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没有谁喜欢贫困。历久以来，各国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常常把反贫困作为一面旗帜来高举.不过口号归口号，愿望归愿望，能不能实际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来衡量，欲大幅降低贫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从我略知一二的一段历史经验讲起吧。1978年中国农民差不多全部是贫困人口。官方统计报告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给老乡的粮食和柴草之类通通折价算进去的，现金收入每人每年不过几十元而已。我自己下乡的地方，属於国营农场还好一点，因为好歹每月开现金工资.不过走进老职工的房子，连接大、小两盘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个刷了红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户了。农场周围的老乡，远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桥」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东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种地的还可以吃上饭。全国情况就没这么好，当时约2.5亿农村人口常年缺粮.怎么弄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招是「休养生息」，就是降低国家徵购农产品的数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动用外汇进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农民「减负」——横竖政府少拿人家10斤，农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为多年来统购统销压得农民没有喘息余地，「卖油娘子水梳头」，种田人吃不饱饭。

外汇有限——没有今天直逼10000亿美元的储备——港口粮库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在减少徵购的同时，国家决定提高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是最早的「两轨制」：徵收任务内低价，超任务部分加价.这一招重要，因为与单纯的「减负」不同，提价有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作用。当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调整——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财政要给尚领低工资的城镇职工发食品补贴.第三招就是包产到户，废除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错，提升粮价可以刺激增加生产的意图.但农民要对价格信号做出增产的反应，非通过生产体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劳不能多得；别人磨洋工，却照领报酬，你还会保持增产的意图吗？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这样一套不刺激增产意图的生产体制。结果是，一头市场迫切需要粮食和农副产品，另一头农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间架上了公社这座「金桥」，就两头满拧，怎么也不搭调.早就知道问题所在，否则为什么最早的包产到户在1956-57年就出现了？为什么后来几起几落，怎样「斗争」也无从根除？无奈那僵化得比化石还要硬的死教条，活活捆住几亿农民的手脚.非弄到天大旱、饥荒和死亡的威胁迫在眼前，才逼着农民採取秘密行动。这是1977年安徽等地农民故事的背景。谢天谢地，这一波来自底层的包产到户，遇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上层建筑」——「实事求是」成为执政党的思想路线，凡事可以先试验再定夺.从此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以我的第二故乡黑龙江为例，「粮豆总产300亿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办法也用过了，包括让昔阳大寨干部接管省地县农业指挥权，也包括「用无产阶级专政办农业」——硬是在包产到户之后才达标。全国看，粮食年增产量翻番，农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个时候唱起来的。

依托这个实例——上世纪80年代初几亿农民大幅度提高收入、显着减轻了贫困——我们可以讨论本文的问题：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经验说，大规模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但决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

不是说治标不重要。给定当时的历史条件，佔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压得那样苦，不立竿见影地调整一下，缓一口气，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谈了。问题是，仅靠「减负」所能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即便完全减除农民的负担——当时根本不可能做到——农民还是很穷.根本问题是农业生产率低，而数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乡隔绝体制强制在低生产率农业部门「就业」。不改变基本构造，提升生产率，从何大规模提高农民收入？

有没有让农民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间呢？有，很巨大。最明显的，就是粮食、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工业化几十年了，只容纳2亿城镇人口，还每家每户发了粮本和五颜六色的票证.后人所谓「短缺经济」，首当其冲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时生活在上海，妈妈要在阳台上养鸡，受到干预后，就把鸡养在壁橱里！这是说，潜在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巨大，只要生产出来，农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让农民靠他们的力气增产农副产品来致富。其一是统购价格过低，其二是公社生产体制吃大锅饭。加到一起，农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开.於是，穷困不但与生俱来，而且彷彿永远难以改变。每年的扶贫款、救济粮，把农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让人家把可以赚的钱赚到手不好吗？区区在下总算当过十年农民，知道很多普通的农民群众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济和补助过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给劳动者带来莫大的愉快。没有劳动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谋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给点救济，而是给致富的机会。真正把机会之门打开，到底谁是「弱势群体」还未可预知哩！

实在是匪夷所思的逻辑：一手紧闭机会之门，一手扶贫救济帮困。也是那个年代，我和同道去过一个「老、边、少」地区调查，那里产的木材、药材、矿产——都可以在市场卖大钱的——全部被低价统购，或者乾脆就是国家垄断专营，本地老乡不得染指。同时，年年自上而下拨付大量款项，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乐乎。记得调查报告有一个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给」。

很幼稚地想过，白拿100，再白给100，当地人民是不是就没有吃亏？或者更慷慨一点，白给大於白拿，那个地区岂不就发了？后来才知道错、错、错！道理是，让当地老百姓在市场上挣他们可以挣得的钱，除了挣得当期收入之外，还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获得、以及契约关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这在「白拿」体制下全然不见了。至於「白给」，要把补助发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手里，又谈何容易？别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官员坐骑之高档和新潮（进口的日本越野汽车），至今历历在目。

不曾回应关於起点平等、过程平等、机会平等的议论，因为我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人们的一种愿景（vision），还是对现实的记录和陈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对不起，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於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实际一点：无论起点、过程和机会的不平等怎样难以避免，给普通人多增加一点机会吧。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机会是扶贫的第一要务。

