的未来,只有向法治独立、政治多元、民主选举、宪政治国、人权至上、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迈进,只有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美国、日本这样民主多元国家的政治模式,借鉴俄罗斯、韩国、印度等近邻国家的制度创新、和谐模式,借鉴台湾这样的民主自由自治地区作为大陆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明亮镜子,看清真实的中国,明白中国的问题所在,摆脱专制和一党”家天下”的暴力捆绑、奴役,走向民选、法治、多党和新闻自由,才是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之道,苦难的中国人才能得救。

93o[

井 蛙:致恋人

    1.
   
   天堂比地狱只高出一米
   然而,足够我眺望你
   
   那条1989年的花格长裙
   我的粉红外套
   与你的田园交响擦肩而过
   
   我顿失的乐园
   里头都是纯净的灵魂沦陷
   成片的油菜花蔓延,泛滥
   
   它们的冰期
   迎来了蜜蜂
   
   我和你
   此地与彼地
   
   吟哦了一个冬天
   整整一个冬天没有歌唱
   
   你就带着喜悦吞掉我的春天
   
   我消瘦的手指肆意逃窜
   
   躲在一棵树下
   
   看人们过早收割枝叶
   
   
    2.
   
   
   我口渴
   午夜被一杯咖啡惊醒
   
   窗外香春树已枯萎
   
   北京的初夏
   所有的北京人都在初夏
   
   我爬出紧闭的窗门
   五月里,像渴望越狱的蚂蚁
   
   我和你
   还是此地与彼地
   温柔歌唱
   
   胡同里破败的瓦片
   闲下来的老居民都在议论国事
   
   他们朝天空泼水
   朝蓝色的雨后彩虹唠叨
   
   连唐山口音的乡下人
   都懂得了诗意
   
   你低下头
   你欠我一个狂热的吻别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你这么一说
   那个熙攘的人间乐园就给了我
   
   我独自一人享受很多人的孤独
   
   
    3.
   
   背对着一列慢行的火车
   
   我撕掉了往返的车票
   没有了目的地
   
   我没得到一片叶子的方向
   从来没有,我无意失去秋天
   
   而你
   回到了西部边缘
   
   你的甘孜舞蹈与他人
   敲打了我的身体
   
   午后我听到一块玻璃破碎
   
   饮茶的嘴唇苍白
   我的双脚停止走动
   
   格桑花吗天上发芽的那朵
   一地倒影跟随你
   
   我淹没了
   但我无意被淹没
   
    4.
   
   我是我自己最后遇上的恋人
   
   我不慌不忙
   奔跑
   
   你和你部落里的牛羊在颂诗
   悠闲地吃草
   
   你把酒屋里的青稞喝掉
   
   你 我
   
   肩膀挨着肩膀
   间隔着麦地
   
   我把剥落的花瓣一片一片
   重新挂到树上
   
   春天回来了
   我以为你回来了
   
    5.
   
   我直接进入寒冬
   
   你裹一袭印度头巾
   你来自卓仓家族
   
   可是,我给你讲昭和年代
   那个和我扯不上关系的樱花季节
   
   一个悲惨的人遇上另一个悲惨的人
   
   风雪下相拥
   
   他们相爱白头到老
   时间,却似离别一个世纪那么长
   
   我看到你站在我的背后
   
   而且,永远站在我的背后
   
    6.
   
   此时,安静的屋檐
   
   一只无聊的乌鸦正在尽情欢叫
   
   2006-9-24
   SAND BEACH

余 杰:台湾究竟有多乱?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是一套成熟的公共管理制度,普通民众不必具备高度的政治热情,甚至对投票都没有多大兴趣,但政府运转一般不会出轨,如今日之欧美诸国。在专制制度下,政治是统治者的禁脔,只有统治者有权“讲政治”,普通民众闻“政治”而色变。被统治者如果稍稍关心一点“政治”,一不小心便成了“政治犯”,如今日之中国大陆。

在由专制转向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是民众的狂欢节,政治是政客的时装骚。政治就象美女一样,人人都想冲上去拥抱一番。人人觊觎总统的职位,总统亦无威严与魅力可言,如今日之台湾。

内忧外患令人心痛

在倒扁与拥扁的对峙中,“台湾究竟有多乱”成为一个大陆民众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此时此刻,我找出了十年前的香港老电影《黑金》重看。记得最早看到《黑金》的时候,我还在北大念书,这部表现台湾黑道侵入政坛的电影,成为我了解台湾政治的一把钥匙。十年之后,重温由梁家辉、刘德华主演的《黑金》,有两段对白过目不忘。

