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结集了清史专家阎崇年央视百家讲坛讲稿的《明亡清兴六十年》日前由中华书局出版。与两年前阎崇年推出《正说清朝十二帝》获得读者一致好评不同，此次出版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一面市便遭到读者批评。有些读者指责阎崇年在诋毁明朝、称颂清朝。针对批评，阎崇年表示，他一直坚持用严肃的态度讲史，不会刻意美化或丑化某个朝代。

自党魁胡锦涛颁布道德新训诫“八荣八耻”以来，“六四”后一直纵容文化娱乐化的官权突然转向，以遏制“不正之风”为借口，开始对文化市场进行大规模整肃，意识形态衙门先后出台了多项文化禁令。

最近，广电总局开始整顿家庭伦理剧，凡是涉及婚外恋等争议话题的电视剧，将被逐出黄金档。此前，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和广电总局先后禁止过主持人的方言腔和港台腔，禁止过国外动画、涉案剧和古装剧，禁止过网络视频短片；2005年火爆海内外的“超女”，虽然未被全禁，但也遭遇了诸如年龄、评委、内容和形式的多项限制。

针对兴起于网络的“恶搞”，广电总局将颁发互联网视频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人在互联网传播包括短片的视频节目，都必须接受广电总局的监管。为了给该条例的出台造舆论，8月10日，中央级喉舌《光明日报》已经在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邀请诸多御用专家围剿“恶搞”。与会专家冠冕堂皇地声言：“对严肃保有敬畏，对崇高保有敬意，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体现，尤其在未成年孩子心中，不能让崇高感沦丧，立法对’恶搞’等行为进行规范非常必要。”

官权意欲禁止“恶搞”，与网络怪才胡戈自创的网络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有关，该片以调侃的方式批评电影大片《无极》。当然，在网络“恶搞”中，既有极具才华、富于智慧和思想深度的幽默，也有非常肤浅、不负责任的宣泄。胡戈的“恶搞”是前一类的上品，充分体现了网络平台对国人的精神创造力的挖掘和激发。

胡戈具有真正的游戏精神和不错的网络技术，他把严肃的问题意识融入搞笑之中，视觉形式上颇有创意，“馒头血案”真好看，也真让人笑。所以，一上网，就受到广大网民的热捧，自然也引起名导陈凯歌的强烈反弹。小人物胡戈和大导演陈凯歌的PK，甚至演变为对簿公堂，一时间变成最火爆的文化热点，胡戈也在一夜之间变成网络名人，他的“粉丝”甚至超过老名流陈凯歌。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官权对“恶搞”封杀，今日民间不再是听话的羔羊，而是敢于说“不”的逆子，网上的主流声音是声援民间“恶搞”而反对官权的禁止“恶搞”。反对的主要理由是：1，从国民权利的角度讲，网络恶搞属于言论自由，禁止恶搞是践踏言论自由；2，从社会效果上看，恶搞的主流是挑战霸道的权威，颠覆官方正统，解析伪崇高谎言，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启蒙，对中国文化的进步是利大于弊。

处于“恶搞”旋风中心的胡戈先生也不再沉默，继他的短片“馒头血案”风靡网络之后，他反抗官权的网文《恶搞的社会危害性远小于正搞》再次风行各大网站的BBS.他在文中以红色经典《开国大典》油画为例，对民间恶搞和官方正搞的社会危害性作出对比分析。创作于1952的油画《开国大典》，因官方政治需要而被正搞了四次，每一次都要对油画的历史原貌进行篡改。1954年搞掉了画面中的一位政治人物，1968年又玩弄掉包手法，搞掉一位而换上另一位；1970年再次被正搞，要求再擦掉一个人。无奈这油画已经被搞两次，再搞难度很大，只好放弃篡改而改为临摹一幅。从此，临摹画取代了原画的位置，而原画被丢进仓库。1979年，这幅画第四次被正搞，“这次’搞’的要求听起来就很’搞’：把这幅画恢复到第一次被搞之前，也就是恢复原貌。原作者已经去世了，他的家属不忍再糟蹋原画，所以最终还是请了画家来临摹。”

胡戈得出结论说：民间恶搞红色经典，不过是玩笑，读者不会信以为真；而官权正搞红色经典，却是基于政治需要而肆意篡改和歪曲历史，其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最容易误导读者。

近年走红的青年作家韩寒也写出《禁止恶搞才是最大的恶搞》的网文。他反对禁止恶搞的理由非常简单：我可以不赞成你的恶搞，但我要捍卫每个人恶搞的权利。他说：“恶搞就是公民的一种自由表达权，当这种自由表达并不触犯法律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恶搞的权力。……正如说话是人的自由表达权一样，任何人都可能说出反政府反人类的话语来，但绝不能让任何人在说任何话之前都去申领一个’说话许可证’.以条文的形式禁止恶搞，事实上正是对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权的恶搞和亵渎！”

是的，在“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中国，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文字狱”再到中共的“割喉”，禁令文化的传统延绵两千多年。每个朝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都是建立在正面灌输和反面禁令的基础上的。直到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的今天，虽然言论自由和多元包容已经成为普世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在物质生活上日益现代化的中国，政治和精神仍然停留在前现代野蛮阶段，其最醒目的标志就是禁令横飞。