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 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但禁忌也是很多的。时下，正人君子们雪亮的眼睛又盯上了网上一款用名字测算人品的游戏，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在游戏测试器中输入“雷锋”二字时，人品得分竟只有两分，已禁不住要拍案而起了。我也玩过这款游戏，正因知道是游戏，也不敢用“英雄”去碰运气，这倒并非是我比孙先生更精于道德，只是不习惯持放大镜找风车而已。该报道称，“著名”的“知心姐姐”卢勤在长沙出差，发现某饭店竟恶搞油画《开国大典》。千龙网评论慨然指出：对政治经典的恶搞已突破底线，应“追纠” “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开国大典》据说是有若干版的，哪一版最经典，我不得而知，但饭店业主如因“恶搞经典罪”被追究法律责任，则确实是人类法制史的更大“经典”，称得上是“以经典始，以经典终”的佳话。我们可敬的的广电总局，据说也将出台规定：网络视频传播需先领取“准生证”，据称这是“加强对违规恶搞视频的监管和打击”的有力措施。看来曾风行一时的 “恶搞”，已陷入四面楚歌。

 无庸讳言， “恶搞”同样是公民的创作和表达活动，它以一种“搞笑”的方式表达公民的观点、思想和思维方式，属于言论自由之范畴，非违反法律之禁止性规定，国家权力不应限制和干预。而文明社会，更承认人们拥有追求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此种自由首先体现为表达自由，即社会成员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充分表达其思想和观点，即使该思想和观点浅陋、荒谬，或者与社会主流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秩序存在冲突和摩擦。因为只有所有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在社会舞台上同台竞争，公民才能自由选择与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才能呈现出百花齐放之真正和谐。可见，文明社会不应以国家权力压制特定的思想、观点和表达方式，不应以权力之公器为一人一家之价值观和道德护航，反而应以限制表达自由为最大耻辱。可以说，“恶搞”之不容于世，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国家权力和公民自由的边界问题。

 “恶搞”虽回避真正的政治和道德问题，但它有时消解了权力秩序下某些僵化、虚假的教条或表达方式，有时有意或无意的刺出卫道士们峨冠博带下藏着的虚伪、自私、滑稽。因此“恶搞”虽让无话语权的普通人会心一笑，却往往让某些大人物不快，觉得如自家花园里的一丛杂草，有碍和谐之美，因此管理部门要立法以制之，圣人之徒要鸣鼓而攻之。其实真正自信和有生命力的道德和价值观，怎么会对玩笑都如此敏感？如此脆弱？如此矫情？往往在声色俱厉的道德面孔后，正隐藏着一些空洞而阴暗的内心。因此 “恶搞”般小小的不敬，超女般与他们无关的欢笑，都会让“套子里”的卫道士们如坐针毡，必欲除之而后快。

 历史已证明，只有一个声音、一张面孔的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失败之作。抗战史中对国军将士的不实描述、“刘文采的水牢”，何尝不是对历史的恶搞？“亩产十万斤”、“用毛泽东思想治愈精神病”，何尝不是对科学的恶搞？反右的“引蛇出洞”、文革的文字狱，何尝不是对文明的恶搞？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将权力等同于真理、等同于道德的恶搞又何曾绝迹于人世？它们所造成的灾难和罪恶，甚于网络“恶搞”万倍。在对网络异端的不宽容后，正潜伏着类似的“一元真理”、“某记道德”之阴影。而对“异端”的宽容，更应是社会进步与文明之路的起点。

今日中国部分以“左派”自居者，是很喜欢用“反思”这个词，一曰反思改革，一曰反思文革。但一谈反思改革，“左派”便是一副杀父夺妻不共戴天的模样，似乎改革就是贪污腐化，就是改制陷阱，而全然无视中国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一谈到反思文革，则摆出前朝遗老追忆“圣祖仁皇帝”五体投地的面目，只字不提文革对中国民生、道德的巨大破坏和普通民众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实他们所谓“反思”改革，就是“倒退”；他们的“反思文革”，就是“再来”。其中略为老成者如韩德强君，则更会为“反思”披上 “学术”外衣，曰：《千年历史中的文化大革命》，便即可自炫，更兼卖钱，惜乎文字罗嗦，有耐心读完的十者不及其一，远不及传销讲课那样深入浅出。

改革需不需要反思，当然需要。我们必须反思：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主张和争取权益，则必然沦为改革代价的买单者。而赋予和维护他们民权，比虚构一个冒牌“圣君”麻痹他们，对他们要实用得多。我们更需要反思：以往的某些改革措施，是否符合“以人为本”的标准？是否符合人道主义的底线？既然我们承认每个人是人，而不是实现“改革”或“革命”等“伟大目标”的手段，则他们均有权享受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均应得到保障。不承认人道主义，则任何改革或革命，最后必然沦为恃强凌弱的骗局。

我们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只见皇帝，不见民众；只见权力，不见人道的历史。而坚持民主、民权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立场，应是今天每位有良知的思想者的底线。