一段是两名黑道人物为竞选立委,故意挑起计程车司机斗殴,最后酿成暴乱。身为电视台记者的女主角凌飞,在现场目睹了伤亡狼藉的惨景,手持麦高风对观众说:“外面是实弹演习,而里面却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象这样的内忧外患,真是令人心痛。”另一段是调查员方国辉执意将涉及高层的调查进行到底。当正直的法务部长询问他为甚么要这样做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爱这块土地。当年他们把大陆搞垮,我们还可以退到台湾;今天他们把台湾搞垮,我们还能退到哪里?再退一步就是大海。”

政治人物表现不济

这两段陈年的对话,好象先知的预言一般。可惜的是,在今天台湾政坛的乱石穿空、惊涛骇浪之中,很少有人仔细领会其中的寓意。台湾政坛确实很乱。看看诸位政治人物的表现便一目了然:陈水扁身为国家元首却管理不好“第一家庭”,与草根阶层同呼吸同命运的“台湾之子”的形象,早已黯然无光。施明德陶醉于“台湾的曼德拉”之光环中,试图以个人魅力掀起群众运动,却不明白法治才是正义的根基。马英九作为反对党党魁和台北市市长,双重身分使其进退失据,哈佛博士头衔亦不足以让他在危机时刻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宋楚瑜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抓住时机最后来一次豪赌,火中取栗,反被火所伤。

谁有资格嘲笑台湾

然而,台湾社会其实并不乱。大多数民众照样过吁自己“朝九晚五”

的生活,即便是那些极端的倒扁者和极端的挺扁者,也都各执己见,该捐款就捐款,该游行就游行,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民众逐步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政府也知道哪些表达方式是公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那些在大陆中央电视台演播室里,滔滔不绝地贬斥台湾现状的“台湾问题专家”们有祸了,因为他们口蜜腹剑、指鹿为马,企图让大陆民众相信“民主就是天下大乱”的“歪理邪说”。哪个大陆人有资格嘲笑台湾呢?数十万台湾民众在总统府外静坐示威,没有坦克,没有机枪,没有鲜血,也没有尸体。与17年前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相比,这就是自由,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文明,这就是台湾的骄傲。而此岸那些天安门母亲的眼泪,依旧在黑暗的铁屋子里独自干涸。

首发苹果日报

欧阳小戎:幕布下的恋歌(025~027)

        025 诗篇

          我把清晨剪成一支歌,
          追逐你远行的脚步。
          在自由日渐残缺的日子里,
          寻找通往荒野的羊肠路。

          镜湖于你我俱在千里之外,
          我摸着星星的脸颊,
          想要挽着那将逝的流采穿透云雾。

          忧伤是否可以放到
           正义女神的天平之上?
          我在迷离的故乡,
          为你撒一条白茶花瓣的归途。

          请来,为渐红的朝霞跳一支吧!
          山茶花在微曦里做着无声倾诉。
          当这世界属于你和我的时候,
          春蚕已经吐出了十万个朝朝暮暮。

          026 芦花荡里的情歌

          我想挽住一只鸿雁,
          飞向遥远的北方。
          但是在这芦花未曾凋谢之前,
          鸿雁尤在远处
          梳理浪迹天涯的翅膀。

          芦苇不会哭泣,
          哪怕被风尘压伤。
          而我从不悲怜,
          这盈满思念的仲秋。
          月儿坠落西山之后,
          你尤在梦里
          踏着九曲蜿蜒的节奏。
          我听不见大地的颤抖,
          因为水波迷离了我的双眼。
          然而飘洒的芦花,
          可做我沉醉的见证。
          洪流横扫着这尘封的故国,
          我却忘记了忧伤,
          因为我看见了,
          自你衣裙飘落的寒星。

          我用梦旋转出一片飘香的生命之雪,
          期待下一个冬天,
          冰河世纪再度来临。
          当那蓝色的冷宝石,
          在奥林匹斯山结成华盖,
          我便和你一起
          飞往来生的烟雨国。

          027 军转培训学校的云

          我疑心
          你变换的脸
          是望断来生的忧思。
          在最汹涌的秋,
          陨落了倾泻的热泪。

          而我
          总在每一个绽开的清晨,
          用足迹
          在石板上印下
          串串哀伤的思念。

          我的国还没有醒来,
          我的主啊!
          你又何忍离去?

          我不能阻止
          风
          吹着你离去。
          我的云啊!
          请不要垂泪。
          天上依然有鸟儿,
          而秋天盛开的雏菊,
          尤在心中。

          我在幽居中,
          把自由的梦焚烧。
          炼一个世上最珍贵的字至于你,
          T’i amo!