这种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当代禁令文化，虽然具有依法行政的外观，但实质上是恶法治国，是滥用权力的人治传统。因为，中共衙门还是把文化娱乐市场当作自家的禁地，纵观这些衙门发出的诸多禁令，像中国古代的法制传统一样，大都是只有处罚而没有救济，只有政治正确而没有程序正义，只要求国民义务而不尊重国民权利。从道义上讲，它是公权力对国民人权的肆意侵害；从社会效果上看，它是对精神创造和多元价值的无情扼杀。

在我看来，要说对中国的恶搞，中共才是最大恶搞之源。它通过暴力革命恶搞到了政权，再利用话语霸权把恶搞变成正搞，把奴役称为解放，把禁言说成净化，把强奸民意说成自由恋爱。

即便抛开民间权利觉醒对官权禁令的反抗不谈，仅仅从文化产业的经济利益出发，“文化判官”的发号施令也实属愚不可及。在价值观和欣赏趣味日益多元化的今日中国，文化娱乐市场已成为赢利颇丰的行业，再霸道的禁令也很难落实。因为，媒体的生存和赢利，远比官方的“道德正确”更实惠，也更重要。

首发BBC

学渊评：世界已经进步到用“CT扫描”来治病了，中国的封建文人冼岩，还要用“阴阳八卦”欺骗海外族众，这会他说胡锦涛破了陈良宇，是“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与“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可相比拟，然后他又说此前共产党“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

这次的陈良宇落马，……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我们只须反问，当初邓小平”斩杨家将“是为了保驾江泽民，”囚陈希同“更是借口治理腐败，为什么又都没有把共产党从”等死“或”找死“的”死局“中救出来呢？为什么共产党反而更加制度性地腐败了呢？冼岩就一定无言以对了。

再说，邓小平认定“三权分立”不可行，是因为它“议而不决，没有效率”，我们反观胡锦涛接班四年，“等死”了四年，才整肃了一个陈良宇，才有了一个起头，这又算是什么效率呢？冼岩假借民意说“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因此我敢大胆断言，鼠弱之辈胡锦涛断不敢动陈良宇的一根汗毛，陈良宇断不会有陈希同的牢狱之灾。处理陈良宇也应该“依法行事”“公开审理”“无罪推定”，否则胡锦涛就还有诬陷之疑。所以海外舆论大可不必为“等死”的共产党胡锦涛来叫好。

冼岩：邓小平挥泪斩杨家将，江泽民忍痛散上海帮

去年陈良宇在中共会议上公开质疑胡温“宏观调控”之时，笔者即作《胡锦涛的风险，江泽民的机会》一文，指出上海帮的风险──要化解（两虎相争、天行二日的）困境，唯有江胡联手。由于胡锦涛是台前领导人及未来责任人，所谓江胡联手只能是江泽民效壮士断腕，大力约束旧部亲信，甚至不惜让胡锦涛杀猴立威。这当然需要足够的胸襟胆识，当年邓小平就是这么做的：为保江泽民一路平安，邓小平挥泪力折“杨家将”。笔者认为今日江泽民也有此胸襟胆识，为了大局，他也会这么做，而且已经在开始这么做；只是其间的分寸火候，仍在斟酌。外间盛传的胡曾联手，实质即江胡联手。一些江系人马（所谓“上海帮”）不知风云将骤变，仍然在争相表现，必然沦为被枪打的“出头鸟”。

果不其然，此次陈良宇在上海落马，其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堪与当年邓小平的力折“杨家将”相媲美。它同样意味着中共权力交接的真正完成，标志着江泽民真正的全面放手，胡锦涛地位的真正稳固；而几年前党代会上的职位转移，其实只是权力交接过程的一部分，也是其最容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接只到此为止，那么随时都可能发生反复，因为其时老一代并未真正放心，也没有真正放手，他还保留着随时可以“翻盘”的资本。国之政权在过去被称为“神器”，老一代在交印之初对新一代不放心，需要考察一段时间，这很正常，当年邓小平也是如此。但在考察满意后，就要勇于放手，否则新一代核心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整个政权系统将陷入“双核心”的尴尬──这是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集权体制的最大危险，百多年前的戊戌之变、十多年前的六四之险，都是这样产生的。

这种“放手”，需要极大的胸襟与勇气。盖因权、位、势、利，是联在一起的，“放手”即意味着真正放下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退下来做另一个“我”。其难度颇可等同于佛家的“断执着”、道家的“过关”。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得此关。纵然理智上明知为党、为国、为民须当如此，但又有几人能够不惜自弃既得利益、自折羽翼？何况还有亲朋戚友的请托之殷，依赖之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无疑都值得敬佩。

邓小平以罢黜杨家将、江泽民以法办陈良宇的形式向世人表明他们已过此玄关，他们理当赢得世人的敬重。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多，对人性的要求较低；而集权制度对权力的制衡较少，对人性的要求较高。对于中国来说，幸运的是，改革年代的两代领导人都经受住了这一人性与制度的考验。

只有被某种“媒体话语”洗脑的人才会相信，陈良宇落马是“胡对江的战争”。熟悉中共权力结构的人不难明白，没有江的首肯，这种“折其羽翼”的事不可能发生。笔者敢预言，接下来发生的将是由喜贵离开中央警卫局，以保证在十七大上胡锦涛时代的全面奠定。