文革需不需要反思，更加需要。我们对文革模式的罪恶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吗？我们对文革模式的制度根源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吗？我们的公民教育起步了吗？我们民众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意识增强了多少？为政者如囿于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的私利，而阻碍民众思想的改良和现代化，则整个社会必然承担其巨大恶果。网上“文革重来”论调的出现，虽在一个言论逐渐放开的时代具有某种必然性，但其中蕴涵的暴戾之气，却绝非盛世之音。

真正的改革者需要反思，为了追求经济的效率，是否忽视了道德上的公正？为争取特权者支持以推动改革，是否作出了过多妥协和让步？改革者唯有高举民权和公正的旗帜，唯有坚持人道主义的关怀，唯有保持相对于政策制定执行者的独立地位，方可避免改革倡导者反沦为权贵替罪羊的局面。

真正的左派需要反思，从追求公正始，以否定改革呼唤文革终，这是不是一条自绝于历史之路？“文革重来”论的“自由”，是红卫兵的自由，而非黑五类的自由，“文革重来”论的公正，是文革贵族的公正，而非普通民众的公正。“文革重来”论，其实无非是让民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达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目的而已。

今日中国不缺少持“文革重来”论的“左派”，却缺少愿意承认民主、民权的原则和接受人道主义立场的左派。而从近百年世界历史来看，民主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重要思潮，它一方面注重社会公正，另一方面承认人道主义和民主，在民主社会主义者执政的国家，社会公正和民众福利也远远强于今日和文革时的中国。今日中国，自由主义已成为显学，民主社会主义却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思考者的遗憾。而如为政者能吸取民主社会主义的精华，也未尝不能为自身和国家的改革增添一些新的思路。

同样，要推进中国改革，改革者尚需要吸取更广泛的思想资源，例如，改革者如能基于民主、民权、人道主义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则我们的改革也将能够有一个更深厚扎实的文化与伦理基础。但如果中国的思想者始终囿于与“左派”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争论，则我们将始终难以进步。

中国搞体育，本身都不是搞体育，是相当的变态。这种变态到什么程度呢？第一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使得他们不愿意做那些没有轰动效应的事，比如老百姓没有体育锻炼的地方，体育锻炼设施严重缺乏，全民健康严重受损，他们则置若罔闻，或者虚与委蛇。所以花很多纳税人的钱，砸到能产出金牌的项目，便是政府的必然选择。本来应该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插手，让市场来决定来汰弃项目和选手，西方的体育机制已展现出他的蓬勃生机。但因为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而不是一个权力受到制衡的有限政府，使得他们在各方面的控制欲望无限膨胀，所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在其间干涉和强制的痕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由度因此大大受损，乃至完全没有。

本来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和介入体育，但为什么中国政府喜欢这样干呢？一来这样干涉体育可以控制运动员和集中力量展示其所谓优越性。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在世界各赛事，特别是奥运会上拿金牌当作了一项政府十分重视的指令性任务。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而迷恋金牌呢？那是因为他们要籍此展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哪怕国内灾难横行，民不聊生，他们也可以籍此暂时转移民众视钱——以及培养民族主义情绪，打民族优胜牌来为其统治合法性壮胆。夺金牌而被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内民众身上无度地滋长，既有一种种族优越感，又有一种让你暂时忘掉生活在奴役制度之下的麻醉作用，产生某种与自己生活丝毫没有补益，甚至是有害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为什么说是有害的呢？一来那是乱花你纳税的钱，去为少数运动员谋利益，同时也是为统治集团的统治合法性增添法码——让一般被愚弄得太久的老百姓在这样麻醉药中，被更加无度的盘剥，又一次被他们拿那些所谓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等大得不着边际的物事来开涮，而不自知。

我依旧记得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我被强迫捐二元（是从工资里扣的）给亚运会的情形，不知这次2008奥运会是否还要搞这种强迫民众捐款的无耻勾当？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做。因为离奥运会开幕还八杆子打不着的时候，就已经着手酝酿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要遣返民工的事了。一旦这个在奥运会期间遣返民工的消息被国际社会完全证实，那将是奥运史上绝大的耻辱，也是奥运历史上天大的丑闻。奥运会本来是增进世界普世价值之推广和普及，却在中国变成对人权的侵犯，这是打在投票给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人脸上一个狠狠的耳光。所以日前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北京奥运立法工作协调小组组长周继东在北京奥运立法新闻会上出来表示，奥运期间劝返百万民工是不实之词，大约他们也感觉到这是对民众工作权利及生存权，也就是某种意义上对人权的侵犯。他们不是怕侵犯人权，他们只是不想在奥运的时候公开侵犯人权，他们只是会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侵犯。更为可笑的是，他是代表北京奥运立法这一机构来出面开新闻发布会的。为了开一个运动会，专门来立法，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至，这种比着箍箍买鸭蛋式的立法和司法，不仅对是司法和立法的嘲笑，而且是对民众智商的侮辱。比如为了奥运期间管理好精神病人，他们正提请北京市人大出台一个精神卫生条例。你说天底下还有比这样的所谓立法更无聊无耻的事情么？你这不是视法律为玩具，是什么？