 

民主论坛

昝爱宗:“老李,以你的条件, 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我最近看了一段对话,觉得有必须以此来记录当下中国的不幸的历史片断,以及预示曾经的不幸和未来的不幸历史片断。

“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孩子就是指北京城管执法员李志强,他被来自河南的退伍兵兼烤肠人崔英杰用刀扎死。

从农村来京谋生的烤肠人崔英杰,一下子从“优秀士兵”到“杀人犯”,就在2006年8月11日这个雨天发生。这名曾经的共和国卫士,却是为生存挣扎到了举刀杀人的地步。他从部队回来以后没工作就只能“靠这个吃饭”,可是城市有城市的规律,他不懂,也无奈就杀了人,那人成为烈士,他却除了“杀人犯”以外,什么都不会有。

8月11日,北京城管队执法人员李志强和同事来到烤肠人崔英杰的摊前,崔面对忽然出现的城管队员,有点措手不及,想撤,但李志强封堵了他的去路,崔英杰不断挥舞着双手,崔英杰喊道:“车子留给我,别的都给你们。”崔英杰开始一直在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连说两遍都没有用,他的口气就变了──“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然而仍然无用。10多分钟后,崔英杰放弃了努力,用随用的刀把李志强扎死了。

这段著名的对话就是死者位于翠微路社区的家里传出来的,李父在悼念的人群中见到很多老同事。老同事捶着他的背说,“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2006年9月14日《南方新闻网》)

根据这段让人久久不能平静的对话,我可以设计出更多的台词,来折射这个社会的不幸和悲哀:

“老毛,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老毛指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孩子指毛泽东。公元2006年9月9日,毛泽东已经卧尸天安门广场整整30年了,中国人最忌讳死无葬身之地,可老毛的孩子如今还在挺尸街头,老毛当年的邻居在地下告诉老毛,以你当年的富裕条件,为什么让让小毛干这个呢?否则就不会有这么死无葬身之地的一天。小毛本人也许也在地狱里受煎熬,也会会指责他爸爸:“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我干这个?”

“老邓,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老邓是指邓小平,孩子指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开始后,特别是邓小平正式封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邓家父子的日子就不再好过,邓小平的儿子、当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对他的侮辱,于1968年8月跳楼自杀,未遂,导致下半身瘫痪,成为残疾人(“文革”期间没有残疾人概念,只有“残废人”概念),为弥补他的损失,邓朴方后来担任中国残疾人协会主席。

这里的对话,正好可以套上李志强父亲的回答:“我没办法回答,真没办法。”邓小平对儿子的残疾负有责任,但他确实没有办法,谁让他是邓小平的儿子呢!

“小毛,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这里的小毛指毛泽东,孩子指毛岸英。1950年10月19日,中国的志愿军(解放军)出发入朝。彭德怀严格要求各级组织、成员对志愿军入朝的一切行动,连亲人都不准告诉。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范围之内。当晚有26万大军突然进入朝鲜战场。1950年11月中旬,志愿军党委常委专门开会,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司令部的安全和防空。

会议决定,志司机关人员于25日拂晓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并注意防空。25日拂晓前,对方军队两架B-26轰炸机由西南向东北稍偏办公室上空飞过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正在司令部围着火炉热早饭,飞机扔下凝固汽油弹,顿时乌烟冲天,毛岸英、高瑞欣未来得及跑出,不幸遇难。毛泽东失去长子,彭德怀后来被指“反党”而丢官,最后被迫害致死。假如毛泽东的父亲在地下碰到彭德怀的父亲,可以这样说了,“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倒是毛泽东自己会安慰自己:“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不过,这段著名的话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如:

有人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父亲:“老陈,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有人问前中国河北省委办公室副主任李真的父亲:“老李,以你的条件,怎么能让孩子干这个。”

……可是,儿大不由爹,无论是李志强、毛岸英,还是邓朴方,并不是他们自找的不幸,而且是制度性的悲剧,作为设计这个制度的父亲毛泽东、邓小平,应该反思这个制度,应该对这个制度所制造的更多不幸承担责任。

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何祚庥的这句名话不但可以用在崔英杰、李志强身上,也可以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中国这两个字意味着“不幸”,并非责任都是普通大众承受,也并非毛邓可以“豁免”。

什么样的土地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毛泽东、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们不但是不幸的制造者,也应该是不幸的承担者。这才叫公平。

民主论坛

郭飞雄受刑讯逼供 绝食绝水15天

郭飞雄受刑讯逼供 绝食绝水15天

胡佳

 

【2006年9月30日狱委讯】9月28日警方书面拒绝了莫少平律师提出为高智晟律师取保候审的申请。当晚莫少平律师飞广州,今天上午莫律师已经在广州的看守所会见了被刑事拘留半个月的郭飞雄。