在上海市三十二亿社保资金挪用案暴出后，笔者即撰文《刘淇、陈良宇、张立昌应该引咎辞职》，指出陈良宇应该因此案而引咎辞职。现在，陈因涉案而被撤职查办，确实令人振奋。这说明这个党仍有希望，无论是在权力更替等自我更新方面，还是在反腐的决心意志方面，此举都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料。当今之世，希望与危机、挑战并存，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能够走一条稳妥、渐进之路，既克除陈腐之弊，又不轻涉动荡之险。这样的路，只能寄希望于执政党的自我更新。在此之前，中共反腐则“刑不上大夫”、官场权力私有化却渐成气候，确实令人对未来难有信心；循此而下，中国的前景无非是“等死”与“找死”之别。这次的陈良宇落马，有如一声惊雷，令外间对执政党、对当政者耳目为之一新。此案突破了十年来的官场陈迹，一举破解了反腐、移权这两大困局，给国人以新的希望。

但愿天公重抖擞，更希望这一“良治”的势头能够保持、延续下去，则国之大幸，国人之大幸！

泰国军方趁政府总理他信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发动了政变，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于20日凌晨5点多在新闻中心页面的焦点位置刊登了此次政变的大量图片，海外各大媒体也均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有关此次军事政变的消息，一时间，泰国的政局令举世为之瞩目。在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的严格要求下，国内各新闻媒体对于各种信息的发布并非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遵循苛刻的取舍标准，稍微带有“敏感”信息的新闻都难登官方媒体的“大雅之堂”，当前的这种舆论现实可谓是有目共睹。一直以歌功颂德和新闻封锁而着称的中国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非常注重新闻的“适用价值”，很多被自由媒体视为大新闻的重要事件极有可能在中国的媒体上被封杀得无影无踪，而泰国的此次军事政变却出乎意料地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官方媒体的特别重视，这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中共当局心态的揣度。

中国共产党所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号称“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有着庞大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但军事政变的威胁却一直未曾消除。当年的林彪因为暗中策划推翻毛泽东的政变，后来形迹败露而不得不抛尸蒙古温都尔汗。林彪死后的中国政局更是波谲云诡，原本被铁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因为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其“先帝”便驾鹤西去，所以被邓小平提早赶下了政治舞台。虽然邓小平并不承认他是以政变的方式夺取了最高权力，但他的夺权行动实为政变却无可厚非，和其他政变不一样的是，他当初得到了民意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在“6.4”事件之后虽然将权利平稳交给了他的继任人江泽民，但江泽民的上任并非就是一帆风顺，陈希同和“杨家将”对他的嫉妒时刻都有可能威胁到他的位置，据传，杨尚昆等人就曾准备策划过倒江政变，虽然此事现在无法证实，但从他们几个后来的结局来看，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自从江泽民将党政军权相继交给了胡锦涛，外界一直都在盛传江泽民有心恋栈的消息，更有人猜测江泽民会发动军事政变重新回到中共的权力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因为虽然胡锦涛已经位高权重，但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尚未确立，而现在军队中掌管实权的几乎都是江泽民的亲信。今年的《江泽民文选》高调出版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并非胡温心甘情愿的举动，而是考虑到上海帮人多势众而无奈妥协的结果。在《江泽民文选》出版之前，国内诸如高智晟等维权人物虽然言行激进，但并未出现大的危险，而随着《江泽民文选》的出版，国内的一些知名维权人士便相继失去自由，这又被外界认为是胡温向上海帮妥协的新举动。网上有人断言，高智晟等人的命运将直接取决于胡温与上海帮的新一轮博弈，上海帮一旦重占上风，高被判重刑将毋庸置疑。在高智晟被捕以后，海外有论坛陆续发表了所谓“军中声音”的声明，该声明赤裸裸地呼吁中国的军队进行军事政变，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为何在之前没有这种“声音”出现，而偏偏在高智晟入狱之后才“惊现”于网络？而且，如果那真是“军中声音”的话，又怎么会这样大胆地透露出来？笔者曾在高智晟被捕之后看到过海外的一篇报道，其中称高律师能否获释取决于中共对抓捕他的利弊考量，所以，笔者估计，那个“军中声音”至多是几个人的声音而已。

世界上诸多国家的发展现实证明，靠暴力革命和军事政变所建立起的政权十有八九是专制政权，要实现民主，只能依靠温和、理性的非暴力举措。泰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出现军事政变确实令外界匪夷所思。据媒体报道，总理他信原定于当晚在第6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因此而取消，并宣布首都曼谷进入紧急状态。政变领导者陆军司令颂提中将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已经推翻了他信政府，控制了泰国的政局。泰国的军事政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谴责：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美国政府官员正在密切注视事态发展，但是目前做出局势判断依然为时尚早；澳大利亚对于泰国政变深表遗憾；新西兰政府总理海伦。克拉克谴责了这种以非民主方式推翻政府的做法；欧洲联盟呼吁泰国尽快恢复民主秩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政府更迭应该通过民主方式而不是枪杆子。泰国军方凭借其强大武装力量推翻民主政府的做法是对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公然挑战，可喜的是，泰国的民众并未因此而出现骚乱，社会秩序依然良好。

