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花边大全集10-18

10、郭震:做一个幸福的傻子

(代表作)蛩

愁杀离家未达人,一声声到枕边闻。

苦吟莫向朱门里,满耳笙歌不听君。

唐太宗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未彀中矣。”做皇帝的得了意,却苦了读书人。不像南宋以后搞应试教育,唐代还搞的是素质教育,却也把读书人整得苦不堪言。每年N多人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金榜题名的却只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就产生了许多感叹科场失意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张继的《枫桥夜泊》,不过郭震的《蛩》也颇受好评。

郭震,字元振,河北大名人。郭震十六、七岁的时候在太学求学,后来出了大名的薛稷就是他的同学。小郭这孩子小时候有点傻,据说他家里给他送来四十万钱的零花钱,有一个骗子知道了,穿上孝服来找他,说:“郭大哥,俺家里穷,祖先死掉了,一连五代都没有钱把他们送回老家安葬,您可怜可怜小的,借点钱办丧事吧。”小郭一听,大发恻隐之心,连人家姓什名谁都不问,居然就把还没启封的四十万钱一股脑儿都送给他,看得薛稷目瞪口呆。唉,人傻到这种程度,后世就只有一个叫郭靖的家伙跟他略微能比一比。

不过傻人有傻福,小郭居然十八岁就考上进士了,比王维还天才。小郭做的第一个官是通泉县公安局长,本来是保一方平安的官员,他却带头干起来违法犯罪的勾当。他组织了黑社会,自己当老大。手下那么多兄弟要养活,去哪里弄钱呢?年轻的郭局长的办法是印伪钞和当蛇头。

盗铸私钱跟掠卖人口在当时都是死罪,加上执法犯法,够砍郭局长三次头了。武则天听了很恼火,命人把小郭捉拿进京,要亲自惩罚他。谁知三五句话下来,武则天却被小郭的不俗谈吐迷住了,不但不治他的罪,反而让他把自己写的诗献上来欣赏欣赏。郭震呈上《宝剑篇》,武则天看了后更是高兴,拿去向大唐作家协会主席李峤炫耀。于是郭震被提拔为右武卫铠曹参军,还被派到吐蕃去当裁军大使,从此后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宰相。

可惜武则天看中的人,她的孙子不一定喜欢。唐明皇一当上皇帝,就在骊山整了个阅兵仪式,借口郭震所带的部队军容不整,把他流放到广东新兴,最后就死在南方了。

郭震这小子家里那么有钱,却还嚷着“苦吟莫向朱门里”,看来唐朝官员不太喜欢有钱人,真是没天理。可惜小郭没有生在咱们这个盛世社会,要不然“朱门里”住的同志们早给他发请柬了,哪里还用得着发愤蛀书考进士呀。

11、高适:从乞丐到将军

(代表作)别董大二首(之一)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河北景县人。高适年轻的时候跟着做韶关市政府秘书长的老豆在广东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可是十几岁的时候他老豆见马克思去了,他一下子就由高干子弟变成了乞丐。蛀书看新闻,知道集宁有一个区副局长(还是个女滴)把自己还在念初一的女儿塞进城管大队挂名吃皇粮,高适他老豆官做得比副局长大了去,照顾子女的本领却远远不及一介人家,可叹可叹。

无处安身的小高一路辗转,最后流落到商丘一带,成了丐帮八袋长老。别看高适穿着破长衫在咸亨酒店站着喝酒,人家心气高着呢,根本瞧不起那些死读书然后去考进士、跟皇帝要官做的家伙。小高白天到处乞讨,得了钱,晚上便都送到赌场去。饶是如此,高适也能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声名远播。同样不屑于考进士的李诗仙以及想考进士却被李林甫同志耍了的杜诗圣,结成驴友,旅行到了商丘,跟高适一见倾心。哥仨先是到单父琴台发思古之幽情,然后又跑到开封,住五星级的梁园酒店,楞是把皇帝发给李诗仙的公务员下海补贴折腾个精光。

高适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是有理由的。他为乞讨事业奉献了大半生的青春,到奔五的时候,终于决定改行做文学青年了。他五十岁开始学写诗,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了大名,每一首诗写出来,人们都争相传唱,可见是干一行,通一行呐。商丘市长张九皋同志很器重老高,又见他不屑于跟毛头小伙们竞争考进士,于是推荐他去应有道科(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公务员考试),一下子就中了。可是当权的李林甫李大人不懂诗、也不待见诗人,于是把刚考上公务员的高适同志分配到封丘县去当公安局长。那时的公安局长当起来很不爽,跟现在某些地方的公安一样,主要职责不是维护治安,而是带着人挨家挨户砸门收暂住费,交不上银子的先海扁一通,然后送到昌平筛沙子。高局长心宅仁厚,在一首诗里写道:“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最后,他干不了这昧良心的活儿,跟李昌平一样撂担子不干了,宁可跑到甘肃当兵。兰州军区司令员哥舒翰同志很赏识老高,把他请去做参谋长,还多次在唐明皇面前说他的好话。日后唐明皇大力提拔高适,跟哥舒的美言应该很有关系。

安大胖子造反的时候,朝廷一连派出名将高仙芝、封常清率兵平叛,但都被安禄山的虎狼之师打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屁滚尿流溃不成军。唐明皇一生气,把这两位名将砍了头,让哥舒翰做总司令,守潼关。哥舒翰知道这不是好事,装病不肯,直到皇帝气得也要砍他的头了,才勉强答应。唐明皇派哥舒守潼关算是选对了人,可是他又给哥舒派了个权力更大的阉货李大宜做监军,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都整不明白,唐明皇实在是老糊涂。阉货不懂军事又喜欢装B,逼着哥舒领着老弱病残放弃天险跟安胖子打野战,轻轻松松地报销了哥舒翰的一世英名。

潼关失守,哥舒翰只有投降。高适跑得快,赶紧去跟唐明皇通风报信,建议老头子到四川避难去。还好,唐明皇这时候算是睡醒了,先是委任高适当侍御史,然后又提拔为谏议大夫。高适搞政治确实有一套,比他的哥们李诗仙强多了。安禄山起兵时,唐明皇要求诸侯王在各地招兵买马,高适觉得不妥。果然,肃宗一继位,永王李璘就占据扬州搞起小动作来了。肃宗本来极讨厌他老爸的部下只会溜须拍马,宁可没人用也不愿用那些马屁精,却对高适这条建议印象深刻。所以李璘一起兵,肃宗马上找来高适商量如何对付。商量的结果是委任老高做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淮南节度使,三下五除二就把李璘收拾了(李诗仙跟着李璘凑热闹,被抓了活口。要不是郭子仪和高适做保山,脑袋可能就不是他的了)。可是这肃宗也跟忠臣有仇,李辅国几句话下来,高适也栽了,被撵到四川做刺史,直到代宗即位才回朝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进爵为渤海县侯。

唐朝诗人都喜欢吹牛,认为凭自己的本事出将入相、弄个什么王啊侯的爵号是忒容易的事儿。但真正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入仕最后被封侯的,数来数去却只有高适这么一个宝。老高在兰州军区当兵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别董大》,劝慰董大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结果,千古之后,董大何许人也一直没人搞得清,倒是他高大将军,才是真正的说起来天下无人不知。

12、王之涣:最早的歌曲排行榜冠军得主

(代表作)梁州词二首(其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山西太原人。这是第几个太原王氏的牛人了?(辛文房说他是蓟门人,那就成了正宗的北京人了。可能老辛那时候的北京人自我感觉就相当好吧,所以他看到王之涣如此生猛,所以就把他当成北京侃儿爷了。)王之涣与叔伯兄弟王之咸、王之贲,一家三王,都是当时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王之涣小时候也是个问题少年,天天跟着长安的太子党们鬼混,要不是喝花酒、要不就飙歌,腰间还挂着一口宝剑。不知道京兆尹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不良少年手执凶器在街上瞎逛都懒得管。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王之涣突然间跟这帮损友告别了,天天琢磨写诗投稿的事儿,经过十年努力,居然成了一个一流作家。他的诗写出来,马上就有音乐家拿去谱上曲,到处传唱。有本事的人难免会有些轻狂,王之涣也不例外。他跟李诗仙一样,不屑于参加进士考试,只想一步登天。混好老久,总算经人推荐当上了衡水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没干几天就辞了,专心写诗喝酒。后来可能是没有收入来源,又屈尊当了一任文安县公安局长。

王之涣同志自视甚高,想做个官却受尽了鸟气。还好,这哥们官场失意却文场得意。话说有一天下着小雪,王之涣跟高适、王昌龄来到长安有名的旗亭酒店喝酒,正觉得闷,突然来了一帮花枝招展的女歌星。王昌龄号称“诗家夫子”,对自己的手段相当自信,于是提议说:“咱们哥仨是当今名气最大的几个诗人,可是一直没法分出高下来。今天咱们来搞个诗歌排行榜吧,咱们来听那几个漂亮妞儿唱歌,谁的诗被唱的次数多谁第一,如何?”于是哥仨静静地听了起来。第一个出场的歌星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马上在墙上划了一道痕:“我一首。”第二个出场的歌星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层。”高适微微一笑,也划了一道痕。第三位唱道:“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得意地再划一笔:“承让,我两首。”王之涣急眼儿了,指着最漂亮的歌星说:“两位别得意,前面这几个姑娘长得一般,也只会唱些下里巴人的歌儿。那个最漂亮的看见了没?如果她唱的不是俺的诗,俺这辈子不跟你们比诗名了!”一会儿,那个最漂亮的歌星闪亮登场了,轻启朱唇,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三人听毕,相视而笑。最漂亮的又唱了两曲,居然都是王之涣的诗。王之涣笑道:“你们两个乡巴佬,这次相信俺说的话了吧?”