9月14日上午9点郭飞雄被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刑事拘留。随即就开始绝食绝水,至昨日已经满15天,警方不得不以鼻饲的方式进行灌食。直到得知北京的莫律师要前来会见,飞雄今日才开始吃少量食物。见到律师的飞雄,精神状态表现亢奋。
这是郭飞雄近一年半以来第三度绝食绝水,目的不是针对自身所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是抗议政府镇压整个维权运动。我们许多朋友此前曾多次劝飞雄不要采取这类措施,一来对他自己身体有伤害,二来中共警方人员在人道精神上是零度的。

广州警方对郭飞雄采取辱骂和恐吓等刑讯逼供手段。开始的7天长时间不让他睡眠,有时一天只有一小时休息时间就被警方叫醒。十几名干警轮番审问,每天11小时以上。但广州警方对此并不承认。

审问主体是针对非法经营,极少量也涉及到高智晟律师。直到现在郭飞雄一直零口供。

莫律师认为非法经营的案情简单,看起来也和高律师无关。按照中国法律,同案犯罪嫌疑人不可以请同一位律师,以防串供。但现在莫少平律师接受高智晟律师大哥高智义以及郭飞雄妻子的委托,所以从这点上判断,官方至少表面上也不是以牵涉高律师案件来指控飞雄。

高智晟律师被拘捕发生后,飞雄在广州与我们南北呼应积极参与并组织营救。所以,我认为拘留郭飞雄是为了打击国内维权界对高智晟律师的声援力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深具中国特色的司法信条。

胡佳 

被软禁的第74天于中国北京BOBO自由城家中

 

 

铁窗民运的忧虑与光荣

铁窗民运的忧虑与光荣

——拜见朱虞夫先生有感

刘 路

 

我在浙江出差的时候,和几位民运朋友喝茶,有人说,朱虞夫先生出狱了,你要不要见见他?我说当然,当然要拜见。

朱先生是民主墙时代的民运战士,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因为在狱中拒绝认罪,被狱卒折磨,生不如死,多坐了三个月的牢,近日终于走出了监狱。

我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有一种情感上的敬仰,由于职业的缘故,我认识太多坐过牢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坐牢,因为社会理想而坐牢,为了社会的民主化,为了所有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占据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成为芸芸众生中最高贵的那类人。

其实不仅是我,甚至我接触到的许多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的内心深处对铁窗民运都抱有敬意。承办李元龙、杨天水、郭起真案的法官在跟我交谈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这种心态。

因为这个缘故,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决不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出言不逊,即使他们误解我、辱骂我,甚至把我当成敌人(例如邓有亮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坐牢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特权”。

第二天晚上,经过朋友介绍,在杭州的一个小茶馆里,我见到了朱虞夫先生。

我问他:您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说,我五十三了。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他当年被抓入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出来时已垂垂老矣!铁窗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是很明显的,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掉光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几岁。

谈到狱中生涯,朱先生说,他是严管犯,因为不认罪,不但不能减刑,还成为狱卒和犯人们报复的对象,经常有一些在押的刑事罪犯殴打他,他的半个牙齿被打掉,脸被打肿,还被五花八门的虐待: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晕倒后,犯人们还用竹牙签刺他的手背,他曾试图自杀以示抗议,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死在狱中了。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朱先生说,“搞民主就会有牺牲,我对坐牢、受刑甚至死掉都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监狱里的政治犯最怕的是,出狱以后,没有人搞民主了,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些人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白白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生命和青春年华。”

朱先生的感慨让我震撼,中国的民主运动从五四时起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当代民运即使从78年民主墙时代算起,也有三十年了的时间了,民主大潮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千里冰封,虽有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广场、淬炼铁窗,却也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峡谷。九十年代以后,昔日同在共产铁幕之后的东欧、苏联,已经换了人间,迎来自由民主的艳阳天,而我们不幸的祖国,民运却跌入低谷,滚滚红尘中,官员们忙着贪污、腐败,百姓们忙着赚钱、养家,莘莘学子们忙着打麻将、谈恋爱,民主、自由早已成了一个古老的词汇,被绝大多数的国人忘到脑后了。

朱先生最后说:“我在里面将要出来的时候,有警察告诉我,外面很多人关注你。我出来以后,看到很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特别是有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代,我感到欣慰。”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大陆民运虽然进入了低潮,但是民主的火种没有熄灭,在浙江、在贵州、在全国很多地方,民主党人还在顽强的坚持着,他们虽然被强力打压,被监控、被骚扰、被关押、被判刑,但是,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背叛自己的价值理念,他们调整了策略,坚持公开化、合法化、维权化的建党路线,用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他们坚持和平、理性、法治、非暴力的现代民主理念,不以推翻执政党、颠覆现政权作为党的宗旨,而是要跟执政党和平竞争、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