中国媒体在第一时间高调报道泰国政变的事情，在外界看来，当然不会是对中国军队进行军事政变的鼓动，而多半会看成是中共高层对军事政变的高度警惕。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统治的国度，因为官员的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所以台前幕后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偌大的中国官场，虽然表面上呈现出“团结一致”的“和谐”景象，但实质上却是危机四伏，因为各种原因，在政坛和军队内部有颂提或者穆沙拉夫式的人物并不奇怪。泰国的军事政变必然会牵动中共高层的政治神经，连泰国这样的民主政权都无法得到保障，遑论极权统治下的中国？由此可见，对中共统治能够构成威胁的不是普通民众的依法维权和仗义执言，也不是他国的原子弹和所谓的“和平演变”，而是中共统治集团自己。民众既无心推翻中共，也无力抗衡中共的强大军队，打着“人民军队”旗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果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中共的政治前途将难以预料。而要避免政变的悲剧，第一要务便是实现民主宪政，可见，泰国的政变是给中国统治者敲响的又一记警钟。

2006年9月21日

首发《议报》第269期

在跛足改革造成的两极分化中，劳工工资偏低和社会福利奇缺，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有人将之归结为市场竞争的结果，但市场化从来不是中国特色的两极分化的决定因素，而非市场的人为因素才是关键——独裁制度下的权力干预市场和按特权分配的结果。

本文所要谈到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这种人为结果之一。

我在《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一文中，列举过八个方面的合法腐败。由于最新的材料不断披露，这个合法腐败的清单也将继续增加，近两年备受关注的垄断福利和特权福利就是典型的“合法腐败”。

一 垄断福利

近两年来，基于对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的关注，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垄断行业的“双高”现象——高工资和高福利。这是特权支撑的“垄断福利”，主要涉及到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行业。

首先，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行业分组来看员工收入，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其中的航空运输业年均工资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另外，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比如，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均年收入为：建设银行8.8万元，交通银行9.8万元，中国银行10.3万元。

再如烟草行业，浙江某地级烟草公司在编普通员工年收入18万元；河南省烟草公司职工的平均月工资最高可达14000元之多，年均工资也16万8千元。而支撑烟草业的烟农，就因为他们是烟草业中无权无势的最底层群体，所以，他们非但没有从烟草业的巨额利润中得到好处，反而大多数地区种烟叶还亏本，必须有国家的财政补贴农民才肯种植烟叶。即便是那些有收入的烟农的平均年收入，高的才五千元左右，低的只有上千元。18万与5千之比为36：1.（见《普通员工年入18万：烟草业奖金令人眼花缭乱》中国宁波网2005年8月18日讯）

今年，当局为了遏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过大的趋势，官方媒体发出准备以电力行业为减薪试点的信号。据报道，不计算灰色收入而仅计算合法收入，电力企业的一个处级干部的年收入就高达30万－40万之间，一个普通抄表员的年薪也高达10万。而最为奇特的是，在中共发改委公布了《电力行业2005年运行分析及2006年趋势预测》报告中，垄断性的电力企业的经济状况总体看来却是：电力企业亏损有所加大，应收账款增加，负债率上升，经营状况有所恶化。2005年电力全行业亏损企业1280户，亏损额127亿元。于是，在媒体上展开了一场“为什么亏损的电力行业却能付起高工资”的讨论。

“垄断福利”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特权便利，比如，通信、交通、医疗、住房、渡假、旅游等非货币化优惠。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温克刚先生指出：在垄断性行业内部，有一个由来已久、群众意见很大却无可奈何的灰色概念——“垄断福利”。另一位委员宋绍华先生也指出：医院职工不挂号，铁路职工不买票……这些白吃白拿白占的福利，在各个垄断性行业的内部文件上都有明文规定。“”我倒想问一问这个‘惯例’，敲一敲这个‘福利’：谁给了你‘免费午餐’？！“

今年三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集中谈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座谈会的新闻稿指出，现在，灰色收入已经进入“三化阶段”，一，谋取对象公款化。二，谋取方式“集团”化。三，谋取氛围“正当化”。也就是，周边如此，惯例如此，大家如此，使灰色收入逐渐变成被社会认可的正当收入或合理收入。

温克刚先生进一步指出：垄断性行业形形色色的福利，本质上就是一种腐败。它的蔓延和扩散，隐含三大危机。首先，转嫁福利成本。垄断下的过高福利使一些行业亏损，它们就以亏损为由而不断涨价，涨价导致民众负担的增加，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次，加剧社会不公平。每个垄断性行业都可以用特权为自己的职工谋方便，最终吃亏的是普通市民、农民等弱势群体。第三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垄断行业大都是暴利行业，但它的暴利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制度性垄断的结果；垄断行业的资产在理论上应该属于全民，但垄断福利却将大量额外好处量化给本行业职工。这无疑是另一种方式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 无所不在的“特权福利”

中国是官本位社会，有权就有一切。官员们可以通过寻租而一夜暴富。即便官员不腐败，他们也可以享受高工资和特殊福利。

近年来，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一直呈刚性增长趋势，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公务员月工资的新标准，科级3000元，处级5000元，局级8000元，部级10000元，俗称为“三五八一”；而普通劳工的工资，要么停滞不前（比如，农民工的工资十多年来没有增长），要么一路下滑（比如，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平均工资已经降到500－600元），怪不得公务员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首选的职业。所以，公务员涨工资引发巨大社会争议。