奥运立法这一提法是多么弱智和愚蠢啊，这提法暴露了如下问题。一来，在中国的法律是当政者的橡皮筋，想松便松，想紧便紧——我们的法律生活中长期以来的“严打”便是此中典型——到了奥运，便会变成另一种“严打”，哪管是否适用法律本身？或者管理和处理乃至量刑过当，也毫无避忌。国内予盾重重，灾难频发，而他们又想在国际上梳个光光头，必然采取雷霆手段，来处理奥运会期间北京地区的一切相关事务，哪怕是违法违宪也在所不惜。二来，中国的法律是一种临时的安全避孕套。中国一些法律的制订，是为了给他们做错的事找一个追加的借口，披着一个合法的外衣，这在八九过后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们许多法律的制订出笼，就是因为措置失当，但又要人给一种有法可依的错觉，而马上制订一个相关的所谓法律来弥补。另一方面，不少法律就像避孕套，是临时性的，用了即丢。比如奥运期间北京是否放假，他们也要通过立法来决定，看上去是多么尊重法律啊。这其实暴露了中国的法律大多是政府临时性的避孕套，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戴上就戴上，想拿下就拿下。你看别国开奥运的时候，他会有奥运立法小组这样一个劳什子机构吗？他们不会因为一个奥运会改变他们国内立法和司法的严肃性和延续性。更不会把奥运会开成一个体育其表，政治其里，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为其统治法性贴金的所谓盛会。别人开奥运会，是拿来挣钱的商业行为，老百姓的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而且因此获益，否则老百姓有权抗议该国奥运会组委会。而在我们这里，不准抗议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他还给你找一只叫法律的避孕套，把你套起，让你整个儿动弹不得，甚至因此憋气而窒息。

要言之，开一个奥运会，不是为老百姓获益，而是为了替当政者脸上贴金。这便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旋律。

回国的第二天，经人转手，我看到了一位牧师写给我的便条，让我给李存山打个电话。李存山是张岱年的弟子，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工作多年。打通电话后，他告诉我，陈来编了一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里面收入了我的一篇文章，由于找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把书送给我。又说，这本书是没有稿费的

我与李存山约定，在一号下午到他那里取书。下午五点多钟，我见到了李存山学兄，据上一次见他，已经十四五年过去了。我接过他的书，匆匆谈两句就结束了，我还要到别处去。

当晚，坐上了直达沈阳的五十三次特别快车后，我翻开了陈来编的这本怀念张岱年先生的文集——《不息集》，一看，就放不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四点多钟醒来，又继续坐在过道里读。

张岱年先生是我的恩师，我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十七年前我写了国内外第一本研究张岱年先生哲学思想的著作——《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去年本来打算在回国的时候，再去见先生，没有想到先生竟于四月二十四日过世，虽然先生是在九十五岁的高龄逝世的，但是，如果国内稍微尊重一下这样国宝级的大师，先生本来是还可以活下去的。

李忠华兄回忆，四月七日这天，可能是先生一生中最不幸的一天，张先生不慎跌倒了。张先生的儿子和儿媳立即送先生到北京大学的合同医院——北医三院急诊室就医，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五个多小时中，医院竟然连一把轮椅也提供不了，先生就是在儿子和儿媳的搀扶下，一项项地检查的。这一次折腾，先生元气大伤，此后就一病不起了。

合上书，我几乎要流泪了。要是换上一个部长副部长，会怎么样呢？中国可以随便找出一个什么人来当部长副部长，但是，像张先生这样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学者，这样的君子，却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至少，在几十年内，不会出现了。

这是一个扼杀君子的年代。

其实，张岱年一生最不幸的一天，是五七年的那个春天，他出于良知，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领导提了不到十五分钟的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从此，被剥夺了二十多年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

想起了网友们爱说的一句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不出知识分子。

在这个怀念文集中，我又看到了几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如今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正是他们，当年写文章大批张岱年先生，要置先生于死地，而张先生也真的几乎要被逼死，他想过自杀。在那个黑暗的日子里，有一次，北京大学哲学系管右派的那个人千方百计的整张先生，先生偷偷去找了周礼全老先生，说着说着，不禁大哭起来。文革后叶朗先生曾经问过周礼全先生，“这个人怎么能这样作”。周先生说，“你不了解他，他能这么做的。”

是的，中国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是能这么做的，他们许多人正这么做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快三十过去了，他们没有人向张先生道过一次歉，而他们，有的是张先生的亲戚，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学生。

中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们，还有多少人持守良知？至少知耻？

_{《书梦依旧》作者：潘小松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9月版 定价：19.00元}

       我在报刊上读潘小松的书话时间长了之后，终于在今年的《博览群书》杂志上看到即将出版的新作《书梦依旧》的序跋，因而就欣欣然地等待，直到最近才在书店里购得此书，其中大多文章已经是在报刊和网上读过的了。

　　能将书话文字写的好，大约是需要一些功力的，诸如视野要开阔、思想要活跃、文字要别致、学养要厚实等等，论这几点潘小松都能有些优势，特别一提的是他本职是翻译和研究人员，同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西书和旧书的藏书家，因而在他的书话文字中我读的最多的感受是他谈论自己对于西书译介中的一些问题和掌故，其次就是暗暗自得又收获了某些难得一见的西书或旧书。