王之涣保存下来的诗虽然仅有六首,却是每首都堪称精品。能打败王昌龄和高适这两大高手,占据这次歌曲排行榜第一名,那可不是吹牛能吹出来的。

13、崔颢:审美洁癖之痛

(代表作)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开封人,盛唐诗人。盛唐是一个盛产牛人的时代,似乎蹲在街角看蚂蚁搬家的三尺黄口小儿都能掸掸衣裾上的灰尘、擦擦流出的鼻涕,站起身来,朗声吟出一首惊世骇俗的诗。崔颢只是这诸多牛人中不太牛的一个而已:要不然,两唐书里他的传记怎么会只有区区四五十个字呢?(不过王之涣更惨,小崔好歹也算有个传吧。)

蛀书潜心研究后发现,崔颢同志有比较严重的强迫症,说具体一点便是患有审美洁癖。这种“审美洁癖”跟一千多年后他的小本家崔永元同学的“精神洁癖”虽然症状有点不一样,但本质上却是差不多的。只是在崔颢同志失眠不失眠这样的细节问题上,限于材料的匮乏,已经无法考证了。

俺断定崔颢有审美洁癖,可不是信口雌黄,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小崔审美洁癖的直接肇因,是他的少年得志。小崔进士及第时年纪跟王维差不多,大约是20岁左右。宋人陈振孙说他是开元十年进士,元人辛文房说他是开元十一年进士,明人刻崔颢诗集,又说他是开元十二年进士。不知道今人会不会再整出个开元十三年论,呵呵。反正不管怎样,生于公元704年的崔颢,中进士的年纪肯定是在18-20岁之间。崔颢考上进士后,又顺利地进入官场,在相州任职。其间,这个二十出头的小P孩还推荐相州地方一个叫樊衡的人考中了开元十五年的“武足安边科”,蛀书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刚出道的小崔为啥就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呢?

又年轻又帅气还可能很有政治前途的小崔中了进士后,成了京城里怀春少女们的偶像,美女们都争着想嫁给他。那段时间小崔还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挑了个最靓的做老婆,小崔的审美洁癖综合症就在这个时候初现端倪的。小崔的审美洁癖,最明显的症状是对漂亮老婆求全责备。按理说,这个老婆不管是好是坏,总是你自个儿挑的,你得对人家负责吧?可是小崔不。在他看来,最好的老婆永远都是下一个。所以,几年时间里,小崔的老婆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人说是四茬,也有人说是五茬。史书里说他“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这写史书的鸟人也很不负责,居然不说明小崔是怎样“不惬”的,蛀书以最坏的恶意揣度,可能也就是老婆说话大了点声,或者不是双眼皮儿吧。

其实小崔也不是个什么好鸟,喜欢喝酒使性子,还喜欢在周末的时候飞到澳门去赌博。唉,没法子,人家小崔是潜力股,所以敢不珍惜老婆。换了蛀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意向嫁给俺的,能不当宝供着?换老婆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审美洁癖,极大地损害了小崔的声誉,大家都说他“行履稍劣”,估计以后的美女对嫁给这样的老公已经是相当收存畏惧了吧。

不过,小崔在写诗的时候玩点审美洁癖还是不错的,他早年的诗较为浮艳,很有点南朝诗歌的味道。可惜盛唐已经不再是一个欣赏轻靡诗风的年代了,所以这样的诗写得再好也不被人喜欢。有一个叫李邕的老家伙(他老豆更有名,是注《文选》的李善),当时号称海内文宗,牛气得不行,别人想去见他,他一般都会摆出文坛老前辈的臭架子,爱理不理。可是听说了小崔的大名后,李邕居然主动邀请小崔去他家喝茶。估计小崔也有点受宠若惊,去的时候先献上了自己新写的一首《古意》,李邕读了第一句,“十五嫁王昌”,立马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客人也不见了,大骂道:“小儿无礼,给老夫乱棍打出!”呵呵,怨不得李老如此失态,李老请你小崔来喝茶,本来是要谈谈文学艺术和人生理想的,可是你小崔却跟老头子聊起你换老婆的经验来了,老夫子能不生气么?

换老婆事件的后果很严重,小崔的仕途因此大受影响(其中会不会有他前妻的父兄报复的成分呢?)。混了不知道有多少年,小崔觉得没戏了,于是便主动报名参加大西北开发。小崔出塞,其实也就到了山西一带。先是到了定襄做了几年法院院长,据说审理案子很有一套,还特意写了一首《定襄郡狱》来吹牛,说是这事儿太守都干不了,他却能干得漂漂亮亮。后来又去了雁门,在杜希望手下,具体干啥事儿就不知道了。反正在山西几年吃了不少苦之后,小崔的审美洁癖开始有了转机,老婆不换了,诗歌风格也大变了,不再写卿卿我我的小资文学招人白眼,而改写气象雄大的革命文学。

再后来,治愈了审美洁癖的小崔又转到江南任官,诗写得是越发老到,模拟南朝乐府的几首《长干曲》简直可以乱真,“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读来真让人柔肠寸断。游罢武昌黄鹤楼,满怀乡思的崔颢写下一首传诵千古的《黄鹤楼诗》,题在黄鹤楼的墙壁上。(这跟当代景区里触目可见的“叉叉叉到此一游”是有本质区别滴。)自视极高的李诗仙有一天也晃到武昌来了,跑到黄鹤楼喝酒。李诗仙一向是号称“斗酒诗百篇”的,这次喝得晕头转向了也想抒抒情。但是,拿起笔来正准备写的时候,发现了崔颢的题诗,读罢,惊出一身冷汗,踌躇很久,觉得不可能超越,最后还是放下笔,长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能让李诗仙为哲匠敛手,小崔可真不赖。这一切都是他治好了自己审美洁癖带来的结果。各位写小资文学的听好了哈,趁着现在年轻,赶紧研究一下崔颢,看看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启示。

14、元结:一个写烂诗的好官

(代表作)舂陵行诗长不录

元结,字次山,祖居太原,后移居河南鲁山。考证癖们发现,元结居然出身皇族,是后魏亲王元遵的第十五代孙。不过因为是胡人,元氏家族一直都没出啥文化人,他的曾祖父元仁基,因为曾经随唐太宗参加过朝鲜战争有功,后来做过几任小官,也挣下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元结的爷爷元亨,字利贞,因为取了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名字,觉得自己从此跻身于文化人的行列了,对别人说:“俺老元家是胡人出身,都说俺们只会玩点放狗追兔子的把戏,自俺以后,不干这烂事儿了,要整点有文化的东东。”于是他开始学儒术,居然也成名了,惹得霍王李元轨慕名来请他做幕僚。可惜元亨利贞同志搞学习太刻苦,把身体搞垮了,儿子元延祖才三岁他就驾鹤西去,呜呼。还好元仁基老爷子身子骨瓷实,亲自抚育孙子,总算没让老元家断掉香火。元延祖,也就是元结的老爸,除了不写诗,居然跟陶渊明陶大人志趣相近,四十多岁了也不想做官,亲戚朋友把他逼急了,才勉为其难地做了两任小官,在湖南道县做了一段时间政府秘书长后,从此打死他也不肯再做官,宁可呆在乡下种菜拾柴。还说:“过过这样的日子就不错了,升高官、发大财,可不是老夫的追求。”老头儿住乡下,吃绿色食品,又没有利禄之心,所以平平安安地活到了76岁,高寿啊。老元死的时候,正好遇上安胖子造反,他把儿子元结叫到跟前,教导说:“你们遇到乱世,恐怕没法象老夫这样一辈子悠哉攸哉地过日子。记住,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名节,别给咱老元家贻羞。”元结后来能成为一个好官,与这样的老爸是大有关系的。

话说元结年轻的时候也是个不良少年,至于干过哪些坏事已经无法考证。快二十岁的时候,鲁山县来了个新县长叫元德秀,这元县长可是个大孝子,为了伺候老娘,连进士都不肯考;老娘硬要让他去考,他就把背着老太太上京城,结果就考上了(所以蛀书预言那些背着老妈或老爸上大学的孩子们将来都会有出息)。元延祖见儿子不成器,就把他交给元县长,请县长大人亲自做家教(唉,现在的县长大人能教给别人的本领估计就只有勾女和喝酒吧,一叹)。

县长出马,一个顶俩。元结学了几年,果然学问精进,天宝十三年考进士时,主考官杨浚看了考卷,说:“TMD,这一科怎么尽是些不成器的货色?也就元结同学成绩好点而已。”于是录取了元结。之后元结又考取了制科,能做官了,却遇到安史之乱,全国上下鸡飞狗跳,元结官没做成,郁闷地跑到湖北大冶的猗玗洞躲了起来,天天跟打渔的在一起喝酒浇愁。小元的酒瘾就估计就是这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后来他写诗说:“有时逢恶客。”别人不懂什么样的客是“恶客”,他又提笔作了个注:“非酒徒,即恶客也。”呵呵,如此强词夺理,有点名士风度吧?

后来,唐肃宗要国立北京大学的苏源明校长举荐人才,苏校长推荐了元结。当时正是前线战事吃紧的时候,唐肃宗召见元结,看了元结所写的三篇《时议》,觉得这小伙不赖,把他提升为监察御史,让他到前线带兵。元结打仗居然也有一套,后来襄助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来瑱被诛杀后,他还代理了一段时间节度使呢。

元结受老爸影响,对做官兴趣也不太大。代宗即位后,元结便借口要回家伺候老妈,辞官不干了。到后来才接受了一个著作郎的清闲小官,天天写文章、作诗,日子过得倒也自在。再后来,朝廷把他派到他老爸做过县政府秘书长的道县做行署专员。当时道州刚刚遭受西原蛮的洗劫,一个州居然只剩下四千户人家了,可是上头分派下来的农业税却一点都没有少。元结比高适有出息,高适不愿意拿着鞭子找老百姓收税,只好做缩头乌龟,玩失踪;元结可不干,税一分不交不说,还立马给新华社写了篇内参,皇帝看了心生怜悯,开恩豁免了道州当年的税费。就这样,元结在道州招抚流亡,使当地经济渐渐恢复。皇帝见他能干,又把附近八州都交给他治理,他不但把GDP搞上去了,还跟当地原来热衷于搞分裂的少数民族同胞搞好关系。方世玉的老丈人雷老虎的口头禅是“以德服人”,元结才是真正做到了这样。所以元结因为老母去世而离职时,治下八州百姓纷纷拦路挽留。做官能做到这个地步,无论如何,比某些为官一任、为害一方的鸟人还是强了不止十万八千倍。

元结有一个陶渊明一样的老爸,又有一个重德不重文的老师,再加上身罹离乱,不喜欢写文采斐然的诗当然就在情理之中了。元大人的诗质木无文,几乎到了不能叫做诗的地步。离乱中他把书箱中自己和朋友的诗随便找了24首,编成一个叫《箧中集》的小册子,这些诗全都是带有明显复古性质的“拙”诗。当然,也许“拙”而“真”便是元大人选诗的标准。因为,经过安史之乱血与火的劫难,盛唐之音划上了休止符,唐诗是应该找寻另一条发展的途径了。不管元结的艺术追求是否代表唐诗发展的正确方向,反正杜诗圣对他是比较肯定的。诗圣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赞扬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就算元结的诗只是唐诗园地里一株不开花的小草──或许并不鲜亮,却总算是七彩唐诗里颜色的一种啊。

因为,不管怎样,对于这样一个好官,咱们不能要求太多,是不是?