与高工资相伴的是官员的高福利，这种特权福利涉及到官员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媒体逐步披露的“特权福利”起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车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用车耗费高达3，000亿元人民币，公车私用占三分二。

2，招待腐败。2005年全国各级官僚机构的招待费用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招待的方式也是花样翻新，吃喝之外，还有娱乐休闲旅游；娱乐休闲旅游之外，还有更刺激的招待——嫖赌。

3，出国考察腐败。2005年全国官员出国考察费高达2，500亿元人民币。

以上三者相加为7500亿人民币。也有人提出9000亿元的数字。

4，津贴腐败。官员们有五花八门的“津贴”，最基本的就有“通讯津贴”、“交通津贴”、“洗理津贴”和“住房津贴”。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以“高薪养廉”为借口，还向官员们发放“廉政保证金补贴”。

5，住房腐败。虽然目前还没有关于官员住房情况的量化统计数字，但从所有曝光的腐败案中也能窥见一、二，几乎所有的落马官员都有多套住房，不仅给自家弄别墅，给子女弄公寓，到海外置房产，还要给二奶和情妇买房子。而且，他们的房子大都不是普通的住房而是豪宅。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某套豪宅，他居然从未住过；原河南省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有9套豪宅；原湖南郴州市市长雷渊利养了多名情妇、置下多处豪宅；刚刚落马不久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就有五、六处豪宅；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黄金位置购买一座5层大楼。

6，特权医疗。据香港星岛环球网2006年9月19日报道，原中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近日炮轰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公平现象。他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官员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官员长期请病假，其中有四十万名官员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五百亿元。

而另一方面，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却看不起病。殷大奎透露，2000年，WHO进行了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位列倒数第四的188位；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三 没有权利平等就不可能有公平分配

中国意义上的两极分化及其弱势群体的贫困，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庞大、资源匮乏和供给不足，而是因为独裁制度造成的民权贫困；财富分配的不公也不能归咎于单纯的市场竞争，而首先要归咎于权利分配的严重不公。一个不尊重国民权利的政权，也不可能消除特权阶层及其福利和现代贫困。

从垄断福利到特权福利，幕后黑手无疑是垄断权力。正是这只权力黑手早就了官权过大过强而民权过小过弱的社会格局；正是这种强弱悬殊的权力格局带来了特权化分配和两极分化：它给予某些高盈利行业以垄断经营的特权，让垄断行业的职工享受着高工资和高福利；它造就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本位社会，通过对普通百姓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来支撑官僚们的高收入和高福利。也就是说，民权的贫困才是贪婪的剥夺和极端的不公的制度根源，必然导致官民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故而，中国民众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根本途径，不是乞求统治者恩赐的面包，而是要首先争取平等的法定权利。因为，平等的权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也是每个个体、每一群体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2006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9月25日）

高品位的文化超市

2006瑞典哥德堡书展：以言论自由为焦点

国际笔会与国际出版家联合会合办大型系列讲座

（独立中文笔会新闻秘书万之报道）一年一度的北欧最大书展“哥德堡书展”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在瑞典哥德堡市的瑞典博览中心会场举行。本年度书展以“言论自由”为主题，国际笔会与国际出版家联合会在书展期间举办了连续四天每天十余场的大型系列讲座，邀请各国有关作家介绍各地“言论自由”状况和个人“自由写作”情况，成为本次书展最引人注目的节目。一些相关国际组织如“无国界记者组织”、“大赦国际”、“国际红十字会”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也借书展举办大小型图书展览和演讲活动，并以“言论自由”为关注焦点。

哥德堡是瑞典西部海港城市，面向大西洋，北接挪威南联丹麦，是瑞典乃至整个北欧的经济与工业中心，著名的沃尔沃汽车集团公司总部就设在这里。同时，从1984年起，这里也年年举办大型图书博览会，并成为北欧最有国际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书展，每年参展出版社及有关组织都达到八百多家，出席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与世界其它大型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相比，“哥德堡书展”的特色是不以商业销售为主，每年都有突出文化主题，有非常精彩纷呈的系列研讨会和报告会，邀请国际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演讲，例如历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均出席过该书展，因此显示更高文化品位，倍受国际媒体重视，每年的国际报道都达到2000多篇以上。

今年的书展突出“言论自由”主题，关注全世界各地因为言论和写作而受政治迫害的作家，以及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问题。国际笔会和国际出版界联合会是本次书展主题的直接倡议者和推动者。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和秘书长阿克曼以及多位副主席都排入会议演讲议程（后主席因事取消由秘书长代替发言）。国际笔会下属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各笔会及独立中文笔会都积极参与会议讲座的筹备并分别主持各场演讲。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与国际秘书万之参与了本次书展有关中国“言论自由”问题的讲座的筹备工作并做了发言。书展从中国大陆地区邀请的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和中国民营出版家联合会秘书长薛野因故未能出席书展。应邀参加书展并演讲的国际知名作家包括新近推出《毛泽东：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国作家张戎夫妇、新推出《请用文明说服我》的台湾作家龙应台等。

围绕圆明园该不该重修，据说形成了两派：主修派；反对派。
我说不对，其实还有第三派、甚至第四派。比如“漠不过心派”，“冷眼旁观派”。在下自衬属于“冷眼旁观派”（简称“冷派”）。自命“冷派”，不只是因为自衬在这个问题上人微言轻，“说了也白说”，只配冷眼旁观。更因为我对“圆明园究竟是谁家园”早有疑问；对圆明园被毁究竟算“国耻”还是“民耻”也早有怀疑；我认为，把圆明园废墟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来激发“爱国热情”之说荒谬不堪。