　　现在国内写书话的，涉及古代的书话大约只有黄裳先生多有建树，现当代领域内则是群英竞技、人才济济，但我独喜欢将书话写的漂亮和秀雅的谷林先生，而谈论西书的还应该加上我上述两位以外的香港董桥先生，但我个人实在是大不喜欢董桥的文字。不过，与董桥先生有一处相同的是潘小松的文字尽管闲适平淡，透露着心满意足的性情，但也着实有着一股绅士般的中产阶级的情调。

　　我在他的书话文字中就不止一处读到他所满足的生活方式：在星巴克咖啡馆里读书，在欧美游历深造淘旧书，在中国书店或潘家园等地的旧书摊上将那些别人难得一赏的西书成套地搬回家，或者是研究工作之余不必再为研究而写研究文字，只写点性情的书话文字打发时光，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应该还算是一种奢侈，但也是一种难得的不为名利甘于寂寞自足自乐的心态，要不连他自己都这样慨叹：“时人有福气在书梦里讨生活的不多，而我这十年恰是在书的春梦里度过的，够幸福的吧？然而不尽如意，因为书的春梦时常被搅。被搅的结果便是时常对书不那么忠诚了，有时或者对书只怀着轻薄之意，甚而至于出卖书籍。这是回头读自己旧文得出的印象。好在我喜欢书大部分时候并不做作，并不总是想用书易米，因此就书而发的议论再读一遍也不觉讨嫌。这是我的幸运，或许偶尔闲了读读这本关于书的趣事的读者也能得到愉悦。”看来这样绅士般的读书生活并非完全现实，有时也是苦中作乐罢了，我就在这本书中多处读到其将书买进再卖出的无奈，并非是做书商投机的勾当，而是现实的逼迫与无奈，但文字之中却没有丝毫的怨气与哀叹，可见心态乃平静自然，文字境界自然是非同一般了，有烟火气但没有怨妇气。

　　《书梦依旧》分为四辑，文章一百多篇，大多是千字文，很适合睡前床头、坐马桶之上或者乘车安坐时读上几篇的，那是很美妙的事情，且又不失身份格调，但愿潘先生不会怪罪我这样对待他的文字。不过我最喜欢读的是第一辑中关于他谈论书的故事的文字，也正是因为他所说的那种真性情，有趣味，读来温暖贴心，像《非典型读书》这样的文字，写“非典”

　　时期的读书生活，即使是外界风声日益紧张，但这读书人趣味也还是保持本色，看来是有些没心没肺，其实不然，只是这书话文字将生活中颇有乐趣的另一面鲜活地展示，下面这一段我读来最喜欢，里面有暗暗叫喜，也有虚情假意的自我责怪，还有某种自我地期许：“‘非典’时期，医院忙了，以读书为谋生手段的人如我倒是有闲暇看看跟饭碗不相干的书了，可以思考一下读书的得失了，因为研讨会没了，急着要赶的文章少了。我甚至放肆到打开书并不读，拿刻好的藏书章一本一本的盖印。人到中年以后真正保留的乐趣不会太多，但愿我今后不会厌烦往藏书上盖戳。”其他的几辑文字要么谈论某本西书，要么谈论某个人物，大多点到为止，这些书话文字多着眼于某个不为大家注意的细节，因而读来就别有趣味了，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其实这正是书话文字的要害，如果谈论一些大路的东西，熟悉的人读了会感觉浅薄，不知道的人读了完全当成知识小品了，因而书话文字的成功往往是在常人所不注意的细节上下工夫，读后自然是韵味悠长的微妙，犹有淡淡微醉般的幸福与奇妙。

 「榜评」

　　胡因梦的“内地心灵之旅”

　　如果说上周总榜亮眼的是陈鲁豫，那么本周闪耀的是真正的明星———胡因梦。

　　胡因梦从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开始，在15年的演艺生涯中出演了40余部电影，其中不乏《海滩上的一天》、《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等名片。不过，这都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事了，现在的读者看过这些作品的恐怕很少了，胡因梦更多的是作为李敖笔下那个“又漂亮又飘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的“新女性”，符号般地存在于大家的印象中。所以，即使胡因梦在自传《生命的不可思议》序言中强调：“如果想在此书中寻找预设的理想或标准，你可能会一再陷入失望”，希望读者能“毫无成见”；虽然她早就说过“我有两个人生：电影演员与心灵导师”，很有“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的决绝；但在宣传新作的“内地心灵之旅”中，媒体还是一再询问她与李敖的往事，而对胡因梦在心理学翻译与研修方面的努力、心得并不那么在意。由此，也可反证“把人生方向从外求导向内证”是多么困难，希望这本书的读者，无论购买、阅读它出于何种动机，都能多少从中获益。

　　其他分类榜单上也各有一些新书。小说榜单上有山东作家瞿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103师的侦察连立传的《侦察连》。写的是战争年代，一群憨厚朴实的山东农民扔下锄头，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参加八路军，并迅速成为主力部队，屡立战功的故事。