15、王 翰:自大跟自信也就一纸之隔

(代表作)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再整一个太原王氏,王翰。

王翰,字子羽。有人说他该叫王瀚,联系他的字来看,肯定是错了;如果他以“季海”之类为字的话,叫王瀚倒有可能。

这个太原王跟沉静笃实的谦谦君子王摩诘在性格上是两个极端,自信得到了自大的地步,不知道老王家咋就出了这样一个活宝。王翰是盛唐诗人中年岁较长的一位,据说比孟浩然还大一岁。可能因为出身名门吧,年轻时候的王翰就有点恃才放旷,喝了点革命的小酒就更是白眼瞧人,说起话来牛皮哄哄,好像自己生成就是封王封侯的命。再加上家里有钱烧得慌,所以马厩里多养了几匹千里马,还包养了几个天姿国色的歌星,惹得别人眼红。

不过,王翰虽然有点太子党的纨裤习性,却还是颇有点真本事的。睿宗景云元年,他才二十出头,便轻轻松松考上了进士。第二年赴长安参加吏部铨选考试,吏部把考试结果公布在西街,他闲着学些精致的淘气,也整了个“海内文士排行榜”,就贴在吏部榜文的对面,把当时数得着的文人一百余人按才气划分为九等,第一等里面就只有张说、李邕跟他自己三个人。张说是宰相,号称“大手笔”;李邕是大才子,才气高得敢瞧不起他老爸李善。把这哥俩归入第一等,当然没得说。可是你王翰只是一个无才无德的毛头小伙,居然把自己也列进去,也未免觑天下文士如无物吧?相传这个排行榜一出,观者如堵,估计旁边卖茶水的小贩得利最丰,赚得盆满钵满,数钱数到手发软;可是王翰同志这样一发狂,弄得人人侧目,几乎成了全国文人的公敌。官自然是做不成了,只好回到太原老家,骑着自己的千里马刷新“二环十三郎”的新纪录,或者搂着歌星K歌,拍几张写真玩玩。

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几年,直到张嘉贞同志到太原当市长,王翰的霉运才有了转机。张市长是个厚道人,虽然王翰搞排行榜没给他一个好名次,可是人家度量大,不以为忤;见这位年轻人气宇轩昂、能言善道,反而相当重视他。市政府遇到外事活动举行鸡尾酒会时,总要把王翰请去,让他一通吹牛,把客人们吹得晕头转向。王翰遇到这样的知音,当然也是感激涕零,常常在酒席间为张市长献上劲舞一曲,赢得座客满堂喝彩。

张嘉贞虽然赏识王翰,却没有能力推荐王翰入官。后来宰相张说犯事,被贬到岳阳、北京等地做了几年地方官以后,因了苏镒的几句好话,被调到太原做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接替张嘉贞的职务(太原是唐朝发迹之地,所以并州长史是非常重要的官职)。张说应该对当年搞排行榜的王翰印象很深刻,所以待小王比张嘉贞更好。再后来,张说调任国防部长并再度入相,顺便就把王翰给提拔了。先是把他从八品的昌乐县公安局长调到京城里做秘书省正字,又提升为五品的驾部员外郎。张说主政那几年,王翰升官倒是挺快,可是改不了他那白眼瞧人的臭脾气,终究还是一个万人厌。所以张说一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王翰就被赶出京城,到汝州做长史,然后又被调到仙州任别驾。总之,没有了张总理的扶持,王翰的官是越做越小、做官的地方也越来越荒僻。王翰心气高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鸟气?于是连日常事务也懒得管了,天天带着一帮水老倌喝酒、打猎。中央政府见王翰不上进,干脆再把他贬到更远的道州做司马,最后,他就死在那里了。

在做官方面,估计王翰跟李白难兄难弟,吹的本事比做的本事大得多。但作为一个诗人来说,王翰倒也无愧于他整的那个排行榜,光是一首《凉州词》就够他扬名立万了。人们评论王翰的诗“风华流丽”,要没有自信加狂妄的个性,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一个循规蹈矩的人,绝对不可能写出如此达观而又豪放的诗。所以张怀瓘把他称为“朝端英秀词场雄”,张说也把他的文章比喻为“琼林玉斝”。诗人祖咏、杜华曾经做过王翰的跟班小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杜华的老妈甚至说:“我听说孟母三迁,就是为了给儿子找个好邻居。我现在也想在王翰居住的小区里买套房子,让你跟王翰做邻居,这样我就放心了。”后来的诗圣杜甫,也以“王翰愿卜邻”而感到无比荣幸。蛀书要是开发房地产的话,一定把最好的房子免费送给王翰住,这样得到的效应,比在报纸上做几个通栏广告强多了,呵呵。

只是跟这样一个狂人做邻居,自己首先得有两把刷子才行,不然就是自取其辱、生不如死了。不信你跟李敖做邻居试试?甭说跟李敖邻居,就是跟他女儿做邻居,你最少也得有超过美国人的素质。不信你找董文华问问她是什么感受。

如此看来,名人效应也是一把双刃剑啊。

16、陆羽:没娘的孩子是怎样自学成才的

(代表作)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见过南楼玩月

雁声苦,蟾影寒。闻裛浥,滴檀栾。

陆羽,字鸿渐,湖北天门人。陆羽同学是个可怜的弃儿,姓什名谁都不知道。相传天门龙盖寺的智积和尚有一天在天门的西湖(呀,天门也有西湖?)边上经过,听到小孩的哭声,于是把这个三岁的小朋友带回庙里养大。陆羽同学为什么会被父母遗弃呢?史书里记载说他“貌寝”,也就是长得极其抱歉,俗话说的“三岁看老”,估计是因为他爸妈看生了个丑八怪不好意思见人,才偷偷地扔在西湖边上的吧。陆羽长大后,自己给自己卜了一卦,得“渐”,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给自己取“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乖乖,多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再加上“茶神”的名头,要不是史书上白纸黑字说他长得丑陋,蛀书还真以为小陆就是一个神仙似的帅哥呢。

养在和尚庙里,陆羽从小学的当然就是打坐念经了,青灯古佛,煞是难熬。九岁时,老和尚教他写字抄经书,小朋友却没头没脑地问:“师父,咱们当和尚的,活着时没有兄弟,死了又没有后人,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恐怕这就是传说的不孝吧?”老和尚一听,得,敢情这小东西跑步进入青春叛逆期了,才这么豆丁大一个小P孩,居然就对自己所从事的神圣事业产生了怀疑,若不重罚,以后还不上房揭瓦、欺师灭祖啊?于是把他撵去扫臭哄哄的厕所,后来嫌不够累,还给他加派了个差,让他负责放牧三十头牛(看来这和尚庙不是一般的富啊)。小东西不简单,放牛的时候还用竹棍儿在牛背上练字玩儿,顺带着给牛挠痒痒。您看,陆羽从小学习这么刻苦,长大要不成个人才,还真对不起他划烂的这三十张牛皮。

陆羽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篇张衡的《南都赋》,用心读了起来。赋是古人逞才使气的东东,为了表示自己学问高,赋家争相用些极为稀奇古怪的字;古代又没有专门的字典,所以人们常常把赋当成高级识字课本来使。一个十岁不到的小朋友,哪里认得这么多字啊。但是,尽管读不懂,陆羽却天天搬着大部头念念有辞。智积老和尚见陆羽这样,终于下了杀招:关禁闭。呵呵,都说出家人六根清静,可老和尚却被这个好学的小朋友给折腾得直抓狂。关了禁闭出来,老和尚又罚陆羽拔草。陆羽暗地里还在背书,却伤心地发现,几天不学习,以前认得的字忘了好些(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于是赶紧抓紧时间给自己补课。却因不小心忘了做自己拔草的本职工作,被主管这项业务的大和尚用大鞭子狠狠地抽了一通。陆羽叹道:“日来月往,一转眼俺就长大了;可是呆在这破庙里,想学点文化都不让,有啥搞头!”于是,他大哭了一场,从庙里逃跑了。

这年,陆羽十二岁。他逃到一个戏班子里,靠着自己那张赵大叔样的猪腰子脸,专门演小品。虽然他有点口吃,却长了一身喜剧细胞,所以很快就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演员。业余时间,这位新晋明星还搞点创作,写下了三卷本的小品集《谑谈》,终于有点自学成才的意思了。唐玄宗天宝年间,天门市搞了一次文艺汇演,市长李齐物听说了陆羽自学成才的感人事迹后落下了眼泪,于是送给他很多书,还把他推荐到在天门火门山隐居的邹大教授那里深造。几年以后,原来在央直机关做司长的著名诗人崔国辅被贬到天门当公安局长,正好遇到毕了业的陆羽下山。两人一见,极为投机,于是天天搅在一起,钻研泡茶的技术。几年以后,陆羽想周游天下,考察全国各地水质及产茶的情况,崔局长专门给他送了一头驴和一头牛作为交通工具。陆羽穿着小背心、大裤头,专门钻山沟沟,一边考察一边记笔记,把天下河流的水质情况以及各地产茶的优劣都摸清楚了,然后就在南京的栖霞山、吴兴的苕溪住下来,自号桑苎翁,整理自己的笔记,写成了《茶经》三卷。

搞文化的人都有点神经质,陆羽也一样。这哥们把别人的优点缺点都当成自己的了,听说别人有优点,比优点在自己身上都高兴;看见别人有缺点,就是要得罪人都得苦口婆心地规劝人家。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要是约好了跟人见面,别说是打雷下雨,就是虎狼当道他也要去,可见是个认死理的主儿。他长期在野地里考察,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有时候就敲着树干打拍子念诗,念到激动之处,还会哭得死去活来,以至于被人看成那个曾经在孔子面前裸奔的楚狂接舆。蛀书看他不像接舆,倒有点像躺在美女裙子下喝酒的阮步兵。久而久之,朝廷听说了他的名气,请他去做太子府里做图书管理员,后来又请他做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都没干,专心喝自己的茶。