近日报载，阿房宫遗址也出了问题——有人在上面乱来。爱国分子们为什么不借机大做一回“爱国主义”的文章。不是毁于外敌之手，就与爱国主义无关了？
顺便再提一笔，鲁迅曾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这话与圆明园重建与否的争论虽无直接关系，但对思考这个问题却有启示性。

中共中央反腐败是否动真格的了，要看陈良宇”同志”的最终下场了。

今年3月，陈良宇就对中外记者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的职务都被换了好几次了。”其言外之意，就是他的政治地位不可动摇。现在好了，似乎在陈良宇”同志”看来本不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

9月24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因涉及上海社保基金巨额挪用案，已被中共中央免去职务，并正接受审查。9月25日上午，上海召开干部大会，通报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据悉，陈良宇的市委书记一职将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代理。一个月前的8月24日，陈良宇的秘书、原上海市委办公室厅副主任、刚刚担任上海宝山区区长一个月的秦裕，因涉及上海社保案等问题被解除职务，接受调查。

这一爆炸性消息传来，似乎更能让从来不对上海本市出现的领导问题发言的上海媒体在全国媒体面前自矮一截，笔者也无法从上海的媒体上找出什么更多的蛛丝马迹。

不错，前几天，陈良宇还公开露面，9月19日下午，陈良宇主持上海市委常委会听取中央督察组来沪督察情况；9月22日上海《新民晚报》头版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1日在上海举行，陈良宇和韩正陪同罗干一同出席。不过还是有迹象可以证明他的地位是不稳的：9月23日、24日的该报就没有陈良宇的报道了。

一句话，陈良宇要下台了。

托尔斯泰言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用这话比喻贪官，则是”清廉的官员都是相似的，而贪官各又各的贪法”.中共中央是9月24日开会处理陈良宇，作为政治局委员，陈良宇应该在场接受处理。该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认为”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且看上海官场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上海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政府正厅级部门）下属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将委托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约32亿资金发放贷款给张荣坤的福禧投资，而福禧投资在收购上海路桥公司股权时只支付了13.62亿元现金，这已经是违规使用社保基金了。其余18亿被张用于其他项目，民脂民膏被无情挥霍。

9月2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便是陈良宇问题是，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详细说明，但大致意思已经明确，陈良宇还是”同志”：”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陈良宇被查是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后的另一个高官，陈希同先是辞职未获得中央批准，后来中央开会免除他的职务，当时还是”同志”.不久，中央开除其党籍，”同志”称号没有了，因为腐败和失职，以及承担中央所指控的政治责任，他被移交司法机关，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

新华社的报道还说，中央强调，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进一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真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各级党组织要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加强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毫不动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而此前，上海社保基金案涉案：32亿”保命钱”被拆借查处。陈良宇秘书、中共上海市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被查处。8月15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通报了近期一系列事件：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和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上海电气高管王成明、韩国璋涉嫌严重违反党纪，上海市个别官员牵涉其中。这仅是冰山一角。想当年，上海一在建隧道透水，险些危机周围楼房被强行填毁，损失了多少亿的财政，可当时为市领导的陈良宇却丝毫没有受到追究，这也是腐败透顶啊。

有意思的是，9月20日上海《新民晚报》这样报道陈良宇的讲话：陈良宇主持市委常委会，陈良宇强调，要严格贯彻中央精神，严肃组织人事纪律。党中央对这次（区县）换届工作高度重视，专门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按照中央要求，对违反”八个不准”，在换届期间”跑官要官”的，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要进行组织处理；对搞封官许愿或者为”跑官要官”的人说情、打招呼的，要严肃批评，造成用人失误的，要追究责任；对拉票、贿选等非组织活动的，要坚决查处，已经提拔的要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情节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换届前突击提拔干部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违反规定作出的干部任用决定一律无效；对受贿卖官的，要依纪依法严惩，对行贿买官的，一律先免去职务，再按规定处理。凡是本地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以及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查处不力的，要追究党委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的责任。充分运用好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切实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把干部的本质、主流和发展潜力了解清楚，防止考察失真、”带病上岗”和”带病提拔”.陈良宇的可笑就到此为止了，陈良宇也怪不得别人，只是他自害其命。不过陈良宇中纪委的《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只是”初核”，下面还一定有最终的结论，因为中央已经表明决心：”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反腐败斗争必是一场恶斗”.