　　据说出版方对此书的宣传、营销以及影视改编计划，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案。这当然是一件很棒的事，不过，在宣传中，《侦察连》被形容为可以挑战美国连续剧《兄弟连》。这种类比恐怕说得太早了，也未必妥当，说不定反倒令读者失去兴趣。

　　非小说榜单上的《明亡清兴六十年》是阎崇年VS百家讲坛的新书。CCTV-10的这个节目近两年来，简直是畅销书作家制造机，也希望由此对历史燃起兴趣的读者，能不局限于“讲座”，而是以此为契机，更多更广泛地进行阅读，比如参考本报的学术类图书榜单，想必能获益更多。

　　生活类图书《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了你》名字颇吓人，作者雷·D·斯全德的观点是绝大多数医生（西医）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使用药物来治疗疾病，而对营养、心理保健等对你的健康最有帮助的工具十分无知。因此，等你被确诊时，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这与本年流行的保健类图书，如《人体使用手册》、《食物是最好的医药》等等一脉相承，透露出对健康的焦虑和现有医疗方式的不信任，这种健康DIY的潮流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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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地出差，接到朋友余杰的短信：“我因批评郑北京，法院限制我出境。我的公民权和自由受到严重伤害，下月中到台湾的访问无法成行。”

据悉，余杰曾经于2004年4月在《南方周末》撰文《作文岂能”爆破”》，批评号称数小时即可教会中小学生写作文的”作文研究专家”郑北京以虚假广告骗取学生和家长的钱财。2006年，郑北京以余杰侵害其名誉权为名，将余杰告上法院。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余杰败诉，法院判处余杰赔偿对方一万元人民币。余杰遂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9月19日，郑北京向二中院提出申请，限制余杰出境。22日，法院发出通知：因为余杰与郑北京的名誉权案件正在审理之中，因郑北京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法院做出在案件审理完结之前限制余杰出境，法院研究其申请，认为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遂做出限制余杰离境的决定。

这是当局第一次公开对余杰实行边控，采用的居然是“司法”手段。

法院对诉讼当事人实行边控，《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两法”)和《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印发(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以及公安部发布的一些部门规章。

《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和《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第八条分别规定了对于法院通知有未了结民事案件不能离境的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不准出境。《若干规定》在参照“两法”的基础上，规定了对某些外国人和中国公民(与案件审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依法予以办理边控手续，不准其出境。与案件审理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一般指当事人本人或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业务经办人，这些人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裁判的执行有直接关系，他们是否在我国境内直接影响到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并且强调：(1)对于需要限制已入境的外国人或限制中国公民出境的案件，必须严格依法尽快办理，从严掌握。(2)在限制外国人或中国公民出境的审批权限的设置上，要求法院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或有其他违反法律的行为尚未处理并需要追究法律责任以及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由法院决定限制出境并执行，同时通报公安机关。(3)法院在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时，可以：向当事人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在其案件(或问题)了结之前，不得离境；根据案件性质及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的办法，或令其提供财产担保或交付一定数量保证金后准予出境。扣留当事人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不过应在护照或其他出入境证件有效期内处理了结，同时发给本人扣留证件的证明。法院如留当事人护照或其他有效出入境证件，如在出入境有效期内不能了结的，应当提前通知公安机关。(4)、《若干规定》还要求：法院对某些不准出境的外国人和中国公民，需在边防检查站阻止出境的，应填写《口岸阻止人员出境通知书》。需在口岸阻止出境的，应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交控。在紧急情况下。如确有必要，也可以先向边防检查站交控。然后按本通知的规定，补办交控手续。控制口岸超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应通过有关省级公安机关办理交控手续。

民商事案件对当事人实行边控，主要是担心案件当事人出境后不归，致使案件无法审理或者审结后无法执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如果不存在这种危险或者被边控的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边控不应受理或者应当及时撤销。

郑北京诉余杰的名誉权案件标的很小，一审法院也只判了一万元，余杰已经上诉，胜负还没有落定。余杰在国内有房产、有汽车，妻子在外企工作，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出国不能执行的问题。何况，9月29日，余杰到二中院会见处理此案的民事二庭的李经纬法官面谈。余杰表示，尽管该决定严重损害了本人的公民权和人身自由，但本人尊重法院的决定，愿意按照一审判定的数额，如数先将一万元人民币缴纳到法院作为保证金。本案根本不存在当事人出国不能执行的问题。郑北京申请边控有何必要？法院受理申请有何理由？法院受理后，余杰立即根据法律规定提出担保，法院却拒不接受，这就更让人匪夷所思了。

难怪审理此案的法官也说：“在他十五年的法官生涯中，处理过若干民事案件（其中有许多是名誉权案件），但从来还没有发生一起因此而提出限制当事人出境的情况。”

其实，即使傻瓜也能看出，边控余杰绝对不是郑北京的能量能够办到的。因为边控的审批极其严格，边控的成本极其浩大。

按照公安部规定，每次边控的申请周期为三个月，当边控期届满之前，必须申请续控。由于申请边控或续控的手续比较繁琐，要经当事人申请、原审法院初查、上级法院复查及省级公安厅（局）审批并办理上网三层把关，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涉案人采取了边控措施后，往往会因需要多次办理续控手续。三个月边控期的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和相关部门在办理手续上多次重复，极大耗费当事人及相关部门的人力、物力。