陆羽研究茶出了大名。监察部长李季卿同志到江南考察,到了扬州,正好遇到大名鼎鼎的陆茶神。李季卿同志也喜欢附庸风雅,说:“老陆最善于煎茶,扬州的南零之水又是天下最好的水,这样的盛况不能错过。”于是派遣了一个老成持重的手下,驾着船去南零取水。水取来了,陆羽舀了一瓢,一闻,说:“这水倒是长江水,不过好象不是南零水,而是这附近岸边的水啊。”取水者连忙分辩说不是。陆羽也不说话,扳过水瓶就倒,倒出了一大半,停住了,再舀了一瓢,说:“嗯,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南零水了。”取水者吓了一大跳,心服口服地承认说:“小的从南零取水回来,因为船摇得厉害,水洒了一些,怕李部长怪罪,于是擅自在附近胡乱取了些长江水添满了。您鉴水如此厉害,小人不敢再隐瞒!”李季卿及在座等着喝茶的数十人,亲眼见识到陆羽如此手段,都惊讶得不得了。呵呵,一个人在专业上能达到如此地步,几乎就是通神的水平了。可惜李季卿毕竟不是风雅之人,喝完茶后居然让手下给陆羽打赏银子,羞得陆羽同志脸都红了,回家就重写了一本《毁茶论》。不过,蛀书没搞明白,为啥南零水跟近岸水装在一个瓶里就不混呢?难道是南零水浊重而近岸水轻浮?就是有区别也不至于跟水和油一样嘛。

鉴于陆羽同志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世开茶馆的都把陆羽尊称为“茶神”或者“茶仙”。有人用泥巴烧成小人,把它命名为“陆鸿渐”,作为促销的礼品。客人要是一次性消费十壶茶,商家就免费奉送一尊“陆鸿渐”。不过,如果商家的泡好的茶滞销,他们就会迁怒于茶神,毫不客气地拿来灌到“陆鸿渐”的肚子里去。

17、虞世南:初唐第一位诗坛大家

(代表作)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字伯施,浙江余姚人。虞世南的字比较搞怪,因为他的叔父虞寄无子,他老爸就把虞世南过继过去,所以取了个“伯施”的字,意思是,这孩子是大伯家“施舍”的。

虞世南有个亲哥哥叫虞世基,熟悉隋史的人对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太陌生,强大的隋王朝二世而亡,虞世基有着极大的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隋炀帝就是被虞世基这样的烂人给教唆坏的。

不过,与乃兄相比,虞世南可以算得上一代名臣。同是一个妈生的,最后却一个成了大奸臣、一个成了大贤臣,颇有点意思。虞世南从小就沉默寡言外加清心寡欲,一心一意地读书写字,可以说是师长眼里的超级乖乖仔。世基、世南兄弟比较幸运,从小就跟着苏州名儒顾野王(好象在哪本武侠小说里见过这个名字吧,不过这老头其实只是一个脾气有点怪的书生而已)受学,一学十多年,学得极其忘我,以至于达到半个月连脸都懒得洗的地步,不知道他的同学对这位严重污染教室空气的邋遢鬼有没有意见。跟顾教授学了几年,虞世南写起文章来连一代文宗徐陵(编《玉台新咏》的那位徐太师)都啧啧称赞。然后他又跟着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学书法,成了一代书法名家。看来学习一定得拜个好师父,呵呵,象蛀书这样的人作了好几年教师,现在回头一看,真真是“教书育人好些年,误人子弟一大堆”,汗啊。

四岁的时候,虞世南老爸虞荔去世了,小小年纪的虞世南悲伤过度,瘦得不成人样。陈文帝知道这兄弟俩都是难得的人才,多次派宦官到他家去照顾这哥俩,生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几年后,陈宝应在福建造反,虞世南的叔父虞寄身陷敌营,生死不明,小虞又开始为养父担心了,所以尽管已除父丧,他还是坚持吃长斋,为养父祈福。直到好些年后陈军攻破陈宝应、虞寄还朝,陈宣帝才特意下令让小虞开始吃肉,免得耽误了发育。

陈朝灭亡后,满腹才学的虞世基、世南兄弟俩同入长安,当时人们把他们比喻为吴亡后同入洛阳的陆机、陆云兄弟。当时还只是晋王的隋炀帝,听说了虞世南的名气后,想把他请来做幕僚;跟晋王聘书一同来的还有秦王杨俊的使者,虞世南觉得谁都不好得罪,只好以侍奉老母为借口,谁的面子都不给。不过,晋王志在必得,硬是用强硬的手段把他罗致到自己门下。

晋王很有心计,后来成功地把太子杨勇干掉,自己取而代之了。继位后,这位酷爱南朝文化的炀帝,对来自江南的虞氏兄弟极为倚重。小虞清心寡欲,对功名不怎么上心;大虞则是十足的名利猎手,所以升官相当快,不几年就做到了内史侍郎──也就是皇帝的第一秘书。大虞富贵的时候,家里的妻妾穿的都能跟藩王们比了,可是小虞还是像以前那样,对生活要求不高,衣服用不着范思哲和皮尔•;卡丹,有动物园淘的地摊货穿就行。

不过,即使是穿地摊货,人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这不,不修边幅的小虞就被一个著名的美女看中了。一天,有人给隋炀帝送来了一枝合蒂迎辇花,炀帝虽然做了皇帝,却还是挺喜欢搞些小资情调。于是他让大美女袁宝儿手持此花,侍立左右,号曰“司花女”。恰巧小虞受命在宫中起草诏书,袁美女好不容易见着一个大帅哥,看小虞写字帅帅的样子看呆了,全然不顾大醋缸隋炀帝在场。好在炀帝心情好,只是让小虞写首诗嘲弄一下这位憨态可人的大美女。小虞写道:“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情,长把花枝傍辇行。”不知道这首诗写下来后,袁大美女对虞帅哥的崇拜之情是不是又加深了三分。

好日子总是过不长的,喜欢声色犬马又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天天在扬州鬼混,终于把江山给玩没了。宇文化及趁着乱势,把炀帝跟他的大臣全收拾了,包括小虞的哥哥虞世基。可怜的小虞,在老哥被杀的时候,哭着喊着要求用自己的命换哥哥的命,宇文同志就是不答应。不过,看在小虞没做什么坏事的份儿上,宇文没有杀他,而是带着他北上。

李世民扫荡天下,一得到虞世南,马上如获至宝地委任他做自己的秘书,与房玄龄一起专门负责起草文书。虞世南书读得多,记性力也相当惊人。有一次李世民想写一副《列女传》的屏风,可是大乱之后,找不到原书。一筹莫展之际,还是虞世南解决了问题──他是凭记忆默写的。后来人们找到原书,拿来一对照,居然一字不差,实在是太牛叉了。

虞世南跟他的马屁精哥哥不一样,虽然长得瘦弱,却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有机会就要向唐太宗进谏,以至于太宗感叹说:“要是大臣们都跟虞世南一样,我哪里用得着担心事情办不好啊!”也正是因为虞世南敢说真话,太宗才会对他格外看重。太宗曾经称赞虞世南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五绝,哪一绝都够让后人记住他。单就书法来说,精通此道的唐太宗就曾经放言说:“虞世南死后,天下无人可与论书。”后来的裴行俭也说:“褚遂良号称书法大家,但是要是没有好纸好笔,他是写不出好字来的;只有虞世南跟老夫,什么样的破纸烂笔都能写出好字来。”

就诗来说,虞世南也算是初唐大家。唐太宗跟隋炀帝一样,也喜欢写些南朝宫体诗。有一次,太宗写好诗后命群臣庚和,虞世南正色道:“宫体诗是亡国之音,陛下写这种‘体非雅正’的宫体诗,上有所好、下必甚之,恐怕从此诗坛都写这种软骨头的烂诗了。所以,我不能写。”太宗虽然面子上过不去,但他毕竟比隋炀帝有远见,所以还是接受了虞世南的意见。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写好一首诗就感叹:“钟子期死了,伯牙终身不复弹琴;虞世南死了,我写了诗给谁看呢?”于是特意命令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位前焚化,以表示对这位诗坛前辈的崇高敬意。

18、李百药:大难不死有后福

(代表作)咏蝉

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

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

李百药,字重规,河北定州安平人。李百药小时候特可怜,体弱多病,还好出身名门,不担心没钱请医生;要是家里穷点的话,估计得像那个靠老婆每天抓几只活虫来疗伤的“新市民”兄弟一样惨。祖母赵氏夫人心疼孙子,特意给孙子取“百药”为名,期望这样能给这位小朋友带来好运;不过看起来效果显然不太好,长大后的李百药仍然是个“药”罐子,依然是大病三六九、小病天天有。

不过还好,李百药是个神童。他老爸李德林也曾经是著名的神童,几岁的时候,德林读了十多天左思的《蜀都赋》就能背诵,记忆力相当惊人。当地人听说后,纷纷跑到他家里来看稀奇,还好李德林不像卫玠那么骄气,不然也要被“看杀”,这样就不会有李小神童的诞生了。李百药七岁的时候就能写诗作文,有一天,他父亲请了陆乂、马元熙等数十名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在家里喝酒。文人在一起嘛,总免不了要酸一把,大家一起谈起了著名的海派作家徐陵的作品,说到“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琊之稻”,“取成周之禾”是老奸巨猾的郑庄公干的好事,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可是这“刈琅琊之稻”的典故出自何书呢?没有人知道。这时李百药站出来了,他说:“《左传》里说‘鄅人藉稻’,杜预解释道:”鄅国在琅琊开阳县。‘这就是典故的出处了。“一座十几个大学问家都大跌眼镜,如此神童,不能小觑啊。

李神童在隋文帝时就当上了太子舍人,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镇守扬州,听说他的名气后,重金聘请他来给自己当幕僚,可是小李不肯给面子。隋炀帝恼羞成怒,一即位,立马把他贬到桂林做司马。李百药一家行至太湖,遇到了做无本生意的山大王,银子钱被抢一空不说,还要取他全家性命。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跪求代父赴死,山大王一感动,居然把他一家子都无罪开释了。看来这啸聚山林的好汉们还是颇讲究“盗亦有道”的,如果遇到的是重庆那个不肯认亲爹娘的女博士,估计毫不客气就喀嚓掉了。

隋末大乱时,李百药成了杜伏威的行台考功郎中。杜伏威同学小小年纪,打仗倒是在行得很,做事、做人却明显心智不成熟。他一会儿怀疑李百药不忠,把他关进监狱;李百药写了一首《省躬赋》呈上去,他马上又把李百药放出来官复原职,也不管人家会不会吓出心脏病来。当时李渊的唐军已经初步显示出统一全国的实力了,于是在李百药的劝说下,杜伏威决定亲自赴长安归降唐朝,而派副手辅公祏及养子王雄诞(这是一员比小杜还猛的小将)留守江南。结果走到半路他又怀疑李百药使坏,于是派人给李百药送去一坛用石灰泡过的酒,想暗地里整死他(明里杀名士是傻瓜才做的事,小杜虽然是放羊娃出身,但也不会干这样的傻事)。谁知道,药罐子李百药喝了这坛本来可以害死一个健康人的石灰酒,一通上吐下泄之后,不但没死掉,反而把一身病根都根除了,这才真叫塞翁失马啊。(蛀书友情提示:喝石灰酒一事切勿仿效,呵呵。)

杜伏威没有搞掉李百药,又密令辅公祏下黑手,可是王雄诞在这个时候充当了李百药的保护神。杜伏威走后,辅公祏野心开始膨胀,在江湖术士左游仙的怂恿下,也不管他的杜老弟还在长安做人质,杀了正在养病的王雄诞后,扯起了造反大旗。唐廷马上派出李孝恭、李靖两员名将,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野心家给收拾了。

平定江南之后,不知道是哪个小人向唐高祖煽阴风,说李百药是辅公祏的同谋(李百药被迫接受了辅公祏吏部尚书的任命)。还好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杜伏威密令辅公祏杀掉李百药的信件,这才平息了唐高祖的怒火,只是把李百药流放到泾州了事。

唐高祖不喜欢李百药,太宗却非常倚重这位大才子。太宗一即位,马上委任他为自己的专任秘书,还让他利用自己的学识,修改礼仪、起草法律文书。他老爸曾经在隋文帝时受命编辑《北齐书》而未成,所以后来太宗把这活儿也交给了他。别人编史书都要请一大帮人搞人海战术,李老编《北齐书》却是靠一己之力(加上他老爸留下的一点资料)。李百药也写诗,据说他的诗就是樵夫、牧童都能吟诵,蛀书读了他几首诗后颇为怀疑这种说法,李老诗歌的通俗程度可不能跟白香山比,总不得那时候的樵夫、牧童都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吧?