（一）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

中原的汉族王朝多次被其他民族所征服。有人就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在占优势的华夏文明面前，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武力上被人征服，文化上征服别人。半斤八两的背后，是无可奈何的精神胜利法：你战胜了我的肉体，我降服了你的心灵！

这样一来，文化只要保留下来了，人的尊严、选择政府等等的自由，都可以忽略不计。

侵略者征服一个地方时，往往是很讲政治策略的。

拿破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结束文德一战之际，也就是我成为天主教徒之时；我宣布信奉伊斯兰教，使我更加容易地进入埃及；我成了教皇权力无限论者以后，就把意大利的神甫争取到自己这边来了。如果我获得了对犹太人民的统治权，我就会下令修复所罗门神殿。”[1]那么，拿破仑和埃及，谁是征服者？！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证明被征服国文化是如何如何地优秀呢？

如果是拿破仑征服了明朝，——这个假设当然听起来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有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因为明朝早就灭亡了，而拿破仑还没有出世呢。——我想他一定也会继续开科取士，让中国人继续读四书五经。按照文化爱国论的逻辑，拿破仑的入侵又为中国文化的优越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明！

其实，这不过是变相地表明，亡国无所谓！

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其说是蒙古文化和满族文化是低度文化，还不如说是征服中国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政治需要。比如满族人和汉族人相比，不过是一对一百。在当时的交通、地域、人口、传播等条件的限制下，不可能将汉族全盘满化，但是谁又能够说，从此没有部分同化的痕迹？

实际上，笼统地谈文化上是谁同化谁，说不清楚。我们没有必要进行烦琐的考证， 引几个词来说明就足够了。今天的普通话里就有满语的影响。比如，“巴不得”是满语“bahaci tuttu”的汉译、“跟前”是满语“jakade”的直译。[2]而且今天许多不是满族的人不也穿旗袍？明朝人的装束是“峨冠博带”，而满清的装束是“金钱鼠尾”。平定江南后实行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3]可是到了民国，辜鸿铭还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而且辜鸿铭说：“洋人不会因为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我确信，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更加蔑视我们。”[4]汉人辜鸿铭已经忘记了历史。你说是汉文化同化了满族文化，还是满族文化同化了汉族文化？！同样地，今天的湖南省的“省”就有元朝“行中书省”的痕迹。

（二）赵武灵王的“胡化”改革

文化不是目的，而人才是目的。

我们的祖先茹毛沥血的时候，又怎么知道后代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呢？文化是人应付环境挑战的工具，一旦文化和环境不能协调时，为了没有生命的文化，万物之灵的人，却只能坐以待毙？当然一般不会有人说，亡国事极小，亡文化事极大。也不会有人说，如果人民都学新思想了，我搞的却是四书五经或者某某主义，没有了市场，我干什么吃什么去？因为这只是他的既得利益所在。可是，要说新思想汹涌而来，中国文化就有泯灭的危险，中国人也将不是中国人了。却很是能够打动人心，应了古人名正则言顺的道理。

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强行让土耳其人抛弃阿拉伯文，改用拉丁文；强行让人民脱掉费兹帽，换上礼帽。在基马尔眼里，费兹帽标志着“无知、漫不经心、宗教狂和痛恨进步及文明”。[5]甚至立法要求所有的男子必须戴礼帽，凡戴费兹帽的，将按刑事论罪。[6] 1928年1月土耳其教育部长哈姆杜拉。苏布什说：“采用拉丁字母，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旧文艺注定将要成为废品。”[7]于是截断了回头的路，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在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里，再也读不懂“传统”的作品，只有极少数人才会钻进“优秀”的故纸堆去淘金。

在许多遗老遗少看来，是实在是数典忘祖全盘西化，可恶之极。想想看，曾几何时，奥斯曼帝国有过横跨三大洲的辉煌，它的文治武功，又曾让多少人胆战心惊？他们也曾经以生而为奥斯曼人而自豪。为什么不让昔日的光辉再一次复兴呢？尽管基马尔大刀阔斧地改革，用拉丁文的土耳其人和用阿拉伯字母的土耳其人，一样是土耳其人！

当然，我不是说就一定要效仿基马尔，而是为人们展示另一种经验和可能。

其实，中国也不是没有先例。既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怫学者，离中国”，也有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汉化改革，他连自己姓氏拓跋，也改成了元——后来金代的诗人元好问就不叫拓跋好问了——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禁止穿鲜卑传统服装，不能讲鲜卑话，如果谁在朝廷里讲“北俗之语”，就会被免官，就连六个弟弟都要求娶个汉人女子作老婆。

晚清士人曾经对传教士杨格非说：“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就是跟孔子下地狱，也不会跟耶稣上天堂。”[8]其实孔夫子被后人奉为圣人之教的那套东西，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多少人当回事。秦始皇还要一把火烧了他的书。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呢。难道这以前的中国人就不能叫中国人了？一个本来不信奉孔孟之道的人，后来接受了，是不是就是被文化侵略了呢？如果一个人接受了西方某个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和接受孔孟之道，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屈辱就不体面？

在张之洞的心目中，“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是由于中国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常。而民权之说，男女平权之说，则是不可行的异端邪说。（《劝学篇。明纲》）在张之洞看来，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通“中学”，就如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人一样，他们的“西学”根底越深，就会越看中国不顺眼，对于这种人，纵使再博物多能，国家又怎么能够用他们呢？（《劝学篇。循序》）这话不假，一个认为三权分立有道理的人，怎么会喜欢朕即国家的统治呢？这种人非但不能启用，而且还必须斩草除根！就像清政府对孙中山们一样。如果张之洞地下有灵，看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讲男女平等，而且台湾还搞竞选，连君臣的影子都没有了，他会认为中国还是中国吗？秦朝对孔孟之道用火对付，中国是中国么？中国人还成其为中国人么？！除非国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否则就会有文化渗透。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包小脚是什么样子，明白三纲五常的道理，通晓孔孟朱子的教义？谁能够断言，现在的中国人和明朝的子民相比，就不是中国人了？