虽然大陆的执政党因为传统思维和历史惯性,尚不能容忍(公开承认)民主党的存在,但是它也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公开取缔民主党,也不再仅仅因为参加了民主党就抓人入狱,在贵州和浙江的很多各阶层的年轻朋友,他们公开宣布自己加入民主党,并且每个周末都到公园、广场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警察也最多只是监控、骚扰一下,并没有视为颠覆政权的活动而逮捕。

我认为,这正是像朱虞夫先生这样的民主党人不懈奋斗拓展的生存空间。在中国,搞政治是要讲实力的,中国民主党人从知识精英到草根阶层的发展,从理论启蒙到维权实践的介入,从政党宗旨和战略思路的调整到组织构架的全面整合,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按照这种崭新的思路,当民主党人具备了团结工会那样的社会动员能力的时候,执政党就该邀请他们开圆桌会议了。

拜见朱先生回青岛之后,我又接到身在美国的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先生的电话,他对我准备为陈树庆、力虹辩护表示感谢,并且给了我民主党新的章程。这份章程中,已经修改了“结束中国专制统治”之类为执政党所猜忌的话。(公安部对民主党系敌对组织的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而推断出民主党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而各级地方法院都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对参加民主党的公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的。)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文件交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或许会让大陆的执政党对中国民主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现代政治学常识的判断。

大陆民运从广场民运、铁窗民运、精英民运正在走向草根民运、维权民运,这是个崭新的转折,也是个良好的起点,民主之路虽然曲折漫长,但历史的潮流毕竟不能阻挡。长江之水总要冲出三峡。

我想告诉朱逸夫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作为民主的先驱,你们不会被历史和人民忘记,你们必将被人民拥戴。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必将写着你们的名字!

2006年9月29日星期五于旅途中

 

刘晓波:“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二 九十年代的情色享受

 

进入九十年代,通俗文化越来越屈从于商业操纵,对党文化的消解作用逐渐淡出,知识精英们也纷纷投身于商业文化的逐利竞争之中,于是,通俗文化逐渐与党文化主旋律合流:一方面,党文化灌输越来越借助于通俗文化的包装,小康时代的独裁秩序需要商业娱乐来点缀其歌舞升平;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也越来越需要权力化市场的支持,需要官方大媒体为其提供推销自己的舞台,媚俗成为大陆文化的主要品质。官方举办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各类娱乐明星之所以争相亮相,就在于它是自我推销最大广告。到了新世纪,曾经受到官方打压的先锋导演也纷纷转向商业大片,而商业大片的票房神话,大都要靠电影局的行政保护(比如,电影局为了打造国产大片的高票房政绩,下令所有主要院线为张艺谋的大片《英雄》空出一个月档期)。

 

与此相应,性内容在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淡,而单纯的情色享受倾向日益加强。

 

1991年1月26日,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从北京遣送回大连。下火车后,我浏览了车站附近的书摊,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赫然跳进眼帘,封面上是个斜躺着的、线条优美的裸体女人,下面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印在其他杂志封面上的标题中又有:《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恋阴癖的秘密》、《徘徊在校园里的色狼》、《色胆包天的性虐狂》、《告诉你享受性生活的秘诀》等,甚至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时,我看了这些流行书刊,着实大吃一惊:六四刚过不到两年,邓小平还没有南巡,刺激物欲的第二轮经济改革还未开始,官方还在声嘶力竭地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这些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另一类畅销读物是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秘闻。

 

与此同时,在所谓的严肃作家笔下,也出现了轰动效应的“性文学”,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的风靡文坛,张艺谋的电影《菊豆》张扬着“乱伦”激情,《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宅院里,不但有妻妾成群的争风吃醋,还有昏暗大红灯笼下的“捶足性高潮”;就连一向鄙视张艺谋的“好莱坞主流”的导演陈凯歌,也不得不跟上商业化潮流,他的《霸王别姬》采用了商业影片的全部元素,特别是用名演员来演绎一个同性恋的悲剧故事。同时,美国婚外恋小说《廊桥遗梦》征服了无数中年妇女,大陆媒体大肆炒作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的“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士大夫化的把玩和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亵和肮脏的性趣味,他们渴望的家居生活是妻妾成群,被幻化为深宅大院中每夜点亮的大红灯笼,让人不能不想起《金瓶梅》、《三言二拍》、张爱玲、张恨水等情色文学传统。

 

三妻四妾的士大夫向往甚至演变成现实中的惨剧:曾经享有一妻一妾的诗人顾城,在情人出走、妻子提出离婚、一妻一妾的私生活破碎之后,他陷于极度的焦虑和疯狂,最终用斧头砍死妻子并自杀。而在大陆的媒体炒作中,居然很少有人正视这一残忍的杀戮、为惨死于顾城的刀斧之下的谢晔鸣冤,反而大都把顾城奉为“徇情”的浪漫诗人,顾城的父亲和顾城的情人英儿,以及英儿的早年情人,也都趁机借惨案的轰动效应来叫卖自己。现实中的杀妻血案,先变成了舆论中的纯情故事,继而变成出名发财的畅销书。