唐太宗也喜欢在宫中搞诗歌竞赛,老掉牙的李百药便是他那个时候的桂冠诗人。现在的人回顾高祖、太宗两朝的诗坛概况,一般也就认为李百药与虞世南、王绩这三人值得一提。唐太宗自己也写诗,他写了《帝京篇》后命群臣赓和,和诗中李百药的是最出色的。太宗夸奖说:“李老先生真不错,人是老态龙钟了,写起诗来却还是生龙活虎啊。”

人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简直就是专为李百药准备的。你看人家接连三代人都给皇帝当秘书(李德林、李百药、李安期),多牛叉。李老官做得大,学问更是不赖,文学、历史、法律以及天文等好些方面都是好手。而这一切,都是拜杜伏威那一坛石灰酒之赐,要不是那坛酒,李老恐怕早就歇菜了,哪里还能活到85岁啊。

杨宽兴:陈良宇倒了,“三个代表”不见了

如果真如传闻所说卷入社保基金案,那么,陈良宇的下台并不冤枉,而他的政治品行之差,由于郑恩宠和周正毅等案件的揭示,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但涉及政治局委员这个层级的经济案件,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方式予以公开,并直接宣判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生命的终结,却是十分罕见的。

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现任中共最高领导层反腐败的愿望,毕竟,普遍的腐败是长期以来的事实,而且已呈愈演愈烈之势,毕竟,民众对无处不在的腐败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即使在现有政治体制内无法根除腐败问题,中共也不能不做出一些反腐的姿态,以震慑那些胆小和没有靠山的官员,并借以改善中共政权越来越糟糕的形象。

另外,选择上海这样一贯霸道的独立王国下手,当然可以有效地震慑各路诸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状况,抢在十七大换届之前,确立最高领导人一直以来令人怀疑的权威,使之可以顺利主导十七大的人事布局和未来的社会规划。而这种强硬而突然的政治举动,也可以使中央政权在与地方利益的暗中博奕占据心理上的优势,增加其在宏观调控等问题上的发言力度。

现在看来,胡锦涛可算是绵里藏针的人物,在貌似中庸的形象背后,有着娴熟的政治手腕和老辣的权谋技巧,拿陈良宇开刀这样一步险棋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宫廷权争我们暂时无法知晓,但是,一直有传言说陈良宇会到天津做市委书记或者到青海做省长的,如果这些传言不是高明的缓兵之计,那就说明最高层在以最彻底的方式拿下陈良宇的问题上,是需要下大决心的,对最高层来说,定是颇有一番艰难的利害权衡。

因为,在陈良宇背后站着的是谁,世人皆知。在中共漫长的内部斗争历史中,只要别在政治上站错队伍,那么,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都只是无关紧要的小节罢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第三代领导核心”在位的时候,陈良宇既使卷入更大的经济案件,也不会以这种方式戛然中断其政治生命。

然而,陈良宇倒台一事中,最大的看点却不在陈良宇本人的去留,有关此事的通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个没有出现的文字。我将新华网的报道看了几遍,又仔细地去听电视新闻里的报道,始终没有等到“三个代表”这四个被媒体天天使用的字眼。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调子,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慷慨地给予“三个代表”

哪怕一角容身的纸片。“中央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努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党中央的坚强领导自然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前提的,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发明,这段权威的文字中,惟独忘了给三个代表留点脸面。

这当然不会是疏忽,熟悉中国政治文字游戏的人们自然懂得,在这种重大的新闻报道中,是绝不允许出现文字错误的,而新闻报道的内容本身,必定也经过了最高层的字斟句酌,也就是说,“三个代表”的缺位,是有意为之的怠慢和遗忘。这才是陈良宇下台的新闻中所透露出的最值得留意的信息。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在十六大召开之前,以黄菊为代表的上海帮人马将“三个代表”思想吹捧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宣言时的那种肉麻的语言;我们也不会忘记;三个代表这四个带有江泽民烙印的字符,已经被强行写入中共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是,在陈良宇先生倒台的同时,“三个代表”竟也消失了。要知道,对“三个代表”的发明人来讲,这可是最需要“三个代表”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如果他早想到“三个代表”这四个字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后突然消失所透露的政治信号,也许,他也就不会那么费力地推销这“伟大思想”了。看来,无论把一个人的名字刻入石头,还是刻入宪法,都不能保证一个人的不朽,更有趣的可能是,历史会将很严肃地告诉我们:怎样被刻上去的,就会怎样被抹掉。马恩列斯毛邓江,概莫能外。

在陈良宇的下台之后,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不出现戏剧化的翻转,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漫长而沉闷的江泽民时代终于彻底结束了。自六四之后,每天都会出现在中国人耳边的“江泽民”三个字,可能真的就要成为历史。

陈良宇的倒台和“三个代表”的消失,说明在貌似平静的政局背后,有着复杂而惊险的政治斗争。陈良宇的倒台和此前不久江泽民先生的山东之行、《江泽民文选》的高调宣传、高智晟先生二百多天令人不解的自由呐喊以及突如其来的被抓这些事件背后的联系,我们尚无法得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中国政治的黑箱作业总是以类似悬疑小说的手法,给我们这些心理准备不足的读者以没有答案的杂乱章节。

“三个代表”的缺失当然并不意味着江泽民先生及其追随者会步陈良宇的后尘,六四之后形成的政治局面中,中共权争中的胜利者一般不再有毛泽东那种“宜将余勇追穷寇”

的气概,他们意识到中共的每一次分裂,对中共的前途都是致命的打击,因此,他们一般满足于最低限度的胜利,而不会将对手全数逼到没有退路的境地,因此,即使“三个代表”这个词组还会偶尔出现于大小媒体中,那也并不令人奇怪,毕竟,为了维护一个政权的形象,新的当政者未必愿意在胜利之后进行非实质性的清剿行动,而理论上的争执更是从邓小平时代起就刻意避免的,这和邓小平抹去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和人事痕迹,却保留了“毛泽东思想”这张皮是一个道理。

但“三个代表”在其发明人和追随者心目中的那种需要,却将在陈良宇倒台之后,一去不复返地被怠慢和遗忘了。而这对江泽民先生来说,可能已是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最好结果。

江海论坛

作 人:两岸三地的反腐打贪

 台湾倒扁,泰国政变,大陆倒陈(良宇),15天内,两岸三地新闻抢眼!综观台前幕后,这组重大新闻都可以一线贯穿;这条又黑又粗的新闻主线就叫腐与贪。

    多年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贪官值得同情》,引用犯罪学的“责在罪犯,罪在社会”的理论为贪官“打抱不平”,认为他们都是腐败制度和不良社会的牺牲品。因为,全球贪腐官员的“出生率”正与其社会文明程度及法治环境的完善程度呈负相关——社会越文明,贪官越少;社会越腐败,贪官越多。所以,本文把贪腐称为“腐贪”——腐败社会,必出贪官。

    笔者同情贪官的感情着力点是人性论。正如当年电视剧《乌蒙山巢匪记》那动人心弦的歌声:“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人,也有生死性,也有离别恨……”上世纪八十年代,走出近三十年的人性浩劫,我们这批狼崽子已经人性全无,不知何为恩,何为情,何为人类社会文明。然而这首立意别致、旋律优美的歌却唱出了我们的眼泪。当年赚人眼泪的文化事件,包括连续出版《走向未来》全套丛书,百名歌手大合唱《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后来的《河殇》和《山坳上的中国》。在人性复苏,人道成为主义的八十年代,中国人民的道德境界达到了历史的新的高度。只可惜,由于顽固腐败的社会机制和利益格局,导致了专制主义卷土重来,权钱勾结贪腐泛澜,官民充满末世心态,社会道德几近全线崩盘。

    如今台湾倒扁,考验着台湾民主的制度和理念。泰国反贪,反映出王权大于主权的巨大危险。北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整治上海腐贪集团,更加证明了本人的理论:有腐必贪,有贪必腐,有腐必恶,有恶必乱。

    勿庸讳言,两岸三地的反腐打贪都是出于社会对巨腐大贪的应对之举,并因之对社会法律和法制精神形成了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法制建设的退步和民主制度的失败。比如台湾倒扁,似乎有些小题大做。然而继政党倒扁之后,开始出现“全民倒扁”,从表象看,这对台湾的法制建设是一种破坏,实质上,对台湾的民主精神却是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正在测试: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准民主社会中,合法及和平有序的法外行动对政治的干预是否正当,是否正确,是否有效,是否有利于国家社会的文明进步。民意是法律的基础,民主是法治的精神,而法律,究竟只是手段还是目的?站在“人权大于主权,主权大于王权”的民主理念上,我们希望台湾民众在对法治社会“退一步”的同时,争取在民主社会“进两步”,让倒扁的个人针对倾向和政党操作倾向转变成为更大范围的反腐打贪行动,以及对社会民主的建设行为,成为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文明建设成就,让善念结出善果。