（三）鉴真是文化侵略者吗？

前些年，那些昂着头说不的人，声称如果好莱坞的电影进入中国就是对中国的文化绞杀，说什么中国影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弘扬中国文化，抵抗文化绞杀。

先且不谈什么是“中国文化”，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难道南朝宋末来中国传教的菩提大摩是在搞文化侵略？为了纯洁“中国”文化，是不是需要发起一场清除思想精神污染运动，把禅宗彻底抹去？玄奘去天竺取经，645年回到长安，带回657部佛经。今天还在的西安大雁塔就是当年为了藏经修建的。而且佛教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之一。难道玄奘去印度，就是为了让唐帝国接受印度文化的侵略吗？尽管945年中国对佛教徒有过一次大迫害（一共有四次），但它的影响“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每一种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佛教已经紧紧地吸引了最优秀的中国人的头脑，它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中国现在将佛教作为传统的一部分，难道中国人因此就成了印度人了？佛教是汉代传入中土的。佛教讲“出家”，自然是对儒家“人伦”的打击，魏晋时，佛教盛行，难道我们把信男善女们都描写成自觉受文化侵略？

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大陆有20多所教会办的大学，如燕京大学，难道这些学校毕业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都是卖国贼了？都是一些惟恐不能变成黄头发蓝眼睛的假洋鬼子？我不知道，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人物，如果加入中国国籍，是不是必须通过传统文化考试，并宣誓信服中国文化？

如此这般提防物质和精神的亡国，那就只有掀起一场用毛笔，读四书五经的国粹主义热潮了。可是退到2000多年前，连四书五经也不是什么“传统文化”，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把这些东西一把火烧了，谁认为必须继承，那可是犯罪啊。

其实，并非丢掉西装，换上长袍马褂，扔掉《联邦党人文集》，拿起《四书集注》，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

奇怪的是，那些人声讨“文化绞杀”时，却又忘乎所以地说：“日本的富国，带有丰沛的儒家传统”，“日本人在建筑、茶道、剑术、礼仪上的优雅情趣，比中国本土还具有更浓郁的中国古风。”这虽然显示了天朝的赫赫声威，却又不免让人纳闷：日本岂不是作了“物质和精神的亡国奴”？

742年到748年鉴真5次东渡日本未成，先后死了36人，而且鉴真自己也双目失明。753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成功。在日本传播盛唐文化。他还被奉为日本律宗的先驱者。而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岂不也是对日本进行文化侵略？

而且到了明治维新时，日本还要寻求知识于世界。结果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把大清帝国打得一塌糊涂，不但获得了巨额赔款，而且还割占了台湾，好像事实上并没有亡国的半点征兆。卤莽如我等者，也只好信回神，认为是上帝偏爱日本，要不，怎么中国引进西方文明，就会有人惊呼会做物质和精神上的亡国奴呢？

一个国家如果生活在文化侵略的恐惧中，就难以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平等、自由交流的环境和机制。这是一种国家的自残行为。

我们喜欢某种思想观点，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的或美国的，而是我们认为它是正确的。将文化分成东西，并且以东西定取舍，本身就是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如果某种思想不利于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还要坚持它只是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不是爱国，而是害国。

（四）自由重于传统文化

抽像地讲弘扬“传统文化”，也是废话。实际上“传统文化”的内容丰富复杂，谁能够说自己有本事提出一个无人异议的“传统文化”的标准答案？文化爱国主义根本就行不通。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传统文化？伊斯兰教是不是传统文化？基督教是不是传统文化？无神论是传统文化，那么有神论是不是传统文化？……韩非子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而孔子却说三年无改父之道，谁是传统文化？……儒家说要信，可民间却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到底谁是传统文化？

聪明的阿Q们可能会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问题是，谁来取，谁来去；取什么，去什么。可以补旧鞋子，为什么就不能买新鞋子？是承认公民个人的自主性，还是由权威定夺？

笼统地讲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没有什么诚意的表现，四平八稳的背后，是什么该用、什么应取、哪些要去。

当然，这作为个人对待中西世界的准则，那是他的自由。你或者愿意读《孔子》、《孟子》，却对《理想国》、《论法的精神》嗤之以鼻，或者您喜欢念《政府论》、《人权宣言》，却对《资治通鉴》、《四书集注》不屑一顾，那都是个人的自由。但这却决不能成为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它对无论是弘扬国粹、全盘西化，还是折衷调和的调子，都保持政治中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你可以像张之洞那样讲中体西用，他可以像陈序经宣扬全盘西化，我可以像季羡林那样反诘：“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0]……不能说，我自己是个国粹主义者，我就千方百计想让西化论者闭嘴；我折衷主义者，因此最全面，其他的思想都必须销声匿迹。作为公民，你可以不赞成甚至反驳他人的观点，但是应该尊重他人坚持己见的权利。这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面临竞争的压力，要想赢得人们的信服，就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潮流。

注释：

[[[1]（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第237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版

[2[2]田继周等《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第497-4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13]萧一山《清代史》第20页

[4[4] [清]辜鸿铭《清流传》第146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5[5]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2月第1版

[6[6][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82页

[7[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291页

[8[8]孙江《十字架与龙》第69-70页

[9[9]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62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第1版

[10]季羡林《朗润琐言》第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