 

三 新世纪的肉体狂欢

 

进入新旧世纪之交,书写性欲的作品由男作家转向女作家,早在美女作家亮相之前,女作家林白就曾以描写少女时代的性经验而名噪一时,中年女作家张抗抗和铁凝也开始写作女人的情色故事,比如《情爱画廊》、《大浴女》等作品,已经成为畅销小说。安顿的纪实性作品《绝对隐私》,也因记录了女人的情色隐私而风靡一时。年轻一代“美女作家”,更因“肉体写作”而走红。

 

最早是卫慧的《上海宝贝》,展示了白领丽人的名牌内裤和洋鸡巴的雄起昂扬,老上海的租界情调的“美酒加咖啡”之外,又平添了新上海的白领在酒吧厕所里的性享受。卫慧笔下的性是全盘西化的,女主人公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名牌包装身体、西式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音乐烘托情调、西式颓废渲染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最后,美女作家的矫情自恋,在作品中也要由同性恋洋女人来完成,每一章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度过放纵狂欢的情人节。

 

另一美女作家棉棉在《糖》中发出自白式的情色呐喊,更接近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的情色景观:年轻的波波族和演艺摇滚圈的名流们,情色狩猎人和寂寞的白领丽人,伴着黑夜里的疯狂音乐,品尝着洋酒、毒品、咖啡,享受着即兴调情和一夜情,凸现了一种准嬉皮的颓废情调。而且,在高级白领阶层纵欲享受中的“老牛吃嫩草”现象,其年龄倒挂已经逐渐由单向过渡到双向:如果说,有钱老男人要找“黄花姑娘”是男权社会的性歧视传统的话,那么,有钱的老女人专找童男来调教就是小康中国的新时尚。在某些酒吧中,觅猎性目标的常客,往往是人到中年的富有女人。同时,现在的肉体享乐和精神颓废,再也没有八十年代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叛逆,而更多是享乐、享乐、再享乐。

 

接着是九丹的自传性作品《乌鸦》,其文字的粗糙和讲故事的低能,远在棉棉和卫慧之下,但她居然也能成为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一,实在令人无话可说。九丹对读者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赤裸裸地展示了大陆女人在新加坡的妓女生涯,还不时地点缀着在异国他乡出卖皮肉的艰辛。九丹还用“绝对真实”作自我标榜,而对其他美女作家的“虚构肉体”不屑一顾。

 

正当卫慧、棉棉和九丹为“谁是最好的美女作家”在媒体上唇枪舌剑之时,一位叫做木子美的美女作家横空出世,使此前的身体写作大为逊色。木子美公布于网上的《遗情书》,把自己的绝对隐私赤裸裸地摊在阳光下,而且集中于下体隐私的公示:她在日记中逐个记录了与各类男人在床上的扭动和尖叫,有详细的过程和做爱技巧,有她对每个男人的性能力和性技巧的品评,甚至公布了与她上床的某位男性音乐人的名字。如果说,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丑闻中,女主角莱温斯基公开裙子上的精液遗痕是迫于舆论压力,那么,木子美就是自愿在互联网上向网民展示床上的性交遗痕。木子美掀起的巨大情色热潮,居然也把一向板着脸的央视卷入其中,央视的“道德观察”栏目专访了木子美,让她申诉自己热衷于“一夜情”的人性理由。

 

同时,这几位美女作家似乎在公众面前进行“肉体写作竞赛”,每个美女作家在接受采访时,都对其他的美女作家不屑一顾,互不服气的言词冲撞又成为媒体炒作的素材。然而,如同“两兵交战勇者胜”一样,肉体写作在大众中的影响之大小,也取决于谁的自我暴露更大胆、更赤裸、更真实,所以,越是后来者就越大胆,真是后来者居上。当木子美公开了完全纪实的床上日记之后,卫慧、绵绵、九丹的小说便失去了媒体的关注。无怪乎有人惊呼:“2003:木子美年!”