    泰国政变,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却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反民主或反社会事件,80%以上的民意支持率,说明政变反贪顺应了民心。他信总理贪腐的政治危机,不仅影响到泰国的社会进步,更加威胁到了泰国的国家安全——军事政变就是明证。泰国军事政变指明,如果王权大于主权,必定带来社会和国家被颠覆的危险。

    大陆抓陈,既有事关十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七大高层博弈的政治背景,又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反贪也是硬道理。曾有党内人士称: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

    胡温政权敢于反腐碰硬,也可视为对目前利益集团的“下级指挥上级,全党指挥中央”的猖狂叫嚣的一个有力的回应。并且在“亡党亡国”的价值判断面前,表明了国家政权的价值取向和选择。遗憾的是,大陆曾经发起一次又一次反贪反腐,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度性腐败的问题。这是因为,改革走进了深水区,石头看不见摸不着了,自然会出现大面积的“水下作业”,只凭非体制性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去“捞石头”,好比小船钓大鱼,又如“老幺管老大”,止不住大大小小的石头们“沉了底”,直到完全阻塞中国社会的前进航道,甚至让改革巨轮触礁沉没。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先后“双规”十多名上海高官,传递的另一个信息是,“皇帝买马的钱”也许动得,百姓活命的钱却千万动不得。三峡工程有人“偷了皇帝的马”,也是在小范围内低调处理了事。而陈良宇一伙涉案32亿社保基金,相当于45万上海人一年的活命钱,此钱如果短缺,也许将会危及社会稳定,所以非抓陈良宇不行。但是,由于体制的欠缺和机制的缺失,在处理手法上更象政治争斗,少了一些程序正义。据媒体报称,陈书记23日晚还在上海体育场内与民同乐,24晚还在电视媒体露面,而24日白天陈书记已入囹圄,成为北京的“双规囚犯”。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遭此权变,尤如克隆他信遭遇的去国之变,过程相似,结局大可耐心观看。

    有人曾说,大陆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专制主义,台湾实行着世界上最糟糕的民主制度。

    如今看来,这话对台湾有失公允。至少,台湾人民在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正在动员体制内外的力量来纠错、防偏、反独、倒扁,为台湾人民争取一个更加美好的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在法制社会的意义上后退了一小步,但可能在社会法治的结果上前进两大步,为大陆将来可能出现的民主道路做一个路标,为大陆公民政治的建设画一张蓝图。

    这个宏大远景的意义,超过了阿扁的个人命运和蓝绿两党的政治前途。而泰国宫庭政变的正面意义,则在于提示中国,如果让王权超越人权并高于主权,早晚会让人小得势并因之毁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没有制度建设,没有制度文明,台湾的闹剧和泰国的哑剧,早晚会出中国版本。

    也有老母亲,也有心上人,也曾经优秀,也贵为精英,大陆的腐贪官员,该为自己喊声“冤”!从小乖娃娃,班干部,团支书,一路红上来,韬光养晦,克己复礼,求学不成而得官,求名不成而得利,中国官场,怎么就这么“拧”?从看不惯到跟着干,从主动干到被动干,躲也躲不开,拿也拿不完,中国官路,如何就这么“险”?长长的牢房,空空的行囊,惶惶的日子,慌慌的心肠,真有时间细思量:官场险恶,此生荒唐!

    荒唐社会,能把圣人变成荒唐。

    2006年7月25日

井 蛙:岛上的秋天

   以往在香港的数个秋天,一吹风就咳嗽;一咳嗽就得咳到冬天。冬天一吹风,还得咳,一直咳到春天。由于南方春天雨水泞泥,春寒料峭,我还是躲不过风寒,像个古典病人,一直病下去。在这些病着的时日里,我仍然作诗,读书,玩象棋,逛街……什么事情都没漏掉。只是身体难受,无甚乐趣可言。不过一想,身体发肤源于父母,那就不去管它了。我也不服药,不看大夫,不理会别人的关爱。在家,母亲喜欢唠叨,多穿衣,多食有益脾胃肝肺汤水。我一一拒绝,我道,我乃常人,不作非常事。住校,学友师长也唠叨,如何如何这般,我只能低着头,像有一百年的心事需要长想。
   今春年头,雨水不断,我一连咳嗽了个多月,直到初夏才好转。在这之前,我在北京城里多日,雨雪夹杂,都感觉到了北方的寒冷。但是,我的身体却异常好了,恢复我少年时代的健康,那个在篮球架下蹦跳的影子又回来了。所以,我喜欢滞留在北方。京城的那段时日,有老太太的悉心照顾,有诗朋文友的交谈,看到了大雪,看到了路边厚厚的积雪。即使身上有陈年霜冻,也被一朝阳光化去。病从何而来?我本开朗之人,即使病,也不忘开怀谈笑。况乎这种摆脱了咳嗽的多事春秋?我在黄寺大院里,看到一堆坐在小板凳上晒太阳的老大妈们,一边编织毛衣一边聊国家大事,由于好奇,我就扮乖巧大声叫她们:“大妈!”她们都回过头来,眯笑着眼,回答我:“诶!谁家的闺女呀!”此时,我已经走出了院子的大门。大叫了一回,心里什么阴郁都没有了,心情舒爽。
   此般景象若在香港,香港的老太太们会以为我神经不正常。她们也不会坐在什么地方一起晒太阳,聊国家大事。也不可能编织毛衣了。香港的老人不是呆在老人院里,就是在茶楼喝茶,在公园里捡破烂,或者周末会在教堂寺庙里祈祷烧香拜佛。老人与老人一堆,总是离不开家庭琐事,不是媳妇不好就是儿孙不孝。有些稍有点学问的老人,总是八九不离十给我讲日本侵华战争,她们怎样在飞机炮弹之下死里逃生。来到香港,她们亲眼目睹了九龙秀茂坪的乱葬岗,日本人让香港人一个个排好队,练靶。然后,就将这些人靶埋在地上……这些故事我都听怕了。
   这就是南方与北方的区别。我在南方遇寒咳嗽,一到寒冷的北方就恢复健康。可见,我前生就是北方人,不适宜生存在南方。
   然而,以为到了北美,是北方,没想到会从东部波士顿来到西部加州。还是四季如春的地方,这四季如春可够我苦了,没有夏天没有冬天。寒而不雪,夏而不热。我在这种不温不冷的气候里最容易咳嗽了。我在阿拉米达岛上,夏天从来没吹过风扇,更没见过冷气机。冬天连小雪也没见过一场。呜呼悲哉!阿拉米达岛上的另一个四季如春,就是花草盛放,每家每户花园里的玫瑰山茶等等开得像鬼一样灿烂,什么颜色的都有。所以,很多人在美国会得花粉症。这症状就像感冒伤风一样。庆幸我在香港经常咳嗽,这下好了,免疫。
   今年秋天,却不咳嗽。因为,全球气候日渐变热,我生活的这个海岛,中午有一段时间大热,气温在90华氏以上。我身上的寒气都被烤干了,剩下一副终也南归燕的躯壳。
   我与朋友道,我要搬到北极阿拉斯加去生活。一听,惊诧莫明,以为我精神有问题。我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但是,当我说我渴望到夏威夷去,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说明,人总是害怕天寒地冻的地方,因为那里不适宜谋生。我相信,我们对气候的第一反应就是谋生的考虑,像游牧民选择逐水草而居。
   可是,加州这种四季如春的气候确实不讨我喜欢。我喜欢极端气候,不极寒极热就得四季分明。否则,会迫使我陷入困境。
   我身上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旅行游玩的时候从不咳嗽。除了咳嗽,倒没生过别的病。似乎从来没有。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给自己寻找适合生活或者旅行的地方,阿拉斯加里的大城市安克雷奇或者首府朱诺;东欧捷克的布拉格;法国的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丹麦的奥登塞……
   人总是站在此地想彼地。所以,才有了遥远的远方,远方即使一无所有,我还是愿意去追逐那纯粹的一无所有。
   
   2006-9-24
   SAND BEACH

王力雄:台湾是大陆的民主课堂

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的场面和1989年天安门的场面有很多相似,这让经历过天安门运动的人有担心,有期望,也需要深入地思考。

担心的是僵局怎样才能打破,对于宣称“没有退场机制”的双方,最后会走到哪一步?精英、媒体和大众相互刺激趋于极端的“广场效应”在台湾会导致何种结果?这都让目睹了89的人拭目以待。不过,无论有什么样的担心,却可以确信台湾不会出现“6.4”屠杀。

在这种确信中就包含了期望──让台湾成为大陆的榜样,展示民主制度中的民众力量,看到民意和权力的僵局如何和平解决。当年要求李鹏下台而遭武力镇压的大陆人民将会在台湾的“倒扁”过程中得到对比,并且从中看到方向。

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实现了民主的台湾也需要以“天安门”的方式迫使领导人下台,甚至发出“瘫痪台湾”的威胁?为什么民主选举的权力仍然可以对抗如此广泛的民意,甚至可能不惜操纵社会分裂、族群相争乃至两岸冲突来维持个人地位?

根本的问题在两点,一是普选制度为何会选错领导人?二是一旦选错为何如此难罢免?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次是“倒扁”,下次是不是还需要“倒圆”?或是就得忍受贪腐权力胡作非为到届满?

我希望凯达格兰大道在“倒扁”之外同时能够成为进行公民思考和讨论的场所,把群众运动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除了追求眼下目标,还要为未来铺平道路。那不仅可以改善台湾的民主,也会给大陆的民主之路带来启示。从这个意义上,台湾是大陆的民主课堂和实验室。

(2006年9月19日)

美国之音

綦彦臣:英雄的“神经病状态”:控诉专制还是诬诋同道?