为了区区1万块钱边控余杰，郑北京能动员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高院、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等等单位，他不是太牛了么？

余杰的律师浦志强先生对此表示：此事将开一个恶劣的先例，使得深陷民事案件的知识分子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而在受到侵害之后，公民却没有任何手段申述和寻求救济。

以民事纠纷为借口，运用司法手段达到剥夺独立知识分子出访的权利，这是整肃独立知识分子的新手段，一种看似合法实际上践踏法治精神和公民权利的愚蠢之举。

2006/9/29日与旅途中

──《观察》首发   

我在浙江出差的时候，和几位民运朋友喝茶，有人说，朱虞夫先生出狱了，你要不要见见他？我说当然，当然要拜见。

    朱先生是民主墙时代的民运战士，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1999年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因为在狱中拒绝认罪，被狱卒折磨，生不如死，多坐了三个月的牢，近日终于走出了监狱。

    我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有一种情感上的敬仰，由于职业的缘故，我认识太多坐过牢的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坐牢，因为社会理想而坐牢，为了社会的民主化，为了所有人的自由而牺牲自己的自由，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占据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高度，成为芸芸众生中最高贵的那类人。

    其实不仅是我，甚至我接触到的许多法官、检察官、警察，他们的内心深处对铁窗民运都抱有敬意。承办李元龙、杨天水、郭起真案的法官在跟我交谈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这种心态。

    因为这个缘故，我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决不对坐过牢的民运人士出言不逊，即使他们误解我、辱骂我，甚至把我当成敌人（例如邓有亮先生）。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坐牢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特权”。

    第二天晚上，经过朋友介绍，在杭州的一个小茶馆里，我见到了朱虞夫先生。

    我问他：您有六十多岁了吧？他说，我五十三了。我心里格登了一下，他当年被抓入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出来时已垂垂老矣！铁窗生涯给他留下的印记是很明显的，才五十多岁的人，头发掉光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十几岁。

    谈到狱中生涯，朱先生说，他是严管犯，因为不认罪，不但不能减刑，还成为狱卒和犯人们报复的对象，经常有一些在押的刑事罪犯殴打他，他的半个牙齿被打掉，脸被打肿，还被五花八门的虐待：不让睡觉，限制上厕所，晕倒后，犯人们还用竹牙签刺他的手背，他曾试图自杀以示抗议，有一段时间，他都准备死在狱中了。

    “其实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朱先生说，“搞民主就会有牺牲，我对坐牢、受刑甚至死掉都是有心理准备的，我们监狱里的政治犯最怕的是，出狱以后，没有人搞民主了，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些人了。如果那样，我们就白白牺牲了自己的自由、生命和青春年华。”

    朱先生的感慨让我震撼，中国的民主运动从五四时起算，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当代民运即使从78年民主墙时代算起，也有三十年了的时间了，民主大潮时而波涛汹涌，时而千里冰封，虽有无数仁人志士浴血广场、淬炼铁窗，却也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峡谷。九十年代以后，昔日同在共产铁幕之后的东欧、苏联，已经换了人间，迎来自由民主的艳阳天，而我们不幸的祖国，民运却跌入低谷，滚滚红尘中，官员们忙着贪污、腐败，百姓们忙着赚钱、养家，莘莘学子们忙着打麻将、谈恋爱，民主、自由早已成了一个古老的词汇，被绝大多数的国人忘到脑后了。

    朱先生最后说：“我在里面将要出来的时候，有警察告诉我，外面很多人关注你。我出来以后，看到很多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特别是有你们这样年轻的一代，我感到欣慰。”

    是的，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大陆民运虽然进入了低潮，但是民主的火种没有熄灭，在浙江、在贵州、在全国很多地方，民主党人还在顽强的坚持着，他们虽然被强力打压，被监控、被骚扰、被关押、被判刑，但是，没有人退缩，没有人背叛自己的价值理念，他们调整了策略，坚持公开化、合法化、维权化的建党路线，用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他们坚持和平、理性、法治、非暴力的现代民主理念，不以推翻执政党、颠覆现政权作为党的宗旨，而是要跟执政党和平竞争、共同推进国家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

    虽然大陆的执政党因为传统思维和历史惯性，尚不能容忍（公开承认）民主党的存在，但是它也没有通过法律程序公开取缔民主党，也不再仅仅因为参加了民主党就抓人入狱，在贵州和浙江的很多各阶层的年轻朋友，他们公开宣布自己加入民主党，并且每个周末都到公园、广场演讲，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警察也最多只是监控、骚扰一下，并没有视为颠覆政权的活动而逮捕。

    我认为，这正是像朱虞夫先生这样的民主党人不懈奋斗拓展的生存空间。在中国，搞政治是要讲实力的，中国民主党人从知识精英到草根阶层的发展，从理论启蒙到维权实践的介入，从政党宗旨和战略思路的调整到组织构架的全面整合，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按照这种崭新的思路，当民主党人具备了团结工会那样的社会动员能力的时候，执政党就该邀请他们开圆桌会议了。