 

面对记者,木子美以调侃的口吻说:男记者想采访我,就要先上我的床,他给我的做爱时间多长,我就给他多长的采访时间。她还在面对另一位名女人杨澜的采访时,用无所顾忌的言词让成功女人的表率屡屡难堪。在这点上,木子美挑战以经营社会和政治为资本的杨澜,倒是显示出她的个人化经营的率真可爱之处。

 

毫无疑问,在这种美女作家的“肉体写作竞赛”中,一些大胆的先行女人靠肉体写作而名利双收,刺激着另一些急欲出名的女人。就在木子美接受央视采访后不久,另一位自称是研究生的文学女青年,为自己取了个颇为浪漫小资的网名:“竹影青瞳”。她在网上发文的时间不算短,但其网文毫无号召力。受到木子美的下半体写作的启发,她采取了更激进的肉体展示方式,把自己的裸照直接上网。这位文学女青年似乎还有某种胆怯,她把贴在网上的裸照切割开,去掉头,留下性感的肢体,还用一片棕榈叶装饰阴部,颇有著名唐诗《琵琶行》中“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也让人想起原始部落男女们的最初羞涩意识。然而,这样的切割,凸现的恰恰是纯粹的直接的性刺激。无头和棕榈叶营造某种神秘效果,让网民陷于性幻想之中,猜测着这一裸体究竟归属于什么样的面容:是“竹影青瞳”自己的,还是移花接木的?是美若天仙之容,还是丑如蛤蟆之态?

 

其实,除了被媒体热炒的美女作家之外,网络上的情色文学早已蔚为大观,甚至,那些在网上具有号召力而还没有被媒体追捧的情色作家,其取材的大胆、描写的赤裸和心理的变态,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女作家们”。比如,笔名为“小倩”和“奴家”的作者,多部作品涉及到“多人乱交”和“母子乱伦”;网名为“波波”的作者,笔下出现的是“迷奸”、“偷窥”、“换妻”、“乱伦”、“兽交”、“科幻性交”等等;还有人专写“老男人与处女”或“老女人与童男”,有人擅长描写年轻男人对45岁以上年龄的成熟女人的痴迷,大城市富豪与农村来的小保姆之间的性关系也是热门题材。这些作品还时而点缀着毒品致幻、暴力征服、施虐受虐、对粪便等排泄物的迷恋,甚至有采用童话手法创作的情色作品《鸡巴历险记》。这些情色作者大都是创作系列类型小说的高产写手,他们被评论家分为不同的情色创作流派,比如,以写乱交和乱伦为主的“乱派”,以写性虐待性暴力为主的“虐派”,以写婚外恋、多角恋、换妻恋为主“换派”,以写性幻想(包括科幻)为主的“幻派”;还有以作品背景来划分的“武侠派”、“校园派”、“世情派”、“商场派”等。而且,网络情色文学还设置了自己的评奖项目,分别有:最佳新人奖,最快进步奖,最佳作者奖,最高人气奖,最佳作品奖(分为长篇和短篇),特色作品奖,特别贡献奖,特殊成就奖等。

 

上述情色文学,完全来自民间网站,其流传、评论和评奖,也完全是民间化。

 

首发观察

巫一毛:何止是一本书——写在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出版之际

“啊,一定是样书!”我在心里说,从信箱取出寄自美国蓝灯书屋的邮件。

一进门,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手,微微抖;心,怦怦跳。

米黄色的封皮。左上方,一枝含苞欲放的梅花。右侧,五岁时的我若隐若现,连衣裙,跳舞的姿势,小嘴轻抿。典雅的字体:《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巫一毛、Larry Engelmann (Feather in the Storm – 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 Emily Wu and Larry Engelmann)。

三百三十六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不是书太厚,而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太重。

轻轻地,我翻看这本精装书,里面的十八张黑白照片,是无数次搬家、抄家、战乱的幸存者。它们以残缺的影像述说着那个畸形的时代。

1958年,大跃进,我在北京出世。呱呱落地前几个星期,父亲巫宁坤,翻译家、作家、教授,已经被打成“极右份子”,发配去北大荒劳改。几个月后,母亲、我和比我大二岁的哥哥,也被赶出首都,发配到安徽合肥市。直到我三岁生日那天,才第一次在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见面。

本来应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却因父亲之“罪”而受到株连,全家人一起饱经磨难和迫害,开始了我没有童年的“童年”。

1966年,文革开始。

我被打骂、污辱、强奸。

父母被迫离开孩子们,关“牛棚”、搞运动。哥哥成了“小爸爸”,我成了“小妈妈”。带着五岁的弟弟,我们住进孤儿院一样的临时收容所。

在那里,我目睹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自己也差点因病夭折。

一年多后,全家团聚,旋即又被下放到安徽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在村里,我上完小学、初中,亲身经历各种迷信活动。

文革后期,父母上调到安徽芜湖市,我也随同进城上高中。毕业后,我又到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1981年来美后,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自己的经历。几年前,我和美国作家Larry Engelmann合作,最终完稿。

这本书,是我的童年、我的少女时代,也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我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故事。主人公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充满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再过几天,2006年10月3日,《暴风雨中一羽毛》将正式发行。届时全美书店都可购买。目前可以在网上预购。

蓝灯书屋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做广告,还安排了作者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等地巡回演讲,接受电视、电台、杂志、报纸采访等促销活动。