如果说我们理想中的历史英雄人物或现实中被塑造的英雄人物有“神经病”──那种称为精神疾病的东西,肯定会使大多数人尴尬。因为,作为一大群奴役的承受者,我们患有一种“英雄高大全”的妄想症。

这是由于我们在阅读与生活的细节中,已经被专制主义捕获──就象天文学上假定的地球与月球的关系那样。

对于阅读部分对人的影响,我曾以学术的方式定义为“影响人神经末梢的阅读”,并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即法兰克福学派巨匠霍克海默的例子,称他“警惕黄种人”的论调完全来自于在西方流已久的关于蒙古人的传说,以及东西方对“龙”的完全相反的理解。

英雄,伟大的人物有“神经病”已经不是少数的个案。由于基本知识训练如不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学的限制,我只能举一、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著名的教育自由先驱孔丘,由个人不幸的经历,他患有现代人称的“被迫害妄想症”──某种怪兽的死亡被他想象成个人命运的象征;另一个是敢于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史全面交给世人的法国大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由于一生历经毁谤与追捕,他也患上了“被迫害妄想证”。卢梭的“被迫害妄想症”状态远比孔丘要厉害。在晚年,他常认为有人要来害死他,甚至长时间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将窗户统统堵死。

被迫害妄想症是一个经历精神抑郁而后精神分裂,再致妄想的过程。

专制主义社会是三态病人最多的社会,换言之:一位生活在专制主义社会中的“英雄人物”患有某种程度的“神经病”并不是他的家族史的原因,而是来自于社会整体病变。能够印证社会学上的这种状态的历史,是历史上耶稣生活的时代。对那些稍有基督教史阅读经历或宗教研究兴趣的人来说,都知道在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巴勒斯坦社会,是一个到处都是“神经病”的社会。耶稣除了是一位手艺精湛的木匠、懂得药理的江湖医生,兼是伟大的传教士外,他更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医生。记录在《圣经》中的他治病赶鬼的行为,大多完全是喻体表达。换言之,宗教的世俗化意义就是一种精神治疗。

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巴勒斯坦,民众们承受着双重压力,一是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反罗马情绪,在政治理念层面上,造成了帝国民众的深层“自我加压”,同时民众深盼弥赛亚(救世主)出现;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承受宗教贵族集团如解经者法利赛人的经济剥削,民族内部互仇的心理深隐与人们的思想角落。

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法轮功的练功可强身祛病与农村甚为流行的基督教“顶手绢”派(或称“蒙头派”)的祷告祛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耶稣变成基督”的一次复制。

中国民众虽无罗马帝国那样的外在压迫,但一直被高度泡沫化的民族主义形成的固定仇外心理无法在短时间(如50年)消解;同时,由于底层社会的经济收入过低且抗社会风险能力近乎为零,就无法对付来自于不法政治侵害(如司法欺压)、经济敲诈(医疗费用过高)诸种不义的行为,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历史复制──整个社会存在普遍病态心理。

这种病态心理导致了两种后果:

1、民间宗教的多元勃兴。即便排除来自专制主权能的歧视,同质教派中的互相攻讦也不可避免。所以说,专制主义在现代社会即国际环境中,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大众法西斯“社会共象”精神疾病与宗教的多元勃兴,实际上已经把传统社会送上了非古典的崩溃之路。

2、大众法西斯心理兴盛。这个以有精神病不同程度上重于各生活层次普通民众的那些人来主导的“新精神运动”,一方面要塑造自己的“高大全”(一定意义上是对批判对象的盗版),一方面不可能理性地对待社会批评──尤其是那种不来自于专制主义权能一方的批评。这从更广义的范围、更深的程度推动了非古典崩溃的产生。

打一个比喻来说:古典的崩溃就象突发的雪崩,犹如电影《白色地狱》的场面;非古典崩溃,则类似于全球气候变暖的长期效果,犹如电影《后天》的场面。然而,作为一个相对“杰出”的自由知识分子(或曰半个制度经济学家与战略研究者),我无能力判断非古典崩溃的现实社会后果。

这,也是我皈依基督教的一个学术逻辑结果。同时,我也知道自己在体制内时,每天都要与精神抑郁、精神分裂、(诸种)妄想症患者们打交道,也深恐自己成为某种类型(程度)的患者之一,所以就(在乡下老家休闲时)走进了基督教慕道友的行列。

我们目前确实生活在一个“耶稣成为基督之前”的社会精神出现总体病变的“共象”之下,所以当某个民间英雄人物被称为患有“神经病”时,我既不为之讳辩,更不对患病的英雄进行讽刺性批评。

因为且仅仅因为英雄们的病源来自专制主义的迫害!

当英雄湮灭在芸芸众生中时,我们仍要以宽容、同情的心理对待为专制主义权能服务乃至大享其利的人,因为他们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英雄患病更深。正如我无法预知全球气候变暖式的非古典崩溃会导致怎样的社会结果,也不知道两群“神经病”人的最后对决会产生什么?

我对这个过程的恐惧,甚过了对结果的恐惧,因为且仅仅因为我只是一个凡人──虽然这凡人相对“杰出”!

越是精英,越容易患病。不是吗?那个有病的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犹太人的官),要在夜里去见耶稣,求得心理治疗。

在一个普遍患有精神疾病的时代,这种现象也在重复。一个共产党员、一位高级干部不也要偷偷地去“拜佛(道)求神”吗?

那位听奉女道士的丛福奎,不就是共产党里的尼哥底母吗?

那位书房中佛香缭绕的李嘉廷,不就是共产党里的尼哥底母吗?

如果我们不对丛、李二人受到意识形态与刑事处罚报以幸灾乐祸的心态(──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尼哥底母们的病症比自由英雄们的“神经病”更为可怕。

(2006年9月23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刘 水:君特·格拉斯引发的风暴

六十年间,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用他的诗歌、公开信、批评和反思,给德国和世人展现出如此高端的“德国道德良心”的形象:他是第一个坚持德国必须“全盘招供”本国历史的人,也是号召同代人不要甘作希特勒纳粹意识形态牺牲者的最重要人物;作为“现今德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 ”,他的《铁皮鼓》备受读者推崇。在作品中,他始终倡导德国人应对战争进行彻底的忏悔和反省。格拉斯的谴责和忏悔,显得同样高调,他掌控着德意志民族整体记忆的清晰度和反省的深度。他用一系列获得追捧的文字,在民族记忆的伤疤上竖起了一道道德防火墙,人们不曾怀疑他及整个德国对战争犯罪忏悔的真实和恳切,德国忏悔还被与日本的不认罪作以比对,世人还给德意志民族足够的宽容和谅解,然而,也是他,在对整个国家无的放矢的堂而皇之的认真中,隐瞒了自己曾是纳粹“武装党卫军”这一重要事实。他给世人的记忆与他还原个人历史的真相,都一样的真实。但是,他的个人自传《剥洋葱》,让世人无法接受并原谅他的诚实。事实和记忆,随着今年8月他的自传的面世,一并呈现给了这个世界,二者的悖谬,在于按照各自的逻辑都存在合理的一面。马尔科斯在其著作《百年孤独》中宣示:“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是如何记忆的”。而“格拉斯事件”公然颠覆了这句经典名句,格拉斯亲身制造的德国记忆和污点事实,都显出同等的分量,面对道德拷问,都不容回避。

记忆和事实同等重要

真相不等同于史实,后人挖掘的真相,总有未知的细节不曾展现出本来真容。据格拉斯回忆,起初他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英部队,直到后来才开始产生罪恶感。“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格拉斯说,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把这部分经历公之于众。但是,他是否错过了公开的最佳时机?在被问到为什么隔这么多年才将秘密公布于众的时候,格拉斯说:“它在我心中的分量异常沉重。污点是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总是靠不住的。我要说的是,君特。格拉斯即使作为享誉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也有沉默的权利。他所承认的自己的“武装党卫军”污点,恰恰为某些道德苛求的人士提供了攻击的口实。事实上格拉斯曾有意无意的早给出了答案。1999年,在诺奖颁奖仪式上,他有一句重要的演讲词:“我15 岁穿上了制服,16岁学会了害怕, 17岁进了美国的战俘营, 18岁重获自由……”。制服——战俘营,从常识判断是士兵身份,设若一个战时穿制服的德国消防员,怎么会被关进盟军的战俘营?再设若格拉斯是一个垂暮的平头百姓,公开忏悔自己少年时身不由己加入了党卫军,公众说不定会赞赏他的道德勇气!

世人不能原谅格拉斯,在于他呈现了两个极端的事实:作为道德楷模对纳粹德国高调、持久的谴责和反省;和作为世界声誉作家对自己极力批判的纳粹军人历史的长久隐瞒。其实,格拉斯的所作所为跟公众对名人的预期,大相径庭,他有自己的一套凡人思考逻辑。自我曝光,正是格拉斯按照凡人方式解脱自己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公众咒骂他是“大伪君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呼吁取消格拉斯的格但斯克市荣誉市民称号;一些评论界、史学界和政坛人士猛烈批评他,甚至强烈要求剥夺他在1999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章。尽管该市回绝了瓦文萨的呼吁,诺奖基金会也回应“已经作出的颁奖决定是不可撤销的”,但是,格拉斯付出了诚实的代价,应是无疑的。好在格拉斯没有把自己的污点当作个人隐私来做辩护。实际上,一个78岁的老人撕裂自己遮掩在外衣下的伤疤,已经拿出了极大的勇气。格拉斯的诚实还反映在对待声讨的态度上,他没有为青少年时期的误入歧途寻找借口和托词。笔者认为,格拉斯是主动的诚实,这贯穿于他的公开反省和自传中。格拉斯也有不公开自己污点的权利,他完全可以让自己一生的声誉保持美好的浓度,直至告别世界。世人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格拉斯没有永远隐瞒下去?而格拉斯不惜站出来“糟践”自己,正显示了他高贵的道德,和德意志民族反省的质量和抵达的高度,世人应该为格拉斯感到欣慰。某些观众批评他,实际上是否定他的诚实,并拒绝给予一个诚实的人说真话的机会,实则带来一个鼓励人们说谎的危险倾向。

良知的感召

在一片批判声浪中,不乏极力声援的声音。印裔英国著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是最先挺身而出者当中的一位,他听闻消息后感到“极为震惊”,但又说这次招认不会伤及格拉斯的文学名望。他说,谴责格拉斯为“大伪君子”是“不对的”。拉什迪表示,格拉斯承认曾信奉纳粹观念,但后来终于认识到自己属于受蒙蔽的一代,并因此而成长为伟大的作家。事实上,在格拉斯70余年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目前在世的最伟大作家”而度过的。这样的作家只有两位,拉什迪说,一是格拉斯,另一个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始终是我的朋友,”拉什迪说,“我不想仅仅因为发现他犯过大错便有所改变。”。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则以更高昂的姿态在《卫报》刊文:“对我而言,格拉斯仍然是个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指南。”欧文说,“他的勇气,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德国公民,都是好榜样。” 他反问那些抨击格拉斯的知识分子,是否还记得自己15岁的时候对纳粹抱着怎样的态度。欧文随即摆出了自己的经历,1961年,他19岁时,报名参加了军官训练营,虽然他在政治上反战,但“确实想去”越南打仗。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大作家,同时也是超级大左派的若泽。萨拉马戈说:“我认为,他所招致的反响是伪善的,那些人很多都没有扪心自问。”,萨拉马戈说他“惊讶于这种反应的暴力性”,“那会儿他只有17岁。他一生中的其余时间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良知最后征服了格拉斯,他对自己隐瞒的历史通过自我揭露作出了忏悔。隐瞒还是公开,整整折磨他60年,最后选择在自传中披露出来,他有些分裂的人格被自己治愈,他一贯的道德形象和个人历史得到了完美的对接,显得完整起来。格拉斯隐瞒的历史确实不算什么,一味联想纳粹党卫军的残暴,无形中将整个纳粹的罪恶,让格拉斯一个人来承担,对格拉斯确实不公平。再说,一个被纳粹裹挟的未成年孩子,并没有在战场上杀人。那场人类灾难,罪魁祸首固然是希特勒,难道德意志的民众就不该承担什么?