    拜见朱先生回青岛之后，我又接到身在美国的民主党领导人王有才先生的电话，他对我准备为陈树庆、力虹辩护表示感谢，并且给了我民主党新的章程。这份章程中，已经修改了“结束中国专制统治”之类为执政党所猜忌的话。（公安部对民主党系敌对组织的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宗旨而推断出民主党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而各级地方法院都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对参加民主党的公民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的。）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文件交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或许会让大陆的执政党对中国民主党有一个正确的符合现代政治学常识的判断。

    大陆民运从广场民运、铁窗民运、精英民运正在走向草根民运、维权民运，这是个崭新的转折，也是个良好的起点，民主之路虽然曲折漫长，但历史的潮流毕竟不能阻挡。长江之水总要冲出三峡。

    我想告诉朱逸夫先生和他的同志们，作为民主的先驱，你们不会被历史和人民忘记，你们必将被人民拥戴。未来中国民主自由的旗帜上，必将写着你们的名字！

    2006年9月29日星期五于旅途中

民主中国

Who Is Noam Chomsky?

Someone who should have stuck to syntax.

BY ROGER SCRUTON
Tuesday, September 26, 2006 12:01 a.m. EDT

Noam Chomsky’s popularity owes little or nothing to the eminent place that he occupies in the world of ideas. That place was won many years ago in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and no expert in the subject would, I think, dispute Prof. Chomsky’s title to it.

He swept away at a stroke the attempts of Ferdinand de Saussure and his followers to identify meaning through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signs, as well as the belief, once prevalent among animal ethologists, that language could be acquired by making piecemeal connections between symbols and things. He argued that language is an all-or-nothing affair, that we are equipped by evolution with the categories needed to acquire it, and that these categories govern the “deep structure” of our discourse, no matter what language we learn. Sentences emerge by the repeated operations of a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that translates deep structure into surface sequences: As a result, all of us are able to understand indefinitely many sentences, just as soon as we have acquired the basic linguistic competence. Language skills are essentially creative, and the infinite reach of our understanding also betokens an infinite reach in what we can mean.

Although some of those ideas had been foreseen by the pioneers of modern logic, Prof. Chomsky develops them with an imaginative flair that is entirely his own. He has the true scientist’s ability to translate abstract theory into concrete observation, and to discover intellectual problems where others see only ordinary facts. “Has,” I say, but perhaps “had” would be more accurate. For Prof. Chomsky long ago cast off his academic gown and donned 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 For several decades now he has been devoting his energies to denouncing his native country, usually before packed halls of fans who couldn’t care a fig about the theory of syntax. And many of his public appearances are in America: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hole world that rewards those who denounce it with the honor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denouncing it into a rewarding way of life. It is proof of Prof. Chomsky’s success that his diatribes are distributed by his American publishers around the world, so as to end up in the hands of America’s critics everywhere–Venezuela’s President Hugo Chavez included.

To his supporters Noam Chomsky is a brave and outspoken champion of the oppressed against a corrupt and criminal political class. But to his opponents he is a self-important ranter whose one-sided vision of politics is chosen for its ability to shine a spotlight on himself. And it is surely undeniable that his habit of excusing or passing over the faults of America’s enemies, in order to pin all crime on his native country, suggests that he has invested more in his posture of accusation than he has invested in the truth.

To describe this posture as “adolescent” is perhaps unfair: After all, there are plenty of quite grown-up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has been founded on a mistaken conception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And it is true that we all make mistakes–so that Prof. Chomsky’s erstwhile support for regimes that no one could endorse in retrospect, like that of Pol Pot, is no proof of wickedness. But then the mistak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cy are no proof of wickedness either.

This is important. For it is his ability to excite not just contempt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ut a lively sense that it is guided by some kind of criminal conspiracy that provides the motive for Prof. Chomsky’s unceasing diatribe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his influence. The world is full of people who wish to think ill of America. And most of them would like to be Americans. The Middle East seethes with such people, and Prof. Chomsky appeals directly to their envious emotions, as well as to the resentments of leaders like President Chavez who cannot abide the sight of a freedom that they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how to produce or the least real desire to emulate.

Success breeds resentment, and resentment that has no safety valve becomes a desire to destroy. The proof of that was offered on 9/11 and by just about every utterance that has emerged from the Islamists since. But Americans don’t want to believe it. They trust others to take the kind of pleasure in American success that they, in turn, take in the success of others. But this pleasure in others’ success, which is the great virtue of America, is not to be witnessed in those who denounce her. They hate America not for her faults, but for her virtues, which cast a humiliating light on those who cannot adapt to the modern world or take advantage of its achievements.

Prof. Chomsky is an intelligent man. Not everything he says by way of criticizing his country is wrong. However, he is not valued for his truths but for his rage, which stokes the rage of his admirers. He feeds the self-righteousness of America’s enemies, who feed the self-righteousness of Prof. Chomsky. And in the ensuing blaze everything is sacrifice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ve criticism that America so much needs, and that America–unlike its enemies, Prof. Chomsky included–is prepared to listen to.

Mr. Scruton, a British writer and philosopher, is the author of “Gentle Regrets” (Continu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