《暴风雨中一羽毛》的法文、德文和丹麦文的版权,已经分别出售给在法国、德国和丹麦的三家出版社,计划在2007年出版。中文版和其他语种尚在联系中。

封底上,是两位名作家对《暴风雨中一羽毛》的评价:

《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先生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底,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我心里又是一热。郑念女士已有九十多高龄,哈金先生在百忙之中,两位我尊敬的作家看了我的书稿,写下了感想。如此的关心和鼓励,让我感激不尽。

将书紧紧地抱在胸口,泪水涌了出来。动笔的时候,我是外国留学生,打黑工,读大学。如今,儿子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愿读者通过《暴风雨中一羽毛》来解读人性,通过一个女孩、一个家庭的命运来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记住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童年乃至生命的孩子们。

十几万字,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个荒诞的大时代。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也有过辛酸,见过残暴,亲历过黑色幽默般的荒谬,看过用大红包裹的纯黑。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但又何止是一本书。

2006年9月28日星期四 于加州家中

──《观察》首发

吴国光:独不容朕

《三国演义》开卷,两回书尚未说完,各路英雄已经跃然纸上。张角兄弟败而为寇,且不作英雄讨论也罢;刘关张兄弟小施武艺,虽然刘备还在县级小官上混着,但已然颇有气象;曹操不仅威名早立,且镇压黄巾军有功,说话间已拜了济南相,旋任典军校尉,颇有参赞朝廷大事的机会;东南蛮子孙坚更已封侯,为长沙太守,俨然一镇也。就是未立军功的袁绍,也在旧皇辞世、新皇未立之际奋然收诛内宦,初展身手。时当乱世,本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机会比比皆是,就看谁能抓住了。

可歎这些英雄人物,尽管看到朝廷腐败昏庸,却仍个个都是保皇派。比如刘备,见了冤枉被囚的上司卢植,还在那里说什么「朝廷自有公论」——如确有公论,这因为军粮尚缺而不肯贿赂皇帝身边得宠小宦官的卢植,怎么还要监囚问罪?事实上,如此英雄辈出,且都拥戴朝廷,朝廷还是免不了垮台,最终就是因为这朝廷实在缺少「公论」。

「私论」倒有,甚至不能说完全无理。话说当时汉灵帝与内宦十常侍饮宴,就有谏议大夫刘陶「径到帝前大恸」,说「天下危在旦夕」。不料这皇帝问得好:「国家承平,有何危机?」——你说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我猜测,似乎都有一些,也似乎不止於此。自古当权者都怕谈危机,无论他是不是知道危机逼近,也无论他是真傻还是装傻。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你说有危机,岂不是说朕这天下治理得不好?既然不好,是不是应该「换人做做看」?於是乎,合法性就受到质疑乃至挑战。所以,一切情况尽在掌握之中的那些并不犯傻的皇帝,也容不得你谈论什么危机.他说可以,你说不得。

接下来的对话,更见出灵帝不是个傻蛋。这刘陶当然不敢说皇帝有什么问题,但却敢於当面痛斥十常侍。对此,灵帝答得好:你家里也有近身侍候你的人,「何独不容朕也?」——怎么就容不得我皇帝老子身边有几个自己喜欢的小宦官呢?这等欺负皇帝,刘陶岂不该杀?偏偏接着又有个陈耽,要去帮刘说情,进一步批评十常侍。灵帝的机智又来了:你们责骂十常侍,难道这十个人中就没有一两个忠臣?——这个算术不仅高明,而且谦虚:老毛常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那意思是老子办错了一件事,可是百分之九十是伟大成绩;这汉灵帝如此谦恭,居然说:难道我就没有一个指头是好的?

如今的朝廷,虽当「盛世」,但见出的多是末世心态.老毛那点儿霸气似乎不见了,汉灵帝的聪明、谦恭或者说耍赖,却玩得很好:你说我人权不好,确实是不大好,可是难道我们就没有办几件好事?你说我政府腐败,似乎也没有说错,可是,你们老百姓都捞钱为上、享受第一,为什么偏偏容不得本党如此呢?

当然,谦恭归谦恭,朕的权力还是一样随时要你们的脑袋。不过,同样「当然」的是,聪明机智归聪明机智,要人脑袋归要人脑袋,自己的朝廷还是一样风雨飘摇,随时有垮台的可能。《三国演义》十回书尚未说完,国都洛阳已被战乱中放火烧了三次。英雄继起,终於也都反叛了朝廷,就是原太子党刘备,也自己另立了门户;古都不再,中华文明就这样一代一代地毁坏殆尽.号称「国君」的专制者们,中国老百姓容得你,为什么你却独不能容我中华文明也?

作者是加拿大维克多利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