诚实的代价

1958年,格拉斯在德国著名社团“47社”的一次聚会中,朗读了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扬,格拉斯为此也获得了该年度的“47社”文学奖。评论界对它倍加赞赏,称之为联邦德国50年代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中篇《猫与鼠》(1961)和长篇《狗年月》(1963)。前者叙述了纳粹统治时期一个少年受法西斯英雄崇拜宣传的毒害走向毁灭的故事;后者描绘了一幅从希特勒上台前夕到战后初期德国历史的画卷,揭露了法西斯对人们在肉体上的折磨和心灵上的摧残。1974年再版这三本书时补加了“但泽三部曲”作为总书名之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将其作为整体加以研究,人们普遍认为三者之间有着相互关连的内在联系:三部小说不仅有着共同的时空范围(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德国历史和现实以及但泽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还有一些贯穿始终而又时隐时现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探索德意志民族为何会产生纳粹法西斯这个怪物;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代表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统一的发展阶段。“但泽三部曲”被认为是德国战后文学早期重要的里程碑。瑞典文学院对《铁皮鼓》的评语为:“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 .几年之后,格拉斯用自己的方式跟世人来了一个黑色幽默。

一般来说,穿着这种或那种时代衣冠的当权者对文学本身并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他们甚至想要一种文学来装饰他们的房间,并且很乐意促进其发展。无论是专制政府或者民主政府,都制造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格拉斯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自愿边缘化,以个人独立姿态解构纳粹时代和德意志历史,他用一己之力阐释一个民族的记忆。我们暂且不讨论格拉斯举世公认的文学成就,作为活跃在德国社会的著名公众人物,他以抨击和忏悔一段丑陋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责任。当然,我们避免陷入“用一种事实替代另一种事实”的误区。世人谴责格拉斯有其合理的一面,格拉斯的诚实坦白值得敬佩。那么,世人谴责格拉斯并不证明他作错了什么,格拉斯诚实坦白也不能反证公众说错了什么。这是一场注定只有主角没有赢家的游戏。那些抨击格拉斯在个人自传《剥洋葱》出版之际故意炒作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格拉斯早已功成名就,享有世界声望,版税和销量,他已经看淡,用不着作践自己。

《德国金融报》对此事的评论,比较公允:“今天没有人会指责格拉斯曾经是一个盲目和错误的17岁年轻纳粹,没有人质疑他的文学品质,但是作为作家,人类心灵的雕塑者,他一直以来的道德权威却被晚来的记忆颠覆了。”不能否认,公众也被自己的盲目蒙蔽了眼睛,放松了对社会公众人物应有的戒备心。权威和道德,并不完全靠得住,政治盲从必然要付出代价。算是这次游戏的唯一果实。

2006年9月24日

–?;-y

刘逸明:打倒陈良宇,胡锦涛一石二鸟

十七大日益临近,中国官场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气焰嚣张的上海帮人马终于在昨天迎来了灰暗的一天。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因为违法乱纪,被中共中央解除一切职务,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职。当然,这只是中国官方媒体对陈良宇下台冠冕堂皇的报道,大多数分析人士都会把陈良宇看成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虽然他在任时罪行罄竹难书,但最终导致他宝座翻覆的原因是因为他和胡温的公开对抗。

陈良宇被免职并立案查处的消息一经媒体公布,便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香港各大报刊更是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此消息。虽然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陈良宇的倒台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和胡温的关系,但绝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为胡温此举拍手叫好,就连喜欢对当局口诛笔伐的异议人士也表现出了高度的赞同和欢迎。陈良宇是继陈希同之后落马的中国官场最高级别的腐败官员,当年的陈希同被冠以渎职罪名送进监狱,外界并不认为他是因为贪污而获罪,因为定他罪的罪证实在是有些吹毛求疵,而陈良宇则大不相同,他的下台有深厚的民意础。陈良宇因为和江泽民、黄菊的特殊关系,他一直被外界视为上海帮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之所以敢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温家宝公开对抗,并抵制中央的有关政策,可以说和他对江泽民的倚仗有直接的原因。

陈良宇除了目无胡温之外,在上海当地也是臭名昭著,一些房屋被强制拆迁的访民屡屡遭到公安机关的打压,异议人士更是无立锥之地,偌大一个上海在陈良宇等人的治理下俨然流氓的天堂。出乎意料的是,如此龌龊的上海官场竟然在之前没有一人因为贪污腐败而下台,如今,随着社保资金案浮出水面,人们才明白上海并非印象中的“圣地”。曾从上海政坛步入中国政坛巅峰的江泽民,在他执政期间,大力提拔上海官员到中央为官,上海帮因此如日中天。江泽民卸任以后,和他如胶似漆的陈良宇仍然有恃无恐、我行我素,他和中央的公然对抗以及他在上海所造成的民怨注定要将他拉下马来。

今年中共建党85周年之际,胡锦涛的讲话表现出了反腐败的决心,陈良宇案也许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意欲突破的目标。陈良宇的倒台使得原本风平浪静的上海官场风声鹤唳,和陈良宇案相关的亲属和官员人人自危。官方媒体公布陈良宇被免职的消息之后,中纪委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干以胜在会上表示,上海弊案所有涉案人员都将会遭到严惩,可见,陈良宇一案牵涉的范围之大,不久以后必将有更多的官员位置不保。面对胡温的铁腕整饬,顽固的上海官场迅速转变立场,纷纷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据说,陈良宇在被带走的头一天还在体育场观看过比赛,对其措手不及的打击让外界再一次领教了胡锦涛的政治手腕。

此前,外界一直都盛传陈良宇将要调任异地的消息,但往往不见动静,可见上海帮的能量之大。前些时,中纪委在上海调查祝均一和秦裕,不少人认为是中央要对陈良宇下手的信号,今天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猜测。据传,社保资金案还牵涉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黄菊夫妇,干以胜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语气坚定,但能否将黄菊等人也绳之以法还很难估计。如果中央真能一个不露地处理所有涉案官员,对于公信力仍然不够的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来说,将是一件十分有意义且大快人心的事。

胡锦涛在接替江泽民以后,成为名义上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由于江系上海帮人马在政治局常委会九人决策体系中仍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胡锦涛的施政往往会因为上海帮人马的牵制而捉襟见肘,将于明年秋季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对于胡锦涛进一步巩固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胡锦涛深谙民众对腐败官僚的深恶痛绝,他对陈良宇的整肃既可清除政治障碍,又可取得民意的支持,堪称一石二鸟。

(2006年9月26日)

民主论坛

鄢烈山:我真信官吏是心理弱势群体

我这里说的官吏大致相当于“公务员”,以前叫“国家机关干部”(不包括国企和学校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干部”)。由于没有采用以“政务员”和“公务员”来区别官与吏的建议,现在国务院总理与刚聘用的乡政府干部一样,都是“公务员”。此外,国家机关在编的司机、门房传达员,也属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系列”,这些人在旧官府里叫“衙役”,属“皂隶舆台”之列。城管人员,若是在编机关干部,当属杜甫“有吏夜捉人”中的小吏;聘用的临时工,则是穿制服沾官威的“役隶”之辈。

今年7月17日《杭州日报》公布“一个课题调查发现,比一般群体而言,公务员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最强烈”。9月21日《法制晚报》报道,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城管队员普遍存在中度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刘立新称城管队员是“心理弱势群体”。两则新闻引得舆论大哗,因为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感受反差太明显。你看,有些县乡官吏在公路收费站冲卡强势得像绿林强盗;有些城管撵小贩比老鹰扑小鸡还威风!

然而,不是冷嘲热讽,我真的相信广大的公务员,不论是官是吏是“打手”一样的城管队员,他们在心理上属于弱势群体。因为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良知未泯,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情时,有一种“人在江湖(嘻嘻,我知道用反了),身不由己”的无奈感。

首先,并不是有权势就是心理强势。莎士比亚的名剧《麦克白》,就是写麦克白当上国王之后的心理恐慌,洗不去心房里弑君篡位的血迹。中国也有类似故事,比如唐太宗弑兄夺嫡后,总做恶梦,所以有尉迟恭、秦琼两位门神流传至今。至于德有所本、才有所恃的平民在心理气势上压到八面威风之帝王的,也不是没有,比如孟子对齐宣王、鲁平公、梁惠王,都是不假辞色的。

印象特深的近例是,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刘忠德同志,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一方面说他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从未犯决策错误,另一方面却说自己的命运可能很惨,可能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在心理上是强势还是弱势一言难尽。

其次,这些年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远未正本清源,连遏制买官卖官的丑闻(实是丑事太多,一个大贪官被牵出就带出一串)也任重道远。身在官场的人,比平头百姓更清楚内情,看得更“透”,多数笑话类的短信段子是公务员们自编自传的;酒席饭桌上他们批评时政最尖刻,至少是含笑默认别人的批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普通人优越,心理上他们真的有些自惭。当然,还有涉及具体人事关系的焦虑,因为自己的前途吉凶很多时候不取决于自己的工作如何、群众评价如何。公务员的这份心理焦灼和不安全感是我们局外人很难体会的。

随手拾掇一例:受铅污染之害的甘肃省徽县水阳乡村民不信当地专家,不信本省记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晓东说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很低,让我们的工作非常难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瞭望东方周刊》第37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样的群众面前,公务员心理上能强势吗?所谓强势无非靠色厉内荏的强力支持。

再有,以城管队员为例,那些在“一线”执勤的队员,社会地位并不高,有不少还是朝不保夕的临时工,让他们对付那些流动摊贩,还真有些于心不忍,但为了吃饭不敢不听命“执法”。他们清楚,不少“走鬼”是出于生活所迫,靠这种小本经营养家糊口。兔子急了还会咬人,他们之中不知何人不知何时活得不耐烦了,一急就会跟你找死玩命。若说同情心与危险感造成城管队员的“心理弱势”,这不算夸张。

如前所言,从良知未泯的角度看,官吏的这种“心理弱势”是好事,是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希望。如何扶正祛邪,让他们的良心良知良能变成强势是个紧迫的大问题。这不是这篇千字小文能说清的,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